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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昔阳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最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回顾过去两年所走过的道路，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就是：坚持革命，坚持进步，就是胜利。

前进，还是后退？

昔阳县从一九七二年初开始，一气旱了十七个月，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许多生产队靠汽车、马车到远处去拉水吃。
这样的大旱，是历史上少见的。
当时，想不到的困难压在了昔阳县人民的头上。
然而，昔阳人民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他们胜利了。
他们是靠什么去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的呢？
有人说，是靠大干。
对的。
但是，又是什么使昔阳人民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那样充满信心，步调一致地去大干的呢？
这就是政治路线的正确。
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胜利，才决定了他们在同严重天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灾大，谣言多；
灾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激化。
一九七二年的九月、十月，因为大旱，农业将比上一年减产已成定局。
这时候，阶级敌人跳出来了，他们幸灾乐祸地说：“看你们干！
老天不下雨，再干也不沾。”
他们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扰乱人心。
他们妄图用夸大具体困难的手法，使人们陷到一大堆具体困难中去，以便在具体问题上打开缺口，使人们走回头路。
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也提出了他们的“合理化建议”。
这些人的建议实质是说：干脆早点动手，把用在抗旱斗争方面的劳动力撤下来，去搞不正当的“副业”，抓钱度荒。
这时候，不知从那里传来了一个鼓动人们各自“利用零散土地多种蔬菜，谁种谁收”的“指示”，更加助长了这股邪风。

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上有些人也乘机散布什么：“昔阳这几年学大寨步子迈得太大了”呀！
“昔阳这几年走过头了”呀！
等等。
这些现象，当时给昔阳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脑子里一下挂了许多问号。

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过后去看，好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还在苗头的时候，一大堆具体矛盾摆在面前，要很快地辨清方向、驾驭形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邪风，在开始的时候，昔阳县各级党组织顶了几个月。
后来，由天灾带来的困难越来越大，邪风也越刮越紧，有的同志对有的问题在思想上就犹豫起来了。
这表现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觉悟的估计上，对大旱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进行斗争的态度上，对在严重困难之下还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的认识上。
其中，特别是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的认识，有的人开始模糊起来。
这时候，昔阳县各级党组织如果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一松，那就可能很快滑到文化大革命中深入批判过的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昔阳县当时有多少贫下中农在担心啊！
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昔阳学大寨上了路，现在可不能再返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一九六一年前后，刘少奇刮资本主义妖风，他们可尝够苦头了。

就在这时候，陈永贵同志到瓦邱等公社向贫下中农进行了调查。
然后，他根据大寨和其他地方贫下中农的意见，向各级党组织，首先是向中共昔阳县委的领导成员，提出了一个在现实斗争中必需回答的问题，这就是：“现在，我们是前进四十里，还是后退四十里？”
他明确地指出：“摆在面前的是一场明明白白的路线斗争。”
他说：“学大寨，就是要解决路线问题。
路线不对，寸步难行。
只能在顺利时候学大寨，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就不能学大寨，那不是真学大寨。
现在，才是学大寨的大好机会。”
一个激动人心的战斗号令，从昔阳县委发出来了。
县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把革命的雄心壮志拿出来，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走大寨之路，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线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狠批资本主义，狠批修正主义，反对右倾思想，夺取新的胜利。
号召最后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
“打铁先得本身硬”
大寨干部、社员好说：“打铁先得本身硬。”
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领导要带头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革命的领导权。

当那股邪风传来的时候，昔阳县委的同志认真回顾了昔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昔阳人民深入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广了大寨大队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先进经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冲击，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群众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数不清的好处。
“这有什么错的呢？”
昔阳县委的同志们认为，昔阳人民干得对，干得好。
要革命，就会有人反对。
不管哪来的邪风，都得坚决顶住。

在这个关键时刻，昔阳县委为了刹住这股邪风，夺取胜利，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昔阳县委过去开会是不多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前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开了三次有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和一次有公社党委副书记参加的会议。
这是认识阶级斗争形势的会议，是认识当前路线斗争性质的会议，它本身也就是一场路线斗争。
在这些会议上，陈永贵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把从群众中搜集起来的许多问题，交给大家认真思考。
这些问题是：

“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为什么要批判走资派？
为什么要批判修正主义？”
“为什么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九、十两次路线斗争？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应该怎样领导群众？”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形势？
是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眼光来看形势，还是就事论事来看形势？”
“认清形势和执行路线是什么关系？”
“我们做工作是靠碰好年头，还是靠正确路线？”
“在困难面前，我们是靠正确路线去战胜困难，还是执行错误路线去扩大困难？”
“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要求我们干什么？
党和人民要求我们干什么？”
“有人反对我们，他们是反什么？
我们应该让谁高兴，让谁伤心？”
等等。

陈永贵同志希望大家把这些问题好好想一想。
他说：“想好了，就不动摇了；
想不好，就会颠三倒四，犹豫不决。”
他还建议大家不要坐在机关里乱想，不要浮在上面看风向，要到群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看看哪一条路线、哪一种做法，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贫下中农有利；
哪一条路线、哪一种做法，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利，对贫下中农不利。
他要求大家记住毛主席的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几次会议期间，昔阳县委的领导成员和各公社党委书记重新到大寨参观。
他们看见大寨的干部和社员在这股歪风邪气面前，好象没这回事一样，仍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该干什么干什么。
同时，他们听取了一批学大寨先进队的贫下中农对当前斗争的看法。
然后，他们重新学习了大寨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顶住刘少奇刮起的资本主义妖风的事迹；
重新学习了大寨在一九六三年遭到了毁灭性洪灾以后，狠抓阶级斗争，坚持自力更生，顶住歪风恶浪，把一个旧大寨建设成了新大寨的事迹；
重新回忆了当时的县委由于执行错误路线，给全县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
重新回忆了自己当时在错误路线面前，不斗争带来的恶果；
并且重新总结了昔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实践，认清了这几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摆在面前的这场斗争的性质。
最后，结合贫下中农向县委提出的“不怕阶级斗争，就怕立场不稳”的意见，县委常委们带头和大寨以及其他一些学大寨先进队的干部比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找差距，摆表现，解剖思想，深查危害，狠批反映在县委内部的右倾表现，再一次认识世界观的改造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系。
当时，县委全体常委都把过去几个月来的斗争，当作了对自己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生动的一课。

这样一来，昔阳县委同志在这场斗争中就旗帜鲜明了，工作主动了，眼睛亮了，胆也壮了。
县委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斗争的指挥部。

路线上坚定了，胜利就到来了

昔阳县委这样做，就是在批林整风中带头向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一个模范行动。
它带动昔阳批林整风运动很快在全县展开了。

界都公社北界都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在革命大批判中，大讲一九七二年昔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胜利。
这一年，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战胜了大旱，全县粮食产量超过一九六六年百分之七十二，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
他们还拿一九七二年的遭灾同一九二○年遭灾作对比。
一九二○年只旱了四个月，北界都全村就有五十六户饿死绝户，逃走的有一百二十人，卖儿女的有九十人，讨吃要饭的不计其数。
而一九七二年，大家不仅夺得了丰收，生活有保证，对国家有贡献，而且还大干苦干，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水利建设上做出了很大成绩。

瓦邱公社小东峪大队在革命大批判中，拿一九六一年遭旱灾和一九七二年遭旱灾，两个灾年，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作对比。
一九六一年的旱灾比一九七二年小得多，当时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个大队党支部领错了路，困难面前开倒车，结果资本主义泛滥，使集体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减产一半以上。
而一九七二年，是在一九七一年遭了严重雹灾的情况下又遭到旱灾的，但是由于路线正确，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斗争，坚持进步，现在人不缺粮，畜不缺草，还要大干促大变。
大家说，这就是两种不同路线，一条苦来一条甜。

在这场革命大批判中，昔阳县社社队队拿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遭灾时执行了什么路线，取得了什么效果，同大寨过去遭灾的情况比；
社社队队都重新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取得的成就，分析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
瓦邱公社小瓦邱大队，一九六三年也和大寨一样遭了灾，大寨当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做到了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还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保证了群众生活，建起了新大寨。
而小瓦邱大队当时受错误路线干扰，经济上靠国家，要了九千元救济款、八万多斤粮食以及其它物资，因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弄得资本主义泛滥，结果，到一九六六年，四年中集体没盖起一间新房，没买过一台机器，生产一直上不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小瓦邱大队狠抓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情况改变了。
他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农业生产大发展，粮食总产量过去最高的年头是五十多万斤，一九七一年就超过一百万斤，还建起了十三孔石窑洞；
买了二十多台机器，增加了五十多头大牲口。

全县社社队队，这样回忆这样比。
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三年春天，昔阳到处在歌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处在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处在歌颂社会主义，到处在摆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到处都成了狠批刘少奇、林彪的战场。
人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说：“我们可不能把可贵的东西丢掉，把可耻的东西重新拿起来！”
这是一股强劲的东风，短短几个月，就把那股从阴沟洞里冒出来的邪风一下子顶得不知去向。
一小撮幸灾乐祸、得意忘形的阶级敌人，原想利用这个机会跳出来夺取阵地，开倒车。
现在他们又被广大群众斗倒了。
他们成了推动人们进一步学好党的基本路线的反面教员。

这是一个强大的动力。
千军万马批林，推动了千军万马抗旱。
水峪水库、杨家坡水库和引漳河水入松溪河的工程上马了。
原来讨论这三大工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工程量太大，困难太多。
现在，认识一提高，胆子都壮了。
他们说：“那有什么了不起！
比起河南林县修红旗渠来，工程小多了。”
社社队队几百项工程都上马了。
仅是三都公社一个公社治理的三都沟，工程就达一万一千多米。
全县的水利建设专业队原来人数不断减少，现在直线上升。
全县“向十万亩水浇地进军”的战斗打响了。
到一九八○年的第五个五年建设规划也作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传播了多少世纪的“无水可抓”的论调也站不住脚了。
“什么无水可抓，无非是比别人多费点劲！”
到了一九七三年下种时，旱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队要到十五里外去担水下种，一来回三十里，好劳动力一天只能担三担水。
全县大部分汽车、拖拉机、马车、平车都用来运水了。
有人说：“这样种地，那里见过！
行吗？”
但是，广大群众认为，三十里担一担水，也要担，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条路线对另一条路线的斗争。
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使敌人由高兴变成伤心！”
结果，路线上坚定了，胜利就到来了。
一九七三年，昔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九百万斤，比产量最高的一九七一年还多二百八十万斤。
全县水浇地面积由一九七一年的一万八千亩扩大到六万九千亩。
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场斗争，锻炼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进步。
现在，昔阳人民回忆起这两年斗争带来的甜头，都感到这是在学大寨问题上给大家补了重要的一课。
这就是：学大寨，还要学习大寨人民在路线斗争中的反潮流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执行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新华社记者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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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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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大队团支部书记贾存锁（中）带领青年写出一篇篇批判“生而知之”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反动谬论的大字报，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和“天才论”。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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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某部六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狠批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全连指战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路线觉悟。
他们说，毛主席四十多年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等攻击农民运动的罪行时，曾经尖锐地指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用“糟得很”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充分暴露出他们是一伙道道地地的反革命。
共产党员、排长毛生成说，毛主席当年对陈独秀之流的批判是照妖镜，把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险恶嘴脸照得一清二楚。
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明他们同中外反动派是一路货。
共青团员、十班战士许寿山说，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把奴隶起义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为的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
四十多年以前的陈独秀，谩骂势如燎原的农民运动“糟得很”，为的是保存封建旧秩序；
林彪一伙拚命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林彪、陈独秀、孔老二都是仇视革命，反对进步，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全连指战员通过边学、边议、边批进一步认识到，凡是顽固维护旧制度、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派，都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麻痹革命人民。
指战员们说，要批深批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必须狠批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宣扬“中庸之道”，反对革命的罪行。
四班战士张增怀说，林彪一伙恶毒咒骂我们的反修斗争是什么“做绝了”、“斗绝了”，妄图阻止中国人民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以便他们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六连干部和战士还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写红色家信和回顾个人成长史的办法，广泛了解和收集反映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事实，专门召开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并且出版专题墙报，用事实狠狠回击林彪及其死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
蒙古族战士查干哈达列举家乡阿拉善左旗腰坝滩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兴旺景象，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如何使过去“狂风一起沙遮天”的腰坝滩大戈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班长杨运德用合作医疗给家乡渔民群众带来的幸福，畅谈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
许多同志还联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以及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大家越谈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他们说，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绝没有好下场。
恶毒诬蔑农民运动的陈独秀之流，早已被前进的历史车轮压得粉碎。
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妄图“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同样落了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去年隆冬，松花江上冻封雪飘，只有下游一段，因受小丰满发电站放水的影响，常年不封冻，冬季也能行船。

事情就发生在这一段。

那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在永吉县乌拉街公社一个渡口的江面上，一只木制渡船载着二十名乘客，靠一条悬空的横江钢缆和水流的冲力，由东岸向西岸驶去。
由于寒潮侵袭，气温骤降，江上浮冰飘流。
渡船行至江心，突然，一块比船大几倍的流冰向船撞来。
流冰猛力推着船往下游漂，横江钢缆“喀嚓”一声拉断了。
渡船失去控制，顺流急下。
六名船工想尽办法，力图把船靠岸，都未成功。
情况十分危急。

驻在江西岸的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舟桥七连指战员闻讯后，立即奔向江边。
连长党金三首先带领部分战士破冰开艇，想用汽艇把渡船拖到岸边。
汽艇没开出多远，就被流冰团团围住，前进不了，后退不得。
连里又开出第二艘汽艇，也被流冰困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
战士们两次推出小木船去救，也都失败了。

这时，已经是夜晚九点钟。
漆黑的夜空，寒风卷着雪渣，纷纷扬扬，下个不停。
江面结起一层冰，流冰不流了。
战士们想到被困在江心渡船上的群众，心里焦急万分。
共产党员吴长青，赶到冰上去探险开路。
他把一根粗麻绳往腰间一拴，两手横握钩篙，趴在冰上，向渡船方向匍匐前进。
共青团员刘成海在后面紧紧跟上。
他们爬到江中心，胳膊肘一按到冰上，就发出“嘎嘎”的响声，随时都有陷落水中的危险。
渡船上的群众借着汽艇照射的灯光，看到他们这种奋不顾身地救群众的情景，急忙招呼：“解放军同志，危险！”
他俩互相鼓励，坚持匍匐向前，终于登上了渡船。
刘成海迅速把船上一个最小的孩子护送上岸。
吴长青在船头拴好绳子，向岸上发出接应的信号，同时细心地组织群众逐个下船，让他们捋着绳子顺冰道上岸。

在第十七名乘客上岸以后，江面发生了变化：水位上涨，冰层鼓开，江水漫出冰面。
再捋着绳子过已经不行了。
船上还有三名乘客和六名船工没有下来。
战士孙长余看到这种新情况，扛起一只橡皮舟，就往江里冲。
他在橡皮舟的一头拴着绳子，让岸上的战友牵着，自己拉着橡皮舟的另一头，向渡船爬去。
开行后，他遇水就游，遇冰就爬，终于赶到了渡船那儿。
他上了渡船，先把剩下的一名女同志扶到橡皮舟上，然后向岸上大喊一声：“快拉！”
他自己趴在冰上，使劲往前推。
橡皮舟落到水里，他又边游边推。
坐在舟上的女同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午夜，江面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水位猛涨，上游远处传来“呜呜”的呼啸声，冰挤冰，冰压冰，一两米高的“冰墙”顺流而来。
渡船上剩下的两名乘客和六名船工着了急，立即下船踏着浮冰往岸边跑。
连长党金三和副连长刘玉英，马上带领十几个战士从汽艇下到冰上，奋力抢救遇险群众。
班长方晓林刚从冰窟窿里爬出来，顺着灯光发现两名乘客在主航道附近落水，便奋不顾身地赶了过去。
他刚把两名乘客救起来，自己却再一次掉进大冰窟。
战友们赶去营救他，他说：“先别管我，快去抢救群众！”
大家一齐努力，终于把冰上的群众救上渡船，又把严重冻伤的战士方晓林和孙长余抬到船上。

夜冷风寒，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船上十几位解放军战士，湿透的衣服被冻成冰甲。
船工们看到这种情景，非常心疼，立即把船上取暖的火燃得更旺。
群众把战士们推到火堆跟前，战士们又把群众往前拉。
老船工甄永祥宁肯自己受冻，把棉大衣脱下来，盖在重伤员孙长余的身上。
孙长余渐渐苏醒过来了。
他关心地问道：“群众怎么样？
方晓林好吗？”
同志们告诉他：“他们都好。”
孙长余高兴地哼起了自己平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歌声象阵阵春风，温暖着船上的群众和战士们的心，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斗志，一直坚持到天亮。

二十四日一早，在当地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经过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同严寒流冰搏斗了十四个小时的人们，终于胜利地上了岸。
渡船上的二十名乘客和六名船工全部安全脱险了。
共青团员方晓林在抢险战斗中严重冻伤，送进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年青战士，用他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实践了他生前在日记上写下的誓言：“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为人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七连指战员抢救遇险渡船的消息，迅速传遍松花江两岸方圆百里的地方，成千上万的群众赶到医院和连队驻地，看望战士们。
短短的几天，他们就收到一千四百多封慰问信。
许多来信表示一定要向七连指战员和烈士方晓林学习。
为了表彰七连的英雄事迹，永吉县委和革委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赠给了七连一面绣着“拥政爱民谱新曲，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锦旗。

如今，七连指战员正以高昂的斗志，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决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西安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陕西省各地最近有五万多名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西安市第一批下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有一万五千多名。
广大群众赞扬说，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可喜成果。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舞着陕西省的广大青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已有十六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干革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地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许多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指示，纷纷向各级党、团组织写决心书，表示坚决同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实际行动，狠批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续写延安青年运动的新篇章。

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争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带头送子女务农，为广大群众作出了榜样。
西安市选调了二百四十多名干部，带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各地社、队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象迎接亲人一样，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干革命。
负责接待西安市应届中学毕业生的陇县，各公社都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
不少生产队已落实了政治辅导员、生产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建立了“三结合”再教育小组，认真做好安置和教育工作。

新华社银川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党组织更加重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今年以来，已有三千二百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各学校组织应届高中毕业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使他们进一步认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中共银川市委、团市委和许多学校召开了知识青年批林批孔会。
知识青年们在会上批判了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学习柴春泽等革命青年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银川市八百六十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还给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誓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事业。
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应届毕业生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共银川市委、团市委的表扬和家长们的支持。
地处六盘山区的固原县，最近有一百一十五名知识青年到什字公社插队落户。
他们表示一定要同六盘山区贫下中农一起，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彻底革命精神，艰苦奋斗，改造山区，建设山区，把毛主席当年领导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过的六盘山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壮丽。

知识青年到农村后，许多社、队给他们安排的第一课，就是同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
知识青年们积极写批林批孔文章，办大批判专栏，在批林批孔中发挥先锋作用。

新华社石家庄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河北省文安县马武营大队党支部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

马武营，是河北省文安县刘么公社一个有八十多户的小村。
一九六九年以来，有八十六名天津市和文安县城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插队落户。
五年来，这些知识青年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成了干部、群众看书学习的帮手，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的突击手，科学实验的尖兵。
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战胜旱、虫、风和连阴多雨等自然灾害，夺得较好的收成，粮、棉上《纲要》，全年向国家交售余粮八十万斤。
今年，这个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春耕生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动手早，进度快，质量好。
贫下中农谈起这个小村的巨大变化时，总要称赞村里的知识青年。
他们说：“俺队的粮棉丰收，有知识青年的汗水。
马武营的变化，可有知识青年们的一份功劳啊！”
一九六九年元旦，天津市六十名知识青年来到马武营以后，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没有及时抓紧跟上，没过多久，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就在青年中搬弄是非，破坏团结，还经常溜到知识青年住处，说古书，讲旧戏，散布封资修的毒素。
这种现象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发动知识青年，对那个坏家伙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件事，给青年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他们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决不能丧失警惕，麻痹大意。
我们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在青年成长的道路上，充满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应经常抓紧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而且必须抓深抓细。
从此，党支部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支部书记亲自动手，发动党员和广大贫下中农都来做好这项工作。

马武营大队党支部在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过程中，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党支部成员经常利用地头休息时间同知识青年谈心，晚上到知识青年宿舍串门，在工作中注意了解知识青年的思想情况。
这样，大队党支部对青年的情况有底有数，谁的思想上有了一点什么疙瘩都能及时帮助解决。
知识青年、共青团员任淑青，积极要求入党，但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党支部成员就多次找她谈心，和她一起学习新党章，给她指明努力的方向，并找来党员学习材料，勉励她好好学习。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任淑青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十大文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处处用党员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最近，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

党支部在做思想工作中注意抓两头带中间，对进步得较快的青年，就帮助他们找差距，鼓励他们不断前进；
对少数进步较慢的青年，不是轻视他们，嫌弃他们，而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知识青年刘淑英，下乡后进步比较快，在大队猪场当上饲养员后，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
有一次，猪病的比较多，有的社员着了急，说了一些气话。
刘淑英就要求队里另派活，想离开猪场。
大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副书记马宝明找她谈心，帮助她正确对待群众意见。
从那以后，她认真听取群众批评，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今年她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

马武营大队的贫下中农热情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他们言传身带，成为青年们贴心的亲人，最好的老师。
大队养猪场饲养员、老贫农马恩田六十多岁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因身负重伤，复员回到了家乡。
他担任大队饲养员后，一心扑在集体的养猪事业上。
一九七○年，大队分配五个知识青年到猪场，马恩田打心眼里高兴，精心地培育他们成长。
知识青年们刚到猪场时，不会干活，马恩田就耐心地教他们。
出圈是个脏累活。
知识青年们第一次出国时，穿着高筒靴子，还怕猪粪沾到衣服上。
马恩田看到后，立即脱了鞋，跳下圈去。
知识青年们看到马大伯的模范行动，便对照自己找差距，于是他们也学着马大伯的样子干起来。
马恩田还经常给知识青年们讲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讲自己的苦难家史，对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
通过贫下中农的言传身教，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立足点也逐渐移到贫下中农这方面来。
他们自觉地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努力改造世界观，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贫下中农很关怀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常到知识青年的宿舍走门串户，问寒问暖，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有的知识青年病了，贫下中农就及时看护，帮助治疗。
李淑萍患阑尾炎，开刀那天，马宝兴大伯一直守护在床边。
一九七一年夏初，刘淑朵因病住院，天天有贫下中农去看望，送鸡蛋、挂面，使知识青年们很受感动。

马武营大队党支部还根据每个知识青年的特长，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知识青年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写标语，出板报，办大批判专栏，开批判会，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在政治夜校里，二十名知识青年担任学习辅导员。
养猪场上的五名知识青年是个先进小组。
养猪头数由原来的七十多头，发展到二百多头，几年来为社员提供仔猪四百多头。
他们还试制成功了四、五种猪用药。
担任兽医的芦和平，已能治疗猪和牲畜的一些常见病。
担任马武营大队第一代拖拉机手的四名知识青年，驾驶着“铁牛”，日夜战斗在田间。
这个大队的三千六百亩耕地，全部实现了机耕。
民办小学里，两名知识青年与一个老教师一道，把马武营的小学，办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单位，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由于实行勤工俭学，办学经费自给有余。
海河工地上，马武营的知识青年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知识青年们还积极参加大队的文娱宣传和体育活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在村头田间摆开批林批孔的战场，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

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知识青年们走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访问。
这是他们在听老贫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判孔老二的“天命论”。
（新华社记者 摄）

作者：江天
栏目：文艺短评

移植革命样板戏是普及革命样板戏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动地方戏曲和其他文艺形式革命的重要途径。
各种文艺形式，通过移植，可以直接学习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经验和其他重要经验，从而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展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移植革命样板戏，对于地方戏曲和歌剧、话剧等剧种来说，要善于运用本剧种所拥有的各种艺术手段，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要在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根据各个剧种自己的艺术特长和语言方面的特点进行移植创作，以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这就要求参加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对革命样板戏进行移植创作的真正的源泉。
移植革命样板戏，无论哪一种文艺形式，都必须在移植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专业人员、群众的“三结合”，特别是要虚心听取工农兵群众的意见，才能把移植革命样板戏的工作做好。

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文艺日益繁荣。
让我们努力学演革命样板戏，积极移植革命样板戏，掀起一个更加广泛深入地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迎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作者：杜钢
单位：北京航空学院

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中，演出了一批小话剧、小戏曲。
这些小戏，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如同一朵朵小巧而美丽的鲜花，竞放在百花园里，使社会主义文艺舞台更加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小戏的创作同样如此。
如何抓住小戏的特点，塑造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是小戏创作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这方面，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中的小戏，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

要塑造好小戏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首先要写好矛盾冲突。
这就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住能揭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质、能反映我们社会生活本质的矛盾，并使之迅速激化，让英雄人物处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刻画出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路线觉悟和性格特点，从而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给人以强烈的教育和感染作用。

小戏由于篇幅短小，要写好反映生活本质的矛盾冲突，就必须对情节结构作高度的集中和提炼。
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不能缓慢推进，而要使主要英雄人物一出场就处于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
只有这样，才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完成塑造好英雄人物的任务。

这次调演的豫剧《划线》，较好地塑造了一心为公的治河土专家郑大伯的高大形象。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抓住了本质的矛盾。
水利技术员郑大伯高瞻远瞩，主动提出搬迁自家三间房为水渠让路的建议，郑大妈只盘算家庭利益，反对搬迁。
皮尺划的是一条开渠的定桩线，思想上却是“划”出了公与私的分界线，从而突出了郑大伯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
这出小戏正是开门见山，紧紧围绕划和不划的矛盾，迅速地展开冲突，通过斗争解决矛盾，鲜明地表现了郑大伯高度的路线觉悟和他那“治河迷”的幽默性格。
不足之处是对郑大伯一心治河的力量源泉交代不够，缺少其他侧面的描写。
郑大妈的思想转变有些简单。
这些都影响了郑大伯形象的进一步丰满。
再如小话剧《爆破之前》，也是较好地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抓住了本质的矛盾：矿建工区准备炸开水田和水库附近的山头，辅轨通车，运送矿石；
恰好生产队遇到大旱，要火速抢救秧苗和水田；
在山头正待爆破时，社员却进入了警戒区。
爆破还是不爆破，表面看起来象是工区和生产队谁让谁的矛盾，是夺钢和夺粮的矛盾，实质上则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
戏中的主要人物工区主任雷万钧就处在这个“火烧眉毛”、一触即发的矛盾面前。
由于这个戏抓住了本质的矛盾，通过巧妙构思，很快把雷万钧置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并且让他正确有力地解决了矛盾，因而在短促的时间里，为塑造好雷万钧这个有一定深度的英雄形象，创造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要塑造好小戏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必须坚决按照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集中力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不能让主要英雄人物围着一般人物和反面人物转。
小戏因为篇幅小，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需要从戏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和笔墨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对其他人物的描写，只能用省俭的笔墨，以便烘托和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河北梆子《渡口》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红小兵水莲的形象是很鲜明很突出的。
原因就是编导者始终把精力用在刻画水莲的英雄形象上。
下面我们将全戏分成三段来看：

第一段戏里，水莲到渡口来接爷爷的班，告诉爷爷看了刘庄大队的阶级教育展览。
这时，如果让给刘庄大地主扛过长活的爷爷向水莲进行阶级教育，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转到爷爷身上了。
这里作者只是一笔带过，很快转到水莲要做“雄鹰展翅冲霄汉”的内心描写，引出爷爷要考考水莲的一段精彩对唱，寓意双关地点出了水莲不但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撑船的技术，而且牢记阶级斗争，决心“为社会主义放哨”。
这样，就为水莲以后的英雄行为作了很好的铺垫，爷爷这个人物则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第二、三段戏是写背筐人上船后，水莲从他反常的行动言语中，产生疑问，进而暗中观察，多方查问，终于迫使敌人露出原形。
由于水莲始终处在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步步进逼，主动采取攻势，牵着敌人鼻子走，所以形象鲜明、突出，反面人物仅仅是一种“陪衬”。
不足的是有些地方反面人物还是有些夺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水莲的刻画。

二人台《红梅》也是集中刻画了红梅这个人物。
从红梅发现卖马者的种种疑点，提高警惕，细致查问，到设计捕捉，逼得盗马贼欲卖不成，欲走不能，最后束手就擒，卖马贼起着一种“陪衬”的作用，红梅的形象也就比较突出。
当然，这个戏描写阶级斗争比较简单，因此有些情节和细节的安排就缺乏合理性，不利于塑造红梅这个英雄形象。

塑造好小戏的英雄人物，要抓住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一个主要侧面来刻画，同时尽可能多侧面地使人物形象丰满。

首先是要抓准、抓好一个主要的侧面，步步深入、层层挖掘，力求在这个主要侧面上挖得细、掘得深。
通过对这一主要侧面的挖掘，使英雄人物的基本面貌得到一定深度的刻画。
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有限的篇幅里进行多侧面的刻画，使英雄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

小话剧《一块钢》歌颂了老锻工达茂林身居钢城，惜钢如金的优秀品质。
他从几十里外的地方拣回来一块钢，想打一把新车刀，用来检修高炉。
当他发现朝鲁有浪费国家财产还满不在乎的思想时，想到“人的头脑检修更需要”，这就深入一步了。
达茂林用过去战争年代缺铁少钢的艰苦事迹，启发教育朝鲁，最后他又通过新来的小徒工，促使朝鲁认识到扔掉一块钢，不仅自己思想错了，也把新工人带坏了。
小戏围绕这块钢，一拣一扔，层层深入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和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两种思想的斗争，比较深入地刻画了达茂林的形象。
同时，编导者还注意从另外几个侧面来丰富达茂林的形象。
戏一开始，通过要写报道，交代了达茂林高炉抢险，大搞技术革新，实行大协作，炼特殊钢等先进事迹。
又通过新工人的嘴，说明达茂林参加过工宣队，受到革命师生的敬佩。
通过回忆，说明达茂林在抗战时期，十二岁就冒着生命危险找铁，支援游击队，等等。
这样，达茂林的形象就比较丰满起来。
当然，由于这出小戏对达茂林的路线斗争觉悟挖得不够深，矛盾冲突也表现得不够激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把达茂林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

总之，这些小戏，在根据小戏的特点，塑造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经验。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会出现更多更好的小戏，塑造更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来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李淑华

作者：音苑

器乐作品，能否反映社会斗争生活的内容，能否表现阶级的意识和情感，历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在器乐创作中斗争的一个大问题，是器乐创作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器乐曲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必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必然要表达阶级的思想和情感。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从唯心主义人性论的反动立场出发，鼓吹器乐曲是所谓“纯音乐”、“绝对音乐”，胡说这种器乐曲不能表现社会内容，只能表现人的共有的某种情绪的变幻和对比。
这种超阶级的音乐观，是为其欺骗、麻醉人民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

革命情如火，筝曲创新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筝独奏曲《战台风》，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谰言。
它用筝这一传统的民族乐器，谱弹出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一曲战歌。
它的创作实践，为民族器乐作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批判地继承、借鉴民族音乐遗产诸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民族器乐革命，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战斗作用，有着现实的意义。

《战台风》这首乐曲，表现了工人阶级为保护国家财产，奋不顾身地跟台风搏斗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气概。
它提炼、选取了典型的音乐材料，从多方面塑造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
全曲共分三段。
第一段是全曲的序引，在筝的高音区弹奏出热情洋溢的快板旋律。
这是从火热的劳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音调，生动地表现出海港码头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第二段是全曲的中心。
音乐开始描写台风突袭，海浪翻滚，接着在筝的低音区弹出沉着坚定、雄浑有力的曲调。
这是码头工人英雄气概的主题，它使我们好象看到工人们臂挽着臂地向狂风恶浪冲去，奋力抢救国家财产。
这个主题音乐不断变化、发展，同描写台风侵袭、海浪击岸的音乐形象交织在一起。
它不是过分渲染那些自然风浪的声响效果，而是突出表现工人们与狂风暴雨英勇搏斗的英雄形象，深刻地刻画出码头工人英勇奋战、无私无畏的豪迈气概。
经过与台风剧烈的搏斗之后，“风老虎”终于被驯服了。
这时在筝的高音区奏出了优美如歌的慢板，形象地表达了码头工人战胜台风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
那悠扬动听的旋律，抒发了工人阶级宽广的胸怀，和对社会主义无限深厚的热爱。
最后一段，又出现了热情洋溢的快板旋律，描写战胜台风之后，码头变得更加欢腾热闹、工人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战斗的情景。

《战台风》乐曲的创作和演出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器乐音乐不论有标题还是无标题，都必然会而且必须要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
问题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什么阶级，反映什么社会内容。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无产阶级的器乐创作，就是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热情地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筝这种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远自战国时代就已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号称“秦筝”。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秦筝逐渐传至全国，在河南、山东、浙江、广东及内蒙古等地区都有流传。
经过历代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表现技巧，筝艺术已成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的一种。
但仅仅因袭筝艺术的传统技巧，是不能很好地表现今天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的，必须从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出发，坚决执行“古为今用”的方针，在传统技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筝曲《战台风》就是从表现主题内容出发，有选择、有批判地继承、借鉴了筝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并以着力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为目的，对筝的表现力作了突破、革新，并从其它民族器乐表现手法中吸取了营养而创作出来的。

为了表现码头工人奋战台风这样气魄宏大的主题，筝这一乐器本身如不加以改造，是不能胜任的。
作者使用了一种改革筝。
这种改革筝，在保留筝的传统结构的前提下，将十六弦增至二十一弦，并将低音部分改用尼龙缠弦。
这样不但扩大了音域（三个八度以上），增强了音量，而且也丰富了音色，为更好地表现音乐内容、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后，作者又从筝的传统的丰富技法中，选择了“快四点”、“加花奏法”、“按音”、“滑音”、“琶音奏法”和“摇指”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段，赋以新的生命力。
例如第二段中，为表现与台风激战中的工人英雄形象而使用了“快四点”手法。
但传统的单手“快四点”显得气势不足而单薄，作者就创造性地把它发展为以右手弹有持续音的“快四点”来演奏工人音乐主题，以左手配以三度低音扫弦，效果很强烈，既突出了码头工人勇往直前、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又形象地描绘和渲染出他们与台风搏斗的紧张、激烈的气氛。
又如第三段，为了表现战胜台风后工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喜悦，大幅度地（几乎是整个段落）应用了浙江地区筝艺的独特技巧——右手“摇指”，并恰到好处地用左手配以“按滑音”，十分出色地创造了在筝上演奏大段优美抒情的歌唱性旋律，丰富了筝的表现力。
此外，为了表现台风袭击时的凶暴迅猛，在筝上应用了从低到高、从高到低的大幅度的琶音滑奏，同时大幅度地以左手作柱外琶音的滑奏，并借鉴琵琶的绞弦技法，创造了捋滑筝弦的新手法，这就极为形象、逼真地描绘了台风袭击时呼啸迅猛的气势。

一曲《战台风》，使我们认识到：革命的器乐作品，必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塑造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音乐形象，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战斗作用；
同时还必须把革命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勇于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民族音乐遗产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才能使之具有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样的作品，就能为广大工农兵所欢迎和接受，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本版原载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地拉那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鼓舞下，为了以更好的成绩迎接祖国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周年，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胜利地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

石油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沥青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铬矿石增长百分之三十一，铜矿石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铜增长百分之九点四，机器装备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
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外贸出口等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地拉那的工人提前三天完成了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计划。
地拉那市居民还帮助农业合作社开挖了四万五千立方米土方的排灌渠。

在增加生产的同时，阿尔巴尼亚人民第一季度节约电力三千万度。
农业劳动者出售给国家的牛奶、肉类、鸡蛋和蔬菜也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

新华社地拉那电 为了夺取今年的农业丰收，阿尔巴尼亚广大农业劳动者正在掀起春季生产的热潮。

最近，阿尔巴尼亚雨季已经过去，广大农业劳动者不违农时，抓紧春耕春播工作。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春耕春播进度更快。
到三月二十八日为止，全国春耕任务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一。
农业劳动者和机器拖拉机站职工特别注意提高翻耕质量，扩大深翻土地面积。
目前，培拉特、发罗拉、爱尔巴桑等区已经完成了播种向日葵的任务，费里、卢什涅、莱什、萨兰达、都拉斯等区完成了土豆播种计划。
各地正在加速播种玉米、甜菜、烟草、扁豆等作物。

今年以来，阿尔巴尼亚农业劳动者在开荒、积肥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第一季度末，国家全年开荒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一，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三，已经开垦的一万公顷土地都已种上了庄稼。
全国积肥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一。
各地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城市居民和工厂职工的支援下，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筑水库和灌溉渠。

新华社地拉那电 阿尔巴尼亚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遵循劳动党和政府的号召，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先后兴建了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都拉斯农机厂、费里氮肥厂和拉奇磷肥厂等，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第五个五年计划头两年（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年）阿尔巴尼亚工人共生产了各种农机和装备八千台。
一九七二年同一九六○年相比，阿尔巴尼亚农村耕作机械化程度提高了一倍，播种机械化程度提高二点二倍，收割机械化程度提高四点三倍。
化肥、农药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化学工业每年给农业提供了十一万吨氮肥和十万三千吨磷肥。
一九七三年的农药生产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三点五倍。

阿尔巴尼亚许多工矿企业还和农业社挂钩，经常帮助农业社建立小型工厂、饲养场和安装、修理农业机器等。
工人们经常参加星期天的农业生产突击活动。

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促进了阿尔巴尼亚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七三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一倍。

这次集会是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召开的。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在会上讲话时说：“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
我们要争取日本国会迅速批准这一协定。”
黑田在讲话中强烈谴责“青岚会”和所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中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妄图阻挠国会批准日中航空运输协定，鼓吹复活军国主义，阴谋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

黑田强调指出，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用坚固的和平友好的纽带把日中两国联结起来是极为重要的。
他说：“我们必须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黑田在谈到亚洲形势时说，日本人民不仅要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斗争，而且要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社会党教宣局局长八木昇、公明党外交委员长渡部一郎、民社党东京都联合会委员长和田耕作、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委员会代表渡边升在集会上讲了话。

众议院议员吉田法晴、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副会长菅原惠庆、主妇联合会副会长中村纪伊、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日中友协（正统）青森县总部会长关晴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川濑一贯等也讲了话。

出席集会的各界著名人士中有宫崎世民、三好一、田中稔男、帆足计、穗积七郎、坂井庄作、清水正夫、三桥敦子、松冈励子等。

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说：“我们对日中两国政府的代表签署日中航空运输协定，表示衷心的喜悦。”
决议指出，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外反动派企图疯狂地破坏这一协定。
为阻止在本届国会批准这一协定，他们正在进行垂死挣扎。

决议强调说：“日中航空运输协定是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签订的”，“国内外反动派反对口中运输航空协定，就是反对日中联合声明。”
决议说：“我们满腔愤怒地谴责他们的破坏活动，我们和全国广大人民在一起，支持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并要求迅速批准它。”
决议最后说：“我们欢迎日中间的定期直航班机早日通航，使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更加活跃。
我们决心为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而奋斗”。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今天下午举行集会，庆祝“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和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十一周年。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说，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亚非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组织，它致力于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事业。
我们这个组织存在多年以来，一贯坚持这一革命的路线和原则。

查禾多说，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整个形势更大大有利于亚非和全世界的战斗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美帝已日趋削弱，不仅它在国内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而且它在国际上与其所谓“盟国”、竞争者和对手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尖锐化。
现代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超级大国。
它一方面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互相勾结，妄图阻挡人民解放斗争的前进；
另一方面，又和它互相争夺世界霸权。
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讲缓和，但骨子里却在激烈地争夺。
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苏联也用“经援”和“军援”作为诱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国内外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正在发展。

查禾多谈到了第三世界的蓬勃发展。
他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种种努力，它们镇压、分裂、缓和或扼杀殖民地人民以及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种种企图，都未能阻挡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奔腾向前。
在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自然资源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方面，以及在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很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正取得显著的进展。
他们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的斗争，正在继续胜利地发展。

查禾多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的亚非拉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自然资源，为争取经济、社会及文化解放，展开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促使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他们比以往更加强大，使反对共同敌人的各种力量的斗争都得到加强。
他说，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力支持所有这些斗争，并将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特别是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战斗，并将竭尽全力增进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石少华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在会上讲话。
他说，今天我们是在大好国际形势下欢庆“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和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十一周年的。
他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相互争夺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到处进行侵略、掠夺、干涉、颠覆和控制，进一步激化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和团结。
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展开。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世界人民必将在激烈的动荡中不断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亚非新闻工作者的革命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亚非进步的新闻事业正在日益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人民革命的斗争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亚非各国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报道、广播、图片等各种形式，向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报道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消息；
宣传亚非人民加强团结、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和努力；
揭露美帝和苏修散布的所谓“缓和”的欺骗论调以及它们今天所处的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境地。

石少华谈到在全中国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时说，这场斗争，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决心把这场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石少华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一贯把同情和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新闻工作者将和亚非新闻工作者以及世界各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相互学习，彼此支持，并肩前进，为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出席集会的有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的夫人、书记处成员杉山市平和夫人、曼努维拉和夫人、赛义德·萨里姆、杨翊，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成员瓦菲和夫人、李茂斋，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杨骥，《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陈浚、杨兆麟、晏鸿亮，以及首都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了集会。

出席集会的还有亚非和其他一些国家驻中国使节、大使馆新闻专员和他们的夫人，以及驻北京记者。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新华社记者述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四月十一日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装模作样地“谴责”国际垄断资本，大讲老牌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掠夺历史，妄图转移视线，摆脱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和这次会议中的孤立处境。
但是，葛罗米柯拙劣的表演只能促进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苏修的伪善面目。

葛罗米柯在发言中，大谈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
说什么，国际垄断资本“强加给经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实行“不等价交换”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落后和低水平生活的基本原因”。
他表白说，苏联“坚决反对比较强大的国家依靠自己在发展水平上的优势，实际上把不平等合作强加于比较不发展的国家”，反对“采取经济杠杆来干涉别国内政和对它们施加政治压力”。
他进而说：“如果翻阅一下那怕是最近三、四十年的历史，那么其中有许多章页在这方面是远非干净的。”
作为当代最大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之一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竟然高唱“主权原则”和反对“不平等合作”，竟然谈起最近几十年“远非干净”的国际经济关系史，这真是对历史真相的莫大嘲弄！

诚然，多少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强加的“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等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奴役和掠夺。
它们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确是极其卑鄙和污秽的。
但是，苏联外长先生拼命把苏修打扮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捍卫者，描绘成国际经济关系中“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的守护神，这难道符合历史的实际？
苏修在世界经济关系史上的表现，难道比其他帝国主义干净一些吗？

我们且不谈苏修对亚非拉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掠夺、剥削和干涉，就以十多年来它对自己“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关系而论，人们从中也不难发现：葛罗米柯先生在发言中对国际垄断资本所“谴责”的，恰恰正是苏修自己多年来在东欧“全力以赴地”推行的货色。
它在“这方面”不仅是“远非干净的”，而且简直是充满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肮脏记录。

人所共知，苏修领导集团十多年来一直变本加厉地在“经互会”内部推行所谓“经济一体化”。
他们在“一体化”的幌子下强加于东欧各国的“国际分工”，与老牌帝国主义搞的同类货色相比，其霸道和肮脏的程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公然反对东欧各国“把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人为地限制在本国范围内”，而要人家从“国际分工”出发，“重新安排”自己的“经济”，露骨地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
在苏修鼓吹的“国际分工”中，“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是根本没有位置的。
他们提出苏联要“起主导作用”，因为“这既是由苏联高度的经济和科学潜力所决定的，也是由于它在兄弟国家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作用所决定的”。
而其他国家按照苏修“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则不仅要实行“企业和部门的专业化”，而且要实行“整个国家经济的专业化”，以便导致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综合体”，重新确定各国的经济“地位”。
这是明目张胆地要把别国变成苏联的经济附庸。

由于苏修推行这样的“国际分工”，最近一些年来，东德被迫先后把六十家纺织工厂改建为电机厂，并放弃了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汽缸汽车制造工业，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
捷克斯洛伐克停止发展本国的石油、锰矿开采业；
匈牙利放弃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船只的生产以及传统的收音机制造工业，改而发展“分工”给它们的其他工业。
保加利亚则被迫减少谷物播种面积，而着重“分工”生产水果、蔬菜、烟叶等农产品，并把出口的这类产品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运往苏联。
这样，东欧各国实际上变成了苏修的附属加工厂和指定商品的供应基地。
在“国际分工”的旗号下，苏修利用自己的造船工业集中制造军舰，以满足其军事扩张的需要，同时，让波兰、东德、匈牙利的造船工业用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生产能力为苏联制造民用船只和船舶设备。
苏修自己生产电子计算机和小汽车的主件，而让东欧一些国家“分工”生产零件和配件，供苏联装配。
葛罗米柯说，帝国主义“强加给经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使这些国家“处于经济从属地位”。
试问苏修先生们，你们所谓的“国际分工”不正是要把东欧各国也置于这样的“从属地位”么？
事实证明，你们所谓的“主权原则”是纯粹的废话！

按照苏修“重新安排各国经济，并使其互相结合”的要求，十多年来，苏联一直要东欧各国同苏联“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国家的整个经济计划纳入苏联的经济轨道。
他们先后“协调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
一九七一年，又抛出一个为期二十年的“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
根据这个“纲要”，东欧各国的“生产总额和产品品种、国际转运量、投资”等都是“协调的对象”。
与“协调”国家计划的同时，苏修还在“经互会”内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常设“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通过这些超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东欧各国的财政金融、工业生产、动力交通等经济命脉。
请看，苏修如此凶恶地践踏别国的主权，无理地剥夺人家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权利，却侈谈什么苏联反对“采取经济杠杆干涉别国内政”。
这不是十足的伪善又是什么呢？

至于说到苏联反对“不等价交换和臭名昭著的‘剪刀差’”，就尤其令人发笑了。
谁不知道，这一手正是苏修对东欧各国玩弄的拿手好戏呢？

十多年来，苏修一直利用对“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对外贸易的控制，首先是利用对这些国家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垄断，在对外贸易中以贵卖贱买、不等价交换等手段，“象重型压力机一样无情地压榨着”东欧国家。
他们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东欧推销机器设备和燃料。
根据苏修官方发表的材料统计，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苏联向东德、匈、波、捷四国出口的原油，比同一时期卖给西德、瑞士、意、法、日、西班牙六国的原油，价格要贵一倍以上。
如果以苏联向西德的出口价格同向东欧的出口价格作比较，据计算，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年间，苏修仅从石油、铁矿砂、生铁、硬煤、皮棉五种原、燃料出口中，就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身上额外榨取了三十九亿多卢布。
与高价出口的同时，他们却尽可能压低从东欧各国的工农业产品进口价格，简直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据各方面透露的材料，苏联从东欧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要比世界市场价格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
例如，东欧国家一部火车头，拿到国际市场可以换三千四百吨石油，而出口到苏联只能换取一千三百吨石油。
东德某些车床和铣床卖给苏联时要压价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保加利亚每年出口的农产品，一半左右输往苏联，价格也被压得很低。
对此，这个国家的刊物不久前曾公开表示不满。
据西方估计，苏修通过贵卖贱买仅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十年间，就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剥削了一百五十一亿美元。

十分清楚，十多年来苏修对“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关系史，就是一部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干涉和剥削的肮脏历史。
他们对“大家庭”中的东欧“兄弟”国家尚且如此，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无论葛罗米柯先生怎样用“主权原则”、“平等精神”之类的空话来讨好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他都没有办法向第三世界国家“论证”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老牌帝国主义在奴役、掠夺别国方面究竟有什么他所谓的“根本差别”。
他们想靠“社会主义”的假招牌迷惑人，完全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