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机务南段职工在批林批孔中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内燃机车单机牵引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在河南境内京广线上全部使用内燃机车牵引客车的计划；
为我国运输多快好省地实现内燃化提供了经验

版面：头版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在河南省境内京广铁路线上的试验证明，使用“东风3”型内燃机车牵引一列旅客列车，只用一台就够了，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用两台。
这是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南段职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林彪尊孔崇洋，投靠苏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这项成果，使郑州机务南段提前一年零八个月，在今年四月下旬实现了在河南境内京广铁路线上全部使用内燃机车牵引客车的计划，也为我国铁路运输多快好省地实现内燃化提供了经验。

“东风3”型内燃机车是根据国外的一种内燃机车加以改进后，由我国自己制造的，功率为一千八百马力。
根据国外资料，使用这种机车要用两台连接起来牵引，叫做“双机重联”。
但是，最近一个多月来，郑州机务南段用“东风3”型内燃机车单机牵引旅客列车，出发正点率和运行正点率都达到百分之百。
由于改双机牵引为单机牵引，机车、机车乘务人员和检修人员都节省了一半，燃料节省了五分之二。
目前，京广铁路全线和京沈、津浦、哈大等几条主要铁路线上所用的内燃机车大都是这种“东风3”型内燃机车。
如果郑州机务南段这一经验在这些线路上推广，必将使这些线路内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郑州机务南段负责河南境内京广、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客车运输。
一九七二年，交通部决定这个段在京广线安阳至武汉之间于一九七五年底全部用内燃机车代替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比蒸汽机车有很多的优越性。
内燃机车不烧煤，既可以节约大量煤炭，又干净，并且机车准备时间短，起动快，操作方便，可以大大改善乘务人员的工作条件。
正因为这样，当第一组“东风3”型内燃机车开进郑州机务南段的时候，广大职工兴高采烈，决心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铁路运输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但是，由于牵引一列客车，要用两台“东风3”型内燃机车。
这样，每撤下一台蒸汽机车，就要上两台内燃机车，机车乘务员由原来的九人增加到十二人。
如果全段的蒸汽机车都改用内燃机车，机车得增加一倍，机车乘务员要增加二、三百人，检修人员也要相应增加，同时还要增建检修库房，增添检修设备。
这样，除了机车之外，还得国家给钱、给人、给设备才行。
因为这个原因，郑州机务南段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的时间里，虽然拥有四十多台内燃机车，却只使用了三组共六台，其余的都摆在机务南段的停车场上当了“围墙”。

今年一月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展开，郑州机务南段一派热气腾腾。
广大职工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林彪尊孔崇洋，投靠苏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路线斗争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极大地提高了。

他们决心打破洋框框，克服困难，把内燃机车尽快全部使用起来。
老司机杨荣全、朱广山等工人提出：“东风3”型内燃机车的马力和原来使用的“人民”型蒸汽机车的马力差不多，性能又比较好，为什么蒸汽机车能够单机牵引，内燃机车反而要双机重联呢？
如果把双机牵引改为单机牵引，除了节省机车之外，机车乘务员、检修人员和检修设备等等都可以相应减少，面临的困难不就比较容易克服了吗？
他们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技术员韦朿等同志，并同技术人员们一起研究了“东风3”型内燃机车的构造和性能，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洋框框可以打破，“东风3”型内燃机车可以实行单机牵引。
根据这一初步结论，他们在双机重联运行过程中关闭了一台机车来作试验。
结果，机车照样安全正点地把旅客列车拉到了目的地。
大家非常高兴，立即向段党委提出进行单机牵引试验的建议。

这个建议提出后，许多工人、干部积极支持，但是有的领导成员有顾虑。
在段领导班子会议上，他们说：“这类内燃机车原先在国外也是双机重联，我们搞单机牵引不安全，不能冒险。”
有的还说：“这种机车在技术资料上就叫‘机组’，是生就的双胞胎。”
段党委第一书记郑义明没有忙于对这个问题作结论。
他引导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教导，批判林彪尊孔崇洋和他散布的“天才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还建议大家到群众中去走一走，听听工人们的意见。

段党委成员纷纷来到群众之中，访问那些曾经进行过单机牵引试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上智下愚”。
工人们说：“过去就是那些洋教条、老规矩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也不准，那也不行，才阻碍了内燃机车上马。
今天我们工人就是要用自己的实践，闯出自己的路子来。”
工人们还说：“有些领导干部只相信外国的和前人的经验，不相信工人的智慧和才能。
已有的技术资料和技术规程，是根据前人或外国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难道就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加以发展、补充，形成新的技术资料和技术规程吗？
世界上那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
工人们的话，深深教育了那些有顾虑的领导成员。
他们统一了认识，坚决支持工人们的倡议。
经郑州铁路局党委批准，机务南段成立了由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单机试验小组，任命安全行车十五年的共产党员、优秀司机杨荣全担任试验司机。
党委的支持，鼓舞了工人群众。
乘务人员、检修人员、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纷纷做好试验的准备工作，信心百倍地迎接一场有意义的战斗。

试验首先在郑州至安阳区间的线路上进行。
今年三月十五日，司机杨荣全踏响风笛，稳提手柄，驾驶一台“东风3”型内燃机车，牵引着一列客车，开出了郑州车站，朝着首都北京的方向奔驶。
列车跨过雄伟壮观的黄河大桥，飞入美丽富饶的豫北平原，安全正点地到达安阳车站。
在返回的路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当列车经过新乡车站时，电机突然发生了故障，当时大家吃了一惊。
跟车试验的段党委第一书记郑义明立即对大家说：“要冷静，既是试验，就要有失败的思想准备。
就是失败一百次，我们也要从一百零一次开始继续试验，直到成功。”
革命的豪情壮志给了大家以鼓舞和力量，工人们迅速排除了故障。
列车飞速前进，提前七分钟到达郑州车站。
接着，他们又在这段线路上试验了六趟，趟趟取得了成功。

北线试验的成绩，坚定了“三结合”小组的信心。
他们决定挥师南下，向武汉挺进。
北线线路平坦，南线要经过鸡公山、武胜关，坡度大，弯道多。
搞单机牵引困难比较大。
“三结合”试验小组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铁路工人敢闯上坡道，迎着风浪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再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
武胜关是京广铁路线上闻名的险关。
这里，铁路象挂在山腰一样，仰看山峰高耸入云，俯视沟深看不见底，每前进一千米，就要升高十二点五米。
过去蒸汽机车从这里通过，都要先在坡底强迫加速，依靠列车的惯性冲上坡去。
这次，他们驾驶一台“东风3”型内燃机车，牵引着一列客车来到险关时，没有在坡底强迫加速，而是依靠机车本身的能力，顺利地通过了鸡公山，穿过了武胜关，在区间提前二十九分钟到达武昌车站。
在返回郑州途中，他们故意在爬坡之前停车一分钟，消灭惯性，然后开车上坡，结果以比蒸汽机车高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顺利地通过了险关。
接着，“三结合”试验小组又在陇海铁路线徐州至三门峡之间进行了十多次单机牵引试验。
这段线路因有流沙，路基松软，同时坡道更长更大，但是他们仍然趟趟试验成功。
他们所作的这些试验证明，国产“东风3”型内燃机车质量好、牵引能力强，实行单机牵引是完全可靠的。

“东风3”型内燃机车单机牵引客车的试验成功，激励着机车检修人员。
他们在前两年已有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继续改建检修库房，制造检修设备、工具，只用原计划四分之一的投资，就提前建成了一个内燃机车检修系统。

郑州机务南段使用“东风3”型国产内燃机车，变双机牵引为单机牵引的喜讯传开后，全国许多铁路机务段的工人、干部纷纷表示祝贺，要向他们学习。
本段的干部受教育更深。
原来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兴奋地说：“内燃机车单机上了马，我们的思想也解放了。”
他们决心和全段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为更快地发展铁路交通运输事业，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版面：头版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版面：头版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河南省小麦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战胜严重干旱，夺得了丰收，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一倍以上。

麦收时节，辽阔的中原大地，丰收喜讯四处频传。
全省十个地区普遍增产。
周口、许昌、开封、商丘、洛阳、新乡等地区增产幅度都在一成左右。
新乡地区小麦平均亩产一季跨过了《纲要》。
温县、新乡县平均亩产六百斤。
博爱、沁阳和新乡、许昌市郊，平均亩产都在五百斤以上。
原来一些低产地区，今年也涌现出了一批小麦亩产一季上《纲要》、过“黄河”的社、队。

在夺取小麦丰收的过程中，河南省各级党组织坚持抓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早在去年麦收前后，各地普遍召开小麦现场会、座谈会，总结抓大事，抓路线，促使小麦高产的经验，并制订小麦增产规划，落实增产措施。
因此，去年小麦的播种质量，施底肥的数量，园田化的面积和优良品种的推广，都超过往年，为小麦丰收奠定了基础。
入春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去冬今春，河南省遇到了解放以来未有过的大旱，降雨量不到正常年景同期降雨量的五分之一。
在持续四五个月的大旱面前，河南省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批判林彪、孔老二宣扬的“天命观”，进一步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
从去年小麦刚一种上，到今年三月，全省群众性的抗旱浇麦斗争一直不停。
各级干部十万余人，同群众一起打井修渠，挖塘建库，掀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全省新打机井五万多眼，完成各项水利工程十一万多处，使全省抗旱浇麦面积达三千四百多万亩，比去年扩大三倍多。
干旱特别严重的安阳地区，在七个月之内只降雨四十多毫米。
这个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大干苦干，经过日夜奋战，全区六百多万亩小麦，有百分之八十浇了二至三遍水，夺得了今年的丰收。

地处豫西丘陵山区的洛阳地区，以“手牵龙王上山头，无雨也要夺丰收”的革命英雄气概，大搞提水、蓄水工程，新建提灌站、中小型水库、开挖蓄水塘等共五百多个，渠道二百多条，把伊河、洛河、涧河和黄河的水，引上丘陵山区灌溉麦田。
一些缺少水源的社、队，从几里之外运水浇麦，保证了旱年夺丰收，使全区今年的小麦产量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今年，河南省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全党大办农业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各地掀起努力学先进，低产赶高产的热潮，促进全省小麦大面积平衡增产。
近几年来，新乡地区的小麦连年大幅度增产，许多地方的干部到新乡地区参观学习，有的还在这里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高产经验，决心尽快把小麦生产搞上去。
商丘地区由于内涝、盐碱、风沙的危害，加上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多年来小麦亩产徘徊在百斤左右。
为了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低产面貌，商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他们学习外地经验，培养了三万多名小麦技术员，从种到收，采取了科学的管理措施。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种小麦试验田，搞小麦丰产方，探索小麦高产规律，指导大田生产。
革命促进生产。
全地区五百多万亩小麦的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还涌现了一批亩产三百斤、四百斤到五百斤的社队。
一九七○年以前，全地区吃粮还靠统销，今年夏季一季就可以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多斤。

开封地区的兰考、中牟、尉氏、杞县、通许等县，在学先进、赶高产的活动中，小麦生产已由过去的丰产块、丰产片，向着大面积平衡增产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每亩增产小麦百斤以上的社、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着人们夺取高产的信心。

在小麦丰收形势的鼓舞下，河南各地争取全年丰收的劲头更足了。
目前，晚秋作物已经出苗，早秋粮食作物和棉花、烟叶等长势喜人。
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正加强田间管理，决心夺取秋季更大丰收。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浙江省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夺得了今年夏粮丰收。
今年全省八百七十多万亩大麦、小麦、蚕豆等夏收作物的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都比去年增长四成以上。

进入夏收季节以来，全省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海岛，丰收喜讯频传。
原来夏粮产量较高的县社更上一层楼，原来产量较低的县社也大幅度增产。
不少县还涌现了一大批高产典型。
广大干部和社员兴奋地说：今年夏粮丰收，是批林批孔的一个丰硕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浙江省农业生产获得显著成绩，粮食平均亩产量从一九六九年起连年超《纲要》。
但是，历年夏粮的产量不高。
这里夏粮生产，有着很大潜力。
今年，广大干部和社员通过批林批孔斗争，焕发出更大革命干劲，决心提高夏粮产量，为国家多做贡献。
去冬以来，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总结历年来夏粮生产的经验教训，破除“种麦不上算”，“麦子是低产作物”等错误思想。
各社队坚持按照种植计划种足夏粮，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推广高产经验，挖掘夏粮生产的潜力，以促进全年粮食增产。

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地区，近四年来粮食平均亩产量连续超过千斤。
今年，这个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决心夺取夏粮丰收，力争全年农业生产更上一层楼。
他们罱河泥、割青草、扫垃圾，大积土杂肥，解决了三熟制面积扩大后肥料不足的矛盾。
桐乡、平湖、德清等县大部分社队做到了施足基肥，重施腊肥，早施春肥，促使小麦早发旺发，为夏粮丰收打下了基础。
今年，这个地区夏粮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都比去年提高四成多。

为了探索江南夏粮高产的规律，今年浙江省广大干部普遍种了试验田。
绍兴县的县、区、社、大队各级干部，同老贫农、技术员、知识青年一起种的大、小麦试验田、丰产方有六万五千多亩，占全县夏粮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平均亩产量达到五百斤左右。
肖山县领导干部在平原的城南公社曙光大队种的一亩多大麦试验田，亩产量高达七百五十一斤。
在山区的云石公社振丰大队种的十八亩大小麦，平均亩产量超过了六百斤。
各级领导通过种试验田，不仅用事实打破了“麦子是低产作物”的论调，而且掌握了指导大田夏粮生产的主动权，促进了各项先进技术的迅速推广。
近年来，浙江许多地方正在逐步推广宽畦、深沟、撒播等先进耕作技术。
建德县由于普遍实行宽畦、深沟、撒播等耕作技术，促进了夏粮生产，总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夺取今年夏粮丰收的过程中，浙江省广大干部、社员发扬“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与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去年冬种前，许多社队总结了往年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及早做好抗灾的各种准备。
去冬今春，全省农田基本建设投工量和完工量都比上年增加一倍多，平整土地一百多万亩，大大增加了蓄水量，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冬种以后，全省大部分地区连续干旱七十多天。
广大社员和干部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观”，进一步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群策群力战干旱。
衡县每天有五万多名社员参加抗旱，动用了六百多台电动机、三百多台柴油机和三千多部水车，把二十多万亩大小麦基本上浇灌了一至二遍，从而保证了全苗。
浦江县广大贫下中农学习昔阳县人民“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精神，坚持大干苦干。
全县人民齐心协力，战胜了灾害，夺得了夏粮好收成。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讯 在“三夏”大忙季节，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开赴农业生产第一线，与广大社员一起批林批孔，并肩奋战“三夏”，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积极贡献力量。

入夏以来，许多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专门召开会议或发出通知，要求所属部队在搞好批林批孔、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的同时，把支援地方“三夏”，夺取夏熟作物丰收，当作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伟大方针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认真抓好。
广大指战员在夏收夏种第一线上，广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宣讲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的历史，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地头、打麦场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批判会、座谈会，交流批林批孔的经验和体会，并且运用多种文艺形式，及时编演农村在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鼓舞社员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天津郊区“四·一四”人民公社支援夏收的某部指战员，同这个公社西柳行大队的贫下中农一起，运用这个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的大量事实，痛斥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无耻谰言，更加激发了军民为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而忘我劳动的热情。
他们连续奋战四天，就将一千七百多亩小麦全部割完收净。
河南省林县人民武装部的指战员，夏收开始以后就背起背包深入各社队，一边做好“三夏”大忙中的民兵工作，一边与贫下中农一起在红旗渠畔喜收新麦，畅谈林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建成红旗渠，夺得粮食上《纲要》的战斗历程，大大加快了夏收夏种的进度。
某部“渡海先锋营”支援夏收的指战员，协助生产队的理论骨干在村头、场院办起了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专栏，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对林彪与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
许多妇女通过批判儒家的“男尊女卑”和林彪一伙的“妇女落后论”，革命精神更加振奋，在夏收夏种中生气勃勃地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支援“三夏”的过程中，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与广大社员一起抢收抢种，保证不误农时。
驻京陆、海、空军各部队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六月中旬以来已经投入了近五十万个劳动日，支援市郊十五个县区的广大社员抢收小麦，抢种水稻。
驻河北省邯郸地区的某部指战员看到一些生产队夏种缺水，就组织起支援夏种突击队，军民们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昼夜担水抗旱点种，使一百五十多亩夏种作物按时下了种。
海南岛驻军某团听说台风和暴雨即将来临，团党委连夜进行紧急动员，带领指战员奔赴驻地附近的各个社队，帮助社员赶在暴风雨来到之前抢收成熟的水稻。
驻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某部队，最近每天抽出近三百人同驻地十四个生产队的各族社员群众早出工、晚收工，顶风冒雨忙夏种，提前十天完成了水稻插秧任务。
正在江苏省苏州地区配合拍摄新影片的某部一营指战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支援当地社队割麦、插秧、平整土地，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

铁道兵、炮兵的一些修理单位，在保证完成部队维修任务的同时，还抽出一部分修理工、木工、电工、焊工组成了农机具修理组，每天背着修理工具和小配件，到驻地各社队巡回修理，大大提高了这些社队农业机械的利用率和功效。
在山海关附近担负军农生产任务的某部队，了解到驻地社队的稻田急需耙平灌水，但机械一时调配不过来，就主动抽出拖拉机和耕牛前去支援，使他们不违农时地插上了秧。
驻山东、四川、贵州、福建、云南、陕西的一些部队，入夏以来在保证完成战备运输的同时，抽出大批汽车、马车，热情支援驻地社队拉麦、运稻、送肥。
许多部队还派出大批医疗小组，深入田间、场头，边劳动，边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防病治病，为保证“三夏”工作的胜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作者：卫今

两千二百年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秦始皇，为着镇压反动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革命措施——焚书坑儒。
它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久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以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见证，为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和秦始皇焚书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临沂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两千一百年。
在两座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四千九百多枚。
从初步整理的结果来看，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
其中《孙膑兵法》一书，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而这次已发现的竹简有二百四十多枚，字数在六千以上。
《孙子兵法》等书，字句和今天传世的本子也有不同，并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佚文。
秦汉以前的古籍这样大量地从地下发掘出来，在西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冢出土《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后的近一千七百年间，还是第一次。
汲冢发现的古籍，大部分不久又重新散失。
临沂出土的竹简，在党和广大群众的关怀下，立刻受到科学的整理，并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有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内容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却唯独没有儒家的经书。

这个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临沂汉墓的时间，上距秦始皇焚书不过几十年。
秦始皇焚书，是一场关系到前进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
东汉时的王充说得好：“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
（《论衡·语增篇》）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复辟，不仅要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强化对反动阶级的专政，禁止他们利用反动文化去蛊惑人心，制造复辟舆论。
不这样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就会重新分裂，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日趋瓦解，奴隶制度就会复辟。

秦始皇的焚书，给予反动儒学的打击是强有力的。
《史记·儒林列传》中明确记载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这次出土大批汉墓竹简的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
庄周曾记载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庄子·天下》）这里正是儒家的老窝，是儒家传统思想盘根错节、影响最深的地方。
可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到了汉初，就连旧鲁地的这处汉墓中，随葬了那么多先秦诸子的著作，偏偏没有发现儒家的经书。
这也说明了儒家在当时所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最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
这个现象，同样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上，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法家，适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在各地朝气蓬勃地推行各种社会变革，极力提倡“耕战”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扫荡那些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用战争的手段来实行中国的统一。
实行统一和防止复辟、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
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响亮地喊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
法家另一个杰出代表荀况同样鲜明地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荀子·议兵篇》）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
它敢于大胆地肯定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必不可少的。
法家这些言论，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孟轲之流竭力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统一战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孙膑兵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孙膑和当时其他法家一样，大声疾呼地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
他明确指出儒家鼓吹的“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那一套是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举兵绳之”，就是说只有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用战争才能实行统一。
孙膑还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面”（有功当天就赏，有过失立即处罚）；
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显然，这些都是法家的观点。
司马迁曾经写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
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把孙膑同法家的商鞅、吴起并列在一起，也证明孙膑是站在法家一边的。

随着新兴的封建制逐步战胜反动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
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十分普遍。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韩非曾经描述他目睹的这种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进行专政。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推行的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大体上就一直延续下来。
透过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的这批竹简，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法家著作风靡一时的盛况。

临沂汉墓出土的先秦诸子著作还有《墨子》、《管子》、《晏子》等。
《管子》不是管仲所写的，它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齐国法家的著作。
这次出土的《管子·七法篇》中关于《为兵之数》和《选阵》两节的片断，是讲军事问题的。
《晏子》在《汉书·艺文志》里虽被列为儒家，但以后柳宗元、马端临、章学诚等都指出班固这种划分是错误的。
出土的残简中，又恰恰保留了晏婴在齐宣王面前痛斥孔丘的一段文字。
这些情况又表明：秦始皇的焚书，在政策上是区别对待的。
它集中打击的是反动的孔学，并没有把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儒家经书一起烧掉。

这个问题，其实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早就加以澄清了。
王充“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对汉代图书的保存和流通情况十分熟悉。
他谈到儒家经书时，明确地指出：秦焚书后，到了汉代“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论衡·书解篇》）。
儒家的书籍是如此，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又怎样呢？
王充同样也作了明确而具体的答复。
他说：秦始皇焚书时，“不燔诸子。
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
（《论衡·书解篇》）王充这段重要的记载，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有的人即便看到它，但被一些儒家的传统偏见束缚住了，往往不敢相信。
现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实物作证，把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弄清楚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疯狂地攻击秦始皇焚书是什么“企图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
他们这些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对中国的历史一窍不通，居然也厚着脸皮来侈谈秦始皇的焚书，其实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
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为了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秦始皇焚书，是“消灭文化”吗？
咒骂改变不了历史。
上述事实已表明，秦始皇焚书，不但没有“消灭文化”，相反，对一切进步文化是采取保护的态度。
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的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都属保护范围内。
即使是那些反动的儒家经书，也不是全部付之一炬，所焚的是以民间私藏为限，而“博士官所职”的则除外，也就是说，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来研究。
《后汉书·天文志》记载：“星官之书，全而不毁”。
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
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
（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这都说明了秦王朝博士官掌管的一切文献档案典籍，都保存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试问：如果秦始皇“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司马迁怎能写出这部完整的《史记》来呢？

实际上，“企图消灭”进步文化的不是法家和秦始皇，恰恰正是儒家和历代的反动统治者。
就以《孙膑兵法》这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为证，《汉书·艺文志》中尚有记载，但从东汉以后一直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这表明此书失传与秦始皇毫无关系。
秦汉以后失传的古籍何止这一部，秦始皇明令不烧的许多古籍后来都无影无踪。
《汉书·艺文志》曾详细记载了秦代的一些医药、种树之书，然而极少流传至今。
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许多古籍的失传，正是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摧残进步文化的结果。
儒家对进步力量的屠杀是残酷的，对进步文化的摧残也是狠毒的。
当初，孔丘为了维护反动奴隶主的思想统治，不但杀了少正卯，而且将三千篇左右的古诗（其中绝大多数是民歌）删砍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三百零五篇，这不是为后来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进步文化大删大砍开了先例吗？
可是，中外反动派以及林彪一伙却完全抹杀这些事实，偏要抓住秦始皇焚书大造其谣，把古籍失传的责任记在秦始皇的帐上，这不是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吗？

秦始皇的焚书，在历史上是起了革命作用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历史上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从来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形式，公开地或是隐蔽地同取得胜利的新兴阶级作斗争。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是尖锐而复杂。
秦始皇的焚书，是一个剥削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专政过程中的必然措施，斗争尚且如此激烈，遭到了古往今来的反动派的如此咒骂，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必然更加激烈，阶级敌人的攻击和反抗必然是倍加疯狂。

列宁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怎么办？
》）。
列宁这段教导，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理论上的斗争应当与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居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这就一定要有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定要对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进行普及的、系统的、深入的、持久的批判。
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必须依靠群众。
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加强理论斗争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把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作者：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

我们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四名青年职工，在今年二月中旬担负了注释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任务。
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在工厂党委的领导下，在中华书局的帮助指导下，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经过两个半月的努力，我们写出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小册子，题目叫《读〈封建论〉》。

提高认识破“三难”，立志注释法家书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现实的斗争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工人阶级如何在深入批林批孔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在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不少困难。
例如，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实质。
有的同志问：“儒家法家都是剥削阶级，法家比儒家到底进步在哪里？”
还有的同志弄不清应当怎样正确评价秦始皇等等。
我们深深感到：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就需要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也需要选读一点法家著作。

正在这个时候，厂党委把中华书局请工人注释《封建论》的任务交给我们四个人。
当时，我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可以学习一些历史知识；
担心的是怕写不好。
一想到读古文，就产生了“三难”，即古文难读、难懂、难注。
我们几个拿榔头、摇摇把的工人，文化水平低，古文的知识很少，能行吗？
但是，批林批孔斗争需要我们发扬工人阶级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这项任务。
当工人同志们听说我们要去书局编写书，纷纷表示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
许多老师傅鼓励我们：“给咱工人阶级争口气，好好干！”
一进书局，书局党委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出版界两条路线斗争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情况，激励我们投入战斗。
书局党委还派一名青年编辑和我们共同战斗。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少往事涌心头。
中华书局已有六十多年历史了。
解放前，工人“大老粗”别说写书，连这个门也进不去。
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才进了这个解放前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地方。
我们和书局的同志一起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大家联系实际，狠批林彪、孔老二唯心论的“天命观”、“天才论”，进一步增添了注释法家著作的信心和勇气。

通过革命大批判，大家解放了思想，认识到：历代劳动人民和进步思想家都批判过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但是很不彻底。
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武器，用它来占领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文化领域，理所当然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我们不干谁干？
我们不占领谁占领？
“之乎者也”难不倒我们，工农兵能够学懂古文，注解古文。
大家一致表示：赵四海能炼出“争气钢”，我们一定要写出“争气书”。

马克思主义作指南，克服困难闯“三关”
《封建论》这篇文章，过去我们不仅没读过，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这回不仅要读懂弄通，而且要写出讲解的文章，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事。
我们遇到的困难，概括起来有“三关”。

第一是文字关。
《封建论》全文一千七百多个字，是古文中较长的一篇文章，好多字我们都不认识；
有的句子和字都认识，合到一块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我们感到要想理解文章的意思，首先必须突破文字关，扫除拦路虎。
编辑同志给我们作辅导，我们认真学习，把不认识的字，注上同音字；
句子不懂，注上白话；
有的词和典故难懂，就查工具书，查资料。
为了熟悉文章，我们又写了七万多字的注字练习。
在一周时间内，终于弄懂了文字，熟悉了文章，讲解起来也象回事了，有的同志几乎能把文章背下来了。

第二是分析关。
分析文章的思想性，这比弄懂文字更艰巨，更重要。
《封建论》是一篇杰出的政治论文。
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用周、秦以来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利弊的大量史实，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郡县制的好处，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注释这篇著作，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有关历史人物的活动、言论，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加以考察和研究。
因此，我们把分析文章的过程，作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有关文件，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力求对《封建论》作出阶级的分析和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例如，“势”是《封建论》的主题思想，贯穿全文。
对柳宗元提出的“势”的概念，我们曾三次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三次分析“势”的含义，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刻。

第一次，我们学习恩格斯关于批判唯心主义“天才论”的论述，分析柳宗元所说的“势”，认识到，儒家认为分封制是“圣人定制”，不可更改，而柳宗元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分封制是由原始社会的那种客观形势造成的，不是“圣人”的意志造成的，这是对儒家反动的“天命观”的有力批判。

第二次，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教导，分析当时围绕着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论战，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坚持前进、坚持国家统一，保守派主张倒退、主张分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封建论》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势”的观点是柳宗元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唯心史观的尖锐批判，完全是为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第三次，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柳宗元的“势”的局限性。
柳宗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
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
他的所谓“势”，只是一种抽象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但正如列宁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柳宗元在当时能够提出“势”的观点，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这比起儒家的传统说教来说是高明多了。

三次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我们从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高度认清了柳宗元“势”的概念的进步意义和它的局限性。
我们深深感到，工农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
工农兵不仅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且要做史学的主人，做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主力军。
这才能把被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最后是表达关。
我们几个人写这样的大块文章还是头一回。
一是有体会说不出来；
二是材料那么多，不知怎么个安排法。
大家说：没关系，咱们边写边学，写不好不会改吗！
一个人不成，大家齐心努力一定成。

写讲解部分时，大家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确定一个详细提纲，由一位师傅试写第一稿。
他苦干了三、四天，眼睛都熬红了。
大家提了修改意见，他又写了第二稿。
接着，我们几个同志又写了第三稿、第四稿，一稿比一稿有提高。
大家把在车间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劲头拿出来，大干苦干。
有的同志嫌每天回家费时间，干脆住在书局。
那位青年编辑同志每次都参加我们讨论，帮助我们修改。
我们遇到疑难问题，就找书局的有关同志帮助解决。
就这样，我们一段一段研究，一句一句讨论，一字一字推敲，经过八次大的修改，终于写出了初稿。

在写书过程中，我们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为现实斗争服务。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指示，认识到我们工农兵读古文、注古文，完全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为什么现在要熟读唐人《封建论》？
我们联系批林批孔斗争，说明了这篇文章在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和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林彪为什么恶毒攻击秦始皇？
就是因为秦始皇主张革新，主张国家统一，对主张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势力实行镇压。
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咒骂秦始皇。
我们还联系了本厂汽车的产量一九七三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二十多倍的事实，说明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而林彪却极力否定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二是时时刻刻把工农兵的要求放在心里头。
我们是为工农兵写书，就要使语言尽可能的通俗易懂，让工农兵读着不别扭。
为了让工农兵看懂，有时为了一句话，大家琢磨半天。
在形式上，为了方便工农兵，根据我们学习的体会，在每段之后加了段落大意。
这本小册子写成后，我们和编辑同志回厂办了两天学习班，请工人提意见，书局党委到解放军某部召开了座谈会，同志们满腔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小册子，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和书局的编辑同志们也为我们提出了宝贵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又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发扬敢想敢干的战斗风格，继续努力作战

回顾我们写《读〈封建论〉》小册子的经过，我们有三点体会。

一、我们四名普通的青年职工，由原来不懂古文到写出一本四万多字的小册子，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大家集体努力，才能写出来。

二、小册子的写成，用事实打破了那种“工农兵学不懂古文，研究不了儒法斗争”的资产阶级偏见。
只要我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工人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历史，不是采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或不分精华糟粕一概肯定的态度，而是“批判的总结”，“古为今用”，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服务，那么，广大工农兵群众就一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理论阵地。

三、这次参加写书的工作，还使我们体会到，工人阶级要攀登理论山，评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就要有股子革命的闯劲，要有一种势如破竹的战斗风格。

总之，通过这次斗争实践，更加激励我们与全厂职工一起努力作战，为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而继续奋斗！

（原载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我国西北兰（州）新（疆）铁路在甘肃省境内穿越戈壁滩遭受风沙流严重危害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沙漠研究人员，同玉门铁路分局玉门工务段的养路工人一起，在戈壁滩上成功地试验和培植了防护林带，基本上控制了风沙对铁路的危害。

这是我国科研人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坚定不移地与工农相结合取得的新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成果。

目前，在玉门一带铁路沿线，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已经营造防护林带两千多亩。
不少地段的白杨已长到四、五米高，红柳长到两、三米高，林带间已经郁闭，它象绿色城墙，严严实实地围护在铁路边上。
滚滚风沙遇到防护林带的阻挡，黄风变清了，强风变弱了，列车行驶再也不受风沙流的威胁。

兰新铁路，是把西北边疆各族人民与祖国的心脏北京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大动脉。
时刻保持这条铁路的畅通，对于加速边疆建设步伐，巩固西北边防，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以前，列车通过戈壁滩，经常受到狂风流沙的袭击。
养路工人为了保证线路畅通，日日夜夜与风沙搏斗着，他们多么渴望能够早日根治这里的沙害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沙漠研究人员走出高楼深院，来到玉门风沙线上。
他们和工人群众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决心克服过去科研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
他们自觉地同玉门工务段干部、养路工人实行“三结合”，虚心接受再教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使科研活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戈壁滩上的流沙到底来自哪里？
这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
养路工人带领科研人员，冒着风沙雨雪，踏遍了疏勒河下游数十条内流河季节性干涸的河谷，查看了每一个风口沙滩，解剖和分析了戈壁滩上各种类型的风蚀残丘，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揭开了大自然的这个奥秘。
为了摸清狂风流沙与铁路沙害的关系，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时间起风，就什么时间观测。
有一次，他们冒着特大暴风，不顾沙子吹打眼睛，扛着仪器，进三步退两步地赶到现场观测，从上午十点钟一口气干到下午四点多，胜利完成了任务。
经过几十次这样的考察和观测，又翻阅了近百种国内外文献资料，终于弄清了风沙流的起因和成灾规律。

为了切断风沙流，保护铁路的畅通无阻，科研人员认真地向养路工人学习，同时到周围一些县、社，到甘肃、宁夏交界的腾格里沙漠，到新疆的塔克拉马干和古尔班通古特等大沙漠的边缘地区，访问各族劳动人民，学习改造戈壁、治理沙害的经验。
在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又开展了戈壁森林植物生长条件、树种选择、铁路防沙林带的配制和结构、林带前沿积沙及其控制途径等方面的定位研究工作。
通过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提出了一个营造乔灌混交林带、切断风沙流的治理方案。

按照从前的“常规”，科研人员掌握了观测数据，找到理论根据，提出治理方案，就可以“收兵回营”了。
这一回，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破除了这种“常规”，坚决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
为了早日降伏风沙灾害，他们坚持同养路工人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赶在春季造林之前，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很快完成了八十里长的两条水泥衬底渠道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
施工中，年青的科研人员陈荷生，数九寒天只穿一件单褂子，汗流满面地同工人们一样地干，别人三班轮换休息，他却常常一口气顶两班。
提起林带里一派生机的东北杨、新疆榆等优良树种，工人们都会夸奖女科研人员高玉芬的吃苦精神。
为了保证春季育苗、植树不误时机，一连几个冬天，她都和男同志一样，冒着风雪，长途跋涉，从外地调来了二十多种良种、良苗，满足了两千多亩林带和五个苗圃的需要。
一九七一年夏天，林带一天天长起来，但二道沟车站附近的一段却生长特别缓慢。
为了弄清原因，共产党员、科研工作者庞武广和女科研人员张玉兰，多次走访群众，重新进行幼林培育研究。
经过疏松土壤，铲除杂草，增施肥料，这样搞了一年，小叶杨和红柳居然猛长高了一倍多。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沙漠研究人员的革命积极性。
最近，他们一方面协助铁路部门制定防沙远景规划，一方面汇总各地铁路防沙的群众经验和科研成果，着手编写《铁路防风沙手册》，决心为在我国根治铁路沙害做出新的贡献。
===== 中共中央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送了花圈；
华国锋同志等送了花圈；
冼恒汉主持追悼会，宋平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胡继宗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在兰州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胡继宗同志的追悼会七月八日下午在兰州举行。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中共中央委员皮定钧、年继荣、李瑞山、张达志、张恒云、冼恒汉、韩先楚、粟裕，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康健民、黄成连，以及湖南、陕西、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和河北省肃宁县党、政领导机关；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各地区、州（市）党、政、军领导机关，省属各部门和胡继宗同志生前友好。

参加追悼会的有：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以及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冼恒汉、张忠、宋平、年继荣、徐国珍、王国瑞、朱培屏、龙炳初、蔺进生、胡定发、白明、茅林、邱裕民、谢金胜、李宗虎、陈建兰、高明芳、单秀、李书茂、伍生荣、王德润、杜绍山、孔俊彪、李樾、李虎、谭开云、杨焕民、刘镇、吕世英、马友里、孙殿甲、梁仁芥、李彬、冯有财、李永和、陈钧、廖政武、刘嬖夫、王加印、刘雪、李天冲、肖秉公、周昌举、马宜生；

中共青海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的生前友好薛宏福、徐启文、石峰；

正在兰州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五届五次、省革委会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和工农兵群众、各界代表，以及为胡继宗同志治疗的医务人员等一千二百多人。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同志主持，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平同志致悼词。
悼词中说：“胡继宗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县青救会主任、县武装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委书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胡继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几十年来，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继续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胡继宗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正大，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朝气蓬勃，忘我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胡继宗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我们沉痛地悼念胡继宗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附照片）

胡继宗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日本共产党（左派）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十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强调结成反对美苏两霸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日共（左派）的这个决议刊登在七月二日的《人民之星》报上。
决议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陷入四分五裂。
由于这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代的世界存在着三个方面，即三个世界。
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在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决议说：“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企图称霸世界，它们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在亚非拉地区到处遭到激烈的反抗。”
“在国内外都遇到了困难”。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窃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而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并且使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决议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挥舞着庞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中近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太平洋推行霸权主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亚于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东欧恶劣地进行经济掠夺。
他们同日本垄断资本进行勾结，收买和怂恿日本的工人贵族，并且大规模地把修正主义反革命文化搬进（日本）来，反对日本革命，并在工人运动中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这一切，都是他们企图霸占世界的帝国主义丑恶野心的表现。”
“不可胜数的事实彻底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反革命本质，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所识破，遭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引起日本和欧洲的不满”。

“既然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
它们既争夺又勾结。
它们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
它们之间的争夺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之间的勾结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
它们的争夺遍及全世界。
目前，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争夺是激烈的。
欧洲是他们争夺的战略重点”。

决议说：“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辉煌胜利与发展。
这些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它们是直接打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是打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动力，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力量。
第三世界和欧洲、北美、大洋洲以及日本人民的斗争，是互相支持的，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战线。”
决议说：“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包括这两个世界的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有日本、欧洲、大洋洲、加拿大等。”
“其中一部分国家对第三世界各国保持着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关系。
同时，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还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剥削和掠夺，它们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强烈不满。
这些国家希望从超级大国的隶属下摆脱出来，要求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一面，在国际政治上具有很大影响。”
决议说：“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路线，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支持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和欺侮的所有国家的斗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尤其是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这一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以及正在这里进行国事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出席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出席集会的还有：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第二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首席法官赛义迪，内阁部长们，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的领导人。

正在这里访问的以李达为团长、陶汉章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以王超柱为团长的中国工人、青年、妇女代表团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集会。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耀文，其他国家驻坦桑尼亚使节，以及非洲南部各解放运动的代表也出席了集会。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热烈祝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二十周年。
他赞扬坦桑尼亚人民在尼雷尔总统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欣赏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两国之间以及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之间兄弟般的双边关系。
他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表示支持莫三鼻给人民和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尼雷尔总统也在集会上发表讲话。
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坦桑尼亚人民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以及在国家独立后所取得的成就。
他号召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员和全体坦桑尼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
他说：“我们必须帮助非洲其他地方的兄弟去争取独立。
我们必须为自由的非洲实现更大的团结而奋斗。
我们必须同世界上其他穷国的人民合作，反对国际剥削。”
他宣布，坦桑尼亚人民将继续积极支持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加强这种支持。

在集会上，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代表非洲—设拉子党祝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二十周年。

集会开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总书记利翁迪，代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及非洲—设拉子党青年团，把象征着坦桑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的自由火炬交给了尼雷尔总统。
一些日子以来，坦桑尼亚青年举着这个火炬跑遍了全国。
这两个青年团在致尼雷尔总统的信中，表示决心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坦桑尼亚大陆二十个专区的主席在会上把捐献给解放基金的四百多万坦桑尼亚先令交给尼雷尔总统。
解放基金是去年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发起的。
尼雷尔总统在热烈的掌声中把这笔捐款转交给莫三鼻给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
接着，尼雷尔总统给二十个由各专区选出来的在发展生产和其他方面表现最出色的“乌贾马”村颁发证书和奖金。

同一天，在桑给巴尔市也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庆祝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二十周年。
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成员，党和政府领导人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

中美洲的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南美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七个国家出口的香蕉占世界市场香蕉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一九七二年，这七个国家的香蕉总出口量近二亿二千九百六十万箱（每箱四十磅）。
但是，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香蕉生产和销售受美资跨国公司控制，其中主要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和蒙特公司。
由于美资跨国公司的垄断，二十五年来，拉美的香蕉价格同工业制成品价格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地损害了拉美香蕉出口国的利益。

拉美香蕉出口国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一九七二年，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三国就签署了《瓜亚基尔宣言》，宣布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跨国公司的掠夺和剥削。
今年三月上旬，拉美七个香蕉生产国在巴拿马城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出口香蕉每磅征收一美分至二点五美分的附加税，并倡议建立香蕉出口国联盟。
到目前为止，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都已经宣布征收不同程度的香蕉出口附加税。
巴拿马《评论报》的社论指出，征收香蕉出口附加税是一个涉及到“民族尊严和主权原则的问题”。
三月底，拉丁美洲的香蕉出口国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开会，通过了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的协议草案。

美资跨国公司对维护民族利益的拉美香蕉出口国采取了报复行动。
美国标准果品公司无理宣布拒绝购买洪都拉斯的香蕉，故意造成大批当地香蕉工人失业。
这家公司还在哥斯达黎加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的香蕉购买量。
美资公司还千方百计抗拒缴纳出口附加税。

但是，拉美香蕉出口国互相支援、坚持斗争，在美资跨国公司的威胁面前显示了团结。
五月九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洪都拉斯领导人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举行会议，决心在跨国公司的压力面前团结一致保卫它们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接着，巴拿马向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各提供一百万美元，支持它们反对跨国公司的斗争。
五月十七日，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巴拿马四个香蕉出口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些跨国公司无理地取消或缩减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香蕉生产和出口的威胁行为。
六月上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协调三国的香蕉出口政策，以便同跨国公司的剥削行径进行斗争。
目前，拉美香蕉出口国反对跨国公司剥削的斗争还在继续发展。

栏目：柬埔寨通讯

这天清晨，金边各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聚集到西索瓦中学周围，准备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卖国贼朗诺和隆波烈释放被逮捕的青年、大中学生和教师。

在将近八点钟的时候，游行者带着广播筒和大量的标语牌，从西索瓦中学出发，走向附近的伪教育部。
当到达伪教育部时，游行的人数已达到五千人。
游行者涌进了伪教育部院内，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冲进主楼，搜查各个房间，终于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伪教育部长高桑金及其顾问塔家，强烈要求这两个卖国贼立即释放他们的战友，并且答应他们的其它要求。
但这两个卖国贼不仅拒绝这些要求，而且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威胁要叫军警来屠杀学生。
于是，示威者就把这两个家伙抓了起来，把他们从伪教育部拉到尤贡托中学去。

当学生们经过诺罗敦大道，到达“独立宫”前面时，大家高呼口号，揭露和谴责朗诺卖国集团的罪行。
不少群众聚集到人行道上来支持学生的示威游行，大批居民还参加到学生的行列中。
就在这时，卖国当局丧心病狂地派出了几千名全副武装的特务、警察和军队来镇压游行示威群众。
一场冲突就在“独立宫”前发生了。
反动军警封锁了街道，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示威者发起进攻。
但是，游行的大中学生和居民尽管手无寸铁，却对美帝国主义者的全副武装的走狗展开了十分英勇的斗争，并且击退了军警。

打败反动军警以后，游行示威队伍带着高桑金和塔家，从“独立宫”继续沿着西哈努克大街向尤贡托中学挺进。
沿途，参加示威的人越来越多。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示威队伍的前锋到了尤贡托中学，而后卫还在特拉萨发昂大街。
游行示威者已由开始的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万多人。
他们把高桑金和塔家关在尤贡托中学的一间大厅里。
他们用麦克风向密密麻麻聚集在学校周围的人群说明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的原因和提出的要求。
他们宣布，大中学生已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到：只要卖国贼释放五月二十六日被捕的五位大学生，他们就释放高桑金和塔家。
他们如此反复宣布了六个小时。

但是，朗诺—隆波烈卖国“政府”拒绝这样做，并增派警察、宪兵把尤贡托中学层层包围起来。
这时，金边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纷纷冲破阻碍，聚集到学校周围，有的甚至涌进学校里面去帮助和鼓励游行示威者。
从各寺院和工厂、企业来的约一千名僧侣和大批工人也参加了示威队伍。

示威者不畏强暴，随时准备战斗，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地保卫尤贡托中学。
将近下午三点时，他们重复高呼他们的口号，要求卖国贼朗诺和隆波烈释放五名被监禁的大学生，立即从学校撤退军警人员。
但是，卖国贼仍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相反，朗诺和隆波烈却命令反动军警特务向学校的围墙靠近。
将近下午七点时，雇佣兵们从四面八方野蛮地进攻学校。
示威者英勇地进行抵抗。
他们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作武器以保卫他们的学校，他们砸碎桌椅板凳，拾起石头、砖块、墨水瓶，……向反动警察投去，打得敌人暂时后退了。
但是，过了一会，卖国贼朗诺和隆波烈竟然下令军警向挤满了人的各大楼开枪射击。
大中学生们毫不畏惧，绝不后退，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
当他们再也找不到石头、砖块、木头时，他们便拳打脚踢，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展开搏斗。
高桑金和塔家就是在这一冲突中丧命的。

在这场英勇激烈的斗争中，数百名游行示威者被卖国贼逮捕了，一些大中学生和青年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许多大中学生挂了彩。
五名外国记者被打伤，一名女记者被反动军警的子弹打死。
在场的外国记者都目睹了恶棍们的野蛮行径，表示了对金边卖国当局的愤慨和对柬埔寨青年、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的同情。

金边卖国集团的这一卑鄙的屠杀吓不倒生活在暂时被他们控制区的居民，相反，进一步燃起了人民群众的仇恨烈火。
这天，游行示威者一直英勇斗争到晚上八点，共打死、打伤伪军警五十人。

六月四日事件后，金边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和教师不顾卖国贼的“戒严法”和“宵禁”，继续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
他们决心斗争到底，共同为消灭金边卖国贼及其政权作出贡献。

（新华社据柬埔寨通讯社）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瑞典《火炬》杂志在今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利用“经互会”控制、剥削和掠夺东欧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

这篇文章指出，苏联在“经互会”内推行“国际分工”、“专业化”和“一体化”，使东欧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例如，最近几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迫把六十座纺织厂改为制造电动机的工厂，并停止了生产飞机与拖拉机。

文章接着指出，苏联在“经互会”内垄断了一些工业部门。
例如，电子计算机的最重要部件是在苏联制造的，其它“经互会”成员国只能生产某些配件。

文章说，“经互会”成员国从苏联进口产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
据苏联官方统计，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苏联卖给四个“经互会”成员国九千八百七十七万吨原油，售价十七亿零五百六十二万卢布，同期苏联卖给六个西欧国家原油九千九百一十一万吨，售价却只有八亿五千二百九十九万卢布。
这就是说，苏联的“盟国”不得不比西欧国家多付给苏联高出一倍的价钱。

文章指出，苏联领导集团在“经互会”内推行“经济一体化”已引起了“经互会”一些成员国的抵制。
文章最后指出，尽管施行了种种压力，“经互会”的“一体化”计划仍然没有完全按照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期望发展。

新华社惠灵顿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电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周报在最新一期发表的文章中揭露苏联修正主义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中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危害。

这篇文章指出：“苏联在中东冲突中玩弄强权政治。
紧张局势使得一些阿拉伯国家同苏联结盟。
苏联就设法卖给这些阿拉伯国家大量武器（常常是过时的），而对它们使用这些武器又加上种种条件。
同时，它利用阿拉伯国家由于这些武器而欠下的债务来向阿拉伯国家廉价‘购买’石油和其它原料。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东西后来又以使苏联获得巨额利润的价格重新卖给西欧国家。”
这篇文章还说，修正主义假装支持解放斗争，同时却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同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这意味着修正主义分子是斗争中的人民队伍中的一支第五纵队”，“修正主义企图制造它是革命的这一印象，然而它干着出卖革命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