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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部队某部八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下面是这个连队部分少数民族战士的批判发言。

我们革命战士决不允许复辟倒退

彝族战士阿都地石：两千多年以前，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孔老二，对奴隶制度日益崩溃的局面，怕得要命，竭力鼓吹“克己复礼”，狂吠要复兴奴隶制国家。
两千多年以后，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向前的大好形势恨之入骨，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来“克己复礼”的破烂货，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让全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让我们凉山彝族翻身奴隶受二茬罪，他的用心真是恶毒已极。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凉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千里山岭，是奴隶双手开发；
万亩良田，是娃子的血汗浇灌。
奴隶主，不劳动，有吃有穿不愁冬；
穷娃子，累断腰，无房无地无衣更。”
这就是旧社会凉山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奴隶娃子终年为奴隶主当牛做马，换来的却是鞭打肉刑、剁脚挖眼，被奴隶主任意转卖或杀害。
我阿爷、阿奶给奴隶主当了一辈子奴隶，生下四个孩子也都被奴隶主抢去当牛马。
我阿爸十三岁给奴隶主当娃子，先后被转卖过五次。
有一回，因为偷跑回家，被奴隶主剁掉了双脚，活活地打死了。
这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解放后，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奴隶制度，成了凉山的主人。
广大彝族翻身奴隶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把那些荒山沟、小土包改成了能用拖拉机耕种的大块田，粮食由原来的亩产一百多斤一跃为八百多斤，还兴建了水库、旁山渠、水电站等，过去的奴隶娃子住上了新瓦房，照明用的竹子换成了电灯。
新旧社会对比真是两重天。

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彝族奴隶主的立场上，狂叫要“克己复礼”，妄图把我们这些翻身奴隶重新打入人间地狱，他真是反动透顶。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决不会按照反动派的意志倒转的。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要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

谁搞复辟地就是我们的死敌

羌族战士何有福：林彪和孔老二所处的时代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是这两个坏蛋都是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者，他们走的是一条道，都是要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家伙。
这两个坏蛋的罪恶活动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都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妄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实现倒退、复辟。
孔老二是这样，林彪是这样，我们羌族山寨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也是这样。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解放前，我们羌族山寨的贫苦农民受尽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贫苦农民成年累月为他们种地、放牧。
一到粮食收获的时候，地主分子就逼租逼债，采取多种手段残酷榨取贫苦农民的血汗。
贫苦农民真是“流尽身上血和汗，还不尽地主的租和债”。
解放后，党领导我们羌族贫苦农民打倒了地主，并指引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但反动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有的藏着“变不账”，有的时刻都在伺机反攻倒算。
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丧心病狂地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让这些牛鬼蛇神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翻身农民吃二遍苦。
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谁要搞反革命复辟，谁就是我们羌族劳动人民的死敌。
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藏族战士泽里郎加：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叫嚣“克己复礼”，就是要让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阴谋篡权复辟，也是要把被无产阶级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
这两个反动家伙完全是一丘之貉。

我的家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幸福乡。
解放前，我们这里的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受尽了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
解放后，我们才翻了身，作了草原的主人。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的家乡的藏族翻身农奴，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使草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我的家乡粮食亩产已经达到一千多斤，比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以前提高了好几倍，社员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毛尔盖的藏族翻身农奴从切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我们藏族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翻身农奴的幸福线。
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效法孔老二，叫嚣“克己复礼”，要把过去欺压我们的那些领主和一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重新扶上台，让人民受二茬罪，他的用心真是恶毒透顶。
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用搞好批林批孔这一实际行动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电）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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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水源大队干部社员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狠批林彪“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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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电 辽宁省营口县水源公社水源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大队发生的巨大变化，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他们表示，一定要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水源大队是辽宁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他们在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似的时候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人民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大队党总支书记李兆敏说：拿我们大队来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受到教育，焕发了继续革命精神，新干部茁壮成长起来，领导班子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群众得到了锻炼，社会主义积极性更高了。
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爱国家、爱集体、一心为公的新人新事不断涌现。
革命、生产蓬勃发展。
所有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好得很！

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吕文义说：路线决定一切。
过去我们大队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粮食产量多年徘徊不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
去年，粮食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了一千一百一十三斤，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二百五十万斤增加到三百三十万斤。
多种经营也有了很大发展。
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
现在，全大队的公共积累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
文化大革命前，全大队只有一台拖拉机，现在有大小拖拉机十一台，还有一辆汽车。
大队有农机修配厂，生产队有加工厂，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逐年改善。
贫下中农在批判中愤怒地指出：明明是一派大好形势，而林彪一伙却丧心病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充分暴露他们是咱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的死敌，我们要坚决和林彪一伙及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斗争到底！

水源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还用本大队革命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驳斥林彪反党集团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诬蔑。
水源大队小学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搞智育第一，脱离劳动，脱离实践。
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实行开门办学，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干部和社员赞扬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社会主义江山一定保得牢。
林彪一伙攻击教育革命，妄想复辟旧的教育制度，这万万办不到。
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学，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几年来，水源大队先后接收了一百三十多名知识青年来这里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现在他们当中有五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七十多人加入了共青团，有十人当了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
大队养猪场副场长于淑珍是个下乡十年的女知识青年。
她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积极发展集体养猪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她同一个农民结了婚，并动员自己的父母搬到了这个大队安家落户。
现在，她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团总支书记。
在批林批孔大会上，于淑珍以自己插队十年、迅速成长的经历，狠批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无耻谰言。
她说：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是恶毒的诬蔑！
敌人越是攻击我们，就越说明我们做对了。
我们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一辈子。

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选拔、培养了三名“赤脚医生”，自己办起合作医疗点。
他们送医上门，送药到户，千方百计办好合作医疗事业，受到贫下中农的普遍欢迎。
贫农社员任万库的爱人由于严重的脑神经病引起瘫痪，卧炕六年，任万库在家护理，影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实行合作医疗后，大队的赤脚医生积极配合县卫生部门派到大队搞科学研究的医生，共同努力，精心护理，终于把病治好了。
现在任万库的爱人已能够料理家务。
任万库在批判会上说：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照亮了咱水源，合作医疗好得很！
林彪一伙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水源大队的干部和社员重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感到十分亲切。
大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他的万事中的大事，狂叫要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如果林彪一伙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象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阶级敌人就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保证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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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羊达公社的翻身农奴和当地驻军一起，怒斥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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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电 以乔森潘副首相为团长、英·萨利特别顾问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四川省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船离开重庆。
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的叶剑英副主席、韩念龙副部长也同船离开重庆。

四川省和重庆市党、政、军负责人严政、段君毅、鲁大东、钱敏等以及革命群众两千多人，前往重庆港码头热烈欢送贵宾。

今天，山城重庆阳光灿烂，长江之滨红旗飘扬，嘉陵江畔锣鼓喧天。
青少年们在重庆港码头上，挥舞花束和彩带，载歌载舞，高呼口号，热烈欢送柬埔寨战友。
当贵宾们乘车通过市区时，聚集在街道两旁的成千上万群众向他们热烈鼓掌，表示欢送。

贵宾登上轮船前，宾主一起在重庆港码头合影留念。
随后，乔森潘副首相、英·萨利特别顾问等同前来送行的省、市负责人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挂满彩旗的轮船在一片欢呼声和锣鼓声中离开港口，柬埔寨贵宾们在船上长时间向欢送的群众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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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以及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代表团，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等，到机场送行。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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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十五日上午在纽约先后会见了刚果、乍得和布隆迪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们是：刚果外交部长夏尔—戴维·加纳奥，乍得外交部长迪布赖巴耶·多拉尔塔和布隆迪外交合作和计划部长阿特蒙·辛巴纳尼耶。

作者：洪原

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概括了革命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指导工作，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现象都无一例外。
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真理同谬误，新生事物同腐朽事物，前进同倒退，革命同复辟等等，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斗争，是批林整风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搞好这场斗争，必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斗争中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这场革命斗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斗争的胜利。

尊孔与反孔，是对立的统一。
有尊孔，必有反孔，从古到今，历来如此。
孔孟之道谬论种种，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倒退，要复辟，因而，它就适应了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需要。
腐朽的反动阶级要复辟、要倒退，就要鼓吹孔孟之道；
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新兴的革命阶级为了反复辟、反倒退，就必然要进行反孔斗争。
两千多年来，每当进入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总是变得异常尖锐。
这种斗争，尽管因时代不同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是，从实质上说，都是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
孔老二死掉两千多年了，怎么今天还要拿来批？
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尊孔与反孔的斗争还没有完结。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因为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必然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如果说“五四”时期革命人民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为了击败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复古倒退的逆流，促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进，那么，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斗争，则是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粉碎林彪所代表的一切反动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
对孔老二，对修正主义，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批，现在批，将来还要批。
这个斗争，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不到阶级消灭之日是不会止息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政党就有党内路线斗争。
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构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
希望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
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没有人类社会。
有矛盾，有斗争，这是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以为经过一次或几次大的斗争之后就不会再有激烈的斗争了，对资本主义的复辟丧失警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不敢顶，不敢斗，迁就姑息，这是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相违背的。
这种情况才真正是不正常的。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是这样，贯穿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我们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刻的革命，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肯定还是否定？
这个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倒退、复辟？
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林彪反党集团到他们的“核保护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垂死挣扎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到被赶到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无不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濒于死亡的反革命阶级决不会甘心失败，随时都要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上存在的斗争，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或者在新形式下恢复旧的东西，这些都是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表现。
掌握了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并且运用它去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就会懂得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就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取得斗争胜利的形势下，又热情地去迎接新的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不过是由于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同罢了。
承认不承认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同孔孟“中庸之道”的一个根本分歧。
孔孟鼓吹“执其两端，用其中”、“和为贵”、“无所争”；
林彪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破坏统一”。
这些谬论，从哲学上说，就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
这也就是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反对矛盾转化，反对革命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力图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
表现在政治上，必然是一条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历次革命群众运动是“极左”、“过分”、“乱了套”，只有“克己复礼”才合乎“中庸”。
可见，“中庸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
“中庸之道”是骗人之道。
那些满口“中庸”的反动派，对革命人民从来是不“中庸”的。
他们要革命人民放弃斗争，正是为了掩护他们向革命人民作斗争，林彪兜售“中庸之道”，要我们“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破坏统一”，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革命人民，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就是要我们放弃反修斗争，妄图把我们的党和国家“统一”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统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这是典型的叛徒哲学，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

坚持斗争哲学，还是搞“中庸之道”，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问题。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或者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或者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放弃斗争，让修正主义上台，退到资本主义。
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党的基本路线，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肯定了无产阶级终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从对立统一规律上来理解，这是由于在矛盾发展的一个个具体过程，新旧双方的力量对比总是在斗争中彼此消长，它们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矛盾转化也就始终存在着继续前进和暂时倒退这两种可能性。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支配地位，把历史推向前进；
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却总是力图改变自己的被支配地位，把历史拉向倒退。
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究竟哪一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决定的条件就看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从各条战线上进行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级专政的一条历史经验。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权是怎样垮掉的，列宁缔造的党是怎样变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怎样变成现实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建国以来我们党内出现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都是搞修正主义、搞倒退、搞复辟的。
我们的党和国家之所以没有退，没有垮，没有修，反而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了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
在当前这场批林批孔的严重斗争面前，是冲锋陷阵，努力作战，还是消极观望，调和折中，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严峻考验。
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时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l勇往直前。

坚持斗争哲学，就要破字当头。
革命辩证法不承认有任何“永恒的统一”。
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旧的矛盾统一体不断地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代替，这是宇宙间不可抵抗的法则。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不粉碎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思潮，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不同旧事物的顽抗进行坚韧的斗争，新生事物就无法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取得支配地位。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不要担心斗争会破坏关系，破坏团结，破坏统一，不要作“好好先生”，在事关路线的问题上，离开斗争，去谈“谅解”，或者把斗争和“谅解”平列起来，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宣扬“中庸之道”，磨灭革命辩证法的斗争锋芒。
只有坚决地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弄清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我们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进一步统一起来。
只有同革命队伍中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积极地正确地去进行斗争，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坚强，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兴旺，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加朝气蓬勃。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马列主义的领导者要敢于正视矛盾，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运用“四大”武器，彻底揭露矛盾。
矛盾是客观存在，揭，它也存在，不揭，它也存在。
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掩盖是掩盖不住的。
不把矛盾揭出来，它迟早总要激化。
只有主动揭露矛盾，才能及时加以解决。
自己有错误，要勇于自我批评，坚决改过来。
我们的领导者要跟革命群众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更不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我们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片面性。
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彻底揭露、深入批判林彪和他的死党所推行的孔孟之道，批判他们妄图“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要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反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倒退、复辟的修正主义思潮，解决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矛盾揭露出来了，要进行具体分析，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要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抓好典型。
抓典型，就是把客观存在的对立面主动设置起来，积极开展对立面的斗争。
既要抓好的典型，充分发挥样板的作用，又要抓坏的和由坏变好的典型，让人们通过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揭露矛盾，促进转化。
“有比较才能鉴别。
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要特别注意发现和支持反潮流的典型，并且敢于把它们树立起来。
不要怕议论纷纷，鸦雀无声并不是好现象。
一个新事物出来，引起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议论，正好可以因势利导，让群众去比较鉴别，通过辩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把大多数人的认识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必将不断破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定会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在斗争中掌握斗争哲学，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作者：冷鹏飞

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胡说什么“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并攻击我国人民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做绝了”、“绝则错”，竭尽污蔑诽谤之能事。

难道我们同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真的“做绝了”、做“错”了吗？
否！
我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林彪对反修斗争的恶毒攻击，正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苏修叛徒集团的面目充分暴露的时候。
当时，苏修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了突然袭击，疯狂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力推行他们的一套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对苏修的背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因此，苏修把我们看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使尽了种种卑劣手段，从政治上攻击我们，经济上封锁我们，军事上也妄图控制我们，掀起了一股股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恶浪。
苏修判徒集团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背信弃义地片面撕毁了协议和合同，撤回了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不断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还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大规模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既然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既然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要“卡”我们的脖子，要把我国变为它的殖民地，难道我们还能忍让吗？
还能不同它坚决斗争吗？
完全不能！
忍让就是投降，不斗争就是背叛。
我们党是马列主义政党，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对原则问题一步也不能让！
我们必须自卫，必须斗争，必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完全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战，是完全必要的斗争，它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怎么能说是“做绝了”、做“错”了呢？！

林彪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做“错”了，其要害就是要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按照林彪的反动逻辑，我们不能同苏修进行斗争，只能服服帖帖地听从苏修的指挥，服服帖帖地忍受苏修的欺负，服服帖帖地接受苏修的控制。
否则，不仅“错”，还“必有恶果”。
但是林彪的算盘打错了。
我们说，如果听信了林彪的鬼话，那才势必带来严重的恶果：我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党将变成苏修的“儿子党”，我国人民将重当亡国奴。
林彪这一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本质，在他们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里，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请看：苏修要依靠林彪这样的代理人来颠覆中国，想当霸主；
林彪要投靠苏修寻求“核保护伞”，想做儿皇帝。
主子和奴才，共同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把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这充分地说明了林彪确确实实是新沙皇的“超级间谍”。
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

对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要斗，斗到底。
就拿一九六九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来说吧。
苏修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国领土发动了猖狂进攻，妄想一口把珍宝岛吞掉。
面对苏修新沙皇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的蓄意挑衅，难道我们还不应开枪还击吗？
我们边防军民遵照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伟大教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给苏修新沙皇以迎头痛击，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然而，豺狼决不会因为挨打而改变吃人的本性。
我们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坚决同苏修叛徒集团长期斗争下去，要一直斗到修正主义彻底垮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

作者：江泽球
单位：湖南省新宁县白沙公社新屋生产队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鼓吹中庸之道，不许奴隶们造反，妄图挽救正在灭亡的奴隶制度。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中庸之道……合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林彪宣扬中庸之道，就是妄图磨灭人民的革命意志，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社会在斗争中发展，事物在斗争中前进，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
到底是斗为贵，还是和为贵？
我从担任基层干部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对阶级敌人只能斗，不能和，只能牢记阶级仇，不能认敌为友。
我们队上有个地主分子，土改时斗争了他。
之后，他逢人“面带三分笑”，常在群众中散布什么“和气生财”的鬼话。
但他贼心不死，总是窥测方向进行破坏和捣乱。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开展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斗笠上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
那个家伙呢，却在斗笠上写着“还我河山”的黑字。
我们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批斗了那个家伙。
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你不斗他，他就斗你，绝不能同他们去讲“和”，更不能同他们去认“友”。
只有斗争，才能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全队粮食产量与文化大革命前比较，亩产由五百多斤上升到一千二百多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一定要坚持斗争哲学，绝不信中庸之道那一套鬼话。
林彪鼓吹中庸之道，想让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原载《人民日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中，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广大工人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枷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一九七三年，这个厂拖拉机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年份增长一点四倍，型号由一个增加到五个，质量显著提高，总产值和上交利润也都增长了一倍多。
今年一季度，拖拉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中，这个厂狠批了“洋奴哲学”、“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充分发扬了毛主席教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
目前又在党委领导下，深入批林批孔，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和生产上夺取新的胜利。

无限的创造力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的十年间，拖拉机产量一直比较低，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随着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连年丰收，不断传来全国各地贫下中农渴望买到拖拉机的强烈呼声，国家也要求这个厂加快前进步伐，生产更多更好的拖拉机，支援农业机械化。
面对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了路线觉悟的全厂工人十分激动，感到是对自己的鞭策和考验。
他们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加速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我们拖拉机工人要下决心大干一场！”
厂党组织和革委会因势利导，决定充分依靠全厂工人群众，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对陈旧落后的洋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拖拉机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产量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厂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各级领导成员到装配分厂热处理车间参观学习工人们破除迷信，改革洋设备，制造自动气体渗炭炉的经验。

渗炭炉是热处理的关键设备。
过去所用的渗炭炉是外国进口的“马弗炉”。
用这种炉子，产量低，质量差，劳动强度大，工人都叫它“麻烦炉”。
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早就想革“马弗炉”的命，并进行过多次尝试。
但是有人却以“工人不懂技术”为借口，不许工人们动它一动，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关门搞设计，折腾了八九年毫无结果。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车间的工人批判了刘少奇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判了“设备定型论”，决心自力更生制造中国式的渗炭炉。
以工人为骨干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多次召开“诸葛亮会”，进行现场设计，艰苦奋战一年，制造出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自动气体渗炭炉。
用这种渗炭炉与原来用的“马弗炉”相比，产量高，质量好，加工零件从进炉到出炉四道工序一次完成，工效提高六倍，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自动气体渗炭炉的制造成功，打响了改变全厂热处理落后状况的第一炮，填补了我国热处理工业炉设计制造的空白。

热处理车间工人革新洋设备的实践，给全厂职工很大的启发。
大家联系全厂的历史和现实，学习马克思关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和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等教导。
他们说：过去，我们厂生产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受刘少奇“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毒害，规定只能规规矩矩按外国工艺办事，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结果打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只要坚持正确路线，全心全意依靠全厂工人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充分挖掘现有生产潜力，一定能够实现拖拉机产量翻番的计划。

人心齐，泰山移。
在全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一场“产量翻番会战”的群众运动，势如破竹，迅猛向前。
“学习大庆人的精神，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成为大家一致的誓言。

发动机分厂钢零件车间，原来只生产拖拉机上的四十多个零件。
会战开始后，广大工人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对近一半的洋设备进行了工艺调整。
同时，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单机自动的生产效率，结果，生产的零件增加到六十八种，产量提高近一倍。

机器分厂的工人，以较短的时间，设计出组合机床，建设起成批生产流水线。
接着，又争分夺秒，日夜苦干，制造出一百一十多台组合机床，为大幅度增产拖拉机提供了设备。

标准零件分厂广大工人，积极试验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产品品种由五百多种增加到一千六百多种，产量增加一点七倍，人员却比以前减少了三十多个。

就这样，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在没有向国家要人员、要设备和增加厂房面积的情况下，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七○年，拖拉机产量一举突破设计能力。
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拖拉机产量逐年增长。
同时，还大力发展了推土机、发电机组等新产品。

靠毛主席革命路线调动积极性

“产量翻番会战”考验出了工厂的潜在力量，也进一步暴露了生产上的薄弱环节，也就是“短线”。

铸铁分厂是生产拖拉机的第一道工序，担负着生产铸件毛坯的任务。
这里是有名的“热、脏、累”的地方，生产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全厂的生产。
文化大革命前，厂旧党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制订了名目繁多的奖励制度，想用“物质刺激”的办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结果，“短线”依然是“短线”，年产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左右。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狠批了“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高涨，生产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全厂生产的需要。
有的领导成员提出，要把铸铁生产促上去，还是应该搞一套奖励制度。
这一思想刚露头，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坚决反对，他们尖锐地指出：铸铁生产成为“短线”，根本原因是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打击了广大工人和干部，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绝不是因为没搞奖金。
工人们的批评，使工厂领导受到深刻教育。
他们重温了毛主席有关政治挂帅的教导，认识到应当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不能再走“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回头路。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铸铁分厂党委决定从抓大事、抓路线入手，带领群众改变生产落后面貌。
他们组织广大工人认真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揭发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厂大搞“踢摊子、换班子”，破坏新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打击迫害工人和干部的罪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同时组织工人向英雄人物学习，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大家以主人翁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创造出新成绩，动人事迹层出不穷。

造型车间四线八班班长韩新春，在一次生产高潮中，正带领大家紧张战斗，突然落砂机出了故障。
落砂机是造型线上的关键设备，它一停，全线就得停产。
韩新春对大家说：“宁愿累死，也不能停车！”
他立即和大家一起，拿来铁棍，用肩扛着撬起落砂机，一边修理，一边继续生产。
几吨重的落砂机频繁震动，韩新春和伙伴们毫不动摇，直坚持到排除了故障，才把撬棍从肩上放下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铸铁分厂广大工人坚持苦干实干，积极改变生产条件，实现了落砂机自动化、溶化加料自动化、送砂自动化等二十多项较大的技术革新，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量大大超过设计能力。

铸铁分厂的变化，给全厂生产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许多分厂的职工说：“条件最艰苦的分厂都上去了，我们更不能落后！”
装配分厂总装配车间，是生产拖拉机的最后一道工序。
当铸铁分厂上去后，生产出的大批零件、部件都汇集到这里，而这里的产量却一度上不去，厂党委及时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路线上查找原因，解决了存在的问题，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产量迅速提高。
全厂广大工人的积极性日益高涨，生产上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

一九七○年有一次，炼钢分厂浇注乙班贴出一张题为《“热装”不能实现的原因在那里？
》的大字报。
大字报提出要给他们的下道工序铸钢分厂搞“热装”，即把炼出的钢水直接装进铸钢分厂的电炉熔炼，让铸钢分厂不再吃那“又冷又硬”的冷钢锭，而吃那“又热又软”、极易“消化”的红钢水；
大字报同时批评分厂个别领导成员不支持群众首创精神的错误思想。

原来，炼钢分厂和铸钢分厂仅有一路之隔。
原设计规定：炼钢分厂炼出的钢水要先浇注成钢锭，冷却后切割成小块再装到铸钢分厂的电炉里，经过熔炼才能浇注铸件。
这样，工序复杂，费时费料费电，一直是两个分厂生产上的“拦路虎”。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战鼓声中，老工人靳北元就提出要“热装”，但是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影响下，这个合理的建议被扼杀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浇注乙班班长何文昌和他的战友们，决心战胜各种困难，让“热装”重新上马。

这张大字报，给拖拉机厂许多领导成员很大震动。
厂党组织和革委会立即向炼钢分厂的工人发出贺信，热情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把大字报印发全厂学习讨论。
同时，对炼钢、铸钢分厂的领导成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怎样正确对待群众首创精神。
在厂领导的积极支持下，工人们大破技术难关，制造专用设备，四天内就实现了“热装”，使炼钢分厂钢的年产量比“热装”前增加近一倍，而且节约电力三千六百万度，节约资金二百二十多万元。

“热装”的实现，大大鼓舞了全厂广大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了正在开展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活动。

锻造分厂原来有两台外国设计的十吨锤煤气加热炉。
三结合攻关小组把它改造成一台新式煤气加热转炉，使十吨锤机组的生产效率提高一倍。
现在，工人们只要在操作台上按动一下电钮，钢材就可以自动装进炉子，烧红后又自动通过快速滚道送上锻机锻打，很快就可以打出一根曲轴，改变了以前工人们要顶着摄氏五十多度的高温手工操作的状况。

经过四年的奋战，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实现重大技术革新一千九百多项，制成生产流水线四十二条，自动线七条，自动和半自动机床一百一十四台。
使许多笨重的手工劳动变成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在这场技术改造中，一支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正在成长壮大。

在成绩面前，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工人说：近四年内，我们厂拖拉机产量的总和比前十年还要多出几千台，但是同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相比，只是在万里征途上迈开了第一步。
从企业内部来讲，还大有潜力可挖。
就产品质量来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贡献更大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四月九日在纽约开幕。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以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的名义提出倡议，并在一百多个国家赞同和支持下召开的。
会议预计将举行三周。
联合国自从一九四五年成立以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这是第一次。

原料和发展问题，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
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第三世界国家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但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利用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抬高自己工业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并且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变本加厉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援助”和“支持”的幌子，贪婪地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
它们的掠夺和剥削，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目前，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只占世界各国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变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它们互相支持，共同行动，团结战斗。
早在一九六四年，在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就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与帝国主义对抗。
原料生产国的组织也逐渐增多。
其中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石油输出国，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反击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中和这次战争以后，以石油作为武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的召开，反映了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的新形势，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觉醒和壮大。

联大特别会议已从十日起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表示要发言。
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要求改造当前极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
布迈丁主席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同殖民主义秩序一样，是不公正的和过时了的”。
他提出，发展中国家把本国的自然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呼吁原料输出国建立联合阵线，集体保卫自己的权利。

中国积极支持这次联大特别会议的召开。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十日在会上发言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并且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以及对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立场。
邓副总理的发言得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举行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从开头就感到惶恐不安。
它们对布迈丁主席的倡议，迟迟不敢表态。
一直到联合国会员国过半数表示支持这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已成定局的时候，才勉强表示同意参加。
会议的进程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处于被告的地位。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在亚洲各国人民友谊、团结不断加强的大好形势下，亚洲乒乓球联盟委托日本乒乓球协会举办的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四月二日到十五日在日本横滨市举行。
除了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之外，同亚洲相邻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加了这届锦标赛。
这是亚洲乒坛史上又一次团结和友谊的盛会。

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它们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团结对敌，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断取得新胜利。
今天，在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又把亚洲广大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次锦标赛充分体现了亚洲、大洋洲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加这届锦标赛的有来自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乒乓球选手，有来自抗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战场的巴勒斯坦选手。
老挝（爱国战线）的运动员为本届锦标赛带来了新的喜讯，人们在赛场内外，纷纷向他们热烈祝贺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参加这届锦标赛的运动员中，有初次上阵的十几岁的少年选手，也有年近半百的乒坛老将。
尽管他们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为寻求友谊而来”是他们的共同愿望。
中国运动员带着祖国人民的嘱托，决心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的作风，虚心向各国运动员学习，并把我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带给亚洲和大洋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人民。

第二届亚乒赛自始至终是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上了球台是顽强的对手，下了球台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随时随地互相学习，交流球艺，促膝谈心，畅叙友情。
“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
这句话已经成了各国选手的共同语言。
各国运动员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既赛出了团结友谊的良好风格，又表现了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

在本届锦标赛中，各种类型的球艺，包括快攻、弧圈球和削球的打法，比上一届更趋成熟，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各国和各地区运动员之间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
因此各场比赛的局势错综复杂，争夺十分激烈。
值得指出的是，一批乒坛幼苗正在茁壮成长。
许多初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新手已经崭露头角。
他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有的甚至以自己的勇敢和毅力战胜了一些乒坛的名将，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这些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的成长，说明了亚洲乒乓球运动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

在这届亚乒赛期间，举行了亚乒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第三届亚乒赛于一九七六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举行。
人们期望，在第一、二届亚乒赛中结成的乒坛友谊将在第三届比赛中开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四月五日在琅勃拉邦市共同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宣布万象政府方面和各爱国力量方面一致商定成立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相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亲王为主席的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

同一天，老挝国王批准了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并颁布了关于任命这两个机构成员的谕令。
这样，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起，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就成为老挝全国的两个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处理老挝王国的一切事务。
这两个机构执行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由万象政府方面和各爱国力量方面在万象签署的“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由双方签署的万象协定的议定书以及将要拟订和通过的政治纲领。

这次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实施万象协定的新成果，是老挝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和基本民族权利而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
它符合老挝各阶层人民的愿望，受到老挝人民的支持和欢迎。

在各爱国力量方面和万象政府方面进行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老挝极右反动势力曾经设置重重障碍，竭力阻挠谈判的进行，企图破坏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各爱国力量方面在坚持进行谈判的同时，对极右反动势力的阴谋进行不断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在谈判中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为实现民族和睦、促进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近几个月来，老挝双方经过长期的谈判，终于在万象协定及其议定书的基础上，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特别是解决了关于万象和琅勃拉邦两城市的中立化问题，这就为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并且为这两个机构今后行使职权提供了安全保障。

目前，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都已宣誓就职。
但是，正如苏发努冯主席四月七日所指出的那样，在老挝“和平还没有完全实现，老挝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困难和障碍，国内外的敌人还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老挝人民还必须作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新华社）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电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四月十五日上午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五个人发言。
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们继续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控制、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呼声。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在会上讲话。
他首先指出，原料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只有我们被迫出售未加工的地上、地下和海洋的资源，我们才多少有些可能获得我们生存所需的各种东西”。

但是，他指出，原料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工业国却迫使我们用不断突破最高限制的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出卖的制成品”，这种价格是它们“随心所欲地确定的，丝毫不保障我们最合法的利益”。

达达赫总统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刀阔斧地改变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必要的基本调整首先要求工业国承认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主权。”
他接着说，“确实，面临按照外国需要对我们的原料进行的开采，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或处于被动。
这种外国需要，说得最轻，也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前途的。”
达达赫要求废除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不平等的关系，并且进而结束仍然如此沉重地压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身上的统治。

喀麦隆外交部长樊尚·埃丰说，“第三世界不需要慈悲。
我们要求正义能得到伸张”。
他指出，目前的不公正的经济制度“使我们越来越穷，而富国却变得越来越富”。

他说，“我们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但是他们的努力由于强加于我们的购买我们产品的低廉价格而抵销掉了。”
他引用喀麦隆国家元首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的话说，“在一九七○——七一年度，喀麦隆出口了十万四千七百吨可可和可可产品，值一百八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而在一九七一——七二年度，出口了十一万两千七百吨同样产品，只值一百六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这就是说，净损失二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埃丰接着说，“当我们的出口收入以同我们的努力成反比的方式减少的时候，我们还得为从工业国进口制成品而支付越来越昂贵的费用。
在这种极不公正的情况下，你们容易理解第三世界完全有权要求建立一个具有公平合理基础的世界经济的新秩序”。

他赞扬石油生产国为维护它们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他说：“关于石油问题，应该指出，长期以来，属于同一个卡特尔的大型跨国公司在石油市场上象专制主一样发号施令。”
“每当一些政治领导人试图起来反抗这种非正义行为的时候，他们就碰到这些公司的一条咄咄逼人的联合阵线。”
他指出，“我们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一场战斗中取得的胜利致敬，这些胜利对我们说是宝贵的经验，是一个范例，也是希望的源泉”。

他说：“此外，为了减少石油价格上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不少石油输出国已经表现出合作的真诚意愿和高度的团结精神，这在双边计划中，在非洲国家统一组织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在拉合尔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都有表现。
确实，它们的努力还不足以应付我们的困难，但是这些努力是朝着我们衷心呼吁的积极的国际团结前进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达荷美财政和经济部长让谁埃·阿索格巴在发言中说，我们国家落后的基本特征和首要根源是外国的统治。
第三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似便能够做到使自己的原料免受无耻的经济剥削并保持相当的独立”。

他说，“第三世界看到了富国的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国家“靠损害发展中国家来使自己获得发展”。
他接着说，“应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某些原料生产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在那些大消费国的工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只要这些原料生产国单方面地决定提高它们的原料价格，就足以使整个世界经济制度受到严峻的考验。”
他强调指出，那种“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的令人憎恶的不平等状况和国际上的不公平状态应该永远消灭”。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指出，迄今为止，为改善初级产品生产国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一直受到限制。
最近包括石油在内的许多初级产品涨价的趋势“应被看作仅仅是对过去商品价格很低的状况的矫正”。
他说，由于发达国家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从发达国家购买的工业品的价格大大增长了，因此，“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进口费用的增长来衡量某些初级产品价格的增长”。

马利克说，“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二十年中，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不切实际的低水平，而工业品的价格却不断地大幅度上涨”。
他指出，“一些工业国要求降低石油价格的呼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石油价格是早就应该提高的。
不能指望发展中的石油生产国继续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补助”。

在上午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发言中鼓吹发展中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互相依靠”，实际上也就是要继续保持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他要求“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必须理解我们互相依靠的事实”，要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实行“政治合作”，向发达国家实行经济“开放”。

基辛格说什么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改变现存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正义主张是“已经过时的笼统说法”，“要现实地看待发展的巨大问题，而不能再从富国和穷国之间对抗的角度……来看待它”。

美国国务卿以威胁的口吻对第三世界国家说，“如果弱者依靠压力作为手段，它们这样做就将使世界繁荣受到危险，从而引起绝望。”
他还说，“一批国家组成集团”迟早会引起另一方组成“对抗集团”。

基辛格攻击去年中东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作武器进行的斗争。
他承认，“能源危机”“突出地显示了世界经济（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脆弱性。”
他毫无道理地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本身制度和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归咎于阿拉伯国家调整石油价格。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电 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四月十五日下午的一般性辩论中，尼日利亚、扎伊尔、墨西哥、圭亚那和土耳其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发出共同的呼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强调必须采取步骤来消除外国对各国民族经济的控制。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金·阿里克波在发言中指出，使世界上的小部分人享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产品和财富的不平等制度不能无尽期地继续下去。
他说，原料问题上的处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所面临的不平等经济状况的缩影。
他揭露跨国公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从中牟取暴利。
他还要求大会必须谴责某些消费国对原料生产国施加压力的企图。
尼日利亚外长说：“目前的经济危机不是突然落到我们头上的；
它的起因并不是由于五个月前的原油加价。
它的形成由来已久。”
他指出，“直到几个月之前，原油价格由于巨型跨国公司的操纵而被压低。
尼日利亚的原油价格十五年来一直是每桶不到两美元，尽管许多其他原料的价格有了明显的增长，更不用说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了。”
他说：“产油国最近坚持对决定原油价格有发言权，从而对本国的自然资源行使主权的作法，竟然被奇怪地攻击为对工业国经济的一种突然袭击。
这远远不是真实的情况。
石油生产国所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使石油价格同原料和制成品的世界价格的普遍增长相一致而已。”
他说，他的政府认为，“自力更生必须是它的经济政策的基石。
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尼日利亚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本国天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发展中国家的计划普遍遭受挫折的情况总的说来表明了外国垄断资本所起的恶劣作用，它们的全球战略压抑着我们的民族努力，因此，必须采取步骤来消除外国对民族经济的控制”。

扎伊尔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翁巴—迪—吕泰特在发言中指出，最近二十年来的国际贸易情况表明了世界基本产品市场的长期的不稳定性。
他说：“以铜为例，必须指出，在过去，外部多次把人为压低的价格强加给我们。”
而制成品的价格却“逐月逐年地不断上涨，以满足发达国家的欲望”。
他对拿石油作为武器的产油国表示敬意。
他说，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发表示的支持和声援下，阿拉伯国家首次使用原料作为武器来打破那些肆意操纵世界的人的不可击破的神话。
他强调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每个国家对自己的全部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主权。
他强调指出，应该“作出断然的决定来制止非洲的这块仍然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地方的自然资源被浪费”。
“为此，我国代表团提议联合国承认安哥拉、莫三鼻给、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阿扎尼亚和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其它地区的人民对本国的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主权，如同承认各非洲解放运动为它们本国人民的唯一代表一样。”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奥，拉瓦萨在发言中要求建立一种办法和制度，来“结束影响我们贸易交流的那些正在加深的贸易不平衡”。
他说：“不仅在保卫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方面，而且在保卫出口基本产品的价格方面，都应该大力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和首要的是改善这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墨西哥外长谴责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的控制。
他说，据估计，到一九八五年，发展中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工业、经济和市场将被三、四百家跨国公司所控制”。
就是现在，跨国公司控制的程度也是惊人的。
“石油工业掌握在七家公司的手里；
石油化工控制在十五家公司手中；
专业电子工业为十家公司所控制；
轮胎生产为八家公司所控制；
玻璃工业为五家公司所控制；
造纸工业为九家公司所控制”。
他指出，更坏的是，当跨国公司贪得无厌的利润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它们就施加政治压力。
他说，必须通过集体的行动，而不是通过空洞的决议，来彻底执行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谋求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人民自决以消除殖民状态等行动原则。

圭亚那外交部长什里达斯·兰法尔在发言中要求改变过去几世纪内为了适应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强调说，“必须采取行动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关系的制度。”
他说，要在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还必须把通货膨胀和国际货币危机等因素考虑在内。
他指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以及一再爆发的国际货币危机，严重地削弱和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兰法尔还说，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操纵等恶劣的做法“使当前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永久化”，因此，“必须把跨国公司的活动及其对世界商品价格的影响置于国际的详细监督和控制之下”。

土耳其外交部长图兰·居内什说，目前的经济秩序表明它不但不能消除不公正的现象，相反，它还带来新的不平衡和不公平。
他指出：“三分之一的人口享有世界财富的大约四分之三。
而一大部分人却因为营养不良而受到慢性死亡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阻止世界向两极分化：小部分人发财致富，而大部分人处于绝望之中。”
他要求尊重各国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拥有永久主权。
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发言中还谴责跨国公司的“某些活动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不相容的”。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近几年来，东欧一些国家相继跳出苏修所控制的“经互会”的圈子，迅速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苏修领导集团对此甚感惶恐，摆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身份，横加干涉和指责。
“大家庭”内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正在发展。

多年来，苏修为了解决苏联经济困难，一直热衷于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搞“长期的”、“广泛的”、“大规模的”“经济合作”。
它除了扩大同西方国家的“传统贸易形式外”，还拚命鼓吹同这些国家发展包括“工业和生产合作”在内的“各种独特的经济关系新形式”，要求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在苏联建造“大型工业综合体”，要求西方给予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的长期银行贷款。
为此，从勃列日涅夫起，几年来苏修头目们周游西方国家，到处乞求扩大“经济合作”。

“家长”带头干，其他成员国也群起效尤，分头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报刊一再强调，同苏修所谓“大家庭”的“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限制”各国同其它国家的经济关系，“国际专业化不能只限于”“大家庭内”。
因此，它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积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互利的经济联系”。

十多年来，苏修通过“经互会”控制了东欧各国绝大部分对外贸易。
同苏联的贸易额，占这些国家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四。
随着同西欧、日本、美国等经济关系的扩大，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经互会”东欧一些成员国同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增长率就开始有了明显的提高。
尽管苏修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要东欧各国承担义务，保证使“经互会”内部的贸易，首先是同苏联的贸易比同西方有较快的增长。
可是，东欧各国官方发表的材料表明，这期间，它们同西方贸易的增长速度，却大大超过了同苏联贸易的增长速度。
例如，波兰同西方的贸易额在一九七○——一九七二年三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以上，而它同苏联的贸易额在同一时期，仅增加百分之十九多一点。
在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年期间，匈牙利对西方的贸易额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而对苏贸易额则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一点。
其他如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

过去，东欧各国外贸中机器设备的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苏联，它们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燃料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也得仰赖苏联。
现在，这些国家正力图改变这种状况。
匈牙利认为，对它的一些工业部门来说，“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许多重要原料”是“必不可少的”。
波兰则公开表示，在这方面增加从西方的进口，对它“具有基本意义”。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从西方的进口中，机器和设备所占的比重，已从十四年前的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八。
历来把“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看成自己推销笨重粗劣的机器设备的主要市场的苏修，对此怎能不惶恐。

在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最近几年，“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还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其它形式的经济关系，如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关系、信贷关系和从这些国家购买专利等。
据保加利亚报刊报道，到目前为止，保加利亚已经同西德、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国建立了“工业生产协作关系”。
一九六八年，匈牙利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生产协作协定”只有五个，到去年年底，累计已达三百项。
在最近三年中，波兰也同美、法、意、英、西德、比利时、挪威等国签订了长期的经济、科技“合作协定”或“工业协作协定”，同它们进行科技和“生产协作”，并从这些国家购买专利。

面对上述情况，苏修很担心“经互会”成员国各奔前程，赶忙出来修补“大家庭”的经济篱笆，加紧对东欧各国的控制。
去年九月，苏修就威胁东欧各国，说什么由于它们经济“不怎么发达”，同西方发展经济关系就必须“依靠大家庭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如果“孤立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就会遭到“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不平等”的命运，等等。
一九七二年第十期苏联《美国》杂志发表文章，强调目前美国对东欧的目标之一是“企图利用经济和科技联系来达到”使“经互会”“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相互分离和对抗”的目的。
随后，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还大念“民族主义”的“紧箍咒”，公开教训匈牙利等国警惕“帝国主义”“使用最巧妙的阿谀奉承方法来复活民族主义偏见”、“对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许下有经济好处的诺言”。
对东欧某些国家想同西欧共同市场单独建立联系的活动，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也大加指责，说什么“这将导致一个或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市场势力范围之内”。

东欧各国同谁发展经济关系，发展什么形式的关系，这完全是它们主权范围内的事。
勃列日涅夫之流对此指手划脚，横加指责，正是为了对东欧国家施加“政治上的压力”以继续保持“经济上的不平等”。

事实上，最近几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得比“经互会”任何东欧成员国都快。
苏修自己就承认，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将近一点七倍。
据《纽约时报》四月十一日引用的数字：一九七三年，苏联同西方的贸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同美国的贸易增加了一倍。
而苏联同“大家庭”的成员们的贸易则只增长了百分之九。

在发展“各种独特的经济关系新形式”方面，苏修更是“独特”得很，早已把东欧一些国家远远甩在后边。
例如，为了同西方“联合开发”西伯利亚，仅去年同美国签订的两个开发天然气的“意向协定”，就要求美国提供五、六十亿美元的长期银行贷款。
今年为了西伯利亚的五个项目的开发又要向日本借六十亿以上的美元。
与这样的大宗交易相比，东欧某些“经互会”国家同西方发展的经济关系，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苏修标榜的“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自愿尊重主权、完全平等”的最恰当的注释！
不过，时至今日，“大家庭”的围墙已不大管用了。
有人从外面往里挖，也有人从里面朝外掏，“流水落花春去也”，苏修任何形式的殖民统治都是维持不长久的。
目前，东欧一些国家反控制的斗争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栏目：小辞典

“七十七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集团。

早在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就开始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步骤，对抗帝国主义。
会议结束时，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从此就被称为“七十七国集团”。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集团的成员日益扩大，现在已经增加到九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共拥有十六亿左右人口。
它的名称现在仍旧沿用“七十七国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曾经举行两次部长级会议。
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有六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研究在一九六八年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共同立场。
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决定以联合行动共同抵制超级大国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有九十五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
它们协调共同立场，为参加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作准备。
会议通过了《利马宣言》，要求在国际金融、贸易、关税、援助、海运、开发自然资源等广大经济领域里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无权的地位。
宣言谴责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占领别国领土和对别的国家施加压力。

“七十七国集团”积极参加了这次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