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受群众欢迎的农村图书室
新疆塔城县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塔城县郊区公社六大队一生产队，有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图书室。
这个图书室是适应批林整风运动的需要和各族知识青年的迫切要求，于1971年底建立的。
两年来，这个图书室对于活跃社员的文化生活，促进批林整风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这个生产队共有各种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农业科学常识等方面的书籍三百本，其中少数民族文字的书籍占四分之一。
这些书是利用生产队的公益金购买的。
此外，队委会还到县文化馆借了一批书，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保证图书室流动的书籍在四百本以上。
图书室还订了一些报纸杂志。
工余时间，社员们可以到图书室学习，也可以借书回家去看。
图书室里，人常常挤得满满的，不仅青壮年社员来借阅自己喜爱的读物，有些不识字的社员也喜欢来这里坐一坐，让青年给他们念念报纸。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五年来八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我国广大知识青年意气风发，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五年来全国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千百万知识青年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我国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青年们怀着豪情壮志“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四面八方，贫下中农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去。
广大知识青年结合农村斗争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发挥他们有文化的长处，在进行科学实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和移风易俗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青年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许多人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学到了过去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做出了过去想不到的成绩。
他们豪迈地说：
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有前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做出贡献。
经过几年斗争的锻炼，有近六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十三万多人参加了共青团，二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
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等成了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先进榜样。
河北省文安县马武营大队，原是一个生产较差的后进队。
八十多名天津下乡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同贫下中农一起开荒造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使这个大队的生产条件年年变，农业产量年年长，1973年实现了粮、棉、猪上《纲要》，向国家缴售公粮和余粮八十多万斤，平均每户上缴万斤粮，成为当地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在安徽省霍丘县平岗公社红旗大队插队的上海、合肥、六安、霍丘等地的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狠抓阶级斗争，战天斗地，奋战三年，使这个大队粮食亩产量由1968年的三百多斤增加到一千多斤。
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对国家贡献一年比一年大。
现在这个大队共储备粮食三十九万斤。
现有的四十四名知识青年中，有三人入了党，三十人入了团，八人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和生产队副队长，还有的担任了民校教师、农业技术员、气象员、电工和拖拉机手。
黑龙江省宾县新立大队的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培育良种，1970年培育出大豆良种——白脐大豆王，具有秆粗、荚多、粒大、早熟、抗倒伏、适于间作、含油量高的特点。
种植这一良种，平均亩产大豆四百多斤。
贵州省玉屏县回乡知识青年熊朝键，同干部、老农组成科研小组，刻苦钻研，反复实践，培育出“玉南”水稻良种，比本地良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一良种在1972年全国农林科技展览会上，被评为水稻优良品种之一，推广到十四个省一百多个地区。
被称为“十姐妹养猪小组”的辽宁省沈阳市高花公社车家大队的十个下乡女知识青年，不怕脏，不怕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使这个大队的生猪存栏数由1969年建猪场时的十四头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四百多头。
过去是“车家车家，沙丘涝洼，只听蛤蟆叫，不见长庄稼”；
现在，这个大队猪满圈，稻谷香，粮食亩产跨“黄河”，生产大发展。
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一心为贫下中农着想，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当了赤脚医生。
为了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他刻苦学习医疗技术，几年来，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医治病人两万多人次，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做了肠梗阻、子宫切除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例。
1972年，孙立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下乡知识青年沈芬娣，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在田头、场地、茶馆、街头，大讲革命故事，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她带动下，她所在大队的不少知识青年成了故事员。
他们先后编写了许多革命故事，讲了八百多场次。
群众夸他们是“红色宣传员”。
今年02月，沈芬娣参加了上海市团代会，被选为团市委副书记。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王桂香，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办学。
谁学习差，她就到谁家去作辅导；
有的学生家务负担重，她就去帮助洗衣、做饭、带孩子，让学生腾出时间学习。
她克服各种困难，满腔热情地教聋哑孩子学文化，并且学习针灸，给孩子治病，使聋哑孩子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王桂香的事迹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建设部队党委给她记功表扬。
1971年12月，刚满十八岁的王桂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她出席了黑龙江省团代会，被选为团省委委员。
知识青年中的先进事迹，象烂漫的山花，开放在祖国的大地。
它生动地说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斗争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革命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农业劳动、看不起农民的旧思想、旧习惯，是一场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这场革命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散布“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
在这场斗争面前，广大知识青年、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许多干部和群众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和斗争经历教育子女，积极送子女下乡务农，抵制不正之风。
许多老党员、老红军、革命老干部给子女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他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四川省达县地区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老红军宋国仕，把自己四个孩子都送到农村安家落户。
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长治市和当地驻军有四十一名主要领导干部，今年带头把子女送到了农村。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先后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六个子女送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送子下乡，务农光荣，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新的社会风尚。
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今年以来，很多省、市、自治区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和长远规划。
许多地区的县以上党委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做好这项工作。
有些地方还根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带队干部，进行具体指导。
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以很高的革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
他们深入基层，访问知识青年，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注意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
山东省昌邑县、招远县、茌平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抓好知识青年工作，做到议事日程有安排，领导成员有分工，管理教育有措施，执行情况有检查。
上海等地的出版部门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出版了青年丛书，供给青年们学习。
各地区还积极培养和及时表扬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使用，认真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鼓励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今后，我国每年都将有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知识青年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五年来八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我国广大知识青年意气风发，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五年来全国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千百万知识青年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我国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青年们怀着豪情壮志“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四面八方，贫下中农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去。
广大知识青年结合农村斗争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发挥他们有文化的长处，在进行科学实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和移风易俗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青年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许多人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学到了过去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做出了过去想不到的成绩。
他们豪迈地说：
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有前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做出贡献。
经过几年斗争的锻炼，有近六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十三万多人参加了共青团，二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
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等成了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先进榜样。
河北省文安县马武营大队，原是一个生产较差的后进队。
八十多名天津下乡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同贫下中农一起开荒造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使这个大队的生产条件年年变，农业产量年年长，1973年实现了粮、棉、猪上《纲要》，向国家缴售公粮和余粮八十多万斤，平均每户上缴万斤粮，成为当地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在安徽省霍丘县平岗公社红旗大队插队的上海、合肥、六安、霍丘等地的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狠抓阶级斗争，战天斗地，奋战三年，使这个大队粮食亩产量由1968年的三百多斤增加到一千多斤。
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对国家贡献一年比一年大。
现在这个大队共储备粮食三十九万斤。
现有的四十四名知识青年中，有三人入了党，三十人入了团，八人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和生产队副队长，还有的担任了民校教师、农业技术员、气象员、电工和拖拉机手。
黑龙江省宾县新立大队的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培育良种，1970年培育出大豆良种——白脐大豆王，具有秆粗、荚多、粒大、早熟、抗倒伏、适于间作、含油量高的特点。
种植这一良种，平均亩产大豆四百多斤。
贵州省玉屏县回乡知识青年熊朝键，同干部、老农组成科研小组，刻苦钻研，反复实践，培育出“玉南”水稻良种，比本地良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一良种在1972年全国农林科技展览会上，被评为水稻优良品种之一，推广到十四个省一百多个地区。
被称为“十姐妹养猪小组”的辽宁省沈阳市高花公社车家大队的十个下乡女知识青年，不怕脏，不怕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使这个大队的生猪存栏数由1969年建猪场时的十四头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四百多头。
过去是“车家车家，沙丘涝洼，只听蛤蟆叫，不见长庄稼”；
现在，这个大队猪满圈，稻谷香，粮食亩产跨“黄河”，生产大发展。
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一心为贫下中农着想，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当了赤脚医生。
为了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他刻苦学习医疗技术，几年来，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医治病人两万多人次，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做了肠梗阻、子宫切除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例。
1972年，孙立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下乡知识青年沈芬娣，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在田头、场地、茶馆、街头，大讲革命故事，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她带动下，她所在大队的不少知识青年成了故事员。
他们先后编写了许多革命故事，讲了八百多场次。
群众夸他们是“红色宣传员”。
今年02月，沈芬娣参加了上海市团代会，被选为团市委副书记。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王桂香，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办学。
谁学习差，她就到谁家去作辅导；
有的学生家务负担重，她就去帮助洗衣、做饭、带孩子，让学生腾出时间学习。
她克服各种困难，满腔热情地教聋哑孩子学文化，并且学习针灸，给孩子治病，使聋哑孩子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王桂香的事迹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建设部队党委给她记功表扬。
1971年12月，刚满十八岁的王桂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她出席了黑龙江省团代会，被选为团省委委员。
知识青年中的先进事迹，象烂漫的山花，开放在祖国的大地。
它生动地说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斗争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革命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农业劳动、看不起农民的旧思想、旧习惯，是一场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这场革命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散布“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
在这场斗争面前，广大知识青年、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许多干部和群众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和斗争经历教育子女，积极送子女下乡务农，抵制不正之风。
许多老党员、老红军、革命老干部给子女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他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四川省达县地区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老红军宋国仕，把自己四个孩子都送到农村安家落户。
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长治市和当地驻军有四十一名主要领导干部，今年带头把子女送到了农村。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先后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六个子女送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送子下乡，务农光荣，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新的社会风尚。
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今年以来，很多省、市、自治区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和长远规划。
许多地区的县以上党委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做好这项工作。
有些地方还根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带队干部，进行具体指导。
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以很高的革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
他们深入基层，访问知识青年，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注意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
山东省昌邑县、招远县、茌平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抓好知识青年工作，做到议事日程有安排，领导成员有分工，管理教育有措施，执行情况有检查。
上海等地的出版部门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出版了青年丛书，供给青年们学习。
各地区还积极培养和及时表扬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使用，认真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鼓励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今后，我国每年都将有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知识青年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坚持办好政治夜校
1967年初，上海市奉贤县光明公社光明三队办起了政治夜校。
六年多来，这所夜校一直坚持，从不间断，做到学理论和学文化互相促进。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全队男女社员都自觉参加夜校学习，一些老年人也积极参加夜校的学习。
大家一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边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几年来，政治夜校由于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进行革命形势教育，使大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牢固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这所政治夜校经常组织干部、社员学习国内外大好形势，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文章，认清大好形势，激发革命热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原来有些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经过学形势、谈理想，树立起“胸怀世界干革命，脚踏田头搞生产”的雄心壮志，积极投入农村三大革命运动。
（二）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引导大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前几年，有的社员没有处理好集体生产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关系，把精力过多地用于家庭副业；
有的干部、社员在分配时，主张多分一点，少留一点，忽视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针对这些问题，政治夜校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政策，讨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批判林彪一伙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干部、社员通过学习和批判，自觉地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关系，积极为革命种田，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
（三）进行破旧立新的思想教育，发扬革命的新风尚。
干部、社员经常在政治夜校里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批判剥削阶级的“四旧”，同旧的思想、习惯势力作斗争。
由于不断进行破旧立新的教育，社员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好风气。
政治夜校还组织干部、社员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总结经验，促进了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积极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
去年春耕时节，中共四川省温江县委在三圣、永胜等公社发现一小撮阶级敌人，暗地里拿一些有害的图书给青少年传阅；
有的甚至借田间、地头讲荒诞淫秽故事，毒害青少年，腐蚀群众。
这种情况引起了县委的重视，认为这是城乡思想文化阵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城乡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
于是先后召开了两次有公社党委分管文教工作的负责同志和革命故事员、业余作者参加的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本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使大家认识到，积极开展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城乡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会后，各级党委都积极采取措施，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讲革命故事活动。
为了使讲革命故事的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温江县委培养了一支革命化的业余故事员队伍。
他们对故事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故事员讲革命故事的自觉性。
同时，组织文化馆、图书馆的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帮助故事员学习革命理论，向他们提供革命故事资料。
有时还利用逢场天作示范宣讲，提高故事员讲革命故事的能力。
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县委认识到，要保证讲革命故事的活动经常、持久地开展，必须抓好故事脚本的创作。
在抓创作中，他们组织创作人员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密切配合三大革命运动，立足本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创作活动。
通过创作和宣讲革命故事，狠揭猛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们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本报通讯员

革命的好后代
——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
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家推荐这篇通讯，希望认真一读。
董良翮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下乡插队前夕，父母亲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四年多来，董良翮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扎根农村，努力奋斗，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应当从董良翮进步的事迹中受到启示，鞭策自己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广大革命干部同样应当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已经下乡的子女向董良翮这样的同志学习，教育还没有下乡的子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
——编者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已经四年多了。
董良翮是革命的好后代。
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得到父母的支持，坚决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如今，他在贫下中农的培养下，正在迅速成长。
1969年05月，董良翮在离开北京的前夕，父母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父亲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蓝铅笔，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父亲还特别送给他一块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多年、已经破了又缝补起来的旧毛巾，叮嘱他说：
“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母亲对他进行了忆苦教育：
在旧社会，外祖父给地主扛活，家里穷得没有一个完整的碗，有五年没有吃过盐。
有一次，外祖父给地主盖房摔伤了腿，没钱医治。
为了一家人糊口，还得带着伤，忍着痛，挣扎着继续给地主做活。
后来，劳累过度，昏倒在地上。
一家人把他抬回来，腿上的伤口已生了蛆了。
母亲含着眼泪，用树枝把蛆一个个挑出来。
买不起药，就到山上找些中草药，慢慢治好了，外祖父还得去讨饭养活一家人。
有一年中秋节，孩子们围着外祖父要月饼。
糊口的饭都没有，那儿有钱买月饼啊！
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外祖父实在养不活全家人，后来被迫把良翮的二舅卖给了人家。
外祖父讨饭时活活饿死在深山里。……
母亲的忆苦，给董良翮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行前他表示，一定要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本，到农村去就是回到了“娘家”，要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农民。
贺家寨当时是晋县的一个后进队，地方比较偏僻。
董良翮和同学们来到这里，在社员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土屋里安了家。
他们把行李卷往土炕上一放，就忙着给房东大娘挑水扫院子，第2天一早就找队干部要求下地干活。
董良翮被分配到第3生产队。
他热情很高，什么活都抢着干，可是，由于不熟悉农村，不会劳动，也出了不少笑话。
人们见他握着锄头，东耪一锄，西耪一锄，忽远忽近，有时锄掉壮苗，留下了弱苗。
贫下中农耐心地手把手教他，并鼓励说：
“良翮！
庄稼活并不难，只要舍得吃苦，肯学习就行。”
听了贫下中农鼓励的话，董良翮心里很热乎，更加刻苦地学习。
经过几年的磨练，他泥里来水里去，同大家滚在一起，现在已经学会了耕、锄、耪、耙等多种农活。
有一次在三夏大忙季节，他腿上生了疖子，大腿红肿起来，还是坚持劳动，直到由于推车使劲过猛，疖子破了，鲜血直流，他仍旧不肯休息。
这一切，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
但是，每当他想起母亲苦难的家史，想起父母跟随毛主席长征时所经受的艰苦生活，他就浑身增添了力量，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
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斗争。
董良翮和他的同学到贺家寨后不久，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什么“村子小，放不下大材料”、“住不了几天，充充样子就走了”。
董良翮和知识青年们驳斥了这种言论。
为了表示决心，他们自己砌起了猪圈，养了猪和鸡，又在屋前栽上了“扎根树”。
有的同学来信，劝董良翮去参军或上大学。
董良翮回信说：
“农村生活是艰苦些，但是，广大贫下中农都这样生活，我不经过这样的锻炼，就不会理解他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忘本，就不能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我是下定了。”
四年的斗争生活，使董良翮爱上了贺家寨，爱上了这里的贫下中农，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
他常说，“干着当前，要想着长远”。
他同干部和贫下中农经常议论改造贺家寨的远景规划。
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治病不方便，便抽空学会了针灸，随时给贫下中农治病。
一次，村里韩大婶牙痛得睡不好觉，董良翮就去给她扎针。
韩大婶听说要扎脚，难为情地说：
“我的脚怪脏的，别扎了！”
董良翮细心地给大婶做思想工作，打消她的顾虑，经过针灸把她的牙痛治好了。
贫农社员贺大叔在劳动中把脚砍破，鲜血直流，董良翮立即背到卫生所去急救。
贺大叔养伤期间，他多次去看望照顾。
大叔感动地逢人就说：
“良翮这孩子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和咱贫下中农是一个心眼。”
1971年麦收后，董良翮年迈的母亲、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来到贺家寨看望儿子。
母亲到达那天，董良翮本想找个大车去接她，又怕影响生产。
正巧，队里要到车站拉化肥，董良翮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一事两就。
他拉着车走了三十多里路，在车站上接到了母亲。
母子俩见面格外高兴。
董良翮让母亲坐上装化肥的小车，自己拉着回贺家寨。
不凑巧，走到半路车胎突然压崩了，这时天已黑下来，老母亲下车徒步赶路，董良翮为了不使车胎被轧坏，用手抬着坏了的车脚，一个轮子着地，走了八里路回到了贺家寨。
董良翮的母亲从这些细小的地方，看到儿子思想感情的变化，她感谢贫下中农对孩子的培养。
白天，这位革命老人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拿着筐打猪草；
晚上，走东家，串西家，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
母亲保持着老红军的这种优良传统，也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董良翮。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董良翮于1970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这个时候，六十多岁的原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向他赠送了这样几句话：
“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才能永远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
父亲也在百忙中写来一封信，告诫良翮要注意两点：
一是不要“一得自矜”；
二是不要“浅尝辄止”。
这些话，都使董良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董良翮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贫下中农对他满怀着希望，鼓励他说：
“良翮啊！
咱们不能光靠吃国家的统销粮过日子，可得变变样啊！”
贫下中农的期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鞭策。
担子这么重，自己又缺少工作经验，怎么办？
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并且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和老干部请教。
为改变落后面貌，董良翮到后进的第1生产队去蹲点。
经过调查研究，他首先抓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建设，帮助干部增强信心，克服撂挑子的思想；
同时，对社员进行路线教育，发动大家开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依靠外援，向国家伸手”的大讨论，克服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对于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社员，切实帮助解决。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齐心协力，团结战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这个生产队的生产面貌很快改变。
去年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二十斤猛增到八百二十斤，摘掉了落后帽子。
董良翮担任干部以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紧张的劳动中，有时负了伤，他坚持不下火线。
队里缺肥料，他带领群众想方设法扩大肥源；
缺乏优良品种，他和社员一起精心培育；
他还发动群众积极扩种小麦，大搞间作套种，实行科学种田。
农忙紧张时节，他早上摸黑下地，晚上披着星星回来。
贫下中农说，良翮为了工作，经常吃不到应时饭，睡不上囫囵觉。
贺家寨有这样的带头人，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关怀下，董良翮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使贺家寨这个昔日缺粮少资金的后进队，变成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的先进队。
两个冬春，全大队开荒造地八十亩，平整土地六百多亩，实现了百亩一眼井，还购置了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电动机等，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去年虽然遇到很严重的干旱，仍然夺得粮、棉、果、菜全面丰收。
全大队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四十九斤，增加到九百一十九斤，向国家交售了十六万斤征购粮。
今年08月，董良翮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兼贺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挑起了新的革命重担，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上，迈开了更大的步伐。
《河北日报》记者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做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解放军二七○医院外科主任　郭亨
最近一个时期，我从报纸上经常看到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
我在部队医院工作。
前几年，我参加过医院组织的巡回医疗队，在农村生活一年多。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为贫下中农治病。
我亲眼看到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关心集体的高尚品德，它鞭策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为革命多做贡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金光大道。
我们的农村，是社会主义农村，广大贫下中农，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很多高贵品质。
我们家长应该勇于送子女上山下乡，切不可扯子女的后腿，否则，若干年以后，我们会引以为憾的。
今年，我的大女儿高中毕业了。
我和爱人耐心地给女儿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讲述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使孩子深受教育，积极报名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女儿临走时，我送给她《毛泽东选集》四卷，要求她认真学习。
并且鼓励她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为消灭“三大差别”努力奋斗，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
中共合肥市委调查组
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们党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五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奔腾向前。
合肥市已经有三万五千多名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淮北平原和皖南山区，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宽广道路。
几年来的实践，使市委深刻地认识到，做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几点：
根本问题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和革命青年，思想觉悟迅速提高，革命正气大大发扬。
这一切，都为上山下乡高潮的出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仅1968年冬和1969年春，全市就有一万五千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占应下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其他的革命新生事物一样，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林彪一伙，散布“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带头搞“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加之，在一段时间内，市委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理解不深，贯彻执行不够有力，影响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
今年初，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市委重温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市委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到：
我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马鞍形，并不是偶然的。
根本问题在路线。
市委从抓批林整风入手，加强了对干部的路线教育。
今年上半年，全市各学校、街道和厂矿单位，到处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有四千多名知识青年下乡和回乡，占今年应下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加强党的领导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涉及面广，是一项全党全民的大事。
搞好这一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
前两年，市委对这项工作，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从路线上抓得不够；
批林整风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结合得不够；
把动员工作交给办事机构去抓，党委，特别是一、二把手抓得不够。
今年以来，市委总结经验后，决定由市委常委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市委书记魏建章挂帅，副书记钟嘉华具体抓，并由一位市革委会副主任和一位常委加强办事机构的领导。
今年03月以来，市委、市革委会先后召开了十多次常委会议，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研究和部署全市的动员工作。
市委还多次召开了县、区、局主要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市委还要求各单位第一把手亲自抓，分管的负责人具体抓，克服了过去有的单位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
由于各级党委重视，很快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办事机构。
学校、机关、工厂和街道密切配合，全市出现了一个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的大好局面。
市商业系统职工子女今年应下乡五百多人，由于局党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很好地完成了动员工作，对上山下乡物资的供应工作也比往年做得好。
干部必须带头
毛主席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带头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决定这场革命胜败的重要因素。
我市1969年动员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
前两、三年中，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有的干部搞了些不正之风，影响了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批林整风中，市委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强了对干部的思想路线教育，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首先，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明确规定：
有应下乡子女的，要带头送子女下乡，做出样子；
没有下乡对象的，要带头宣传，当促进派。
领导干部只有做动员工作的义务，没有“走后门”的权利。
省、市单位的领导同志，都纷纷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他们的行动，对全市的动员工作推动很大。
接着，市委把全市县、团以上干部子女的动员作为重点来抓，大会动员，小会座谈，逐人落实。
有一个机械厂，共有下乡对象十六人，开始，由于厂里两位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带头报名，影响了全厂的动员进度。
我们及时在大会上批评了这两个干部，会后又做他们的工作，既教育了干部，又鼓舞了群众。
由于市委重点抓了干部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全市市属县、团以上干部今年应下乡的子女有五十余人，全部下乡了，从而推动了动员工作。
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前几年，有些政策不够落实，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
如有些应下乡的知识青年留在城里不下去。
对待这部分人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影响到今年的动员工作。
市委决定：
凡已确定的下乡对象，要坚决动员下乡。
这一决定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在一段时间内，全市出现了应届、历届毕业生竞相报名下乡的热潮。
落实政策的过程是斗争的过程。
只有抵制不正之风，才能做好工作。
在动员工作中，市委发现有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走后门”将女儿送到某单位当了学员。
市委认为，如果在一个人面前失去了原则，就会在多数人面前失去说服力。
市委抓住这一事例，通报全市，坚决动员下乡。
市委还对社队干部进行教育，抵制不正之风，反对有些干部“开后门”把下乡知识青年弄到城里来，并且作了具体规定。
这样做，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和家长的欢迎。
落实党的政策，还必须城乡配合，切实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和再教育工作。
在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之前，市委先派人与接收地区联系，选择领导力量比较强，政治条件比较好，生产潜力比较大的社队作为接收点，及时调拨了经费、物资，做好接收准备。
市委还组织了安置工作检查团，到农村检查落实情况，统筹解决存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市委还决定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公社，都配备一名专职干部，负责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最近，又从全市有关部门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包括一定数量的女干部，派往安置地区带领下乡知识青年，实行定期轮换。

到农村去　王广林摄

教女儿在农村安家落户
——记共产党员李艺林夫妇
中共沈阳市委委员、沈阳电缆厂党委副书记李艺林和他的爱人、电缆厂机关支部书记于兰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女儿送到乡下去，教女儿扎根农村干革命。
群众赞扬他们是“教女务农的带头人”。
1965年08月，李艺林的大女儿国珍初中毕业了，她决心向邢燕子、侯隽学习，报名到农村去。
当时，老师看她身体不太好，要她跟爸妈商量商量。
国珍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愿望对爸妈讲了。
老李看孩子听毛主席的话，有建设新农村的志向，心里很高兴。
可是，身体不太好是个实际问题。
是支持她去，还是留她？
他想起自己的革命经历：
1941年冬季在河北沧县打游击时，斗争激烈，环境恶劣，两腿长满了黄水疮。
是一位贫农老大爷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把自己送到敌占区医院治好了病。
1942年，在沧县工作时，一次到曲庄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村庄被鬼子和汉奸包围了，在这紧要关头，又是贫下中农骗走了敌人，保护了自己的生命……。
贫下中农为什么这样舍生忘死保护我？
是为了革命！
因为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支持，中国革命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为加快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支持孩子到农村去，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孩子身体不太好，可也没有大病，劳动锻炼锻炼会健康起来。
李艺林和于兰芝都支持女儿到农村去，全家开了欢送会。
李艺林夫妇把国珍送到农村后，经常注意她的成长，教育她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国珍二十五岁的时候，有些人给她介绍对象，这给李艺林夫妇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老李想，处理个人问题一定要服从革命的大目标，叫孩子在城里找对象，就会动摇她扎根农村的决心，应该动员她在农村安家。
他和老于商量，老于说：
“咱是共产党员，又是干部，应该鼓励孩子在农村落户。”
一天，国珍回到家里，妈妈问她：
“你年龄不小了，婚姻问题打算怎么办啊？”
国珍想：
要是找个农民就得在农村生活一辈子；
要是找个工人，将来也许能回城。
一时犹豫不决。
老于看出女儿的思想在斗争，便鼓励她说：
“看眼前农村艰苦点，你既有改造农村的远大志向，就要奋斗到底！”
妈妈的话，坚定了她在农村安家的思想。
后来，国珍和本队一个青年农民谈了恋爱，这消息很快传开了。
有的说：
“爸爸是领导干部，自己是党员，怎么找个农民？”
也有的说：
“别听噪噪，人家不会在咱这里结婚。”
听了这些话，李艺林怕女儿动摇，便启发她说：
“旧社会是官贵民贱，现在干部和农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干部子女也可以嫁给农民，咱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
爸爸的话，给了她很大力量。
不久她就结了婚。
国珍婚后生了孩子，在家里养猪喂鸡，做饭带孩子，繁忙的家务把她缠住了，一度没有出来工作。
李艺林夫妇知道这种情况后，心里很不安，觉得女儿关心小家庭多了，干革命的劲头少了，决定把国珍叫回城里进行教育。
一天晚上，李艺林夫妇给国珍讲了家史。
他们家原在山东宁津县，1937年，李艺林为了抗日救国，离开了五十多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抗日队伍，扛起枪来到河北沧县。
由于紧张的战斗和敌人的严密封锁，他几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给家里捎过一封信。
直到1945年赶走了日本鬼子，他才回家呆了一天。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李艺林又在沧县继续战斗。
1947年，于兰芝也毅然走出家门，来到沧县参加了革命。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当时，国珍很小，紧张的战斗和繁忙的工作不允许他们照顾孩子，便把孩子送到一个贫农老大娘家里，是贫下中农的奶水把她喂大了。
直到全国解放，他们家才团聚了。
讲到这里，老于感慨地说：
“那时不是做父母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顾不得孩子啊！”
老李接着说：
“不要忘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的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不要忘记，用奶水把你喂大的贫下中农，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父母的回忆，使国珍深受教育。
回到生产队以后，她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要求工作。
党支部支持她的要求，派她到小学校当领导小组成员。
从此，她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工作越干越有劲，在教育工作中，做出了贡献，被评为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
本报通讯员
编后
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后，在婚姻问题上有两点值得赞扬：
一个是干部女儿愿意同农民结婚，正如她父亲说的，打破了官贵民贱的旧传统观念；
二是晚婚，同早婚的旧习惯决裂。
这都是破旧立新，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农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应当向她学习，革命家长也应当支持子女的这种革命行动。

株洲市委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
发动厂矿企业都关心上山下乡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株洲市先后有一万四千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为了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党的十大以后，中共株洲市委领导成员分头到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实地调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到株洲县黄龙、龙凤、王十万、古岳峰等公社，访问了在那里落户的知识青年，同下乡知识青年、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
市委还组织全体委员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石峰山知识青年队参观，并派出七个调查组，到基层去帮助总结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
过去，株洲市区各有关单位只负责把知识青年动员到农村去，而把知识青年到达农村后的安置和教育工作，全部交给了接受知识青年的社、队。
后来，市委考虑到株洲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大部分是工矿企业职工的子女，因此，发动各工矿企业都来关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和安置工作，对知识青年在农村更好地成长，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于是，市委通过召开各厂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和推广典型经验等方法，使各厂矿企业党委提高了认识，积极行动起来和农村一起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许多工矿企业的党组织，不仅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向职工进行经常性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认真做好本单位职工子女中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还选派工人、干部给这些知识青年带队，配合农村解决安置和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有的厂矿企业还和农村社、队一起，采取领导互访、工农互访、定期座谈、节日慰问等形式，密切配合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在株洲市委的领导下，现在全市各厂矿企业都进一步充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力量。
最近城市各单位配合农村社、队，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进行了全面检查，协助农村为知识青年新建、改建了住房五百多间。
市委在进一步发挥工矿企业的作用，配合农村做好安置、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发挥城市其他部门的作用。
现在，许多中小学不仅做好校内的教学工作，还派出一定的力量下乡，指导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和文化。
市里的文艺团体经常下乡为知识青年演出。
农业、科研、卫生、财贸部门，也积极举办一些专业技术学习班，以便把更多的下乡知识青年培养成各种专业技术人材。
（据新华社）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群众落后论”作斗争
中共河北省固安县委书记　张训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要真正看到这种积极性，却有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
（一）
去年久旱无雨，渠沟公社铁工厂的工人和当地群众在抽水抗旱中，试验
“一机带双泵”成功了。
我们觉得：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投资很少，如果全部水泵照此安装，全县一天就能多浇一万多亩地，给国家节约七万多度电。
我们立即成立了专办这事的机构，还组织人员采购了大量电容器供应各单位。
尽管这样，大多数单位却表现不积极。
这使我们很着急，有的同志就埋怨“群众落后”。
我们下去进一步调查，才发现自己的看法有片面性。
我们看到，广大群众为了克服机具、水源不足的困难，男女老少总动员，车拉人担，昼夜奋战。
不少社员腿累肿了不歇工，肩压肿了坚持干。
他们豪迈地说：
“老天不低头，扁担不离肩，大干苦干战干旱，气死龙王斗倒天！”
当时全县仅挑水点种一项，约计挑了两千七百万担水，每人平均一百多担。
这怎么能说群众抗旱的积极性不高呢？
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抗旱十分有利的新经验不热情呢？
他们说：
“一机带双泵是个新鲜事，到底怎么样啊，还是看看再说，免得落个鸡飞蛋打，反而耽误了抗旱。”
这说明，当群众对新经验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们要经过实践来看看是否可靠，这决不是落后的思想。
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了的东西，明天就要大多数群众都认识，不允许人家经过实践来取得正确的认识，动不动就给人家戴上“保守落后”的帽子，这不是唯心主义的吗！
再读毛主席的《实践论》，越想越觉得过去我们想法错了。
于是，我们狠批了自己头脑中的“群众落后论”，改变了作法。
我们一边普遍宣传“一机带双泵”的好处，一边召开现场会，请有实践经验的群众当老师，带着大家看实物，看成果；
同时，又派出小分队下去作技术指导。
这样，这种新技术很快在全县推广了。
（二）
有人说：
“要改造一个后进单位可真难啊！
别的都好说，就是人的思想落后不好弄。”
那时，我也这样想。
后来在郑东内大队蹲点，经过反复地学习、调查、实践、思考，才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郑东内大队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粮食亩产长期处于一、二百斤的落后状态。
经过几次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
我和县委常委马秀兰等同志来到这个大队，干部、群众一致希望我们尽快地帮助他们改变大队的面貌。
老贫农王玉普说：
“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呀！
哪个贫下中农不怕复辟资本主义，再吃二遍苦啊！
这回你们来了，就好了！”
这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贫下中农是多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们“落后”呢！
可是，在了解到这个大队的问题以后，思想上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说不是干部、群众落后，为什么有些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比如，有的干部阶级界限不清，生活作风不正；
有的社员只顾自己，不顾集体，等等。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认真看书学习，才想通了。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还时时刻刻在发生影响。
在少数人身上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自私自利行为，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绝不能一叶障目，绝不能为一些现象所迷惑，光看一个后进队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
而是要首先看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即使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经过教育而自己又愿意改正错误，也能为革命作出贡献。
这是主流，这是本质。
于是，我们就组织干部、群众认真看书学习，以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武装头脑，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促进了生产斗争，这个大队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典型。
（三）
只有相信群众，才能把自己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里解放出来。
今年初，我们根据今年春天地温回升早的特点，要求各社队比往年提前七天浇了小麦返青水。
第1遍水后，发现地湿仍然没有达到小麦生长的需要，又要求各社队接着浇二遍水。
可是，一部分生产队不先浇第2遍水，而是先松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开始我们觉得他们不听话，想进行批评。
可是一了解，群众说：
“根据今年地干的特点，好苗好地应该接着浇二遍水，有利于小麦返青。
但是碱地就不行。
因为碱地没化通，接着再浇水就容易返碱。”
我们到一些队调查，发现有的碱地浇了二遍水，果真麦苗就一片片地死了。
我们赶快纠正了“一刀切”的错误，才避免了大的损失。
这个教训使我们体会到，当群众的行动和我们的号召不一致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主意就是完全正确的，而要向群众请教，这样就可以少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困难大到九十九，难不倒我们一双手！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的事迹
粤东山区的五华县，有一百四十多万亩山地，过去水土流失严重，造成了崩山和河流淤积，流沙侵蚀着大片农田。
如今的五华，八成以上的山地，披上了绿装；
大部分水土流失的地区和一万多处崩岗，经过治理，基本上得到控制；
成千上万亩被沙石覆盖的农田已经复耕。
十年间，全县建设起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二十八万亩，占全县现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四。
全县粮食平均亩产量1969年就跨过了《纲要》，去年粮食平均亩产九百五十一斤，今年粮食产量又有增长。
林、牧、副、渔各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从乌陂河的变迁看路线斗争
1964年，五华县委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决心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学大寨，努力改造旧山河，从根本上改变五华的生产条件。
可是，面对满目疮痍的群山和流沙侵蚀着的大片农田，有些人摇头泄气，说：
“五华自然条件太差，要变难上难！”
在县委成员中，也有一些人缺乏信心。
为了统一认识，县委成员分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
一天，县委几个成员来到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华城公社乌陂河流域。
他们看到，原来因严重淤积而高出地面的乌陂河河床，有了明显的下降；
虽然已经久不下雨，河水却没有断流；
从前被水土流失侵蚀成耙齿般的光山秃岭，已经长满了树木和青草；
原来陡峭的崩岗，被削成平整的梯级；
一级级用大石垒成的坝护卫着山下大片农田。
看着这幅动人图景，县委同志喜出望外，便找干部一起研究，找社员一起谈心，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
早在1952年，乌陂河流域的华城公社齐乐大队，就和县里的水土保持试验站一起，选择蚨蜞窝的一个大崩岗，开始了征山治水的试验。
开始他们在崩山口上修筑起一道二米多高的谷坊，想把从崩山口冲刷下来的泥沙堵住；
可是没多久，就被一场暴雨冲垮了。
他们没有气馁，又从山上搬来大石，砌成了一道坚固的石坝。
不到一年，便淤得满满的，黄泥沙石溢过坝面，照样往田里冲。
这时，刘少奇一伙鼓吹单干的妖风刮到了五华，阶级敌人乘机跳出来，诬蔑堵崩岗是“劳民伤财”，煽动一些社员外出捞现钱，妄图破坏这场改造自然的斗争。
在严峻的两条道路斗争中，齐乐大队党支部把全体贫下中农召集在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回忆旧社会崩山流沙毁灭田园，被迫逃荒讨饭的悲惨生活，批判和抵制了修正主义路线，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他们决定给崩岗动“大手术”，在崩口峭壁上削坡开级，植树造林。
在悬崖峭壁上施工，困难千百重。
生产队长王佑达带领民兵、青年，用绳索系着身子登上了峭壁，凌空挥锄，一直斗争了几个月，终于征服了蚨蜞窝这个大崩岗。
乌陂河流域的人民，就是这样依靠集体力量，坚持不懈，顽强斗争，把一个个崩岗治住了，一片片荒山绿化了。
乌陂河的变迁，给了县委以深刻的启示：
领导群众治山治水，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
从此，五华县委带领全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填谷治崩岗，把一千多处崩山峭壁削成了梯级缓坡，治理了一万多个崩山口，修筑了十七万座大小水土保持工程。
从实践中探索治山的经验
五华县人民治理崩山的斗争赢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一遇暴雨河水依然那么浑浊；
许多小河河床虽然开始下降，但琴江和五华河两条干流的河床却还在继续升高。
这是为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谜”，五华县委组织水土保持技术人员在全县范围进行了普查。
调查结果表明，大量的水土流失还来自一百四十万亩没有植被的光山秃岭。
要全面控制水土流失，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植树造林。
可是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不是沙质岩风化土，就是赤色叶岩风化层，在那里植树造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多年来，年年植树不成林。
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上，真的没有办法造林吗？
县委决定亲自去探索，亲自去实践。
他们选择了寸草不生的“顽岭顶”进行植树造林的试验。
县里的机关干部、职工一千多人上了顽岭顶。
他们从山下挑来泥土，填入新开的沙穴，栽上树苗。
又在山上开挖鱼鳞坑，蓄水土保幼苗。
遇上天旱，他们还从山下挑水浇苗。
结果，在顽岭顶上用汗水浇出了满山幼苗。
顽岭顶上成功的实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吸引了全县的人民。
油田公社油田大队的社员，在党支部的带领下，爬上了已经五次造林失败的黄沙径，进行第6次植树造林。
黄沙径，人称“火焰山”，山上不见树木不见草，满山都是碎石粗沙。
他们在山头上掘石挖坑，从山下挑水上山，育苗植树，给黄沙径披上了绿色新装。
油田大队的社员坚持年年造林，已营造了水土保持林一万七千多亩，使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得到根治，山下浑浊的河水变成清泉。
现在，绿化荒山，全面控制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全县人民自觉的行动。
每年都有二十多万群众投入植树造林。
最近四年，全县造林一百二十七万亩，在水土流失区种下各种苗木二千一百六十多万株。
把流沙侵蚀的农田夺回来
控制水土流失斗争的胜利，使县委领导成员更加深刻地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决心进一步带领全县人民大修水利工程，把被侵毁的农田重新夺回来，扩大耕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吃尽了水旱灾害苦头的广大社员群众，听说县委要领导大家兴修水利，全都来了劲。
他们说：
“困难大到九十九，难不倒我们一双手！”
从1969年开始，几十万人投入了征山治水的新战斗。
不到一年时间，蓄水八百万立米的三渡水水库建设起来了；
又不到一年时间，蓄水一千五百万立米的桂田水库也建设起来了，第2年就配起套，把水送到灌区三个公社。
1971年冬天，一座蓄水一亿五千万立米的大型水库又上了马。
同时，在每个水库区的上游，都发动群众治山造林，控制水土，涵养水源，保持库水清洁。
各社队也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
安流公社福岭大队的干部、社员，1971年以来，在深山兴建了三座水库，开通了一万七千多米长的引水渠，把一百五十亩山坡地变为水田，开荒扩大耕地三百二十亩。
他们还学习大寨大队移山填沟造平原的革命精神，从去年冬天开始，一连苦战了几个月，搬平了三个山头，填起两个深谷，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头上，开出了一个一百亩面积的“大寨式小平原”，今春试种的二十五亩早稻，已经收获稻谷近万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五华县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在全县新建大小水利工程一千五百多项，使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
1972年和1968年对比，全县耕地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旱涝保收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孤柳成密林　荒滩变良田
——保安大队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胜利前进
在吉林省通辽县科尔沁草原西辽河畔，有一个蒙古族、汉族贫下中农聚居的村庄——保安。
长期以来，这个大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已成为我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鲜艳红旗。
从数字看变化
1949年以前，保安的各族个体农民，在瘠薄的荒滩上，东一垄，西一块地开垦出一些小片耕地，粮食平均亩产不到一百斤。
如今，近七千亩耕地，连成三十二块平平整整的方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变成高产稳产农田。
1972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零七斤，过了“黄河”，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达一千一百五十斤。
今年又是丰收年成。
二十多年前，在保安一万多亩的大地上，只有一棵老柳树，蒙古语叫“嘎斯毛都”（意即孤树）。
如今，全大队植树二千七百亩，一百多万棵，平均每人有一千棵树。
一条条笔直的林带形成绿色的屏障，保护着田园和村庄。
在从前的沙包碱土上，营造了大面积的防风固沙林、用材林、经济林，开辟了果园和苗圃。
二十多年前，当他们筹备成立第1个互助组时，只有四头小毛驴。
如今，全大队拥有大牲畜四百头，拖拉机三台和各种农业机械一百多台（件），翻地、灌溉、脱谷、农副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
全大队拥有公共积累六十二万元，集体储备粮五十二万斤，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社员有存款。
二十多年前，除了原来的地主、巫神能够阅读蒙古文和汉文外，全保安没有一个贫下中农上过学、认识字。
如今，大队自己办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七年一贯制学校，适龄青少年都入了学，还有二十六人上了高中，四人上了大学。
大队自己设有广播室、卫生所。
这些数字，反映了保安二十多年来发生的深刻、巨大的变化，也记载着保安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进行的艰苦复杂的斗争。
组织起来，改天换地
在保安人民踏上合作化道路之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贫穷和荒凉，洪水、干旱、风沙交相为害。
当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就找到了征服大自然的力量和途径，他们在国家的支援下，同邻村合作，治住了西辽河的水害。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他们又提出了“征服风沙干旱，向老天爷宣战”的豪迈口号。
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海玉琛从二十多里外背回几十捆树苗，准备在“风道口”营造防风林。
听说海玉琛要治风，有的人就摇头说：
“这不是老虎想吃天吗！”
海玉琛说：
“有了人民公社，从前办不到的事，今天就能办到！”
第1次，海玉琛和大家用插条的办法，刚种上一万多棵树苗，就被连续几天的狂风刮走了一大半。
第2次补种，又大部分旱死。
有人劝告说：
“咱保安要是能长树，就不会只留下那么一棵孤柳，在这风道口上栽树和沙漠上栽花一样难，不要白费力气了。”
海玉琛毫不动摇，说：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组织起来，就能改天换地！”
秋天，海玉琛细心察看了剩下几棵幼树的林地，他发现一棵被风刮倒、横卧在沙滩里的枝干，发出了嫩绿的幼苗。
他想，用这种“卧干”的办法种树，再大的风也吹不跑。
于是，组织大家进行试验，果然成功了。
几年之后，他们用这种办法营造成功了大面积的防风固沙林。
1964年，在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保安大队对农田、水利、林网、村庄、道路的建设作了全面安排。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社员们焕发出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奋战两个冬春，营造了二十五条农田防护林带，建成了有四台大型水泵的电力扬水站和全长五十里的二十四条水渠。
1969年冬，又打响了开发地下水的战斗。
有人说：
“天这么冷，歇歇再干吧！”
海玉琛说：
“干社会主义不能分春夏秋冬，不能怕天寒地冻！”
，
他带头上阵，奋战三个冬春，打成十八眼电机井。
保安大队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初步实现了土地方田化、林网化和水利化。
风沙和干旱被初步征服。
1972年，连续一百五十多天大旱，刮了五十多次大风，却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丰收，在干旱的草原上粮食亩产量过了“黄河”。
斗垮“妖魔”，制服“神明”
保安大队是在激烈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
1961年，当保安人民掀起治理风沙干旱的热潮时，刘少奇一伙派人到保安推销“三自一包”的黑货。
在这股妖风煽动下，有人把已经成活的幼树林砍掉，开起荒来。
海玉琛把支部委员们带到被砍掉的幼树林旁，说：
“我们辛辛苦苦栽起来的树木，没有被狂风吹倒，却有被这股资本主义妖风吹倒的危险。
咱们一定要顶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决不准跑资本主义的车！”
党支部领导社员们批判了“分地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然后把砍掉的林地重新栽上树，继续坚持集体造林，扩大林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又变换手法，用新的伪装继续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叫嚷要动用集体储备粮，要滥花公共积累，要砍掉林带，要填平水渠。
大队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同这股新的妖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纷纷挺身而出保护了林带和水渠。
社员们回顾保安大队的斗争历史，深有体会地说：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
只有斗垮地上的“妖魔”，才能制服天上的“神明”！
新华社记者

送粮忙　〔木刻〕　庞钟霖作

中朝友协代表团离京去朝鲜访问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应朝中友协的邀请，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朝友协负责人杨春甫为团长的中朝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十人，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副会长李恩求，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王笑一等到机场送行。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李宰弼和大使馆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今冬明春将看到一颗明亮的彗星
新华社南京1973年12月21日电
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观测，今冬明春将看到一颗明亮的彗星。
目前，这颗彗星正沿着近似于抛物线的轨道绕太阳运行。
彗星的轨道面和地球轨道面大约成十四度的倾角。
最近由于它越来越靠近太阳而日益增亮；
与此同时，彗尾也在不断增长。
12月上中旬的每天黎明前，这颗彗星在东偏南方向靠近地平的天空中出现。
由于它离地平较低，肉眼一般不易看见。
12月28日，彗星约以每秒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经过近日点。
这时，它离开太阳大约有二千一百多万公里，距离地球大约一亿六千多万公里。
在彗星过近日点前后，由于它很靠近太阳，将被太阳的亮光所湮没，因而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它。
到明年01月份，彗星将转到太阳的另一边，每天傍晚天黑以后，便出现在西偏南的天空中。
估计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可以较容易地看到它。
再后，彗星将日益远离太阳，亮度不断减弱，彗尾逐渐缩短，大约到明年02月上旬，彗星变暗，肉眼就难以看见了。
彗星俗称扫帚星，是太阳系里的一种天体。
各国天文台每年平均能发现十颗左右。
这颗彗星是今年03月07日西德汉堡天文台首先发现的，它是今年世界上发现的第6颗彗星。
（附图片）
左一图：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行星室的科学工作者在观察彗星。
　
新华社记者摄
左二图：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在今年12月07日拍摄的1973年发现的第6颗彗星。
估计在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天黑以后在西偏南的天空中，人们可以看到这颗彗星。
新华社稿

北京部队炮兵某部指战员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炮兵某部指战员今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今天部队驻地彩旗飘扬，凌空悬挂着欢迎越南战友的巨幅标语。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阮同，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阮文广，和这两个大使馆的其他同志，由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陪同来到部队驻地时，受到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刘海清，部队负责人刘光、崔亮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集会会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崔亮同志和阮同同志在集会上讲话。
崔亮同志在讲话中代表全体指战员向英雄的越南人民和人民军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他热情赞扬越南人民军在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他说，我们把越南军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军民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我们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为加强这种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阮同同志在讲话中介绍了越南军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说，这个胜利为越南民族加倍守卫和巩固和平、建设北方的社会主义、完成越南南方的独立、民主、和平进而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展示出美好的前景。
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社会主义兄弟邻邦。
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它坚如磐石，万古长青。
集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集会以后，中越两国战友一起观看了越南电影和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

成都部队某部培养大批读书辅导员
他们满腔热情地辅导指战员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逐步提高理论、思想水平，推动部队的批林整风运动不断发展
据新华社成都1973年12月21日电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培养了大批读书辅导员，推动了全部队看书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
目前，这支部队从领导机关到基层连队共有读书辅导员一千七百多名。
这些读书辅导员，是这支部队创建以来拥有的人数最多的一支理论队伍。
现在每个师、团机关有辅导员五、六名，每个连队有四、五名。
辅导员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入伍，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锻炼，提拔到团、营领导岗位上的新干部；
有同广大战士朝夕相处的基层干部。
有些是傣、藏、彝等少数民族的干部、战士和女同志。
他们有的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多年的专职理论干部，有的是兼职读书辅导员。
这批读书辅导员，正在满腔热情地辅导着指战员们的看书学习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随着群众性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活动的开展，这支部队逐步重视了对读书辅导员的培养工作。
特别是批林整风以来，他们在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了看书学习的重要意义，从而加强了对读书辅导员的培养工作。
部队党委把培养读书辅导员列入日程，分工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并且经常召开会议，分析培养读书辅导员的情况。
两年来，他们除了专门举办培养读书辅导员的学习班外，还在举办的八期团以上干部读书班中，带训了三百多名读书辅导员。
各师、团党委也先后举办了二十二期辅导员学习班，培训了一批基层干部、战士中的读书辅导员。
在各级党委举办的辅导员学习班中，辅导员们都刻苦攻读一、两本马列原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史、世界史和哲学史的书籍。
学习中，他们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大批判中进一步加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此外，这个部队的党委还选送一部分辅导员，到驻地党委举办的马列主义读书班去学习。
这些辅导员在和地方干部共同学习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效地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辅导能力。
这一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读书辅导员队伍，在部队的看书学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少担任读书辅导员的师、团领导干部，经常深入连队，指导部队学习，亲自给战士上理论课。
他们经常把部队在攻读马列著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带到党委中心学习小组来讨论，然后又把党委中心学习小组学习的成果带回部队。
某团党委中心学习小组辅导员、政治处主任柴家信为了帮助战士抓住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反复学习了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先后到九个连队去讲课，辅导学习，帮助干部、战士把看书学习和批林整风不断引向深入。
各级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读书辅导员，在阅读每一本马列著作时，帮助党委中心学习小组制定学习计划，研究学习重点，解答学习难点，帮助党委成员努力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
某师宣传科副科长张天荣，在参加上级举办的辅导员学习班回部队后，担任了师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辅导员。
他在辅导党委成员学习《法兰西内战》时，自己先阅读了一些有关参考资料和历史书籍，努力把辅导课讲得通俗易懂，使大家较好地理解了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和精神实质。
目前，这个部队所属各师、团党委中心学习小组，普遍读完了中央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中的五本，学完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并选学了一些哲学史和历史书籍，阅读了一些鲁迅的杂文。
连队的干部、战士也普遍学完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五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最近，这支部队的党委结合十大文件的学习，总结了前一段开展看书学习运动的经验，决心继续加强对读书辅导员的培养工作，使部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

泰国副外长差提猜率泰国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以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春哈旺为团长的泰国贸易代表团，21日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张先成、程瑞声、张廷禹等。

马尔巴西奇上校举行酒会庆祝南斯拉夫建军节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马尔巴西奇上校和夫人今天晚上举行酒会，庆祝南斯拉夫建军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后勤部副部长徐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仁杰、邹炎、滕海清、王迪康等，应邀出席了酒会。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出席了酒会。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

保持高度革命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北方
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加强军事训练
新华社河内1973年12月21日电
自从今年01月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以来，越南北方各人民武装力量继续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积极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战斗，保卫社会主义北方。
越南人民军的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指战员们，平时除了同人民群众一起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外，十分重视结合战备的需要，坚持在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训练，不断提高杀敌本领。
步兵蓝江团第3营的指战员们在训练时，提出了“靶场就是战场”、“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使大家的实弹射击都取得良好成绩。
炮兵部队第5团的指战员在野外驻军的困难条件下，良好地完成了训练计划，许多分队的各种训练项目成绩良好，许多战士还达到了出色炮手的标准。
装甲部队第27团指战员们不怕艰苦，坚持在复杂的地形上进行严格训练，不断增强战斗力。
越南北方各地民兵和自卫队在和平恢复后的新形势下，不仅坚持生产，而且坚持军事训练，努力提高作战能力。
据初步统计，到12月初，永灵、广平、河静、宁平、太平、海兴、河北、河江、谅山等省、区和太原钢铁公司的民兵和自卫队都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军事训练计划。
河静省各民兵和自卫队单位，在训练中注意运用抗美救国战争时期的战斗经验，集中训练符合新形势要求的项目，经常进行战斗演习，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投入战斗。
河江省民兵和自卫队最近同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公安部队进行了联合战斗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协同作战的能力。
各地的民兵和自卫队还重新部署力量，坚持战斗值勤，日夜巡逻、放哨，维持治安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与此同时，人民军的防空和空军部队在训练中从实战要求出发，也取得了优良成绩。
人民军的海军部队各单位也一面执行任务，一面苦练杀敌本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领海作出贡献。
（附图片）
永灵五三二哨所战士同当地民兵一起站岗，保卫祖国的海防。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我赠送熊猫交接仪式在巴黎举行
曾涛大使和丰塔内部长共祝中法友谊不断发展
新华社巴黎1973年12月20日电
中国政府赠送给蓬皮杜总统和法国人民的一对大熊猫——“燕燕”和“黎黎”的交接仪式，12月20日上午在巴黎动物园举行。
这对大熊猫是在北京动物园副主任李长德和巴黎动物园副主任兰雅尔等人的护送下，在12月08日从北京运到巴黎的。
一百多名法国各界人士出席了交接仪式，他们当中有：
国民教育部部长约瑟夫·丰塔内和夫人，蓬皮杜总统的代表、总统卫侍长泰诺将军，总理梅斯梅尔的夫人，前部长、宪法委员会委员圣特尼，参议院副议长贝尔托，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司司长弗罗芒—默里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勒格朗，巴黎动物园主任雅克·努韦尔等。
中国驻法大使曾涛在交接仪式上剪彩并且致词。
他说：
“我十分荣幸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蓬皮杜总统阁下和法国人民赠送一对中国的珍贵动物——大熊猫，这是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发展的新的体现。”
他说，1964年，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关怀和推动下，中法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奠定了新的基础。
今年09月份蓬皮杜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的访问和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又使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表示深信，在中法两国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将不断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与日俱增。
曾涛大使讲话后，把有关熊猫的画册等礼物送给了丰塔内部长。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丰塔内在讲话中说：
“这对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赠送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法国人民的礼物，因此，我向你们转达他们的谢意，并请你们将此谢意转告你们伟大国家的政府。”
他说：
“在中国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传统上是重视象征的。
你们的表示以——人们至少可以说——特别生动的方式体现了我们两国、两国人民以及我们领导人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几个月以前，共和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同贵国的关系已成为当前法国外交政策中我们最重视的基本因素之一。”
他祝愿法中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参加交接仪式的法国朋友怀着很大兴趣观看“燕燕”和“黎黎”的各种天真活泼的动作。
交接仪式结束后，丰塔内部长举行酒会招待来宾。

柬埔寨敌占区人民斗争日益加强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朗诺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正在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日益剧烈的反抗和斗争。
工人罢工、教师罢教、居民袭击大米仓库、伪军反战等事件层出不穷，使这伙柬埔寨的民族败类如坐在火药桶上，日夜惶恐不安。
由于贪污腐化的朗诺集团滥发纸币，造成了瑞尔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挣扎在饥饿线的朗诺集团统治区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了争取生存，不断展开反抗卖国当局的斗争。
继金边市一批一批的工人罢工之后，在金边伪市政府内工作的六十名工人，12月06日也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要求朗诺集团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供应食粮和改善生活条件。
接着，在12月12日，金边市一万二千名中小学教师展开了大规模的罢教斗争，反对金边的卖国当局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政策。
最近金边市的多斯外波雷区的居民奋起袭击了朗诺集团的一座大米仓库。
不久以前，磅清扬市的普萨格劳区的居民也奋起袭击了一辆伪军运输大米的卡车，抢走了车上的所有大米。
由于伪军军官不断克扣士兵的军饷，伪军士兵也起来反抗并拒绝作战。
驻守在波成东机场以北的伪军第47步兵旅的一部分士兵和一名少尉，为了抗议他们的上级几个月不发放军饷，最近坚决拒绝到特能多栋前线作战，并且举行了暴动。

热烈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三周年
越南南方东河市举行隆重集会
人民武装力量的一些单位和个人荣获“英雄单位”和“英雄”称号
新华社越南南方东河1973年12月20日电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广治省委员会和广治省人民革命委员会12月19日在东河市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三周年。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广治省委员会主席黎赤、广治省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黎珊和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出席了集会。
黎赤在集会上讲了话。
他回顾了广治省人民十三年来在抗美救国战争和建设解放区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指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独立、民主与民族和睦的立场。
但是西贡政权在美国的纵容和帮助下，仍然顽固地破坏巴黎协定。
他号召广治省人民努力建设解放区，随时准备粉碎西贡政权破坏巴黎协定的行动，牢固地保卫解放区。
连日来，广治省解放区呈现出一片节日景象。
机关、工厂、学校都悬挂着越南南方共和正式旗帜和庆祝节日的横幅标语。
许多县、乡也举行了节日集会。
许多与会者在集会上表示决心夺取越南南方人民正义斗争的更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1973年12月21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会议12月20日决定，授予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五十六个单位以“英雄单位”称号和三十三名干部、战士以“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美救国事业中建立的出色战功。
在荣获“英雄单位”称号的五十六个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单位中，有从广治—承天到南部西区各个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各个单位，有步兵、工兵、炮兵、通讯兵、运输兵等兵种。
例如，中部中区主力部队步兵第12团，从1965年以来英勇战斗消灭敌人三万三千四百名，击落和击毁敌机三百七十四架。
在荣获“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英雄”称号的三十三名干部、战士中，有身经百战、屡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顽强不屈的女游击队长。
其中象广治省某乡女游击队副队长文氏春，几年来指挥游击队战斗一百多次，歼灭三百名敌人。
她被敌人逮捕十五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但始终英勇不屈，坚持战斗。

越南北方养猪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据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北方各地以南河省南宁县为榜样，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南河省南宁县在养猪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这个县连续四年每年养猪头数增加一万头左右，截止今年11月，猪的总头数增加到十万头，达到了平均每公顷耕地有两头猪的指标。
今年，南宁县已卖给国家两千吨猪肉。
越南北方各地根据范文同总理的指示，从去年年底开始进行以南宁县为榜样的养猪竞赛运动。
一年来，各地养猪事业进一步发展。
海防市郊安瑞县采用南宁县的先进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养猪头数迅速增加。

革命友情洋溢的日子里
中国友好代表团虽然在11月底、12月初的隆冬时节来访问老挝解放区，但是老挝纳盖高原却依然郁郁苍苍，一片葱茏。
在这里，秀峰雄峙，翠峦绵延，南马江水奔腾不息。
一处处残存的弹坑废墟，一座座新盖的竹楼茅舍，给人们带来了战时的回忆和胜利后的喜悦。
经过长期战火洗炼的老挝解放区景色显得分外壮丽。
友谊的海洋
代表团一踏上英雄的老挝解放区土地，就浸沉在充满兄弟情谊和欢乐的气氛之中。
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为亲切、友好、隆重、周到的欢迎和接待。
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梅索和辛加坡以及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干部沙维专程到老挝—越南边界，热情迎接代表团，随后他们一直陪同代表团参观和访问，最后又在边界依依送别了中国战友。
为了迎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到来，在群山环抱之中的老挝爱国战线中央所在地，象欢庆隆重的节日一样装饰一新。
在通往代表团的住所——中央宾馆的路上，老挝爱国战线旗帜和中国国旗在两座高大的彩色牌楼上迎风飘扬。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牌楼上的一串串彩灯象灿烂的花朵一样在夜空里闪闪发光。
一条条巨幅横标上用老文和中文写着：
“热烈欢迎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老挝解放区！”
“老中两国人民战斗团结万岁！”
老挝解放区军民为代表团的访问召开了欢迎大会，举行了一次又一次拴线祝福仪式，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同代表团跳了老挝民族舞蹈“南旺舞”。
最使人感动的是，代表团到达各地时，前来欢迎的群众人数常常超过当地居民总数。
在爱国战线中央所在地，有五千多名群众，用鲜花和热情的欢呼迎接中国战友，口号声和锣鼓声在四周群山之中回荡。
在老挝人民解放军诞生地香科，虽然居民不多，可是代表团却受到两千多名群众的欢迎。
原来，由于和平刚刚恢复，这里的大部分居民还散居在深山老林，没有来得及搬回家乡。
从山上搬回的只有这个县的领导机关，而他们把第1批房子盖好也才一个月。
在代表团来访的喜讯传来后，分散在各处的群众便纷纷穿起节日的服装，前来欢迎中国朋友。
其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了欢迎中国友好代表团，走了二十多公里山路，赶到桑怒省领导机关所在地。
临来前别人曾劝她：
“你年纪大了，路那么远，又不好走，你就不用去了。”
但是，她还是坚持来迎接中国客人。
有一次，代表团乘车到香科去，途中在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山村休息。
代表团到达时，全村立即欢腾起来。
一位老大娘高兴地说：
“我们在山上（防空）九年了，现在刚下山六天，就遇到中国客人，太好了！”
好客的主人马上忙碌起来，这家端出一盆香蕉、甘蔗，那家摆出一筐木瓜、木薯，还有粽子、红薯、芋头……殷勤地招待中国客人，客人吃不完还一定要客人带走。
虽然是偶然相逢，但是却亲如家人。
战斗的友谊
中老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和互相鼓舞。
老挝朋友不止一次地对中国代表团说，老挝人民把中国人民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把中国看成是老挝的后方。
他们一再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支援。
中国代表团也总是诚挚地表示，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鼓舞了中国人民，支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援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苏发努冯主席、凯山·丰威汉副主席和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其他领导人先后接见代表团时，在坎苏·高拉主席和老挝爱国中立力量联盟其他领导人同代表团交谈时，在老挝爱国战线代表团同中国友好代表团举行兄弟般的会见时，双方都盛赞了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结下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老挝解放区正是为这座战斗的友谊大厦增砖添瓦。
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西沙瓦在一次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友好代表团在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到老挝解放区进行访问，“这是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不少访问过中国的老挝朋友，曾把老挝人民的战斗友情带给中国人民，今天又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热情地同中国代表团重叙旧谊。
有时双方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这并不妨碍亲切融洽的交谈。
一位给代表团拍摄友好活动的老挝摄影师，只简单地说一声“北京”，指一下自己胸前佩戴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纪念章，握一握拳头，就表示出了：
他到过北京，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老中两国人民团结得很紧。
另一位负责代表团的警卫工作的老挝干部，为了表示他曾到过毛主席的家乡，对毛主席非常崇敬，常常对中国朋友激情地说：
“韶山，毛泽东！”
还有一位在中国学过医的老挝医生，也一直陪着代表团，对代表团成员的健康十分关怀。
他表示，他能在自己的解放区为中国朋友服务，“从心里感到高兴。”
桑怒省香科县宋县长的眼睛，过去由于遭受老挝反动派严重摧残，几乎失明。
1967年，他在中国治好眼病。
这次，他象欢迎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来访的中国客人。
在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诚挚地说：
由于老挝和平刚刚恢复，“我们欢迎你们的条件还不完善，但是我们欢迎你们的心是炽热的。”
他的话使中国客人十分感动。
老挝人民还非常怀念访问过老挝解放区的中国朋友。
在桑怒省省长陶马于山洞里举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许多老挝朋友告诉中国客人：
六年多前，正当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云南歌舞团到这里访问演出。
他们曾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就在这个山洞口为老挝人民表演了精采的节目，大大地鼓舞了老挝军民的斗志。
几年来，我们老挝军民一直想念他们。
永远在一起
“中老两国山连山，水连水，两国人民心连心。”
两国战友在一起畅叙友情的时候，最喜欢引用这句表达两国人民革命情谊的话。
在桑怒省各界人民为代表团举行的拴线祝福仪式上，陶马省长代表桑怒省人民表达了这样的心愿：
“我们举行这个仪式，是为了把中国同志们拴住。
就是说，将来你们访问结束后，人虽然回去了，心还留在这里。”
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陈康也满怀激情地说：
“通过我们这次对老挝解放区的访问，我们的心确实被你们拴住了。
中老两国人民的心永远拴在一起！”
兄弟的欢叙，永远不嫌长，战友的聚会，永远不嫌多。
代表团在革命友情中度过的日子里，亲身感受了老挝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依依惜别的欢送宴会上，西沙瓦讲话时代表老挝人民，请代表团转告中国人民：
老挝人民将永不愧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战友和兄弟。
陈康团长在讲话中也指出：
“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来，我们也一定要把老挝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兄弟情谊带回去，让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再见吧，亲爱的老挝战友，我们的心是永远连结在一起的。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中国友好代表团到达老挝爱国战线中央所在地时，受到五千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埃及副总理哈特姆发表声明
强调决心收复阿拉伯失地
新华社开罗1973年12月20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副总理兼新闻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德尔·哈特姆19日在人民议会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在10月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的埃及人民，决心继续前进和作出一切牺牲，直到实现他们的全部目标。
他说：
“我们将保持我们军队所表现的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直到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从而重获我们的全部权利为止。”
另据报道，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哈菲兹·加奈姆同一天在贝尼苏韦夫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说：
“我们同以色列交战是为了建立公正的和平。
只有当以色列全部撤出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的时候，这种和平才能实现。”

抓紧积肥　平整土地　兴修水利
朝鲜农村大力进行冬季农田基本建设
新华社平壤1973年12月20日电
朝鲜农村在今年获得农业全面丰收的基础上，最近广泛进行冬季积肥、平整土地、开荒和兴修水利的工作，努力为明年的农业生产做好准备。
目前，各地农业部门的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同广大农场场员一起学习金日成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劳动党的政策，总结今年获得丰收的经验，并同农场场员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这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
入冬以来，广大农场场员冒严寒，顶风雪，大搞积肥、运肥。
截至12月10日止，各地积肥数量已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点五倍。
平安南道农村把各种运输工具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积肥，每天都超额完成了积肥任务。
各地农村还大力改良酸性土壤。
黄海北道的农业部门，计划在明年春耕前生产可以撒布十万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耕地的石灰。
各地农村还大力平整土地，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
黄海南道准备在明年04月15日以前，平整土地三万町步，目前广大农场场员正在为完成这个计划而努力。
这个道的瓮津、银泉、苔滩郡的农场场员还大力改造盐碱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这三个郡的几千名青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从11月中旬开始拦海开田，开出了大面积耕地。
黄海南道的农场场员为了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最近正在整治四十五条河流。
（附图片）
朝鲜农场场员驾驶拖拉机，深翻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是“安全体系”，还是侵略扩张体系？
新华社记者述评
1973年是苏修集团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最起劲的一年。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利用各种会议和同一些亚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谈的机会，竭力兜售这个货色。
苏修其他头目也四出叫卖，拉人入伙。
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苏联，如此异乎寻常地“关心”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不禁引起人们的疑问：
他们兜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究竟是什么货色？
他们如此急迫地要建立这个体系的真正目的何在？
苏修集团是在1969年06月猖狂反华的高潮中抛出“亚安体系”的。
但是，自从那时以来，他们对于这个体系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一直是吞吞吐吐，不敢亮出底牌。
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堂皇而又空洞的原则，诸如什么“国与国之间不诉诸武力”呀，“尊重主权”呀，“不干涉内政”呀，“不侵犯边界”呀以及“广泛发展经济”呀，等等。
苏修集团是惯于挂羊头、卖狗肉的。
这正是他们的“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一种表现。
对于苏修为建立“亚安体系”而提出的这些堂而皇之的原则，人们也只能作如是观。
事实上，苏修四年多来在亚洲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这些原则掩护下，干的尽是些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勾当。
人们记得，苏修集团在提出“亚安体系”后，同一些亚洲国家签订了所谓“和平友好”的双边条约。
苏修把这些条约誉为“亚洲集体安全大厦”上的“第一块砖”，是“亚安体系”的“必要环节”。
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条约每签订一个，接踵而来的恰恰不是安全，而是武装侵略和冲突。
1971年苏印条约签订以后，印度就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结果肢解了巴基斯坦，造成了南亚次大陆的大动乱。
1972年，苏联同一个亚洲国家签订了另一个“友好合作”条约，紧接着那个地区就出现了紧张局势，发生了国与国之间的边境武装冲突。
人们从这个“安全大厦”的砖块里，那里能找到什么和平与安全的影子呢？
苏修集团吹牛说：
建立“亚安体系”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结束任何方面和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干涉”。
实际上怎么样呢？
恰恰是苏修自己在亚洲不断干涉他国内政，进行颠覆与破坏。
他们肢解巴基斯坦以后，继续对这个主权国家进行干涉和颠覆。
他们甚至通过各种途径偷偷向巴基斯坦分裂分子运送大批武器，秘密为他们进行“游击战”训练。
苏修对亚洲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干涉和颠覆。
他们对中国的颠覆破坏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至于派遣间谍，窃取情报，更是苏联对外活动中的家常便饭。
苏修的这些丑恶行径同他们所谓“结束任何形式的干涉”的漂亮言词之间，怎么能对得上号呢？
苏修集团扬言，“亚洲集体安全”和“欧洲集体安全”一样，如果不承认“现有边界不可更动”，就是“不可思议”，并且声称必须“制止一切倾向于重划战后边界的企图”。
然而，人们知道，苏修至今仍顽固坚持不肯归还他们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并且恶毒攻击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立场是什么“复仇主义运动”。
对于他们的另一个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修还不满足，还要坚持霸占他们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不许中国提出异议。
很清楚，苏修提出所谓“现有边界不可更动”，就是要把他们非法侵占别国的领土固定下来，并使之合法化。
这是苏修推行“亚安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
苏修一再鼓吹要通过亚洲国家搞所谓“区域性经济合作”来实现“亚安体系”。
最近，他们又提出建立“东南亚和南亚经济文化区域性联合组织”。
说什么亚洲国家民族经济受到新殖民主义的侵害，只有同苏联“合作”，才能享受“国际劳动分工的优越性”。
然而，同苏修的“经济合作”意味着什么，许多亚洲国家是一清二楚的。
苏修以“经援”为幌子，逐步控制了印度的钢铁、机械、炼油和动力等工业部门，进行剥削。
对亚洲另一个主权国家，苏修借抵债为名，从1967年10月起，将他们每年生产约二十五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全部掠走。
无怪亚洲一些国家的报刊指出：
“苏修渗透无孔不入”，“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第3世界的关系，是具有以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的，它从这些国家榨尽每一滴可以榨出的利益”。
事实上，苏修推销的“亚安体系”，是为他们奉行的军事扩张和武力威胁政策服务的。
苏修于1969年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后，一直在中国边境屯驻重兵，进行武力威胁。
他们把大批舰艇开进印度洋，对沿岸国家炫耀武力，并在这个地区攫取了港口和基地的使用权。
苏修正力图从红海逐步向海湾、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海峡扩展势力范围。
为此，他们提出什么马六甲海峡“国际化”，蓄意侵犯海峡两岸国家的主权。
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派遣各种舰只出入于日本宗谷、对马和津轻三个海峡。
这一切表明，苏修口中的所谓“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等等，统统是骗人的。
大量事实表明，苏修建立“亚安体系”的真正目的，就是在“维护亚洲安全”的幌子下，巩固其既得利益，加紧向亚洲地区渗透扩张，以实现他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争夺霸权的野心。
而这正是亚洲不安宁的根源所在。
苏修集团公开说过，他们搞“亚安体系”是要在亚洲“最好地更替”美国拼凑的军事集团。
据他们说，美国的军事集团已处于“慢性危机、甚至瘫痪状态”，“存在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因此，需要拿苏式“体系”来更替美式“集团”。
所谓“更替”，说穿了就是企图取代美国，称霸亚洲，也就是所谓“填补真空”。
但是，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何来什么真空？
亚洲的事情只能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
苏修“填补真空”的企图，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由于“亚安体系”的制造者名声实在太臭，因此销路不佳。
在此情况下，苏修集团正在变换手法。
他们为了在表面上冲淡“亚安体系”的军事色彩，最近在讲话中故意不提“体系”两字，而改用“主张”、“思想”等字样，并强调“亚安体系”的经济内容。
他们还接过亚洲国家的一些诸如东南亚中立化等建议，偷梁换柱，妄图把它们纳入“亚安体系”的轨道，进行诈骗投机。
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认识到苏修“亚安体系”所包藏的祸心，看出这“只不过是苏联想把亚洲国家推入他们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一个圈套”，因此纷纷加以抵制。
早在1969年苏修这个黑货出笼后不久，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驻联合国代表就认为，苏联的建议不利于亚洲的安全。
今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表示：
“不能接受”苏联的“亚安体系”。
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对苏联想把东南亚中立化与“亚安体系”挂钩的企图，进行了抵制。
苏修妄图拉日本参加“亚安体系”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在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兜售“亚安体系”。
但是，就连印度政府也没有对此作什么公开承诺。
新西兰总理柯克最近评论苏联的“亚安体系”时说，“外界国家为亚洲提出的政策，结果往往是引起不和和对抗”，“我希望……由亚洲人来决定亚洲的政策”。
苏修先生们：
如果你们真有心为亚洲人民和平与安全打算，那么，你们有许多实际的事情可作。
譬如：
从蒙古和中国边境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把你们的军舰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开走，保证今后不再进行颠覆活动和干涉他国内政，等等。
你们能这样做吗？
亚洲人民长期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具有维护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共同愿望。
然而，保障亚洲和平与安全的正确道路是，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摆脱它们的控制。
在亚洲人民日益觉醒的今天，苏修妄图推销他们的名为“安全体系”实为侵略扩张体系的阴谋，注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揭露南朝鲜当权者在中东政策上玩弄花招
新华社平壤1973年12月21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20日发表声明，揭露和谴责南朝鲜当权者最近在中东政策上玩弄的花招。
声明指出，南朝鲜当权者在12月15日发表的“声明”中装作支持阿拉伯人民斗争的样子，讲了许多口是心非的空话，并叫嚷要“改变对中东的政策”。
声明说：
“众所周知，历届南朝鲜统治者伙同美帝国主义者积极支持和声援反对阿拉伯人民的以色列侵略者，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
声明指出，在中东战争期间，南朝鲜当权者动员各种宣传工具歪曲埃及、叙利亚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大量报道“以色列军的战果”，最近还派遣军事人员去支持以色列。
声明说：
“南朝鲜当权者突然叫嚷要‘改变对中东的政策’，目的是想摆脱由于阿拉伯国家采取禁止石油出口的正当措施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的经济危机，摆脱由于受到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3世界国家人民的抵制而陷入的国际孤儿的处境。”
声明说：
“南朝鲜当权者无论玩弄什么花招，都决不能掩盖他们伙同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以色列侵略者一边反对阿拉伯人民的丑恶面目。”
声明最后表示，朝鲜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坚定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神圣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军事拨款法案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12月18日通过了一九七四财政年度军事拨款法案，这项法案规定，这一年度的军事拨款总数为七百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
美国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这项法案，还决定恢复原先被众议院废弃的两个武器系统的拨款，其中之一是允许美国国防部用一亿一千万美元来发展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以便保护美国的远程核武器——民兵式导弹。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政府把这一项发展计划看作是防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旦破裂时的一项“保险措施”。
这项法案还允许美国政府向西贡傀儡政权提供九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日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打算把下一年度的军事开支增加到大大超过八百亿美元。
这家报纸说，美国国防部长认为，最近的中东战争已经证明，“非常明显地需要”使美国的部队更加现代化。
他还认为，鉴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目前状况，美国可能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发展核武器。

苏联“亚安体系”与亚洲安全不相容
新西兰总理评论苏“亚安体系”时指出应由亚洲人决定亚洲政策
尼泊尔《祖国》周刊揭露苏联真实用心是要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吉隆坡消息：
新西兰总理诺曼·柯克12月20日在吉隆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评论苏联炮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时说：
“外界国家为亚洲提出的政策，结果往往是引起不和和对抗，而不是提供解决办法。”
他说：
“我希望由新西兰来决定新西兰的政策，由亚洲人来决定亚洲的政策。”
柯克总理18日到达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三天访问后，已于12月21日离开吉隆坡。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3年12月21日电
尼泊尔《祖国》周刊12月18日发表社论说：
“亚洲人民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关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
社论说：
“苏联叫喊要成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背后的真实用心是要在亚洲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上述（关于可以把处理欧洲安全和合作那种办法扩大到亚洲的）谈话，以及从苏联在地中海和印度洋加紧军事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社论说：
“这种体系既不符合亚洲安全和合作的精神，也同不结盟原则不协调。
这样一种安全体系当然是行不通的。
对于亚洲不结盟国家来说，同意这个建议就是丑化自己的外交政策。”
社论说：
“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是保障亚洲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途径。
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却是一个超级大国追求它的利益的工具。
它是假安全之名来制造紧张和不安宁。”
社论还指出，苏修在鼓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同时强调需要保持目前的边界，这引起了日本人民的怀疑。
社论说，这是企图规避日本政府和人民关于归还日本北方岛屿的要求，使苏联对这些岛屿的占领合法化。
社论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
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
社论说：
“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反对苏联政府不断提出的成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
整个亚洲人民看来都是反对这个建议的。”
社论说：
“亚洲国家希望超脱于超级大国的压力和势力范围之外来发展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合作。
苏联在这个方面的干涉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西班牙总理在爆炸事件中死亡
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讯
马德里消息：
西班牙新闻部12月20日在一项公报中宣布，西班牙总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当天上午在马德里发生的一次爆炸事件中死亡。
依据西班牙国家组织法的规定，西班牙副总理托尔夸托·费尔南德斯·米兰达接任总理职务，直至国家元首任命新的总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