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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九部队五连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深入批判，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他们的做法是：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

党支部认为，要把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批深批透，必须弄清“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
他们发动大家学习恩格斯的一段论述：“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恩格斯论马克思》第八页），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教导，对林彪所要复的“礼”的阶级内容进行分析，使大家更加看清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战士刘卫东说：“林彪搞《“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充分暴露了他‘复礼’的反动内容。
林彪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
在他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的‘礼’。”
战士刘化江说：“林彪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这就充分说明他的‘复礼’就是急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副班长马孝富说：“林彪接过孔老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反动口号，大搞反革命勾当，妄图让旧中国那样的‘国’在中国再现，让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绝世’继续下去，让地、富，反、坏、右这些‘逸民’重新上台。
可见，林彪所要复的‘礼’，就是要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统治劳动人民，就是要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林彪“复礼”反动实质的认识，同志们在批判中回忆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大家说：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我们永远忘不了，林彪“复礼”的实质我们看得最清楚，我们决不能让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

研究阶级斗争规律，深挖林彪“克己复礼”的根源

为什么林彪要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
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和“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等论述，深挖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班长姬玉行说：“林彪同孔老二一样，都是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
林彪和他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他们就越要拚命作垂死挣扎。
他们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战士王正权说：“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是反动阶级的共同本性决定了的。
孔老二反动思想的实质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开历史倒车。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要把社会拉向后退，所以都尊孔反法。
林彪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也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老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反动的本质是一样的。
林彪搞复辟的那一套，就是从孔老二那里拣来的破烂货。”
战士陈华良说：“从林彪宣扬‘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上智下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可以挖出他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思想根源。
林彪一伙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
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纠集几个死党搞阴谋诡计就可以使整个社会‘改变面貌’，实现‘复礼’的狼子野心。
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决定了他们要跳出来搞‘复礼’。”
副班长吕兆生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是有国际背景的，国际上的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跳出来搞‘克己复礼’就是适应国际上阶级敌人的需要，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妄图使我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看清历史发展总趋势，认清林彪“克己复礼”阴谋必然破产

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党支部还引导大家看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增强了胜利信心。
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论述，分析了历史事实，看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结果都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以失败而告终。
大家加深了对林彪“复礼”必然覆灭这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理解。
战士田忠州说：“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制、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所以不能得逞，根本原因是他们代表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逆革命潮流而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必然遭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
辛亥革命以后几次反动派当权都短命，社会主义时期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妄图复辟都遭到可耻失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战士张军政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玩弄的两面派手法，正好反映了林彪一伙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的本质。
一切反动派都是极端孤立的。
他们靠的是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一旦人民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面目，他们就很快垮台。
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不过是他们临近灭亡的垂死挣扎，绝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
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广大人民，决不是几个代表反动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
同志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剖析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进一步认清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鼓舞了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

树立继续革命思想，坚决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林彪一类骗子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党支部组织大家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谈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收获、体会，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战士应该更自觉地把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要时刻警惕和及时粉碎反动阶级“克己复礼”的阴谋。
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破产已经两千多年了，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直到林彪还再三挥舞这面破旗，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我们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时刻警惕反动阶级搞“克己复礼”的阴谋。
没有不想复辟、捣乱的敌人，也没有捣乱而不失败的敌人。
只要我们高度警惕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复辟斗争，就能使阶级敌人“克己复礼”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二）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搞复辟的事实，再一次说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总是要利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腐蚀人们的思想。
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长期战略任务。
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当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今天，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
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
孔老二和林彪有一个共同点，为了搞倒退、搞复辟，他们都是恶毒攻击和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
我们要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就要批林批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本报通讯员）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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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作者：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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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电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上海最近几天有二千九百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激情，意气风发地奔赴江西、安徽等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实际行动有力地批判了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今年以来，上海已有三万二千多名知识青年到本市郊区农村干革命，这次出发的知识青年，是上海今年到外省农村去的第一批。
在这同时，上海有二千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组成“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他们接受上海广大人民的委托，也陆续出发到祖国各地去，同那里的上海下乡知识青年、贫下中农一道战斗，并协助当地做知识青年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近召开了大会，欢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们，同时深入批判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的罪行。
这批革命小将离开上海的时候，受到了上海市广大群众的热烈欢送。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锻炼，上海广大知识青年更加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近几年来全市已有近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今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豪迈地提出：毛主席指引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林彪、孔老二宣扬的那套鄙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腐朽观念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
许多知识青年为了实现上山下乡的愿望，多次向学校、街道的领导提出申请；
不少青年自动组织起来，集体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落户。
建信中学应届毕业生李永进、徐小平等六个红卫兵小将，立志到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给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写了一封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请战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
他们的要求得到了上海有关领导部门和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的支持，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上海。
长阳中学学生顾莲英的哥哥，一九七○年去江西务农，为革命英勇献身，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今年，顾莲英在中学毕业后，坚决要求到哥哥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干革命。
行前，她满怀豪情地说：“我决心象哥哥那样，在农村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要接过哥哥的小油灯，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接过哥哥的工具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我要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用自己的行动把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反动思想批倒批臭！”
上海广大革命家长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鼓励自己的子女到农村插队落户。
有些家长还在子女出发前夕开了家庭批林批孔会，全家一起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
黄浦区革命残废军人李明淡和徐承琪，是抗日战争时期一起入伍的老战友。
他们在战争年代共同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
现在，又一起坚决支持自己的女儿到黑龙江农村干革命。
他们在女儿走上革命征途的前夕，谆谆地告诉她们：父亲身上的伤疤，不能作为要求“照顾”的资本，而只能激起更深的阶级仇恨，坚决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裂，向林彪、孔老二宣战，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
上海玻璃机械厂老工人郁仁穆，在儿子出发去农村时，送给儿子《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并到码头送行。
他对儿子说：“坚持上山下乡是对林彪、孔老二的有力批判。
你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决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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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信兵某团三连党支部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积极引导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推动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开展。

三连党支部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把批林批孔斗争搞深搞透，必须引导干部战士加强学习，努力掌握思想武器。
为此，他们组织全连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导，明确在斗争中加强学习的重要性。
干部战士自觉地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在党支部带领下，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选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关于批判孔孟之道和批判尊孔反法思想的论述；
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
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和文件，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批林批孔文章、资料。
不少同志为了批透林彪贩卖孔孟之道的一个谬论，认真地阅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文章，查找批林批孔的参考资料。
有的同志文化水平低，就一边学习，一边查字典，狠批林彪、孔老二的谬论。

三连由于重视加强学习，有力地促进着批林批孔斗争的开展。
在初步进行边学、边议、边批的基础上，党支部引导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从它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阶级内容等方面展开批判，揭露其极右实质。
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批判林彪、孔孟鼓吹的“天命论”、“天才论”，深刻揭露林彪反党夺权的理论纲领；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林彪、孔孟鼓吹的“德”、“仁义”、“忠恕”，戳穿林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险恶用心；
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批判林彪、孔孟宣扬的“中庸之道”，揭露批判林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恶毒攻击反修斗争，妄图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罪行。
战士们反映，这样批，批得深，能打中要害。
战士李金光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时，开始，他准备了几次批判发言稿，都感到从理论上批判得不够深刻有力。
后来，他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又特地到李家沟生产队进行了社会调查。
联系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他认清林彪鼓吹“克己复礼”，就是搞复辟倒退，其实质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他先后在连里和团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为了加强对看书学习的领导，深入批林批孔，三连党支部还采取了这样几个做法：一、支部成员带头学习，带头批判，群众批判前他们先走一步，在群众批判开始后，他们深入班、台站和大家一起学一起批。
二、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连的批林批孔辅导小组，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及一些学习材料及时在黑板报上刊登，或抄写张贴出来，加强学习的辅导。
三、每一个专题批判完了时，及时进行小结，把批判不断引向深入。

作者：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鲁迅说过：“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炮制“中庸之道”这种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应该说是孔丘的一大发明。
两千多年来，反动派利用“中庸之道”麻痹人民斗志，“中庸”的调子唱得震天价响，而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则无所不用其极。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挥舞“中庸之道”这面破旗，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一面磨刀霍霍，要搞暗杀，搞反革命武装政变。
孔丘所发明的“中庸之道”，其反动作用既然如此久远，我们就有必要从历史上追查一下，撕掉它的伪善面貌，暴露它的阴险毒辣本质。

（一）

谈起“中庸”，往往给人以一种“平易”、“公允”、甚至“和蔼可亲”的假象。
其实大大不然。
任何一种哲学都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并在发展过程中被它所代表的阶级不断加工，日益精致。
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常常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中庸”这个哲学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是孔丘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所作的反动论断。
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大乱，奴隶造反，奴隶制统治摇摇欲坠，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和反映这种政治要求的法家思潮应运而生，在哲学上也出现了认为“变化”才是“常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中庸哲学从它出现之日起，就是造反、进步和革新的对立面，是辩证法的对立面。

“中”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就是指“正道”。
在古代奴隶社会，它指的是奴隶主“奉天之命”进行统治的最高准则。
孔丘在《论语》中引用过古代《尚书》里一段话：“尧吩咐舜说：舜啊！
天命现在落在你的身上，你要好好执掌这个‘中’（最高准则）。
……舜也以同样的话吩咐禹。”
（“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曰》）《孟子·离娄》篇中也有“汤执‘中’”的记载。
中庸哲学的所谓“中”，正是承袭了古代奴隶主的这个古老概念，把它更加抽象化、普遍化。
有一次，子贡问孔丘，到底什么是“中”？
孔丘回答说：“礼啊礼！
礼就是‘中’的规定。”
（“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见，所谓“中”，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礼”，就是奴隶制度。
孔丘及其门徒思孟学派的中庸哲学，把“中”和“庸”联系起来。
所谓“庸”，就是“常”，就是不变。
其目的就是强调奴隶制原则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既不能变动，也不能偏离；
超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与“和”联系起来。
“和”，就是“调和”，也就是把“中”这个概念涂上一层骗人的色彩。
《中庸》一书开宗明义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看起来似乎很玄虚，其实不过是说，要用“和”，即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手段，来达到维护“中”，即奴隶制度的目的。

孔丘这个“中庸之道”的创始人，他“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
他痛骂反动立场不鲜明的人是“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
他人声叫嚷对起来造反的奴隶及“犯上作乱”的新兴封建势力必须严厉镇压（《左传》昭公二十年）。
他“堕三都”，杀少正卯，请鲁哀公出兵伐齐，号召门徒对倾向革新的冉求“鸣鼓而攻之”。
这些人被攻、被杀、被镇压，就是因为他们造反、革新、反中庸。
对反中庸者就要杀，就要攻，就要镇压，这就是孔丘的罪恶行径。

（二）

但是，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
奴隶制政权一个个垮了台。
孔丘只好唱起“逝者如斯夫”的挽歌，哀悼奴隶制象流水般的消逝。
秦始皇尊法反儒，大反中庸之道，推翻了奴隶制政权，“焚书坑儒”。
中庸哲学倒了一阵大霉，中国历史却获得了一个大的跃进。

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制已获得巩固，地主阶级这时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不仅不需要而且害怕革新了，要把封建秩序说成是神圣的、永恒的了。
与此同时，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也更加暴露。
孔丘的中庸哲学，对巩固封建制度来说，就大大有用了。
于是，在董仲舒的哲学中，古老的“中”字又恢复了它的权威。
他说：“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
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
他要以“中和理天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所谓“中和”，其含义一方面是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另一方面则是如同列宁所说的：“‘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董仲舒的这种阴险用心，后来被宋代理学家系统阐发，代表者就是朱熹。

朱熹说，中庸哲学是儒家道统的核心。
在朱熹以前，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却未能抓住这个核心。
比朱熹早百年左右的理学家程颐大肆鼓吹《中庸》，说这本书，“放之则弥六合”（《中庸》序）。
朱熹则更大进一步，他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提升到《四书》的宝座，并迅速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批准。
为什么到了宋代，《中庸》这本书会如此显赫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农民起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均贫富”、“等贵贱”等直捣封建基础的口号和行动。
封建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异端之说，日新月盛”。
甚至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王安石，其为人之“反中庸”，其学说之“惑乱人心”，颇有商鞅再世的味道。
那些顽固的反动派岂能不乞灵于中庸哲学？
司马光这个王安石的死对头，就专门写了一本《中庸大学广义》。
朱熹则用了极大的力气，对《中庸》一书进行了注释，并广泛进行了通俗讲解。

朱熹的注释，是对中庸哲学的一次大规模精致加工。
他“会众说而折其中”，把中庸哲学提升、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矛盾调和论的色彩也涂抹得更加浓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极端反动的理学体系。
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
（《中庸》第二章注）朱熹在把“中庸之道”奉为“天理”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它是“平常之理”。
朱熹说：“庸”就是“平常”。
他这样解释“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庸哲学说成是人人必须了解、事事必须遵行的普遍准则，就是要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范围内用这种毒辣的思想武器来麻痹人民群众，制止革命斗争。
这正是朱熹的阴险毒辣之处。
朱熹的另一个毒辣之处，就是要把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和”。
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甲寅行宫便殿前奏一》《文集》卷十四）。
“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
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
这就是要把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不和”说成是“和”，而且是最大的“和”。
中庸哲学的顽固反动本质与折衷主义的骗人形式在朱熹手中更加融为一体。
因此朱熹十分重视《中庸》，认为它与孔丘的“克己复礼”居于同等地位。
他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以上均见《朱子语类》）所谓“存天理”，就是要巩固封建制度。
所谓“灭人欲”，就是不准斗争。
各安其分，“各得其宜”，这“便是和”。
朱熹的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准斗争，否则就是不“中和”，就是违反“天理”。
清代唯物主义者戴震揭露这种“以理杀人”的毒辣本质时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其谁怜之！”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一千年来，死在这种杀人不见血，“血案中而没有血迹”（《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五卷）的理学屠刀之下的中国人民，难道能够用数字表达吗？

明代后期农民起义的烽火，把“中庸之道”另一个著名的吹鼓手王阳明的阴险毒辣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面狂热鼓吹“中”是“天理”，“中和是人人原有的”（《传习录》）；
一面大挥屠刀，疯狂屠杀革命农民，声称“必须杀尽尔等而后可”（《告谕浰头巢贼》，《全书》卷十六）。
公元一五一七年，江西、福建一带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王阳明带兵镇压，两年之内就屠杀了一万八千多人，许多农民被成批活活烧死，以至“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全书》卷十）。
十年之后，又是这个刽子手，在广西少数民族起义中心地区八寨断藤峡，屠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尸体横积，“恶臭熏积，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书》卷十五）。
他在屠杀之时，还用“中庸”的名义，写下了疯狂反攻倒算的布告，限农民在一个月内“释怨解仇”，交税还债，接受惩罚（“逃税者，输其赋；
负债者，偿其值；
有罪者，伏其辜”），否则，他就要把农民剁成肉酱（“立齑粉尔辈，如机上肉耳”）（《告谕顽民》，《全集》卷十七）。
真是一片杀声，血腥扑鼻。

但是，人民群众杀不光，农民起义也“剿”不完。
王阳明深思苦虑，说出了两句反革命真言，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两句话集中概括了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手段。
这就是：军事镇压与思想麻醉，两手并用。
他要用斧钺刀锯“破山中贼”，用“中庸之道”来“破心中贼”。
王阳明一面肆意屠杀，一面向农民灌输“中庸之道”，要农民“相勉以善”，“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全集》卷十六）。
总之，是要用“中庸之道”从思想上把农民牢牢地禁锢起来，不准农民进行反抗和斗争。
鲁迅说：只有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鲁迅全集》卷六）。
这种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死》，《鲁迅全集》卷六）。
中国人民没有听从这种杀人凶手的“格言”，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前赴后继，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
王阳明死后不过百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埋葬了明代封建王朝。

（三）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刽子手曾国藩，是个道学家。
这个反动头子全盘继承了董仲舒及宋代的程朱理学，死死抓住孔老二的反动中庸哲学，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派以中庸哲学“治军”、“治政”、“治家”的鼻祖。

曾国藩秉承儒家的传统解释，把“中庸之道”说成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正道”、“天理”，同时又极力涂抹矛盾调和论的色彩。
他说，天下之道，“中则治，偏则乱。”
（《文集·答刘孟容书》）所谓“中”，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秩序。
曾国藩非常懂得孔丘的仁、义、礼、智以至刑赏等等，都不过是统治手段。
他要用“中庸之道”这种反动哲学来统帅一切、运用一切，以达到“息天下之争”（消除人民的斗争意志），“止名教之变”（防止封建秩序的崩溃）这种反动目的。
曾国藩这个末代封建王朝的反动透顶的代表人物，看出了中庸哲学对于儒家其他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庸哲学的阴险毒辣本质在他手中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了。
中国人民以迅雷疾风之势，横扫孔丘留下的垃圾污浊，猛烈地冲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曾国藩这个道学家，立刻披上戎装。
他大声疾呼，说太平军毁孔庙、焚诗书，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说孔丘、孟轲正在黄泉痛哭。
他树起“卫道”（保卫儒家哲学）的黑旗，组织了以地主阶级分子为骨干的湘军。
曾国藩逐句批阅《中庸》一书，定为湘军将领的必读经典。
当时咸丰皇帝也不仅多次到“圣庙”祭孔，而且亲自向群臣讲授《中庸》，要求他的臣下“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文宗实录》卷八十四、八十七）。
垂死挣扎的封建统治者妄图用中庸哲学来动员整个地主阶级，挡住革命的洪流，防止封建制度的崩溃。

革命的烈火最能烧掉反动派的一切伪装。
曾国藩，这个满口“中庸”的卫道者，迅速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巨齿獠牙。
他公开叫嚣，要“残忍”，要杀人。
对于革命人民，他痛恨“宽厚”、“模棱”，反对“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全集·书牍》，《与刘孟容书》）。
只要有革命军，他动手就杀，不管是否属他管辖。
（“攘臂越俎，诛斩‘匪’徒”）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嘉言抄·治政》），就是背上“残忍严酷之名”，也不在乎。
这个讲了一辈子“中庸”的家伙，简直杀红了眼。
他下令，凡被俘的太平军，“一概剜目凌迟”，或者“全数斩决”。
武昌之战，太平军被俘七百余人，全部被杀。
崇阳之战，被俘的太平军七十余人，先“活祭”，然后令湘军士兵“割人肉生吞”。
天京被攻陷时，更是“分段搜杀”，三天之内，就杀了十几万人，尸体塞满了秦淮河。
鲁迅先生揭露过，口喊“中庸”的反动派，对干革命人民则是“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
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把中庸哲学吹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对他的高级将领作了一次“训话”，题目就是：《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专门讲《中庸》，要他的高级将领“注意谛听”。
他说“《中庸》是‘本体论’”，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做将官的人，对于《中庸》一书，不可不详读精思”；
谈了《中庸》，就有“大智大勇”，不仅能“完成”反革命的“任务”，而且能“使万物皆得其用，人类各遂其生”。
他讲了这么多的“中庸”，其目的是什么？
蒋介石对《中庸》一书最推崇《哀公问政》一章，又最重视这一章中的“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几句话（《政治的道德》）。
他说，“中庸”的根本含义就是“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的道理，而不是什么新奇巧妙的”（《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
“根本就无所谓新旧，……越是新的东西越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讲话）真是顽固反对革命之心，如跃纸上。
蒋介石的门徒和御用哲学家，则把这些话奉为圭臬。
他的“理论家”甚至拿蒋介石的名字“中正”二字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惟其中正，故一切可包容，一切无不化”（陈立夫：《三民主义正编》）。
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拚命鼓吹“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拚命维护旧事物，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维护行将死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

这个大讲“中庸之道”的蒋介石，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被他屠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真是无法计算。
仅“四一二”政变后三、四年内，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反动口号下，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
在十年内战时期，是他下令推行“三光政策”：“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
三、‘匪’区粮食……难运者一律烧毁。”
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大讲特讲“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公然声称他自己“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
满口“中庸”的反动派，在镇压革命人民时就是这样“快刀斩乱麻”，一丝一毫也不“中庸”的。

（四）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国内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对中庸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戴季陶主义。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痛斥了这种以“中庸”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
接着，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著名文献中，毛主席又驳斥了所谓工农运动“过分”的反动理论。
当时，广大农民奋起造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但是，国民党右派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大叫工农运动“过火”、“过分”、“反常”、“太不成话”。
他们打着“中庸”的破旗，提出了“矫枉不能过正”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列举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痛斥了这种反动谬论。
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反动派的所谓“过分”，恰恰正是革命。
反动派的所谓“反常”，恰恰正是农民翻身。
反动派按照中庸哲学，把旧的成规、旧的封建秩序叫作“正”，而把破坏这种旧秩序叫作“过正”。
毛主席指出，这种谬论“貌似有理”，实际则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是阻碍农民运动、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理论。
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就是说只有用群众的革命的方法，才能终结旧的封建秩序。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是批判中庸哲学的锐利武器。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毛主席的这个论述，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庸哲学，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
一切中庸哲学，从孔丘直到蒋介石，其本质都是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
都是把对立说成是凝固的、僵死的、不能改变的东西；
都是只承认矛盾双方在旧统治秩序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把这种相互依存说成是“中”、“和”、“天理”、“正道”；
都是否认矛盾双方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斗争，否认这种斗争的发展必然造成旧统一体的破裂，也就是旧统治秩序的破坏，和向新事物的转化。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这种“和为贵”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它只能是“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所散布的“中间路线”。
尤其是，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重要文献。
当时，美蒋反动派为了保存反动势力，一面发动和谈攻势，一面在大江以南编练军队，阴谋卷土重来。
一些“自由主义人士”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也在大喊“和平”。
他们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
他们当中，有的鼓吹“南北为界，划江而治”；
有的叫嚷“佳兵不祥”，要中国人民立刻收兵；
有的甚至要追查中国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要中国共产党保证“容纳异己”，“绝不用兵”。
总之，是不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要使革命中途而废。
他们要在“中庸之道”的口号下，把国民党反动派保护起来，以便有朝一日，重新反扑，把中国人民再度投到血海之中。
毛主席彻底驳斥了这种毒辣的“中庸之道”，号召全国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朋友，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条革命路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才有了今天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事实证明：“中庸之道”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是反动派、反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势力向革命的人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势力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进行复辟的反动哲学。
它用折衷主义的外衣掩盖其顽固维护旧事物的反动本质，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对抗斗争哲学。
它欺骗人民群众，麻痹人民革命斗志，并在它的烟幕之下向人民大举进攻。
鼓吹“中庸之道”的人，是一帮很阴险、很毒辣的家伙。
哪里“中庸之道”的调子唱得越高，哪里反动派对人民的进攻就越残酷。
哪里“中庸之道”不行时了，哪里的历史就前进。

叛徒，卖国贼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分”、“过极”，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为了要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林彪这个反动派，象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他口称“中庸之道……合理”，叫嚷什么“绝则错”，而实际干的反革命勾当，则是坏事做绝。
就在他讲了“中庸之道……合理”之后不到半年，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出来搞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
在这次阴谋失败以后，他又纠集法西斯“舰队”，搞暗杀，搞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投奔苏修。
他的手段如此阴险，如此毒辣，但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对立的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自人类划分阶级以来，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彻底批判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掌握革命的辩证法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向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
===== 长垣县贫下中农怒斥林彪孔老二-河南省长垣县人民二千多年前曾多次围斗过孔老二？
今天，这里的群众又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用手中真理戳穿林彪孔老二的画皮

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进行过反孔斗争。
长垣县当时称作匡城，这一带的恼里、司坡、落阵屯的群众，曾多次围斗过孔老二，同孔丘及其门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长垣人民回顾古老的历史，谈起林彪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鼓吹“克己复礼”，妄图借宣扬孔孟之道来进行篡权复辟，大家都非常气愤。
在长垣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批林批孔会上，大家一致指出：林彪、孔老二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纸老虎。
长垣人民过去就蔑视孔老二，今天我们要把林彪、孔老二捆在一起批，批它个落花流水，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大好形势。

林彪、孔老二都是纸老虎

满村公社落阵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清泉说：我们大队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林彪、孔老二也不例外。
长垣人民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孔老二。
两千多年前，这个家伙为了复辟奴隶制，到处游说。
有一次，他从卫国到陈国，路过长垣，当时被群众团团围困了五天，最后才予以释放。
可是，孔老二不死心，又唆使他的门徒子路带兵来弹压，长垣人民揭竿而起，把子路一伙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俺村叫落阵屯，就是由此而得名。

在我们看来，孔老二那一套“之乎者也”，表面上看挺吓人，其实都是替奴隶主讲话的“吃人”道理，都是复辟旧制度的反动谬论。
因为这些谬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
我们农民，虽然是“大老粗”，不懂得“之乎者也”，可是我们亲身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我们手中有真理，就一定能戳穿孔老二这只纸老虎的画皮。

孔老二的书，我没读过。
但是他那一套谬论，在地主资本家那里我没少听过。
我们队有一个富农分子，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狼心狗肺的家伙。
他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宣扬孔孟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什么“仁者爱人”呀，我们贫下中农一眼就看穿了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我们调查了这家伙的所作所为，原来他背地里煽动封建迷信，破坏干群团结，干了许多坏事。
我们亲身体会到，孔老二那套“经”，就是“压迫剥削经”，“反革命复辟经”。
孔老二鼓吹“仁爱”的目的，就是要复辟奴隶制；
林彪拿这个东西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要抓住“复辟”这个要害，把他们批倒批臭。

林彪、孔老二都是阴谋家

张占公社司坡大队共产党员董凤治说：一直被反动统治阶级尊崇为“圣人”的孔老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两面派。
他平日满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在行动上他却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两千多年前，有一次，孔老二和他的一些学生经过我们司坡（当时称蒲），正赶上卫国的公叔氏在这里起兵，反抗卫君。
当时，司坡的群众耽心孔老二把这边的情况泄露给卫国，就把孔老二一行扣留下来。
后来，双方进行了谈判，直到孔老二发誓不到卫国去，这里的群众才同意释放孔老二。
可是孔老二一出城门，就下令到卫国去，并把当时司坡一带起义群众的内部情况，泄露给了卫国的国君，想以此换个官做。

孔老二背信弃义，口是心非，说谎骗人，是由其虚弱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的。
春秋末期，孔老二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面临着灭顶之灾，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他必然施展骗术，搞阴谋诡计。
古往今来，世界上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奉行的说谎哲学。
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更是深得孔门处世哲学的诀窍。
他口里高唱“不能有两个司令部”，装出“无限忠诚”的模样儿，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做鬼事，甚至胡说什么“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林彪这样的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不能不向反革命两面派的祖宗叩头乞灵，大搞阴谋诡计。
他们是革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因此，我们要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彻底戳穿林彪、孔老二的反革命阴谋诡计，加强阶级斗争观念。

林彪、孔老二都是大恶棍

恼里公社恼里大队第三生产队长芦书用说：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偏不倚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棍。
他一生周游列国，栖栖遑遑，东奔西走，到处为复辟奴隶制而卖力。
他反对季氏在鲁国推行有利于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田赋改革；
他以周公的贵贱等级制度反对晋国的进步措施“铸刑鼎”；
他把鲁国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抓去处死；
他同进步势力和进步思想不共戴天，哪里有半点不偏不倚？
可见，孔老二这个家伙，不仅是个反动文人，而且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叛徒、卖国贼林彪，比起他的祖宗孔老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彪一伙不是也曾大肆鼓吹过“中庸之道”吗？
他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进步，反对革命。
路线斗争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庸”可谈的。
因此，我们要牢记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把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谬论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新华社）

“南京路上好八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同驻地工人和贫下中农联合举行批林批孔大会，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本报讯 二○二医院的女干部、女战士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联系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在新社会的革命实践，狠批了林彪、孔老二宣扬“男尊女卑”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新贡献。

这个医院年岁较大的女同志，差不多都亲身受过旧社会封建礼教的迫害，对劳动妇女在旧社会被奴役的感受很深。
她们说：旧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用孔孟之道的“男尊女卑”这条绳索死死勒住劳动妇女的脖子，不知有多少阶级姐妹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在旧社会，我们劳动妇女被压在最底层。
军医杜翁在旧社会的悲痛经历就是一个例证。
她两岁时母亲有病无钱医治活活死去，六岁时父亲又被抓去当劳工。
她无依无靠被迫进了一个女资本家开办的所谓“女子教养院”。
那里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有的得了病活活饿死在冰冷的床上。
那些刚刚长大一些的姊妹，陆续被卖到妓女院当妓女，有的甚至被当作毒剂试验品。
杜翁十二岁时，齐齐哈尔解放了，她和小姐妹们才从牢笼里被解放出来。
在批判中，大家指出，“男尊女卑”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广大劳动妇女，维护他们的罪恶统治的工具。

这个医院的广大女同志还用大量事实，着重批判了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鼓吹的“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等反动谬论。
大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广大劳动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根本改变，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以这个医院为例，从机关到科室，从支部到党委，全院各级都有女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临床医护人员中女同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她们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军医范乐义患癌症，手术后，身体比较弱，既要带好身边的两个孩子，又要料理家务。
但是困难并没有动摇她干好革命工作的决心。
她谢绝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照顾，除了积极完成科里的医疗任务外，还经常背着二十多斤重的医疗器械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街道，为工农兵普查治疗疾病。
这个医院的女同志不但在医疗上是支骨干力量，在路线斗争中更是自觉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妇产、五官科党支部九名领导成员全部是女同志，她们带领全科人员用毛主席革命路线统帅各项工作。
她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坚持派出医疗小分队，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大家联系这些实践说：铁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为妇女解放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
不是妇女无用，而是林彪一伙妄图扼杀妇女的革命作用。
他们极力为孔孟的封建礼教扬幡招魂，鼓吹什么“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等谬论，妄图阻挠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劳动人民重新拉回受压迫受剥削的火坑，使劳动妇女再过人间地狱生活。
林彪和孔老二一样，都是广大劳动妇女不共戴天的死敌。

通过批判，这个医院的女同志还清楚地认识到，妇女的解放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彻底肃清“男尊女卑”那些封建礼教的影响，必须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副院长刘斌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的。
参军前，她对“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认识不清，也看不到妇女的伟大作用。
参加革命后，她看到许多阶级姐妹，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中国，积极参军、参战，使她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
她不仅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一套封建礼教感到厌恶，还勇敢地砸碎这残害妇女的精神枷锁，在党的教育下，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领导干部。
大家联系刘副院长的经历和同志们的亲身实践，痛斥了林彪一伙鼓吹什么“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污蔑劳动人民“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等无耻谰言。
她们说：参加革命斗争是我们妇女发自内心的愿望。
投入到三大革命实践中，不仅头脑里能装上阶级解放、国家前途命运这些大事，还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林彪妄图用孔孟之道捆起革命妇女的手脚，万万办不到！

这个医院的女同志，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努力学习，努力作战，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作者：女战士赵书元杨利吴时健
单位：四七六八部队

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狗孔老二，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千方百计地贬低广大劳动妇女，极力鼓吹“男尊女卑”的谬论，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诬蔑妇女是天生的奴隶，卑贱的小人。
汉代董仲舒以及后来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又继承和发挥了孔老二“男尊女卑”的思想，提出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反动礼教，胡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的使唤，女人决不能违背男人的意愿，否则，就不符合“天理”等等。
后来，叛徒、卖国贼林彪又抬出孔老二的僵尸，并继承其反动衣钵，拚命宣扬“妇女意识落后”，只能“管管家务”，“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做一个“好老婆”等等，这纯粹是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恶毒诬蔑！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迫。
两千多年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就象枷锁一样，紧紧地套在我们妇女的脖子上，捆绑着劳动妇女的手脚，束缚着劳动妇女的思想和行动。
妇女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能说错半句话，否则，得到的不是鞭打辱骂，就是残害屠杀，使妇女真象压在那沉重的大山底下，抬不起头，翻不过身。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伟大的党，领导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把妇女从万丈深渊里解救出来，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广大劳动妇女大造了封建礼教的反，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封建礼教的枷锁。
广大劳动妇女从此才扬眉吐气，和男同志一样，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什么“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统统都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我们新中国的妇女根本不信这一套！

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看吧，在全国，有多少个象大寨铁姑娘队一样的女青年突击队，战斗在农业战线上，战天斗地，改造自然；
有多少个象“三八”作业班一样的女电工，战斗在工矿企业，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就拿我们医院来讲，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医院党委领导下，我们全体女同志不仅认真看书学习，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努力为伤病员服务，而且还和男同志一起下连巡诊，帮助附近公社、大队办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有的女同志还担任校外辅导员。
尤其是去年的野营拉练中，全体女同志发扬了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们有车不坐徒步行，不走平路攀高山，从实战需要出发刻苦磨练自己。
我们迎着刺骨的寒风，翻过重重山峦，毫不畏惧，勇往直前，无一掉队。

事实雄辩地证明，广大劳动妇女在革命事业中的伟大作用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林彪这个拚命为孔孟之流扬幡招魂，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跳梁小丑，到头来终究被人民革命、妇女解放的历史洪流所淹没，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作者：某部“三八”马钉厂朱桂兰黄秀英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出于妄图复辟奴隶制度的需要，抛出了“男尊女卑”的黑货，他的罪恶用心就是利用这些精神枷锁束缚妇女的思想，压制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起来反抗，以便巩固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今天，叛徒、卖国贼林彪又大肆兜售“男尊女卑”的黑货，散布“妇女无用”、“妇女落后”等反动谬论，他的恶毒用心同样也是为了贬低和否定广大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半边天”的作用，妄图继续压迫妇女，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三十多名随军家属办“三八”马钉厂的事实，就有力地说明林彪、孔老二的谬论是荒谬透顶的。
办马钉厂是很困难的，当时，工具、设备、材料都很缺乏，厂房也没有，又不懂技术。
怎么办呢？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并请人介绍大庆油田家属队坚持自己动手，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缺乏工具、设备我们就自己造，缺乏材料自己捡，没有厂房自己盖，不懂技术就在实践中学。
我们从施工连队借来八把大铁锤，从废铁堆里找来钢筋做成钳子，用生铁渣铸了几个铁墩和烧锻炉，又搞来几根木柱子，搭上一些杉皮板，建起“南瓜棚”的厂房，“三八”马钉厂就办起来了。
三年来，我们不但为部队施工制造了五十多吨马钉，还制造了大量部队施工急需的道钉、三角耙、吊钩等，为国家创造了八万多元的财富，受到了部队党委和干部战士的赞扬。
这难道是“妇女无用”、“妇女落后”吗？
这难道是“妇女天生愚笨”吗？
事实正如毛主席所英明论断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作者：九十七医院科主任邓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
孔孟及其门徒鼓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扼杀不了我们妇女的反抗精神。
解放前，我家七口人，就靠父亲在资本家公司里当店员挣的几个钱来养活，抗战期间，公司倒闭，父亲失业了。
为了找出路，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江苏南通。
到了南通，父亲还是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只得忍痛把我送到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当“看护员”。
那时的“看护员”是最低贱的人，我在那里受尽折磨，泪水只好往肚里流。
后来医院里我们地下党的组织教育我，使我开始懂得了妇女要翻身解放，只有起来造反、起来革命的道理。
为了革命，一九四五年，我和小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黑夜逃出吃人的狼窝，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抬担架，救伤员，为革命积极工作。

在林彪和孔孟宣扬的封建礼教面前，我们劳动妇女的反抗斗争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乱了体统。
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林彪、孔老二之流妄图用“三纲五常”缚住我们的手脚，叫我们老老实实当奴隶，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我们劳动妇女不但过去要起来革命求解放，今天我们还要继续革命，继续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终身！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据《劳动新闻》报道，朝鲜全国工业大会三月七日在平壤体育馆胜利闭幕。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在闭幕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阐明了朝鲜工业部门在过去三年内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争取大大提前完成六年计划的战斗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任务的途径。

这个大会是在二月二十五日开幕的，一共举行了十一天，其中有三天按行业举行了小组会议。
三月四日，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分组参观了降仙炼钢联合企业、金星拖拉机工厂和平壤综合纺织工厂等单位。

三月七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致金日成主席的决心书。
全体与会者决心遵循金日成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的指示，有力地推进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坚决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三月八日写信给参加过爱尔巴桑—普雷尼亚斯铁路建设的青年义务劳动者，赞扬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们的建设费里—巴尔什新铁路的光荣任务。

霍查同志在信中说：“我十分高兴地获悉你们建设爱尔巴桑—普雷尼亚斯铁路的巨大活动胜利结束的喜讯。
这是我国优秀青年、我国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又一光辉胜利，是我们人民政权的又一伟大成绩。”
信中说：“你们修建的这条铁路体现了你们的热情、革命干劲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现在你们完成的爱尔巴桑—普雷尼亚斯铁路不仅具有伟大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有伟大的政治意义。
它将为在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中国的兄弟般援助下兴建的巨大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输送镍铁矿石。
这条铁路将对利布拉什德和爱尔巴桑地区的全面进步起着重要作用，将有助于那里的工业、农业和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信中说，阿尔巴尼亚青年的劳动和斗争不仅表现在巨大项目的建设中，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他们在党的思想教育下，不断地为反对旧的残余、反对当今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而进行斗争。

信中说：“我们建设铁路和工业、农业、卫生、教育、文化等其他一系列大小项目。
但是高于一切的，是我国培育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的新人。”
霍查同志在信中勉励青年们在劳动和学习中锻炼得更有觉悟，以便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为阿尔巴尼亚的繁荣和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不倦地进行斗争。

据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三月七日在地拉那党中央大厅会见了青年义务劳动者的代表，他们是前来报告爱尔巴桑—普雷尼亚斯铁路胜利完工消息的。
霍查同志和代表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同志穆·谢胡、拉·阿利雅、斯·科列加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霍查同志向青年代表们说，青年义务劳动者参加铁路工地的建设，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炽烈感情。
全党、全国人民每时每刻都注视着青年义务劳动者所进行的光荣的工作。
霍查同志还赞扬了青年义务劳动者在工地上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

会见后，霍查同志和青年代表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越南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三月四日至七日在河内巴亭会堂隆重举行。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孙德胜、阮良朋、黎笋、长征、范文同、文进勇等出席了大会。

由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会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副司令阮氏定率领的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出席了大会。

四日上午，大会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胡志明颂》的乐曲声中开幕。
越南妇女联合会主席阮氏十致开幕词。

孙德胜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代表党和国家热烈赞扬妇女运动的成绩，希望这次大会进一步动员广大妇女，促进“生产劳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全心全力支援南方斗争，进而和平统一祖国。

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向大会发表了讲话。
他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赞扬了越南妇女在近二十年的抗美战斗中建立的出色战功，号召南北方妇女和人民团结一致，为夺取新胜利而奋勇前进。

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团长阮氏定在会上作了发言，揭露了美国和西贡政权在越南南方犯下的野蛮罪行和严重违反巴黎协定的罪恶行径，介绍了越南南方妇女和人民的战斗历程以及在巩固和建设解放区的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

大会听取了越南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何江代表越南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作的题为《越南妇女勇敢、能干、抗美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越南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黎氏钏关于修改妇女联合会章程的报告，并且一致通过了越南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

大会选出了由七十五人组成的越南妇女联合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何桂当选为越南妇女联合会主席，阮氏十当选为越南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怀着深厚的骨肉感情，大会一致通过了给南方妇女的信。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越南妇女运动和越南妇女联合会在新阶段的具体任务的决议。

七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

根据越南劳动党成立以来越南妇女运动的斗争历史和传统，大会一致赞同越南妇女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从今以后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为越南妇女联合会成立日的建议。

长征主席宣读了孙德胜主席关于授予越南妇女运动和越南妇女联合会二级胡志明勋章的命令。
长征主席接着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越南妇女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三承担”的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同全国人民一起促进“生产劳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竞赛”的运动，胜利实现越南劳动党中央二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和国会刚刚通过的一九七四年国家计划。

最后，阮氏十致闭幕词，大会在“解放南方”的乐曲声中胜利闭幕。

七日晚上，越南妇女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招待会，庆祝越南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据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七日晚上在河内主席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越南党政领导人有：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黎德寿、阮维桢、黄文欢、文进勇等。

出席越南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团长阮氏定、越南南方共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团长阮文进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王幼平和其他国家驻越南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布迈丁主席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尽管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我们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经验是互相补充的；
我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又取得了一致，因此，我们有稳固的基础来发展我们之间的有着不断扩大的希望的政治关系。”
布迈丁主席说：“第三世界的兴起，事实上已经成为一股有义务承担起促使实现新的世界秩序的重大责任的强大潮流。”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解放越来越使这些国家随时准备开始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取消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一切关系，使他们对世界各项问题提出必要的解决办法的声音有份量。”
布迈丁主席说：“我们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你们的国土：我们的访问将给我们之间的战斗团结带来新的力量，为进一步加强阿尔及利亚同越南在一切领域中的关系作出贡献。”
范文同总理随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我们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十分高兴。”
范文同总理说，布迈丁主席“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正在使我们两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并且一定进一步鼓舞两国人民继续前进，完成自己光荣的革命事业。”
宴会结束后，布迈丁主席及其一行在范文同总理和阮维桢副总理等陪同下，到巴亭会堂观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歌舞团演出的文艺节目。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三月八日公布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公报。

公报指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五日至八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孙德胜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同胡阿里·布迈丁主席在亲切、真诚、充满深厚友谊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公报说：“越南人民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阿尔及利亚人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辉煌成就。”
公报赞扬阿尔及利亚坚持反帝路线，积极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在不结盟国家和在世界上正起着日益强有力的作用。

公报说，越南人民完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坚信阿尔及利亚人民必将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新胜利。

公报说：“阿尔及利亚方面高度评价越南人民在过去边战斗边生产的环境下和现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时期从各方面建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事业中取得的巨大胜利。”
“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在新阶段为维护和巩固持久和平，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在南方实现独立民主，进而和平统一祖国，为保护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进行的斗争，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彻底尊重和严格履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正确立场。”
公报说：“双方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和好战、法西斯的西贡政权已经和正在系统地违反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许多重要条款，破坏和平，破坏民族和解与和睦，造成了越南南方目前十分严重的局势。
双方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彻底尊重和严格履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决议书和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联合公报。”
公报说：“双方热烈欢迎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并且坚信，严格履行这个协定将为建设一个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统一和繁荣的老挝展示美好的前景。”
“双方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柬埔寨的干涉和侵略，停止对金边走狗集团的一切支持和援助，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行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
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为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公报表示完全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完全声援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己的各项正当民族权利的斗争。

公报说：“阿拉伯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者的胜利以及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中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更加严重衰弱，为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公报还表示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公报说：“基于这种精神，双方对朝鲜人民为在自主和民主的基础上、在没有外国的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和平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牢固的团结情谊。”
公报说：“双方认为，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双方高度评价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胜利。”
“会议强有力地支持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并郑重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是不结盟国家大家庭的正式成员，这是对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巨大鼓舞。”
公报说：“双方对早就把越南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深厚友谊的美好发展感到十分高兴。”
公报最后说，范文同总理愉快地接受了布迈丁主席的邀请，将在适当的时候正式访问阿尔及利亚。

新华社利马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电 秘鲁共和国总理、陆军部长、陆军司令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中将，三月七日下午举行午宴，热烈欢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到秘鲁进行友好访问。

秘鲁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司令阿图罗·卡维罗·卡利斯托中将、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陆军少将以及秘鲁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六十多人出席了午宴。

午宴是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同一天，向仲华团长和代表团成员还先后拜会了梅尔卡多·哈林中将和卡维罗·卡利斯托中将，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出席了会见和午宴。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电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刊《十月》月刊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号刊登一篇社论，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霸权。

社论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和勾结清楚地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策构成了对世界人民的主要危险，也清楚地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企图对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做出‘裁决’。”
社论指出，自从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抵抗战争开始以来，两个超级大国玩弄种种阴谋，企图扑灭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中东恢复“不战不和”的局面。

社论说，“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还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它们对世界自然资源的霸权野心。”
社论指出，不仅美帝国主义对中东的石油感兴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的石油也感兴趣。

社论说，苏联在“援助”的幌子下，企图建立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上的控制和统治。
苏联出售一点军火给阿拉伯国家，其目的是想使阿拉伯国家从属于它。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电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六日刊登一篇社论指出，苏联在中欧不断集中军事力量，西方如仍被“缓和”所“催眠”，只能获得在“苏联统治下的和平”。

这篇题为《东方扩充实力》的社论说，“苏联全部军队的百分之七十多一直驻在乌拉尔以西，而在东方集团国家最前线的是纯粹进攻性的阵容：有百分之五十是装甲部队，明显地大量集中空军，而且最近改装成进攻性的了。”
社论说，“联邦总理去年在与一家美国杂志记者谈话时证实了这一发展，并担心地指出东方显然是在向错误方向行动。
军事专家们的判断也强调说明了这一点。”
社论接着引证了爱丁堡大学的埃里克森教授不久前在《时报》上关于苏联在中欧加强军事力量的几点分析：“东欧装甲部队不断现代化和增加，前四年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十个装甲师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加强了炮兵、核武器与火箭的装备；
不断供给最现代化的工程与建筑桥梁的设备；
显著地提高后勤工作能力，例如也提高了军事输油管的输油能力。”
社论说，“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纯粹防御性的计划。”
社论说，“任何人都不能忽略这种事实，即苏联把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政策同扩大其阵营西部边界上的可以用作进攻的军事潜力联系在一起了。”
社论最后谈到有人散布苏联在欧洲扩充军事实力“是为和平服务的”这一说法时说，“如果在西方，缓和政策仍然对防御准备发生象迄今那样的催眠作用的话，那么就必须对上述说法补充上‘苏联统治下的和平’。”

本报讯 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潘寿才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在武汉市逝世。
潘寿才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