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手表厂的工人、干部认真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献词》
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据新华社上海1974年01月06日电 上海手表厂党委、革委会、工会领导成员和全厂工人、干部，连日来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元旦献词》，联系实际，畅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工人和干部们从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谈到自己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变化，感到欢欣鼓舞。
大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厂面貌大变。
毛主席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干部、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思想大大发扬。
“七·二一”工人大学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成百名普通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一批优秀分子入了党，许多优秀青年入了团，使党团组织更加富有革命朝气。
全厂生产技术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手表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去年手表产量等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三倍，质量提高，品种增加。
全厂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1973年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就可以建成八个上海手表厂。
许多老工人激动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锻　炼　了　群　众
许多干部和工人学习《元旦献词》时兴奋地谈到，全厂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林彪鼓吹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的谬论，受到了深刻的批判。
工人们说，我们不仅做好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关心世界革命。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帮助和督促领导抓大事、抓路线、抓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联系本厂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工厂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装配车间女工、党支部委员会委员陈小妹和工具车间新党员陈春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过去，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用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制度束缚我们，要我们只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线。
现在，我们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我们就要用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展开斗争。
有一段时间，我们厂的手表质量有些波动，有的领导认为主要是管理制度问题，我们工人认为是路线问题，大家贴出了大字报。
这样，引起了厂党委的重视，他们立即到车间调查研究，听取工人意见，发动和依靠群众，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使手表产量、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干　部　受　到　了　深　刻　教　育
上海手表厂许多干部谈到：
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些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起来。
厂党委书记张长安，文化大革命前也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
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回想起自己进城后，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阶级斗争观念就渐渐淡薄了，和群众的感情也不如过去了。
这样，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那一套，以致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奋起批判修正主义，冲击很猛。
经过群众的严肃批判和热情帮助，我才深刻地认识到执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严重危害性，才懂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真理。
现在我在工作中注意抓路线，和群众的关系也有很大变化。
过去群众对我“敬而远之”，现在对我“亲而近之”。
我向群众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一定要汲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厂检验部门负责人徐友牧说：
我原来是工人，后来，党提拔我担任厂检验科长。
在工厂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影响，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时候，我犯了错误。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才懂得，象我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如果不学习马列主义，只管干，不管线，就要走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这个深刻的教训是我毕生难忘的。
新干部、厂党委委员周开生和厂工会副主任周恒康说：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选上领导岗位的。
我们来自群众，但同样有一个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地位变了，但工人阶级的本色不能变。
我们一定要经常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脱离生产劳动，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
办　好　企　业　全　靠　路　线　对　头
厂党委副书记龚建平、孙从荣（新干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懂得了，办好社会主义工厂，根本问题是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依靠群众，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就作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英明指示，但长期来受到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破坏和干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们树立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观念，在工作中注意讲路线，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支持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实行管理民主、计划民主、技术民主。
实践证明：
什么时候相信和依靠群众，真正发挥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革命和生产就搞得生气勃勃；
什么时候脱离了群众，只相信少数人，革命和生产就必然冷冷清清。
我们厂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产物。
1955年，我们依靠上海一些钟厂的工人和修表老师傅试制成功了国产手表，并于大跃进的1958年正式投产。
开始，干部和群众成天滚在一起，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厂生产发展很快。
后来，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影响下，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领导严重脱离群众，逐步走向了工人的对立面，全厂的革命和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使我们厂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生产局面。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关键在于路线，路线对头了，生产就能大发展。
还　要　努　力　作　战
上海手表厂的工人群众和干部在学习《元旦献词》时，认真重温了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社论中指出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体会。
厂党委副书记吕永昌说，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粉碎了，但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肃清。
就以企业管理来说，在承认不承认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调动工人群众积极性靠“物质刺激”还是靠路线正确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上，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只要我们稍一放松警惕，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就要“回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经过激烈、尖锐的斗争得来的，是来之不易的。
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同样要经过激烈、尖锐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继续抓好批林整风这件头等大事，进行反修防修教育，充分发挥工人、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革命大干苦干，努力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张铁生的信促进了教育革命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丹东市第6中学引起的变化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先后在《辽宁日报》和本报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
有的赞成张铁生同志的反潮流精神，有的说张铁生的信是不对的。
两种看法，反映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丹东市第6中学党支部抓住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提高了教师们的觉悟。
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是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例子。
　——编　者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丹东市第6中学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教师们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需要，正紧张地进行教学改革。
开门办学的步子迈大了。
一个个工农兵登上学校讲台；
一批批教师下乡、下厂接受再教育；
一个个“兼学别样小组”如雨后春笋，遍及全校……。
六中的同志们兴奋地说：
“张铁生的信象是一把火，烧旺了教育革命！”
还是在去年07月，大学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核的消息传到了丹东六中，教师们想到过去高考的情况，也格外忙碌起来。
有的挤时间给回城准备高考的知识青年补习功课；
有的教研组按照知识青年来信要求，编印了厚厚的高考参考资料。
一些教师还对学生进行考大学的“学习动员”。
有的教师高兴地说：
“照这样干下去，这书才有个教头哪！”
正在这时，《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张铁生的信在报上发表了。
它立即在教师中引起强烈反响。
有的说：
“张铁生的信是瓢冷水，把刚刚焕发出的教学热情全给浇了下去！”
有的说：
“连上大学都不重视考分，那中学还有什么教头！”
还有人说：
“大学录取了张铁生这样的人，那质量怎么保证？
卫星还能上天吗？”
也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
“不对！
张铁生的信，反对分数挂帅，充满反潮流精神！”
教师们议论起来，争论起来。
在党支部召开的教研组长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教师的争论，引起了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黄登科同志的深思。
支持张铁生信的为什么只是少数，而多数教师却是那样强调考分呢？
他回忆了教育革命的斗争历程，几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智育第1”仍隐藏在教师们的头脑深处。
原以为经过几次革命大批判，教师就会路线清了、感情变了，现在看来，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是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他感到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非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可，非狠抓教师世界观改造不可。
他去找党支部委员、校革委会副主任王操琴同志商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王操琴就在这所学校担任领导工作。
这些天，她也在思考着围绕考大学所发生的一切。
为什么一些教师对旧的考试制度那样热心？
为什么又对张铁生反对分数挂帅那样反感？
她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情况，决不可掉以轻心！
她听了黄登科的意见，高兴地说：
“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支委会上，一致同意围绕《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引起的争论，引导教师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转移立足点。
正当六中广大教师联系实际深入批林整风的时候，传来了党的十大胜利闭幕的喜讯。
学习了十大文件，党支部提高了对抓大事的认识，教师们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许多教师说：
“基本路线要天天讲，世界观改造要天天抓，这样才能继续革命！”
在党支部统一领导和安排下，教师们组成一批批教改小组，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从思想上做好迎接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准备。
短短三个月，六中已组织了三批教改小组下乡、下厂。
党支部还把每个教师一学期下去两次作为制度坚持下去。
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贫下中农学大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教师们深受教育。
一位老师在东沟县长山公社抗大大队时，住在谭队长家，虽然早起晚睡，但队长的工作和劳动很紧张，比他起得更早，睡得更晚。
这位老师由谭队长想到了张铁生，深感内疚地说：
“下来前我对张铁生的信净挑字眼儿，理解不了他那反潮流精神，就是因为不了解贫下中农，没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原来坚决主张以考分高低录取大学生的教师郑方顺，听了抗大六队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创业，使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动人事迹，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开始明白，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获得的知识丰富得很，远远超出了几张考卷的范围！
郑方顺的心禁不住翻腾起来：
本来是实践出真知，而自己却偏偏迷信“分数”，这不正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在作祟吗？
张铁生的信充满了唯物主义精神，说出了广大知识青年的心里话！
他重新拿起《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越读越亲切，深深感到录取张铁生这样的人入大学，那才能使大学的质量提高！
教师文判星过去总感到学生“升大学有前途，下乡挺可惜”，认为学而优的应该进大学。
在调查访问中，一位老队长对他说：
“地主资产阶级的学校讲读书作官，俺们的学校就要讲为革命读书，读书做工、务农。
如果讲为个人读书，书读得再多，对俺们贫下中农也没用！”
这话触动了文判星的思想。
晚上，他一字一句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解剖着自己的思想。
他想：
新旧学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要培养的学生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刘少奇、林彪一伙却是拚命反对。
教育革命搞了几年了，自己的思想怎么还和修正主义路线合拍呢？
想到这里，他感到张铁生这瓢冷水把自己的头脑浇清醒了，这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可不能低估啊！
在深入学习十大文件中，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几批教师从农村回校后的共同感想是：
过去对张铁生的信满腹牢骚，就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对张铁生的信百般挑剔，就是因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太深。
置身于“智育第1”的漩涡之中，又怎能理解张铁生的反潮流精神！
现在六中的教师们基本上支持张铁生的信了，这个转变，是他们世界观的一次转变。
教师们路线斗争觉悟的提高，使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得到了更好地落实，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几个月前一度埋头抓“文化质量”的沉闷空气没有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热潮。
校门打开了。
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人民警察、烈士的妈妈，被请到学校给师生上阶级斗争课、路线斗争课，作辅导员。
曾被砍掉的《测量》、《会计》、《拖拉机》等直接为农村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课程又恢复起来。
老师们努力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教学。
学校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1位，学生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年级学生杨兴斌，原来觉得反正将来下乡，书念不念没啥用，经常逃学，功课越拉越多。
经过思想教育，他变了，天天按时到校，拉下的课程逐渐补了上来。
他说：
“党培养我是让我接好革命班，我学不好对不起革命先烈，将来下乡也不能为革命多作贡献。”
四年级学生周丽萍是革命军人的孩子，过去她认为升大学才有作为，从来没想到当农民。
在学习中，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没有作为，不在于干什么，关键是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丹东市革委会报道组、《辽宁日报》记者
（原载《辽宁日报》，本报有删节）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离京回国
姬鹏飞、韩念龙、廖承志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1974年01月06日讯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及其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于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国。
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欢送。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夫人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姬鹏飞外长同大平外务大臣再次举行了会谈。
下午，廖承志会长会见了大平外务大臣。
大平外务大臣及其一行途经上海时，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等的迎送。

劳者多能
——大连工矿车辆厂气焊小组一次讨论会侧记
大连工矿车辆厂结构车间气焊小组，去年自制了靠模切割机、封头切割机、自动切圆机等四台专用设备，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一倍至两倍半。
最近，他们认真总结了技术革新的实践经验，联系本组思想实际，结合批判林彪一伙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一场讨论。
在讨论会上，有人说：
阎茂松亲自搞了多项革新，有经验，下一步我们搞立式和卧式两种新型切割机的革新，应该让阎师傅承担，俗话说，“能者多劳”嘛。
有人问：
“能者”的“能”是从那里来的呢？
阎师傅天生就是“能者”吗？
大家围绕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认为：
是“劳者多能”
老工人于锡亭首先说：
“能者”无非是办法多一点，生产技能高一点。
这些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得来的。
从来没有先验论者所说的“生而知”、“生而能”的，都是干而知、劳而能的，是“劳者多能”。
就拿阎师傅来说，当他领着我们搞靠模切割机这个革新时，开始他也不知该怎么搞，因为没干过。
毛主席教导我们：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要提高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我们是在造机器的实践中，逐步掌握了造机器的规律性，由不能变为能的。
生产组长张云田回顾说：
去年初，当车间领导动员我们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有人认为，我们这些人只能割割焊焊，独立制造成台机器从来没干过。
车间技改组是搞技术革新的内行，应该到我们小组来搞革新，“能者多劳”嘛。
共产党员阎茂松，却不是这样想。
他觉得，认为自己“不能”，强调“能者多劳”，把技术革新重担推给人家，这是不相信自己，看不到自己力量的表现。
有了这种思想，就必然是等、靠、要，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
阎师傅决心自力更生搞革新，勇敢地承担了靠模切割机的制造任务。
经过他和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搞成了。
这个事实说明，借口“无能”就不参加革新实践，是永远也不能搞出技术革新来的。
不能又不劳，就永远是无能。
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古往今来，对“能”的来源一直有两种解释：
唯心论者认为，“能者”的“能”是“天赋”的，劳心者“能”，劳力者“无能”。
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谬论，成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
唯物论者认为，从来没有天生的“能者”，只要努力参加实践，就会从无能变成有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离开实践就一无所能。
林彪一伙不做工，不种田，是最无能的，却极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妄图把自己说成是超群的“天才”，救世的“英雄”，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讨论到这里，几个老师傅议论说：
我们讲唯物论的反映论，能者的“能”是从实践中来的，但为什么同样地实践，能力却不同呢？
就拿我们与阎师傅来比，论文化都没念几年书，论工龄也差不多，干的同样活，为什么在革新中阎师傅的办法就比我们多呢？
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个问题一提出，有人就说：
同样的实践得到不同的“能”，这个差别，主要是在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发挥得不同造成的。
老工人孙胜科接着问：
那么怎样才算发挥主观能动性呢？
在搞革新过程中，埋头苦干，这算不算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呢？
青年工人张新有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他接着说：
埋头苦干，拿出全部力量干，这种革命热情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只尽体力，不动脑筋，还是不够的。
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要在大干苦干的同时，开动大脑机器，善于分析和思索，认真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阎师傅所以比我们“能”，办法多，就是因为他不仅有实干精神，而且有科学态度。
在造靠模切割机的过程中，为解决蜗母轮传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阎师傅认真钻研这台机器的原理。
经过多次实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见，只有做到既敢于实践又认真总结经验，才能成为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能者。
阎茂松说：
我们不仅要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善于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智慧。
“能”和“不能”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的。
我们虽然都干同样的活，同样都在实践，但各人的实践经验还是有差别，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着差别。
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深一些，有的同志对那个问题理解得深一些，我们应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说某一个人事事都比别人能。
我个人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是很有限的。
造机器中尽管自己动了脑筋，做了试验，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人多智慧多，办法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靠模切割机的方案是和大家一起设计出来的，设计中得到车间技改组的大力帮助。
好办法是大家想的，我只不过起到了一点综合、加工的作用。
因此靠模切割机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任何人如果脱离群众，不吸取群众的智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能者。
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了优越条件；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所以，能者的“能”是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联系实际看书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广泛集中群众智慧。
讨论到这里，青年工人李延平说：
在实践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成为一个比较的“能者”，这个“能者”如果不想再多劳了，对不对呢？
能　者　还　要　多　劳
阎师傅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从实践中得来的“能”，如果脱离实践，还会从有能转化为无能。
一个人的能力再高，就算是一个能工巧匠吧，不去劳动，不去做工，就是无用的。
能工巧匠常年做不出好东西，就不能再说他是能工巧匠了。
一个革命的“能者”，应该自觉地“多劳”，把自己的“能”毫无保留地用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阎师傅说：
事物是复杂的，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要经过多次实践的反复，才能使认识逐步深化，使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能”，是真能还是假能？
我们在技术革新中获得的一些认识正确不正确？
都需要到实践中去检验、改正、充实、提高。
就拿靠模切割机来说吧，咱们原来设想的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它，改造了它，造出比较先进的机器来。
俗话说，“熟能生巧”，就是说多干才能摸索出规律来。
“能者”必须“多劳”，“多劳”才会“多能”。
阎师傅还说：
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应该停留在现有水平上。
我们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机器。
有了一定的技术革新的能力，只有继续搞革新，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
咱们在造靠模切割机中学会了搞技术革新，如果不继续努力，就造不出封头切割、自动切圆机等新机器。
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提出了规划，但如果规划来规划去，却不去干，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再造出新机器来。
经过这次讨论会，大家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制造新机器的信心和勇气，调动了挖掘增产潜力的积极性。
全组出现了人人提建议，个个参加技术革新实践的新局面，很快落实了下一步技术革新的规划。
目前，这个小组工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正在研究制造立式和卧式两种新型切割机，向增产节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本报通讯员

诡辩掩盖不了先验论的实质
——批判林彪在“天才”问题上的谬论
沈泮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并把它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
他们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后，还继续顽固地坚持“天才论”的反动观点，拒绝党和人民群众的批判。
他们胡说“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诬蔑人民群众“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对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解释，是谁在进行诡辩。
一
什么是天才？
天才靠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林彪采取种种诡辩的手法，胡说伟大人物的知识和才能，不是由于社会实践，也不在于后天的学习，而仅仅在于他们是“天才”，“脑袋长得好”，有“个人的这种天赋”。
这种谬论，不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又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
马克思主义说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
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列宁曾经把一位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称为“巨大天才”。
但是，列宁强调指出：
这位工人运动领袖的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
（《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画》）列宁曾经说斯维尔德洛夫是“伟大天才”。
但是，列宁强调指出：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林彪故意断章取义，单单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摘引出关于“天才”的词句，而对于革命导师的这些光辉论述却只字不提，这充分暴露了他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卑鄙伎俩。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后天的社会实践，“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正如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一样，人们的头脑在生理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但是，人脑的这种原始差异，在同一个时代的正常人中间是极其微小的。
马克思指出：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哲学的贫困》）而且人脑作为思维器官，仅是获得认识的可能性，它本身并不能给人以任何知识才能，也不能决定人的知识、才能的大小。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后天的社会实践。
但是，林彪却将这种微小的差异无限夸大，竭力渲染“天资”、“天分”的决定作用，硬把人们在后天实践中形成的知识、才能方面的差异，说成是“天赋”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既然人们的知识、才能来源于社会实践，那么，人们的知识、才能为什么又会表现出差别呢？
这也只能从人们的社会实践方面寻找原因。
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社会分工不同，接触的社会实际不同，因而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就不同，人们的知识、才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也不一样；
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不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不同，因而，即使在实践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也不同。
因此，人们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就有了差别，甚至比较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也完全是由实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实践看作是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看作社会的实践，党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是，对于每个具体的人获得知识来说，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直接参加实践，不可能事事都直接经验，事实上大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得到的，这就是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实践经验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来源。
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除了亲身参加实践活动外，还必须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但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具有极其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
而且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实践斗争经验，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理论，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林彪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诬蔑人民群众天天“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
象这样一个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野心家，根本不可能向人民群众学习。
由此可见，弄清人们的知识、才能不是天赋的，是来源于社会实践，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我们明确认识了伟大人物的知识、才能主要是靠实践，靠无产阶级政党，靠人民群众，我们向伟大人物学习，就有了途径，就有了方向。
只要我们勇于参加革命实践，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坚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虚心地向群众学习，这样，我们的知识和才能就会较多一点，工作就能做得更好一些。
如果按照林彪的说法，伟大人物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天赋”的，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向伟大人物学习的必要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诡辩论。
　二
天才人物是怎样出现的？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唯心主义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林彪说：
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胡说。
林彪的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和斯大林，连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
在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又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
按照林彪的说法，天才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纯粹是一种神秘的偶然现象。
这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向人们提出了一定的历史任务，要求一定的阶级来承担和解决，以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这个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推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政治领袖，来组织和领导运动。
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本身，也必然会锻炼和造就出一些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先进人物和政治领袖来。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
（列宁：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进行过伟大的革命斗争，因而也都出现过自己的伟大人物。
在奴隶社会，中国有跖、罗马帝国有斯巴达克这样的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
在封建社会，大规模的反抗封建阶级的农民战争，产生过象中国的陈胜、吴广、洪秀全和德国的闵采尔这样的农民领袖；
在近代历史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西欧产生过十八世纪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领袖；
同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产生了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任何革命阶级都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认偶然性的作用。
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是，假如不曾有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01月25日）林彪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离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抽象地谈论伟大人物的出现，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
他所说的天才人物“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那种偶然性，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偶然性，而是排斥必然性的偶然性。
在他看来，天才人物的出现，根本没有客观的规律，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谁也不知道。
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需要天才人物的时候，不一定出现；
相反地，当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却可能出现。
而且这种天才人物一旦出世，即使没有革命的时机和条件，也可以把革命运动发动起来，推动历史前进。
既然林彪否认和排除了伟大人物是由历史发展和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这种客观必然性，那末他除了用神秘的“天命”、“上帝的意旨”等等来回答之外，是不可能找到别的解释的。
而这样一来，他的谬论同孔孟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有什么两样？
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宿命论。
在天才人物的出现问题上，弄清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必然出现的。
这样的领袖，能够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任何人妄图离间和破坏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都是绝对办不到的。
按照林彪的胡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出现，纯粹是偶然现象，这就割断了领袖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割断了领袖与群众的联系。
这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极大诬蔑。
综上所述，林彪在天才是什么、天才靠什么以及天才的出现等问题上的谬论，都是同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人的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背道而驰的。
因此，他的“天才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他们说“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那才是真正的诡辩。
林彪一伙顽固地坚持这种反动谬论，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世界观和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马克思在1870年0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朗格先生（《论工人问题……》第2版）对我大加赞扬……目的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是一个伟人。”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表面上装作颂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甚至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就完全证明，林彪称这个人是“天才”，称那个人是“天才”，名曰树别人，其实，完全是为了树他自己，就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是“最伟大的天才”，是“超天才”，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重新建立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昏头昏脑、不自量力的小丑。
卖国贼林彪逆革命的历史潮流而动，终于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身碎骨，落得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和群众同劳动
湖北省安陆县双路公社党委成员深入群众，参加劳动，形成新风气。
回来了
以前，党委副书记盛仁凡到望城五队蹲点，经常是“早去晚归”。
一次，群众见了他，说是“稀客来了”。
他听着感到脸红：
为什么群众叫我“稀客”？
在公社总结会上，他主动检查自己以前住队是“讲得多，做得少；
指挥多，落实少；
跑得多，蹲点少；
开会多，劳动少”，决心转变作风。
去年春天，盛仁凡又来到望城五队蹲点。
一进湾，他把被子一放，就找队长说：
“派我的活吧”。
大家劝他歇歇，他笑着说：
“我是来和大家一起干的，不是稀客！”
大家也笑了。
他白天坚持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和社员群众在政治夜校里学习。
生产队长王义钊与副队长王义荣，有点不团结。
盛仁凡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新老干部加强团结的教导。
后来，他们两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使“两条心变成了一条心”。
老盛通过同群众一起劳动、工作、学习，思想感情与群众打成一片。
群众不再把他当“稀客”。
亲切地招呼他“老盛回来了！”
一个样
公社党委委员徐天德，在十塘五队参加劳动之后，拿出劳动手册请记工员给他记工。
有个社员说：
“老徐呀，你是国家干部，费这个手续干什么？”
老徐回答说：
“我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和你们是一个样！”
要做到“一个样”并不容易，徐天德有亲身体会。
一次，他和群众一起挑塘泥，他干了一会，感到腿发软，腰发胀。
他想，“借到别队检查工作的机会休息休息吧！”
这样一想，挑担子的步伐不禁慢下来。
跟在他后面挑担子的社员撞着了他，使他猛然清醒过来。
他看看社员群众，你追我赶，没有一点疲劳的样子，而自己只干了一阵子，就想“开溜”，这完全是怕苦怕累的错误思想！
他坚持和群众一起挑下去。
群众说：
“老徐劳动带头，我们更有劲头！”
　本报通讯员

山西浑源县十义号大队党支部书记左辅官（左）、副书记左德和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河南永城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变老灾区面貌纪实
1968年秋天，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胜利地涤荡着修正主义污泥浊水的时刻，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豫东平原永城陈官庄的革命烈士墓前，鲜花簇簇，红旗飘飘。
新生的永城县革命委员会的新老干部，缅怀革命先烈的精神，砥砺继续革命的斗志。
他们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以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由美帝国主义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大炮，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我们这块土地。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征服永城的涝、旱、碱三害呢？
难道我们可以任凭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河山依旧是个“历史老灾区”？
难道我们可以长期靠统销、靠救济、靠贷款而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吗？
这怎么对得起革命先烈？
怎么对得起全县人民，又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
县革委会全体会议当时一致作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苦战三年，重新安排永城河山”的决议。
这决议表达了全县人民的意愿。
不久，在永城县境内，胜利地展开了一场征服大自然的新的“淮海战役”。
果然，坚持自力更生，发扬“小米加步枪”的革命精神，迅速变成了丰硕的物质成果。
经过一年的奋斗，1969年，永城人民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粮食亩产在百斤左右“打秋千”的局面，结束了长期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历史。
几年来，永城农业生产持续上升。
1973年又战胜了历史上少见的旱涝等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比1965年增加三亿三千多万斤，亩产量翻了两番多。
棉花亩产量连续两年跨《纲要》。
四年来，向国家交售粮食两亿多斤，皮棉三千多万斤。
批判修正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永城，是豫东平原上拥有八十三万人口、一百八十万亩耕地的大县。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英雄的永城人民曾经对革命战争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解放以后，永城人民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办合作社，办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发展，1958年，粮食产量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多。
但是，后来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们推销什么“三自一包”的黑货，煽动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歪风，资本主义倾向泛滥，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集体经济的力量。
1963年遇到一场大水灾，无力抵抗，粮食减产百分之七十。
从此，永城竟被涝、旱、碱灾害压得翻不过身来，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老灾区”。
长期以来，围绕着如何改变永城灾区面貌的问题，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从县委到基层，许许多多的干部和群众都认为，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当年“小米加步枪”的革命精神，永城就可以自力更生大翻身。
可是，当时县委的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无所作为的悲观论点，向上伸手的依赖观点，占了上风。
他们老是觉得，如果不靠天老爷来几年风调雨顺，不靠国家多给钱，多给东西，永城灾区就无法改变面貌。
个别人甚至有这类错误的论调：
“不怕旱，不怕涝，就怕挂不上灾区的号。”
根本不想去战胜灾害，只想靠国家救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永城的干部和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县革委会成立以后，认真从路线上总结历史经验。
县里的领导成员，深入到基层去抓典型，进行调查研究。
两个大队的情况，使他们深受教育。
酂阳公社的卜子大队，原来三分之二的耕地是“种一葫芦收两瓢”的盐碱地。
自然条件之差，在全县是有名的。
可是，这里没有一点灾区的影子，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风没有刮到这里？
不是。
是不是天老爷偏爱这个地方，也不是。
1962年，就有人到这里鼓吹什么“分田借地，有利于抗灾”；
1963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同样淹光了这里的庄稼。
可是，当时卜子大队的党支部带领群众顶住了那股“分田借地”的妖风。
广大贫下中农义正辞严地说：
“只有集体经济能抗灾，只有集体力量能治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他们打退了修正主义的干扰，保卫住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并且依靠这股巨大的力量，自力更生，战天斗地，战胜了灾荒。
接着又用几个年头，凭自己的双手把两千多亩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1968年，粮食亩产由过去的百斤左右猛增到四百多斤，皮棉亩产增加到一百四十多斤。
新桥公社老孙庄大队，却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963年受灾后，这个大队认真学大寨，艰苦奋斗进行生产自救，自力更生大办水利，第2年就大翻身，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
当时，原来县委一个副书记来这里蹲点。
他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以为“只要多给贷款和物资，老孙庄大队就会先进更先进”。
从整部机器，到每一斤水泥、一颗螺丝钉，都由国家包起来。
光是打一眼机井，就花了国家三千多元。
这样，老孙庄大队的一些干部，依赖国家的思想多了，依靠群众的思想少了；
大手大脚的作风多了，勤俭节约的精神少了；
贷款取料的工作多了，下田劳动的时间少了。
结果，一年间就背上了四万多元的贷款。
机井虽然打成了，配套工作没跟上，当年不能发挥效益，把抗旱的时间耽误了，粮食产量受灾下降。
群众有气，干部泄气。
一个好端端的先进典型，就这样被修正主义路线祸害了。
老孙庄大队由粮食自给变成了吃统销粮。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尖锐的路线斗争！
永城县领导成员的认识统一起来了。
某些同志清醒过来：
永城农业生产没有翻身的根子，不是天老爷的灾，而是修正主义的毒。
这毒，腐蚀干部，涣散人心。
这毒，使干部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使群众看不到自己的力量。
因此，抗灾必须批修。
批判修正主义，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他们从群众实践中，从总结经验教训中，接受了一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教育，大家对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的教导，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他们召开了有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大会，请卜子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讲路线，讲精神，讲干劲，讲变化，讲前途。
县的领导成员也就老孙庄大队的教训，承担了责任。
与会的同志们一个个联系本县本社本队的实际，狠狠批判了修正主义，批判了无所作为和向上伸手的错误思想。
他们说：
“只要俺们象大寨、象卜子大队那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不愁灾区面貌不改变！”
打击资本主义，壮大集体经济力量
当时，永城县委领导成员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还在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农村阵地。
特别是全县七十多个地处农村集镇的大队，资本主义势力还大有市场。
在什么“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吃粮靠公家，花钱靠自己”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论调影响下，一些人时常外出搞小商小贩活动，丢下集体生产不管。
有些队打着“为集体”的幌子，冬季把大批劳动力放出去抓现钱，不搞农田基本建设。
显然，不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就不能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的力量，也就不能自力更生，改变面貌。
县委决定首先要抓好这些地处集镇的大队，使它们成为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样板。
酂城公社的酂城大队，是一个有三千多人口的大集镇，每人平均一亩多好地。
由于资本主义倾向泛滥，一些人弃农经商，镇上出现了四多：
“东街卖茶的多，西街卖肉的多，南街卖菜的多，北街卖馍的多”。
全大队十八个生产队，竟有十七个队的半数农户，常年吃粮靠统销。
外大队的群众说酂城大队是“捧着金碗要饭吃”。
1970年，县、社干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帮助酂城干部和群众对照卜子大队找差距，讨论为什么卜子大队能自力更生抗灾增产，而自己大队却常年靠统销、等贷款、要救济？
在讨论中，大家划清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认识到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抗灾增产，就看能不能打垮阶级敌人的破坏，纠正资本主义倾向。
打这以后，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经常注意分析和掌握阶级斗争的形势，只要看到阶级敌人跳出来，就坚决打击；
资本主义倾向冒头，就严肃批判。
就这样，酂城大队干部和社员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心往社会主义想，劲往集体生产上使，战天斗地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他们整整三个年头没松一口气，整地、打井，争得了酂城的大变：
实现了一人一亩水浇地，粮食亩产由1969年的三百斤上升到1973年的八百三十一斤。
皮棉亩产由过去的几十斤猛增到一百八十五斤。
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四年来向国家交售粮食一百多万斤。
社员群众感慨地说：
“过去脱轨转向，两手向外，寸步难行；
如今入轨定向，依靠自己，日行千里！”
酂城大队变了。
全县七十多个地处集镇的大队，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变落后面貌。
1972年就有三十五个大队的粮食亩产上了《纲要》。
老孙庄大队在批林整风中重新大步前进，粮食亩产也上了《纲要》。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改造灾区面貌
永城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迸发出来，成了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
横贯永城全境的沱河，承受着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影响着永城五十多万亩耕地。
可是，过去河床只有二、三十米宽。
每逢汛期，洪水泛滥成灾；
汛期一过，河道干涸。
沿河两岸长期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境。
根治沱河，成为永城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1969年，十万治水大军涌上当年的淮海战场，为征服沱河而战。
他们冒着风雪严寒，艰苦奋斗三个月，在安徽省和兄弟县的配合下，搬走了五百八十多万立方米的沙石、泥土，筑成了八十多里长的防洪大堤。
为害千年的沱河水，从此乖乖地向东流去。
在战沱河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社队发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
城郊、侯岭、芒山三个公社，想在沱河中游建座拦河闸。
请人设计，说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群众抗旱用水，心急似火，立即组织一千八百人的力量，动土开工。
没有钢材木材，他们把队伍开上芒山打石头代替；
没有洋设备，就土法上马自制。
结果，只用七个月的时间就把闸修好了，扩大了六万亩灌溉面积。
征服沱河的胜利，增添了自力更生改变老灾区面貌的信心和力量。
好些社队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同心协力办成了过去从来不敢办的事。
沱河南岸，有一个狭长的低洼地带，人称“柳叶湖”。
在这里，分布着酂阳公社的八个大队。
过去，柳叶湖人民经常是“天上起乌云，脸上出愁纹”。
1969年隆冬，那八个大队组织起治湖队伍，高举红旗，手拿铁锨，开进这个地带。
他们顶风冒雪，深翻改土，挖沟修渠。
到春天燕子飞来的时候，就深翻改土五千多亩，开挖排水沟三条，修干支渠十条。
他们在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援下，自己集资集料，在沱河大堤上建起一座防洪闸，两座河灌站。
昔日大雁出没的老湖坡，1970年秋季第1次五谷飘香，八个大队一年大翻身，结束了吃统销粮的历史。
1971年，就有五个大队的粮棉亩产双双跨《纲要》。
象治理柳叶湖一样，各社队自力更生，为革命大干苦干。
1969年以来，全县共深翻改土一百六十九万亩，基本上把可耕地翻了个遍；
三十八万亩盐碱地，已有二十八万亩基本上脱碱。
为了实现“遇旱有水”，全县组织起五千多人的打井专业队，坚持农闲大干，农忙小干，常年不断。
永城人民豪迈地提出：
“不伸手，不依靠，自己动手去创造！”
精神变物质，群众力量大。
1966年以前，这里打一眼机井，国家要拿出六百元、八百元，十五天到一个月才能打成。
现在，社员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三天甚至两天就打成一眼井。
近七年中，全县兴修的各种水利工程，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用社、队集体投资和本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建设起来的。
1973年秋收以后，永城人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迈大步，继续革命不停步”的精神，掀起了一个“千军万马批林，千军万马大干”的新高潮。
两个月中，全县已深翻改土四十五万多亩，新打机井四百多眼。
永城人民在大步前进！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自觉地坚持抓大事
——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一些体会
中共江西省铅山县委书记　马作元
农业生产千头万绪，从何下手？
从来就是我们经常考虑和争论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同志满脑子是生产，单纯就生产抓生产，不但生产没有抓好，而且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
现在，如果不警惕，仍然会滑到老路上去。
1971年春天，我们在研究铅山县农业如何大上快上时，就有两种论调：
一种认为，生产上不去是因为“自然条件差”；
一种认为，生产上不去是因为“群众干劲不足”。
显然，这两种认识都反映了领导思想中存在着有滑到老路上的倾向。
为了回答问题，解决矛盾，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
汪二公社汪二大队有两个生产队，只有一桥之隔，自然条件相同，可是生产面貌却大不相同。
桥东粮食亩产量1969年跨过了《纲要》，1970年超千斤，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百分之五十一。
桥西年年上不去，干部叫苦，社员不满。
差别在那里？
就在于桥东抓了基本路线教育，斗了阶级敌人，批了资本主义倾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发扬；
而桥西由于放松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捣乱，资本主义倾向泛滥。
县委带领社、队干部到这两个生产队一看，大家眼睛亮了，驳倒了自然条件决定论。
这个公社还有一个港沿生产队，1968年粮食亩产量上了《纲要》，1969年亩产量却下降了一百多斤。
一上一下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前一年他们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大家的劲头往集体上使，因而促进了生产。
第2年，干部自满了，放松了警惕，满足于催耕催种。
坏人就出来挑拨干部关系，弄得干部不团结，生产就下降了。
1970年，他们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总结了一上一下的历史经验，解决了干部的团结问题，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生产又大幅度上升。
这件事，使很多干部的眼睛更亮了：
群众是要为革命大干苦干的，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能不能调动起来，关键在我们干部是不是用党的基本路线去发动群众。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县委的同志由浅到深地认识了抓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提高了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
这是我们县委领导思想中重大的收获。
我们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全县各生产队去，开展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教育。
1972年，全县生产面貌就有所改变，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二，创造了本县的最高纪录。
生猪增长百分之二十。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基本路线教育不能只抓一阵子，而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有时，我们发现有的基层干部满足于眼前的一些成果，放松了继续抓基本路线教育，就责难他们；
其实这个责任首先在县委领导身上。
县委领导如果不能经常帮助干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新动向，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又怎能把全县的基本路线教育引向深入呢？
一些干部之所以产生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得“差不多”的思想，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新趋势、新情况。
这就需要及时引导。
我们下去调查了实情，头脑就更清醒。
我们看到，抓了一段基本路线教育以后，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就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
实际上敌人并没有睡觉，不过改变了斗争策略。
例如，有的敌人以所谓“关心集体”为名进行煽动和破坏。
福惠公社一个大队要建一百多米长的穿山渠道，社员主张自力更生，而阶级敌人则在背后煽动干部向国家伸手，胡说什么“国家有贷款，不要白不要”。
去年，有的社队遭到水灾，阶级敌人又假惺惺地以“要关心社员生活”为幌子，煽动社员外出，破坏生产自救。
大量事实证明：
凡是干部思想麻痹的地方，阶级敌人又在猖狂地进行破坏。
当时，我们向社队干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新形势下，阶级敌人的本性会不会改变？”
并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使干部和群众认识：
每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阶级敌人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总是一样的。
他们常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们要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地抓好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抓大事，抓路线，促进了生产大发展。
1973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了《纲要》的指标。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
广大青少年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自觉起来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据新华社南京1974年01月06日电 江苏省南京市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三年来，全市有近五万名青年参加了共青团，一千九百多名团员参加了共产党，还有大批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必须全党动手，大家来管。
因此，从市委到全市各级党组织都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青年工作，把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注意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等组织的作用，把工厂、学校、街道、家庭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来管，市郊小市镇街道党委建立了有街道干部、民警、教师、退休职工、居民积极分子和家长代表参加的青少年教育小组，不仅抓了对社会青年的教育，也抓了对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的教育。
他们按居住点把青年们组织起来，共组织了六百多个学习小组；
还建立了一支包括老工人、老贫农、在职干部和教师在内的六十多人的业余辅导队伍，具体帮助指导青年们的学习，受到青年们的欢迎。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在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时，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放在首位。
许多单位为青年们举办了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的读书班和政治夜校，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给青年们讲革命传统，提高青年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南京人民商场是个地处闹区新街口的大型综合商店，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中尖锐复杂的斗争，场党委特别重视对青年职工的教育。
他们为共青团干部举办读书班，开办以青年职工为主的政治夜校，组织了十一个青年业余学习小组，指导青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反复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小节无害论”，并经常抓住两个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斗争的新动向和青年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集中进行反腐蚀的专题教育。
青年职工们通过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自觉起来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还教育青少年学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先进思想。
去年02月，在纪念毛主席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十周年时，中共南京市委发出了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通知，并邀请南京部队雷锋式的好战士王金虎的生前战友向全市青年作报告，在全市掀起了学习英雄人物的热潮。
南京被服厂在学雷锋活动中，引导青年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涌现了许多好人好事。
在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全市各级党组织还重视管好青年们的娱乐和休息，积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业余文化阵地，做好八小时以外的工作。
许多厂矿企业、街道、学校建立起业余文艺、体育队伍，办起图书馆、文化站，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艺体育活动。
南京石膏矿的团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团员和青年自己动手办起图书馆、阅览室，并积极开展书评活动，引导青年读革命书、做革命人。
最近，南京市委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检查了前一段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情况，制订了今后的措施。
全市的学校、机关、工厂、街道和郊区社队也都进一步行动起来，积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
广大青少年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自觉起来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据新华社南京1974年01月06日电 江苏省南京市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三年来，全市有近五万名青年参加了共青团，一千九百多名团员参加了共产党，还有大批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必须全党动手，大家来管。
因此，从市委到全市各级党组织都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青年工作，把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注意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等组织的作用，把工厂、学校、街道、家庭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来管，市郊小市镇街道党委建立了有街道干部、民警、教师、退休职工、居民积极分子和家长代表参加的青少年教育小组，不仅抓了对社会青年的教育，也抓了对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的教育。
他们按居住点把青年们组织起来，共组织了六百多个学习小组；
还建立了一支包括老工人、老贫农、在职干部和教师在内的六十多人的业余辅导队伍，具体帮助指导青年们的学习，受到青年们的欢迎。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在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时，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放在首位。
许多单位为青年们举办了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的读书班和政治夜校，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给青年们讲革命传统，提高青年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南京人民商场是个地处闹区新街口的大型综合商店，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中尖锐复杂的斗争，场党委特别重视对青年职工的教育。
他们为共青团干部举办读书班，开办以青年职工为主的政治夜校，组织了十一个青年业余学习小组，指导青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反复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小节无害论”，并经常抓住两个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斗争的新动向和青年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集中进行反腐蚀的专题教育。
青年职工们通过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自觉起来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南京市各级党组织还教育青少年学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先进思想。
去年02月，在纪念毛主席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十周年时，中共南京市委发出了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通知，并邀请南京部队雷锋式的好战士王金虎的生前战友向全市青年作报告，在全市掀起了学习英雄人物的热潮。
南京被服厂在学雷锋活动中，引导青年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涌现了许多好人好事。
在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全市各级党组织还重视管好青年们的娱乐和休息，积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业余文化阵地，做好八小时以外的工作。
许多厂矿企业、街道、学校建立起业余文艺、体育队伍，办起图书馆、文化站，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艺体育活动。
南京石膏矿的团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团员和青年自己动手办起图书馆、阅览室，并积极开展书评活动，引导青年读革命书、做革命人。
最近，南京市委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检查了前一段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情况，制订了今后的措施。
全市的学校、机关、工厂、街道和郊区社队也都进一步行动起来，积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

工人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
——记宣化钢铁公司焦化厂总工程师倪九华
在河北省宣化钢铁公司焦化厂，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年近五十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他操作起来，熟练、敏捷，和老炼焦工差不多。
他就是这个厂的总工程师倪九华。
1951年，倪九华在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入党以后，更加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群众，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到1963年，担任了焦化厂的总工程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广阔道路。
1969年，倪九华带着改造世界观的强烈愿望，来到苯酐工段参加劳动。
苯酐出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浓烈的气味使人头昏脑胀，但他却抢在前面干。
第1次出料，由于他反应过敏，手上脸上起了许多燎泡。
工人们劝他去休息，可是他又冲了上去。
他说：
“烧起几个泡怕什么？
它决不会烧掉我与工人相结合的决心！”
几年来，倪九华坚持参加劳动，手上的老茧长厚了，和工人之间的感情也加深了。
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倪”，生产中遇到什么问题，总喜欢问问他，他也尽量抽出时间，查资料，或到现场调查，认真给以解答。
倪九华善于从实践中寻找自己思想改造的差距，提出继续前进的目标。
有一次，厂里要安装两台大型鼓风机。
为了解决大型设备的“找正”问题，倪九华同技术人员一起翻阅资料，找了十几个公式，算了一大堆数据，可是根据他的方法找正，几次都失败了。
后来，几个老工人没有用什么公式、数据，凭实践经验，仅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就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在倪九华心里激起了一层波澜：
为什么平时能和工人一块劳动，而在遇到技术问题时却总是觉得自己高明，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实践呢？
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深处，还隐藏着轻视工人群众、轻视实践的旧知识分子的意识。
倪九华从这里找到了改造世界观的新课题，于是，他在生产技术分析会上，向工人群众做了自我检讨，以后不论是解决生产技术问题，还是设计、画图，总是依靠工人群众，在实践中向工人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
焦炉的上升管倾斜，是厂里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
根据别的厂的经验，要校正上升管，必须把焦炉全部停产，这样会给全厂生产造成损失。
倪九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到了焦炉，向工人请教。
老工人刘成业等人立即组织一个革新小组，日夜奋战，倪九华也在焦炉上和工人一起研究。
他们反复实践一个来月，终于创造出一种方法，不停产就解决了焦炉上升管倾斜的问题，保证了焦炉正常生产。
倪九华深有体会地说：
“知识分子只有向群众学习，真心实意地和工人相结合，才会发出光和热。”
倪九华坚持思想改造，做出了显著成绩。
上级曾多次表扬他，群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1972年他还被选进了焦化厂的领导班子。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倪九华叮咛自己：
党和人民给的荣誉越大，越要谦虚谨慎；
担任的职务越高，越要当好工人群众的小学生，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与工人相结合的革命大道！
因此，他坚持参加劳动不变，密切联系群众不变。
倪九华原来的办公室是由一个简陋的车棚改建的，屋子比较低矮窄狭，冬天冷，夏天热。
但是这间办公室处在厂区，离焦炉最近，工人找他很方便。
倪九华担任厂领导成员以后，有的同志劝他搬到条件较好的办公室去，他摇了摇头说：
“在这里不是很好吗！
搬远了，我到生产现场，工人找我，都不方便。”
他一直坚持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工作，在其他方面也不搞特殊化。
平时，他到外边开会，总是坐公共汽车和火车去，不向厂里要小汽车。
1972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上级通知他到市里开会，他二话没说，背起挎包，冒着风雪，就向七八里外的车站奔去。
事后，有人问他：
“老倪，你是厂里的领导，又是总工程师，出门说句话，要部汽车不就行了，何必受那么大的苦呢？”
倪九华严肃地回答：
“共产党员要做艰苦奋斗的模范，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事事都要注意，不能和工人两样！”
新华社通讯员

砀山、晋县各级党组织认真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
开展群众性革命文化活动占领思想阵地
据新华社合肥1974年01月06日电
中共安徽省砀山县委认真抓好群众文化工作。
这个县的十六个公社和一个镇现在都设有文化站，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办起了图书室、展览室和政治夜校；
群众性的读报、讲革命故事、看革命图书、演唱革命戏曲的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许多工农业余文化工作者还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为源泉，编写了大批小说、诗歌、故事、报告文学和文艺节目，有力地占领了农村文化阵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砀山县的许多党组织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从1969年以来，这个县的各级党组织就加强了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
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群众文化活动紧密地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办黑板报、出大批判专栏、搞文艺演出，推动了批林整风运动不断深入。
为了批判林彪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论，他们组织业余文艺工作者办了一百四十多个阶级教育展览室，用泥塑形象地反映出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社会的幸福。
去年春季，全县又普遍办起形势教育展览室，展出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地区、本单位所取得成就的材料，有力地驳斥了林彪反党集团对大好形势的诬蔑，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砀山县委在抓群众文化工作中，十分注意建立一支由群众推荐的思想好、劳动好、有一定特长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业余骨干队伍。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产劳动。
近年来，县委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读书班，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举办文学创作、故事、曲艺、泥塑、摄影、表演等学习班，组织业余文化工作者学业务。
有时还派县里专业文化团体和人员到基层去进行辅导，使群众文化工作能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进一步普及。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4年01月06日电
河北省晋县各级党组织领导社员群众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共晋县县委和各级党组织，有一段时间对农村文化宣传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党委抓中心工作就够了，文化宣传工作由文教部门抓抓就行了，党委管不管关系不大。
结果，在一个时期里，有的社、队封、资、修的坏书、坏歌乘机出笼。
县委发现后，几次召开会议和举办学习班，组织县、社有关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回顾解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复杂的斗争，摆当前封、资、修抬头的事例，提高了大家对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实行专政的认识。
从此，县委把办好农村文化宣传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在组织上、思想上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自1970年以来，每当三秋大忙过后，县里就举办训练班培训农村文化工作骨干。
几年来，已培训了一千五百多人，还建立了八十三个农村业余文艺创作组，培养业余文艺创作人员八百二十多名。
目前，这个县三分之二以上的生产大队都建立了俱乐部。
俱乐部一般都有业余文艺宣传队、图书室、幻灯组等组织。
各社、队党组织也加强了对农村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
他们经常对农村业余文化工作人员进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教育，从而使农村文化宣传人员始终坚持了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在批林整风中，全县文艺宣传队员用各种文艺形式，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以后，有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出现了不注意节约和占用生产时间排练节目的现象。
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要求各大队党组织带领业余文化工作者努力克服这一缺点，树立勤俭节约的好风尚。
现在这个县的农村文艺宣传队一般都能坚持业余、节约、小型、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休息时间为社员演出和排练、创作。
他们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制作道具、乐器。

遵纪爱民谱新篇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谱写出一曲又一曲遵纪爱民的新篇章。
执行纪律称模范
沈阳部队某部一机连给养员杨海田，有一天从茂山生产队买了七十斤茄子，在回连队的途中遇上了前来接他的司务长周鹏。
他们两人说说笑笑，直往回赶。
周鹏接过担子，越挑越觉得不止七十斤，便问杨海田：
“这担茄子究竟多少斤？”
小杨满有把握地说：
“我亲手装的筐，亲眼看着管菜园的朱大爷过的秤，不多不少七十斤，保险没有错！”
回到连队，周鹏对这件事不放心，特地找了秤，一称是八十五斤。
杨海田一看，也感到莫明其妙。
为了揭开这个谜，午饭后，他俩一起返回生产队，找到了朱大爷。
经过再三询问，才弄清事情的原由。
原来，朱大爷想，一机连的同志经常到生产队来帮助挖沟开渠，平地施肥，劳动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如今蔬菜丰收，他们来买菜，就应该多给一点。
但是，他怕小杨不肯收，就在茄子过称以后，要小杨去会计那里算账付钱，趁此机会又摘了些茄子，放进了过好秤的筐子里。
周鹏和杨海田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
他们热情感谢朱大爷对子弟兵的关怀，但一再向他说明，那十五斤茄子非付钱不可，因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他们的坚持下，朱大爷只好再开了一张十五斤茄子的发票。
接着他们到会计那里补了钱，才告别了朱大爷，返回连队。
这件事传开后，茂山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们，都赞扬一机连的同志是执行纪律的模范。
任务再急传统不丢
不久前，驻南海前哨某部通信连副连长贺德尊，带领架设排到某地架设一条电话线路。
施工开始后，发现这条线路要经过当地生产队一片二百多亩的甘蔗地，给测量、挖洞、埋杆架线带来了困难。
这时，有的同志认为，战备施工时间紧，任务重，踩坏几棵甘蔗也是难免的。
生产队贫下中农听说部队要架线，也准备把线路上甘蔗砍掉，便于部队同志施工。
排里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那样做，因为甘蔗还没有成熟，砍掉要给生产队造成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贺德尊便组织大家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并且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保证不损坏甘蔗。
经过再三研究，他们终于想出了这样两个好办法：
一是把甘蔗分成一撮一撮，拢好，固定牢，开出一条小路，便于进行测量；
二是把过去四人抬电杆的办法改为二人抬，以保证通过生产队的地时不踏坏甘蔗。
放线那天，他们还怕放线车压坏甘蔗，就用肩扛着一百斤重线捆放线，谨慎小心地通过甘蔗地。
完成这条线路的架设任务，大家虽然多吃了苦，多受了累，但是他们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是，保护了群众利益：
从埋杆到架线，没有损坏一棵甘蔗！
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广州部队某部指战员野营拉练，来到了东江岸边的博罗县龙溪公社，准备进行武装泅渡。
为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他们向当地社队和群众借来二十多只木船，并组织了护船小组，负责看管。
有天晚上，风雨交加，江水猛涨，浪大流急，一只木船断缆飘走。
这只船是从贫农游大爷家借来的。
副参谋长宁国文听说有只船飘走，立即召集护船组的同志开会，同大家一道想办法，决心把它找回来，还给游大爷。
会后，宁国文亲自带领护船组的同志投入了找船的战斗。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沿江跑了好几天，走了一村又一村，都没有找到。
这时有的同志提议说，干脆按价赔偿算了。
可是一了解，当地木材比较缺乏，买船比较困难。
他们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船找回来。
这时，宁国文一面通过电话向有关方面询问，一面把护船组分开几路，继续寻找。
他们整整花了七天时间，走访了十多个生产大队，行程三百五十多里，最后在东莞县一个偏僻河沟里，找到了那只船。
船很快开回到驻地，还给了游大爷。
宁国文和护船组的同志向游大爷道了歉，还向他详细讲述了寻船的经过。
游大爷听了同志们的讲述，回忆起解放前国民党匪军抢走了他家的船还开枪打死他叔父的惨景，很激动地说：
“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新华社通讯员（附图片）
北京部队某部党委，经常向干部、战士进行“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教育。
这是老团长在指挥干部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本报通讯员摄

大平外务大臣访华后回到东京
新华社东京1974年01月06日电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一行，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后，01月06日回到东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
日本政府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政务次官山田久就、外务审议官东乡文彦以及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水野清等。
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和大使馆其他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4年01月06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为团长、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蒂卡·汗将军的邀请，01月06日上午乘专机到达拉瓦尔品第，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空军武官杜塔上校和陆军武官阿比德上校从北京陪同代表团到达拉瓦尔品第。
到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蒂卡·汗将军、国防部秘书法扎勒·穆基姆·汗陆军少将、外交部秘书阿迦·夏希和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代表团成员、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武官孙丕荣等也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我网球队到缅甸曼德勒等地访问
新华社仰光1974年01月06日电
中国网球队在访问了上缅曼德勒、眉苗、实皆以后，01月05日回到仰光。
中国网球队于1973年12月30日到达曼德勒时，在机场上受到当地体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国和缅甸网球队在曼德勒共比赛了三场。
双方各以二比一胜一场；
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赢了一盘单打，接着，由中缅两国运动员混合编组举行了两盘双打友谊赛。
随后，中国运动员游览了曼德勒东面的山城眉苗和曼德勒西面的实皆山的名胜古迹，并在实皆市举行了表演赛。
他们在这两个地方都受到了当地官员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网球队在前往曼德勒以前，在仰光同缅甸网球队举行了两场比赛，中国队都获胜。
缅甸网球协会主席埃佩曾在仰光举行茶会招待中国网球队。

教育战线上的出色战士
在越南南方解放区的教育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出色的人民教师。
他们不怕任何困难，满腔热情地把自己的力量献给革命教育事业，全心全意地培育新的一代。
他们的优秀事迹受到解放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不怕困难的阿莲
广治省解放区犹灵县中山乡的女教师阿莲，是一个朝气蓬勃、敢想敢干的年轻姑娘。
她在办学的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良好成绩。
阿莲未满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那时她正在念书，体质比较虚弱，但听说学校准备派一些学生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她就坚决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返回家乡工作。
学校领导终于批准了她的申请。
在她刚返回家乡中山乡的时候，广治省还没有解放。
乡亲们都被敌人赶进集中居民区。
这时，阿莲就同游击队员们战斗在一起，给解放军当联络员和通讯员。
广治省解放后，中山乡人民摆脱了西贡政权的控制，纷纷返回家园。
这时候，革命政权把办学的任务交给阿莲。
阿莲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尽管摆在她面前有许多困难，但她依靠群众坚决同困难作斗争。
没有教室，她动员群众砍竹子盖草房；
没有桌椅，她动员群众拣废木造简陋的桌椅；
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她动员群众挖防空洞。
许多群众因敌人经常进行轰炸、炮击，不愿意让子弟上学，她就逐家挨户地耐心说服和动员家长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不久，阿莲和另一位女教师办起了一所有四个班的小学。
但是新的困难又来了。
学生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水，甚至连学习用的纸也没有。
阿莲为了保证学生们能够学习，她把珍藏多年的一本同班老同学的留言册拿了出来，把没有写字的白页分发给学生们用。
没有墨水，她就用落葵果汁和染料配成紫墨水给学生们使用。
没粉笔，她就用白膏泥代替粉笔。
在教材还没有发下来的时候，她自己制定教学计划，并且编写关于团结友爱、热爱故乡、感谢解放军等题材的简短课文教育学生。
阿莲除平时坚持教学工作外，夜间同男女游击队员一起站岗放哨，假日里还参加农业劳动。
阿莲就象亲姐姐一样关怀着学生们。
在敌人轰炸的日子里，她逐家挨户地把孩子们接来上学，又送回家。
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十分热爱阿莲，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
关怀学生的阿云
永隆省刘文烈住宿学校有一位十七岁的女教师，名叫阿云。
学生们既把她看作是敬爱的老师，又把她当成是自己慈爱的姐姐。
在永隆省1973年教育大会上，阿云荣获了永隆省教育厅的奖状。
阿云的父亲去北方后，母亲曾在故乡参加革命工作，后来被敌人杀害。
革命政权关怀烈士子女，把阿云送到刘文烈住宿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她是一位学习好、品德好的学生。
后来，学校把她培养成为教师。
阿云早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
但却意想不到这个愿望这样快就能够实现。
担任教学工作后，她刻苦钻研教材，认真备课，并虚心向老师们学习教学经验，同时结合自己做学生时的经验来教育学生。
阿云除了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外，还十分关心学生们的生活。
为了使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进行学习，每天晚上，在备好课之后，她积极去抓鱼摸虾，改善学生们的生活。
如果哪个学生有病，阿云就十分关心地照顾他服药、吃饭。
阿云还十分注意学生们的安全。
有一次，敌人发动“扫荡”，西贡军队开到了学校附近。
阿云不顾敌人的胡乱射击，沉着地引导学生进入掩蔽洞，后来又把学生们转移到安全地点。
好教师阿思
谁来到阮文接运河河畔的一个乡时，谁就会听到人们热情赞扬伤员教师阿思的感人事迹。
阿思过去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曾经参加解放故乡的战斗，并多次负伤。
负伤退伍后，阿思热心于故乡的教育事业，决心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培养祖国的幼苗。
他的右手不能活动，就用左手刻苦锻炼。
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努力，他便能用左手熟练地写字和做各种工作。
他除了耐心地向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外，还经常以胡伯伯的教导教育孩子们。
在课余时间里，他向孩子们讲述战斗故事，使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越南民族的英勇抗美救国战斗的重大意义，热爱祖国，热爱劳动。
在解放后的两个月，这个乡的学校在阿思教师的努力下很快地走上了正轨，取得了良好成绩。
学生的家长们一谈起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便会兴奋地说，孩子们自从跟着阿思老师上学以后，进步很大，他们比过去更加勤学和热爱劳动了。
阿思真是他们的好教师。
（新华社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发表社论
亚洲人民决不许苏联在亚洲建立霸权
新华社东京1974年01月06日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在01月01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亚洲人民决不允许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建立霸权。
社论说，苏联这个新型的帝国主义“占领着日本的北方领土，不仅至今不想归还，而且不断派出海、空军在日本周围活动”。
社论指出，今天，应当特别注意苏联的动向。
它正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日本周围以及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周围地区进行阴谋活动。
社论指出，苏联是列宁创建的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推行“有限主权论”，它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
社论说：
“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反对以侵略亚洲为主要目的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亚洲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亚洲称霸。”

朝鲜体育运动蓬勃开展
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体育运动蓬勃开展，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劳动人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便增强体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1973年分批分期训练了二千多名体育运动积极分子。
教育部、职业总同盟、农业劳动者同盟、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等部门和团体也分别培训了大批体育运动积极分子。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积极分子回到本地区后，在群众性体育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朝鲜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的冬季体育运动在1973年12月02日在各道（市）、郡开始举行。
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各界劳动群众满怀热情地投入这个运动，参加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锻炼身体。
在冬季体育运动中开展了各项体育运动的训练和比赛。
两江道、慈江道、咸镜北道和平安北道地处朝鲜北部，气候寒冷，溜冰、滑雪、雪地行军等是那里青少年学生和劳动人民最喜爱的运动。
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江原道等几个道广泛开展溜冰、爬山、田径以及各种球类活动。
在开展各项体育运动中，许多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黄海北道新溪郡大亭高等中学的学生普遍喜欢打篮球。
他们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坚持练球。
这所学校在1973年全国青少年女子篮球比赛中获得了第1名。
江原道安边郡安边高等中学学生，几年来一直坚持用冷水擦身锻炼。
平安北道博川郡六谷高等中学的学生开展的长跑运动，已坚持了十二年。
学生们经常从学校到革命史迹地往返长跑，既锻炼了身体，又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
这所学校在1973年全国青少年长跑比赛中获得了三项优胜奖。
团体操是朝鲜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进入冬季以后，许多单位不顾严寒继续组织团体操活动，有的还进行冰上团体操运动。
1973年春季，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培训了七千多名团体操积极分子，后又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地区团体操比赛，全国有一千零三十二所学校一百零七万八千多名学生参加了这项比赛。
许多工厂企业和机关的职工坚持做早操或工间操。
各单位还大力提倡群众业余体育活动，使干部和职工有机会参加自己喜好的各类体育运动。
（附图片）
朝鲜运动员在进行速度滑冰训练

要求自由民主和祖国统一　声讨朴正熙集团法西斯罪行
南朝鲜青年在汉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朝鲜《劳动新闻》谴责朴正熙集团鼓吹分裂祖国和进行备战的叫嚣
新华社平壤1974年01月06日电
汉城消息：
一千多名南朝鲜青年01月02日在汉城市中心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自由、民主和祖国统一。
据报道，在集会上，青年们声讨了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罪行，讨论了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问题，并通过了宣言书。
宣言书对南朝鲜富人越来越富、穷人日益贫穷的黑暗社会现实表示愤慨，强烈要求实现祖国统一，并表示要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
新华社平壤1974年01月06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1月06日发表评论，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鼓吹分裂朝鲜和进行战争准备的叫嚣。
评论指出，南朝鲜伪总统朴正熙01月04日在给南朝鲜“公务员”的“训示”中再次鼓吹“培养国力”。
同一天，南朝鲜伪总理金钟泌叫嚷要“消除反对维新的一切因素”。
南朝鲜统治集团还在它发表的所谓《本年度外交的基本目标》这一文件中宣称，在同朝鲜北方进行较量时要“确保优势”和“确立保障安全的体制”等。
评论说：
“朴正熙、金钟泌集团在所谓‘训示’、‘基本目标’之类的货色中这样地胡言乱语，目的是加剧南北之间的较量、使（朝鲜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是阴谋使南朝鲜的社会进一步法西斯化，完全束缚人民手脚，是鼓吹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评论还揭露了南朝鲜军事头目从新年一开始就大肆叫嚷“增加军事装备”、“加强实战训练”、“增强预备军的战斗力”等。
评论指出，这表明朴正熙集团实际上正在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妄图实现它的“胜共统一”的野心。
评论还指出：
朴正熙集团散布诽谤共和国北半部的欺骗宣传，是企图转移南朝鲜人民的视线，并且压制南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和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
评论指出，南朝鲜人民正在日益觉醒。
“南朝鲜卖国集团更加疯狂地进行欺骗和阴谋活动，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制造战争气氛，只能进一步激起南朝鲜人民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加速它自己的灭亡。”

金边市教师坚持斗争反对朗诺集团
柬埔寨解放区欢迎伪“自卫”队员弃暗投明
新华社1974年01月06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在朗诺集团统治下的金边市，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各阶层人民正在继续开展斗争，反对伪政权当局。
继工人不断罢工之后，1973年12月12日在金边市爆发了一万二千名教师的罢教斗争。
广大教师们要求伪政权增加工资，降低物价。
由于卖国贼英丹的“特别政府”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他们决心坚持同刚刚上台的腐败的隆波烈“政府”进行斗争，直到胜利。
金边市广大爱国教师的正义行动和正当要求，得到金边的工人、学生、僧侣等各阶层居民的积极支持。
尚未解放的一些省会的教育界人士也热烈声援和支持金边市教师的斗争。
最近，唝吥的三个教育界人士代表团和暹粒的四个代表团已经到达金边市，同金边市的教师们共同讨论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反对朗诺集团的黑暗统治。
与此同时，在金边伪政权机关内工作的许多中下等公务人员，也采取了各种行动同伪政权当局进行斗争。
当隆波烈在1973年12月底刚上台时，他们就纷纷送交了请愿书，要求伪政府赶快降低物价，并立即增加工资。
新华社1974年01月04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去年11月底和12月初，驻守在金边市、磅清扬、菩萨、马德望、暹粒和五号公路沿线等地的一千多名伪“自卫”队员，携带武器、弹药和他们的家属弃暗投明，来到了解放区，受到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最近，驻守在乌栋地区的二十五名伪“自卫”队员也携械投奔解放区。
他们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地方委员会的帮助下，过着新的生活。
（附图片）
柬埔寨上丁省解放区人民积极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
　新华社发

几内亚（比绍）爱国武装连续出击痛歼敌军
打死葡殖民军一百多，击沉敌艇两艘并迫使敌军撤出一些军事据点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4年01月04日电
据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新闻机构01月03日在这里发表的战报说，几内亚
（比绍）爱国武装力量1973年12月从22日到29日，向几内亚（比绍）南部库布卡雷地区的几个葡萄牙殖民军据点发动猛烈进攻。
经过八天激战，打死敌军七十四名，迫使敌军撤出这些据点。
1973年12月15日、16日至18日、27日，爱国武装力量先后在卡菲内港附近、卡迪克—延贝雷姆公路上和芒佐厄—曼萨巴公路上袭击敌人，打死敌军五十三名，击沉敌艇两艘，击毁敌军车八辆。
（附图片）
几内亚（比绍）人民经过十年浴血战斗，终于在1973年09月建立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现在他们正在为解放全部领土而继续战斗。
图为几内亚（比绍）爱国武装力量的炮手。
新华社记者摄

利用地区资源　保护地区市场　防御外国强大经济势力
加勒比共同体加强合作改变对外依赖状况
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展同共同体其他国家的贸易
据新华社乔治敦1974年01月03日电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在它最近出版的《加勒比共同体指南》中指出，“加勒比共同体所寻求的目的是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加勒比地区那种附属的、不发达状态”。
加勒比共同体是1973年08月01日由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四国首先成立的，加勒比地区其他七个单位已经签署有关协议，定于今年05月01日正式加入。
这样，这个共同体将拥有十一个成员单位，总人口为四百五十多万人。
《加勒比共同体指南》指出，加勒比经济一体化包括建立一个单一的商品地区市场，充分防御地区以外的强大的经济势力；
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和保护政策来保护地区市场，使它不受外国、主要是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进口的损害，同时消除共同体国家之间的贸易障碍。
在谈到保护地区自然资源时，它指出，由于外国掌握了采矿工业，结果造成了大量利润外流。
几乎整个加勒比地区“严重地依靠输出农业和矿业初级产品来取得出口收入”。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的这本出版物强调说，加勒比地区必须发展和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掌握和控制自己的经济活动。
必须以独立的、有坚实基础的、由内部产生的经济发展来代替不发达、分裂和对外依赖的状况。
新华社乔治敦电
随着加勒比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圭亚那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最近有所增加。
据圭亚那经济发展部统计局最近发表的一项报告宣布，1973年上半年圭亚那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了五千一百六十万圭亚那元，比1972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
圭亚那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3年上半年的贸易额达到了二千九百三十万圭元，占圭亚那同加勒比国家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八。
据新华社乔治敦电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最近决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将对加勒比共同体和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的燃料需要给予优先待遇，以便有利于小地区的一体化。
这项决定是在1973年12月01日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主持的一次部长会议上作出的。
决定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将在中东战争以前的水平上向加勒比地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开采和提炼石油业较发达的国家。
据报道，圭亚那贸易和消费保护部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为促进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作出的上述决定，表示满意。

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能源危机大批解雇工人
美国失业人数又有新的增加
新华社1974年01月0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能源危机大批解雇工人，使美国的失业人数在1973年12月份又有了新的增加。
据美国劳工部01月04日公布的数字，去年12月美国的失业人数增加了十七万人，使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四点九。
其中成年妇女的失业人数大大增加。
美联社说，失业人数的增加“显然是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步调普遍放慢”。
近日来，在能源危机的冲击下，一些美国垄断企业纷纷解雇工人以转嫁危机。
美国最大的汽车垄断企业通用汽车公司于去年12月28日宣布，它在今年01月和02月将解雇八万六千名工人，其中一部分是暂时解雇，但有三万八千名工人将被不定期解雇。
同一天，美国环球航空公司说，它在今年01月01日要临时解雇二千九百名雇员。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曾经预计，在1974年美国的失业率将达百分之六左右。
美国广大工人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

意大利对外贸易和财政开支出现巨额赤字
新华社罗马1974年01月05日电
1973年，意大利对外贸易和财政开支出现了巨额赤字。
据报道，意大利对外贸易部长马泰奥蒂01月03日对记者说，1973年全年，意大利对外贸易赤字估计可能超过三万亿里拉（约五十亿美元），而危机很深的1963年的对外贸易赤字是一万六千亿里拉。
外贸赤字急剧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意大利农业和畜牧业严重衰退，大量食品特别是肉类依靠进口，以致严重地影响了对外贸易收支。
据报道，1973年，意大利百分之五十的牛肉需要量依靠进口。
意大利货币里拉的浮动是造成巨额外贸赤字的另一个原因。
意大利大量工业原料依靠进口，里拉浮动使进口费用大大增加。
据报道，1973年里拉实际贬值了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
巨额对外贸易赤字使意大利黄金外汇储备大大减少。
据报道，1973年10月意大利黄金外汇储备是三万零九百零二亿里拉，比1972年同期减少五千二百四十五亿里拉。
与此同时，1973年意大利财政收支也严重恶化。
据报道，1973年头十一个月财政赤字高达四万零四百一十亿里拉，而1972年全国财政赤字不到一万四千五百亿里拉。

日本货币发行量猛增
新华社东京电
据日本报刊报道，1973年，日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猛增，面额一万元的钞票大量在市上流通。
报道说，日本银行在1973年12月18日公布，1973年货币的发行量比1972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为1949年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1972年货币的发行量每月平均为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二亿日元，而1973年每月平均为七万一千二百八十四亿日元。
据报道，面额最大的一万日元钞票的发行量，截至1973年11月底，已发行了六亿一千一百万张，占整个货币发行量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一。
《每日新闻》在一则报道中写道：
“钞票越印，越不够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一年中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

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巴巴多斯四千多旅馆工人罢工
新华社1974年01月03日讯
布里奇顿消息：
巴巴多斯四千多名旅馆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这次罢工是从1973年12月31日开始的，几十家旅馆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旅游业是巴巴多斯最大的一个行业。
包括美资希尔顿旅馆在内的一些大旅馆表示，在现有旅客离开以后将被迫停业。

访问南斯拉夫见闻
从贝尔格莱德到亚得里亚海岸长达数百公里的公路要经过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沿途层峦叠嶂，郁郁葱葱；
深秋时节，满山红叶，更增添了山色的秀丽。
沿着黑山共和国著名的二十六道弯盘山公路翻下千米高的山峰，呈现在眼前的则又是另一番景色：
碧绿的海水、棕榈树、龙舌兰……——这就是气候宜人的亚得里亚海滨。
座落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斯普利特，是一座有着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名城，又是南斯拉夫现代造船工业中心之一。
我们访问斯普利特造船厂时，正好是这个厂为我国建造的一万三千吨远洋货轮“松林号”即将竣工的前夕。
油漆工人在繁忙地为船身喷最后一道漆。
船头，“松林”两个乌黑的大字衬在白底的船身上显得格外醒目。
船舱里，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南斯拉夫造船工人正在进行交船前的最后检验，来接船的中国船员也已出现在甲板上和轮机房里。
一艘象征着中南两国人民友谊的新船又将投入航行了。
斯普利特市市长米里契奇在接见我们时谈到了斯普利特和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他说，南斯拉夫造船工人努力要为中国造出高质量的船，这不仅体现着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也体现着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造船厂老工人舍米奇请我们到他家作客。
这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参加过游击队、为保卫祖国流过血的老战士，现在是厂里的熟练木工。
他对我们很热情，拿出了全家的合影给我们看。
现在他三个儿子都在本厂工作，老大是机械技术员，老二、老三是钳工。
舍米奇说，他知道中国人民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很希望有机会访问中国。
临别时，他拿出描写当年南斯拉夫人民游击战争的书送给我们，一再要我们代他向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致意。
近年来中南两国经济、文化来往日益增多。
南斯拉夫不少企业的负责人参加过广交会，在贝尔格莱德商店里可以买到中国的茶叶、罐头食品、玩具等商品。
1971年南斯拉夫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出，1973年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贝尔格莱德展出。
1971年中国舞剧团访问南斯拉夫，第2年贝尔格莱德市
“伊沃·洛拉·里巴尔”歌舞团访问我国。
两国乒乓球等体育代表队也经常进行互访。
这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73年11月，我们应南斯拉夫通讯社的邀请，在南斯拉夫访问了半个月，无论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还是边远的城市，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我们处处都感受到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在依山傍海的著名游览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他家里的窗口探出头来问我们：
“中国？”
我们点点头。
他笑容满面地说：
“好！”
我们在街头又碰到一个老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他举起双手，连声说：
“社会主义中国万岁！”
许多到过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朋友向我们谈到，他们对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过河南林县红旗渠的一位朋友说：
他到过六十几个国家，他认为红旗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因为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用双手开出来的“生命之水”。
没有到过中国的南斯拉夫朋友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关心，我们在访问时，经常有人问起关于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情况。
汽车工业中心克拉古耶瓦茨市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超级大国企图决定别国的命运时说：
“你们建设好了，对我国也是一种支持。”
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来源于两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相似的经历。
许多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南斯拉夫朋友说，他们在战争期间经常谈起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用长征的故事来鼓舞青年战士。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斯普利特市中心广场上挂起了大幅中国地图，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新胜利，地图上用小红旗标明的战线就向前推进一步。
南斯拉夫人民当年就是以这种殷切的心情关注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南斯拉夫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自由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南斯拉夫访问期间，我们参观了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展出的大量图片和实物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反抗德意法西斯占领者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1941年04月，阴霾密布在巴尔干半岛上空，德意法西斯向南斯拉夫发动了突然进攻，前后仅十二天，当政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屈膝投降了。
国家被瓜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有着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南斯拉夫人民并没有屈服。
就在这一年的07月07日，塞尔维亚起义者从敌人宪兵手中夺来了一支步枪，打响了全南斯拉夫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这支枪至今还陈列在克拉古耶瓦茨市博物馆里。
距贝尔格莱德二百公里的乌日策（现名铁托乌日策）市及其周围山区，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第1个解放区，共有一百万人口。
这个解放区，从1941年09月24日解放乌日策市算起，前后共存在了六十七天。
最后，德军与伪军集中了八万人向解放区猖狂反扑，游击队以寡敌众，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以后撤出乌日策向敌后转移。
虽然第1个解放区暂时被敌人占领了，但全国各地游击队的力量更加壮大，成立了正规的解放军，建立了更多根据地。
在铁托乌日策的革命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当时解放区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生动情景。
博物馆的地下室就是当年的兵工厂。
在短短两个月里，这里共生产了二万一千多支步枪、二百七十多万发子弹。
工人们在弹药箱上写着“不要吝惜弹药”，要战士们狠狠打击敌人。
在游击队主力最后从乌日策向敌后转移时，乌日策各工厂工人组织的工人营负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汽车工业中心克拉古耶瓦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城市。
1941年10月21日，德国法西斯对克拉古耶瓦茨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一天之内竟屠杀了七千人，全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被杀。
在克拉古耶瓦茨市博物馆里，我们看到许多烈士牺牲前写下的遗书。
一个兵工厂的工人写道：
“请告诉同志们，要斗争到最后胜利。
我牺牲了，请他们继续打击恶魔！”
敌人的屠杀永远吓不倒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民。
就在敌人进行大屠杀的三年后的同一天，克拉古耶瓦茨市终于又回到了南斯拉夫人民手中。
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烈士们就义和安葬的地方，建立了纪念公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悼念烈士们。
克拉古耶瓦茨“红旗”汽车厂的前身是兵工厂，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一万二千名工人。
德国法西斯进入克拉古耶瓦茨后，工人们迅速把工厂炸毁，把武器和弹药撤走，大部分工人参加了游击队。
敌人无法就地进行生产，只好把剩下的机器全部拆走。
1945年工厂一解放，六百名工人从家里带了工具来上班，为解放军修理武器。
1953年，工厂改建为汽车厂，现在拥有工人近二万八千人。
汽车厂总经理拉科维奇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他在介绍了工厂的发展经过后，意味深长地说：
“一般国家都是从建设工农业开始，我们不得不从发展军工开始。
我们的每一项成绩都是通过步枪和刀取得的。
我们处在巴尔干，谁都想来。
我们时刻要准备着进行斗争。”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离开这些革命历史纪念地和烈士公园。
在返回住地的归途中，我们在沉思：
南斯拉夫人民珍视自己往昔斗争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欧洲又处于两霸激烈争夺的威胁之下，巴尔干半岛仍不得安宁。
但是，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是不会听任超级大国的欺凌和摆布的。
新华社记者

达达赫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葡萄牙的野蛮侵略以及白人种族主义统治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4年01月04日电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在01月03日发表的一项新年文告中，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国家的野蛮侵略，并呼吁世界各国人民为战胜敌人而加倍努力。
达达赫总统在文告中还谴责了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南非、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实行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统治，谴责葡萄牙为企图维持它对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统治而进行的野蛮战争，以及葡萄牙对几内亚（比绍）这个独立国家所进行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