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和县革委会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
改进领导作风　加强政权建设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3年12月16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革命委员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政权建设，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保证了党的路线的贯彻，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推动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说：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中共兴和县委和兴和县革委会在加强革委会建设的过程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力量抓了作风建设，促进机关革命化，深入基层，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发挥革委会中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作用。
群众赞扬说，这些干部身在第1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能够一声喊到底”，是一个有革命权威的革委会。
兴和县解决领导作风问题，首先从路线教育着手。
开始的时候，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曾经批评县的领导干部忙于日常具体事务，机关中出现了“五多”现象，即会议多、电话多、文件多、表报多、浮在上面多。
县里根据群众的批评，决定抽调干部深入基层，改进领导作风。
可是，有的同志却强调机关人少事多，下不去；
有的认为领导机关的工作很重要，基层应该为领导机关的需要服务。
中共兴和县委认为，谁为谁服务，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要把革委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政权机关，首先应把思想路线搞正确，树立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县委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进行路线教育，特别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干部必须联系群众的教导，围绕着“为谁服务”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批判林彪一类骗子破坏党的传统作风的罪行。
通过学习和批判，提高了路线觉悟，大家认为，革委会机关和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时时刻刻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决定无产阶级政权机关根本性质的大问题。
统一了认识，广大干部怀着很大的热情，纷纷要求到基层去。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和县革委会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领导干部带头到基层去，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第1线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据统计，今年一至10月份，县革委会的十三名常委共计在基层工作二千六百五十多天，平均每人二百多天。
轮流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两名主要干部，也到基层工作九十多天。
革委会“一班人”除了参加必要的会议以外，很少蹲在机关。
二、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常年深入各社队，在做好中心工作的同时，结合开展部门的业务工作。
今年以来，县革委会机关一百八十三名干部中，有一百四十二人常年在基层工作。
机关各部门负责干部共五十七人，常年深入基层工作的有四十六人。
连同公社下乡的干部在内，全县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经常有四名机关干部在帮助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大大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力量。
三、大批干部下乡后，为了坚持做好革委会机关的日常工作，把业务比较接近的部门分别实行合署办公，有些工作由留在机关的干部互相协作或兼管代办，充分调动每个干部的积极性。
他们不分份内份外，一人忙了大家帮，突击任务来了一齐上，因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做到人少多办事，机关里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革命新风。
四、经常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今年以来，县革委会先后八次把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请上来开座谈会，请他们对领导提批评建议，借以改进领导工作。
同时，县革委会还把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派一名副主任专门负责，亲自接待，及时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大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常年深入基层，汗水和群众流在一起，心和群众贴在一起，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增强了干群团结。
许多贫下中农称赞说：
如今我们县去了旧“五多”，添了新“五多”：
干部深入群众多、帮助基层多、参加劳动多、组织学习多、工作成绩多。
一年来，在干部的帮助下，全县一千一百多个生产队普遍建立了政治夜校，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在政治夜校学政治，学文化，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全县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今年，全县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还增长百分之十六，其它各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县财政收入已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计划。

昔阳人民的新胜利
昔阳县委组织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不断提高群众觉悟，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今年，这个县战胜了从没有见过的大旱，粮食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73年，对昔阳人民来说，是多么不寻常啊！
在从来没见过的大旱之年，夺得了从来没见过的大丰收！
全县粮食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虽说昔阳地处干旱的太行山区，但是本世纪以来，这里的人们还未遇到过象这两年这样的“连年旱”。
由于连续十七个月大旱，今年春天，全县的五条大河断流，大部分水库干涸，很多水井没水，地里的干土层有二尺厚，大路上的浮土有半尺深，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因土壤含水量太少而难以下种。
然而，英雄的昔阳人民不向天低头，硬是靠铁肩膀担水点种了二十二万亩庄稼。
06月下了雨，又抢种了十几万亩，并且夺得了全苗。
伏天，满山遍野的玉米刚刚晒顶，高粱、谷子正在吐穗，谁料到又来了个三十二天的“卡脖子旱”。
08月初，地面温度达到摄氏五十度，土地龟裂了，有些玉米黄了叶，有些高粱弯了腰，有些谷子发了灰。
然而，英雄的昔阳人民，还是靠自力更生精神，千方百计浇灌庄稼，战胜了“卡脖子旱”。
秋天，从界牌岭到柏岩山，从九龙关到东五川，昔阳全县二十个公社，社社丰收。
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两亿三千九百万斤，比197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还多了二百八十万斤。
多少饱经沧桑的老年人抱着金色的玉米穗，激动地说：
这是从来没见过的大丰收啊！
界都公社里车掌大队党支部书记王锁说出了昔阳人民的心里话：
“大旱也是个纸老虎。
大旱了两年，大干了两年，还不是照样大丰收！
我认定了：
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咱们走大寨的道路，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首　先　抓　大　事
昔阳县历史上就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
在旧社会，一发生旱灾，就有大批人饿死。
1920年，只旱了四个月，光是界都一带就饿死了四百五十人，有五百八十多人逃荒，三百七十多户农民卖儿卖女。
至今，老一辈人还留下血和泪的记忆。
那么，1973年，是什么力量使昔阳人民把大旱之年变成了大丰收之年呢？
战天斗地夺高产，首先靠的是抓大事。
旱灾，给革命的人民提出了严峻的任务，激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旱灾也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起来。
当1972年大旱造成减产的时候，县里有人慌了手脚，说：
“今年这一关过不去了，至少得吃国家三百万斤供应粮！”
一些地方也刮起一阵歪风，说什么“昔阳学大寨步子迈得太大了”，“群众运动搞得过头了”，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昔阳县委决定，带领全县人民抓大事，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扫除歪风邪气，破除懒汉懦夫世界观。
于是，从县委机关到各个生产队，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县委书记陈永贵带领全体常委下到了生产队，下到了社员家里。
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他们走了一大半。
走到那里，他们问到那里：
“昔阳学大寨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
“群众运动是不是过头了？”
“大灾当头，是各奔前程好？
还是坚持走大寨道路好？”
贫下中农说：
“学大寨刚刚开了头，谁说步子太大了？”
“没有千军万马，昔阳怎能改天换地？”
“不怕风吹浪打，社会主义道路俺们走定了，大寨俺们学定了！”
在县委常委会上，陈永贵同志说：
“不怕生产上遭灾，就怕思想上遭灾；
思想上有了灾，歪风邪气就跑进来！”
在这以后，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县。
在冶头公社，围绕着“大灾面前还要不要走大寨道路”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干部、社员结合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翻开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老账进行清算：
东冶头大队的社员回忆起1963年遭洪灾的情景，那时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大水冲了八十间房，人退到一条二里长的土山沟里，靠山掏洞，住上了小土窑；
大水冲了四百亩地，人退到山坡上刨荒。
他们说：
修正主义的苦头吃够了，谁再拉我们的后腿，我们就跟谁斗！
雀鸣大队的贫下中农满怀仇恨控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
1963年这个大队遭了灾，队干部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领导社员学大寨，却拉了一帮人上阳泉搞了两个月不正当的“副业”。
社员们问：
“这叫什么抓副业度荒？
这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条路我们不能再走！”
向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开火！
向资本主义开火！
全县二十万人民发出了一个声音：
“走大寨道路，干社会主义！”
“一年大旱，大干；
二年大旱，拚命干；
三年大旱，夺高产！”
为了夺取1973年农业丰收，一个抗旱抓水的群众运动，在1972年冬天就全面展开了。
县委常委带着八千民工，浩浩荡荡开进水峪水库、杨家坡水库、引漳入松工程工地。
二十个公社，四百一十一个大队，也铺开了九百多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三都公社有条三都沟，全长二十二里，是条害沟。
过去喊了六年没敢治，去年冬天，社员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腰杆子硬了，治理三都沟的工程上了马。
两千人苦干五十天，用块石？
起一万一千米长、三米高的涵洞，洞上垫土，乱石沟一下变成了五百亩好地。
东冶头公社的乔家峪沟，四十里长，有十四个生产大队。
生活在这里的人，祖祖辈辈是靠天吃水，靠天种地。
去年大旱了一年，有十个大队的人、牲口都拉水，还供不上吃。
秋后，批判了修正主义，这十四个大队的干部、社员下狠心照大寨大队走过的路子走，联合起来抓水，修建高灌站，从冶头河里三级提水浇地。
去年11月动工，到今年04月就完了工，沿沟还修建了二十四个水池、十四个水窑。
春播开始第4天，这十四个大队都通了水。
干　劲　估　不　透
带领大寨公社武家坪大队的社员大干八年，把武家坪建设成大寨式新农村的李喜慎，常常深有体会地说：
“执行的路线对了头，群众干劲估不透。”
事实确实如此。
请看昔阳人民的革命干劲吧！
1973年春播的季节到了，耕地旱得连点底墒也没有，播种非常困难。
面对这样的大旱，在批林整风动运中受到了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的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斗志昂扬，毫无惧色。
他们说：
“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
“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种地靠人不靠天，一定按时把地种上！”
中共昔阳县委针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为天旱叫好，在暗地里幸灾乐祸的罪恶行径，向全县人民发出号召：
立即动员起来，发扬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怕流汗，不怕掉肉，抗旱播种，做到不空一亩地，不缺一垄苗！
用抗旱点种的新胜利，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邪风！
一场担水点种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满共只有七万多个劳动力的昔阳县，就出动了九万多人。
在松溪河两岸，在五条大川里，在陡峭的山间小道上，到处是担水的人流。
“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越是困难，越要走大寨道路；
越是困难，越要大干！”
只有一万多人口的界都公社，投入担水抗旱点种的人就有五千多个。
近处没有水，远征到三十里外去担，一个来回六十里，一天担两担。
从北界都大队到军道坡，一个来回六里，一色是崎岖的羊肠路。
县委副书记赵满仓、县革委会副主任王金籽、公社党委书记张福元，挑起担子来和社员一样干。
就这样，全公社的干部、社员，靠着一副副铁肩膀，苦战了五十二天，终于把一百二十六万担水运到了地里，播种完了八千七百亩玉米。
“拿出打反动派的劲头，干哪！”
皋落公社桃躯大队二百零八个人担水，四十八天扁担不下肩，每人每担八十斤，哪一天不跑一百多里路，哪一天不爬十几趟山！
一千八百亩玉米，三十六万担水，不是老天压倒了人，是人战胜了老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了群众，群众的革命干劲的确估不透。
昔阳人民抗旱播种的胜利，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创社会主义大业
昔阳人民满怀雄心壮志，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创大业。
旱灾，没有阻挡他们大建设的步伐，而是促进了大建设的步伐。
1972年大旱的时候，界都公社有人主张：
看看灾荒守守摊，等等国家给支援。
冶头公社也有人说：
眼下只能是火烧眉毛顾眼前，节约度荒年。
一句话，天旱只能顾眼前，不能大干想长远。
陈永贵同志和县委的大多数领导成员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陈永贵同志尖锐地指出，用小农经济的观点，搞不了社会主义。
天大旱，人大干，头一年受苦，第2年受苦，第3年就大变。
旱灾是坏事，也是好事，它逼着我们搞建设，造福万年。
昔阳县委向全县人民响亮地提出：
把压力变成动力，大干快干，干出个水利化来！
1972年05月，正当大旱威胁着庄稼生长，千军万马忙于抗旱保苗的紧张时刻，在全县的五条川、三千条沟中，同时摆开了兴办水利的战场。
建水库、截潜流、建高灌站、打井、开渠、修水窑，一下把全县的一半劳动力投进去了。
从那时以来，整整十九个月，昔阳全县建起了一百四十座水库、一百多处截潜流工程、二百多个高灌站、五百多里渠道和一大批水井、水池，六百多里通水管道，使全县的水浇地面积由一万零五百亩扩大到六万七千五百多亩。
这十九个月新增加的水浇地等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二十二年间发展的水浇地面积的十倍。
皋落公社青岩底大队，前几年年年冬天搞建设，年年只修十来亩地。
去年大旱，干部和社员懂得了：
小打小闹改变不了面貌，于是下决心大干。
这个只有一百零七户社员的大队，去年秋后，一下开了两座水库工程，一座能蓄水四万方，一座能蓄水十万方。
计划1973年05月01日完工。
有人不信，说青岩底“吹牛”。
但是，青岩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整整一冬没松一口气，赶到今年春节前就完了工。
今年六、07月两个水库就蓄上了水。
07月下旬，当那场三十二天的“卡脖子旱”威胁秋庄稼生长的时候，青岩底的干部、社员就再也不要跑到十几里外的皋落担水了，他们打开水库的闸门，就放水浇地，庄稼抗着伏旱一个劲地往好处长。
秋天，这个大队打下粮食七十五万斤，比丰收的1971年增加了四万斤。
冶头公社在大旱之年大建设，搞得更是热气腾腾。
去年以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停过。
全公社干部、社员大旱大干，两年干出了大变：
打了五百四十眼井，建起二十七个电灌站，建了五座小水库，修了二十五里渠道，安装了二万二千米管道，两年增加了四千亩水浇地，比原有水浇地增加了一倍多。
大旱大干，这是一场革命：
进一步革了小农经济观点的命，树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观点；
进一步革了“守旧摊摊”思想的命，树立了干大事、创大业的思想。
如果要讲昔阳丰收，这就是比粮食还要宝贵的思想上的丰收。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昔阳县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社员，积极把好谷交售给国家。
本报通讯员摄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满腔热情地听取群众意见
邯郸国棉一厂领导成员依靠工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3年12月16日电
河北省邯郸国棉一厂党委会、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满腔热情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紧紧依靠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邯郸国棉一厂有的领导成员过去认为，“人多嘴杂难办事”，讨论问题的时候总希望圈子小一点，发表的异议也总希望少一点。
在批林整风中，他们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教导，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散布的“群众落后论”、“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的唯心史观，增强了群众观念。
许多同志提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更加敢于提意见了，这是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一件大好事。
群众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发出呼声和要求，随时提醒领导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就能帮助领导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工作。
因此，他们总是希望群众对工厂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并且经常深入下去，听取群众对于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各种建议。
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广泛集中群众的智慧，使这个厂革命和生产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今年初，国家分配给这个厂三十二万斤低级棉。
按规定，只要纺出二级纱就行了。
厂里有的同志提出用低级棉纺上等一级纱的倡议，党委积极支持，把问题交给群众，并且采取各种形式，让大家充分议论。
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热烈议论，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
大家群策群力，用低级棉纺出了上等一级纱，使棉纱的一等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四，超过了国家计划指标。
这个厂的筒并拈车间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决心试制“并拈联合机”。
厂党委会和革委会的一些领导成员与车间干部一起，一面组织工人到外地参观学习，一面成立“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进行试验，并且广泛动员全车间工人献计献策。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大家提出了上百条建议，多次修改设计方案，进行了一百九十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这种机器。
使用新制成的“并拈联合机”，比原来的工艺减少一道工序，节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还提高了产品质量。
目前，这种机器已开始在河北省纺织工业推广使用。
有一种情况：
一些人提出了正确意见，另外一些人由于暂时不理解而加以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邯郸国棉一厂党委坚决支持正确意见，对思想不通的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统一认识，正确的意见得到贯彻。
邯郸国棉一厂党委和革委会也注意听取群众对生活安排方面的意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解决。
逢年过节，党委还组成慰问组到有病的职工家里去慰问，这样，就更好地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今年这个厂已提前四十天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总结历史经验　发扬反潮流精神
大寨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指出：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这话千真万确。
反潮流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
对于党的基层组织说来，是一个关系到坚持什么方向、什么道路、什么路线的大问题。
回顾我们大寨大队走过的路，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潮流中前进的。
二十多年来，每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不管刘少奇掀起的修正主义潮流，还是林彪掀起的修正主义潮流，不仅没有使大寨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而使大寨的全体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在斗争中得到了新的锻炼和提高。
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但是，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和破坏。
叛徒刘少奇也叫喊要发展什么“三马一犁一车”的富农经济。
正是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大寨以富裕中农为主组织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的“好汉组”，搞什么“农忙种地，农闲做买卖”。
陈永贵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参加了以贫下中农为主的九户老汉、娃娃组织起来的“老少组”。
当时，有些人讥笑说：
“老少组”是“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唱哩！”
陈永贵同志却坚定地回答：
“我们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路子走不差。”
“老少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虽然土地劣、农具劣、耕畜劣、劳力弱，结果还是胜过了土地好、农具好、耕畜好、劳力强的“好汉组”。
这件事说明，路线对头，“老少组”的劣地变成了好地，弱劳力变成了强劳力，破农具变成了新农具，瘦耕畜变成了壮耕畜，低产量变成了高产量，老汉、娃娃的互助组变成了人强马壮的大集体。
后来，“老少组”发展到四十九户，给大寨广大群众摆出了一个组织起来的样板，贫下中农认定集体化的道路好，就纷纷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是，党内偏偏有那么一小撮人，就是不准早办社、办大社。
我们1952年要求了一年，没有被批准。
1953年又要求，才批准办一个三十户的小社，不仅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连已经参加了互助组的十九户也不能参加农业社。
当时，我们实在气愤，就质问县委的某些人：
“明明组织起来好，为什么让我们去单干？
这是哪里的章程？”
他们不理我们，反正不让我们办。
我们看说不通，也下决心不听那一套，让办也办，不让办也办，豁着挨批评，也要走合作化的路。
我们闹了个两本账：
明说三十户社，实际是四十九户。
办社头一年，就证明农业社比互助组好，比单干更优越。
但是，贫下中农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的要求当时为啥受到阻拦？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才闹清了，原来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掀起了一股机会主义潮流，反对俺们早办社、办大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俺们办社两本账，就是反了这个潮流，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阶级斗争存在，路线斗争存在，反潮流就不能只反一次两次，这是长期的战斗任务。
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尤其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1960年到1962年，叛徒刘少奇刮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
我们昔阳县也闹得云天雾地。
是随大流，跟上跑呢，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这股逆流呢？
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硬着头皮顶！
那几年，我们打粮多了，把余粮统统卖给国家。
有的队来大寨买谷草，每斤掏一角钱。
俺们说，按照国家牌价，每斤三分钱，卖给他们五万斤。
有的队出高价到大寨买谷糠，俺们仍然按国家牌价把谷糠支援了兄弟队。
我们这样做，有些同志想不通，阶级敌人竭力反对，说什么：
“大寨是一批傻瓜干部，不给群众谋利益。”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认识到这种卖草、卖糠价格上的一高一低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如果卖高价，钱多了，可社会主义阵地就少了；
按国家牌价交换，钱少了，可社会主义阵地扩大了。
斗争的实践证明：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斗，要认准方向、分清路线，主动斗，坚决斗，这就要担一定的风险。
如果嘴上说反潮流，到了关键时刻却前怕龙、后怕虎，犹豫、畏缩，不敢挺身而出，是永远也反不了错误潮流的。
我们大寨人爱说这么一句话：
“打铁先要本身硬”。
既然是同错误路线、错误倾向斗，自己不能出以公心是反不起来的。
我们有一个体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坚持党性原则，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才不怕错误潮流，才敢反错误潮流。
1958年秋收以后，陈永贵同志到省里开劳模会，当时有人劝陈永贵同志多报些产量，不然就评不上模范，当不上先进，上不了红榜。
陈永贵同志不同意。
他认定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党性原则，打多少就报多少，为什么弄虚作假？
说假话就会给阶级敌人留下了破坏的空子。
所以，他宁肯不带大红花，也不说假话。
事后，陈永贵同志说：
“老实常在，说空常败。
怕什么，坚持吧！”
这件事说明，反潮流就得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
说假话、办虚事，不仅反不了潮流，一旦遇到挫折和困难，还会跟上潮流跑，上修正主义的当。
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
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这是反潮流必须坚持的正确态度。
这些年的实践还使我们认识到：
反潮流就不能怕孤立。
孤立有什么可怕呢？
真理起初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
但是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却代表了群众中的先进力量，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种孤立是暂时的。
代表正确方向的少数一定会变为多数。
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对修正主义路线，一是硬硬地顶，二是狠狠地斗。
1964年，刘少奇公然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有人就按这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办事，编造了“越是先进问题越大”的谬论，跑到大寨来，“要挖出大寨旗杆上的虫虫”，给大寨干部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红的说成白的，真的说成假的，好的说成赖的。
当时有些人受了蒙蔽，有的跟上跑了，有的动摇了，有的怕得不作声了。
在这两个阶级斗争得最激烈的时刻，老贫农贾承禄毅然退出了工作队召开的会议。
事情一发生，有人威胁他说：
“退出会议就是反革命。”
贾承禄却坚定地回答：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帽子吓不倒革命人！”
这时，陈永贵同志从毛主席身边回来了，他带领广大群众和干部挺直腰杆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和昔阳县群众一起，听毛主席的话，工人不停工，农民不进城，学生复课闹革命，努力搞好各项工作。
有人反对没有呢？
有人，而且反得很起劲。
孤立不孤立呢？
孤立，而且孤立的很厉害。
有人反对，一时孤立，就不顶了吗？
不是！
我们准备他们大反、大骂，大孤立，但还是要坚持，要干。
结果，我们没有被骂倒，也没有被孤立倒，而是胜利了。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真理终久战胜谬误，代表先进力量的事物一定会在斗争中得到成长和发展，最终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一小撮人。
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告诉我们：
反潮流，还要识别什么是错误潮流，如果识别不清，把革命的洪流当作逆流去反，那就要犯方向错误。
如何识别错误的潮流呢？
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我们识别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
在批林整风中，曾一度没有抓住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我们感到不对头，组织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一边学习毛主席有关批林整风的重要指示，一边狠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571”工程纪要》，愤怒声讨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滔天罪行。
通过大批判，使我们看到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他们不论怎么样耍两面派，但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却是极右的。
林彪和刘少奇是伙穿着一条裤子，唱着一个调子，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由于认识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坚持把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对他的极右实质展开了大揭大批，使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事实证明，搞机会主义的人，绝不会把机会主义贴在额头上，总是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法，欺骗党和群众，用修正主义冒充马列主义。
因此，识别潮流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过程。
只有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分清正确与谬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
因此，识别潮流的过程，也必然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实践，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潮流的斗争也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那种“刘少奇倒了，林彪死了，路线斗争没啥了”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耍什么鬼把戏，玩什么新花招，我们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它，认清错误潮流，敢于反潮流，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抓大事就要抓基本路线
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委员会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要警惕埋头小事不抓大事的倾向，如果不改变，有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的危险。
这对各级党委是一个极大的关怀和鞭策。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联系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刻感到：
党委抓大事，就要紧紧抓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用基本路线去统帅我们的一切工作。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各项具体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去认识具体路线和政策的精神实质，即使有着抓大事的良好愿望，也是难以抓好的。
就拿我们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来说，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1971年上半年，我们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有的市委同志只看到个别生产队在发展多种经营中，出现了“以钱为纲、以副伤农”错误倾向的一面，担心多种经营搞多了，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因而没有处理好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不适当地压缩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这一年，粮食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多种经营上不去，主要经济作物花生、甘蔗、黄麻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不仅影响了一些社队的集体收入，而且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没制止住，还有了抬头。
后来，我们分析了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头脑比较清醒了。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多种经营这个重要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党委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领导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正是为了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逐步实现党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总任务。
至于一些单位在搞多种经营中出现一些错误倾向，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的顽固性。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就压缩多种经营。
我们的任务是要提高警惕，开展斗争，“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于是，我们重新调整了经济作物的种植计划。
事实深刻教育了我们：
党的基本路线是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是一切工作的总纲，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执行党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就能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各项具体工作就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就能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大事。
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党委首先要抓紧抓好批林整风。
去年11月，茂名市遭受到第20号强台风的猛烈袭击，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危害。
当时，郊区一些社队干部，在领导抗灾工作中，有的就抗灾抓抗灾，放松了批林整风。
在自然灾害面前，批林整风还要不要摆在头等位置上？
我们具体分析了农村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深深感到：
在当前的情况下，更需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必须继续抓紧抓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于是，我们党委七名常委带领二百多名机关干部，深入七个公社的抗灾第1线，抓紧批林整风，分片给干部和群众上了三次辅导课：
第1课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帮助大家正确对待困难，树立抗灾必胜的信心；
第2课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批判林彪散布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坚定地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第3课是“阶级敌人总是要跳出来的”，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我们还总结和推广了市郊下林大队“抓批林整风，促秋收冬种”的经验，使郊区的批林整风搞得生气勃勃，抗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

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
中共醴陵星火瓷厂委员会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
做到这一条，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委内，有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干部，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优秀工人中选拔的新干部。
如何使每个党委成员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把党委建设成一个朝气蓬勃、能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指挥部，这是我们新党委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抓得不力，有的老干部就觉得：
“厂部车间一路之隔，出门三步，就碰到工人，不深入车间、班组，凭自己的经验也能指导工作。”
有的新干部则认为：
“自己至今身上还有泥巴味，联系群众是小事，当务之急是坐在办公室里熟悉一下领导业务。”
思想一松，深入群众的机会就少了，干群之间产生了隔阂，影响到生产质量急剧下降，任务完不成，群众意见还一大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厂党委进行了分析研究，一方面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密切联系群众的教导，另一方面实行开门整风，请工人们提意见，帮助我们改进领导作风。
从此，我们把深入车间、班组与群众打成一片，搞好调查研究，列入党委会的议事日程。
并且每人每月集中四五天时间，分别到全厂五个车间、八十七个班组开调查会。
每调查一次，从群众中吸取一次“营养”，总结一次经验，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作为领导的意图，再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这样，全厂革命、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
去年，我们提前二十八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今年，又提前七十七天完成了国家计划，产品优质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了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委重新健全了制度，实行定点劳动。
下去劳动的同志，一面劳动，一面工作，既改造了思想，又抓好了工作。
三车间十二组，几年来一直完不成生产计划，质量也低劣。
过去，我们听了几次汇报，到班组转了几转，就着手解决问题。
由于没有扎根群众，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尽管作了几个决定，并没有改变这个班组的状况。
后来，我们深入到这个组，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谈心，仔细观察和分析了每一个人都在想什么，做什么，逐步地同工人群众在思想上、感情上打成了一片，工人同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了。
原来组里有一个坏家伙，利用请客送礼、拉拢腐蚀的手段，破坏小组的团结，以致革命、生产都搞不好。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这个坏家伙，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觉悟，搞好了小组的革命团结。
这个组很快改变了落后面貌，成了全厂的先进典型。
这件事使我们深刻体会到：
一个企业的领导，即使人熟、地熟，也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更好地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地采取措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过程中，新老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厂党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在职工食堂吃饭，住职工一样的宿舍。
有的老干部站队买饭买菜，工人们要求给予照顾，都被婉言谢绝了。
许多新干部穿的还是当工人时的工作服。
我们深深体会到：
领导干部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必须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决不能搞特殊化，高踞于群众之上。
毛主席说：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群众学习，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密切联系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革命青春，继续革命，不断前进。

功学好普通话是革命的需要编辑同志：
毛主席指出：
“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毛主席说出了我们革命战士的心里话。
1971年，我们应征入伍，从南方来到祖国的北方。
大家为能够拿起枪杆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感到非常光荣，决心勤奋学习，刻苦训练，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是，很多同志却在语言问题上碰到了困难。
有一次，连长从工地打电话叫一位战士送“铁锨”，这位战士却扛去了一捆“铁钎”。
有一次，班长下达情况：
“前面布雷区”。
由于字咬不准，战士都以为是“前面不能去”。
语言不通，既影响工作，也妨碍学习。
很多同志因别人讲课自己听不懂，自己发言同志们又听不清，常常急得满头大汗。
这两年，我们在党组织的关怀下，通过进文化夜校，收听广播，请北方同志帮助正音，初步学了一些普通话，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仍然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
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少数领导同志认为学普通话只是学校里教员和学生的事，部队抓不抓都行。
有的同志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认为讲普通话是“洋腔”，不愿学。
个别同志甚至还有狭隘的地方观念。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认识，应该加以克服。
解放军某部战士曾解安

加强对推广普通话的领导编辑同志：
在部队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不注意这一工作，也会影响连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落实。
有一次我们听报告，由于作报告的同志普通话说得不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没有听懂。
我们在听辅导、听讲课时，这种情况不断发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平时这样问题倒不大，若是战时就会贻误战机，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再说，战士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学会普通话。
如果他们不学会普通话，以后到新的战斗岗位，也会给学习和工作带来困难。
因此，消除方言隔阂，努力推广普通话，确实是部队不可忽视的一项政治任务。
可是，我们发现有些单位还没有认真做好推广普通话工作，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是项无关紧要的工作。
有的同志片面地强调：
“现在任务这么紧，那有功夫学这些。”
有的岁数较大的同志说：
“一辈子过了半辈子了，还学啥？”
这些同志就不想想不掌握普通话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困难和不便。
我们应当加强对推广普通话的领导，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使部队形成大家都说普通话的好风气。
各地推广普通话的好经验，也希望报刊和广播电台加以介绍。
解放军某部团长　郭启昌指导员　张德福战士　高深

抓好汉语拼音教学　大力推广普通话
江苏省吴县革委会文教局
在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我们加强了小学汉语拼音教学，开展了推广普通话工作。
目前，全县各公社的市镇学校基本上做到了用普通话教学，涌现了一批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单位和大批积极分子，逐步形成了以讲普通话为荣的风气。
我们的做法是：
一、抓思想，明确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这为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指明了方向。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回顾了过去。
以前，由于受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有的学校一度忽视了普通话教学工作，有的小学干脆不教汉语拼音。
有些教师误认为，“汉语拼音教学可有可无，推广普通话不是当务之急”。
甚至还有个别同志误认为，“加强汉语拼音教学是搞智育第1”。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教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反动谬论，清算了他们利用职权破坏文字改革工作的罪行，并要求教师深入工农兵调查研究，征求意见。
大家认识到：
我们学校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他们将来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从我县的具体情况看，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农业学大寨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2年全县水稻亩产超千斤，今年又获丰收，出现了龙桥大队、越溪公社等先进单位，参观、交流的人很多。
广大贫下中农感到迫切需要用普通话来交流思想和经验。
这些事实使大家认识到：
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抓好汉语拼音教学，能更好地完成识字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水平，有利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和促进文字改革工作。
这样，广大教师从路线斗争高度来看汉语拼音教学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就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智育第1”划清了界限，从而焕发了精神，调动了革命积极性。
全县出现了许多新老教师互帮互学苦练发音的动人事例。
二、重点推行，以点带面。
遵照党中央确定的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我们抓了全县中小学语文教师，特别是小学低年级教师中的推广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72年06月，县委负责同志在中小学领导干部会议上，就要求农村小学在一、二年内都教汉语拼音，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时带头讲普通话。
我们组织教师学习了兄弟省市关于汉语拼音教学、推广普通话的规定，并从我县的具体情况出发，确定了各年级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
我们针对有些同志的“农村学校推广普通话要是要，就是难做到”的想法，介绍了长桥公社龙桥小学苦战一年，克服困难，坚持普通话教学，摸索拼音教学规律的经验。
我们还针对有些同志存在的
“推广普通话是语文教师的事，与数学教师无关”的思想，在县举办的汉语拼音学习班上，表扬了坚持学拼音、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数学教师，使大家逐步树立了“学校是重点，人人有责任”的思想。
浒关小学是我县规模最大的市镇小学，他们把推广普通话与教学密切结合起来，使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受到了革命家长的欢迎。
木渎中学于1972年上半年就要求先语文教师后其他学科教师，在一年内基本上做到了各科教学都用普通话。
他们的经验向其他学校的教师介绍以后，影响很大。
1972年下半年，我们还对小学高年级汉语拼音回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这次检查引起了高年级教师对拼音教学的注意。
一年来，许多学校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适当地补了汉语拼音课，为推广普通话打下了基础。
三、采用多种形式培训师资。
推广普通话是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教改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要推广普通话，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师队伍成分起了很大变化，吸收了许多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这些同志热爱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是，从汉语拼音知识来看，他们有的学过现已遗忘，有的则根本没有接触过，这就给推广普通话带来了困难。
在县委的重视和领导下，我们采取集中培训骨干，分散长期坚持的办法，多种形式培训师资。
1972年、1973年暑假，县社两级都举办了普通话语音专题学习班，集中四——八天突击学习汉语拼音，以正音、拼读为主，解决部分教师不懂汉语拼音或发音不准的问题。
县师训班也把汉语拼音作为小学教师轮训的主要学习内容之一。
在平时，我们也要求各学校把学习汉语拼音作为小学教师业务学习、文化进修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倡能者为师，互帮互学，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普通话水平。
如地处太湖中的孤岛的舍庭公社、建设公社，交通不便，方言隔阂严重。
他们就以公社为单位，定期上汉语拼音课，交流汉语拼音教学的体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
再如我县的金山公社，两年前全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只有四个大队师生教学用普通话，少数学校从来不教汉语拼音。
由于领导重视，教师努力，现全公社小学低年级都教了汉语拼音，大部分学校的语文教学用普通话，全公社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教师能讲普通话。

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
北京大学　王福堂
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
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词汇、语法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语音方面来看，汉语可以分成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七个大方言。
北方话是最大的方言，主要分布在从黑龙江到云南、长江口到新疆之间的广阔地带，占汉语分布地区的四分之三强，使用人口在五亿上下，占说汉语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其他六个方言分布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各省区的一部或大部，分布区域小得多，使用人口也少得多。
但这些方言都很复杂，内部分歧也相当大，有的地方甚至两村之间，口音大异，一溪之隔，不能通话。
汉语的方言分歧以这些方言区为最大，推广普通话的任务也以这些方言区为最重。
汉语所以有目前的方言分歧，有它的历史原因。
古代汉语也是有地方性差异的，古文献告诉我们，汉语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方言分歧。
由于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减少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交往的必要性。
虽然秦代以后，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往往存在局部的封建割据，这又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
这样，各地语言的差异就有了发展的机会，逐渐成为近代这种方言分布的局面。
汉语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有分化成方言这一面以外，还有形成共同语的一面，而且后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主要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国古代社会尽管存在着影响人们交往的各种因素，但社会的统一毕竟是长期的、主要的，也就是说，集中的因素是主要的。
国家大，方言分歧严重，所以人们为了相互交往，就要求不但有一种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这在三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还要有一种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工具。
我国古代的经济政治中心是在北方中原地区，这种共同语就以中原地区的方言——北方话作为基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作为语音标准。
比如先秦时期以“成周”（洛阳）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的通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等，都曾先后成为这种共同语。
不过，这种共同语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们主要是官方用语，通行在官僚士大夫圈子里，并没有推广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中去，而且随着每一次改朝换代引起的王朝京城所在地的改变，它们的语音标准也经常改变，无法稳定持续地发展。
到了明清两代，共同语发展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交换，这就使社会经济政治有了进一步的集中。
“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序）。
这种官吏和商人往来南北各地的情况，说明了当时全国经济政治联系的密切。
由于各地人们交往越来越频繁，方言分歧作为社会交际的障碍就突出起来。
对于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交际工具的要求也就突出起来。
在这种社会要求和社会条件下，汉语就走上由方言分歧逐步集中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的过程。
首先，北方话不断向西南和东北扩展，使用人口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成为号称“官话”的全国性的社会交际工具。
其次，在这种“官话”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学作品，这就进一步锤炼了汉民族共同语，丰富了它的文学语言。
再次，金、元、明、清四代相继定都北京（燕京），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提供了稳固的方言基础。
过去国外流传的汉语口语读本，如朝鲜的《朴通事谚解》和《老乞大谚解》，都以十六世纪的北京语音作为正音标准。
“官话”的名称也逐渐由泛指北方话演变为也可以只指北京话。
这些都表明了明清时代的北京话不仅是北方话的代表，也是汉语的代表。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几百年来，汉语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集中，北方话发展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音发展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把汉民族共同语确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是适应汉语发展需要，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推广普通话。
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蓬勃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并努力做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积极推广普通话
闻进
我国汉民族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
这种状况给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不便，也给我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造成了困难。
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汉语的发展和规范化工作。
1955年，中央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白确定了现代语即普通话的规范：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8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的伟大号召。
同年，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
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同时，中央还制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
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促进我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各地区的协作和经验交流，对学校教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经验证明，中央制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今后应当继续努力贯彻执行。
“大力提倡”就是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利用报刊、广播、文艺表演、介绍经验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毛主席对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指示，宣传推广普通话的政治意义，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反对和破坏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罪行，不断提高群众学习和运用普通话的自觉性。
学习普通话是一项移风易俗的事。
一些人对学习普通话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疑虑，如：
认为学不学普通话无关大局；
说普通话怕别人笑话，不好意思；
学普通话是教师、学生的事，与己无关；
教学普通话会影响教学效果，等等。
应当有针对性地、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加以解除。
同时，要克服那种不愿听人讲普通话，甚至讥讽、阻碍别人讲普通话的习惯势力，消除在出版物上滥用方言的现象，在全国逐步形成以讲普通话为荣的好风尚。
大力提倡讲普通话，并不是要禁止或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各方言区的人除了讲方言以外，还要学会讲普通话。
在方言区，要大力提倡在公共场所或与外地人交往的时候能讲普通话。
有些地区首先要求师范和中小学把普通话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会议语言、广播语言，这种要求是切合实际的。
“重点推行”就是要把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心放到“点”上，不要平均使用力量。
“重点”就是主要矛盾。
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推广普通话，从地区来说，南方方言区是重点；
从部门来说，学校是重点；
从对象来说，青少年是重点。
青少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年纪轻，口音容易改变，再加上学校有较好的学习条件，作为重点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学会普通话，有利于他们毕业后上山下乡，到祖国各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据一些方言区城市的教师反映，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往往会碰到语言问题，会不会普通话，在联系群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学习生产知识等方面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因此，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基地，革命教师和青少年学生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力量。
此外，社会上的各部门，特别是商业、服务行业、交通、邮电等部门，也应该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这些单位与来自各地的群众交往甚多，极需要推广普通话。
一些城市的商业、服务行业把用普通话接待外地顾客列为提高服务质量的内容，这种做法方便了群众，受到了外地顾客的赞许。
工厂、农村、部队的同志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南北交往频繁，普通话的推广，能给学习和交流带来极大便利，因此也应抓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社会上推广了普通话，也给学生运用普通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社会和学校密切配合，相互推动，就有利于逐步形成说普通话的风气。
“逐步普及”包括两层意思，首先要看到我国地广人多、方言复杂，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只能逐步做到。
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在推广工作中，我们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大造讲普通话光荣的声势，积极努力工作；
又要从实际出发，持之以恒，不满足于搞几次突击运动，不操之过急。
要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加强领导，做好思想工作。
在学校要跟教学活动结合起来，首先从语文科做起，逐步扩展到其他各科；
在工厂、农村、部队以及社会各方面要跟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无论是学校还是其他部门都要把推广普通话工作跟当前中心活动结合起来。
推广普通话要对不同年龄、不同条件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
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主要是个普及的问题。
第1步要求能听懂普通话，基本上能讲普通话，使互相交谈不发生困难，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
对于演员、广播员和中小学、师范的语文教师则应该要求高一些，由他们起示范和指导的作用。
对已经普及普通话的单位，也应该继续求得提高，力争把普通话说得标准些。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全国也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局面。
不少省、市、县党委把这项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有关部门向所属单位发出了进一步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一些地方的教育领导部门配备了推广普通话的专职或兼职干部，并举办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中小学语文教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给各项工作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也给推广普通话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们要坚决响应党的十大的战斗号召，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并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江苏省的五县毗邻地区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
联合防治血吸虫病　团结战斗送“瘟神”
新华社上海1973年12月16日电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下，上海市的青浦、嘉定和江苏省的吴江、昆山、太仓五县毗邻地区联合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一年来又取得了新成绩。
这些地区继去年十四个公社、七十八个生产大队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以后，今年又有两个公社和十二个生产大队基本上送走了“瘟神”，有螺面积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血吸虫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江苏和上海的五县毗邻地区联合防治血吸虫病已经四年。
近年来，他们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不断破除“血防工作到顶”的思想，进一步加强了血吸虫病的联防工作。
从去冬今春以来，他们掀起了几次查灭钉螺高潮，共出动八十三万九千多人次，修筑灭螺带七百一十五万四千米，还新建了无害化厕所四百四十五个，有力地巩固了血防成果。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五县毗邻的社、队，按地区、交通、交界地形等具体情况划分成八个联防片，成立了联防片领导小组。
各联防片经常举行小型多样的联防活动，互相对口检查，交流经验。
五县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和关心血防联防工作。
青浦县金泽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三县毗邻的六社一镇联防片会议，研究血防联防的方案。
中共昆山县委领导成员，带头到昆山县和青浦县交界的淀东公社，和公社党委成员一起参加查螺灭螺。
嘉定县望新公社党委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全公社有一千二百多座水桥是灭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去冬今春他们发动群众翻开水桥，挖出泥土，开潭深埋，还把四百多座水桥底下的泥土全部挖出进行淘洗，使灭螺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联防地区各级党组织还十分重视总结和推广消灭血吸虫病工作的先进经验。
昆山县石牌公社毛许、丁祁等大队的社员群众学习兄弟单位深挖细找、除害务尽的经验，针对自己大队荒沟、荒潭、荒滩较多，容易孳生钉螺的特点，去冬今春发动群众结合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填塞了荒沟、荒潭、平整了荒滩，不仅消灭了钉螺孳生场所，而且扩大了耕地面积三百多亩。
太仓县学习吴江县集中优势兵力开展查病工作的经验，集中四百多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组成十七个查病小组，奋战两个多月，全面完成了查病任务。
在联防工作中，五县毗邻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互相援助，互相支持，出现一派团结战斗“送瘟神”的气象。
青浦县朱家角公社新阳、新华两个大队，今春出动四十多人，帮助昆山县淀东公社的复月、胜利两个大队整修灭螺带；
复月、胜利大队在“三抢”大忙中组织一百多个劳动力，帮助新阳、新华大队插秧。
太仓县在建造无害化粪池时，有些大队缺乏经验，嘉定县朱桥公社旺泾大队知道后，立即派干部和土泥水工去进行指导，使太仓县的粪便管理工作有很大改进。
嘉定县在开展查病工作时缺乏化验器材，太仓县便主动挖掘潜力，帮助他们解决。
最近，五县毗邻地区在太仓县召开了1970年以来的第8次血防联防协作会议，总结了几年来五县毗邻地区血防联防的工作经验，讨论和制定了今后的工作规划。
大家决心再接再厉，把血防联防工作搞得更好，争取早日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3年12月16日讯
由教育部次长赛义德·阿卜杜勒·海尔·努班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应邀前来进行友好访问，1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欢迎。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卡夫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奥斯曼等也到机场迎接。
16日晚，李琦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卡夫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嘉陵江上好风光
以景色秀丽闻名的嘉陵江，经过不断地治理，现在又以内河航运上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嘉陵江，犹如枝叶繁茂的一棵大树伸展在四川盆地上。
它上与宝成铁路和川陕、川甘公路相连，下接成渝铁路，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重庆与万里长江汇合，是四川省的一条重要航道。
嘉陵江的运输量，占四川省内河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一。
今年，嘉陵江两岸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获得大丰收，这使嘉陵江运输繁忙的季节提前了。
深秋季节，当金黄色的晚稻正在收割，果园里的广柑、柚子沉甸甸地压弯枝头的时候，江中的船只就已络绎不绝。
上行的是一船船的化肥、农业机械、工业建设器材、日用百货，下行的是一船船刚收获的粮食、棉花、水果和土特产品。
这些物资，正通过嘉陵江运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解放前，嘉陵江的河道由于根本没有进行过治理，被人们视为航行的险途。
船工们象牛马一样，日日夜夜地“脚蹬石头手扒沙，悬岩边上把船拉”。
江中礁石林立，险滩密布，触礁碰岩、翻船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夏季，江中洪水泛滥，冲击着两岸的大片农田。
两岸的人们和江中的船工，常常用“想起从前嘉陵江，滩多水浅行船险，冲毁土地又淹田，沿江人民苦难言”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嘉陵江。
解放后，四川省交通部门对嘉陵江进行了一系列开发整治工作。
特别是1958年，嘉陵江下段南充至重庆的沿江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意气风发，开展了大规模整治航道的活动，仅两年时间就开辟轮船航道三百二十一公里。
但不久，刘少奇一伙刮起了一股“下马风”，广大群众轰轰烈烈的治河活动横遭压制，整治航道的工作改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进行。
按当时的施工速度计算，要打通嘉陵江上段南充到广元四百一十九公里的轮船航线，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嘉陵江的航道整治工作又走上了新的阶段。
从1970年冬季开始，南充、绵阳两个地区及其沿江各县相继成立了嘉陵江航道整治指挥部，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动员广大社员利用农闲时间，大打整治航道的“人民战争”。
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整治险滩一百零六个，筑坝一百八十多条，使水流归槽，航道顺直，水深增加，开辟了南充至昭化嘉陵江上段三百九十四公里的轮船航线。
批林整风运动中，嘉陵江沿岸的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1972年底又打响了攻克“阎王滩”的战斗。
“阎王滩”位于昭化到广元一段江域，弯多滩险，过去也整治过两次。
但整治一次，它变化一次，人们都说它“狡猾多端，恶根未尽”，依然阻卡在江心，使船只航行遇到困难。
航道二处的职工特意召开“三结合”的现场会议，认真总结两次整治失败的教训，反复研究滩情，决心对“阎王滩”来个彻底改造。
负责水下施工的四工程队二工班的航道工人，自制了一些水下取石的土起重机和人字扒杆、土绞车。
开工后，他们带上通气面具，钻进冰冷刺骨的深水急流，用手抠开泥沙，搬起上百斤重的石头装进吊网，取出水面。
青年工人梁明友，一次为了把两块被泥沙埋住的巨石搬进吊网，以惊人的毅力，在水下坚持二十一分钟，比规定的水下作业时间超出两倍多。
梁明友的手指被石沙磨破，伤口血液冻结，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把巨石取出水来。
潜水组的工人们，就是这样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天每人平均下水五次，顽强地在深水急流里战斗了三十多天。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段河道的整治工作比计划提前半个枯水期完成了任务，长期为害的“阎王滩”终于被征服了。
几年来，经过全面整治，密布嘉陵江的两百多个险滩低头让路了。
航道上水深普遍增加了零点三米到零点五米，全江展现出一派新的面貌。
解放前，嘉陵江只在下游的一段航线上有几条破烂的小火轮间断行驶；
如今由重庆乘船溯江而上，直到川陕交界的剑门山区，航程七百四十多公里，畅通无阻。
随着航道条件的改善，运输的落后状态正在迅速改变，长途运输原来以木船为主，现在已全部改由机动轮船运输，全江机动轮船的数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增加了一倍半。
1972年嘉陵江的运量，比1965年增长将近一半，比解放前的最高年运量增加了十多倍。
今年又是一个运输高潮年，运量将比去年有大幅度的增长。
新华社记者

外事往来
△参加中朝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的朝方代表团一行五人，在朝方首席代表崔丁弼率领下，16日乘火车到达北京。
交通部副部长于眉、中方首席代表马培德，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李宰弼等到车站迎接。
16日晚，交通部部长杨杰设宴热烈欢迎朝鲜战友。
△阿根廷谷物委员会主席戈尼、外交部促进出口司司长阿尔贝多和总统府顾问比洛德等阿根廷客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16日离开北京回国。
离京前，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曾会见他们。
△法国工业和科学发展部信息科学副代表皮埃尔·奥杜安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15日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科学院参加“锡兰科学促进协会第29届年会”的科学小组，在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以冷宝忱为领队、梁发祥为副领队的我国辽宁省足球队，应邀前往刚果、苏丹进行友好访问，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以杨秀武为领队、年维泗为副领队的中国足球队结束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友好访问，在1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以刘宁为团长、李苏光和田彩莲为副团长的中国速度滑冰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16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新华社）

李强部长举行宴会欢迎斯里兰卡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1973年12月16日讯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蒂基里·班达·伊兰加拉特尼部长率领的斯里兰卡政府贸易代表团。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李强部长和伊兰加拉特尼部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共祝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陆维钊、奚业胜等。
今天上午，李强部长和伊兰加拉特尼部长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身处宝岛不动宝
济南部队某部机械连十八班的战士为配合某部施工，来到了黄海前哨的一个小岛上。
他们在海边搭起机械棚，日日夜夜地工作着。
小岛周围的海区，盛产海参和鲍鱼，海潮一退，在海边浅水里就能捕捉到。
当地群众把这浅水捕捞叫做“赶海”。
初上岛的人，看到这随手可得的海珍美味，哪个手不痒！
可十八班的战士，谁也不觉得手痒。
他们自觉地保持革命战士的本色，严格遵守地方政府的规定，谁也没有去“赶海”的。
十八班的战士来岛以后，听说地方政府为了有计划地发展海上捕捞事业，规定今年这个海区禁捕海参和鲍鱼。
就这件事，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建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温战争年代我军战士在苹果园里挖战壕不拿一个苹果，在枣树下站岗不拣一个红枣的事迹，大家表示，一定向革命前辈学习，身处宝岛不动宝。
有一次战士纪太旺患病发高烧，好几天吃不下饭，同志们都为此着急。
这时有人提议：
下海拣几个海参和鲍鱼来给小纪下饭，说明这是特殊情况。
班长陈宪金听到这个建议以后，对大家说：
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不能有丝毫含糊。
大家同意班长的意见，坚持不下海。
他们另外想办法，为小纪做了美味可口的病号饭。
岛上群众看到十八班的战士都自觉地执行政府规定，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都热情赞扬他们是人民的好子弟兵。
新华社通讯员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在广州的访问前往杭州访问
新华社广州1973年12月16日电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参谋长彼得里特·杜米为团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希托·恰科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副部长阿里夫·哈斯科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军事友好代表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陪同，结束了在广州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前往杭州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和广州驻军某部负责人任思忠、黄荣海、刘兴隆、杨针、吴耀光、杨海水、勋励等，到机场热烈欢送阿尔巴尼亚战友。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军事友好代表团是在12日上午从桂林乘专机到达广州的。
当天晚上，广州部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战友。
13日，阿尔巴尼亚战友由张才千、任思忠等同志陪同，参观了驻军某部的教导队和野营训练。
阿尔巴尼亚战友同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亲切交流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的经验。
阿尔巴尼亚战友在广州期间，还参观了毛主席早年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游览了广州烈士陵园和广东植物园，观赏了秋菊展览。
阿尔巴尼亚战友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出色的白衣战士阮氏菊
在越南南方广南省解放区，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传诵着女医生阮氏菊全心全意为战斗和少数民族服务的动人事迹。
1965年，京族姑娘阮氏菊从医士学校毕业，参加了广南省医院的工作。
在激烈的抗美救国战争的岁月里，她同医院的同志们一起，转战在三歧、先福、桂山、升平等地战场上，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被提升为广南省医院院长后，她继续活跃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运粮食、抬伤员，遇上敌人就英勇作战，保护伤员和公共财产。
平时，她和同志们一道，盖房子、筑地洞、挖野菜、打柴。
阮氏菊在战斗的间隙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完成了“伤口性质总结”和“医治一些危险病症的经验”等研究项目。
她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
广南省医院设在广南省先福县少数民族聚居的东方乡。
为了更好地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她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姑娘一样负重爬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群众打成一片。
她看到少数民族同胞害病不吃药，反而求神拜鬼，特别是妇女分娩时，独自走进森林自己接生，感到非常难过。
为了改变这种封建落后的习惯，她便挨家挨户地宣传卫生知识，动员孕妇到医院检查和分娩。
有的孕妇没有来，她便把名字记下来，一到产期，她就暗中跟着产妇走进森林，帮助接生，直到母子平安后才安心回来。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经过一天劳累的阮氏菊睡得正香，突然被急剧的敲门声和“医生！
快开门！”
的喊声惊醒。
她开门一看，只见卡容族干部阿塔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
“医生！
请你救救我妻子！
她在森林里。”
阮氏菊马上背起药箱、披上雨布、跟着阿塔奔向森林。
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只见产妇被雨水淋得全身湿透，正在地上翻滚、惨叫。
阮氏菊立即同阿塔一起张开雨布，绑在树上，给产妇遮雨。
经过检查，产妇胎位不正，胎儿上肢已先伸出母体外，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森林里一片漆黑。
阮氏菊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强烈的责任感，立即进行抢救，终于救出了婴儿，使产妇转危为安。
可是婴儿因为卡得时间太久，已经窒息，她便毫不犹豫地用嘴把婴儿口中的污痰秽水吸净，并进行人口呼吸，救活了婴儿。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受到了人们热烈的赞扬。
从此，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改变了妇女进森林生小孩的旧习惯，越来越信科学、讲卫生，积极支援革命。
阮氏菊在东方乡结了婚。
在她生下第1个孩子的时候，少数民族的同胞们热情地给孩子取名叫“东方”，大娘们对她说：
“你就把东方交给我们抚养，安心去干革命，为同胞们治病吧！”
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激励着阮氏菊更加勤奋地为人民服务。
（新华社）

我乒乓球队结束对冰岛的访问
新华社雷克雅未克1973年12月13日电
以关惠光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12月13日离开冰岛，前往芬兰进行友好访问。
冰岛乒乓球协会主席斯·阿·吕德维克松、副主席西·格维兹明德松以及中国驻冰岛大使陈东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乒乓球队在冰岛逗留十天，访问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以及凯夫拉维克等城市，到处受到当地市政负责人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和冰岛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联合练习和友好比赛。
中国运动员还在这些城市里为公众、青年和小学生举行了表演赛。
12月09日晚，雷克雅未克市市长比吉尔·居纳尔松和夫人为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招待会。
12日中午，中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应邀到冰岛乒乓球协会主席吕德维克松家里作客。
吕德维克松代表协会向中国乒乓球队赠送了纪念品。
中国驻冰岛大使陈东于11日晚为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一百二十多位客人中，有冰岛文化部部长马·托·奥拉夫松、雷克雅未克市市长比吉尔·居纳尔松、外交部秘书长彼得·索斯坦松以及体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的朋友。
中国乒乓球队在逗留冰岛期间，还访问了今年年初发生火山爆发的维斯特曼群岛。
中国运动员通过那里的市长向维斯特曼群岛居民表示慰问。

我轻工业、手工艺品展览在荷兰闭幕
新华社海牙1973年12月15日电
中国轻工业、手工艺品展览12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闭幕。
这个展览从12月04日开幕以来，接待了四万多名观众。
一万五千多人观看了在展览中心放映的中国影片。
观众来自荷兰各个地方。
有些人一再参观展览，一些残废人坐着手摇车来参观。
许多荷兰学生在教师带领下来看展览。
12月12日，阿姆斯特丹市市长伊·萨姆卡耳登和市参议员们在荷兰海事历史博物馆为中国展览团举行招待会。
中国驻荷兰大使郝德青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速度滑冰代表团离开东京回国
新华社东京1973年12月15日电
中国速度滑冰代表团结束了在日本的友好访问，12月15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回国。
日本滑冰联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协（正统）总部的负责人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等到机场送行。

朝中方面助理秘书长在停战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
强烈抗议敌方不断破坏停战协定
新华社平壤1973年12月13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2月13日报道，在朝中方面提议下，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第四百二十次秘书长会议在板门店举行。
朝中方面助理秘书长朴益秀中校在会上对敌方近来不断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惩办犯罪分子。
他说，从11月14日到12月10日，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将各种自动武器非法运入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地区和非军事区及架设铁丝网达三百一十多次，运送作战人员和军车等达六百四十多次。
朴益秀中校指出，敌方的这种行径是对朝鲜南北会谈设置人为障碍，加剧双方的军事对抗局势。
他强烈要求敌方采取负责措施以制止这种罪行。

柬埔寨人民武装英勇战斗获新战果
在洞里贝前线歼灭朗诺伪军四百多名，击中三艘战船
纽约数百群众示威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
新华社1973年12月16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15日报道，柬埔寨洞里贝前线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从11月07日到27日歼灭朗诺伪军四百多名，击中三艘战船。
11月初，敌人的三艘战船从磅湛市沿湄公河开往罗卡通途中被击中，船上的一百名敌人被打死、打伤。
11月07日、10日、12日，人民武装力量炮击了距洞里贝镇一公里半的班迭戈尔敌军营地，打死敌人九名，打伤二十名。
11月25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战士袭击洞里贝镇，打死、打伤伪军九名。
第2天，当九十五名伪军从罗卡通开往芝罗时被人民武装力量歼灭。
11月27日，人民武装力量再次袭击从罗卡通开往芝罗的另一股敌军，打死一百一十名，打伤一百二十名，缴获武器四十五件和大批战争物资。
另据报道，在洞里萨湖前线，人民武装力量的海军部队在12月06日截击了敌人一支军火船队，击沉两艘，另外三艘被击中起火。
新华社1973年12月16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人民和侨居美国的印度支那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共约五百人12月15日下午在纽约示威，要求美国执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停止援助朗诺集团和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来自纽约各区及其他城市的示威者在纽约闹市曼哈顿地区游行，并且在联合广场附近举行集会。
他们高呼口号：
“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出去！”
示威队伍中出现许多横幅标语，上面写着：
“同印度支那人民团结一致！”
“打倒美国傀儡的政权！”
“停止美国对朗诺的援助！”
“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执行关于越南和老挝的协定！”
“印度支那人民必胜！”
等。
在集会上发言的人和参加示威的一些组织散发的小册子都表示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外国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斗争。
（附图片）
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抗美救国战争中迅速成长壮大。
这是柬埔寨解放区青年报名参军。
新华社发

比兰德拉国王就访问中国发表文告
指出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了尼中两国睦邻友好关系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3年12月15日电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12月14日就访问中国向尼泊尔国民发表文告说：
“我们带回来了我们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和接待的记忆。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对尼泊尔人民深厚友谊的表示。”
文告说：
“这次访问为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同毛泽东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提供了可喜的机会。
我们相信，同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会见的结果是，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睦邻精神和友好关系进一步增强了。”
文告说：
“除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和其他省以外，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中国在各个领域里正在从事的建设。
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显著进步获有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中国正在进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它作为一个邻居和朋友，对我们的建设努力提供了合作。
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欣赏。”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举行第1阶段会议
秘鲁总理发表谈话强调拉美国家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海洋霸权
新华社联合国1973年12月15日电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而召开的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第1阶段会议，从12月03日到15日在纽约举行。
第1阶段会议选举了斯里兰卡代表阿梅拉辛格为会议主席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一名副主席，还选举了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等机构的成员。
在会议讨论各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时，苏联和美国的代表从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出发，坚持要会议让它们两国各担任两个职务。
这种无理要求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中国代表凌青指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国际会议上享有特权。
一国一职的原则是一个合理的原则，已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区性国家集团所赞同。
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要求担任不止一个职务，这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表现。
秘鲁、阿根廷、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也都表示赞成一国一职的原则，反对让某些国家担任两个职务的不公平做法。
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坦桑尼亚等国的代表还驳斥了苏联代表散布的关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在国际会议上享有特权的荒谬论点。
他们指出大国为自己在安理会中保留的特权不应当扩大运用于联合国召开的任何其他国际会议。
会议在12月12日通过了会议主席建议的一条规则：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在会议的一个以上主要机构中拥有代表”。
在讨论议事规则草案时，苏联代表由于害怕在会议中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会使会议通过不利于苏联保持其海洋霸权的决定，竟提出这样的修正案，其中规定：
“会议关于一切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一般都要经过协商一致才能作出。
只有在尽一切努力还不能取得协商一致的例外情况下，并经总务委员会建议采用表决方法后，才进行表决”，而“在进行表决时，会议通过实质性问题的决定须有出席和参加投票的代表十分之九的多数票”。
美国代表也提出它的修正案，主张“通过动议须有出席会议国家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苏联和美国代表的无理主张，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愤慨。
由于苏美两霸的无理取闹，致使议事规则草案未能达成协议。
会议主席阿梅拉辛格在12月15日晚间第1阶段会议闭幕前宣布，他将就议事规则草案同有关国家进一步进行非正式协商。
同时，会议批准了阿根廷代表提出的建议：
议事规则草案应在第2阶段会议开始后第1周内决定下来；
如果尽一切努力还不能取得协议，就将采用以简单多数票通过的表决方法。
在会议的证书委员会上，中国副代表何理良在发言中指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是越南南方人民的真正代表，不邀请它参加海洋法会议是不公正的；
西贡政权不能代表越南南方人民，因此中国代表团对这个政权的代表团的证书完全持保留态度。
中国代表团还指出，朗诺集团不代表柬埔寨，它只是靠外国的支持才存在着；
只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才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国代表团还表示支持乍得代表团对以南非和葡萄牙代表名义提交的证书所持的保留态度。
新华社利马1973年12月14日电
秘鲁总理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12月13日表示，拉丁美洲国家应“团结一致”，以便在明年举行的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上粉碎帝国主义大国的霸权。
梅尔卡多·哈林总理是在秘鲁卡廖的一个空军基地向记者讲这番话的。
他指出：
“如果我们不组成一条共同战线的话，我们就将失掉一次捍卫我们的权利的大好机会。
因而，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哈林总理在谈到捍卫二百浬领海的主张时指出，大国的霸权历来表现于对海洋的控制，“帝国主义是靠海洋起家的”。
他说，在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上，我们这些国家捍卫二百浬领海主张的斗争“将是一场真正的硬仗”。
他谴责美国和苏联在海洋权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他指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海洋权问题上的态度将是一致的。

越南南方共和代表团访问匈牙利
新华社布达佩斯1973年12月15日电
据匈牙利通讯社报道，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匈牙利的正式访问后，已于12月14日离开布达佩斯。
访问期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和洛松齐分别与代表团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越南南方共和代表团是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洛松齐的邀请于12月10日到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的。

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派飞机到解放区上空侦察
新华社河内1973年12月15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在12月13日和10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派飞机到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控制区上空进行侦察。
12月13日的声明说，12月10日，美国出动无人驾驶飞机到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控制的西宁省许多地区、禄晋以及平福省十四号公路沿线和步笃地区上空进行侦察。
声明“严厉谴责美国上述违反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行动，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控制区上空的侦察飞行，严格和彻底履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和1973年06月13日联合公报的一切条款”。
12月10日的声明说，12月08日，美国出动SR—71型飞机，到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控制的广治省香化县城南面十四号公路沿线上空进行侦察。
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在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控制区上空的侦察飞行。

越南新闻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河内1973年12月16日电
以武玉交为团长的越南新闻代表团12月16日离开河内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车站送行的有越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陈友遂和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代表以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参赞邱力行等。

越南电影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河内1973年12月16日电
由越南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潘仲光率领的越南电影代表团，12月16日离开河内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车站送行的有越南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陈进，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陈友遂，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范维谨以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参赞邱力行等。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1974年换货议定书
新华社地拉那1973年12月15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1974年换货议定书于12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
阿尔巴尼亚贸易部副部长瓦·卡蒂和南斯拉夫联邦外贸部部长助理特·格利希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加勒比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商讨燃料问题
新华社乔治敦电
加勒比自由贸易区和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级特别会议12月10日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举行，讨论如何通过共同的努力来解决这个地区迫切的燃料供应问题。
据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发表的新闻公报说，部长们决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本地区对石油产品的需要应由在本地区营业的炼油厂予以满足。
会议认为，这一原则应作为内容更广泛的下列主张的组成部分，即：
本地区的资源和生产首先应当用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
会议赞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最近作出的一项决定，要求在那个国家营业的炼油厂按中东战争以前的水平向加勒比自由贸易区和加勒比共同市场继续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会议休会期间，蒙特塞拉特首席部长奥斯汀·布兰布尔在一个仪式上签署了《乔治敦协定》及有关文件，保证蒙特塞拉特于1974年05月01日加入加勒比共同市场。
这一行动受到共同市场成员国部长们的热烈欢迎。

委内瑞拉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当选为总统
新华社1973年12月15日讯
加拉加斯消息：
委内瑞拉在12月09日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据委内瑞拉官方宣布的投票结果，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以多数票当选为总统；
这个党在参、众两院中也分别取得多数席位。
目前的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的候选人洛伦佐·费尔南德斯在总统选举中所得票数居第2位。
民主行动党在1941年成立以来曾经三次执政。
安德列斯·佩雷斯在1959年——1964年民主行动党的贝坦科尔特政府执政期间，曾经担任内政部长，1967年——1972年曾担任该党的总书记。
委内瑞拉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
委内瑞拉现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于1969年03月11日就职，将于1974年03月11日任职期满。

“欧安会”第2阶段困难重重分歧如故
会议期间，苏联在欧洲和地中海继续加强军事部署，苏美在中东加紧争夺，表明欧安会对欧洲国家并没有带来安全，而局势却变得更危险
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12月15日电本社记者报道：
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第2阶段会议，12月14日休会，定于明年01月中旬复会。
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出席会议的法国代表团团长安德烈亚尼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会议的进程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第2阶段会议是在09月18日开始的，三十三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它是07月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毫无结果的第1阶段外长级会议的继续。
会场从赫尔辛基移到了日内瓦，开会的形式由外长会议改为分成三个委员会专题讨论，但是分歧依然如故，会议进行了将近三个月，困难重重，进展迟缓。
苏联曾经竭力谋求在今年年底之前召开欧安会第3阶段由各国首脑参加的会议，这个企图已经落空。
据透露，直到这里的会议休会，根本没有谈及召开第3阶段会议的日期问题。
法国代表团团长安德烈亚尼说，甚至为第3阶段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也还没有开始起草。
苏联急于草拟出一些空泛的原则宣言，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反对这样做，坚持必须详细讨论各项具体问题和措施。
双方分歧的焦点之一，是战后欧洲边界可不可以改变。
苏联强调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改变，要使欧安会通过一纸声明来肯定欧洲现状，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认这一点，它们提出，边界不可用武力侵犯，但不应排除用“和平手段”改变边界。
一位西德代表强调说，德国是要统一的；
而且所谓维持欧洲现状，同西欧的逐步联合、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矛盾的。
苏联同西方国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由交流”问题。
西方国家就东西欧之间人员、思想“自由交流”，提出一个又一个建议，想达到进一步向苏联和东欧渗透的目的。
苏联担心这种“自由交流”会危及它对东欧和国内的统治，用种种借口企图把西方的建议打掉。
西方声称，如果苏联不答应“自由交流”，西方就不会同意召开欧安会第3阶段会议。
在“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上，苏联希望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贸易上给它以最惠国待遇，并且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应付它的经济困难。
而西方要求苏联接受各国经济组织和企业之间直接交往，而不是把“经济和技术合作”建立在集团对集团的基础上，借以打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控制。
西方报刊指出，西方还想以经济贸易为手段，来迫使苏联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在建立所谓“信任措施”问题上，许多国家要求在进行军事演习、军队调动时通知其他国家并允许观察。
而苏联则在军事演习的通知和观察问题上施加种种限制，并坚持军队调动不能让其他国家进行观察。
这就暴露了苏联企图在欧洲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欧洲许多国家的疑惧不安。
面对苏美两霸对欧洲争夺的加剧，面对苏联霸权主义对欧洲威胁的加强，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瑞士、瑞典等国在第2阶段会议中就欧洲军事安全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要求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得使用经济胁迫手段，要求事先通知军队调动和逐步取消外国军事基地等等。
马耳他等国在会上强调欧洲安全和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
在马耳他等国代表的坚持下，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等地中海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发了言，要求在地中海地区制止一切霸权的企图。
这些都表明：
中小国家十分关心它们自身的真正安全，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军事威胁深怀戒心。
欧洲共同体九国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加强联合。
它们的代表经常交换意见，共商对策。
他们在许多方面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正当欧安会象西方记者形容的那样蜗牛般爬行的时候，苏联在欧洲和地中海继续加强军事部署，苏美在中东加紧争夺等消息接踵而来。
事实表明，欧安会的讨论对欧洲国家并没有带来什么安全，而局势却在变得更加危险。
尽管苏联领导人吹嘘欧安会会议能够取得“甚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但是人们却从现实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瑞士联邦政治部长格拉贝尔谈到欧安会时说：
“就在这种对话继续进行时，越来越大的军事手段正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集结，因此，这种政治对话可能变成同所追求的目的失去一切联系的举动，因而是危险的。”
法国外交部长若贝尔说，欧安会“不是缓和的天堂，也不是和解的开始和完成”。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闭幕
决心进一步加强政治合作，加强“欧洲同一性”，加速共同体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以便在1980年前建立“欧洲联盟”
新华社哥本哈根1973年12月15日电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12月15日深夜在这里闭幕。
这次会议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中东加紧争夺以及苏联霸权主义对西欧的威胁加剧的情况下举行的。
会议的结果表明，西欧九国决心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政治合作，加强“欧洲同一性”和加速共同体在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以便在1980年以前把“欧洲联盟”建立起来。
在两天的会议中，九国首脑讨论了共同体成员国在世界事务中进行政治磋商和加强合作的许多方面。
首脑会议闭幕后发表的一项声明说：
“九国肯定了它们的共同意志：
欧洲在重要的世界事务上应当用一个声音说话。”
声明指出，九国通过了关于“欧洲同一性”的宣言，这个文件确定了“作为它们的行动基础的一些原则”；
九国首脑还“决定加快进行为了确定欧洲联盟的涵义而需要进行的工作”，并且要求共同体的主席“毫不拖延地提出必要的建议”。
声明说，九国首脑“决定更经常地会晤。
只要情况证明会晤是正当的，只要看来需要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提供一种鼓舞力量或规定进一步的指导方针，就将进行这样的会晤。
他们还商定每当国际局势需要时就进行会晤。
将由担任主席的国家来召集这种会议，并提出有关这些会议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的详细建议。”
据报道，下次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将于明年05月或06月在西德首都波恩举行。
声明还说，已经商定，共同体“成员国外长应当在他们的下次会议上决定在发生危机时迅速制订共同立场的办法。
政治合作的发展也将使他们能够对危机形势共同作出估计，目的是预见这种形势并采取所需要的对付措施”。
声明在谈到欧洲共同体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进展时说，九国首脑“重申他们重视共同体已经取得的成就，重申他们要看到，共同体发展的这种意愿”。
他们决定要求共同体的机构采取措施，以便“在走向完全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并且要设法确定在改革西方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等等。
他们还商定要“更积极地制订关于在一切领域内进行工业、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共同政策”。
九国首脑还讨论了中东局势和能源问题。
声明说，他们“重申在11月06日所发表的声明中具体表现出来的他们的政府对中东局势的一致立场”。
关于能源问题，声明的一项附件说，九国首脑认为，西欧“共同市场”委员会应当就能源的供应情况对九国的生产、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以及货币储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要求这个委员会尽快向“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以便理事会在这方面作出决定。
九国首脑还申明与石油生产国就作出全面安排进行谈判的重要性。
在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举行期间，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的外交部长以及阿布扎比的代表来到哥本哈根，他们在14日晚上同九国外长就中东局势和能源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报道，他们向九国外长说明了上个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上述问题的立场。
15日，欧洲共同体现任主席、丹麦首相耶恩森代表九国首脑同他们进行了会晤。

《班轮公会行动守则》
班轮公会是主要海运国家的班轮公司组成的超国家航运卡特尔。
公会控制着世界主要航线的运输，在这些航线上，排挤非会员公司，垄断货运，任意抬高运价，牟取高额利润。
这使发展中的国家的对外贸易运输受到排挤，外贸发展受到阻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发展中的七十七国集团在1972年第3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提出了《班轮公会行动守则》草案，要求规定一些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航运关系并限制班轮公会不合理活动的原则。
　（新华社）

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会议闭幕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会议达成一些协议；
苏联代表公然同垄断国际航运国家站在一起，设置障碍进行阻挠
据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12月15日电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会议12月15日在日内瓦闭幕。
会议决定在明年03月继续开会。
这次会议是去年联合国大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决定召开的。
会议从11月12日开始以来，就制订班轮公会行动守则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一般性讨论中，发展中的七十七国集团的代表印度的拉杰瓦尔在发言中指出，在制订班轮公会守则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困难，保护它们在海上运输和商业方面的合法利益。
中国代表周秋岩在发言中对七十七国集团在第3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提出的《班轮公会行动守则》草案表示支持，指出这个草案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航运垄断、维护国家权利、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和正当要求。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会议最后就解决有关班轮公会行动守则草案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原则达成了协议。
但是一些垄断国际航运的国家作了许多保留。
苏联代表公然同垄断国际航运的国家站在一起，给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设置障碍。
会议在12月14日讨论代表证书问题时，中国代表周秋岩指出，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
朗诺傀儡集团是一小撮民族败类，根本无权代表柬埔寨人民来出席会议。
他还指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是越南南方人民的真正代表，由西贡当局代表单方面参加会议是不适当的。

联大通过几项非殖民化问题决议
谴责葡萄牙、南非政权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千百万非洲人进行殖民主义镇压
新华社联合国1973年12月14日电
联合国大会12月14日下午的全体会议通过了三项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决议，谴责葡萄牙、南非政权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千百万非洲人进行殖民主义镇压。
其中一项决议谴责了某些国家继续同葡萄牙、南非政权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相勾结，从而使得这些反动政权能够得以保持它们对这些领土上的人民的统治。
决议敦促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给殖民地和生活在外国统治下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特别是对非洲土地上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的和物质支持。
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14日上午还通过了特别政治委员会提交的一些决议草案，谴责南非政权实行种族歧视和采取种族隔离行动，表示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为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西欧“共同市场”
西欧“共同市场”的正式名称叫欧洲共同体，成立于1958年，参加的国家有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因此又称“六国共同体”。
1972年01月，“共同市场”六国与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四国达成协议，同意接纳这四国为成员国，并于1973年01月01日正式加入。
由于挪威举行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不参加“共同市场”，因此，“共同市场”自1973年01月接纳英国、爱尔兰、丹麦为成员国后，由六国扩大为九国。
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共同市场”设立了部长理事会（权力机构，每月举行会议一次，主席由九个成员国的部长轮流担任，任期半年）、委员会（执行机构，负责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委员经成员国政府协商一致后任命）、欧洲议会（监察机构，议员由各成员
国议会推选任命，每年开会一次，
决议对各成员国无强制效力）、法
院（最高仲裁机构，由各成员国
政府协商一致任命的法官组成）
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谘询机构）等机构。
“共同市场”总部现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西欧“共同市场”在1972年07月还同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葡萄牙、芬兰、冰岛七国签订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约。
“共同市场”还与非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约五十个国家签订了联系国协定或优惠关税协定。
现有九十多个国家向“共同市场”总部派有兼任和专任大使。
西欧“共同市场”成立十几年来，基本上实现了关税同盟，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了经济和货币同盟，并正朝着全面经济同盟和政治同盟的方向发展。
它的主要活动如下：
（一）建成了关税同盟。
从1959年01月01日起，六国逐步降低内部关税和放宽进口限额，逐步拉平和统一对外税率。
到1968年07月01日，完全取消了成员国之间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外实行统一关税。
（二）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1962年07月01日开始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
1968年08月“共同市场”成员国完成了内部主要农产品的统一价格，1969年取消了农产品的关税，实现了农产品的自由流通。
（三）确定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
1969年12月，“共同市场”政府首脑在海牙举行会议，正式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
1971年02月09日，六国外交、财政和经济部长达成协议，正式宣布建立“同盟”并拟订了第1阶段的任务。
但是由于1971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爆发了危机，这个计划未能实施。
1972年10月，“共同市场”原六国和申请国英国、爱尔兰、丹麦举行首脑会议，决定在1973年04月01日前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
（四）实行“政治联盟”。
实行“政治联盟”的主张，是1960年07月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同西德前总理阿登纳在法国会谈时最先提出来的。
为了抗衡美苏两霸合谋“把欧洲分割为二”，戴高乐想组织一个“政治联盟”，使“共同市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同超级大国抗衡的力量。
1970年11月，六国外长就政治统一问题发表了第1个正式报告，并确定外长会议每年举行两次，由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每年开会四次，以共同协调对外政策。
1972年10月，“共同市场”原六国和三个申请国的首脑在巴黎举行第1次会议。
会议声明要在1980年前把“共同市场”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欧洲联盟”，并确定把现在每年举行两次的外长会议增加为四次。
1973年10月3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建议，西欧“共同市场”定期举行九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以便“在政治合作的范围内交换意见和协调立场”。
“第1次这样的会晤在1973年底之前举行。”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