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毛主席同来自地中海之滨的阿尔及利亚朋友一一握了手，然后，同布迈丁主席和布特弗利卡外长在亲切友好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在中南海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和随同访问的十一位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
他们是：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运输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新闻和文化部长艾哈迈德·塔列布，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综合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长穆卢德·卡赛姆，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谢也布·塔列布·邦迪阿，主席府副秘书长伊斯梅尔·哈姆达尼，主席府典礼局长阿布杜勒·马基德·阿拉乌姆，主席府顾问艾哈迈德·胡哈特，主席府顾问、主席府新闻局长毛希丁·阿米穆尔博士和君士坦丁省省长穆罕默德·哈吉·亚拉。

毛主席同来自地中海之滨的阿尔及利亚朋友一一握了手，然后，同布迈丁主席和布特弗利卡外长在亲切友好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王海容部长助理、齐宗华、罗旭、李留根和唐闻生。
（附照片）

（照片一）毛泽东主席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在中南海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和随同访问的十一位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和布迈丁主席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照片二）毛泽东主席会见布迈丁主席和随同来访的阿尔及利亚贵宾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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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及其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首都人民怀着真挚友好的感情，热烈欢迎来自地中海之滨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友好使者。

布迈丁主席是应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贵宾们在首都机场受到我国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吴德、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姬鹏飞、方毅、李强、刘湘屏、肖劲光、李达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的热情欢迎。

布迈丁主席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是中阿两国友谊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今天，北京的主要街道和首都机场装点得象节日一般，许多巨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布迈丁主席！”
“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无数面红旗和彩旗迎风飘扬。

下午四时，布迈丁主席等阿尔及利亚贵宾，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飞机，我国领导人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在飘扬着中阿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阿尔及利亚国歌和中国国歌。
布迈丁主席由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并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
这时，机场上一片欢腾。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的口号声，响彻机场上空。
男女青少年们兴高采烈，他们挥动着花束和彩带，迎着贵宾翩翩起舞。
人们衷心祝愿布迈丁主席对我国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布迈丁主席高兴地向欢迎群众鼓掌致意。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林巧稚；

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的负责人何英、顾明、钟夫翔、杨立功、杜星垣、苏杰、马仁辉、刘西尧、王海容、赵正洪、邓岗、李哲夫、浩亮、路奎、丁雪松、张杰、王笑一，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林中。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塔列布，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今天晚上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阿尔及利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拉巴·比塔特、艾哈迈德·塔列布、穆罕默德·本·叶海亚、穆卢德·卡赛姆、谢也布·塔列布·邦迪阿、伊斯梅尔·哈姆达尼、艾哈迈德·胡哈特、毛希丁·阿米穆尔、穆罕默德·哈吉·亚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邓小平、姬鹏飞、方毅、李强、何英、李达、曹克强、汪普庆、朱传贤、林中、李樵、李松龄、万众、李留根、罗旭、齐宗华、杨桂荣、廉正保。

作者：周良

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
在正确评价秦始皇的文章中，唐代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
《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
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
《封建论》是值得我们认真读一读的一篇好文章。

秦始皇尊崇法家学说，反对儒家孔孟之道。
他的目标，是防止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复辟，维护和巩固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地主制。
秦朝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废除西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分封诸侯的办法，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官爵不再世袭，一切赏罚以对于封建地主国家的功过为标准。
秦朝统一以后，全国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划一起来。
对于反对这些措施，妄图恢复战国分封割据局面，梦想开倒车回到奴隶制社会的儒生，和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书籍，秦始皇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焚书坑儒。
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
当然，在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统一只能是有限度的。
但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全中国的功绩，在我国历史上仍然不容忽视。
当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要求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
秦始皇顺应了这种形势，毅然决然排除旧势力的影响，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设立郡县，由中央派官吏去统治全国。
秦朝统一局面下创立的很多制度，为以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着统一事业这个中心。
他兼并六国后十年里，巡行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纪功刻石，其主要目的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的威信，以巩固统一。
毛主席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秦始皇当时正是这样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废除分封诸侯，设立郡县，是秦朝摧毁战国旧制，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
秦朝以后，历代的政治家们，往往争论“封建”*和郡县的得失利弊。
不少人把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由之引起的统治的不稳固，归咎于秦废“封建”和立郡县。
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否定秦废“封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的革新和进步。

柳宗元的时代是八、九世纪之交，上距秦完成统一约一千多年。
他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注意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了从发展观点观察问题的看法。

首先，柳宗元从“生人之初”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讲起。
他描绘那时人类所处的环境是遍地野草树木，到处奔走着成群的野兽，而人类自己既不象野兽那样能抓扑和咬人，又没有羽毛，因而“莫克自私自卫”，就是说不能养活自己，保护自己。
柳宗元的描述，和先秦著名法家韩非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篇》），是一脉相通的。
这样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远古人类社会，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符合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而儒家则认为只有远古的人类处于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以后社会不是向前进的而是倒退的，今不如昔，因此向后看，宣扬“法先王”，一切要复古。
孔子就是鼓吹这种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为他开倒车复辟奴隶制、反对封建制服务的。
柳宗元从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所以能认识到“封建”制要为郡县制所代替，正确地论证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进步作用。

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
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象荀子所说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
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
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
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
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
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
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所造成，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
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在柳宗元关于“封建”制起源的论述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荀子·劝学篇》说，借助于车马的人，并不是脚比别人利便，而能行千里；
借助于舟船的人，并不识水性，而能渡江河，因为他们“善假于物也”（会借助于物）。
柳宗元运用了“假物”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必将假物以为用”的“物”，似乎不仅是指生活资料，而是包括生产工具，所以才能“为用”。
恩格斯教导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之最初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用手劳动而制造了工具。
一旦从事制造工具，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了划时代的武器，能够战胜和改造自然。
柳宗元在描述人类“莫克自奉自卫”以后，提出“假物以为用”，他是不是非常朦胧地多少意识到了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大意义呢？
关于国君和统一天下的天子，柳宗元认为最先是由逐步推戴而产生出来的。
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但是，儒家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说，来巩固和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象汉代董仲舒之流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顺命》），宣扬统治天下的皇帝之出现是天的意志和命令。
对比之下，柳宗元的观点不是比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要进步得多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然号召革命群众去当董仲舒。
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陈伯达急起帮腔，一唱一和。
林彪反党集团这样热衷于吹捧董仲舒，正是捡起孔孟之道的垃圾作为思想武器，来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们尊儒反法，吹捧董仲舒，和他们咒骂秦始皇一样，都出于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封建论》论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封建”制的起源以后，指出秦朝改“封建”为郡县的措施的优越性，肯定了这一改革。
柳宗元对比了秦以前的“封建”和秦代的郡县制度，指出周代“封建”的弊病是诸侯强盛，天子指挥不动他们，形成所谓“末大不掉”。
到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地位已经降到和诸侯差不多，“周之丧（灭亡）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
秦兼并六国后废除侯王，变革旧制，设置郡县，改派地方官，政权集于中央。
柳宗元称赞秦始皇这一革新措施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这就充分明确了秦朝统一在巩固统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柳宗元又观察秦以后直到唐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以封建统治的巩固与否为标准，论证了设立郡县的“秦制之得”，和汉朝初年立宗子，封功臣的“封建”之害。
他指出，汉朝初年部分地实行“封建”，屡次出现分封诸侯的叛乱，郡县长官却不曾背叛中央，“有叛国而无叛郡”，所以秦朝制度的优越性很明显。
汉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了。
然后，他归结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肯定了唐承秦制是合适的。
其实，唐朝虽然实行郡县制，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形成许多独立王国，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已经大为削弱。
柳宗元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州县，而在于军队，他认为当时“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赞扬秦制，赞扬唐承秦制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当时各地藩镇而发的。
他认为唐朝当前的统治，只要善于掌握军队，谨慎选择地方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这是反对骄兵悍将向长安的中央政权大闹独立性的议论。
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讨论历史，同时也含有古为今用的意味，使他的文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
对于古代一些有见解的史论文章，我们不是都应该这样去领会吗？

有人质问：郡县制如果确是“得”，为什么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呢？
柳宗元回答说：因为秦朝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人怨于下”，所以大呼成群，揭竿而起，一下子推翻了秦的统治。
“失在于政”，“非郡邑之制失也”。
又有人质问：夏、商、周、汉四朝，都沿用“封建”而统治长久，秦行郡县制而国祚短促，如何解释呢？
柳宗元反驳说：曹魏沿袭汉制，晋朝又沿袭魏制，都实行“封建”，不是也并不长久吗？
唐朝改变办法，实行郡县制，到柳宗元时，王朝维持已近二百年。
可见并非实行“封建”才能巩固统治。
柳宗元还指出，汉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意思是说明，汉代只是在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实际上还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柳宗元又进一步论证，在“封建”制下，不问有无才能，生下来就成为封国的统治者，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反不能发挥作用。
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罢免），有能得以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好，晚上就可以罢免。
这样，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全国地方指挥自如，当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有保证。

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封建统治者谋求巩固政权的方法，竭力阐明郡县制之有利于统一。
同时，从中国历史长远发展考察，他肯定了秦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的积极意义，这种肯定是正确的。
对于柳宗元这样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能够比较正确地估价他的言论和行动。
对于秦始皇，也是如此。
虽然秦始皇对人民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无情的榨取，但他的革新精神和所奉行的法家“法后王”政策，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他废除奴隶社会长期实行的分封制，改设郡县，从而巩固了统一，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东西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实行过分封；
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阶段，也都出现过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古代埃及奴隶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全国设若干州，州长由法老（国王）任命、调遣。
古代波斯的奴隶制帝国，也把全国分为许多郡，由国王派郡守管理。
罗马帝国设立行省，由奴隶主的皇帝派官统治。
可见郡县制与奴隶制社会并不是永远互相排斥的，郡县制与封建制社会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上述这些奴隶制国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得以加强，全国统一局面之得以巩固，都和实行郡县制密不可分。
以古埃及而言，后来州长职位逐渐变为世袭，形成变相的分封制，中央集权即被削弱，统一也就不巩固了。
在秦始皇统治初期的具体情况下，反对秦的统一，要求恢复六国分封旧制的人，大都是信奉孔孟之道，梦想恢复殷周奴隶制和礼乐之治的儒生和旧贵族。
因此，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封建地主制和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就必需扫除这两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恰恰来自同一反动势力。
因此，秦始皇的两项任务在打击同一反动势力的基础上一致起来。
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在当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大反秦始皇，骂他焚书坑儒，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
是的，我们就是要表扬秦始皇“法后王”的革新精神，肯定他打击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制的历史功绩，称赞他废分封，立郡县，第一个统一中国的贡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林彪咒骂秦始皇，是为了反对进步，反对革命暴力，以便于自己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旧倒退，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世纪，上距柳宗元的时代又是一千多年了。
对于两千二百年前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意义，我们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分析，而且有条件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加以评价。
在中国，政治上较长期的统一，对于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起着积极作用。
国家的统一，对以后中国各族人民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独立，也是有利的。
如果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是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是处于战国纷争或藩镇割据的局面，必然给予帝国主义强盗更多可乘之机，他们“分而治之”的阴谋就更容易得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瓜分阴谋的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
今天，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奴役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换了人间。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七亿人民正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做着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统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必不可少的。
毛主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我们祖国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条件及伟大意义，和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时代的统一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
但是，两千二百年前的统一，在适应革新进取的要求方面，在符合上升的进步阶级的需要方面，不是也和今天的统一有着类似之处吗？

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联系的。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在巩固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是强大，它抵制、压抑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面作用也就越明显。
这正说明，历史是在辩证地发展。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抵制奴隶制复辟、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所起的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否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统一。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柳宗元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仍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秦朝第一次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柳宗元对于秦废“封建”立郡县的评价是正确的。
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几十年。
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卖国贼林彪也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好，他们搞什么另立中央，寄希望于什么“健康力量”，都是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来实现颠覆分裂的阴谋，最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伟大祖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这种黄粱美梦，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与七亿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注定只有破灭。

柳宗元能够正确认识秦始皇统一的功绩，是和他在哲学上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
他的《天说》认为，天亦即自然根本不能“赏功而罚祸”。
他的《非国语》六十七篇，主要是反驳《国语》一书中用天道、天命之类孔老二的儒家反动历史观去解释历史。
例如《国语》记载宋人杀了国王，晋人借机攻宋，说宋人违反天道，天必然要加以惩罚。
柳宗元反驳说：从古以来，有多少杀人抢劫比宋人严重得多的，他们却活得很好而且长寿，天的惩罚又在哪里？
他还质问说：讲到天，我怎么能知道它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
柳宗元对于天的看法和解释，是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而和孔孟之道的先验论是根本对立的。
由于哲学思想上鲜明的唯物主义因素，才能从客观的形势和环境，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来观察历史，才能正确评价秦的统一。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柳宗元也和顽固保守、专开倒车的儒家完全不同，而是倾向于革新。
他在顺宗时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一派，坚决反对宦官掌握政权和兵权，积极改革德宗统治时的一系列措施。
对于唐代实行郡县制而仍然出现反对中央统治的叛乱，柳宗元解释其原因说：“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
他认为“有叛将而无叛州”，并非由于没有分封诸侯而造成地方叛乱。
柳宗元参加的王叔文革新派，受到宦官以及中央和地方守旧派的打击。
他们拥立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对王叔文一派大加排斥。
柳宗元也从首都长安被斥逐到边远地方，贬为低级地方官。
唐以后的封建文人评论柳宗元，大都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革新——古文的造就，而很少人同情他的政治活动。
这是长期以来主张保守倒退的儒家孔孟之道的恶劣影响。

宋代有两个政治主张上对立的人，对柳宗元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评价的分歧，对于我们了解柳宗元很有帮助。
主张变法革新的王安石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读柳宗元传》），对于主张革新的柳宗元表示了敬意。
王安石还说，尽管柳宗元遭到贬黜，没有被任用，仍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
就是说，他虽然政治上失败了，其他方面却做出了建树，在历史上留下了业绩。
王安石这就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
反对王安石变法，竭力维护旧制度的苏轼，对柳宗元的评价则另是一样。
他虽然也同意《封建论》的某些观点，却公然辱骂柳宗元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什么都不怕的小人），表示不赞成柳宗元的《非国语》，而且概括起来说：“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载苏轼的《报江季恭书》）。
“礼乐”是孔老二拚命鼓吹的“礼治”的标志，柳宗元对它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是不足道的事物，因为他在政治思想上是继承法家的。
儒家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一切，能够影响人世，赏善罚恶。
柳宗元不相信什么天道，说“苍苍者焉能与吾事”（《断刑论下》），意即天哪里能管我们的事。
这是唯物主义思想。
柳宗元在唐代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
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主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一致的，并在《封建论》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尽管苏轼公然污蔑柳宗元，但他上述两句带有贬义评语，却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予了柳宗元非常确切的评价，从今天看也是高度的评价，这是顽固派苏轼决想不到的吧？

这里的“封建”，是旧史书上的术语，指象西周以至春秋战国那样，分封诸侯，各自建立独立王国的制度，柳宗元的《封建论》即指此，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地主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本文凡在这个意义上用的“封建”，都加引号。

（转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此文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转载时，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

栏目：资料

在我国历史上，殷周春秋，是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制社会中，一个国家中最大的奴隶主就是国君。
国君自称天子，意思是上天的元子（嫡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
因此，全国的土地、臣民都为天子所私有。
《诗经》中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在奴隶制的国家中，国君的嫡长子有王位继承权，国君死后，由长子继位为天子；
而王室的其他成员有分封权，国君可根据王室各个成员中亲疏、长幼、功劳大小等不同情况，封给他们不同大小的一块土地，被封者称为诸侯。
这样，在天子之下，全国并立着大小不等的诸侯王国，各诸侯王国向天子交纳贡赋，隶属于国君。
这种制度就叫分封制。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各诸侯国出现了不平衡。
原来分封的诸侯，各自为政。
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生产力不断受到破坏。
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分封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是沿袭奴隶社会遗留下来“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还是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集权国家的行政制度？
当时进行了一场很大的论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秦丞相王绾（读晚）。
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立场上竭力主张分封制，建议秦始皇把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给皇子、功臣。
法家的著名代表李斯驳尽了这种宣传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会恢复到过去诸侯混战的分裂局面。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坚决废除“封土授民”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后又征服百越，增设四个郡。
郡下设若干县。
郡守、县令等各级官吏，都不能世袭，而由中央任免，随时可以调动。
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的残余势力，避免了诸侯割据混战局面的重演，保卫和巩固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本报讯 沈阳部队炮兵某团党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教育大家做落实战备的带头人，全团战备工作出现了一级抓一级，一层带一层的新局面。

近年来，这个团分散在三个省、五个地区执行战备、生产、军工等任务。
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人员分散的情况下，如何抓好战备工作的落实，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开始，只是由分管战争工作的少数党委成员抓，由于线长、点多、人手少，抓不过来。
针对这个问题，党委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全党都要注重战争”，“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的教导，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落实战备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能只靠少数人来抓，必须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统一行动，齐心协力才能抓好。
此后，这个团党委注意发动全体干部来抓战备工作，使团、营、连三级干部拧成一股劲，齐心抓战备落实。
党委书记、政委马骏，当分管战备工作的团长因病住院时，他就主动挑起这副重担。
野营训练中，他深入连队，对走、打、吃、住的每一个环节都用实战的标准进行检查。
一次，一连为了使汽车好发动，宿营时，把炮车放在避风的地方，马政委发现后，就及时帮助一连党支部提高战备观念，引导他们把炮车从避风处移到风口，并和他们一起摸索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两个不同的地点发动汽车所需要的时间，使干部战士掌握了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发动汽车的规律，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备任务。
党委委员、后勤处长杨德禄，也积极主动地抓好战备落实。
他曾经组织后勤人员先后四次对部队的战备物资、车辆保养进行了全面检查，使火炮、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这个团党委特别注意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战备思想教育。
过去，营、连干部对战备工作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
少数营的干部认为，“战备工作上有团，下有连，中间跟着干”；
有的连的干部觉得，“连队是最基层，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
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确实在战备工作中负起责任，去年以来，团党委先后四次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战备教育。
一次是年初，针对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认清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教育；
第二次是部队由训练转为生产，针对“锄头肩上扛，打仗轮不上”的思想，进行了我军根本职能的教育；
第三次是在十大以后，进行了认清时代、形势，明确任务的教育；
第四次是在野营训练中，针对“转转看看，和平拉练”的思想，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通过这些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了战备观念。
这个团的二营，年初远离营房执行生产任务，开始营里干部对生产与战备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副团长赵春阳同志就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论述，使二营党委成员做到生产中不忘战备，利用空隙时间完成了三十个训练日，并培训了三十二名训练骨干。

这个团党委在抓战备工作中，很注意以身作则。
党委委员、副参谋长江世昌，在野营拉练露营时来到一连，发现炊事班的炊具放的没有条理，做饭跑很远去村庄挑水，就带领炊事班化雪做饭，使炊事班提高了野炊本领，江副参谋长这样做，对一连干部教育很深。
副指导员宋志雄也象江副参谋长那样，深入细致地抓战备落实。

作者：高筑强

立足于“打”，这是做好战备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我们立足于“打”，就是立足于这样的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基础上的。
对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威胁，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要立足于打、准备打，只有用反侵略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孔孟之道鼓吹什么“和为贵”，卖国贼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亦步亦趋地叫喊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说穿了，他就是要我们和国内外反动派讲友爱、讲和平，不要斗争；
要我们解除思想武装，不要准备打仗。
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完全是投降主义的腔调，是卖国主义的腔调。
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林彪的叛国投修的谬论和罪行，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立足于“打”，常备不懈。
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立足于“打”，就要努力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确实适应打仗的要求。
战备工作怎样才算搞好了，搞落实了？
许多有实战经验的老同志说得好：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各方面要真正经得起战争的摔打、检验。
这个标准很重要，我们搞战备，就是要经常用这个标准衡量衡量，才能万无一失。
不少单位的经验证明，经常这样衡量自己的工作，就能不断地揭露矛盾，发现许多平时意想不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把战备工作搞深搞细。

内蒙古有句谚语：“听见狗咬握紧马棒，听见狼嚎提起钢枪”。
这是草原上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践中的经验之谈。
在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战备姿态，才能防患于未然，应付任何复杂的局面。

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反复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中的“要把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真正落实到各个基层”的重要论述，联系实际总结了经验。
决心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更好地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落实到基层。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得深，才能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执行得自觉。
因此，我们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很注意联系实际对干部战士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去年五月，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李绍元到十一连蹲点，发现个别同志在大好形势下，对阶级斗争的形势有片面的理解，存在着“和平施工”的思想，影响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针对这种情况，李绍元主任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认清加强战备施工，修筑“地下长城”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密切关系。
大家说：“形势大好，改变不了敌人的侵略本性，我们要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把反侵略战争准备工作完成在战争未打响之前。”
当时，十一连在坑道掘进中，遇到了施工中难啃的溶洞，正值雨季，塌方非常频繁，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
他们就在塌方处架起“防空工事”，强行作业。
溶洞里的淤泥用锹不好挖，他们就采取瓦工用铁丝弓铲泥的办法，用手将淤泥端上斗车。
八班长梁国军率领全班苦干、巧干，创造了每班推碴一百一十八车的最高纪录。
这个月，他们闯过了三个比较大的溶洞，战胜大小塌方二百多次，在作业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出碴一千一百四十多立方米，取得较好成绩。

我们在深入基层，狠抓战备落实的过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教导，坚持用大批判开路，组织连队干部战士狠批林彪破坏国防工程建设的罪行，划清路线是非，正确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
去年七月，党委常委、副团长刘风荣了解到十四连、十五连担任的一条坑道被复进度比较慢。
他到这个工地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主要是由于坑道跨度大，塌方频繁，一些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
刘副团长觉得，要战胜大塌方，完成施工任务，首先必须帮助大家明确施工的意义，懂得手中镐锹的分量。
当时，部队正在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他便组织干部战士批判林彪叛党叛国，投靠苏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把我国变成苏修殖民地的罪行。
大批判焕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被复指标不断刷新。
十四连一个作业班，三十人打筑混凝土，提高了工效三分之一，创造了全营被复的最高纪录，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后来，刘副团长和这两个连队的党支部又针对他们在革命竞赛中一度出现的只顾进度不注意质量等问题，引导大家批判林彪推行锦标主义的罪行，划清了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坚决贯彻“安全、高速、优质、低耗”的方针，无论进度和质量都是全团第一。
团里召开现场会，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我们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还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真正扎根在每一个干部战士的头脑里，落实在行动上。
有一位副教导员，一度因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受到了批评，产生了离队思想，工作姿态不高。
团党委几个领导同志分别对他进行具体帮助，耐心分析他的错误根源和危害性，指出努力方向，使他明确了肩负的重任，提高了落实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自觉性。
去年十一月，他从十大文件学习班回来后，马上就下到连队，边同战士们一起劳动，边了解学习贯彻十大文件的情况，给大家解答了一些疑难问题，并发动和依靠群众改进了操作方法，提高了施工效率。
党委常委、副团长许新国在十五连蹲点时，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武装战士的头脑，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
一个新战士到连队不久就遇上坑道掘进，一次爆破后，他看到头顶上龇牙咧嘴的石头，产生了“当工程兵辛苦，打坑道危险”的思想。
许副团长了解后，便同连队干部一起，和这个新战士忆苦思甜，讲“深挖洞”的意义，请老贫农给他上阶级斗争课。
通过教育，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民族恨，他自觉地把战备施工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为革命勇于吃苦。
在一次打筑作业中，他不怕水泥烧破皮，主动要求担任供应水泥的任务，拉得多，跑得快，保证了打筑任务的完成，年终受到了连队的奖励。

去年，我们团党委以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武器，帮助干部战士解决了许多现实思想问题，促进了部队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作者：刘长新

中原某山区，峰峦起伏，云雾缭绕。
在一座山岗上，风向杆高高耸立，百叶箱整齐排列，气象雷达监视着天空。
总字一○二部队某部气象室的同志们常年战斗在这里。
他们牢记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伟大教导，深入批林整风，使气象工作更好地为战备服务，为部队工作服务，被干部战士称为“领导的好参谋”，“部队的千里眼”。

对每次预报负责

一个初冬的早晨，预报值班室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恳切的声音：“我们部队准备在七至九日搞一项大型灌注，这三天内，气温会不会降到零下三度，请你们协助查一查。”
部队的恳切要求，引起了预报员们的高度重视。
他们知道：这项大型灌注，是某战备工程的重要工序，必须在气温不低于零下三度的条件下连续作业，才能保证工程质量。
同志们都感到时间紧迫，责任重大。
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天气预报很快就传到了部队：三天的气温都在零下三度以上。
按说，这样做已经尽到责任了，但是，一心为战备着想的气象室的同志们，仍然不放心。
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交接班的一项内容，一班一班地往下交，每天按时向工地报告天气情况。

两天过去了，气温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八日晚上，值班预报员成武仍然毫不松懈地监视着天气。
他时而伏在灯下分析天气图，时而走到室外察看星云，当测知第二天气温将急剧下降到零下一度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灌注工地离这里一百多里，又在深山峡谷中，从早到晚很少见到阳光，我们这里降到了零下一度，他们那里就可能降得更低。
于是，他立即把这个突然变化用电话告诉了施工部队。
部队根据气象室提供的情况，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人力，连夜突击，一直干到翌日凌晨，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灌注任务。
工程刚收尾，气温果然降到了零下三度。
同志们自豪地说：“有咱们的‘千里眼’，就不怕老天一天变八变。”
急部队所急

想部队所想，急部队所急，这是气象室的同志们为自己作出的一条规定。
他们把天气的冷暖，风云的变化，都和部队的工作联系起来，主动热情地提供气象保证。
水要结冰了，他们就通知各运输分队，晚上把汽车水箱里的水放干净；
天要下雨了，他们就提前告诉附近的施工部队，把水泥、机械保护好；
雷电来临之前，他们又总是提醒通信连、变电所，迅速采取避雷措施。

有一次，部队举行射击三项运动比赛，领导上要他们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
气象室主任邢美成看了天气图，又和全组同志一起研究，断定当天比赛场一带是多云无雨。
预报发出后，他仰望着疾驰在天空的片片乌云，不由得暗自思忖起来：俗话说，“山区的天，孩儿的脸”，万一比赛场上突然下雨，就会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想到这里，他立即赶到靶场，把目光投向天空，紧紧地追逐着每一朵变化的云彩。

下午三时许，比赛正在热烈地进行，突然，北边天空一大块乌云，穿过山梁，直向靶场方向涌来。
邢美成细看那乌云，虽说来势凶猛，却并不重叠浓积，还没游动到靶场上空，就分散开了。
“云无根，莫担心”，他果断地作出了影响不到靶场的判断。
谁知，过不多久，比赛场上空乌云又翻滚起来，不远的地方，一声声炸雷接连响起，一道道闪电划破长空，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比赛还能不能照常进行？
在场的部队领导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邢美成。
邢美成凝视着天色，仍然不慌不忙地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
云向两边走，这一带傍晚前不会有雨，放心比赛吧！”
领导根据他的分析，决定比赛照常进行。
直到射击比赛顺利结束，果然也没落下一个雨点。
回去的路上，人们翘着大拇指称赞邢美成：“你真是摸透了老天爷的脾气！”
不断向高空进军

赞扬声中找不足，成绩面前不停步。
为了进一步掌握天气变化的规律，更好地为部队战备服务，气象室的同志们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断丰富自己的管天经验。
去年七月二十七日，在驻地北部深山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冰雹。
冰雹一停，预报员们就翻山越岭，步行四十多里，来到雹情最重的白沙洞一带实地调查。
他们边走边观察，弄清了冰雹和山脉走向的关系。
接着，他们又在当地公社的支持下，召开老农座谈会，了解降雹前的各种天气征象。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指着天空告诉他们：这一带下雹子，集中在夏天，“早凉午热湿气大，乌云打架雹子下”，“响雷湿地皮，闷雷下雹子”，“黑云包黄边，雹子就要来”。
实地调查和老农的看天经验，使他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调查回来，大家以这次冰雹过程为例进行典型分析，结合历年降雹情况，总结了当地降雹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预防雹灾的各种措施。

几年来，他们踏遍了周围的山山岭岭，走到哪里问到哪里，搜集了几百条天气谚语，积累、整理资料，建立天气档案，用心探索与部队工作紧密相关的暴雨、雷电、冰冻和大风的一般规律，先后写出了当地天气气候特点、夏季雷雨、春季降水、初次寒潮等专题经验，使预报准确率不断提高，为战备作出了新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为纪念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十周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平壤举行了中央报告大会。

朝鲜党政领导人崔庸健、康良煜、吴振宇等出席了报告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李根模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说：“在领袖提出的农村提纲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农村走过的十年，是高举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红旗，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取得巨大胜利的、充满自豪斗争的十年，是使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伟大创造和变革的十年。”
李根模说：“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关系到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和革命前途的十分深刻而重大的问题。”
他说：“由于领袖的农村提纲公布于世，从而照亮了解决长期淹没在迷雾中的农村问题的前途，使我国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拥有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完整的设计图，充满胜利的信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
李根模说：“由于领袖英明的领导，在占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物质要塞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农村已经光辉地完成了水利化、电气化的历史任务”，“牢固地建立了为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服务的强有力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大量生产现代化的农村机械化工具和高效能的化肥、农药供应农村。”
他说：“在进行占领物质要塞斗争的同时，有力地开展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使之能够卓有成效地占领思想要塞。”
“我国的农业劳动者具有作为革命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高度的阶级觉悟，为了党和革命，为了国家和人民，诚实地参加社会主义集体劳动，高度发扬相互帮助、推动的集体主义精神。”
李根模说：“去年，我们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在为实现农村提纲而斗争的所有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李根模指出，与日益繁荣发展的共和国北半部的农村相反，今天，南朝鲜农村，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役政策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反人民的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正遭到全面破坏。
现在年年要从外国进口几百万吨粮食，沦落为饥馑地区。

李根模说：“在进步和繁荣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共和国北半部的农村，同在衰退没落道路上滑下去的南朝鲜农村的两个迥然不同的现实，充分证明了敬爱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的我们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领袖的农村提纲的伟大生命力。”
他说：“今天，在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疯狂地进行新战争挑衅阴谋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沉溺于和平气氛中，必须始终保持紧张和动员的姿态；
全体人民要一手拿镰锤，一手拿枪，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朝鲜《劳动新闻》为纪念金日成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发表十周年，于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了题为《巩固和发展在伟大的农村提纲的灿烂光芒下取得的自豪成就，掀起新的更大的飞跃》的社论。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卡翁达总统和夫人等赞比亚贵宾，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陪同，今天上午乘专车从北京到达河南省林县，参观了著名的红旗渠。

当贵宾们乘坐的专车到达时，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耿起昌，林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杨贵，以及河南省、安阳地区和林县的负责人刘鸿文、董连池、文香兰、孙焰、盖良弼、秦志华、刘友明等，和修建红旗渠的劳模代表，前往车站热烈欢迎。
聚集在车站的一千多名贫下中农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向贵宾们表达友好感情。

林县是我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之一。
主人向贵宾们介绍了林县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太行山中修建了总长一千五百公里的红旗渠的战斗历程。
主人说，红旗渠的建成，使昔日十年九旱的穷山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一万二千亩扩大到六十万亩，粮食平均亩产量由解放前的一百来斤提高到五百八十八斤。
如今，全县农林牧副渔各业正在全面发展。

卡翁达总统和夫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青年洞。
杨贵主任告诉卡翁达总统，这个洞长六百一十六米，高五米，宽六米二，是三百多名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奋战一年多凿通的。
卡翁达总统赞扬青年们的革命精神，并同主人们在青年洞前合影留念。

在前往红旗渠分水闸参观的路上，卡翁达总统见到社员们正在挖石搬土，拦河造田。
卡翁达总统等赞比亚贵宾走下车来，同李先念副总理一起，拿起镢头、铁锨，同社员们一块劳动。
社员们热烈鼓掌，感谢贵宾们对林县人民改造山河的鼓励和支持。

下午，赞比亚贵宾参观了红旗渠上的桃园渡槽桥、红英汇流和水电站等工程以后，又访问了林县东方红机械厂，受到工厂职工们的热情接待。

在今天的参观过程中，卡翁达总统说，林县人民“有效地实现了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盘绕在高山上的渠道，看到了你们有效地控制了大河的水，并使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这是伟大的成就。”
今天，林县革命委员会为卡翁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赞比亚贵宾的来访举行了宴会。
宾主还一起观看了纪录影片《红旗渠》。
（附照片）

阿尔及利亚贵宾在机场上受到我国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吴德、阿沛·阿旺晋美等，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拉合尔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二月二十四日在巴基斯坦文化古城拉合尔闭幕。

会议通过一项宣言，保证出席伊斯兰会议的三十七个国家支持阿拉伯事业，并提出了各成员国之间实行经济合作的措施。

会议通过的宣言说，阿拉伯事业是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的事业。

宣言表示充分而有效地支持阿拉伯国家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收复它们被占领的全部领土。

宣言说，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对自己家园的全部民族权利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宣言说，在考虑了世界的经济形势之后，为了结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发展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相互经济合作和团结等，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个国家的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将立即开始工作，并向下次外长会议提出建议以供立即考虑和采取行动。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耶路撒冷、中东和巴勒斯坦事业等项决议，作为这项宣言的组成部分。

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事业的决议“谴责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经济和人员方面帮助的各国，并且要求它们立即停止这种做法”。

会议决定“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民尽一切手段恢复他们被占领的全部土地的正义斗争给以充分而有效的支持”；
“在一切方面采取行动迫使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出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并保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使撤退得以实现”。

决议欢迎非洲国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友好国家所采取的支持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设性主动行动，并“号召伊斯兰国家会议成员国继续支持非洲人的事业及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特别是在罗得西亚、南非和葡属殖民地，停止同这些政权进行一切形式的合作与交往，尤其是要完全停止输送石油”。

决议“号召仍同以色列有关系的会议成员国断绝各方面关系，以支持伊斯兰国家的团结”。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要求恢复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主权。

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们看到伊斯兰各国遇到许多问题。
特别是在中东遇到许多危机。
所有这些问题一步步地逐渐使我们接近起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
他说，在过去几年里，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但是他们并没有为以色列所征服。
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高举为自由而斗争的旗帜，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阿拉法特吁请伊斯兰国家全力支持斗争中的巴勒斯坦人民。
他说，全世界穆斯林协调一致的联合斗争，一定可以使巴勒斯坦被奴役的人民早日得到胜利。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在二月二十三日的一般讨论中发言时，要求穆斯林国家之间在一切领域中，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合作。
他说：“除非我们能给予精神的联系以经济的内容，否则我们就必然是被屈从和任人摆布的。”
布迈丁强调说：“在第三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斗争。”
他说：“穆斯林被剥夺了权利，他们的国家遭受压迫，仍然仰赖于一些势力中心和剥削中心。
这些中心不在亚洲，不在非洲，也不在拉丁美洲；
它们位于欧洲和美洲。”
他说，我们掌握自己民族资源的斗争，“是既正义又合理的”。

二月二十一日，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为促进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和解，曾派出一个七人调解使团前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二十二日宣布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总理穆吉布·拉赫曼也在二十二日宣布孟加拉国无条件承认巴基斯坦。
拉赫曼率领一个代表团在二十三日抵达拉合尔，出席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为纪念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发表十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图片展览和电影招待会。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
电影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纪录影片《果树之国》。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谴责朴正熙集团派遣间谍船进行挑衅活动和反共叫嚣。

声明指出，朴正熙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们朝鲜工人阶级和全体朝鲜人民的恶毒的挑战，是鼓吹南北较量，使民族分裂状态永久化的阴险的叛族行为。”
声明说，朴正熙集团必须立即停止对共和国北半部的侦察阴谋活动和“反共”骚动。

声明说，共和国北半部的全体工人阶级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密切注视着朴正熙叛徒的一举一动，并严厉警告，他如果继续进行挑衅活动，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局长许贞淑二月二十一日发表谈话说，我相信，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将会坚决粉碎朴正熙傀儡集团的“反共”骚动和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为争取民主权利和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事业而继续顽强地战斗。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洪起文二月二十二日也发表谈话，谴责朴正熙集团的这种挑衅性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朴正熙傀儡集团派遣间谍船非法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进行侦察的挑衅活动。

李宰弼临时代办在讲话中指出，朴正熙集团的这一行径，是对全体朝鲜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敌对行为，是企图转移南朝鲜人民反对朴正熙法西斯集团反动统治的斗争矛头，摆脱日趋严重的内部危机，鼓吹南北较量，策划“两个朝鲜”，企图使民族分裂状态永久化的险恶阴谋的一部分，它又一次暴露了朴正熙集团好战的真面目。

招待会上散发了二月十五日被朝鲜人民军海军舰艇俘获的南朝鲜间谍船“三三水原号”船长朴宗柱向朝鲜有关单位交出的坦白书。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二月十五日被朝鲜人民军海军舰艇俘获的南朝鲜间谍船“三三水原号（译音）”船长朴宗柱（译音），二月二十日向朝鲜有关机关交出了坦白书，坦白了他们在南朝鲜当权者的指使下进行的间谍活动。

朴宗柱在坦白书中交代，侵入北方海域进行间谍活动的“三三水原号”等船只，表面上属于“韩国釜山商会”，实际上属于南朝鲜特务组织“中央情报部”。
在这些船只二月七日驶离南朝鲜仁川港之前，朴宗柱等曾接受“中央情报部”一名科长交给的任务，把间谍船伪装为渔船，深入朝鲜西海长山串西北方、白翎岛北方的水域，收集情报。
在执行间谍任务时，由南朝鲜当局派驱逐舰和警卫舰保护。
在现场，人民军海军发现了间谍船的可疑行动，当场俘获了“三三水原号”。

坦白书说：“我们干的这一活动，是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这次我们犯下的罪行的直接责任，首先在于强迫我们搞间谍活动的南朝鲜当权者。”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电 历时三天的泛美外长会议，在通过了《特拉特洛尔科宣言》后，于二月二十三日闭幕。

二十四日在这里发表的《特拉特洛尔科宣言》（按：特拉特洛尔科是这次泛美外长会议的会址）说：“泛美关系必须以各国之间真正平等、不干涉、放弃使用武力和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尊重各国选择自己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为基础。”
“外长们重申了如下原则，即：一切国家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有义务不干涉别国内政。”
《宣言》认为，正确执行墨西哥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的各项原则，“将为美洲各国满足它们各自的需要和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达到和保证自己的完全发展提供内部和外部条件。”
《宣言》在谈到拉美国家同美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时说：“会议赞赏巴拿马政府和美国政府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为缔结新的运河协定的谈判规定了指导原则。”
《宣言》说：外长们“一致认为有必要为改造泛美体系而加紧工作”。

在闭幕会议上，委内瑞拉外长阿里斯蒂德斯·卡尔瓦尼代表各国外长致闭幕词。
他说：“最近二十年来，我们大陆可以清楚地看到：拉丁美洲在不断觉醒”。
他说，拉丁美洲的命运是同第三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要求美国在它与拉美国家关系中“接受拉美的现实”。
会议主席、墨西哥外长埃米略·奥·拉瓦萨也讲了话。

拉美各国外长们一致同意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继续同美国进行已经开始了的对话。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
据报道，基辛格曾建议确立一种“调查或调解的程序”，来处理拉美国家对美国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所引起的“争执”问题。
他还表示，美国将在贸易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会通过对拉美国家的普遍关税优惠制度的法律等。
美国向会议提出了建立“西半球大家庭”的“建议”，但是遭到了会议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