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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电 上海沪东造船厂动力车间机修工段青年评论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东汉进步思想家王充的代表作《问孔》篇编写成小故事，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加以评讲，并以黑板报故事连载的形式进行宣传，帮助大家了解一点法家著作和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推动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发展。

这个青年评论组共有十五个人，大多数是一九七一年以后进厂的青年工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认真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今年二月份开始，还读了王充等一些法家的著作。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他在《问孔》篇中大声疾呼：“追难孔子，何伤于义？”
“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并列举了十六件事情责难孔老二。
青年评论组的工人们说：王充在孔老二死后五百多年，写出这篇讨孔的檄文，是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服务的。
在孔老二死了二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入批林批孔，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把研究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青年们还谈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编了一大堆攻击法家、吹捧儒家的故事，流毒极广。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小故事的形式，宣传孔孟之道，毒害人民，为他们搞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
今天我们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用故事的形式，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编写、讲评《问孔》小故事的过程中，青年们遇到了“古人古事，一窍不通，古文古语，拗口难懂”的困难。
但他们想到，现在编写的不只是一个个小故事，而是使批林批孔不断普及、深入，用马列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大事。
因此，迎着困难上，硬着头皮将困难顶回去。
古文古语难懂，许多同志就以字典作为“老师”。
对古人古事不了解，他们就到上海图书馆翻资料。
大家早起晚睡，利用休息日等业余时间，采取读一段议一段、边翻字典边作译注的方法，弄清词义和事情的来龙去脉。
四个女青年花了四个晚上的时间，把六、七千字的《问孔》原文译成一万多字的白话文。
在此基础上，又把王充的《问孔》分成总论和“十六问”，先在工段群众大会上评讲总论，介绍王充的生平及《问孔》产生的时代背景；
然后，采用分工负责、集体讨论的方法，把“十六问”陆续编成“孔老二求官”、“孔老二自打耳光”、“孔老二哭颜渊”、“孔老二搬家”等小故事，加上评论，每篇千把字，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他们一面把这些故事配上插图在黑板报上连载，一面归纳成五个专题向群众评讲，痛斥孔老二虚伪的仁义道德，揭露孔老二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治立场和他的丑恶面目。

沪东造船厂动力车间机修工段青年评论组编写、评讲《问孔》的小故事，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孔老二的反动本质。
他们在讨论编写《宰予打瞌睡引起的风波》的故事时，有个青年提出：“孔老二为什么要抓住上课打瞌睡这个‘小缺点’，无限上纲呢？”
他们翻开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了关于“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查阅了有关史料，发现宰予主张进步，赞同变革，在政治观点上和孔老二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他的“昼寝”是对孔老二不买账的一种表示。
青年们透过这件小事，把孔老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编写《孔老二哭颜渊》的小故事时，青年们对孔老二发出的“天丧予”（意思是：“老天真要我的命呀！”）的悲叹，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孔老二这个复辟狂所以会陷入四处碰壁、穷途末路的处境，并不是因为“天意”，而是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青年评论组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马列武器掌握牢，孔丘原形无处藏。”
第二，联系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深入批判“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
青年们根据《问孔》篇中揭露孔老二打算应邀到晋国和鲁国去做官的野心和他的伪君子面目，编写了《孔老二求官》的小故事，将孔老二“求官”为了“复礼”的丑恶面目刻画了出来。
在评讲这个故事时，他们从孔老二“求官”联系到林彪想当国家的头，指出林彪和孔老二尽管时代不同，但本质相同，语言相通，他们都是复辟狂，都是为了“克己复礼”这一反动目的。
青年评论组还把孔老二的“天命观”和林彪的“天才论”联系起来，编写了《从“凤凰”到“天马”》的小故事，对孔老二自命“天生德于予”，盼望“凤凰”出现，自己统治天下和林彪自诩“天才”，自比“天马”，想当国家主席，妄图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作了比较深刻的批判。

第三，结合本单位的“三史”，痛斥林彪、孔老二的无耻谰言。
青年评论组在评讲《问孔》的小故事时，还注意结合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青年一代在党哺育下的成长史和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厂的发展史，用铁一般的事实，深入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痛斥林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无耻谰言。
有一个青年在评讲有关批判“天命论”的小故事时，结合介绍了自己家庭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
他说：“新旧社会两重天，劳动人民要翻身，不靠‘天命’靠革命！”
还有一个青年在评讲有关孔老二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立场的小故事时，联系林彪散布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谰言，摆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厂造船生产突飞猛进的大量事实。
这个船厂去年一年的造船吨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二点七倍。
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林彪一伙散布的“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

青年评论组编写、讲评《问孔》的小故事，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刊登小故事的黑板报前，阅读的人络绎不绝。
宣讲故事的会场，每次都济济一堂。
听过的工人要求再听，没有听过的赶来补听。
工人们一致反映，这些故事有血有肉，深入浅出，一听就懂，印象深，记得牢。
有些故事已经广为传播。

通过编写、评讲《问孔》的小故事，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
许多工人听了故事，受到很大启发，了解了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思想家对孔孟之道已经持续批判了两千多年。
他们指出，儒家鼓吹得最厉害的所谓“天命”、“礼义”、“仁德”等等，早在公元一世纪，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王充就针锋相对，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谬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而林彪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在大肆宣扬这些谬论，这样一对比，就更加看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青年评论组的同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斗争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锻炼成长。
他们把编写、评讲故事的过程，看作是向工人老师傅学习的过程。
他们扎根在班组，与工人群众同学习、同批判。
在每次评讲之前，先围绕主题作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举行小范围的试讲，邀请工人群众共同出主意、提建议，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
例如，有一个青年在评讲《问孔》中有关批判“天命论”的小故事时，联系旧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讲了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故事，当他讲到祥林嫂最后死于街头，悲愤地说：“就这样，苦命的祥林嫂活活地冻死在街头……”宣讲一结束，有位老工人马上提出：“怎么能讲是‘苦命的祥林嫂’呢？
应该说是被剥削阶级和反动的天命论毒害死的祥林嫂！”
工人老师傅简短的一句话，深刻地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使评讲的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他们表示，要向工人老师傅学习，要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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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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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团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年青干部，在批林批孔中带头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充分发挥了青年人生气勃勃的战斗作用，推动全团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

在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思想指引下，这个团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年青干部到各级领导班子工作，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团的领导班子中有七名年青干部，营的领导班子中有十一名，连队干部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
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的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很快。
批林批孔一开始，他们就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高昂的战斗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朝气蓬勃地参加运动，领导运动。
三营营长、年青干部陈大体，在全营各连分布在四个县执行不同任务的情况下，和营党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始终把批林批孔放在首位。
他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各个连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和文件，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研究制定批林批孔的计划，使全营的运动很快掀起了高潮。
团政治处主任、年青干部李之云，为了指导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团所有连队，召开了几十次座谈会，了解运动的情况，总结了十多个好经验，推广后对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今年提拔起来的一营营长秦万义为了深入批判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亲自到三连去蹲点，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请三连过去的“爆破英雄”和前任指导员回连讲传统，讲战例，讲连史，使大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理解，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

这个团的年青干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扬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经常把群众学习与批判中遇到的难点作为自己学习与批判的重点，用自己的学习成果带头发言，带头写大批判文章，影响和带动部队更好地前进。
四连指导员王银锁，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新干部。
为了帮助连队干部战士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他带头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学习法家的一些著作，还把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法家人物介绍、法家著作注释等资料汇集起来，供干部战士们学习。
有一次，连队到狼牙山区执行施工任务，驻地附近有一个“荆轲塔”。
这个塔是过去反动派宣扬妄图刺杀秦始皇的跳梁小丑荆轲而修建的。
王银锁就组织全连指战员联系这个历史上的反面教员，学习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评价秦始皇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吹捧荆轲，恶毒攻击秦始皇的反动谬论，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儒法斗争的实质。

这个团的年青干部还注意研究新问题，不断给党委提出把运动引向深入、普及、持久的建议。
在批判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由战士直接提拔起来的副指导员王全祥发现有的战士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少，影响了批判的深入。
他立即向团党委反映了这个问题。
团党委经过一番研究，组织了一个参加过这两个战役的十一名老干部的报告团，让他们结合亲身战斗经历，向部队介绍这两个战役的情况，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剥掉林彪所谓“天才军事家”的画皮，推动了批判的深入。
三营教导员、年青干部冯维森发现连队有的理论骨干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影响辅导的效果。
他一面向团党委反映了这一问题，一面深入连队，帮助战士理论骨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习历史知识，还让一个过去在大学学历史的连队干部给理论骨干们讲儒法斗争史，帮助理论队伍很快提高。
他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又把它汇报给团党委。
批林批孔以来，这个团的年青干部提出了二十多条建议，使团党委进一步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
===== 发挥年青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战斗作用-沈阳部队某团党委让年青干部多挑革命重担；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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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团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分发挥青年干部的作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多挑革命重担，更好地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团从基层干部战士中，选拔了九名青年干部充实到党委领导班子中来，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批林批孔一开始，团党委就十分重视发挥他们朝气蓬勃的战斗作用，让他们分别担任蹲点、跑面、办读书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积极贡献力量，更好地锻炼成长。
有一个时期，团里有些单位革命大批判深入不下去。
团党委就让党委成员、新干部刘广仁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解决。
刘广仁根据党委要求，先后深入到三个不同类型的连队作了深入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读书和批判结合不好。
他们又到学、批结合得比较好的二机连去了解，帮助这个连队总结了“反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入批判‘克己复礼’”的经验。
然后，他们把调查的结果向党委作了汇报，建议党委举办读书班，为各连培养理论骨干，大力推广二机连的经验，使全团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个团党委中的青年干部，批林批孔以来，平均每人深入连队蹲点达六十多天，总结推广了二十多份典型经验。

为了使新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更快提高，这个团党委还很注意引导大家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
党委中的一些老干部主动和新干部互帮互学，青年干部学习更是积极。
他们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连队，走到那里，就在那里一面工作，一面读书。
副政委、新干部张振起，在基层蹲点期间，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三个月来，他反复攻读了《国家与革命》、《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四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学习了一点有关儒法斗争历史的文章和书籍，理论水平提高较快，指导批林批孔取得了效果。
他在三连蹲点时，发现有的同志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道理讲得不透，就和干部战士一起围绕这个问题，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剖析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并在全连大会上作了带头批判，大家听了很受启发。

这个部队党委还热情帮助青年干部认真总结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更好地在斗争中前进。
今年三月，党委常委、新干部何榜录到炮二连帮助完成一项紧急施工任务。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他和连队党支部一起，发动和依靠群众，正确处理了运动和工作的关系，不但把批林批孔搞得扎扎实实，而且提前十多天完成了任务。
团党委及时帮助何榜录总结了抓大事，促大干的经验，在全团作了推广，使他进一步提高了抓纲带目的自觉性。
有个新干部在帮助一个连队建立理论骨干队伍时，由于经验不足，依靠群众不够，工作成效不好。
党委书记、政委孙洪才就来到这个连队，同这位新干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并从发动群众入手，迅速建立了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理论骨干队伍，推动了批林批孔的深入。
这位新干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益。
以后，他到另一个连队帮助工作时，运用了这个经验，帮助这个连队变成了全团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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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毛宝忠、唐恺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作者：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篇文章，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志共同研究写成的。
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成了这篇论文。
这件事说明工农兵理论队伍正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也说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战斗力。
这种做法也是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好形式。

——编者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每当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提到这个时代，总是破口大骂，说什么，那时候强盗当上了王侯，而不讲仁义的国家倒强大起来了。
（“篡盗之人，列为侯王；
诈谲〔jué音决〕之国，兴立为强。”
见刘向《战国策书录》）还说什么，那时候搞得人们“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
总而言之，是看起来“颠倒错乱”，说起来“胆战心寒”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哪些人才感到“错乱”“心寒”呢？
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
当时，在轰轰烈烈的奴隶大起义的推动下，奴隶制度一天天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乘势起来夺权，使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惊慌失措。

到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
儒法两家的斗争，作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人物，就是韩非。

一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年——公元前二三三年），韩国人，出身奴隶主贵族。
他和秦始皇的丞相李斯，都是法家荀况的学生。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荀况和前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看清了时代变化的潮流，背叛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
韩非曾经多次向韩王提出革新变法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
在这种情况下，韩非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写成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这部书对先秦法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秦始皇看到韩非写的《孤愤》和《五蠹》〔dù音杜，蛀虫〕等文章的时候，高兴地说：“如果我能见到写书的这个人，能同他交往，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思想是多么符合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

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的潮流，认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各国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法家治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
韩非特别重视各国在变法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认真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对掌权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猖狂反扑，商鞅遭到车裂，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韩非认为，不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政权。
这个思想，对秦始皇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战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权的争夺上，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
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个政治集团的人物都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当时儒法斗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两家的斗争。
儒法两家分别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韩非就是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学说，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治路线，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

在韩非以前，为法家初步建立思想体系的，是荀况。
韩非的思想就是在荀况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韩非所处的那个时代，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如果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就不能战胜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新兴地主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
即使夺得了政权，也不能巩固。
因此，怎样总结和发展前期法家和荀况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
这个担子落在韩非的肩上了。

荀况早期是儒家，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他转变了立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正当儒家妄图用唯心论的“天命”观挽救奴隶制度灭亡的时候，荀况提出了反“天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写了一篇反潮流的著作——《天论》。
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就是说，自然的变化和社会政治没有关系。
这是对儒家“天命”观的致命打击。
荀况还进一步指出：天变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怕；
人定胜天。
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韩非在荀况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只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就可以富强起来，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
这个主张显然有掩盖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因为地主阶级要富强起来，只能靠剥削和压迫农民。
但在当时，这却是对孔孟之流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的有力批判，也是对荀况人定胜天思想的发展。
这个观点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法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们主张厚今薄古，主张革新。
商鞅在驳斥儒家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时，主张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个方法，只要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就不一定照古代那一套去做。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还认为，不照老办法办事未必是错的，按照礼制办事也不见得对。
（“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这是对儒家“信而好古”、“克己复礼”的批判。
荀况针对孟轲“法先王”的倒退思想，提出了“法后王”的前进主张。
这些主张是当时变法实践的理论根据。
但是，商鞅和荀况宣传这个主张的时候，没有能提出充分的论据来。
韩非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说明了历史上人同自然斗争、以及人和人斗争的事实，坚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
韩非认为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比古代进步。
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不期修古”，就是不期望学习古代的方法；
“不法常可”，就是要打破常规，就是说怎么对新兴地主阶级有利，就怎么办。
这就不仅仅是“法后王”了。
韩非辛辣地讽刺那些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人都是些“守株待兔”的蠢人。
韩非的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敢于打破旧传统、急于变革现实的要求。
韩非的思想比前期法家和荀况更进一步，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夺取政权、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更加坚决。

韩非还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
商鞅在秦变法，使用了革命的暴力，取得了变法的成果。
反动儒生赵良大骂商鞅，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鞅看出了儒家这一套的虚伪和反动，坚持了变法，但他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给儒家以有力的驳斥。
荀况针对孟轲的“性善”说，提出了“性恶”的论点。
尽管“性善”、“性恶”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论点，对人性都没有作阶级分析，但荀况的这个论点，却动摇了儒家道德观的基础。
韩非在荀况的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揭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观。
韩非把儒家那一套“仁、义、惠、爱”等伦理观念统统都否定了。
他说：一讲仁义，一说惠爱，就等于无功的人可以得赏，有罪的人反而逍遥。
那么，谁还肯为国家拚死打仗（“当敌断首”）、努力生产（“力田疾作”）呢！
韩非认为，奖励什么，惩罚什么，不可照儒家的那一套办，否则就不能推行法治。
他举例说，楚国有个青年检举他父亲偷羊，这本来应该得赏，但楚国的官吏反而判他有罪，理由是他不孝。
韩非说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检举罪犯了。
（“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又举例说，鲁国有个人从军打仗，打三仗当了三次逃兵。
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家里有老父，怕战死了没人供养父亲。
孔老二听了，认为这人孝顺，推举他做了官。
韩非认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英勇杀敌了。
（“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呢？
有了罪犯，没人检举；
来了敌人，没人抵抗。
因此，韩非认为仁义道德这一套东西是要不得的。

什么是韩非提倡的道德标准呢？
就是努力生产，建立军功。
总之，是恃“力”。
这当然是露骨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在当时对于奴隶主阶级标榜的那一套“德”，却是有力的否定。

三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变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更加完备的政治纲领。

第一，韩非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主张（“要”就是大权）。
这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口号。
韩非认为，不根除分封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就不能打倒，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巩固。

为了充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韩非第一次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
韩非认为，要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
必须用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法令，来保证中央集权，这就是“法”。
要做到这一点，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掌握实行法治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术”。
光有“法”和“术”还不够，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能大权旁落，而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权威，这就是“势”。
“法、术、势”结合起来，当然有对付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实行这个主张就能更有效地防止奴隶主贵族混水摸鱼、破坏捣乱，及时地有力地镇压他们的复辟行动。

韩非的这个政治主张，是在总结了前代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面临的加强专政、防止奴隶主复辟的迫切需要而提出来的。
这是法治体制的新发展，使法治体制更完备、更周密、更有生气。

韩非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制定了一条革新的组织路线。
他认为，对那些一不种田，二不当兵，吃饱了饭到处摇唇鼓舌的反动儒生，不能重用。
为了避免那些游士说客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猎取高官厚禄，就一定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以各种面目混入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
对于任用掌握国家大权的文武官员，要慎之又慎。
宰相必须从地方官员提升，猛将必须从军队基层选拔。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彻底摧毁奴隶主世袭制度，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机构的一条有效措施。

韩非还反对那种口头说得好听而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当官。
他认为，只要有富国强兵的能力，那怕出身低微，也应该重用；
相反，那些不学无术的草包，即使名声再高，说得再漂亮，也不能重用。
这条革新的组织路线，是实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保证。
商鞅变法的时候，从地方政权到基层组织都有新的组织形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用人的路线，在人员安排上更没有从基层一直抓到上层。
韩非在这方面的主张胜过商鞅，他特别注重将相的人选，这对于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是很重要的。

第二，韩非发展了法家传统的“耕、战”政策。
在他之前，李悝提出了“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吴起强调了“战（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商鞅把“耕、战”并举，而且行之有效。
到了韩非的时候，法家的“耕、战”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事实证明，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加强“耕、战”，也就是说要富国强兵。

韩非从当时地主阶级的实际需要出发，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强农业生产，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确立下来，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
在韩非的著作中，贯穿着强调“农战”的精神。
他鲜明地提出“富国以农，距（拒）敌恃辛”的口号，指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才能富强；
而国家富强又得靠强大的武装来保卫。
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思想，在《五蠹》篇中，公开申明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铲除“奸民”。
韩非把那些用“先王之道”骗人的儒生，靠耍嘴皮子吃饭、假公济私的纵横家（即政客），冒犯国家禁令的游侠刺客，不生产、不服兵役的游手好闲之徒，以及投机营利的奸商，斥为“五蠹”。
这五种“蛀虫”，都是社会上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的残渣余孽，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障碍。
韩非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关于“耕、战”的主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政策。

第三，韩非发挥了商鞅、荀况的见解，主张新兴地主阶级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贵族实行革命的专政。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儒家是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
为了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鼓吹今不如昔的复古倒退思想，主张恢复殷、周时期的奴隶主专政。
韩非接受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不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自己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就随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他对于当时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各种思想都进行了批判。
在《五蠹》、《显学》等篇中，对于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同时他还提出：用“以法为教”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先王之语”和“书简之文”；
用“以吏为师”来代替儒家的“私学”。
这实际上是要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和思想、文化，战胜奴隶主贵族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

总之，韩非对于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对于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
在这样的总结和批判中，形成了一条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和路线。
如果说，在这以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还比较简单，那么经过韩非的改造和发展，就更加完善、更加精密了。
秦始皇基本上按照韩非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在李斯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四

在战国末期，全部摧毁有利于奴隶主阶级复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韩非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
在两个阶级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斗中，韩非比前期法家更清醒地看到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性。
这是他能够比前人提出更为完整的法家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韩非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已形成。
法家在同儒家的理论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
这是韩非能够比前人提出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韩非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在当时确实生气勃勃、起了革命的作用，并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精神武器。
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不可能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古代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奴隶的不断起义，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封建制度才能代替奴隶制度。
在这个条件下，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起了进步作用。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便提出了在当时是进步的理论。
当然，也应该看到，韩非终究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除了有代表进步力量、批判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的一面外，还有轻视和诬蔑劳动人民的一面。
他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

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认识到：孔老二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反动顽固派的传统观念，历史上一切搞复辟倒退的腐朽势力都尊儒反法，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尊儒反法。
为了反修防修，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一些法家的著作，深入和广泛地对儒家的思想开展批判。
弄清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更大胜利。

作者：李春柳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有个同志问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什么意思？
我从字面上讲了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是完全讲错了。
这使我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太少，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

于是，我就翻阅了关于商鞅和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一些资料和文章，弄清了这句话的背景。
原来，先秦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坚持社会变革，奴隶主阶级坚持守旧倒退的斗争十分激烈。
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孔孟之流鼓吹“礼治”，顽固地要求复古倒退。
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积极主张“法治”，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并用革命暴力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的反抗。
这句话就是奴隶主贵族代表人物赵良攻击商鞅镇压反动奴隶主时说的。
接着，我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
我还选读了商鞅的《更法》和韩非的《五蠹》，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研究。
这使我懂得了：“法治”与“礼治”，“恃力”与“恃德”是战国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坚持社会进步，就要主张“法治”，对反动阶级实施革命专政，施行革命暴力。
坚持社会倒退，就要死守“礼治”，鼓吹所谓“德政”，以对抗革命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法”和“礼”，也没有超阶级的“力”和“德”。

我又重新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句话作了解释和批判，并联系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分析历史上“法治”与“礼治”的斗争，说明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是妄图把他们所谓的“德政”的枷锁套在革命人民的脖子上。
这句话掩盖反革命暴力向革命暴力的进攻，掩盖反动派要用腐朽的旧制度取代进步的新制度的真象，这是一服欺骗革命阶级的麻醉剂。

法家著作是法家同儒家斗争的产物。
在当前批林批孔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历史上儒法之争的实质，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看清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看清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面目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而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本版文章原载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
普及；
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北京市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北京市郊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满怀丰收喜悦，踊跃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
到七月十日，全郊区已经超额一倍完成了今年夏粮征购任务，入库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以上。

今年以来，北京市郊区各级党组织狠抓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带领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激发出极大的革命干劲。
他们以大寨为榜样，抓革命，促生产，战胜持续八个月的干旱，夺得了今年夏粮丰收。
全郊区夏粮总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长二成以上，总产量和亩产量都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社员们高兴地说：今年夏季丰收，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向国家多交粮、交好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生前所在的大兴县红星公社大白楼生产大队的社员和干部，学习老队长“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大干苦干，夺得了今年夏粮丰收，夏收一季就超额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
北京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今年一千零四十亩小麦平均亩产七百八十九斤。
夺得丰收以后，社员群众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踊跃向国家交售夏粮，交售总额超出了全大队全年征购任务的二点三倍。
房山县赵各庄公社韩村河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教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夏收一季超额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

目前，北京市郊区的许多社队，在留下集体储备粮，留足社员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继续向国家卖余粮，为国家多作贡献。

新华社专稿 入夏以来，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先遣渡江英雄连”在黄海海面上积极开展游泳训练活动，苦练水上作战本领，取得良好成绩。

一九四九年四月，这个连队接受了先遣渡长江侦察的光荣任务。
在敌人炮火的封锁下，全连干部战士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熟练的游泳技术，斗狂风，战恶浪，征服了波涛滚滚的长江天险，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荣获“先遣渡江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从那以后，连队对游泳训练就一直比较重视。
今年夏季游泳训练开训前，连队党支部首先组织干部和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毛主席畅游长江的伟大革命实践，回顾了连队先遣渡江胜利完成侦察任务的光辉战例，愤怒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和干扰部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到大风大浪里锻炼的革命热情。
三班新战士比较多，游泳技术比较差，班长李明春就引导大家回顾本班在先遣渡江前苦练水上作战本领的英雄事迹：那时，三班北方战士多，不会游泳。
老班长张云鹏带领全班同志怀着对敌人刻骨仇恨，迎难而上，刻苦训练，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水上作战本领。
在渡江时，船被敌人打沉了，他们奋勇跳到江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终于游到了对岸，完成了任务。
三班战士听了这些英雄事迹深受鼓舞。
他们以革命前辈为榜样，虚心学习，努力实践，很快学会了游泳技术。

这个连的干部战士在游泳训练中，发扬连队官兵互教互学的光荣传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干部深入现场，带头示范，带头实践，请一些游泳比较好的同志担任小教员，发动群众任教、试讲。
战士李永森游泳技术比较好，他就主动帮助不会游泳的新战士，使三个新战友很快掌握了游泳技术。
现在，全连干部战士都初步掌握了海上武装泅渡和救护伤员等战斗本领。
（附照片）

沈阳部队某部特务连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加强部队游泳训练的指示，积极开展游泳活动。
这是连长给战士们做示范动作。
新华社记者摄

七月盛夏，素称“游泳之乡”的广东省东莞县，稻浪滚滚，红荔满枝，田野间镰刀挥舞，机声隆隆，满载稻谷、荔枝、香蕉的车船穿梭往来。
在这丰收大忙时节，仍然可见早晚工余假日，一群群游泳爱好者畅游在塘、池、河、涌上，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几个孩子的妈妈，有由家长带着的学龄前儿童，欢声笑语，击水畅游，为丰收的水乡增添了动人的色彩。

东莞县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全县河涌纵横，塘库密布，是开展游泳活动的好地方。
东莞人民响应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参加游泳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处于水网地带的十四个农村公社和圩镇，人们多半会游泳。
丘陵地区的二十一个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山塘水库和大型引水工程，游泳活动也发展起来了。
不论夏天，还是冬天，坚持参加游泳锻炼，已经成了这里群众的一种良好习惯。
每年七月十六日，水乡人民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学习伟大领袖的革命实践，都广泛开展渡江、长游活动。
参加者每年达几万到十几万人。

在东莞，有个道滘人民公社。
这里河涌特别多，是“开门见水，举步登船”的地方。
这个公社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会游泳。
由于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这个公社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六十多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道滘公社的广大群众这样喜爱游泳运动，不是没有原因的。
道滘工艺厂女工杜苏妹，未参加游泳锻炼之前，患有神经性单边头痛病，身体瘦弱。
一九七一年，杜苏妹参加了厂里的游泳队，结合药物治疗，每天坚持游泳锻炼。
两年以后，她的头痛病逐渐消失，体格变得强壮，出勤率也提高了。
永庆大队知识青年叶伟民，一九七○年从上海市来到水乡落户。
初来时不会游泳。
她想，在水乡，劳动、生活都离不开水，不会游泳怎么扎根！
就下决心学。
在贫下中农的指导下，她坚持从基本技术学起，一年之内学会了。
后来，她参加了民兵，又学会了潜水、武装泅渡、水上射击、投弹等水上杀敌本领。
今年四月，生产队载河泥肥的农艇被风浪掀翻，她和几个青年下河潜水，把船上装的河泥挖去，捞起了农艇，受到群众的称赞。
象叶伟民一样，从城市来到这里落户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现在个个都练了一身好水性，既给生产队带来便利，又锻炼了身体。

今年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大海潮袭击珠江口，道滘公社闸口大队的河堤被潮水冲开缺口二丈多宽。
这个大队的民兵和社员闻讯及时赶到。
他们依靠自己平时练就的水性，跳入急流筑人墙，与急流展开搏斗，终于顶住海潮，堵住缺口，保住了一千多亩稻田不受海潮的浸害。

道滘公社的群众就这样在实践中体会到了游泳对于锻炼身体、落实战备和发展生产的好处，从而提高了参加游泳活动的自觉性。

在群众性游泳活动中，水乡的少年儿童们更为活跃。
莞城镇第八小学是其中一例。
十多年来，这所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一直把开展体育活动当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方面来抓。
学生参加游泳锻炼，既提高了健康水平，促进了德育和智育的发展，又培养了游泳运动员。
我国著名的游泳选手徐锦柱、梁秀琼就是当年在这所小学上学时从小打下基础的。
现在这所学校的一千三百多名学生，百分之八十八都会游泳。

群众性游泳的普及，带来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东莞县办起了好几个业余体育学校和基层游泳训练点。
道滘业余体育学校就发生了这样可喜的变化：著名老运动员梁桂良十二岁在这里学习时，一百米蝶泳的成绩为一分四十五秒，而现在这所学校十一岁的学生该项的成绩就达到了一分二十九秒；
著名运动员叶欢容十一岁时在这里学习时，一百米自由泳成绩是一分四十三秒，而现在这所学校十一岁的学生该项成绩已达一分二十一秒了。
这些事实，反映了东莞县的游泳运动正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主席赫罗尼莫·贝拉斯科和由他率领的菲律宾石油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成员是胡安·费尔南德斯、塞尔希奥·巴雷拉、加里·马卡西亚尔、何塞·霍贝亚诺斯、安东尼奥·卡皮奥。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陈洁，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赵茂春、程瑞声、张先成、张廷禹、章含之、张星桥、杜玉书、王有金等，会见时也在座。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外交部长姬鹏飞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长图兰·居内什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奥兰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符浩，有关方面负责人沈图、穆青、杨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春等。

姬鹏飞部长在宴会上讲话，热情欢迎土耳其贵宾访问中国，并赞扬土耳其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建设自己的国家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姬鹏飞部长说，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令人鼓舞。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激荡全球，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继今年联合国关于原料和发展的特别会议之后，目前正在加拉加斯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进一步联合起来，再一次显示出它们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姬鹏飞部长说，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超级大国争夺的丑剧层出不穷，而且越演越烈。
它们的侵略和争夺，使那个地区的局势长期处于紧张和动荡之中，正激起中东和地中海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
尽管它们还要进行挣扎和捣乱，但决不能摆脱“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
它们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姬鹏飞部长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一贯主张，不管社会制度相同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各国都应该平等相待，彼此尊重。
各国的事要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上的事要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
我们坚决支持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姬鹏飞部长在谈到中土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时说，中国和土耳其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阻止我们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友好往来。
今天，由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建交以来，我们双方往来日益增多，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居内什外长阁下这次前来我国访问，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为我们两国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
我们相信，阁下的访问，必将对进一步发展中土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居内什外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土中两国人民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他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很远，可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两个民族之间最古老的关系。
我们是最先了解你们辉煌的古代文明的人民之一。
之后，在许多个世纪里，丝绸之路使土耳其能够经常同伟大的中国保持联系。
两个世纪以前，由于近代发生的大动乱，这种关系几乎中断了。
但令人高兴的是，当代的现实又使我们恢复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关系。

居内什外长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代。
我们的世界生活在期待之中，希望人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技术的进步使这成为可能；
同时，它也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出现一场全面战争——这仍然是可能的，这些变革使今天的政治关系格局变得极为复杂，从而要求政治家们很好地保持警惕，并且有责任和义务不断进行磋商，以探索实现和平的道路与途径。

他说，土耳其在当今的世界上起着一种十分特殊的作用。
它处于欧亚两洲之间，这一地理和政治地理位置使它同这两个大陆的国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居内什外长还表示，土耳其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威胁本地区和平的冲突中所进行的正义事业。
土耳其坚决反对用武力攫取领土的任何行径。
它认为，这一冲突只有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居内什外长指出，在当今世界的形势下，土耳其深信，各国有必要在尊重独立、法律上和事实上平等、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接触和交流。
土耳其根据其奠基者的政治思想，支持旨在消除世界上一些地区尚存的殖民主义的努力。
因此，土耳其坚决支持促使人民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运动。
同时，土耳其反对种族歧视。
它声援发展中国家在克服落后状态、抵御一切剥削企图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努力。

宴会自始至终在充满中土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外交部长姬鹏飞今天上午同土耳其外长图兰·居内什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和外贸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刘春、奚业胜、周觉、朱传贤、李立群、杨桂荣、姚匡乙、李志洁。

土耳其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居内什外长的随行人员、政府官员：阿德南·布拉克、哈米德·巴图、内杰代特·泰泽尔、希克梅特·厄兹坎、切廷·奥兰、图加伊·厄兹切里、奥克塔伊·埃温、詹丹·阿载尔。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由团长、罗共中央候补执委、罗共登博维察县委第一书记扬·斯特内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杨公素，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程之平、刘汝昆、陶永年等。

会见后，华国锋同志设宴招待罗马尼亚同志。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塔哈·艾哈迈德·加奈姆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省代表团。

宴会上洋溢着中也两国人民友好的情谊。
吴德主任在祝酒时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
今天都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建设自己国家的共同任务。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省代表团的来访，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塔哈·艾哈迈德·加奈姆团长祝酒时说，民主也门和人民中国都属于第三世界，自从鲁巴伊主席和伊斯梅尔总书记访问中国以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关系得到很大发展。
我们代表团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为我们两国的首都——北京和亚丁友好关系的发展开辟新的篇章。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有关方面负责人朱志轩、韩伯平、邢仁先、梁正中、王康久、马成杰、周永源、林真等。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卡夫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吴德主任同塔哈·艾哈迈德·加奈姆团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陶汉章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参加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建军十周年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对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之后，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以及魏伯亭、郭林祥、杜义德、高厚良、赵杰、陈中民等。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恩噶碓喀和武官马雷亚莱的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市青年学生和劳动人民七月十三日举行声讨大会，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的法西斯罪行。

朝鲜党政领导人徐哲、林春秋，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局长许贞淑等出席了大会。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洪起文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被朴正熙法西斯集团判处死刑和重刑的南朝鲜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献身战斗的真正的爱国者。

他说：“朴正熙傀儡集团对南朝鲜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愚蠢的镇压暴行，表明这些法西斯暴徒受到人民的唾弃，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
洪起文强调指出，朴正熙傀儡集团必须立即停止为了杀害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而进行的审判，无条件地释放那些遭到非法逮捕和无理判刑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

接着，平壤市的工人、学生和文化界的代表也在声讨大会上发了言。
他们一致愤怒谴责朴正熙集团的暴行，表示积极支援南朝鲜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的正义斗争，决心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在七月十三日、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学生委员会在七月十二日也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的斗争，并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的罪行。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七月十三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朴正熙集团最近对南朝鲜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判处死刑和重刑的罪恶行径。

声明指出，朴正熙集团残酷迫害南朝鲜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是违背七·四朝鲜南北联合声明的。
“事实说明，朴正熙集团是没有谈论祖国和平统一资格的卑鄙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是为了它的苟延残喘，而对赤手空拳的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正在学习的青年学生恣意进行残酷判刑的狰狞的法西斯集团，是民族的刽子手。”
声明号召南朝鲜人民奋勇开展拯救爱国者的斗争。
声明表示坚信，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将高举反帝反法西斯、争取民主化的旗帜，为推翻法西斯独裁统治，完成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朝鲜《劳动新闻》七月十五日发表评论，坚决声讨和谴责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电 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在七月九日和十一日悍然对所谓“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事件”有关的五十三名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判处死刑和重刑。

据报道，七月九日，汉城“紧急军事法庭”对南朝鲜“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的负责人、汉城大学学生李哲和诗人金志河等七人判处死刑；
对汉城大学的黄寅成、南朝鲜《中央日报》评论员柳根一等七人判处无期徒刑；
对十八名大学生分别判处二十年和十五年徒刑。

七月十一日，朴正熙集团又对同“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事件”有关的徐道源等各界人士二十一人判处死刑和重刑。

七月七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湄公河上猛烈地截击从南越开来为金边卖国贼运送粮食、弹药和燃料的敌人的一支船队。
当这支船队进入柬埔寨境内时，就遭到了袭击，一艘运输粮食的大船被击沉，两艘敌船被击中起火，其他船只遭到重创后逃跑。
在这次战斗中，人民武装力量打死、打伤船上的敌人五十三名。

七月九日，人民武装力量从四面八方袭击距柬越边境十五公里的平佐敌军营地，打死、打伤朗诺伪军四十七名，缴获武器二十二件和大批其他战争物资。

七月九日深夜，人民武装力量的炮兵和步兵袭击四号公路上磅赛拉敌军营地，打死、打伤敌军官兵四十二名。

七月十日，驻扎在洛恩韦克营地的一个营的敌军企图打开一条通道向东逃跑，人民武装力量截击了这批伪军，打死敌人五十七名，残敌向他们的营地溃逃。

七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人民武装力量在金边以北、金边东北和东南地区，还歼敌三百六十多名，并击毁敌船二艘。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五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七月十日两次派遣SR—71型飞机对河内、海防和越南北方其他一些省份进行侦察。

声明说：这一行动粗暴地侵犯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空，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和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联合公报。

声明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中侦察，必须彻底尊重和严格履行巴黎协定和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联合公报。

文章说，最近，苏联正在有系统地宣传它的所谓关于海洋问题的理论，把矛头指向为维护自己沿海资源而进行斗争的第三世界国家。

文章说，苏联的海军头目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一书中露骨地说：“今天仍然存在着进一步瓜分世界海洋的严重威胁。
现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某些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坚持要重新审查利用世界海洋的现行法令。”
文章指出由此可见，“莫斯科的利益明显地与第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
苏联统治阶级的言论反映出它需要的只是由帝国主义大国自己制定的不经第三世界同意的领海权地位。”
其目的就是要使它的军舰在全世界海洋上横冲直撞，与美国争夺霸权。

文章说，“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权益而展开的各种合理斗争，都一直遭到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对、阻挠和恐吓。
苏联的所作所为把它冒充‘第三世界的真正朋友’的面目揭露无遗。”
文章说，苏联当局正在卖力地鼓吹什么“航行自由”、“捕鱼自由”、“航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这些宣传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它的扩张海上势力的政策”。
文章指出，苏联所鼓吹的这些“自由”，实际上是它进行间谍活动、干涉颠覆别国的“自由”，以便它侵犯别国领海、领空，使用它的现代化工具和科学技术去掠夺别国海洋资源。

文章说，在加拉加斯召开的海洋法会议上，“第三世界正紧密联合起来制定一份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新法章。
然而，每当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建议，美国和苏联就一起极力反对。”
文章最后说，“不管苏联当局怎样发出恐吓之声，不管莫斯科和华盛顿怎样互相勾结”，都绝对无法阻挡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历史潮流。
两个超级大国在海上称霸的末日已经越来越临近了。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讯 特拉维夫消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略阿拉伯国家和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正在拼凑土匪特务武装“七月部队”。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埃坦说：“我们打算建立一支能在敌人领土上行动的、不穿以色列制服的、没有任何识别标记和不向军队和政府负责的部队。”
他叫嚷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清除黎巴嫩东南部的游击队据点”和在那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
“我们将杀死在那里发现的每一个男人。”
这个组织准备招募一万人，并“聘请”阿里尔·沙龙少将当头头。

沙龙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证实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国防部长佩雷斯计划要求他重新担负“积极的职务”，以帮助提高“士气”。
他表示：“如果被召请，我将返回军队。”
中东通讯社最近就此发表评论指出：“组织这支部队的目的是明显的，那就是配合以色列正规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采取行动”，“但是这一措施不能帮助以色列政府逃脱对恐怖行动负责”。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从六月二十八日起进行一般性辩论，两周来共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全体大会上阐述了本国对海洋权问题的立场。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胜利地挫败两个超级大国在议事规则问题上企图攫取事实上的否决权的图谋之后，在一般性发言中发出了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强烈呼声。

许多国家的代表愤怒地揭露和控诉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海洋上进行激烈争夺、严重损害和威胁别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种种罪行。
他们指出：超级大国的侵略和争夺是今天世界不安宁的根源；
超级大国向全球各地区派遣军舰、潜艇、间谍船，炫耀自己的力量和吓唬各国人民，从而使自己处于同世界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超级大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而炮制出来的种种谬论。
厄瓜多尔代表据理批驳了那种硬说二百海里海洋权“危害国际大家庭”以及按捕捞能力分配水生资源等谬论，秘鲁代表谴责那种以建立“非专属经济区”为名继续维护超级大国利益的企图是“特洛伊木马”。
泰国和坦桑尼亚的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超级大国所坚持的所谓“海上自由”实际上是调遣武力的自由，争夺权力的自由，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实行垄断的自由，以及污染的自由，这种“自由”“已变成压迫、掠夺、非法致富和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对于在没有它们参加的情况下制订的旧海洋法制度纷纷表示不满，强烈要求彻底改变以海洋霸权为基础的旧海洋法制度、建立尊重各国主权、维护各国经济权益的公平合理的新海洋法制度。
由拉丁美洲国家带头提出的二百海里海洋权的正义主张，在这次会议上不但得到第三世界几十个沿海国家的广泛响应，而且得到了赞比亚、玻利维亚等内陆国和第二世界一些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代表们还要求，海峡沿岸国的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马来西亚代表指出：“有人以商业航运的利益作为幌子，掩盖那些一心想着军用舰只的人们的意图”。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指出：沿岸国拥有对海峡实行控制和管理的充分主权，非商船未经允许不得通行。
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谈到，内陆国的合理权益应当受到尊重。

许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相互声援，显示了第三世界的团结。
有的代表当面斥责了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当中进行挑拨离间的卑鄙企图。
正如萨尔瓦多代表指出：“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已经在一个与他们的发展前景休戚相关的共同事业中团结起来了。”
发展中国家反对海洋霸权的汹涌怒潮，使两个超级大国惊惶失措。
它们不敢正面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要求，而是玩弄花招，兜售“一揽子交易”，企图继续坚持它们的海上霸权。
苏修代表在会上作了尤其丑恶的表演。
苏联代表团团长科洛索夫斯基在发言中装出要“承认”二百海里经济区的样子，同时却提出了种种限制和先决条件，骨子里仍然是要当海上霸主。
但是，这个骗局一经抛出就被揭穿。
苏修代表蛮横阻挠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发言，当即受到会议执行主席的制止，并且遭到阿尔巴尼亚代表的强烈抗议和中国代表的严词谴责。
苏联代表的种种丑恶表演只是再一次暴露新沙皇的本来面目，使第三世界各国进一步擦亮他们的眼睛。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印度扩张主义者为了实现它吞并锡金的野心，最近在锡金导演了一幕名为“民主化”实为殖民地化的丑剧。

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面积七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十万。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锡金的殖民主义衣钵，在一九五○年强迫锡金同它签订所谓“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锡金的军事、外交等大权都掌握在印度政府手里。

多年来，锡金人民展开了要求废除锡印条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锡金国王纳姆加尔也曾经提出“锡金要锡金化”的口号。
印度政府为了压制锡金人民的民族愿望，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把军队开进锡金首都甘托克，强行接管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

印度对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后，又打着在锡金推行“民主化”的幌子，以便实现它进一步控制和吞并锡金的野心。
今年四月，在印度政府的操纵下举行锡金议会选举，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在三十二个席位中占了三十一个席位。
五月二十一日，印度政府派了一名印度的所谓“宪法专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炮制出一部锡金“宪法”草案。
如果这部“宪法”付诸实施，锡金国王就成了挂名的“国家元首”，一切大权由印度指派的首席行政官独揽，这个印度官员既是锡金政府的首脑又是锡金议会的主席，锡金政府的首席大臣和其他大臣实际上都要由他指派。
“宪法”还荒谬地规定“锡金政府可以要求参加印度的政治机构或代表人民在其中取得代表权”。
换句话说，锡金这个印度的“保护国”随时都可以实际上变成印度的一个邦，被印度所吞并。

六月二十日，印度政府企图操纵锡金议会强行通过这部“宪法”。
这一天，锡金人民不顾印度军警的武装镇压，在甘托克开展了反对通过“宪法”的英勇斗争。
他们在议会门前坚持示威斗争达七八小时之久。
六月二十一日，甘托克的全体政府雇员和汽车司机罢工，商店罢市，使锡金首都陷于瘫痪。

锡金国王纳姆加尔一再表示他不同意印度炮制的锡金“宪法”。
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指责“宪法”草案把锡金作为一个“保护国”单独存在的地位也剥夺掉。
但是，印度政府仍然在七月三日操纵锡金议会强行通过了“宪法”草案。
七月四日，锡金国王于多次发表他对“宪法”的强烈保留意见后，在印度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签署了这部“宪法”。

印度政府一手制造的所谓“锡金民主化”的过程，只不过是在印度军队的刺刀下迫使锡金政府在一张卖身契上签字画押的过程。
印度政府的这种欺负小国的伎俩，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九六八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如出一辙。
但是，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的今天，任何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终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从六月中旬以来，以色列侵略者连续多次空袭和炮击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的村庄和设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七月八日，还出动海军，炮击黎巴嫩南部的蒂雷港和萨拉方德港，从海上侵略黎巴嫩。
这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新的侵略罪行。

黎巴嫩军队和巴勒斯坦突击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
七月八日，当以色列侵略者从海上侵入蒂雷港时，黎巴嫩军队在沿岸阵地上使用各种武器予以回击；
在巴勒斯坦民兵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当天就击退了入侵之敌。
在这之前，六月二十日，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防空部队英勇迎击了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十二架以色列飞机，击落其中两架。

多年来，妄图扑灭巴勒斯坦人民革命烈火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一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侵略，企图捣毁设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基地，特别是阴谋借此挑起黎巴嫩当局和巴勒斯坦突击队之间的不和，借刀杀人，以达到最终消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目的。
以色列的这次侵略行动，虽是故伎重演，但却是在它同埃及、叙利亚相继达成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不久之后进行的，因此，其罪恶用心，尤为引人注目。
以色列总理拉宾就曾直言不讳地叫嚷：黎巴嫩“绝对有责任”赶走利用它作为同以色列作战的一个基地的巴勒斯坦突击队。
他还叫嚷：黎巴嫩政府要对突击队进行的所有活动“负完全责任”。

但是，人们也看到，以色列这回的侵略行动，反映了它色厉内荏的本质。
自从去年在十月侵略战争中遭到失败以来，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互相争吵，乱成一团。
拉宾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于今年六月初勉强拼凑成一个新内阁的。
以色列侵略者利用武装侵略黎巴嫩和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另一目的，就是要为新政府打强心针，扭转被动局面，争取反对派的支持，摆脱统治集团内部的困境，维持其统治。

以色列所以敢于在当前仍然猖狂侵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同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怂恿是分不开的。
人所共知，两个超级大国在露骨的争夺的同时，又鼓吹“缓和”，宣称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所谓“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然而，恰恰是由于它们的支持和怂恿，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造成这个地区的持续的紧张。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继续在中东争霸，以色列继续坚持其侵略扩张政策，中东地区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以色列的这次侵略行径，已激起阿拉伯国家的极大愤慨。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曾写信给不结盟国家元首和首脑、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谴责以色列侵略黎巴嫩。
埃及总统萨达特打电报给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消息表示十分关注。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重申，“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黎巴嫩不会袖手旁观”。
七月三日，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一再侵犯黎巴嫩南部的问题，会议坚决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斗争。
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纷纷表示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