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同基辛格再次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今天下午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再次举行了会谈。
上午，基辛格博士一行参观了北京郊区的南苑人民公社，受到公社负责人和社员的友好接待。
部分美国客人下午还参观了故宫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历史文物。

基辛格国务卿举行宴会
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应邀出席　基辛格和姬鹏飞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
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等，应邀出席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和夫人、副主任詹金斯和霍尔德里奇以及其他官员，基辛格博士的随行人员，出席了宴会。
基辛格博士和姬鹏飞外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基辛格博士在祝酒时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朋友家里请他们吃饭，这是极其合适的。
我们中国朋友具有很大的艺术，能够使他们的美国客人无论走到那里，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说，我曾经请我的同事中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用的中国谚语，他们告诉我的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可以说，我们第一桌确实在实践这句谚语。
他说，当我们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即将离去的时候，我们象前五次的访问一样，对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我们建立的关系感到亲热。
当尼克松总统在将近两年前到这里来并由此产生上海公报的时候，他是一位开拓者。
尼克松总统所开始的旅程，现在已被所有美国人认为是必要的了。
不论将来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持续因素。
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原则性的基础上的，是因为我们信守这一原则，并且懂得这一必要性。
基辛格博士说，在我们离开以后，我们要发表一项公报，但是，这次访问和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决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文件的字句中，它们将包含在已经建立的关系和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中。
他说，我有荣幸同毛主席进行有远见的、广泛的交谈，并且同总理进行长时间、建设性的会谈。
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他在结束讲话时代表尼克松总统、代表他的所有同事提议为毛主席的健康，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友谊，干杯。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一行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
在过去这三天里，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博士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我们两国官员还具体讨论了从各方面进一步开展中美之间的交流问题。
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同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
应当说，通过博士第6次来访，我们双方对彼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有益的。
姬鹏飞外长说，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未来的岁月里必将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必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向着正常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姬鹏飞外长提议为尼克松总统的健康，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贝时璋、吴忠、朱穆之、马仁辉、邓岗、王冶秋、王海容、吴蔚然、林平、彭华、朱传贤、钱大镛、王笑一、庄则栋、林慧卿等。

毛主席语录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耿飚同志举行宴会
热烈欢迎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团长雅克·儒尔盖率领的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席间，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李肖白、毛宝忠、赵学礼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附图片）
耿飚同志举行宴会欢迎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图为宴会前宾主友好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西藏实现一项农业生产重要变革
打破了“高原不能种植冬小麦”的迷信，夺得今年冬小麦大面积丰产
广大翻身农民响应自治区党委号召，扩大播种面积，力争明年更大丰收
据新华社拉萨1973年11月12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经过多年的试验证明，西藏高原不仅能够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而且由于太阳辐射强，可以获得高产。
今年，西藏地区的冬小麦获得了大面积丰收，翻身农民们在秋收后乘胜前进，把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扩大到三十万克（一克相当于一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
据统计，整个西藏全区去年秋天种了十四万克冬小麦，今年平均单产大部分超过四百斤，并且出现了不少跨“黄河”、过“长江”以及每克产千斤的高产田。
冬小麦在西藏高原获得大面积高产的喜讯，在广大干部和藏族翻身农民中引起了轰动，认为这是西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今后，大面积种植越冬作物——主要是种冬小麦，将对迅速改变西藏农业的面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
解放前，西藏除个别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冬小麦以外，绝大部分农业区仅习惯于种春青稞和春小麦，每克产量只有一百来斤。
为了帮助西藏各族人民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不久，党中央就派了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到西藏。
1952年，首批来到拉萨考察农业的技术人员，发现拉萨没有越冬作物。
在这个海拔三千六百米的河谷平原，土质肥沃，太阳辐射强，有利于作物光合作用，吸收和积累养分。
可是，这里为什么不能种植越冬作物呢？
同年秋天，他们在这里开始了第1次种植冬小麦的试验，第2年竟取得了每克产五百七十六斤的成绩。
接着第2次试种，每克产量仍在五百斤以上。
两年试种表明，冬小麦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拉萨，不但可以安家落户，而且产量很高。
但是，由于西藏当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反动的农奴主阶级对一切新生的事物都是敌视的，他们极力阻碍西藏建设事业的发展，因而这些经验并没有得到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还是埋头苦干，继续坚持试验。
为了找到适合西藏高原种植的冬小麦品种，给今后大面积推广创造条件，1959年，西藏农科所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引进了“肥麦”品种，试种的结果，每克产量达到九百三十二斤。
1960年在大田繁殖，单产五百七十五斤。
同年在一块丰产田里，单产达到一千一百六十斤。
1961年，他们种植了二百四十克，单产六百二十五斤。
1963年，几个冬小麦品种比较试验，“肥麦”每克产七百四十五斤。
这样经过多年试验，他们断定“肥麦”这种品种完全适合在高原推广。
农业科学人员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打破了束缚西藏农业发展的所谓“高原不能种植冬小麦”的迷信。
冬小麦试种成功了，能不能在西藏广大农业区推广呢？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许多生动的事实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
1964年，在林芝和堆龙德庆等县，翻身农奴们开始推广冬小麦。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年年扩大。
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加查县，开始的时候，有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西藏冬天种庄稼”。
经过试种后，年年丰收，面积逐年扩大。
1970年这个县试种了三百七十六克冬小麦，平均单产四百四十斤，上了《纲要》。
1971年播种面积扩大到三千三百克，单产继续上《纲要》。
去年秋季他们种植了九千五百克，今年收获单产达到五百二十斤，一跃过了“黄河”。
拉萨地区1972年种植冬小麦三万六千多克，平均单产四百斤以上。
今年全自治区的十四万克冬小麦，又获得了大面积的高产。
实践证明，一个县大面积种植冬小麦可以高产，在一个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同样可以高产。
现在，西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谈论：
“西藏农业要上去，多种冬小麦是个好办法。”
看来，冬小麦在西藏地区将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这是西藏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翻身农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现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农业地区各级党组织，把推广冬小麦这件事情，看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他们针对西藏百分之七十的农田面积分布在海拔三千到四千一百米之间的特点，采取重点农业县多种，多数县试种，而后取得经验大面积推广的办法，现在已经使冬小麦扩种到海拔四千零五十米的地区。
今年09月初，自治区党委发出号召，要求把冬小麦播种面积扩大一倍，广大翻身农民热烈响应。
播种开始后，各级党组织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宣传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鼓舞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各地冬小麦种的多，进度快，质量好。
目前，广大翻身农民正在进行冬小麦的管理工作，力争夺取明年更大的丰收。

西藏实现一项农业生产重要变革
打破了“高原不能种植冬小麦”的迷信，夺得今年冬小麦大面积丰产
广大翻身农民响应自治区党委号召，扩大播种面积，力争明年更大丰收
据新华社拉萨1973年11月12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经过多年的试验证明，西藏高原不仅能够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而且由于太阳辐射强，可以获得高产。
今年，西藏地区的冬小麦获得了大面积丰收，翻身农民们在秋收后乘胜前进，把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扩大到三十万克（一克相当于一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
据统计，整个西藏全区去年秋天种了十四万克冬小麦，今年平均单产大部分超过四百斤，并且出现了不少跨“黄河”、过“长江”以及每克产千斤的高产田。
冬小麦在西藏高原获得大面积高产的喜讯，在广大干部和藏族翻身农民中引起了轰动，认为这是西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今后，大面积种植越冬作物——主要是种冬小麦，将对迅速改变西藏农业的面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
解放前，西藏除个别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冬小麦以外，绝大部分农业区仅习惯于种春青稞和春小麦，每克产量只有一百来斤。
为了帮助西藏各族人民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不久，党中央就派了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到西藏。
1952年，首批来到拉萨考察农业的技术人员，发现拉萨没有越冬作物。
在这个海拔三千六百米的河谷平原，土质肥沃，太阳辐射强，有利于作物光合作用，吸收和积累养分。
可是，这里为什么不能种植越冬作物呢？
同年秋天，他们在这里开始了第1次种植冬小麦的试验，第2年竟取得了每克产五百七十六斤的成绩。
接着第2次试种，每克产量仍在五百斤以上。
两年试种表明，冬小麦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拉萨，不但可以安家落户，而且产量很高。
但是，由于西藏当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反动的农奴主阶级对一切新生的事物都是敌视的，他们极力阻碍西藏建设事业的发展，因而这些经验并没有得到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还是埋头苦干，继续坚持试验。
为了找到适合西藏高原种植的冬小麦品种，给今后大面积推广创造条件，1959年，西藏农科所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引进了“肥麦”品种，试种的结果，每克产量达到九百三十二斤。
1960年在大田繁殖，单产五百七十五斤。
同年在一块丰产田里，单产达到一千一百六十斤。
1961年，他们种植了二百四十克，单产六百二十五斤。
1963年，几个冬小麦品种比较试验，“肥麦”每克产七百四十五斤。
这样经过多年试验，他们断定“肥麦”这种品种完全适合在高原推广。
农业科学人员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打破了束缚西藏农业发展的所谓“高原不能种植冬小麦”的迷信。
冬小麦试种成功了，能不能在西藏广大农业区推广呢？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许多生动的事实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
1964年，在林芝和堆龙德庆等县，翻身农奴们开始推广冬小麦。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年年扩大。
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加查县，开始的时候，有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西藏冬天种庄稼”。
经过试种后，年年丰收，面积逐年扩大。
1970年这个县试种了三百七十六克冬小麦，平均单产四百四十斤，上了《纲要》。
1971年播种面积扩大到三千三百克，单产继续上《纲要》。
去年秋季他们种植了九千五百克，今年收获单产达到五百二十斤，一跃过了“黄河”。
拉萨地区1972年种植冬小麦三万六千多克，平均单产四百斤以上。
今年全自治区的十四万克冬小麦，又获得了大面积的高产。
实践证明，一个县大面积种植冬小麦可以高产，在一个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同样可以高产。
现在，西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谈论：
“西藏农业要上去，多种冬小麦是个好办法。”
看来，冬小麦在西藏地区将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这是西藏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翻身农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现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农业地区各级党组织，把推广冬小麦这件事情，看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他们针对西藏百分之七十的农田面积分布在海拔三千到四千一百米之间的特点，采取重点农业县多种，多数县试种，而后取得经验大面积推广的办法，现在已经使冬小麦扩种到海拔四千零五十米的地区。
今年09月初，自治区党委发出号召，要求把冬小麦播种面积扩大一倍，广大翻身农民热烈响应。
播种开始后，各级党组织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宣传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鼓舞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各地冬小麦种的多，进度快，质量好。
目前，广大翻身农民正在进行冬小麦的管理工作，力争夺取明年更大的丰收。

认真学习新党章　坚决执行新党章
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党员和群众决心按照新党章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据新华社上海1973年11月13日电
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认真学习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加深对党的纲领、路线的理解，决心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党的十大胜利闭幕以后，上海许多工厂企业的党组织举办了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的新党章学习班。
各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同大家一起学习。
许多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在学习中，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的伟大斗争，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无比英明正确，认为新党章写上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
上海皮鞋厂党委书记干瑞芬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给了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极其沉重的打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个人也在这场大革命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使我懂得了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决不能“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干瑞芬还结合学习新党章，谈了他们厂积极选拔和培养新干部的情况。
近几年来，他们厂从工人中选拔了七十一名新干部，参加厂和车间的领导工作，占全厂这两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使各级领导班子都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同时还为兄弟单位输送了一批新干部。
最近，他们结合学习十大文件，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批判了论资排辈等错误思想，提高了思想觉悟，制订了新的规划，准备按照新党章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新干部的工作。
许多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了新党章，表示要更加努力地看书学习。
红色线厂二车间党支部委员郑月琴，最近参加了厂党总支举办的党员学习班，她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时说：
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第1条，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这向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提出了看书学习的重要任务。
我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共产党员学不学马克思主义，批不批修正主义，这是关系到是不是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的大问题。
郑月琴说，这几年我已经读完了八本马列著作和许多篇毛主席著作。
但是比党章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一定要为革命一辈子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一辈子批判修正主义。
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在学习新党章中关于“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一内容时，一致认为这是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上海达丰铸造厂党支部副书记、新干部储敏伟谈他的体会时说：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长期存在，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敢于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我经历的斗争还很少，更要认真看书学习，要出以公心，敢于斗争，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对错误的东西斗争到底，无所畏惧。
上海中华印刷厂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学习新党章中关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问题时，狠批了林彪破坏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罪行。
这个厂彩印车间地图组组长、共产党员杨金泉说，把毛主席亲自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写进新党章，意义十分深远。
对作风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它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的大问题。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罗思鼎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1个封建王朝。
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
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
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1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②，这说明秦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
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③。
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
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就发生在秦国④，据《庄子·盗跖》篇记载，跖率领“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
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
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
公元前四○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⑤。
这表明秦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
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⑥。
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⑦的新制度。
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
秦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⑧。
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⑨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
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⑩，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
“孔子西行不到秦”（11）。
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
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
“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
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12）。
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13）的法家。
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
当时，在秦国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
秦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14），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
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事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5），竭力提倡变革。
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
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
如“开阡陌封疆”（16），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17）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
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倡导“僇力本业”（18），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9）。
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
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
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20），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
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21）。
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悸，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22），“畜怨积雠比于丘山”（23）。
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
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24）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他对公子虔处以割鼻的重刑，罚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懽。
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
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25），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26）。
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
“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
（27）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
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广泛的动员。
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
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
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28）。
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一度统治了秦国。
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
秦惠王有个舅子名叫魏冄，后封于穰，称为穰侯。
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29）。
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30），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
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
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
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31）。
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
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
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32）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33），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他同孔子杀少正卯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34），要求严厉镇压。
商鞅“决裂阡陌”（35），“隳经界”（36），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
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37），妄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的“井田”制。
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38）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
孟子则抛出“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39），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40）。
商鞅主张“法治”；
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
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隶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辟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韩非说：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41）。
这话说得不错。
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
据记载，“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
（42）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
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43）之称。
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荣。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
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
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冄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44）。
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45）。
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
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46），下令每人罚盔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睢从魏国来到了秦国。
他逃避了穰侯魏冄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
（47）范睢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8）的思想，反对“世臣”、
“世禄”制度。
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睢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
他告诫昭王说：
“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49）。
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
范睢批判以魏冄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
“远交近攻”（50）的政策。
范睢的路线博得了秦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51）。
秦昭王任用范睢后，在对外的统一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52），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睢为相。
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但是，范睢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
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
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睢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53）。
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
范睢、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
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奴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睢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
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
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
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
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
只有秦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睢、蔡泽、李斯等。
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
秦国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隶）千人，富“拟于人君”。
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
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54），是个大奴隶主。
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
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殖”，而是“孝”与“贤”（55），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
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
战国末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
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
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
《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
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
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
《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56），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面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
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
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57）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2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58）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59）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
吕不韦罢官后，死不改悔，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
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五年畏罪自杀。
吕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秦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
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
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
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
根据历史记载：
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
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
这些人中的有一部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
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
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雠”（60），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
秦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61），由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
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62），明目张胆地鼓吹复辟殷周时代的奴隶制。
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63），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他还指出：
“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64），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
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65），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66）。
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
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67），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
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68）的主张。
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69）的主张。
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
秦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70）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
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
在秦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未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箸”（71）。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
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
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
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72）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73）。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不妄诛一吏”；
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74）。
而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
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三
毛主席指出：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1个王朝。
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1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
“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
儒生郦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
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郦食其说：
“竖儒，几败而公事！”
（75）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
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
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
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
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
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76）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
（77）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
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
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
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
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①　贾谊：
《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后汉书·班彪列传》
③（68）　《韩非子·和氏》
④　《汉书·贾谊传》注：
“跖，秦大盗也。”
⑤　《史记·六国年表》
⑥⑨⑩（24）　《史记·秦本纪》
⑦（60）（61）（62）（63）（64）（65）（66）（67）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商君书·更法》
（11）　韩愈：
《石鼓歌》
（12）　《列子·说符》
（13）（14）（15）（16）（17）（18）（20）（21）（25）（28）（48）　《史记·商君列传》
（19）　《商君书·农战》
（22）　《盐铁论·非鞅》
（23）　刘向：
《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26）　《战国策·秦策（一）》
（27）　章太炎：
《訄书·商鞅》
（29）　《史记·穰侯列传》
（30）（35）（44）（47）（49）（50）（51）（53）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31）　《战国策·魏策（三）》
（32）　《孟子·梁惠王下》
（33）（40）　《孟子·离娄上》
（34）　《孟子·告子下》
（36）　《通典·食货（一）》
（37）（39）　《孟子·滕文公上》
（38）　《通典·选举（一）》
（41）　《韩非子·定法》
（42）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43）　《华阳国志·蜀志》
（45）　《荀子·儒效》
（46）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52）　《史记·李斯列传》
（54）　《史记·吕不韦列传》
（55）　《吕氏春秋》卷十四
（56）　《吕氏春秋》卷二十一、十九
（57）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58）　《韩非子·有度》
（59）　《韩非子·显学》
（69）　《韩非子·诡使》
（70）（71）　章太炎：
《秦献记》
（72）　李白：
诗《秦王扫六合》
（73）　李贽：
《藏书·卷二目录》
（74）　章太炎：
《秦政记》
（75）　《史记·留侯世家》
（76）　柳宗元：
《封建论》
（77）　王夫之：
《读通鉴论·秦始皇》
（原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

他们协助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发挥了积极作用
切实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
黎城县各级党组织聘请一批老贫农、老劳模、复员退伍军人和退休老干部当“参谋”。
他们协助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太原1973年11月13日电 山西省黎城县各级党组织请了一批老贫农、老劳动模范、复员退伍军人和退休老干部当“参谋”。
这些“参谋”对于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监督各级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黎城县是太行山区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老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里涌现出大批有经验的干部，他们中有一些已年老退休回乡。
全县还有不少复员军人和劳动模范。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这些老同志中许多人焕发了继续革命的青春，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协助当地社、队干部搞好工作。
黎城县委的领导成员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同志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有较高的路线觉悟和政策水平，又和群众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虚心听取这些同志的意见，可以帮助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
经过充分酝酿，今年02月份，县委请了二十四名老劳模、老羊工、复员军人、退休老干部等组成“参谋组”。
接着，全县十七个公社、二百三十七个生产大队也陆续成立了“参谋组”。
全县被聘请担任各级党组织的“参谋”的达一千多人。
对县委“参谋组”的成员，县委平时采取登门访问和书信联系等方法，同他们互相通气。
在研究重大问题时，还把他们请到县里，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介绍县委的工作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今年县委请县“参谋组”成员参加过三次重大活动。
第1次是春天山西省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后，县委和他们共同讨论了全县怎样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的问题。
第2次是请他们和县、社、队三级干部共同讨论把黎城建设成大寨县的规划和措施。
第3次是党的十大胜利闭幕后，请他们参加了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和他们共同学习十大文件，讨论怎样贯彻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参谋组”的成员在研究和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时，都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县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今年春天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推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时，县委“参谋组”成员、劳动模范、东阳关公社东阳关大队党支部书记马喜生，就主动向县里报告了他们队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联系实际开展批林整风，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新成绩的经验。
县委认为他们的经验很有价值，后来在全县进行了推广。
各社、队已采取多种方法，加强同自己的“参谋”的联系，发挥他们的作用。
柏峪公社
“参谋组”的成员岳书彦，原是本县供销社主任，因年老退休回到寺底大队。
今年夏季，他发现有的队干部因为怕麻烦，在分配工作中采取简单化的做法，结果违背了党的政策。
他就建议公社党委结合夏季分配工作，进一步宣传、落实党的分配政策。
公社党委根据他的建议，及时举办了大队支部书记和会计学习班，并组织力量到各个生产队进行具体帮助，使各队的分配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担任县、社、队党组织“参谋”的老贫农、老劳动模范、退休老干部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们是路线教育和传统教育的老师，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此，县委经常给他们介绍青年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工作动态，要求他们大力帮助青年干部成长。
许多老参谋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以身作则，对青年干部教育很大。
县委“参谋组”组长景华，原是县武装部长，战争期间负伤，一只臂膀残废，1969年退休回到柏峪公社东柏峪大队。
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福芹是个年轻的新干部，他工作积极，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影响了同群众的联系。
景华就主动跟他一起劳动，利用休息时间向他和社员们讲述战争年代八路军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团结战斗，赢得了胜利的事迹，对李福芹进行启发、帮助。
接着，他又和李福芹一块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教育他要正确对待群众，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在景华的帮助下，李福芹后来在这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

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　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
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指战员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继续革命的旺盛意志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在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指战员狠批林彪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
这个红军团是一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部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批林整风运动以来，团党委结合本团的光荣历史和斗争实际，对部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组织干部和战士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使大家进一步增强了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激发了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旺盛意志。
去年12月，这个团奉命到某山区执行埋设电缆的任务。
在荆棘遍野，乱石满坡的工地上，战士们以当年红军吃草根，嚼树皮，坚持长征的精神，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向冻土和顽石开战。
有的地段全是一色铁硬的青石，一锤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凿一个炮眼需要打上两三千锤。
虎口震裂了，战士们也不愿休息一会。
在风口上、山腰上作业的连队，西北风刮得人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稍不留心就会掉进深谷，战士们就趴在地上，硬是用钢钎一点一点地凿，用铁镐一下一下地刨，使工效由原来每人日进一米增加到了三米。
一营在施工中遇到四十多米的山泉流水地段。
荣获“常胜排”称号的二连二排的战士们，抢先跳进刺骨的冰水里作业。
手冻肿了，腿冻麻木了，冰块和石头刺破了皮肉，谁也没有叫过苦。
全团干部和战士就是这样顽强地战斗了三十二天，终于在深山峡谷中挖好电缆沟二十多公里，铺设电缆线一百七十多盘，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个团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经历过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在带领部队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中争当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一次，部队到某地执行一项艰巨的国防施工任务。
当时正是隆冬季节。
团的领导干部坚持不脱离群众，在艰苦环境中自觉磨练革命意志。
团长葛德明在战争年代负过伤，又有高血压病，每天起早摸黑，顶着风雪，推着载有几百斤石头的小车往山上运送。
为了把好质量关，他钻到钢筋架里去细心体察，摸索经验，和战士们一起战斗了五天五夜。
冬天施工，备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负责指挥这项工作的副团长曾宪浩每天吃在工地，住在工地。
部队上工三班倒，他跟班作业一班也不拉。
战士们见他眼熬红了，脸变瘦了，劝他休息一会，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干革命怕掉肉，怎么能干好革命呢！”
由于曾宪浩这样身先士卒，指战员们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备料任务，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
在施工最紧张的阶段，团里的九名领导干部昼夜坚守在工地，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激发了广大战士的冲天干劲，加速了整个工程的进展。
在这个红军团的各个连队里，战士们特别注意发扬革命前辈打硬仗，攻碉堡的革命精神，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苦练杀敌本领。
隆冬，他们冒着风雪野营拉练，在最坚硬的地上做土工作业；
盛夏，他们头顶骄阳，脚踏滚烫的黄沙，苦练射击、投弹、刺杀。
在战斗英雄何万祥生前所在的二连，战士们以老连长何万祥为榜样，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培养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今年06月，上级对这个连进行射击考核。
考核刚开始，就下起了暴雨。
这时，战士们就在暴风雨中高唱革命连歌《我们的连长何万祥》，趴在泥水地里进行了两小时的实弹射击。
今年，由于全团指战员刻苦训练，战术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轻武器四个练习射击和投弹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红军团的干部和战士，在大好形势下坚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实行勤俭建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冬天，全团在山区农村驻训，需要解决取暖设备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花钱购买炉子、炉筒。
这时，团党委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有关章节，回顾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住山洞，睡窝棚，自己拣柴取暖，度过艰难岁月，夺取战争胜利的事迹。
随后，党委常委魏茂兴和后勤人员到八连摸索解决取暖问题的办法。
他们同八连干部和战士一起，研究改进出一种既不损坏老乡炉灶，又能烧煤取暖的地炉灶。
有的房子没有锅灶，战士们就到野外拣来石头、断砖，垒起了炉灶。
八连的办法在全团推广以后，全团各单位没有花费一分钱，就解决了取暖问题，为国家节约了近万元。
去年以来，这个团还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自己动手，修理营具，改建住房，整修地下水道，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开支，支援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　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
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指战员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继续革命的旺盛意志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在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指战员狠批林彪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
这个红军团是一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部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批林整风运动以来，团党委结合本团的光荣历史和斗争实际，对部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组织干部和战士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我军光荣传统的罪行，使大家进一步增强了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激发了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旺盛意志。
去年12月，这个团奉命到某山区执行埋设电缆的任务。
在荆棘遍野，乱石满坡的工地上，战士们以当年红军吃草根，嚼树皮，坚持长征的精神，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向冻土和顽石开战。
有的地段全是一色铁硬的青石，一锤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凿一个炮眼需要打上两三千锤。
虎口震裂了，战士们也不愿休息一会。
在风口上、山腰上作业的连队，西北风刮得人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稍不留心就会掉进深谷，战士们就趴在地上，硬是用钢钎一点一点地凿，用铁镐一下一下地刨，使工效由原来每人日进一米增加到了三米。
一营在施工中遇到四十多米的山泉流水地段。
荣获“常胜排”称号的二连二排的战士们，抢先跳进刺骨的冰水里作业。
手冻肿了，腿冻麻木了，冰块和石头刺破了皮肉，谁也没有叫过苦。
全团干部和战士就是这样顽强地战斗了三十二天，终于在深山峡谷中挖好电缆沟二十多公里，铺设电缆线一百七十多盘，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个团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经历过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在带领部队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中争当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一次，部队到某地执行一项艰巨的国防施工任务。
当时正是隆冬季节。
团的领导干部坚持不脱离群众，在艰苦环境中自觉磨练革命意志。
团长葛德明在战争年代负过伤，又有高血压病，每天起早摸黑，顶着风雪，推着载有几百斤石头的小车往山上运送。
为了把好质量关，他钻到钢筋架里去细心体察，摸索经验，和战士们一起战斗了五天五夜。
冬天施工，备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负责指挥这项工作的副团长曾宪浩每天吃在工地，住在工地。
部队上工三班倒，他跟班作业一班也不拉。
战士们见他眼熬红了，脸变瘦了，劝他休息一会，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干革命怕掉肉，怎么能干好革命呢！”
由于曾宪浩这样身先士卒，指战员们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备料任务，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
在施工最紧张的阶段，团里的九名领导干部昼夜坚守在工地，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激发了广大战士的冲天干劲，加速了整个工程的进展。
在这个红军团的各个连队里，战士们特别注意发扬革命前辈打硬仗，攻碉堡的革命精神，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苦练杀敌本领。
隆冬，他们冒着风雪野营拉练，在最坚硬的地上做土工作业；
盛夏，他们头顶骄阳，脚踏滚烫的黄沙，苦练射击、投弹、刺杀。
在战斗英雄何万祥生前所在的二连，战士们以老连长何万祥为榜样，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培养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今年06月，上级对这个连进行射击考核。
考核刚开始，就下起了暴雨。
这时，战士们就在暴风雨中高唱革命连歌《我们的连长何万祥》，趴在泥水地里进行了两小时的实弹射击。
今年，由于全团指战员刻苦训练，战术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轻武器四个练习射击和投弹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红军团的干部和战士，在大好形势下坚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实行勤俭建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冬天，全团在山区农村驻训，需要解决取暖设备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花钱购买炉子、炉筒。
这时，团党委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有关章节，回顾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住山洞，睡窝棚，自己拣柴取暖，度过艰难岁月，夺取战争胜利的事迹。
随后，党委常委魏茂兴和后勤人员到八连摸索解决取暖问题的办法。
他们同八连干部和战士一起，研究改进出一种既不损坏老乡炉灶，又能烧煤取暖的地炉灶。
有的房子没有锅灶，战士们就到野外拣来石头、断砖，垒起了炉灶。
八连的办法在全团推广以后，全团各单位没有花费一分钱，就解决了取暖问题，为国家节约了近万元。
去年以来，这个团还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自己动手，修理营具，改建住房，整修地下水道，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开支，支援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旅日华侨代表团离广州去日本
新华社广州1973年11月13日电 以博仁特古斯为团长，李天图、吕漱石为副团长的我国旅日华侨代表团，结束了在祖国的观光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经香港去日本。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徐绳周、彭光涵等到车站欢送。
代表团是09月22日从日本回到祖国的。
10月01日，他们在北京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国庆活动。
在这以后，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长沙、韶山、长春、旅大、沈阳、抚顺、鞍山、延安、西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地，所到之处受到祖国亲人的热情欢迎。
代表团于11月10日到达广州。
12日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单印章，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钟明，以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在广州期间，参观了毛主席早年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和1973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还访问了佛山市和南海县大沥人民公社。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博士离广州返美国
新华社广州1973年11月13日电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和袁家骝博士，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返回美国。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詹尖锋、李崇明等前往车站送行。
吴健雄、袁家骝博士是12日从桂林到达广州的。
当天晚上，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吴健雄、袁家骝博士离开广州前，曾先后参观访问了北京、天津、郑州、长沙、昆明、桂林等地。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贵州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各级党组织和教育部门
依靠群众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据新华社贵阳1973年11月12日电
贵州省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各级党组织和教育部门，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和依靠群众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使散居在崇山峻岭中的布依族、苗族人民的子女，有了入学的机会。
现在，这个县的中、小学，已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百六十六所，增加到四百二十八所。
解放前，这里的布依族、苗族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更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
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个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办学热潮，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后来，由于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大部分学校停办了。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委认真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促进全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个县的秧坝区，一百五十六个自然村寨大都是在高山峡谷之中，过去因为学校少，儿童们要跋山涉水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家长们不放心，许多孩子不能上学。
这个区广泛发动群众就地建校办学，全区办起了一百零三所小学和五个附设初中班，大大方便了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学。
对于在发展教育事业中需要培养少数民族教师的问题，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委也是通过走群众路线来加以解决的。
近几年来，他们从全县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生产队干部中，选拔了一批布依族和苗族青年，充实到教师队伍里去；
同时，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帮助这批教师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在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与教育下，全县出现了一批扎根山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少数民族优秀教师。
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开展。
全县有许多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山村办起了政治夜校，担任了学习辅导员。
许多大队和生产队还有了从民办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记分员和“赤脚医生”。
有些偏远社、队的民办学校师生，还建立了业余宣传队，自编自演革命文艺节目，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促进了农村批林整风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

喜看巫峡新山乡
——记湖北巴东县泉口公社艰苦建设山区的斗争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在长江巫峡北岸荒僻的丛山峡谷之间，如今令人惊喜地看到：
一层层梯田，一座座药园和茶场，一坡坡经济林和用材林……，这里就是湖北省巴东县泉口公社。
这是当地人民辛勤建成的社会主义的新山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泉口公社用石头垒了水平梯田一千零五十亩，梯形茶园八百五十多亩，粮食产量增长了将近一倍，平均亩产量跨过了《纲要》，集体储备的粮食，够全社人民吃一年。
建设山区，不单是一场改造自然的斗争，更主要的是一场改造人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要冲破私有制遗留下来的狭隘、自私、保守的思想羁绊，要战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踏步前进。
泉口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就是从这样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走过来的。
干社会主义，不走邪门歪道
泉口公社所在地区，山大坡陡，地域辽阔，人烟分散，自然条件很不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自一包”的黑风，也刮到了这个大山区。
当地的党组织率领党员和贫下中农，和这股黑风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他们抵制了错误路线，打击了那些煽动搞单干的阶级敌人。
广大干部和群众说：
“我们要靠集体，干社会主义；
不靠单干，不走邪门歪道。”
这场尖锐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时起时伏。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这里深入开展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进行了顽强的挣扎，妄想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他们以山区副业资源多为幌子，煽动搞副业单干。
泉口公社党委认为，要彻底粉碎这股歪风，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
他们抓住一件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向干部和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在修正主义路线“三自一包”黑风影响下，这里曾发生个别人迷路的现象。
社员张前茂，就是一例。
他有一套采药的“绝技”，能够攀悬崖，走峭壁，把生长在绝壁的贵重药材采到手。
这“本事”，使他当时摆不脱单干的引诱，竟把全家搬上了老高山，独自采药谋生去了。
但是，三年之后，张前茂又搬回了泉口。
这三年，是张前茂走单干道路碰壁回头的三年，也是泉口广大社员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三年。
这三年中，泉口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摘掉了缺粮帽子，开始有了集体的储备粮。
大家没有嫌弃一时迷路的张前茂，而是满腔热忱地欢迎他回来一道干社会主义。
从此，张前茂的“绝技”才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生产作出了贡献。
1971年，为了多积肥，大家想上老高山一个崖洞掏燕粪。
洞子在悬崖峭壁，攀登上去很危险。
这时，张前茂自告奋勇去探路。
他冒着危险，爬上崖壁，钻进崖洞，向燕子栖息的地方爬去，终于找到了大量的燕粪。
这一年，全社从洞里背回了五万多斤燕粪作肥料。
泉口的干部和社员从张前茂的教训中认识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当一个人不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不管他有什么“本事”，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会起破坏作用；
当他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的“本事”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
从此，泉口人民越发爱国家爱集体，越发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抵制歪风邪气。
靠大寨精神，穷山变富山
泉口的山，一座座都是“老虎山”，又高又大又陡；
那里的地，一块块都是“阎王地”，挂在陡坡上，挤在崖隙中，没有一块是平的。
过去，出坡（到地里）干活，得一手揪着树桩，一手挥动月锄（高山锄），劳动时，稍不小心，就会摔伤。
这样恶劣的生产条件能不能改变？
过去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
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激起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斗志，他们开始提出建设梯田梯地的建议。
可是，有人认为这是痴心妄想，说：
“除了用原子弹炸，别想办到！”
公社党委引导了这场大辩论，他们用党的路线教育群众，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大家深深懂得，梯田梯地非搞不可，这是建设山区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
广大贫下中农意气风发地说，有毛主席指路，有大寨作榜样，坡地要变成良田，穷山要变成富山。
一场大规模的劈山造田的群众活动开展起来了。
它显示了泉口人民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冲击着一切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思想。
人们八年如01日地奋战在陡坡峡谷之间，吃大苦，耐大劳，为革命劈山造田。
女社员杨自秀，刚结婚就上了建设工地，一干就是几年。
她从崖上摔下来，不等伤势痊愈，又重返战场。
在垒石坎的过程中，她的指甲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掉，新的指甲又一个个地长出来。
就这样，她的那一双普普通通的手，成了改天换地的铁手。
解放前被迫住崖洞、解放后才下山的舒显贵，年纪大，身体弱，本应安度晚年。
但是，当她一听到劈山造田的号召，立刻走上她长期走熟的山路，带领一班人转战一个又一个陡坡，开辟梯田梯地。
有人问她为啥这样“老拚命”？
她说：
“我是共产党员，这老命是党给的，我要把它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山乡的事业！”
泉口人民就是这样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穷山，建起了一层又一层梯田，粮食产量成倍地增加。
不少坡地变成了林园，多种经营也蓬勃发展起来。
一心向集体，革命靠自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泉口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乡的斗争中，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心向着集体，自觉地为壮大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增砖添瓦。
为了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泉口公社派共产党员荣祯贵带着两个社员，上了方圆数十里的高山白龙观办茶场。
几年时间，他们三人不仅开出了六十四亩茶梯，还开辟了二十亩药园，栽了近万棵杉、桐。
办药园，植杉、桐，本来不是他们的任务。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多找“麻烦”？
荣祯贵回答得十分简明：
“事情该那么办嘛！”
他们刚上白龙观种茶的时候，只有三把锄头，一点资金也没有。
他们主动到外山突击采药，卖给供销社，解决办茶场的资金问题。
从这里，他们想到在白龙观办起药园不是更好吗？
于是寻来药苗，办起了药园，随后又种植了杉、桐。
象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
许多泉口的贫下中农，只要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他们就自觉地去干。
民办教师，主动兼起了“赤脚医生”的部分职责，采点中草药，捎带给学生、家长治点小伤小病；
饲养员，也是附近农田、林园的义务管理员。
五保户赵婆婆，队里给她盖了新房，生活一点也不用她发愁、操心。
可她却一声不响地把野蜜蜂诱到箱箱里、桶桶里，家养起来，逐步养到了十七群！
她把蜜糖交给队里说：
“别的我干不了，养几群蜂子不费劲，算我对集体的一分心意吧！”
本报记者

立大志　抓大事
——湖南安乡县以路线为纲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事迹
一踏上湖南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安乡县的县境，我们就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吸引住了。
高压输电线从东南方向飞来，象顿然撒开的银网，把四面八方的电力排灌站连接起来。
条条水渠纵横交织，把稻田划成整整齐齐的方格，恰似一幅棋盘。
走在这园田化的大地上，只见禾苗如茵，渠水似镜，绿树成行，鸡鸭成群，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近几年来，安乡县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
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鼓足干劲，改变生产条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6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量就达到了一千一百零四斤，总产量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长百分之四十九。
1971年和1972年，虽然都是百日大旱，粮棉双双大丰收。
今年在持续一百多天阴雨低温的不利情况下，早稻又获得好收成，亩产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点六。
近四年来，全县棉花每年平均亩产九十斤。
全县平均每人有树一百一十多株。
1972年的生猪饲养量每户平均四头多。
养蚕、养鱼、植莲也有较快的发展。
目前，全县多种经营收入已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
去年，他们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达二亿零二百万斤，皮棉七万担。
全县平均每人已储备了四个月的粮食。
有意气风发的革命群众，有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何愁安乡面貌不能改变！
安乡，过去是洞庭湖滨的“渍水桶”，水害频繁，农业产量长期不稳不高。
经过多年不断改善水利条件，1966年，全县粮食亩产第1次跨过了《纲要》；
但是随后又降下来了。
能不能迅速改变农业生产不稳不高的状况呢？
当时，意见纷纷，首先在县领导成员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些同志认为，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鼓足干劲，大干苦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安乡就一定能跨大步。
但是，有的同志摇摇头说：
十多年来，肩没歇过，汗没干过，搞到这个样子，就很不错啦！
还有人说，安乡人少田多，负担重，农田建设只能慢慢来。
是小干慢干，还是大干快干？
是满足于“过得去”，还是从根本上来一个大变革？
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安乡县三次派人到大寨去参观学习，领导成员同时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求迅速统一思想。
县委书记李顺到了他当年搞土改的安丰公社铁路湾大队。
当时，已是数九寒天，铁路湾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却在开渠道，平沙丘，植树造林，干劲十足，热气腾腾。
他深深被群众这种巨大的干劲所感染，立即卷起裤脚，拿起铁锹，参加开渠。
他一边铲土，一边关心地问：
“这样冷的天气，大家受得了吗？”
老贫农雷保安指着弯曲零乱的小沟，回答说：
“你看，这些旧东西，你不动它，生产怎么上得去！
改变旧面貌，就得要苦干，天再冷，心也是热的！”
李顺听了很感动。
他想：
多么可贵的革命进取心啊！
多么可贵的革命干劲啊！
有这样意气风发的群众，有这种大干苦干的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又何愁安乡面貌不能改变！
铁路湾大队原是一个“五墹十眼一片沙，庄稼不长人搬家”的穷地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和社员群众焕发革命精神，艰苦奋战四、五年，把原来四千多块零乱的土地建成棋盘式的农田，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1969年，粮食亩产超千斤，皮棉亩产过《纲要》，都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一番。
那时正是1969年底，安乡县委在铁路湾大队水利工地上召开了全体会议。
他们从这个大队活生生的具体变化中，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教育，认识到安乡面貌变化不快，不是条件差，更不是群众不愿干，而是领导上路线觉悟不高，因循守旧，不思创举，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和雄心壮志。
县委全体会议认真总结了铁路湾大队的经验，并且作出决定：
在保证加固大堤的前提下，大搞垸内农田基本建设，建立稳产高产农田。
随后，全县由下而上地制订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安乡的五年远景规划。
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仅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不能只抓上多少人，进多少土，必须抓大事，抓阶级斗争。
远景规划表达了安乡全县四十三万人民的心愿。
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红旗招展，人声沸腾。
十二万精壮劳力，撒开在五百五十多处水利工地上。
青年民兵，组成一个个突击组，争赴难工险段，妇女们更不示弱，一支支“铁姑娘”队，你追我赶，抢挑重担；
老年人也闲不住了，到工地上修锄头，补土箕，争作贡献。
为了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安乡县委领导成员自始至终抓紧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带头苦干，领导全县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同大自然斗，同阶级敌人斗。
战斗刚开始不久，县委就在修渠工地上，召开了有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大讲党的基本路线，大讲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大家边劳动，边议论。
许多同志说，怕苦怕累学不了大寨，舒舒服服改变不了面貌，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总路线精神就是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会散后，县社干部立即分头深入第1线，向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带动群众大干苦干。
大溶湖激战，是安乡人民大干苦干的缩影。
这是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也是同阴险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大溶湖地势很低，传说是八百里洞庭的“锅底”。
安武公社横贯东西的排灌大渠，要从这里穿湖而过，跨度一千八百米。
这里湖草多，淤泥深，人没有地方站，土没有地方取，工程十分艰巨。
安武公社党委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组织了三千民兵大战大溶湖。
一百二十名共产党员和一百名共青团员挺身而出，成立了突击队，开到最难的工段上。
多次被评为治湖模范、联合大队的共产党员庞文烈，带领五十一名党员，首先冲向湖心。
他们不顾淤泥没顶的危险，纷纷下湖，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拨开淤泥，把一捆捆芦柴和稻草迅速压入泥中，为施工开辟立脚点。
可是，刚一进土，芦柴和稻草顿时就被淤泥吞埋了。
怎么办呢？
庞文烈他们毫不气馁，继续想方设法，用扎成的木排垫在淤泥上，然后再进土，终于战胜满湖淤泥，加快了工程进度。
但是，斗争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困难还在前头。
没料到，第2年湖水一泡，筑起来的堤，又全部沉下去了。
正当民兵们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以为有机可乘，向工地上吹起了一股冷风，说什么“沟从湖心过，劳民伤财罗”，“搞农田基本建设不合算，不如多搞副业赚现钱”。
公社党委一看风头，立即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不仅仅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而且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
不能只抓上多少人，进多少土；
必须抓大事，抓阶级斗争。
党委及时在工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大讲党的基本路线，大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刹住了阶级敌人煽起的冷风，进一步激励了广大社员的斗志。
他们连续苦战四年，终于战胜了淤泥塌陷，修好了破湖而过的长渠。
路线走正了，干部带头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过去认为难办到的事，现在在很短时间内就干完了。
四年来，安乡县农田基本建设共投工二千多万个，完成土石方六千多万方，相当于前十年工程量的总和。
安乡人民就是这样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地上绘出了一幅壮丽的图景：
四百多公里长的防洪大堤，挡住了洪水的侵袭，成为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坚强屏障；
新开的三千八百多公里长的渠道，密布田间，保证了排灌畅通；
二千八百多座水闸、涵管，星罗棋布，使机、电排灌设备更好地发挥了灌溉效益；
降低了地下水位，平整了土地，改良了土壤，……百分之八十以上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群众批评大有益
河北武邑县苏正大队，有二千亩耕地，过去多是寸草不长的死碱地。
根治海河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大寨，努力改造碱地，粮食产量不断上升，1971年亩产上了《纲要》。
这时，部分干部产生了“碱窝不比其它，上了《纲要》到了家”的自满思想，一度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贫下中农看了不满意，向党支部提出了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
第1条意见是“干部要干活”。
这条意见首先是提给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的。
1972年，他们两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不到五十天。
他们表示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批评；
但又原谅自己说：
“一百四五十户的队，六七百号人，多少事？
不是我们不干，而是忙得团团转。”
大队干部的事情多是事实；
但能不能更多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贫下中农同大队干部一起谈心。
他们说：
“1968年，咱们齐心向碱窝开战，干部带头干，顶寒风，披雪花，每天两头见星星，苦干三个冬春，建成八百亩平坦坦的园田，粮食亩产上了《纲要》。
现在，干部还是你们这些人，可这二年出出进进，不干活。
社员干得如何，你们看不见；
群众说的话，你们听不到；
指挥不到点子上，怎么会迈大步呢？”
这一番话，说得大队党支部成员个个点头。
党支部书记吕长春说：
不参加劳动，就脱离了群众，不仅忙不到点子上，还可能走上修正主义邪路呵！
党支部成员借着群众批评的东风，狠批了林彪一伙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骄破满，纠正了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等不正之风，坚持到生产中领导生产。
第2条意见是“劳力要集中”。
这条意见是督促干部划清“以副养农”和“以副伤农”的两条路线界限的。
当时“三夏”大忙当头，劳力分兵作战，支配不开。
看到这种现象，贫下中农与大队干部算了这样一笔账：
全队劳力共三百一十七人，其中副业、林业和养猪就用了一百多劳动力，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他们一针见血地说：
“去年‘三夏’大忙时有教训呵！
当时副业上的六、七十个劳动力本应抽到农业上来，可是，支部舍不得动。
结果夏季播种晚了几天，秋后收成受到了影响。
咱们要‘以粮为纲’，‘以副养农’，可不能‘以副伤农’，叫钱蒙住眼睛呀！”
大队党支部很受启发，大家领会到，千忙万忙，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路线这条纲。
他们立即对劳力进行重新安排，保证百分之九十的劳力集中到农业战线上，同时加强了对林、牧、副业的管理。
第3条意见是“当家要理财”。
这是贫下中农平日很关心的一条。
他们批评说：
“咱们干部这二年是当家不理财，有钱乱用，没用在刀刃上。”
贫下中农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过去，队里家底薄，干部处处精打细算，那怕是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
队里要置什么东西，都经过社员讨论，千方百计往农业上用。
现在，部分干部有大手大脚现象，财务管理松了，花多少钱也不与社员商量，不该买的也买上了。
比如原来计划打一眼机井，扩大浇地面积，可到打井的时候，却把准备的资金用于别的地方了，结果井没打成。
当时，社员尖锐指出：
支部不管好财务，光想在八百亩水灌田上过小日子，不想在二千亩上创高产。
群众的尖锐批评，触动了大队党支部，他们组织干部认真总结了近二年财务管理上的漏洞，一笔一笔地细算，发现贫下中农的批评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建立和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并且规定凡是购买较大物件，都要经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讨论，集中财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
　本报通讯员

迎鱼汛〔木刻〕　杨麟阶作

中国和瑞士签订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11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员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1973年11月12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正式签订。
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团长、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瑞士民航局局长韦尔内·古尔迪曼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在这同时，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瑞士航空公司的代表还签订了两项关于空运业务的协议。
陈志方和古尔迪曼在签字后互致贺词，表示协定的签订将促进中、瑞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已在11月12日离开瑞士。

印度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英国分会成立
新华社伦敦电
印度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英国分会11月04日在伦敦成立，由卡茨任分会主席。
卡茨在分会成立的会议上讲话说，柯棣华大夫是一位印度医生，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他随着印度医疗队于1938年到达中国。
以后，到前线同八路军一起工作。
他十分热心尽责，克服一切困难，医治伤员，救了许多中国同志。
他为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服务了四年，于1942年12月09日逝世。
卡茨号召在英国的印度侨民永远纪念柯棣华大夫，学习他无私地献身于崇高事业和促进印、中人民友谊的光辉榜样。

反对法西斯统治　争取民主权利
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学生展开斗争
新华社平壤1973年11月13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的四千多名学生展开反对朴正熙集团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正义斗争。
11月12日中午，这所大学的学生总会在校内举行了声讨朴正熙集团法西斯罪行的大会。
在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书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学生，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号召舆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斗争。
学生们在声讨大会上还决定佩带黑色飘带，以表示对朴正熙集团的憎恨和抵制。
另据报道，汉城大学药科学院的三百多名学生也在12日举行集会，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罪行，表示决心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学生们决定从12日下午开始罢课。

尼泊尔《新时代》周刊发表社论
支持朝鲜统一并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 尼泊尔《新时代》周刊10月16日发表社论，支持朝鲜统一并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
社论说，“某些大国已建议接纳北朝鲜和南朝鲜同时进入联合国。
它们这一行动背后的目的是要使朝鲜的分裂状态合法化。
它们为了企图证明这一确实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建议有道理，引用了两个德国最近进入联合国作为例子。
它们提出此种论据只不过是想歪曲现实情况。
事实是，自从1953年停战协定缔结以来，北朝鲜一直要求朝鲜的统一和自主，而不附加政治条件。”
社论指出：
“只有南朝鲜当局，在帝国主义影响下，干着背离朝鲜人民愿望的事情。”

布迈丁主席在联大将讨论朝鲜问题时致电不结盟国家首脑
呼吁为正确解决朝鲜问题作出努力
新华社阿尔及尔1973年11月12日电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11月12日报道，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在联合国大会即将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致电不结盟国家首脑，呼吁他们为正确解决朝鲜问题作出努力。
电报说：
“联合国第28届大会即将讨论朝鲜问题，我作为第4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有责任提请你们高度注意我们所有国家为和平地、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关注并为此而努力的意愿。”
电报指出：
“这个问题曾在第4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讨论过，并且通过了决议，决议特别要求撤走打着联合国旗号驻扎在南朝鲜的外国军队，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以便让朝鲜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务。”
电报说，第4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已经要求联合国同意这个决议”。
电报最后要求各不结盟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共同合作，“不遗余力地使第4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采取的立场占优势。”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也就此致电不结盟国家外长，呼吁他们为实现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而努力，并且在共同的斗争中加强声援和团结。

康良煜副主席接见我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1973年11月13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11月13日接见了以姚晓程为团长、董念黎为副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得俊在座。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也在座。

我乒乓球代表团到阿根廷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年11月12日电
以丘钟惠为团长，流静、金恕为副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阿根廷乒乓球协会的邀请，11月12日上午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个访问阿根廷的体育代表团。
前往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
阿根廷乒乓球协会主席多拉·马松·德马洛内、副主席哈科沃·雷斯曼以及阿根廷乒乓球协会其他领导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参加过今年0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阿根廷乒乓球运动员代表。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临时代办杨迈和华侨代表也到机场迎接。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丘钟惠表示，她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我医学代表团到达仰光
新华社仰光1973年11月12日电
以郭光华为团长的中国医学代表团11月12日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迎接的有，缅甸联邦卫生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吴昂登、吴汉吞等。
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也到机场迎接。

我广播代表团到越南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戴征远为团长的中国广播代表团应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之声”电台的邀请，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进行友好访问。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董林、金照、毛德厚以及外交部新闻司有关负责人王昌义到机场欢送。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阮进也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河内1973年11月13日电应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之声”电台的邀请，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戴征远为团长的中国广播代表团11月13日中午乘飞机到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
“越南之声”电台总编辑陈琳，副总编辑阮文一，编委阮文汉，越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委黎松山，和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参赞邱力行等到机场迎接。

我排球代表团到伊朗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德黑兰1973年11月12日电
以何振梁为团长的中国排球代表团应邀于11月12日乘飞机到达德黑兰，对伊朗进行友好访问。
伊朗体育组织国际司副司长沙希迪、伊朗全国排球联合会秘书长奈马蒂、德黑兰省排球联合会主席阿加希詹，以及伊朗国家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到机场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中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和中国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我红十字会代表团长拜会莎姆斯·巴列维公主
祝贺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成立五十周年
新华社德黑兰1973年11月12日电
正在德黑兰出席第22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欧阳竞，11月12日拜会了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主席莎姆斯·巴列维公主，祝贺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成立五十周年。
欧阳竞团长把中国红十字会祝贺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贺信交给莎姆斯·巴列维公主，并向她赠送了一幅镶着镜框的中国长城刺绣画。
莎姆斯·巴列维公主感谢中国红十字会的友好祝贺。
拜会时在座的有：
伊朗众议院副议长兼红狮与太阳协会总干事侯赛因·哈提比和伊朗国际会议中心代理秘书长埃马米。

朝鲜《劳动新闻》揭露所谓“关于韩国问题的备忘录”实质
谴责朴正熙集团的分裂阴谋和卖国罪行
新华社平壤1973年11月13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1月13日就南朝鲜统治集团不久前发表的所谓“关于韩国问题的备忘录”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和谴责朴正熙集团的分裂阴谋和卖国罪行。
文章说：
“一味迷恋于保持分裂状态的南朝鲜统治阶级为了阻挡我们的统一方案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企图硬要实现其炮制两个朝鲜的阴谋，正在各方面进行阴谋活动。
“特别是面临着现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即将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变得更加露骨。”
文章说：
“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是固定分裂，并企图得到国际上承认这一分裂状态的方案。
既然，要把朝鲜永远分裂成两个，那么，还能说得上这是为了‘统一’吗？”
文章说：
“所谓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是同朝鲜的和平与和平统一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只能成为经常性的紧张和纠纷的主要因素。
这也是完全违背关于在自主、和平与民族大团结的原则下实现统一的七·四南北联合声明的。”
文章谈到最近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展开的反对朴正熙集团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时指出：
“这说明人民绝对不容许南朝鲜统治阶级的卖国的背叛行为。”
文章说：
“我们要用南方和北方联合的爱国力量坚决粉碎美帝和朴正熙集团炮制两个朝鲜的阴谋，一定要实现统一祖国的民族任务。”
文章说：
“联合国应当采取措施来抵制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给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军摘掉‘联合国军’的帽子，迫使他们撤走。
我们主张联合国不要妨碍朝鲜的统一，并通过真正有助于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新的决定来取代过去的老的‘决议’。”

柬人民武装在金边南部顽强战斗重创敌人
歼灭大批伪军，控制三十八号公路一段及特诺河
新华社1973年11月13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金边伪军的南部防线上英勇战斗，歼灭了大批伪军，控制了从布雷霍到磅多的三十八号公路路段以及特诺河，并且继续朝北推进。
据统计，从今年09月12日到10月27日，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条战线上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三千一百二十多名，缴获敌人各种武器八百多件和大批其他战争物资，摧毁敌人军车和装甲车八辆，击落和击毁敌机四架。
朗诺伪军的所谓金边南部和西南部防线包括连结达克茂与磅多的三十八号公路、布雷霍与磅多之间的特诺河、位于四号公路上的奔通和德罗边特罗地区。
特诺河是金边以南七到八公里的自西向东流入巴萨河的一条支流，三十八号公路大部在河以南，与河平行。
伪军利用特诺河和三十八号公路的自然条件，构筑了许多哨所和“自卫”村，妄图依靠这条防线，阻止人民武装力量向金边推进。
伪军曾采取各种手段要越过特诺河，重新控制三十八号公路。
为此，他们曾出动两个师的兵力和大批飞机、装甲车、大炮。
但是，敌人出不了布雷霍和瓦斯朗一百或二百米，就被人民武装力量打得龟缩回去。
人民武装力量还进一步向北推进，摧毁了敌人设置在特诺河以北的奔同、波罗迭朗、萨安伯等哨所和据点。
目前，人民武装力量正巩固三十八号公路和特诺河沿岸的阵地，为向北推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附图片）
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某部一营四排的战士们苦练杀敌本领，准备彻底消灭朗诺卖国集团。
新华社发

结束对阿尔巴尼亚的友好访问
我旅游局友好参观团前往罗马尼亚
新华社地拉那1973年11月13日电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友好访问，11月12日乘飞机离开地拉那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友好参观团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企业、农业合作社和文化机构，受到了热情接待。
10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斯·科列加亲切接见了友好参观团。

范文同总理接见英·萨利特使
新华社河内1973年11月13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11月12日接见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
接见时在座的有：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军需、军备大臣杨森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柬埔寨王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暹安。
陪同范文同总理接见贵宾的，有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阮苍。
英·萨利特使向孙德胜主席、范文同总理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转达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亲王的亲切问候。
英·萨利特使代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重申，柬埔寨人民同兄弟的越南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和深厚友谊，是柬越两国人民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世世代代牢不可破的。
范文同总理热烈祝贺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最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他强调说，越南人民决心维护和加强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他重申越南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为在领土完整基础上实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而进行的斗争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并且表示坚信，柬埔寨人民的这一正义事业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接见是在充满着团结和深厚的兄弟友谊的气氛中进行的。

黄华会见朝鲜代表团团长李钟木
新华社联合国1973年11月12日电
中国出席第28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11月12日会见了前来参加本届联大关于朝鲜问题讨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李钟木，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权敏俊和代表团代表、外交部长特别顾问田仁彻。
中国代表团代表凌青和副代表王明修也参加了会见。

亚非拉国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
斯里兰卡试种棉花获初步成果　几内亚努力发展电力工业有成就
牙买加争取食物自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展生产减少粮食进口
新华社科伦坡电
斯里兰卡试种棉花取得了初步成果。
为了满足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斯里兰卡政府从1971年起，在南部安古纳科拉佩尔萨的农业研究中心开始进行种植棉花的试验。
这个地区的农民在灌木丛林中开垦了七百五十英亩的土地，并于今年03月种上了棉花。
尽管缺乏经验和遇到严重的虫害，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使每英亩平均收获了七百八十磅棉花。
斯里兰卡政府还计划扩大棉田面积，以逐步解决本国对棉花的需要。
新华社科纳克里电
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来，积极发展电力工业并取得成就，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几内亚水力资源丰富，境内的河流水量充足，蕴藏着大约达六百三十亿瓩的水力资源。
但是，独立前长期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几内亚人民，不能开发这些丰富的资源为祖国服务。
独立以后，几内亚政府在建设电力工业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1961年，几内亚政府接管了外国殖民主义者控制的“几内亚电力公司”，并建立了国营几内亚国家电力公司。
同时，几内亚政府使原有的发电站现代化并修建了新的发电站。
到1972年，几内亚共修建和扩建了十来个发电站，发电能力为九万九千多瓩。
现在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个发电站，1968年的发电量为二亿二百万度，为1958年独立时的十倍。
新华社讯
金斯敦消息：
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最近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牙买加要为食物自给而努力。
这位总理在10月09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牙买加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下决心吃自己生产的东西”。
他说，目前牙买加生活费用昂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牙买加为“世界上生产食品的大国所摆布”。
曼利说，人口不到二百万的牙买加去年共进口了七千三百万牙买加元（合八千多万美元）的食物，“一方面自己的土地闲置着，另一方面却进口多达七千三百万元的食物，这是愚蠢、可笑和罪恶的。”
他主张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生产食物，并发掘可以代替进口食物的当地产品。
在这方面，他谈到牙买加目前正在进行制造香蕉粉的试验，将来有可能生产出营养价值同进口面粉一样高的香蕉粉。
新华社乔治敦电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最近决定在特立尼达岛南部的奥罗普切拉贡地方用两千英亩土地来种植稻子，以便减少粮食进口。
这一措施是这个国家从今年起以大米生产为重点的粮食自给计划的一部分。
政府还决定在中部的卡罗尼、北部的埃尔索科罗以及东部的鱼池等地修复和改造排水道，使大片稻田恢复生产。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农业、土地和渔业部长莱昂内尔·鲁宾逊10月31日说，这些土地将被重新耕种，人民目前消费的数量可观的大米今后将在本地生产。
（附图片）
图为突尼斯萨赫勒机械厂的工人在生产。
　新华社记者摄

尼迈里总统发表讲话重申支持阿拉伯人民斗争
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可退让
突尼斯舆论指出只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未收回被霸占的领土和合法权利，近东就不可能有和平
新华社喀土穆1973年11月10日电
尼迈里总统11月10日晚在这里举行的苏丹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表示苏丹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
尼迈里总统说：
“今天，阿拉伯民族进行着一场最神圣的战争。
虽然战场上的枪炮声不响了，但是我确信，敌人以色列的嚣张气焰不能在一次战争中被打掉。
我们预期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
他说：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他们对于他们的土地的权利是不可退让的。
他们对这种权利有最后发言权。
我们全心全意支持他们，直到他们的权利被恢复为止。”
他说：
“苏丹坚决和积极支持非洲解放运动。
它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努力在非洲各国之间实现和睦及团结。”
他说，苏丹在促进非洲支持阿拉伯事业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尼迈里总统说：
“我们知道，反对苏丹的阴谋分子会策划各种阴谋和破坏活动。
但是我们将维护南、北苏丹土地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我们将全心全意高举这面有利于阿拉伯和非洲斗争的团结旗帜。”
苏丹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纳斯尔·吉纳维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苏丹劳动人民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斗。
他还强调指出，苏丹劳动人民坚决保证他们决心并准备为战斗作出任何牺牲。
他在讲话中，还赞扬非洲国家为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和团结。
新华社突尼斯1973年11月10日电
据突尼斯《新闻报》11月10日报道，突尼斯高等教育工会最近发表一项动议强调指出：
“只要以色列不放弃侵略政策，只要阿拉伯人民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收回被武力霸占的领土和合法权利，近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建立。”
这项动议是突尼斯高等教育工会会员——大学教授最近举行的声援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集会上通过的。
动议谴责了以色列在10月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殖民主义扩张战争”，并且指出：
“这个（中东）地区由于其经济资源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各种不断的侵略的受害者，这种侵略的目的是通过武力和其他手段统治这个地区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占领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资源，剥夺他们的权利。”
动议还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不管要进行多久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个斗争将取得胜利。

尼迈里总统发表讲话重申支持阿拉伯人民斗争
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可退让
突尼斯舆论指出只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未收回被霸占的领土和合法权利，近东就不可能有和平
新华社喀土穆1973年11月10日电
尼迈里总统11月10日晚在这里举行的苏丹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表示苏丹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
尼迈里总统说：
“今天，阿拉伯民族进行着一场最神圣的战争。
虽然战场上的枪炮声不响了，但是我确信，敌人以色列的嚣张气焰不能在一次战争中被打掉。
我们预期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
他说：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他们对于他们的土地的权利是不可退让的。
他们对这种权利有最后发言权。
我们全心全意支持他们，直到他们的权利被恢复为止。”
他说：
“苏丹坚决和积极支持非洲解放运动。
它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努力在非洲各国之间实现和睦及团结。”
他说，苏丹在促进非洲支持阿拉伯事业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尼迈里总统说：
“我们知道，反对苏丹的阴谋分子会策划各种阴谋和破坏活动。
但是我们将维护南、北苏丹土地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我们将全心全意高举这面有利于阿拉伯和非洲斗争的团结旗帜。”
苏丹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纳斯尔·吉纳维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苏丹劳动人民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斗。
他还强调指出，苏丹劳动人民坚决保证他们决心并准备为战斗作出任何牺牲。
他在讲话中，还赞扬非洲国家为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和团结。
新华社突尼斯1973年11月10日电
据突尼斯《新闻报》11月10日报道，突尼斯高等教育工会最近发表一项动议强调指出：
“只要以色列不放弃侵略政策，只要阿拉伯人民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收回被武力霸占的领土和合法权利，近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建立。”
这项动议是突尼斯高等教育工会会员——大学教授最近举行的声援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集会上通过的。
动议谴责了以色列在10月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殖民主义扩张战争”，并且指出：
“这个（中东）地区由于其经济资源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各种不断的侵略的受害者，这种侵略的目的是通过武力和其他手段统治这个地区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占领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资源，剥夺他们的权利。”
动议还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不管要进行多久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个斗争将取得胜利。

斯里兰卡《人民力量报》发表评论
谴责超级大国在印度洋争霸
据新华社科伦坡1973年11月12日电
斯里兰卡《人民力量报》最近发表评论，谴责超级大国在印度洋争夺霸权。
《人民力量报》11月10日发表题为《和平区还是战争区》的社论指出：
“长时期以来，帝国主义大国奉行在远离他们本土几千哩之外的别国海域建立海上霸权和核基地的政策，它们把这些海域看作是它们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池塘。”
社论指出，斯里兰卡提出的印度洋和平区的倡议和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两百浬领海的建议，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上许多小国要保护自己不受大国海上统治的威胁的愿望。
社论要求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消除超级大国所造成的这些威胁。
据新华社科伦坡1973年11月08日电
斯里兰卡《人民力量报》11月03日发表评论，谴责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争夺霸权。
评论说：
美国和苏联通过炫耀它们的核力量，在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地区争夺霸权。
“它们在印度洋从事建立海上霸权，并不是一件秘密的事情。”
评论指出，在联合国表决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提案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弃了权。
这就清楚地表明，从那时起，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是反对这一建议的。
评论说：
“今天，世界不可能按照两个超级大国所希图的那样被控制和操纵。
第3世界的许多国家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统一战线。
不论那一个超级大国违背世界舆论，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新兴的舒威巴工业区
我们乘车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约五十公里，就到了新兴的舒威巴工业区。
科威特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世界著名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1972年，它的原油产量占世界第6位。
这个国家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才开采石油的，但一开始就被外国石油公司所垄断。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使科威特形成几乎完全依赖石油收入的单一经济。
1961年独立后，科威特决心逐步掌握自己国家的石油，重视发展民族工业，以期改变单一经济的状况。
政府选择了在地理、资源等条件较好的小渔村舒威巴，拨出其周围大约九平方公里的土地，开辟了一个工业区。
1964年05月成立了舒威巴工业发展委员会（后改称为工业管理局）经管这方面的工作。
经过九年多的建设，这个新兴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在发展国家经济方面开始起着作用。
我们来到舒威巴工业区管理局。
该局的一名公共关系官员向我们作了舒威巴今昔变化的概要介绍：
很久以前，勤劳勇敢的科威特人就来到舒威巴这个小村劳动、生息。
当时，他们以捕鱼、采集珍珠和海上贸易为生。
三十年前，才在这里开始开采石油。
但是，石油企业都是外国公司经营的，他们掠夺了资源，剥削了人民。
科威特独立后，政府决定建立舒威巴工业区，迅速改变了这个村的面貌。
现在，这个工业区已经兴建了一批民族工业项目，其中有：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国营石油化工公司的化肥厂以及水泥厂、水产罐头厂等。
此外，还设有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煤气和原油管道等水电动力设施，形成了一个工业生产体系。
这些工厂的产品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有所出口，为国民收入开辟了新的来源。
据统计，1972年科威特非石油工业产品的出口额比1969年增加近十倍，占整个出口总额的比例也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使国家的单一经济状况稍有改变。
主人陪我们参观了工业区的概貌。
我们见到，通往国内各地的柏油公路上，各种车辆来往穿梭；
舒威巴港的码头上，起重机伸展长臂搬运着各种货物；
港内货轮汽笛长鸣，在碧波万顷的海湾上空回荡。
这里，炎炎夏日下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五度以上。
但是，人们却战胜酷热，为发展民族工业而辛勤劳动。
不久前，科威特工商大臣阿达萨尼对报界发表谈话时说：
“工业化运动应该从这样的基本工业开始：
即我们自己有充足的原料，而生产的产品又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
我们参观的科威特水泥厂就是按这样的办法建立起来的。
这个水泥厂座落在舒威巴工业区的东北角。
它的第1期工程已于去年05月竣工投产，进行着水泥半成品加工。
正在施工的第2期工程是原料加工部分。
它建成后，就采用本国的矿石等原材料制造水泥半成品熔块，基本可满足国内的需要。
水泥厂负责人告诉我们，在科威特南部有着丰富的矿石原料可以源源不断地供这个水泥厂使用。
他还说：
“选择自己国内有原料又有市场的工业开始搞，这个办法好！”
我们还参观了在工业区的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座现代化炼油厂。
它去年的产量已达五百多万吨。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家公司的技术训练中心。
它的任务是培养本国的青年技术人才，以适应发展民族石油工业的需要。
训练中心就设在当年兴建炼油厂时的临时工棚里，因陋就简。
训练中心主任沙里夫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们时说，选择这个简陋工棚作校舍就是要从一开始便培养青年为发展自己国家而艰苦奋斗的思想。
这个训练中心从1968年创办以来，已输送了九十九名技术人员，今年又将有三十三名毕业生奔赴各个生产建设岗位。
昔日，外国石油公司曾讥笑科威特一无技术力量，二无管理经验，不可能建立本国的石油工业。
现在，科威特已经用事实驳斥了外国资本家的这种谰言，民族石油工业正在克服困难，迅速兴起。
新华社记者

“缓和”并非现实　西欧应加强防御
西德国防部长强调欧洲本身应该对自己的防务有足够关心
瑞士军队总参谋长指出要保持国家独立需拥有有效的防御
新华社波恩1973年11月13日电
西德国防部长勒伯尔11月11日在西德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在曼海姆举行的一次防御政策报告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不要过高估计“缓和政策”在欧洲的进展而放松防御努力。
勒伯尔说，“如果抱有那样一种情绪，认为似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达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再有充分理由保持警惕”，“那将是不现实的”。
勒伯尔说，苏联“正在对它的武装部队（而且现在也对东欧各国的军队）实行现代化”。
“出于战略目的，而且肯定也出于总的政治原因，苏联正在继续装备它在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舰队，并使之现代化”。
勒伯尔认为，欧洲人本身应该对自己的防务有足够的关心。
谈到目前正在召开的中欧裁军会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时，勒伯尔说，人们决不能让自己被那些把东西方关系初步改善的迹象当成最终结果的人引入歧途。
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11月12日电
瑞士军队总参谋长菲舍尔在11月11日对《瑞士报》发表谈话指出，缓和并非现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努力”。
他说：
“上个月的事件表明，超级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利用巨大的军事实力来支持它们的外交政策。”
“每个超级大国都在尽力计算和估计自己的机会和可能冒的风险，并依此行事。”
他指出，近东冲突之后，人们并未看到总的形势有任何变化。
超级大国“在核武器方面仍然保持着靠不住的平衡状态”。
在地中海，苏联舰队和美国第6舰队都显著地加强。
他说：
“象人们最近再次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如此容易使用强大军事手段的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努力。
相反，应该加强这种努力。”
他强调说：
“如果国家确实要保持自由和独立，那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拥有有效的军事防御。”

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第17届大会
我代表首次参加受到欢迎　阿尔巴尼亚等国被接纳为会员国
新华社罗马1973年11月11日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17届大会于11月10日在罗马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大会。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布尔马在大会开幕词中对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表示欢迎。
他说，中国恢复了在粮农组织中的地位，这对加强这个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粮农组织及其成员国将从中国发展农业的经验中得到益处。
大会选出赞比亚代表团团长、农林发展部长鲁·奇·卡曼加为本届大会主席。
大会还选出中国代表团团长、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巴拿马代表团团长、巴拿马驻粮农组织特命全权公使米尔拉·帕尼萨·德贝利亚维塔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罗马尼亚驻意大利大使雅科布·约纳斯库为大会副主席。
中国在1973年04月01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参加粮农组织第17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在11月07日到达罗马的。
新华社罗马1973年11月12日电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17届大会12日讨论了接纳新成员国的问题。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接纳阿尔巴尼亚参加粮农组织的决定。
在大会讨论接纳阿尔巴尼亚参加这个组织的问题时，中国副代表李永凯发言，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参加该组织。
表决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郝中士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席前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大会还通过了接纳蒙古、阿拉伯酋长国和孟加拉参加粮农组织。
在大会表决关于孟加拉国参加的问题之前，巴基斯坦代表马利克·胡达·巴希发表声明，反对孟加拉加入这个组织。
声明回顾了1971年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停火、撤军和遣返战俘的决议以及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把遣返巴基斯坦战俘和希望接纳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决议，并指出，在这些决议得到完全实施前，巴基斯坦反对孟加拉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
中国副代表李永凯在会上发言，支持巴基斯坦代表团的立场。
他说：
“只有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得到彻底实施之后，才能考虑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问题。”
利比亚代表团成员哈马德也发言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
他说，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在讨论孟加拉加入该组织之前，就应该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