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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电 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人民功臣第一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明现实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连队的战斗力。

批林批孔以来，这个连队就很重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他们过去不止一次地学习过。
为了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们又集中十四天时间重新攻读。
他们把“哥达纲领”同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加以对比，深刻地剖析它们共同的反动本质，看清了“哥达纲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纲领；
林彪的“克己复礼”则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接着，他们又在对比的基础上，努力钻研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重要论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使读书和批判更深入了一步。
四排长曾良斌在学习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根本原因的光辉论述时，联系自己父亲解放前从十三岁起就给资本家放木排，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大大加深了对马克思这一光辉论述的理解，看穿了“哥达纲领”和林彪“克己复礼”纲领的反动实质。
曾良斌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贫困的苦根。
林彪要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复辟私有制，让劳动人民再受剥削和贫困，这绝对办不到。

为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促进批林批孔的深入，这个连的各班排还广泛开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活动。
他们紧密联系实际，把社会调查中了解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公布出来，热情歌颂，同时，出了几道讨论题，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林彪、孔老二为什么都攻击新生事物？
支持新生事物和反对新生事物的斗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
等等。
战士们围绕这些问题看书学习，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寻找理论根据，说明这些问题，提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
战士叶宏奎，入伍前是家乡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
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身参加了建立合作医疗的斗争，对合作医疗的好处有深切的体会。
他联系这个实际，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教导，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说明，使大家听后，很受启发。

这个连的指战员由于在批林批孔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理论水平和革命大批判的水平有显著提高。
原来感到难批的谬论，现在攻下来了；
原来认识不够深刻的事物，现在看到了本质。
司务长郑善水在批判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时，开始比较注意联系反动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批判，认识到反动派对劳动人民从来不施“仁政”。
后来，他继续针对这个问题，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进行再批判，理论水平又有了提高。
他说，一切反动派为了维护自己的血腥统治或妄图复辟旧制度，手里总离不开两把刀，一把“仁政”的软刀，一把“暴政”的屠刀，两把刀都是残害劳动人民的。
拉萨尔鼓吹“自由国家”，赫鲁晓夫鼓吹“全民国家”，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天下归仁”，其罪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我们革命战士决不上他们的当。
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那有今天的社会主义？
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怎能胜利前进？
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战斗到底。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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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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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电 驻守在三湾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党支部，牢记毛主席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在批林批孔中带领全连共产党员刻苦读书，努力作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

三湾位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部。
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使我军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以后，这个连的党支部“一班人”重温毛主席有关党的建设的光辉论述，讨论如何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加强支部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刻苦读书，努力作战的自觉性。
支部书记、指导员王其先不论工作多忙，每天晚上都坚持自学一两个小时。
其他支部成员在看书学习和批林批孔中也都积极走在前面。
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批林批孔运动发展情况和支部党员的理论文化水平，具体做好读书组织工作，积极引导大家有计划地读书，做到月有计划，周有安排，使许多党员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批林批孔的尖兵。
例如，在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时，他们就先后三次召开支委会，研究学习内容，制定作战部署。
第一次，党支部引导党员和战士围绕“智”、“愚”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等教导，联系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大量事实，批判林彪、孔老二对劳动人民的恶毒攻击和污蔑；
第二次，他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愚公移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戳穿林彪鼓吹“上智下愚”唯心史观的荒谬性；
第三次，他们引导大家着重揭露林彪鼓吹“上智下愚”的罪恶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通过这样层层剖析，使大家看清了林彪贩卖孔孟之道的险恶用心，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由于读书和批判结合得好，全连党员和干部、战士思想理论水平有显著提高。
近三个多月来，他们共写批判文章六百六十多篇，召开各种批判会一百三十多次。

在领导全连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的过程中，这个连的党支部还组织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历史，通过学习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党员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好地带领群众投入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
支部从党员战士中挑选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担任辅导员，首先组织他们学习，然后以他们为骨干，举办儒法斗争历史的专题讲座。
几个月来，这支以党员为骨干的理论辅导队伍，先后阅读了《封建论》、《盐铁论》、《五蠹》等，还学习了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和法家人物介绍，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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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这个学院党委分期分批地组织师生深入到省内十个县、市的十四个工厂和五十四个生产大队，同工农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中作辅导报告，编辅导材料，举办工农读书班和村史、厂史展览。
斗争的需要，促使广大师生认真学习理论，研究历史。
政治系历史专业一年级工农兵学员，在同工人群众一起批林批孔时，工人群众要求他们作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辅导报告。
他们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儒家的书，研究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更有力地揭露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今年二月，中文系二年级部分工农兵学员向党委提出了批注《孟子》的要求。
党委立即支持，并组织了一批教师和他们共同战斗。
工农兵学员抓住孟轲“遵先王之法”、“守先王之道”，妄图搞复辟、开历史倒车这个要害，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孟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在批注中，工农兵学员互帮互学，读原文，翻资料，搞翻译，同时学习有关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他们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孟子〉分类批注》一书，还写了《孟轲传》和一批批判文章。
初稿写成后，他们又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最近，部分工农兵学员又开始投入批注《大学》的战斗。
参加批注工作的教师，深为学员们这种敢想敢干、刻苦钻研的精神所鼓舞。
有位老教授，在参加批注《孟子》的过程中，进一步看清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

学院党委及时推广了中文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的经验，要求全院师生以批林批孔为纲，带动学科领域的教育革命。
政治历史系历史专业一年级学员和中国史组、哲学史组的教师，以评价法家，批判儒家来组织中国古代史和哲学史的教学。
目前，《盐铁论》的评注工作基本完成，正准备写一批批判贤良、文学等腐儒和赞扬桑弘羊反儒精神的文章。
另外，教育学教研室的教师写出了《从春秋末期到秦王朝的儒法教育思想斗争》一文。
马列主义教研室也开始写有关评价法家经济思想的文章。
师生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学院党委注意引导广大师生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斗争的需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今年以来，在工农兵学员中，普遍建立了业余读书小组。
他们把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结合起来，同分析解决批林批孔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文系《孟子》批注小组的师生，为了掌握批判武器，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泽东选集》等有关章节，并且编出了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和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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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团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切实加强领导，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

这个团党委是沈阳部队领导批林批孔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单位。
运动展开以来，他们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批孔伟大意义的理解。
党委成员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带头学习，深入批判，处处以模范行动带领全团指战员进行战斗。
为了帮助全团指战员掌握批林批孔的理论武器，他们及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积极为连队培养理论骨干。
他们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到每人掌握一个连队，亲自了解读书情况，总结推广学批结合得好的典型经验。
几个月来，党委成员平均每人在连队蹲点六十多天。
大家对连队运动的进展情况，都了如指掌，心中有数。
由于他们了解连队的情况，运动以来已先后总结和推广了二十三份典型经验。

这个团党委在领导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也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正确领导。
他们经常分析运动形势，研究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健康发展。
有段时间，全团在联系实际深入批林批孔时，有的连队产生了急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苗头，分散了批林批孔的精力。
党委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派出领导同志，分别深入到这些连队，同干部战士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帮助这些单位抓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反复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使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个团的特务连，在批林批孔中，注意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批判搞得比较深入。
团党委发现后，立即派党委委员、政治处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到特务连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召开现场会，作了普遍推广，使全团批林批孔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运动以来，这个团党委就这样先后搞了十二次分析，每一次都抓住一个问题，总结一次经验，推广一个典型，把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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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曾多次击落敌机，获得国防部授予“英雄部队”光荣称号的空军某部党委，经常组织理论骨干进行社会调查，提高革命大批判的水平。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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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讯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团一营指战员，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以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紧施工，提前完成了舟河大桥的施工任务，为一条新建铁路全线提前接轨创造了条件。

这个营是在批林批孔中开上舟河大桥工地的。
他们帐篷顾不上安，首先办起了大批判专栏。
指战员们抓紧一切时间，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大大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加紧施工的革命热情。
三连八班和五班接受了在十天内抢制两套模型板和立模任务，要求高，难度大，又缺乏经验。
排长张立堂就把大家召集起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批判林彪、孔老二散布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懂得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技术骨干手把手地教，同志们虚心学，边干边总结经验，逐步提高了技术水平，提前完成了任务。
机械三连开始担负把四万五千方土方的土运上路基的任务，算来算去任务很紧，后来又增加了两万方，困难就更大了。
党支部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讨论，挖掘生产潜力。
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
结果，工效提高了一倍以上，提前十六天完成了任务。

为了保证完成施工任务，这个团的干部吃住在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大干苦干。
副团长黄国寿经常带领机关工作人员，深入风沙弥漫的大桥工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施工。
副营长周启义每天在工地和战士一起干，那里困难就出现在那里。
三连有的战士绑架子技术不熟练，他就攀到十多米高的排架上去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很受感动。
在干部的带动下，大家你追我赶，终于使舟河大桥提前竣工。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卡比苏茨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总后勤部政委郭林祥，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任允中，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石林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北京的其他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洋溢着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
卡比苏茨武官和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先后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卡比苏茨武官在讲话中指出，今年，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在祖国解放三十周年大庆节日的前夕来庆祝自己军队的建军节的。
他说，我国人民所有最伟大的胜利，从纳粹法西斯枷锁下所赢得的祖国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同人民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三十年来的所有成就，都是我国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通过对帝修反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取得的。

卡比苏茨武官热情赞扬在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基础上，现在正在全国各地胜利地开展的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他在谈到中阿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军队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时说，这一友谊是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所缔造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钢铁基础之上的，它过去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今后也必将经得起种种考验。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在讲话中代表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军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他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一支走过了光辉历程、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英雄军队。
他说，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阿尔巴尼亚近几年开展的革命化运动中，进一步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在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接着说，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修反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党、人民和军队，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给予坚决的支持。
这些都是中阿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生动体现。
他说，由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刘道生、杜玉福、段苏权、王蕴瑞、丁本淳、杨昆山、刘月生、彭海贵、吴钊统、张正光、杨森、柴成文、王迪康、李恩求、向前等。
=====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河北省战胜严重干旱夺得小麦丰收-全省十个地区；
区区增产；
夏粮总产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七二年；
比文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一番

今年，河北省小麦丰收的特点是：收获面积和增产幅度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大。
全省小麦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五百多万亩，总收获面积达到四千三百多万亩。
全省夏粮总产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七二年，比去年增长两成多，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一番。
全省十个地区，区区增产。

河北省小麦主要产区的石家庄地区，今年四百八十二万亩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比去年增长一成多。
其中，正定县、栾城县和石家庄市在去年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基础上，今年超过了五百斤。
保定地区的安国县和石家庄地区的晋县、获鹿县，小麦亩产量都上了《纲要》。
原来产量较低的衡水地区，今年小麦大幅度增产，全区四百六十多万亩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七成，亩产量比去年增长四成。
这个地区的冀县、枣强、武强、武邑、衡水五个县小麦产量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
各地还出现许多小麦一季亩产过“长江”、超千斤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广大干部、社员在喜庆夏粮丰收的时候，欢欣鼓舞地说：今年小麦丰收，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河北人民为了实现“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最近几年，年年扩大小麦种植面积。
今年开春以来，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联系农村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尽管去年秋天小麦播种以后，河北省绝大部分地区干旱持续了八个月，但是全省农村广大干库、社员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充分利用地上水，大力开发地下水，千方百计扩大灌溉面积，为夺取小麦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全省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动力，最多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个。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底，新建成的小水库、坑塘等蓄水工程达四千多处，新建成的扬水站、扬水点和水轮泵站达三千二百五十多处，开挖排灌渠道二万二千多条，修建了截潜流工程五百零二处，新打机井七万一千八百二十一眼，配套机井三万五千五百多眼。
总共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五十多万亩，改善灌溉面积近三百万亩。
加上原有的灌溉设施，全省大部分麦田都得到了灌溉，保证了丰收。
机井较多的石家庄地区，小麦在生长期内，一般都浇了五、六遍水，有的浇了十来遍水，多数地区出现了天旱地不旱的动人景象。

河北省的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
今年春天以来，各地工商部门的职工，通过批林批孔，更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支援农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个省的机械工业部门，积极组织生产协作，不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不仅给农村提供了大量农用水泵，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贡献了力量，而且还赶在麦收前生产出了脱粒机五万二千九百多台，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全省商业部门积极组织货源，夏收前把夏收所需要的各种中小型农具一千八百一十一万件，及时送到农村，有力地支援了夏收，使小麦收割、脱粒的进度，大大超过了往年。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从去年小麦下种以后，遇到持续七个多月的少见的大旱。
七个月的降水量总共不足三十毫米，比常年同期少六成。
看到过一九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大旱的老人说：“这样的天气，要是落到旧社会，准是个大灾年！”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人们以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了大旱，夺得了夏熟作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丰收。

今年，石家庄地区四百八十多万亩小麦，平均亩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加一成多。
全区十八个县（市）都大幅度增产。
其中，正定、栾城和石家庄市，在去年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基础上，一跃跨过“黄河”，达到五百多斤；
束鹿、赵县、平山、晋县、获鹿、高邑、赞皇等七县的小麦平均亩产，都比去年增加一百斤以上；
全区出现了一大批小麦平均亩产过“长江”、超千斤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

批林批孔运动带来了今年农业生产第一个丰收。
从太行深山到滹沱河两岸，广大干部、社员怀着丰收的喜悦，一面紧张地收割、打场，一面争着把最好的头场麦送到国家粮站。
到六月底，只用了半个月时间，这样大面积的小麦，就基本清场，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收打、入库进度比往年提前二十天。
已经入库的小麦，不但数量上比去年增加七千万斤，而且质量好，一级麦占百分之八十五。
许多干部、社员谈起今年小麦丰收的时候，都这样说：这是经过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结果。

坚持斗争哲学

石家庄地区是河北省粮、棉集中产区。
近年来，这个地区在搞好棉花生产的同时，特别注意发展小麦生产。
小麦面积和产量都占粮食生产第一位。
小麦面积逐年扩大，一九七一年，全区小麦三百九十七万亩，一九七二年四百一十三万亩，一九七三年达到四百六十七万亩。

小麦生产的发展过程，是个斗争的过程。

去年麦收期间，由于收打机械跟不上小麦面积迅速扩大的新形势，又遇上半个多月的连阴雨，使一些地方小麦受到损失。
有些地方劳力安排不当，只顾收麦打场，放松了夏种、夏管，使棉花和其它大秋作物也受到一些影响。

去年秋季种麦前，有少数领导干部对多种种好小麦信心不足，说什么“多种不多收，夏秋两头丢”、“少种保高产，省劲又体面”。

中共石家庄地委认为，生产斗争也是斗则进，不斗则退。
多种和少种不单是个小麦面积上的争论，它反映了在粮食生产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遇难而退，就意味着停顿倒退，就不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就不能大上快上。
于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地委发动全区干部、社员，回顾本地区小麦生产的历史，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树立为革命创高产的雄心壮志。
去年八月间，又组织县、社、队主要领导干部在栾城县召开秋收种麦会议，用栾城县大力发展小麦生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生动事实教育大家。

栾城县是石家庄地区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个县。
但是，一九七○年以前，这个县的县委继续革命的觉悟不高，满足于每年增长三点三的生产水平，忽视小麦生产，致使全县粮食单产多年徘徊在四百多斤。
一九七○年以来，县委不断提高路线觉悟，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先进典型经验，看到了小麦生产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努力扩大小麦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夏促秋夺取全年丰收，粮食连年获得大幅度增产，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跨过“长江”。
栾城县发展粮食生产的斗争过程，使大家受到一次路线教育，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
同时，地委还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解决小麦面积扩大后出现的新矛盾。
这样，石家庄地区去秋小麦又扩大了十五万亩，使小麦播种面积占全区粮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条件要靠自己创

小麦播种面积扩大了，又要夺高产，原有的生产条件不能适应了。
石家庄地区的干部、社员说：要象大寨和昔阳人民那样，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夺高产。
不能拘守于现有条件，打多少算多少。

束鹿县一百多万亩耕地，有三十七万亩属于二百米深处才能找到水源的盐碱区。
要夺取小麦丰收，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就要在充分利用地上水的同时，打深井开发地下水。

然而，在束鹿，有的人一听到要打井就摇头，说：“打一眼井就得五、六千元，实现百亩一眼井就得两千五百万呀！”
有些人也想打井，但是一算账，往往被这笔账算凉了。
在这个深井区内，大李庄公社有个七十三户的曹元大队，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小村成了欠账的大户。
社员问干部：“人家都在学大寨，咱就不能打个井，改改这落后面貌？”
有的干部把手一伸，说：“拿钱来！”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曹元大队的干部、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
新的党支部抓大事，抓路线，积极领导群众学大寨，自力更生改变生产条件，三年打了六眼井。
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九十七斤，棉花平均亩产八十斤，三年翻了三番。

束鹿县委和广大干部，对照曹元大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办水利的事迹，进一步认识了群众的伟大力量，认识了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的巨大威力。
他们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打深井开发地下水的热潮。
去年以来，全县共打了一千四百四十一眼机井，比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打井的总和还多三百多眼，使生产条件迅速改变。
今年，全县五十二万亩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一百斤以上，总产增加了四成多。

如今，在石家庄地区的田野上，七万眼机井星罗棋布，初步形成了一个地下水灌溉网。
机井灌溉面积占全区水浇地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随着水利条件不断改善，石家庄地区人民大搞深翻改土，养猪积肥。
许多县办起了小化肥厂，大部分县社办起了小磷肥厂，使土、肥条件也有了很大变化。

在改变生产条件的斗争中，石家庄地区各社队得到了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援。
近三年来，他们为农业提供了五万多台柴油机，使全区机井迅速配套，充分发挥了抗旱效能。
到今年麦收前，他们还生产脱粒机一万多台，连同原有的共计三万三千多台，基本上达到了队队都有脱粒机，大大加快了打场进度，保证了今年小麦丰产丰收。

敢闯高产新路

去年，石家庄地区的无极县郭庄红旗民兵营第八排民兵种的九亩试验田，在夏季每亩收了小麦一千零六十二斤二两后，秋季每亩又收获了九百三十八斤高粱，创造了全年亩产二千零二两的高额丰产新纪录。
石家庄市郊区槐底公社槐底大队第八生产队，出现了五十亩全年平均亩产粮食二千五百五十二斤的“过吨田”。
“过吨田”的出现，震动了石家庄地区，使全区干部、社员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
他们表示，要向高产先进单位学习，敢闯科学种田的新路，创造小麦大面积高产，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石家庄市槐底公社生产条件很好，但过去小麦亩产一直徘徊在七百斤。
去年秋天，干部、社员对照本公社槐底大队第八生产队的“过吨田”，总结经验找差距。
大家说，突不破八百斤，不是小麦没有增产潜力，而是“粪大水勤不用问人”的老框框束缚着我们，科学种田的新路闯得不够。
于是，一个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科学试验活动，在这里展开了。

这里是个利用城市废水和地下水混用的灌溉区。
在总结污水灌溉对小麦生产的作用时，槐底大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靠近污水站的八队，直接用污水灌溉的小麦，不如离污水站较远、污水经过沉淀后再浇地的六队产量高，而离污水站最远的四队，小麦产量又比六队高。
从这里，大家得到启示：污水灌溉应当适量，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今年这个公社改变了旧习惯，增加了清水灌溉的次数。
同时，改用新的高产优种，种植方式、中耕、施肥等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改革。
这样，今年这个公社四千八百多亩小麦一季跨“长江”，平均亩产超过了八百斤。

藁城县过去怕高产地块小麦倒伏，采取不追肥、不浇水、不管理的消极办法蹲苗。
今年，他们总结推广了先进经验，改用多锄、深锄、促下控上的办法，变消极不管为积极狠管，使全县高产地块的小麦基本没有倒伏，夺得了小麦高产。

正定、栾城等县都很重视三类麦的管理。
各级领导干部和麦田管理小组一起，对小麦逐块进行田间会诊，根据苗情、墒情、地力等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管理措施，大抓三类麦升级，有力地促进了大面积均衡增产，使今年的小麦基本上长的一个样。

在喜庆小麦丰收的时候，石家庄地区的干部、社员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破“天才论”和“天命观”，信心百倍地乘胜前进，决心夺取秋季粮、棉的新丰收。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 中国；
民主也门足球队进行友谊赛-邓小平副总理等出席观看并会见双方教练员运动员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今天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中国足球队一场激烈而又友好的比赛，受到全场八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姚晓程，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张联华，有关方面负责人任超、李凤楼、朱仄等出席观看了友谊比赛，并在比赛开始前会见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团长纳赛尔·阿卜杜·拉赫曼·夏特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卡夫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副总理等还走下主席台，到比赛场会见了双方教练员和运动员，同他们亲切握手，一起照了像。

今晚，北京工人体育场洋溢着中也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好气氛。
当两国运动员手拉手来到比赛场地时，全场观众热烈鼓掌，欢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朋友。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队员个人技术好，动作灵活，集体配合默契。
中国足球队速度快，队员传、运球好，后卫和前锋配合密切。
今晚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踢得十分紧张、激烈。
上半场在中国队先攻入一球后，客队从中路快速突破中国队后卫防守也攻入一球，全场观众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球艺热烈鼓掌。
随后中国队又连续攻入三球，以四比一领先。
客队在比分暂时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他们加强了进攻力量，中国队也踢得积极认真，比赛场上出现了许多精彩场面。
特别是客队守门员，动作灵活，反映快，扑救了不少险球。
他的顽强果敢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赛结果，中国队以六比五获胜。

比赛结束后，双方教练员、运动员热烈握手，相互鼓励和祝贺，体现了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是七月七日到达北京的。
八日晚，中国足球协会为欢迎客人们来访举行了招待会。
（附照片）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七月十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中国足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出席观看了友谊比赛。

这是邓小平副总理等与双方运动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红宣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借用历史上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
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鼓吹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常被我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用来恐吓劳动人民。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效法这一套。
他和他们一伙，自称“受于天”的“天才”、“天马”，大讲特讲腐朽反动的“圣人之言”，就是想要人们畏惧他们这些“大人”、“圣贤”，让他们“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我们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针锋相对地批判“三畏”的反动说教，打破他们鼓吹的“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奴隶们“不畏于天”的革命造反行动，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和夺权的斗争，猛烈冲击着奴隶主的腐朽残暴的统治。
为了挽救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败的窘境，孔老二急急忙忙地把已经出了漏洞的“天命论”加以修补，把“大人”、“圣人之言”和“天命”并列起来。

何谓“天命”？
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孔老二说，天不用说话，但它支配着“四时”的运转，“百物”的生长；
人的生死祸福、贵贱贫富也是天老爷决定的。
谁要是得罪了“天”，就是祈祷也没有用。

何谓“大人”？
就是奴隶主贵族。
在奴隶社会中，天子、诸侯（公、侯、伯、子、男）、大夫、士、庶人和奴隶，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就象一座宝塔一样。
大夫以上的少数人，就叫“大人”。
广大奴隶压在最底层，周天子坐在塔顶上。
“畏大人”，用孔老二的另一句话说，就是不准“犯上”。

何谓“圣人之言”？
就是奴隶制社会极盛时期的那一套意识形态。
孔老二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奴隶制社会已经衰败了，现在看不到“圣人”了；
只有古代的文王、周公才称得上“圣人”。
“畏圣人之言”，就是要把文王、周公之道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越雷池半步。
这完全是反对前进、主张倒退，反对革新、主张复古的说教。

从“畏天命”到“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贯穿着一条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黑线。
孔老二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大人”当然是知“天命”的，而“圣人”简直就是“天命”的化身了。
触犯“大人”和“圣人之言”，就是触犯了“天”！
孔老二的“三畏”，归根到底是要人们畏惧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得有任何反抗的要求和行动。
孔老二把“畏天命”和“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列在一起，概括了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思想路线的联系。
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讲得很清楚，他用“畏致而同指”，把“三畏”的一致性一语点破了。
宋朝反动理学家朱熹也直言不讳地说：“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尖。”
可见，“畏天命”是“三畏”的理论基础，“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他们要达到的现实目的。
林彪以“天才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以“设国家主席”（即由他当“国家的头”）为政治纲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孔老二的“三畏”是直接为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是奴隶主手中不准奴隶造反、不准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一根大棒。
你想推翻没落贵族的腐朽统治吗？
他马上用这根大棒打去，说你是“获罪于天”，大祸就要临头！
你想要进行社会的变革吗？
他又用这根大棒打去，说你是“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是“不知命”的“小人”。
他要人们“知”什么“命”？
无非是“知”该受奴隶主的统治的“命”，安分守己，不可稍有反抗。
孔老二不是大肆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吗？
他所说的四个“勿”，其实就是一个“畏”。
“畏”就合于礼，“不畏”就“非礼”。
孔老二鼓吹“三畏”，正是“克己复礼”的一种手段。
林彪在把“克己复礼”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的同时，特别起劲地鼓吹“天命论”、“天才论”，特别起劲地宣扬“正名”，决不是偶然的。

“畏”与“不畏”，归根到底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认识——“天”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是无能为力的。
这种哲学是“听天由命”的哲学，是双膝跪倒的“奴才哲学”。
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不取决于什么“天”，而是取决于自身的发展规律；
人们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可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
这种哲学是“人定胜天”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无所畏惧的斗争哲学。

针对孔老二“三畏”这种腐朽没落的唯心论的哲学，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提出了唯物论的反“三畏”的思想。
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况就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既然各个王朝兴旺和衰亡的时候，“天”都是一样的，那么“天”决定社会治乱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他反对“错人而思天”，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
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则提出要冲破“天命”和“圣人之言”的束缚，鲜明地表示要“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也表现了反“三畏”的气概。
当地主阶级由新兴阶级转化为反动阶级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三畏”又被狂热鼓吹起来了。
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地主阶级内部主要是中小地主阶层中，有一些政治上主张革新、思想上倾向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向“三畏”发出了挑战。
宋朝的王安石反对儒家关于“天人相应”和灾异迷信的反动说教，不顾顽固派的反动议论，坚持变法革新，并且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进步主张。
这种“三不足”的思想，与孔老二的“三畏”是直接对立的。
林彪在疯狂进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活动，效法孔老二大吹“三畏”那一套法螺的同时，恶狠狠地咒骂王安石，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对“三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孔老二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从反面证明了那些被称为“小人”的奴隶们是从来不买“天命”、“大人”、“圣人”之类的账的。
在西周末年，奴隶们就对“天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大呼“昊天上帝，则不我虞”，对奴隶社会的不平提出了抗议，并且指出奴隶的苦难、社会的不平并非来自“天”，而是由“人”——奴隶主造成的。
先秦奴隶起义的英雄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妄称文武”，“不容身于天下”，对这帮“大人”、“圣人”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农民阶级在反抗地主阶级的战斗中，也总是冲破“三畏”的思想牢笼，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大声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统治者“受命于天”的说教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直接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题菊花》诗中说道：“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寄托的也是“天可变，道亦可变”的意思。
由于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三畏”的批判比任何剥削阶级思想家都更坚决，更勇敢。
劳动人民要革命，要斗争，要反抗，就必然要创造或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
他们直接参与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实践，因而倾向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但是，不论奴隶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不可能提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象现代无产阶级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去战胜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他们反对“三畏”的斗争，给了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以巨大的打击，但却不能最后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同反动没落阶级把历史向前发展看成“天丧予”（“天使我灭亡”）相反，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总是尽力推动历史前进，并为此而欢呼歌唱。
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和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地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因此，无产阶级根本不会被反动的“天命论”吓倒，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运用客观规律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结合这个斗争，反复批判孔老二，批判尊孔派。
每一次批判都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员，在毛主席领导下，发扬不怕天，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的战斗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七年，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继续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长期战斗任务。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鼓舞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党的九大以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并号召全党：“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这些，对于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必然会激起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混进党内的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拚死反抗。
同时，还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只有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列主义的反潮流的原则，无产阶级才能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

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
我们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我们反潮流，首先要区别什么是正确潮流，什么是错误潮流。
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阶级分析。
如果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那是错误的。
我们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克里主义的原则，就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晓兵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二章》），孔丘这句话反映了“中庸之道”的反动的阶级本质。

孔丘的“中庸之道”是为“克己复礼”服务的。
“中”的规范（或标准）就是周礼。
中庸之道要人们不得超越周礼的范围，反对社会变革，反对革命。
很明显，孔丘狂叫“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他对革命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咒骂。

孔丘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中出现的破坏奴隶制的任何新事物，一概仇视。
他叫嚷鲁国季氏三分公室后又四分公室是“过其所爱”，晋铸刑鼎是“失其度矣”。
孔丘这里说的“过”与“度”是什么意思？
孔丘说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庸·六章》）。
“用其中”即“量度以取中”（《同上》）的意思。
可见，“过”、“失其度”，就是“反中庸”的同义语。

“反中庸”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
孔丘的“中庸”说教，则是阻挡社会变革的。

春秋末期，奴隶大批逃亡，奴隶起义不断发生。
仅柳下跖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有九千人，给奴隶制度以很大的打击。
这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反中庸”的行动。
在“反中庸”的革命力量打击下，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日趋衰落，大片的井田上“维莠桀桀”（荒芜）。
与井田制衰败的同时，由开垦荒地而来的“私田”开始产生和发展，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萌芽。
它的出现，进一步威胁着奴隶制的存在。
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随后，楚、郑、鲁季氏都对“私田”征收赋税。
这表明，在许多诸侯国，“私田”已经合法，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上层建筑领域必然发生变化。
法家思想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刑罚制度冲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框框，出现了刑法的改变。
晋国赵鞅铸刑鼎，把刑律公布于众，实际上是突破了奴隶等级制的缺口。
这又是“反中庸”的一个胜利成果。
孔丘对此特别伤心，大叫：“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刑法的变化虽然对新兴地主阶级有利，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动的奴隶制，没有推翻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在奴隶起义和逃亡大大削弱了奴隶主的权力的条件下，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成子杀了奴隶主国君齐简公，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性的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进一步冲破了“礼”的桎梏，宣告了“反中庸”的一次大捷。
奴隶制的丧钟敲响了！

封建制度，当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在奴隶、农民、新兴地主阶级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反复的剧烈斗争中诞生的。
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就出现了奴隶主“复礼”和新兴力量反“复礼”的斗争。
反“复礼”，也就是“反中庸”。
没有“小人”们长期地坚决地“反中庸”，就不会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功；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复辟斗争，也是“反中庸”的革命精神的胜利。

林彪贩卖“中庸之道”，鹦鹉学舌地重复着孔丘“小人反中庸”的滥调，大叫所谓“反极左”。
他的所谓“反极左”，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样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
林彪攻击我党的反修斗争“做绝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胡说什么“对立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统一”，都和孔丘当时咒骂社会变革是“过”、是“失其度”一模一样。
林彪反对破坏“旧的统一”，反对“超过”旧“限度”的谬论，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过去，新社会制度在“反中庸”的斗争中产生；
新兴力量在“反中庸”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现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林批孔，批判“中庸之道”，必将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胜利！

作者：叶文

孔丘在从事复辟活动中，十分重视反革命的“勇气”。
他曾经宣扬：“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就是说，这三种“美德”可以通行于天下。
他还说什么“仁者必有勇”，就是说“勇”来自“仁”。
什么是“仁”？
“克己复礼为仁”。

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把“仁”、“勇”、“智”恭录在卡片上，把“勇”解释为“斗争”，说什么这是“用归纳法吸其内容”。
他还抄录了苏轼《留侯论》里的几句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骤（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作座右铭悬挂在床头。

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勇”呢？
他要吸取的又是什么“内容”呢？
“勇”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林彪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吸取反革命内容的。
其目的无非是：一、要其死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二、给自己打气，用孔孟之“勇”来扩大他的反革命的野心；
同时，玩弄反革命的策略，不能轻易暴露，而要有“忍耐”的功夫。

《留侯论》一文，原载《应诏集》。
苏轼曾做“侍读”，为宋哲宗讲授过统治术。
此文是特意写给皇帝看的。
怪不得一心想当皇帝的林彪如此赞赏！
苏轼此文是一篇尊儒反法之作，文中攻击秦始皇“持法太急”，反映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思想。
他提出，在“持法太急”，“其锋不可犯”的情况下，应该暂时忍耐；
“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
他先伪装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后在认为“时机”到来的时候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玩弄这种忍耐术。
为了掩盖自己的投机分子的可耻面目，他把这美其名曰“大勇”。

林彪咒骂、攻击秦始皇，是借以咒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他把苏轼反对秦始皇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当作座右铭，是借以鼓起他自己和他的同伙要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勇”。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的时代，林彪要“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象苏轼所说的那样，立“大勇”、树远“志”，不要因“小不忍”而乱了“大谋”。
他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专政，把党对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的斗争，诬蔑为“骤然临之”，“无故加之”，准备采取“不惊”、“不怒”的反革命策略，以等待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的到来，这是白日做梦。

儒家的学说之所以被历代反动派奉为至理，除了它代表了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外，还因为它经过精致的加工，充满了虚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权术。
就说“勇”吧，一般理解就是勇敢、大胆之意。
但在孔丘看来，“勇”必须合乎“礼”，即所谓“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
“勇”者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还要能“忍”。
孔丘的保镖子路，是个亡命之徒，被孔丘视为亲信。
可是孔丘对他有点不满，说“这个人太好勇了，在这方面超过了我，因此没什么可取了”。
（见《论语·公冶长》）这就是说，“勇”也要合乎“中庸之道”，过分了，就不是真“勇”了。
孟轲进一步发挥了孔丘的这个谬论，提出“小勇”、“大勇”之别。
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轲有一次向齐宣王进言：“请你不要喜好小勇。
按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
’这只是个人的小勇，只能敌得住一个人。
王，请你扩大它！”
（“王请无好小勇。
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
’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王请大之！”）孟轲提出应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勇”，还引了《尚书》上的话说明，“四方之大，判决有罪无罪，惟有我一人说了算，普天之下谁敢有非分的念头？”
（“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简直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不可一世。
林彪以“天下有大勇者”自命，正是这样的“唯我论”者。
他欲取无产阶级天下而代之，建立法西斯的家天下。
真是痴心妄想！

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
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
他们所谓的“勇”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
其实，一切反动派本质上都是极其虚弱的。
他们代表反动没落的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广大人民为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其势汹汹，狂呼“大勇”，但他们是十分孤立的，内心虚弱胆怯得很。
孔老二在宋国时，在大树下和弟子练习奴隶主的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知道后，派人把树伐了，并要捕杀他，吓得他拔脚就逃。
看，这时的孔丘早把“杀身以成仁”的大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又怕在弟子面前失了面子，一边跑一边自我解嘲道：“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交给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以此掩饰他的心虚。
历史上的反动派无不气壮如牛，胆小如鼠。

反动派乞灵于孔孟之“勇”，但是孔孟之“勇”从来也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

（本版文章原载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电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和劳动党地拉那区委员会七月九日在地拉那文化宫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出席集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以及党政军其他领导人阿·查尔查尼、希·卡博、卡·哈兹比乌、马·穆夫蒂乌、彼·杜米、谢·佩奇、希·恰科等。

集会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劳动党地拉那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穆夫蒂乌主持。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恰科在会上讲了话。
恰科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人民军和其它防御力量的加强和现代化给予特别的关心，以便更好地回击帝修的威胁、压力和讹诈。

恰科说，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散布和平幻想，企图掩饰他们为发动战争和侵略而进行的狂热的和大规模的准备。
而劳动党则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使全体武装起来的人民处于永久的战备状态来回答他们，以便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和我国的自由与独立。

他说：“我们在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从不依赖国际上的政治现状，而主要是依靠党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内部因素，依靠劳动党英勇领导下的人民，依靠人民的力量、英雄主义和坚决的斗争，依靠全国为对付侵略者所进行的战备。”
他说，“我们的军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党和社会主义的忠实的军队。
它一贯地以高度的觉悟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
恰科同志最后说，“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武装力量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中全会的历史性决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教导的鼓舞下，投入了为不断提高思想和政治水平、为不断提高革命警惕和战备而掀起的运动，这必将在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而进行的忘我劳动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恰科同志的讲话不断激起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劳动党”、“恩维尔·霍查”和“人民军万岁”的欢呼声。

集会通过了给霍查同志的致敬电。

同一天，都拉斯、斯库台、发罗拉、科尔察等区也举行集会和其他纪念活动，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声明说：“理查德·尼克松先生领导的美国政府最近命令金边的所谓高棉共和国的所谓政府提出‘谈判’、‘和解’、‘和平’和‘组成老挝式的民族联合政府’的建议。

“对此，我以得到全体柬埔寨抵抗运动（包括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最杰出的人物是乔森潘先生）支持的和世界上六十个主权国正式承认的柬埔寨合法国家元首的身份向国际舆论作如下说明，以免国际舆论上一手炮制了所谓高棉共和国的美帝国主义虚伪和卑鄙无耻的欺骗宣传的说。”
声明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并非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而是代表着柬埔寨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和不结盟的深切和坚定不移的真实愿望，被迫进行十分艰苦的武装斗争，反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超级富翁。
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王国没有进行任何挑衅，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超级富翁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策动了所谓共和政变，继而又对其发动侵略、入侵并进行殖民统治。

“因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四年多来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救国斗争。
这是一项民族义务而不是什么好战。”
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柬埔寨战争的唯一罪魁祸首”，它“自一九七○年以来结束了柬埔寨王国十六年的和平，而在这之前，全世界人民都称柬埔寨王国为‘战火弥漫的印度支那的和平绿洲’。”
声明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早在策动朗诺卖国集团的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反动政变以前一年，就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
在策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反动政变后，就公然派遣五万名美军和六万名西贡军队入侵柬埔寨，并出动空军、海军和提供巨额款项来支持朗诺卖国集团进行反民族、反人民的战争；
从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到现在，美帝国主义仍然在继续指挥和直接参与柬埔寨的战争。
声明说，“因此，这场战争不是‘内战’，而是美国对柬埔寨发动的一场侵略和殖民战争。”
声明指出：“因此，柬埔寨战争和和平的钥匙掌握在侵略我国的美国手中。

“所以，指责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或西哈努克拒绝和平是荒唐的。”
声明说：“和平？
我们要求的就只是这一点，并且要求立即实现——但是，如果不将自由、主权、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百分之百地还给柬埔寨，我们就不能接受和平。

“我们永远坚决拒绝‘美国式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会强迫我们接受国家的分裂，或者同卖国贼组成‘联合政府’。”
声明指出，“恢复柬埔寨和平丝毫也不需要通过‘谈判’或‘国际会议’。
这种和平能够立即实现：只要美国停止干涉柬埔寨事务，停止向朗诺集团提供军事援助，柬埔寨问题就会自行解决。”
声明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一起代表柬埔寨国家、代表独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国家”。

声明驳斥了诬蔑柬埔寨五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是“叛乱分子”的谰言。
它指出：“我们不是为反对一个民族政府而斗争，因为民族政府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为反对对我们进行侵略、进行战争、进行一场未经宣战、毫无道理、种族灭绝的残酷战争的一个外国——美帝国主义而斗争。”
声明接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盘踞在金边的朗诺卖国集团及其所谓的“高棉共和国”和朗诺—隆波烈“政府”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完全听从于美国的指挥，“因此，它只是美国的一个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傀儡’、木偶。
当一个‘和平建议’或另外什么东西似乎出自它的口时，实际上却出自无耻地操纵它的美国政府之口。”
声明说：“我谨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名义，要求尼克松先生主持的美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干涉柬埔寨的内部事务，立即无条件地解散建立在金边和柬埔寨几个其它城市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体制。

“否则，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将同敌人作殊死斗争。
我们决不同它妥协，更不同它的卑鄙的走狗卖国贼和解。”
声明最后表示：“柬埔寨爱国人民赋予我们把彻底解放祖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神圣的历史使命。
我们决不违背自己庄严的保证。”
“即使我们还需要斗争和受苦受难十年或二十年，我们也永远不会屈服。
我们决不接受‘美国式的和平’。
我们在历史面前宣誓，我们必将实现柬埔寨式的和平。”
===== 查尔查尼同志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贯彻自力更生原则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指出在帝修不断施加压力的条件下；
加强国防有头等重要意义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阿·查尔查尼最近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力更生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文章指出，党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党懂得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象我们这样的小国，不获得经济独立（这是保证国家独立的历史必要条件），就不能顶住帝国主义大国的压力和奴役性企图，就不能捍卫已取得的胜利并建设社会主义。

文章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动员我国人民创造性的力量和能力，发掘和利用我国资源，以及在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之下，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日益发展和加强着的多种经济。

文章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的是，假如我们的党和政府落入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我们制定的以“国际分工”为名使我国经济执行片面发展政策的帝国主义圈套，那么社会主义的命运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本身的生存将面临怎样的严重危险。
按照他们的想法，我们应当主要发展几种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因为发展这些就等于“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自杀”；
在农业方面应当主要发展果木业等。
至于我们对于面包和食油，对于钢铁、机械设备、化肥和拖拉机等的需要则全然不在话下，因为“阵营”里多的是，可以随时供应我们！
他们要求我国贯彻的这一政策是殖民主义的政策。

文章说，以霍查同志为首的我们党坚决粉碎了党和人民的敌人的这些阴谋诡计。
党依靠自力更生，依靠本国资源和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背叛行径在六十年代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并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疯狂封锁中磐石般地岿然不动。

文章说，贯彻自力更生原则的目的就在于使我国经济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具有长远目标的发展，以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和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防御能力。
今后，在农业生产中，要优先提高粮食生产。
工业生产中，在不忽视日益提高和改善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文章说，在帝修不断施加经济、思想、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条件下，阿尔巴尼亚的国防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主要依靠内部因素，依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的我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以及随时准备迎击一切侵略的全国性战备来保卫祖国。
这就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落实自力更生的革命原则。

文章最后说，“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口号形象地表明了自力更生原则的两个根本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及捍卫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和平条件下，在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国防力量。
=====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开幕-我代表团团长发言表示坚决同第三世界各国站在一起；
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和霸权主义，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电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七月三日在日内瓦开幕。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主席、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诺·卡伊洛和联合国大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三日的开幕会上发了言。

从四日起，会议就世界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举行一般性辩论。

出席本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卜明九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
他说：“这次会议负有实施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的任务，其实质就是改变以超级大国欺压、控制和掠夺别国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是我们本届会议的特点和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共同的庄严责任。”
卜明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为此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是完全正义的。
这一斗争日益突出地成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卜明接着指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超级大国正在竭力维护代表它们既得利益的旧秩序，它们设置重重障碍，阻挠第三世界各国的正义要求的实现。
一个自封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的超级大国甚至明目张胆地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公然主张维持那个罪恶的旧秩序。
超级大国还千方百计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企图破坏第三世界的团结。
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提高警惕的。
事实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打破旧秩序，超级大国要维护旧秩序，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尖锐斗争。”
卜明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我们坚决同第三世界各国站在一起，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它们的经济垄断、控制、掠夺和剥削，坚决主张应当改变当前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列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本届会议议程的有二十六个问题，主要有：贯彻执行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的问题，在明年召开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问题，跨国公司问题，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问题，承认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问题。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讯 华盛顿消息：中国武术代表团结束了对纽约的访问后于七月八日下午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八日晚，华盛顿市政府在杰斐逊纪念堂举行欢迎式。
华盛顿市长沃尔特·华盛顿的代表马丁·沙勒致词。
他代表华盛顿市长、市政府和华盛顿市民，热烈欢迎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代表国务院致欢迎词，祝中国武术代表团演出成功。
他说：“在檀香山、旧金山和纽约看过你们表演的人们都对你们运动家的技巧和艺术家的才能留有深刻的印象。”
他说，“我相信你们这次访问美国将对美、中两国人民间的互相了解做出又一次积极的贡献。”
中国武术代表团团长郭雷致答词，转达了中国人民和运动员对美国人民和运动员的问候。

九日晚，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为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举行招待会。
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英格索尔、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礼宾司司长亨利·卡托、安全和领事事务司司长巴巴拉·沃森、计划和协调处处长温斯顿·洛德等美国政府官员。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华盛顿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以及华盛顿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共二百五十多人。
招待会上，美国各界朋友同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共祝中美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他在议会答复问题时指出，一大批印度边境保安部队人员在今年五月进入费尼地区搜查一名孟加拉国公民的房屋，这一行动是非法的。
他说，孟加拉国政府已要求印度政府处分有关人员。

他还说，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还有边界争执，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