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姚文元同志会见越南《人民报》代表团
同黄松同志等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和由他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
《人民报》国际部主任光泰，《人民报》驻北京记者黎思荣，《人民报》记者武慧琼。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进，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阮文广，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黎春和，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石少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申健，《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陈浚、潘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肖特，以及张德维、胡乾文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天津地区切实加强防汛准备工作
利津县检修黄河堤防以确保安全渡汛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3年07月20日电
河北省天津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以批修整风为纲，领导群众对防汛工作加强了准备。
河北省天津地区位于海河水系各河的下梢，地势低洼，洼淀面积占全地区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近些年来，全地区人民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兴修了很多防洪防涝工程，大大加强了防洪抗涝能力，为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加近两年来这个地区持续出现旱象，广大群众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抗旱斗争，因此，有些人对可能发生的洪涝放松了警惕，产生了麻痹思想。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天津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在今年汛期到来之前，就专门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引起了大家对防汛防涝工作的重视。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当时，全地区各县在坚持抗旱斗争的同时，就把防汛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
各县和主要河系普遍建立了防汛指挥机构，对防汛准备工作切实加强了领导。
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全地区先后有一万六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对主要河道、堤坝、水库和洼淀等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不能安全渡过汛期的工程及时地进行了处理，以确保汛期安全。
据新华社济南1973年07月20日电
中共山东省利津县委和县革委会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发动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料上切实做好黄河防汛准备工作，以确保黄河安全渡汛。
利津县地处黄河最下游，防汛堤段长达二百里，险工较多。
解放后，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加固堤防，汛期积极抗洪防险，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去冬今春天气持续干旱的情况下，有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产生了麻痹思想，只注意抓水抗旱，忽视了防汛工作。
县委和县革委会针对这个问题，及时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认真总结往年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使大家充分认识搞好黄河防汛的重大意义，讨论制订了开展防汛工作的具体措施。
会后，县委确定由两名常委分工抓这项工作，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县、社、队各级的防汛组织，做到层层有人管，各级领导亲自抓。
这个县在落实防汛措施中，注意合理安排人力、物力，抓紧对黄河大堤要段险工和防汛重点工程进行检查、抢修和续建。
现在全县黄河堤防已堵塞穴洞一千多个，清除河道滩区的行洪障碍二十多处。
护河民兵们正在加紧进行锥探压力灌浆，搞引黄淤背、填塘固黄工程六处，并且准备了各种抢险物料和器材。

应金日成主席邀请前往朝鲜访问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离开北京
宾努首相、英·萨利特使和周恩来、李先念、徐向前等到车站欢送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今天下午乘专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等，前往车站欢送。
随同西哈努克亲王前往访问的有，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秀木，尤瓦那王子和夫人、西哈莫尼王子、诺林达拉邦王子、凯卡妮娅公主、博夫人、古伦夫人等。
朝鲜外交部副部长陈忠国专程前来北京迎接并陪同柬埔寨贵宾前往平壤。
到车站送行的还有：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杨森安将军和夫人、吉春和夫人、秀蒲拉西，沙林察大臣的夫人、副大臣万比尼和夫人，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和夫人；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交通部副部长郭鲁，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佳楣、黄杰、陆维钊、王珍、高建中、孙浩；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和夫人。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和杨玲同志陪同贵宾至我国边境城市丹东。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天下午路过天津时，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天津驻军负责人解学恭、吴岱、刘政、王曼恬、许诚、费国柱、李士曾和朱宪彝教授等，前往车站迎送。

毛主席语录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教育革命的方向前进
上海机床厂一批工人大学生毕业回厂后积极发挥作用
东北工学院第1批工人大学生毕业回到生产实践中作出显著成绩
据新华社上海1973年07月20日电
1968年07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光辉指示，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五年来，上海机床厂先后选拔了一百一十名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进入本厂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还向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学校选送了十一名工人学员。
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名工人大学生陆续毕业回厂，其中有九名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些原来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人，经过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培养，如虎添翼，在生产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现在，这些工人大学生，有的在本厂科研和技术部门工作；
有的回到原来工作的班组，边参加劳动，边从事技术工作；
有的支援了内地建设。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女共产党员周赛飞，上大学以前是二车间的装配电工，毕业后分配到本厂磨床研究所工作。
尽管她担负的设计任务比较重，她始终坚持认真看书学习。
在批修整风中，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
她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技术上也成长很快。
毕业两年来，她已经完成了全自动双端面磨床、高精度的外圆磨床等四台机床的电气设计任务。
在完成采用可控硅调速装置的机床电气设备这一设计时，她还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参加产品制造。
她这种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受工人们的爱戴。
原来在二车间做过装配钳工、电工和导轨磨工的余余兆，去年夏天从清华大学工人进修班毕业，回厂担任了二车间技术组副组长。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调到修理组。
他总是愉快地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到那里就积极发挥作用。
在技术组工作时，他负责编写《导轨磨工艺》。
在群众的帮助下，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一本几万字的《导轨磨工艺》初稿，并且和工人逐项逐条进行检验，反复修改，使这套工艺更加切合生产实际。
这些工人大学生回厂后，勇于实践，敢挑重担，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好几项国家交下来的重要科学研究项目和一批技术革新项目。
“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沈关松，怀着为国家多作贡献的雄心壮志，参加一项新的科学研究课题的工作。
他和试验小组的同志们走出厂门，到许多单位去调查研究有关新技术在各方面的运用情况，然后结合科研项目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试验，掌握了大量数据。
在进行这项科研的过程中，沈关松既积极大胆地提出试验方案，又虚心听取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
通过实践，他的技术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五年来，上海机床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不断前进。
他们不仅选拔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到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去学习，并且还在车间、工段举办业余专业理论班，使更多的工人有学习技术理论的机会。
许多回厂的工人大学生，担任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和车间、工段业余专业理论班的教师。
他们把自己在大学里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工厂的生产实际进行讲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易懂，很受工人们欢迎。
据新华社沈阳1973年07月20日电
东北工学院第1批工人大学生毕业回到生产实践中以后，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大胆革新，作出了显著成绩。
厂矿干部和工人群众称赞他们不愧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毕业生。
这批工人大学生共五十九名，1969年底入学时，平均工龄十三年。
他们在东北工学院学了两年多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现在，他们当中有十九人担任了厂矿工段长以上的领导工作，有二十四人当了技术员，有九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两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他们回到厂矿以后，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态度，运用所学知识全心全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炼钢专业毕业生李光宇回到鞍山铸钢厂以后，担任铸钢车间技术员。
他看到电弧炉的炉衬寿命短，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便主动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工厂领导的支持下，李光宇运用在东北工学院所学的知识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同工人群众一起反复试验，终于研究成功用镁砂管代替镁砖做炉衬，使炉衬寿命由原来的三十多炉提高到一百四十多炉，使钢的产量大大增加。
过去工人检修电炉要站到炉内，用镐刨，用锹装，往外扔废炉衬，又累又热。
李光宇经过反复研究，设计了一个铁槽子，修炉时用吊车把它吊到炉内，工人在槽子里工作，打下的废料直接掉进槽内，用吊车运走。
这样，既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又加快了修炉速度。
修炉工人说：
“别看这简单的铁槽子，过去就长期没人想到，咱们工人大学生回来后，不但想到了，而且做了出来。”
李光宇回厂一年多，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去年0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厂矿的干部和工人们反映，工人大学生毕业回厂后，拿起工具就能干活，同工人群众心想到一处，活干到一起，敢挑重担，勇于创新。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张嘉群，回到本溪合金厂后，敢于碰“老大难”问题，敢于在生产关键上下力气。
厂里有四台移卷调压器，耗电量很大。
张嘉群抓住这个“老大难”问题，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同工人一起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制造出了四台可控硅调压器，代替移卷调压器，一年能为国家节约一百多万度电，解决了本厂多年来的一个生产关键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多来，东北工学院第1批工人大学生毕业回到生产实践中以后，已经搞成新产品设计和技术革新三十三项。
这批工人大学生，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反复钻研，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机器制造专业毕业生薛洪书回到营口机床厂后，担任技术科副科长。
他看到本厂生产的插齿机，刀具冲程数比较低，就下决心努力赶超先进水平。
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认真研究国内外先进刀具的优缺点，运用在校所学知识，对插齿机进行了改革。
最后，在一台改装的插齿机上进行高速冲程试验，达到每分钟冲程七百二十次，比原来提高了四百八十次，而且机床运转正常，刚度不受影响。
薛洪书并没有满足，他和技术革新小组的同志一起，继续研究，基本上实现了插齿机加工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片）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收到较好的效果。
图为教师就学生设计的半自动车床，分析力学原理，进行理论教学。
新华社记者摄

不要忽视残矿尾矿的开采
在当前的矿山生产中存在着一种忽视开采老矿遗留下来的残矿、尾矿和薄层矿的倾向。
就拿我们西湾煤矿文建坑口来说，过去有人认为是无煤的荒山了。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矿广大职工提高了思想觉悟，在被认为没有开采价值的老巷道里，开采出宽三米、高二点五米、长一百一十米的煤层。
几年来，我们积极开采过去留下的残矿、尾矿、薄层矿，使整个矿的煤产量逐年增加：
1970年比1969年递增了百分之七点三四，1971年递增到百分之十四点五四，1972年又递增到百分之十九点四一。
希望各地矿山，应当把尾矿、残矿、薄层矿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使它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发一分光，多放一分热。
广西西湾煤矿文建坑口采煤工人　莫运其

努力实现矿山机械化
公冶平
毛主席早就指出：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矿山的生产建设是同岩石和矿石打交道的，劳动量特别大，也特别艰苦。
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为了加快矿山的生产建设，特别需要实行机械化。
因此，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努力实现矿山机械化，这是大打矿山之仗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河北铜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使主要产品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八以上，这样的好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应当努力推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矿山机械化同样不能例外。
那种把矿山机械化，仅仅看成是业务问题和技术问题，以为同思想和路线斗争没有多大关系的观点是不对的。
在我国冶金工业战线上，彻底批判刘少奇一伙推行只抓冶炼，不抓矿山的所谓“抓中间，带两头”的反动方针，实行抓冶金工业首先从矿山抓起的正确方针，改变我国矿山生产落后于冶炼需要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加速实现矿山机械化，是狠抓矿山生产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尽快改变矿山落后面貌的一项根本措施，是用实际行动批判“抓中间，带两头”这条反动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说同思想和路线斗争没有多大关系呢？
而且，在如何实现机械化的问题上，比如，是伸手向国家要呢？
还是自己动手造呢？
是仅仅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呢？
还是发动广大群众呢？
是照抄照搬外国的机器呢？
还是从实际出发，制造适合自己需要的机器呢？
这统统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和技术问题，而是同思想和路线斗争连在一起，怎么能说同思想和路线斗争没有多大关系呢？
河北铜矿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的路线斗争，这个矿不可能实现机械化；
不开展专业队伍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运动，广泛组织“三结合”，这个矿也不可能实现机械化；
不坚持因地制宜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个矿同样不可能实现机械化。
河北铜矿实现机械化的胜利，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学习河北铜矿机械化的经验，固然也要学习他们如何制造设备，如何组成机械化作业线，如何实现自动控制等等技术方面的经验，但更根本的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用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指导机械化的经验。
如果说实现机械化在技术方面的经验还要因地制宜的话，那么实现机械化必须抓思想，抓路线的经验则是普遍真理，异地皆然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以路线为纲的道理。

开滦煤矿林西矿工人坚持“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方针，使煤炭生产实现了稳产高产。
这是掘进一区的工人正在煤巷掘进。
　新华社记者摄

找镐
河北井陉煤矿四一九组上夜班的工人已经下班了，可却没有见工具保管员刘新其上井。
大家正找得心急的时候，刘新其穿着一身湿漉漉的衣服走进了浴室。
原来晚班收工后，工人们纷纷离开了工作面，刘新其留在后边整理工具。
整理时，他发现少了一把镐。
刘新其顾不得上井，立即跑回工作面去寻找，找来找去也不见镐的影子。
这时，早班的一个同志说：
算了吧，甭找啦！
一人放，百人寻，镐不是你放的，你到那去找呢？
刘新其同志却说：
我是工具保管员，丢失工具是我的责任，怎么能不找呢？
于是，他顺着夹道耐心地一段一段往下找。
夹道里顶板低，浮煤多，水又大。
他不怕走起来困难，不怕水打湿衣服，最后终于在一堆乱木棍里摸到了镐把。
他把工具收拾得整整齐齐，才高高兴兴地上了井。
本报通讯员

抢险
一天，武钢程潮铁矿东采区井下二号采区的一个巷道里，发生了大冒顶。
很短时间就出现了长八米、宽六米、高五米的一个大窟窿，活象一个“老虎口”。
如果不抓紧支护，巷顶冒穿，整个采区就会瘫痪。
采矿车间掘进四队以排除万难的英雄气概，开始了征服“老虎口”的战斗。
过去，要把一根几百斤重的木料通过狭小的通风井从主巷道往下放，一定需要用绞车。
可当时没有绞车，时间又很紧急，他们就用滑轮加双手、麻绳顶钢丝绳的办法代替绞车开始下料。
工人们磨起厚茧的手被勒得通红，衣服被汗水流得透湿，大家不顾一切把木料运到现场。
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不顾休息，立即开始支护，有的挖柱窝，有的竖腿子，有的上大梁。
顶棚上的同志艰难地往上架木料，顶棚下的同志吃力地向上传木料。
顶棚上下，你传我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奋战，终于胜利地征服了“老虎口”。
本报通讯员

按照矿山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
中共广西合山矿务局溯河矿委员会
过去，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方针，重采煤，轻掘进，造成采掘失调的后果。
1971年，七个采煤班，就有三个采煤班没有工作面，不得不抽调一百零八人开拓巷道，开得一个工作面，采一个工作面，生产非常被动。
我们主观上是重视采煤，结果反而影响了采煤。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
党委为此召开了扩大会议，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教导，认真总结经验。
经过讨论，一致认识到：
掘进是发展煤炭生产的先决条件，掘进抓紧了，生产就主动；
掘进放松了，生产就被动。
要真正重视采煤，就得首先重视掘进，只有贯彻执行“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方针，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会后，党委领导干部深入工区，调查研究，充实掘进队伍，扩大掘进工区，并同群众一起研究开拓布局，组织人力物力，使掘进工效比原来提高两倍。
我们还认真总结和推广了青年掘进队和掘进二工区提高掘进效率的经验。
使全矿形成了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生动局面。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开拓出五个采煤工作面，基本上克服了采掘失调的现象。
我们决心再接再厉，为加快矿山建设，夺取新的胜利。

河北铜矿是怎样实现矿山机械化的
河北铜矿广大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使采、掘、装、运等主要生产环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为加快我国冶金矿山生产建设步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革命推动了机械化的发展
原来，这个地下开采的矿山技术装备较差，生产效率较低。
1965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广大职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教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搞机械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广大职工回顾了建矿十几年来，由于修正主义路线干扰，采掘机械化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提高，生产发展缓慢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的“抓中间带两头”的反动方针，决心为“开发矿业”大搞机械化。
广大职工还以本矿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逐步实现机械化的实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史观”，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干部看到了群众的创造力。
通过读书学习和革命大批判，广大职工认识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技术革新，提高机械化水平，是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好矿山之仗的一项重要措施。
广大职工发挥聪明才智，领导干部热情支持群众的创举，技术革新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使矿山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全矿的机械化水平已达到百分之七十。
在平巷掘进和天井掘进方面，机械化设备配套使用，形成了机械作业线，减少了人员，提高了工效。
井口出碴基本实现了联动作业，改变了人工推车的状况。
一些辅助设施如水泵站、变电所、局部通风机、运输道岔，基本上实现了自动控制。
与实现机械化以前相比，全矿职工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七点四，主要产品铜精矿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六十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缴利润提高了三倍半，矿山越办越兴旺。
职工们高兴地说：
有了机械化，打好矿山之仗更有把握了。
一定要大搞群众运动
河北铜矿机械化取得的进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他们的经验证明，坚定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遇到困难可以克服，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机械化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河北铜矿在搞机械化的实践中，逐步组织了一支专业骨干队伍，并把这支骨干力量与群众性的革新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共产党员、工人工程师傅景新，是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技术革新能手。
二十多年来，他怀着改变我国矿山面貌的雄心壮志和改善矿工劳动条件的无产阶级感情，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先后创制和改进了三十多种适合我国地下开采的冶金矿山特点的机械设备，为开发矿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矿里成立了由傅景新负责的科研机构，专门解决采、掘、装、运等薄弱环节的机械化问题。
各个部门都成立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小组，解决本部门的技术难题。
这样，技术革新活动，不仅专业队伍搞，而且广大群众普遍搞，全矿出现了人人动脑筋，苦干加巧干的生动局面。
几年来，全矿共实现技术革新六百五十五项，其中重大革新一百三十三项。
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中，河北铜矿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广泛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他们还大搞矿外的“三结合”，与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密切合作。
实行“三结合”，不但出了一批技术成果，还使技术人员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使工人群众提高了技术理论水平。
这个矿的党委成员认识到，领导一定要站在技术革新群众运动的前面，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
当革新苗头在群众中出现时，就重视、扶植新生事物的萌芽；
当革新活动遇到困难时，就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鼓励群众，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当革新取得成绩时，就教育有关人员防骄破满，向新的目标继续前进。
矿党委还全面规划，通盘安排机械化的工作任务，并经常检查，及时总结，狠抓落实。
因此，这个矿在机械化方面既有短期的主攻项目，又有长期的奋斗目标，搞成一项，巩固一项，群众越干方向越明，越干劲头越大。
艰苦创业，从实际出发
河北铜矿开始搞机械化时，曾经调进两台仿制外国的装岩机，因为巷道规格小，设备体积大，进不去，用不上。
而他们吸取兄弟单位的经验，结合本矿特点，制造的折叠式天井吊罐，体积小、重量轻，安全适用，很受工人欢迎。
这些事，使矿领导和群众得到了启示：
要加快机械化的步伐，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本矿的实际情况出发。
几年来，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研究制造成功的一些矿山设备，都比较灵巧轻便，坚固耐用，制造容易，操作维修方便。
来这里参观过的人都说：
这些设备适合我国矿山特点，为我国地下开采的冶金矿山实现机械化，开创了一条道路。
河北铜矿在研制机械化设备的过程中，做到了“三个坚持”：
坚持从实际出发，土洋结合。
例如，他们创制的双机液压凿岩台车，是研制人员深入生产现场，仔细观察凿岩机的操作，同工人一道研究设计，经过反复试验和八次重大改进才成功的。
坚持自力更生制造设备。
工人们提出：
不能坐、等、靠，必须争（时间）、抢（任务）、造（设备）。
矿科研加工厂职工大干苦干，材料不足，就修旧利废，以旧代新；
加工机械缺乏，就因陋就简，自己制造。
几年来，他们先后加工制造出一百七十多台矿山设备，为全矿实现机械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他们坚持精心设计，精心制造，千方百计保证产品质量。
认真推广使用，不断巩固完善
河北铜矿的经验说明，研制成功的新设备，真正在生产中、群众中推广普及，必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去年10月，矿里决定把凿岩台车、装岩机、斗式转载车、电机车配套成龙，组成平巷掘进机械化作业线时，有的干部感到信心不足，担心设备不好使，人员没经验，影响生产。
矿党委负责同志深入掘进工区，组织干部和工人学习毛主席关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教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结果，使用了这些掘进机械，当月就创造了月进二百二十多米的新成绩，工效提高一倍。
实践使干部们懂得：
推广使用新设备，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当促进派，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破除旧的习惯势力，使新事物生根开花。
推广使用新设备的过程，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对新设备进行改进，使之进一步完善的过程。
刚开始推广使用斗式转载车时，常常脱轨掉道，有人就不想用了。
矿党委引导大家以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一种新设备也不是一出现就完美无缺的，要在生产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改进，逐步完善。
认识提高后，他们吸收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对斗车进行改进，最后切合了生产的需要，工人越用越满意。
现在，河北铜矿职工正乘胜前进，决心为实现采、掘、装、运的联动线和自动化，进一步打好矿山之仗而努力奋斗。
冶金工业部调查组
新华社记者

世界气象异变的概况和趋势
本世纪初期是世界性气候增暖时期，也是世界性的大范围气象失常较少的良好时期。
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的气候增暖趋势发生了倒转。
越到高纬，气温下降趋势就越明显。
六十年代、特别是1963年以来，北半球极地变冷区偏于北欧，大西洋地区的大气环流配置有利于海冰南限的南移，欧洲出现了“小冰河期”气候的某些征兆。
极地高压从冰岛方向向南扩展，迫使冰岛低压及其南方的亚速尔副热带高压相继向南偏移，导致了六十年代以来，北欧地区连年严冬和地中海周围连年暴雨。
但是由于极地变冷区的不对称性，在太平洋区域，融冰季结束后的海冰南限并没有扩展，堪察加半岛1963年冬季气温比平时高12℃，加拿大1970年02月气温比平时高10℃，我国华北和长江下游1963年温度也达到六十年代最暖值。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北半球极地变冷区转移到北美，作为大气活动中心的冰岛低压退移到格陵兰，出现了加拿大寒冬（北欧反呈高温区）和美国中低纬连年暴雨。
与此同时，南半球极地变冷区也向低纬扩展十个纬度。
两极变冷，调整了中低纬度环流配置，出现了中低纬地区一系列反常气候。
有的地方严寒，也有的地方暖冬、暖春；
有的地方洪水，也有的地方大旱。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东西半球气候变化是反相的。
六十年代欧洲所谓将进入“小冰河期”的十年，正是一九六二至1971年我国大范围反常气候较少的十年，农业连续十年丰收。
关于今后气候变化的趋势，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变冷说（小冰河期说）：
气候将进入“小冰河期”，甚至将进入八千年前在地球上出现过的“冰河期”。
其论据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赤道地区雨量增加，中纬度纬向环流增强，经向交换在减弱着，并且大西洋北部的极冰正在增加。
据说，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使细尘和云量增加，从而使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量减少。
（二）变暖说（大气污染说）：
随着能量消耗速度加快，高层大气变热，热污染肯定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气候。
据说，到公元二○○〇年，亚洲、美洲和欧洲北部的气候将显著变热。
（三）波动说（气候起伏说）：
由于五十年代北半球大气温度平均下降只有半度多，目前气候变化只是气候的“短期起伏”。
我国有的气象工作者，根据历史上气候波动多次起伏的事实，以及本世纪世界温度的变化情况，认为：
（一）历史上欧洲骤寒，并不都对应中国气候的异变。
例如，本世纪六十年代欧洲转寒时期，我国气候却比较稳定。
（二）温度升、降区是同时存在的。
例如，六十年代欧洲高纬降温的同时，亚洲东岸却是升温；
而七十年代美洲降温的同时，欧亚却是升温。
因此，目前气候变化仍只是历史上气候波动规律的正常延续。
（三）历史时代的气候波动，会受人为因素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上的影响。
例如，“温室效应”，即本世纪工业用燃料剧增导致的大气—海洋污染，使气候增暖；
“绿洲效应”，即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如扩大灌溉、河流改道等，使气候湿润。
但是，从全球能量平衡的观点看来，太阳能量的较长时期的周期性变动，是决定气候起伏的重要因素。
至于具体的物理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祁相）

日心地动说在中国
席泽宗　严敦杰　薄树人
毛主席指出：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从一五四三年《天体运行论》出版，到1846年海王星发现，三百多年间，在欧洲，哥白尼学说冲破重重的阻挠，终于取得了胜利。
哥白尼学说在中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在哥白尼以前关于地动的思想
是天动，还是地动？
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这是托勒密学说同哥白尼学说斗争的焦点。
这场斗争有长远的历史。
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就曾经列举出希腊时代他的好几个先行者的名字。
事实上，不只是在希腊，在其他民族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材料。
在中国，约和希腊的阿里斯达克（公元前三世纪）同一时间，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庄子·天运篇》中也说：
“天其运乎？
地其处乎？
日月其争于所乎？
孰主张是？
孰维纲是？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
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它不仅对天动地静的说法提出了怀疑，而且猜测运动的原因不一定是上帝的推动，而可能是本身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并且运动是不会自己停止的。
在封建社会前期的秦汉时代，地动说的材料更多，比较明显的有：
（一）《仓颉篇》：
“地日行一度。”
中国古时分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而秦朝和西汉初期所用的历法，其回归年的长度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01日。
因此，地日行一度，也就是一年转一圈。
（二）《春秋纬·元命苞》：
“天左旋，地右转。”
人眼所看到的天穹每天不停地从东向西转动，在一个面向北极的观察者看来，就是从右向左转，因此，古人称为“左”旋。
《元命苞》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种天左旋的现象是由于地球的从西向东转动，即“右”转所引起的；
另一种解释是，在“天”每日“左旋”的同时，“地”每日也在“右转”。
无论如何，《元命苞》认为地有右转的运动，这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地球的自转。
（三）《尚书纬·考灵曜》：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
这段话是想用地球的运动来解释太阳每天在正南方时高度的周年变化。
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考灵曜》同哥白尼十分相似，也采用了船的运动来打譬喻。
公元二世纪时，有名的经学家郑玄曾给《考灵曜》作过注，这本书在唐代以前曾广为流传。
晋代的博物学家张华（二三二至三○〇年）在他的《博物志》中也引用了《考灵曜》中的这段材料，还做诗加以发挥，说一年四季的寒来暑往，是由于“天回地游”。
差不多和张华的《博物志》同时成书的《列子·天瑞篇》和《尸子》等书中，也都有一些类似的地动思想。
特别是在《天瑞篇》中还出现了一种无限宇宙的早期概念，认为天体是游动在无限空间中的气体球，在没有日、月、星的部分，也仍有气体存在，不过不会发光而已。
到了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一○二○至一○七七年）在他的著作中，把地动的思想发挥得更为明确了。
他在《正蒙·参两篇》中说地球有两种运动。
一种是上下运动，这还是继承了《考灵曜》中的说法，想用“地有四游”来说明一年当中昼夜长短的变化。
另一种是想用地球的自转，来说明天穹的周日旋转。
他说：
“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右（原文为“左”，不可解，应为“右”之误）旋于中。”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机”字，即张载不但认为地球在动，而且认为地动是物质的一种内在属性。
他说：
“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把太阳放在中心位置上的学说，但是关于地动的观点几乎和地静的观点有同样长的历史，它们始终在互相斗争着。
一直到十六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前后，这个争论还在继续。
甚至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有人参加了攻击地动说的行列。
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由于生产水平和科学实践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关于地动的思想只能是原始的、零散的。
科学的日心地动说，只有当生产和商业发展、地理发现和天文观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当社会上有了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产生了“现代自然科学”，“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正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起点。
哥白尼以大量的观测事实为基础（包括前人的观测和他自己几十年的亲自观测），而且不以这些感性材料为满足，又经过长期的分析、研究，才把日心地动说改造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从而给唯心主义世界观以沉重打击，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胜利
中国人知道哥白尼的名字，是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一六二九至一六三四年间由徐光启、李之藻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庞大的欧洲天文知识丛书，其中大量地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基本上全文译出了八章，在哥白尼发表的二十七项观测记录中译用了十七项。
但是，由于具体担任编辑这一部分内容的传教士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以及罗马教皇禁令的制约，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没有被介绍出来。
一六八七年，牛顿发表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在欧洲，日心地动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表现哥白尼太阳系的仪器。
后来，有两个这样的仪器到了中国。
在一七五九年成书的《皇朝礼器图式》中著录了它们，一个叫“浑天合七政仪”，一个叫“七政仪”。
后者还配有钟表机械，可以自动表演地球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
这两个仪器现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
一七六〇年，法国人蒋友仁向乾隆皇帝献了一幅世界地图，名叫《坤舆全图》，高一点八四米，长三点六六米。
在图的周围布置了说明文字和解说文字的精美插图。
这些文字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天文学，插图则完全是天文图。
其中明确宣布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正确地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还介绍了一些欧洲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如地球为椭圆形，等等。
蒋友仁的《坤舆全图》献给乾隆以后，被锁在深宫密室之中，并未同广大群众见面。
两个表演日心地动说的仪器，也是同样的命运。
又过了三、四十年之后，《坤舆全图》才由当时参加过润色说明文字的中国学者钱大昕定名为《地球图说》加以出版。
钱大昕还叫他的学生李锐补绘了两幅地图和十九幅天文图，附刊在《地球图说》之后。
钱大昕刊印《地球图说》本是件好事，但他请了一个封建官僚阮元来做序。
阮元本人对日心地动说是反对的，他认为那简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
他在《地球图说·序》里虽然没有用这样尖刻的字眼来反对，却抓住了地球的“球”字大谈“地为球形，居天之中”的谬论，制造了不少混乱，最后劝读者对于哥白尼学说“不必喜其新而宗之”，其作用是很坏的。
另外，钱大昕本人对于日心地动说也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因此，《地球图说》的出版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阮元、钱大昕等人都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当时乾嘉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占居统治地位。
对于他们的错误言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人敢反驳。
又过了五十多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为了救中国，这时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潮流，于是才有人站出来对阮元等人反对哥白尼学说的谬论进行批判。
1859年，李善兰等人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一七九二至1871年）的一部通俗名著《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
李善兰在为《谈天》所写的序言中，认为阮元等人都是没有精心考察，而是附会儒家经典，乱发议论，无聊得很。
他认为，研究天文学的人必须注意“苟求其故”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对任何现象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哥白尼、刻卜勒、牛顿都是善求其故的，因而做出了他们各自的发现。
李善兰还以力学原理和大量事实（如恒星的光行差和视差，煤坑的坠石实验等）证明地动和椭圆理论是确定无疑的。
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宣布：
“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
经过李善兰和1874年重校、增补《谈天》一书的徐建寅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在《谈天》前后一些天文、地理书籍对哥白尼学说的肯定，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真理已是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但是，顽固的守旧派还是有的。
例如，吕吴调阳于1878年著《〈谈天〉正义》，死抱着陈腐不堪的儒家经典不放，要求天文学要“本之大《易》”。
但他自己也失去信心了，只好哀叹说：
“呜呼！
天道之不明，圣教其将绝矣！”
继李善兰之后，另一位学者王韬又对阮元、钱大昕、吕吴调阳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他于1889年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写了一篇《西学图说》，用最新的天文成果，说明哥白尼学说的不可动摇；
一是翻译了一本《西国天学源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批判了阮元的形而上学观点和钱大昕的实用主义。
经过这样长期的激烈斗争之后，哥白尼学说终于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到了1897年，有人已经把哥白尼学说编成了四字一句的歌谣。
可见，那时哥白尼学说已广为流传了。
在这一胜利的高潮中，华世芳于1884年在《近代畴人著述记》中，引用西晋天文学家杜预（二二二至二八四年）的两句话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
他说，哥白尼—刻卜勒体系真是“顺天以求合，而非为合以验天”。
“顺天以求合”，就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自然界，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为合以验天”，就是臆想出一些条件硬加于自然界，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这两句话代表了天文学发展中两种对立的思想。
华世芳用它概括哥白尼—刻卜勒体系，这就说明了哥白尼学说的胜利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胜利。
从地动说开始在中国萌芽，到哥白尼学说取得胜利，所经历过的这段漫长道路，使我们认识到新生事物只有经过艰难曲折，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获得发展；
但科学要战胜迷信，唯物主义要战胜唯心主义，这却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历史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到太阳系围绕着银河中心旋转的发现，再到河外星系的发现和关于总星系的探讨，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宇宙范围和天文现象要比哥白尼所处的时代广阔得多，丰富得多。
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关于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的发现，为天体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展示了崭新的前景。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国的科学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解放以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们要本着“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精神，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近年气候变化问题的探讨
张家诚　朱明道
1972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范围的“异常气候”。
气候异常问题涉及世界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因而影响到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等。
这就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气候总是经常在变化的。
例如，上海五至08月的总雨量每年都有变化。
它上升不超过三至四年会转为下降，下降不超过三至四年又会转为上升。
这样一起一伏相继出现的变动在气候学中称为“波动”或“周期性变化”，波动的长度即称之为周期。
气候的变化不限于几年的周期，有更多年代的较长的周期，也有一年或不到一年的较短的周期。
为要看出较长的周期，在气候学中所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滑动平均法”〔注〕。
用这样的方法求出上海五至08月雨量的十年滑动平均值，它的曲线反映出有明显的三十五年变化周期。
这种情况在沿长江五个站（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平均五至08月总雨量的曲线上也出现。
北方五个站（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营口）平均七至08月雨量也具有三十五年左右周期的波动，但情况复杂些，似乎在三十五年周期之上还有个十七至十八年的较小的周期。
同时，华北的情况比长江要晚几年。
从这几根曲线不难看出：
截至1972年为止，长江五站雨量最低点已经过去，今后趋势可能是雨量增加；
华北五站则还刚到雨量最低点。
不过，这只是总的趋势，至于具体哪一年雨量多少，还要看小周期的波动的影响，并作多方面的考虑。
在温度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变化。
例如，上海的年平均气温在1890年以前的十年不到14．9℃，从一八九○至1920年略有上升，但数量很小。
从一九二○至1938年基本上是上升趋势，在1930年以后大约稳定在15．6℃上，在最近又略有下降。
北京温度变化的情况则与上海不同，即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约为11．9℃，在五十年代下降到11．6℃，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又上升到12℃，以后又下降，一九六八至1972年的平均值只有11℃，但目前趋势又略有回升。
因此在近几十年，我国的雨量和温度的确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与我国有史以来较大的变化比较，这种变化是很小的。
竺可桢同志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载本报1973年06月19日）中，记有大量有关气候变动的资料。
其中谈到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比现在冷2℃左右，五千至三千年前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则比现在的平均温度高2℃左右。
而目前气候趋势所反映的气候变异，在程度上比历史上的变化还小得多。
有的气象学家认为，今后气候将进入“小冰河期”或“冰河期”。
他们表现出了恐惧和忧虑。
这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所谓“小冰河期”和“冰河期”，实际上就是气候变化更长的周期。
“冰河期”是指的一万多年到几万年的气候变化周期。
据研究，几十万年来，地球上曾发生过四次这样的“冰河期”。
在冰河期气候寒冷，冰河从高山一直延伸到平原。
在两冰河期之间的相对温暖时期叫做“间冰期”。
现在是属于“间冰期”，这个时期已开始一万多年了。
在“冰河期”与“间冰期”气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上面还有几十至几百年的变化周期。
“间冰期”的相对寒冷阶段即所谓“小冰河期”。
在竺可桢同志所分析的五千年气候变化中就已经历过几个这样的时期。
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中，我国农业照样有丰有歉，气候也不是漫无止期地一直恶化下去的。
从世界范围看，二十世纪初期是世界性增暖时期。
四十年代开始，世界气候逐渐变冷，最突出的区域是欧洲和北大西洋。
一九六六至1969年冰岛连续四年寒冬，严寒程度为一九○二年以来所未有。
1968年04月下旬格陵兰和冰岛竟被海冰连接起来了，使五十多年不曾到达冰岛的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来到冰岛。
有些气象学家估计，如果大西洋海冰扩展到北纬六十度，那末欧洲气候将与阿拉斯加的气候接近，也就将与历史上“小冰河期”的气候相差不多了。
但是，即使从变化最大的欧洲和北大西洋说来，也只是发生了近百年来所已经发生过的变化，其异常程度还不足以证明为更巨大的气候变化趋势。
关于发生上述气候变化的原因，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整理各种资料，弄清过去变化的来龙去脉，借以分析其规律性；
另一方面要研究太阳活动，海洋—大陆—大气关系，大气污染，以及其他方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历史上曾出现过数次较大幅度的气候变异。
即使气候变异带来一定灾害，但人类是能抗御的。
1972年，我国遭受了大面积的干旱，但由于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仍然取得了与丰收的1970年相等的年景，不少地区、公社和大队甚至在大旱中创造了丰产的纪录。
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抗灾潜力，人定是可以胜天的。
但是，气候异常的问题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与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我们必须加以研究。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要发展各种探测技术，监视气候变异各种因素的变化，不断探索气候变异的规律性，以取得较大的成绩。
〔注〕滑动平均法就是一连串重迭的平均数。
例如，把一九五一至1955年的平均值当作1953年的值，把一九五二至1956年的平均值当作1954年的值，如此每移动一年进行一次五年平均，得出一系列的新值，就叫作五年滑动平均值。

“他们个个象雷锋”
一天，在南京开往连云港方向的二○四次列车的车厢里，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个身穿绿军装的“乘务员”，他们有的擦地板、抹车窗，有的烧茶送水，有的给旅客们读报，有的还挥舞着双臂指挥旅客们唱歌……。
这些年青的战士是解放军某部四连的。
他们去连云港执行任务。
在南京站的时候，列车工作人员正准备把车厢洗擦一下，四连的同志赶到了，他们把背包往月台上一放，争过工作人员手中的水龙头、拖把、抹布，把十几节车厢里里外外拾掇得地净窗明车皮亮。
沿途中，列车每靠一个站，四连的同志总是扶老携幼，送下迎上。
在人群熙攘的徐州车站，战士何锡平，把一个失散的小女孩送到了她妈妈的怀抱。
在滁县车站，一位出差干部下车时忘记拿提包，战士董志超发现后当即追到车下，送给了他。
凡是列车上能做的工作，他们都抢着做。
列车上每开一顿饭后，四连的同志都要到餐车把一千多个用过的饭盒洗得干干净净。
他们还用水壶把水送到每一节车厢，挨个给旅客们倒水。
战士何锡平发现一位老大爷见水来了，站起身来，四下张望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他看出老人是在找杯子，于是就把自己的水杯拿来洗净，盛满水送到老人面前，那位老人感动地说：
“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啊！”
一段时间，整个列车上的拖把、抹布都不翼而飞。
原来乘务员看到四连的同志忙碌了一天，实在过意不去。
为了让解放军同志休息，他们便把拖把、抹布都藏了起来。
四连的同志知道后，便找上门来。
开始乘务员执意不肯，说：
“同志！
歇歇吧，火车旅行很疲劳，这些活我们干，不要忘记你们是旅客。”
而四连的同志回答说：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人民的列车就是我们的家。”
说着就把拖把、抹布从乘务员的小房间拿出来，又干了起来。
乘务员们望着这些解放军同志的背影，感叹地说：
“他们个个象雷锋”。
本报通讯员

何英会见并宴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团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晚会见并宴请了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率领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团一行五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席道崇、温业湛、王岳西、胡立鹏、徐尔维等参加了会见并出席宴会作陪。

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公信公社翁俄生产队的群众同当地驻军团结奋战，修建了水库，安装了小型水力发电机。
解放前靠野菜树根充饥的佤族人民，今天在电动碾米机房里轧新米。
新华社记者摄

对人民负责的好战士
一天傍晚，河北满城县东马大队的贫农社员姚大爷给猪喂食时，发现少了一头母猪。
第2天清晨，他到附近兄弟社队寻找，没有找见。
姚大爷十分焦急。
说也巧，有一天姚大爷刚下工回到家里，只见几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赶着一头母猪走过来，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姚大爷，我们给你送猪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天傍晚，解放军战士宋华执行任务后回队，发现营房前有一头母猪，冷得浑身直打哆嗦。
这是谁家的母猪呢？
他朝四周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
他想：
一定是那家社员的猪圈门没关好跑出来的，如果这头猪今晚不能归家，万一跑到山里被野兽吃了，就不好办了。
想到这里，他便把这头没人收容的猪，暂时赶回部队营房。
小宋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连党支部。
党支部决定把找失主的任务交给小宋。
第2天清晨，小宋把猪拴在营房路口处招领。
可是，过了几天，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从此，猪就在部队安了家。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党支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派出几名同志，分别深入部队驻地附近的社队，进行了解，同时派宋华喂养这头猪。
在小宋的精心喂养下，猪长得又肥又壮。
可是，失主还没有找到。
为了找到失主，用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关于“拥政爱民”的指示，党支部又派出几名同志继续调查了解。
一天，战士们来到东马大队，终于了解到前些日子姚大爷丢失了一头猪。
姚大爷看着送回来的母猪，望望跟前的战士们，心情无比激动，他紧紧地拉着战士们的手说：
“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哪！”
本报通讯员

缅甸男子篮球队团长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缅甸男子篮球队团长吴登丁，为缅甸男子篮球队和缅甸男子排球队访问我国，今晚举行了答谢宴会。
有关方面负责人钟师统、董守义、张之槐、赵斌、王晓云、宋中、任超、张希、王文忠，以及我国篮球运动员应邀出席宴会。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登貌和夫人，缅甸男子篮球队秘书吴梭温、领队吴铭吞，以及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出席宴会作陪。

英雄的战士　不屈的人民
——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第8个是铜像》观后
北京空军　卫京宇
一尊庄严的铜像，巍然屹立在山村高高的石碑上；
一个英雄的名字——易卜拉欣，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坎里。
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第8个是铜像》，通过托马等几个游击队战士在抬运铜像路途中的回忆，塑造了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易卜拉欣的光辉形象，热情地歌颂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队紧紧依靠人民，狠狠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英雄业绩。
忠于党忠于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热诚，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
易卜拉欣是游击队一名普通战士，又是一位英雄的战士。
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完成党的任务，保卫人民利益，抗击德国法西斯强盗，英勇作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盐，这个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由于德国侵略者的封锁，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
而投机商马兹鲁姆，乘机走私贩盐，高价盘剥群众。
影片中，我们看到易卜拉欣和他的战友们，从山区来到这里，这时的易卜拉欣，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保卫人民利益。
他果断地没收了投机商的盐，亲手把盐分给了群众。
他诙谐幽默地说道：
“盐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海是人民的！”
这生动地刻画了易卜拉欣对人民群众无比热诚的性格。
易卜拉欣受伤以后，创口剧痛，呼吸困难，这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是党的工作。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易卜拉欣微微睁开双眼，拿出那份染着血迹的党中央号召书，急切地嘱咐他的战友，赶快到莱第查会上宣读。
在波罗瓦医生家养伤期间，他心里想的又是什么？
想着山上的斗争，想着游击队缺医少药，想着战友们都在战斗，……总之，还是一个心眼想着党的工作。
深夜，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一个黑影，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着，摔倒了，又顽强地站起来，……他，就是易卜拉欣。
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怎样早日回到游击队的战斗行列，因此，他日夜同疾病顽强地搏斗着。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易卜拉欣向周围的群众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热情帮助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影片中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易卜拉欣教育、帮助克里斯多·波罗瓦医生一家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
波罗瓦医生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
他为人正直，但“对人民的斗争保持中立”。
易卜拉欣在他家养伤期间，针对他的错误认识，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教育工作。
在易卜拉欣的教育和帮助下，波罗瓦医生的态度开始转变，向革命靠拢。
波罗瓦医生的儿子安东、女儿阿尔玛，原来都对德国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不满，但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针对这两个青年人的特点，易卜拉欣采取了循循善诱的方法。
他派安东和阿尔玛做些给游击队战士送信联络、筹办药品等工作，让他们逐渐接触革命斗争实际，并且使他们认识到：
“目前要从事更大的事业，首先应该选择做人的道路”。
他们终于走上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消灭敌人的革命道路，毅然投身于反德国法西斯的火热斗争中去。
同时，在易卜拉欣的教育帮助下，受敌人蒙蔽的阿里夫，也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易卜拉欣这颗革命的种子，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在哪里，使革命的烈火越燃越旺，使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
游击队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广大人民群众也热爱自己的游击队，在紧急关头，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游击队员。
为了掩护易卜拉欣等游击队员，老贫农阿当、阿洛等群众面对敌人的刺刀无所畏惧，从容就义。
有了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易卜拉欣等游击队员才能处处出击，在敌人的心脏里自由活动，杀掉卖国贼，炸毁军火库……，打得敌人丢盔弃甲。
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这种鱼水情、骨肉亲的联系，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德国法西斯陷于灭顶之灾。
易卜拉欣重返战场后，在一次战斗中，勇敢杀敌，不幸中弹牺牲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革命人民心中。
他热爱人民、为革命献身的英雄气概，将激励着一切革命人民团结战斗，打败侵略者！
（附图片）
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易卜拉欣在战斗。

解放军驻晋南地区某团党委成员深入斗争第1线
坚持同连队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
据新华社太原1973年07月20日电
随着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人民解放军驻晋南地区某团党委成员们的路线觉悟迅速提高，革命精神更加焕发。
他们坚持深入斗争第1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同连队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积极带领全团出色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这个团党委的大部分成员都经受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有的为人民立过战功，负过重伤。
在批修整风运动中，他们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越来越感到方向明了，路线清了，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干劲。
有一次这个团奉命到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地带埋设三百公里长的地下电缆。
开工后，党委成员们纷纷深入第1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党委副书记、团长孙德芳亲自带领测地班的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察。
他们跋涉千里，风餐露宿，有时为了测好一个点，几次涉急流，过险滩，冒着大雨在荆棘丛生的高山峻岭上往来奔波。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反复定点，使全线工程比原计划缩短十多公里，节约电缆两万多米，价值二十四万余元。
施工期间，山洪暴发，有的地段经洪水冲刷，埋好的电缆又裸露出来。
这时，党委常委、参谋长封仁荣立即带领一个连沿途检查，遇到露在外面的电缆就重新埋好。
他们沿着线路一直检查了一百多公里。
这个团党委的成员们在斗争第1线上坚持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以保证领导工作更切合实际。
过去团党委对二连后进的原因总是若明若暗。
党委常委、副政委吴斌带领工作组到二连参加紧张的营建劳动。
白天，吴斌同干部和战士一起搬砖运料，晚上同战士们促膝谈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他发现二连的主要问题，是连队党支部没有很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找到原因后，他同支部成员一起，组织全连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很快提高了党员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继续革命的精神，迅速改变了连队的后进面貌。
在全团紧张营建的日子里，党委书记、团政委臧怀范带着机关人员把政治工作做到施工现场。
当他发现有些连队缺少经验，部分战士还不熟悉技术时，就立即发动连队干部和战士开展“军事民主”和互教互学活动。
有的单位有浪费材料现象，他一面同大家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节约的教导，讨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一面同战士一起想办法，制订节约措施。
团党委成员在带领全团完成营建任务的过程中，坚持向群众学习，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党委常委、副团长盛天禄在战争年代立过九次战功。
在部队执行军农任务期间，他把铺盖搬到农场，用几块砖头支起床铺，跟干部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战士学习，受到大家称赞。

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各级党委
积极选拔和培养工人新干部
据新华社长春1973年07月19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从工人中提拔了七百多名新干部。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批工人新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领导能力不断提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第1汽车制造厂各级党委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积极地选拔和培养工人新干部。
目前，全厂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工人干部已占百分之七十。
为了使工人新干部迅速成长，这个厂各级党委经常举办读书班，组织他们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新干部和老干部一道，带领群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深入的批判，推动了全厂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电动车车间新干部、党支部书记沈维全在批修整风中，看书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每天早上班利用班前时间学习，晚上回家还常常钻研到深夜。
现在，他已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沈维全不仅自己认真读书，还组织全车间职工看书学习，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
在他和其他干部领导下，这个车间面貌迅速改观，由后进变成了先进。
第1汽车制造厂各级党委经常教育新干部要虚心向老干部学习，同时也教育老干部要对新干部做好传、帮、带工作。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这个厂的新老干部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战斗，带领群众不断夺得革命、生产的新胜利。
附件分厂冲装车间新干部、党支部书记钟振国认识到，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此他不仅注意和党员干部，也注意和非党干部搞好团结，使整个领导班子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推动了全车间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连续三年被评为分厂的先进车间。
底盘分厂支架车间生产的汽车支架一度不能满足需要，有人认为要增产必须增加工人和设备。
车间副主任、新干部陈胜和也感到再要增产是有实际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车间党支部书记、老干部尚德举告诉他，遇到困难要到群众中去想办法解决。
尚德举和陈胜和一起到班组去蹲点，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结果使汽车支架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去年，这个分厂被评为长春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的教导，这个厂的新干部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仍然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里有困难，他们就带领群众战斗在那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劳动模范张国良担任领导干部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他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最近两年，又和工人们一起搞成了十三项技术革新，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随着汽车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个厂发动机分厂缸体车间生产的发动机导管，满足不了需要。
由老工人提拔起来的车间副主任田贵清，和工人们一起出大力，流大汗，创造出了自动液压压床，一次就能压十二根，把汽车发动机导管的年产量提高了五倍。
（附图片）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福建省闽西革命老根据地——上杭县城郊公社城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简福福（前左二）和女党员在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女党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新华社记者摄

陈希愈会见坦桑尼亚客人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财政部副部长陈希愈今天会见了由坦桑尼亚国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姆韦肯鲍率领的坦桑尼亚国民保险公司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耿道明、杨哲省、宋国华、林震峰、齐显等。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帕斯克尔也参加了会见。
坦桑尼亚国民保险公司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邀请，于07月17日到达北京的。
代表团在京期间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参观了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
代表团将于21日离京去广州继续进行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北京体院足球队访问摩洛哥结束
据新华社1973年07月16日讯
拉巴特消息：
正在摩洛哥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07月08日在摩洛哥第1大城市卡萨布兰卡与摩洛哥国家“希望队”进行了首次友谊比赛。
北京体育学院队以二比一胜摩洛哥国家“希望队”。
据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拉巴特消息：
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在结束了对摩洛哥的友好访问后，07月19日乘飞机离开拉巴特回国。
07月18日，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同摩洛哥拉巴特足球队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
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以四比一获胜。
07月17日晚，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志学为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访问摩洛哥举行了招待会。
18日中午，摩洛哥劳工、社会事务、青年和体育部体育司司长本·奥马尔代表摩洛哥劳工、社会事务、青年和体育大臣前往运动员住所，看望了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全体成员。

朝鲜政府任命权敏俊为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新华社平壤1973年07月20日电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交部长许锬19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通知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决定任命前外交部副部长权敏俊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的观察员。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发表第44号告高棉同胞书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07月19日在北京发表第44号告高棉同胞书，全文如下：
尊敬的王后陛下，尊敬的佛教僧侣们，亲爱的同胞们：
请允许我专门对为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集团效劳的知名人士、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军人发表这期文告。
为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卖国的法西斯“共和国”效劳的知名人士、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军人们！
我知道目前你们对自己眼看就要来临的前途感到十分害怕。
这是因为，一方面你们知道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肯定无疑地即将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
另一方面，你们也明白自己犯下了十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你们追随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朗农，走上了卖国的道路并自觉地同意为他们效劳。
你们清楚地知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解放金边后，我国人民的法庭肯定会对你们进行严厉的判决。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赶紧离开前途可悲的金边卖国共和国并投奔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或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话，你们还有可能逃脱一切判决而得到赦免。
如果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无法投奔解放区，他们至少应该赶紧辞去自己目前的职务，离开大卖国贼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政权的行政机关、企业、各种机构或军队。
你们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为美帝国主义的这些走狗效劳，必须立即完全停止被美国新殖民主义以任何名义加以利用。
我特别提醒你们注意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无耻卖国贼匪帮的恶毒谎言，这个匪帮极力使你们抱有“新的希望”，使你们相信以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先生为首的“红色高棉”已经同意就“民族和解”进行谈判并同意加入卖国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宾努亲王“即将离开北京返回金边”以彻底完成“红色高棉和蓝色高棉的和解”并主持由“蓝色高棉和红色高棉混杂在一起的”政府。
我作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即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庄严地保证，宾努、乔森潘、胡荣和符宁阁下，他们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并分别是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副首相和大臣，他们从来也没有同意与任何卖国贼或“对方”的任何使者进行任何接触（即使是秘密接触），他们永远也不会同意与走狗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匪帮进行谈判或实行和解或妥协。
宾努亲王对我说，金边解放后他将一定要求对大卖国贼和大罪犯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朗农、隆波烈等判处死刑。
你们很了解，这些走狗的全部宣传都是以谎言和诽谤为根据的。
例如：
所谓“根据西哈努克的命令杀害”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位人民英雄一事。
直至去年，金边的宣传机器还到处肯定地说这三位人民英雄“早已死去并被埋葬”。
今天，同一个金边集团却到处散布说，他们“正在同乔森潘、胡荣、符宁先生进行谈判”（这是原话）！
1973年03月我在解放区度过了一个月，并同乔森潘、胡荣、宋成、沙洛特绍先生兄弟般地相处在一起。
直至最近，金边这伙大卖国贼还硬说所有这些人都已“被西哈努克杀害了”。
走狗朗诺、施里玛达、英丹匪帮的宣传机器竟敢硬说我从未去过我国的解放区，甚至竟敢说“西哈努克1973年03月视察解放区的影片中他所游览的吴哥窟、大吴哥和女王宫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影制片厂里用硬纸板仿造的”（这是原话）！
如此拙劣和诽谤性的谎言使全世界的观察家们都嗤之以鼻。
他们对朗诺、施里玛达、英丹大卖国贼的政权及其宣传只会予以蔑视和感到厌恶。
我劝你们不要再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这些卑鄙的卖国贼身上，他们必将被爱国抗战的高棉人民绞死。
另外，重要的是，你们不要再希望你们的大主子——美帝国主义能够通过其在国际上施展的政治和外交阴谋诡计使你们反民族、反人民和腐败透顶的政权长期苟延残喘下去。
尼克松政府的宣传使你们希望美国即将能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停止反对朗诺—施里玛达肮脏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并同这些大卖国贼匪帮实行妥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高棉人民及其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统一阵线忠实可靠的伟大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柬埔寨合法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1970年03月23日的五点声明。
至于苏联，无论它同美国的友谊达到何种程度，它绝不可能迫使爱国抗战的高棉人放弃他们神圣斗争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即从柬埔寨的神圣土地上彻底铲除美国新殖民主义和全部消灭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朗农、隆波烈匪帮。
柬埔寨的彻底解放万岁！
金边即将不可避免的解放万岁！
打倒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玩弄的卑鄙的政治和外交阴谋诡计！

法国签署拉美禁核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3年07月19日电
墨西哥外交部07月18日发表新闻公报说，法国驻墨西哥大使让·贝利亚尔07月18日代表法国政府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
签字仪式是在墨西哥外交部举行的。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法国大使让·贝利亚尔在仪式上讲了话。

澳共（马列主义）《先锋报》发表文章
揭露苏修加紧向全球扩张
新华社1973年07月20日讯07月12日出版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先锋报》刊登一篇题为《公开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文章，揭露苏修处心积虑向全球扩张。
文章说：
“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重申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是公开的帝国主义的公开宣言。
这个主义为苏修干涉其他国家辩解，认为它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正当的’。”
文章说，“自从军事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来，苏联修正主义者加紧了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
文章指出，“苏联的帝国主义兴趣是全球性的。”
在欧洲，它同美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
“在中东，苏修正在夺取石油和战略基地。”
“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苏修帝国主义者也很活跃。
在亚洲，他们提出了‘集体安全’的建议以便进一步更好地实现苏联的利益。”
“在澳大利亚，苏修甚为活跃并对那里的铁矿和镍表示兴趣。”

第3世界许多国家代表再次在海底委员会上发出强烈呼声
反对海洋霸权主义　维护本国领海主权
我代表揭露有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却极力反对二百浬经济区
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07月19日电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自07月02日开幕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在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本国沿海自然资源。
秘鲁代表巴库拉在发言中说，秘鲁支持二百浬原则。
它保卫海上主权不受外国舰队侵犯，并且有力地保护着本国渔业。
它不会在有关承认邻接其海岸的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问题上后退一步。
巴库拉还说，第3世界的沿海国家不会接受强加给它们的各种规定，这些规定使它们支配其领土上和邻近海域中的自然资源的完全主权受到限制。
他指出，从前企图以鼓吹“海洋自由”来为它们控制别国自然资源的政策辩解的那些大国，现在想在“共同财产”这一主张的掩盖下达到它们的目的。
塞拉勒窝内代表泰勒—卡马拉指出，海洋权利不应该用作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工具。
希腊代表乔治·佐蒂亚德斯强调，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石和国际关系的基础。
厄瓜多尔代表唐特奥多罗·布斯塔曼特说，制订一项新的海洋法应当根据平等的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应受到损害。
巴拿马代表埃斯皮诺—冈萨雷斯说，巴拿马代表团不同意按照捕鱼能力来决定领海宽度。
他说，旧的制度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
他主张新的海洋法应当反映出新的现实和所有国家的利益。
土耳其代表艾哈麦德·阿基亚马奇强调，每个国家有权决定它的领海宽度。
巴西代表拉米德·萨拉维亚·格雷罗说，新的海洋法应当照顾到各国的具体条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有利于和平和安全，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有助于保护海洋环境。
马耳他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在发言中指责一小部分工业化国家造成的海洋污染。
中国代表沈韦良07月19日在第2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就“关于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问题发了言。
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供会议审议。
沈韦良在发言中指出，沿海国管辖范围问题是当前海洋权斗争中一个十分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也是新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说：
“在当今世界上，超级大国为了争霸海洋和掠夺别国沿海资源，力图对其他沿海国家的管辖范围加以无理的限制，从而使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经济利益遭到严重威胁和损害。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捍卫民族权利的反霸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一些拉美国家带头提出二百浬主权和管辖权的正义主张，得到世界上广大中、小国家的热烈支持和同情。
今年05月，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宣言’明确宣称，沿海国有权建立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
这不仅是维护非洲国家主权和沿海资源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对发展中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贡献。”
沈韦良说：
“当然，超级大国对此是不高兴的，它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加以反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而实际上对反映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正义主张却极力反对和横加指责。
最近，他还提出什么建立二百浬经济区将减少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好象他反对二百浬的经济区是为了各国共同利益似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要求把大陆架的界限扩大到五百米的深度，而按照这一标准，他自己的大陆架就将远远超过二百浬，有的地方将达七百浬甚至一千浬以上。
一方面企图限制别国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又竭力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他们关心的究竟是谁的利益，不是一清二楚吗？”
沈韦良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它们提出的不超过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的合理主张。”
在谈到领海宽度问题时，沈韦良说：
“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各沿海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合理地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
具体地说，各国在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时，既要考虑本国的地理特点和维护本国安全的需要，也应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
我们认为，这是确定领海宽度问题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同一区域的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共同性，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
至于在国际上是否需要规定一个领海的最大限度，这应该由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但是，超级大国为了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视别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第3世界许多国家代表再次在海底委员会上发出强烈呼声
反对海洋霸权主义　维护本国领海主权
我代表揭露有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却极力反对二百浬经济区
新华社日内瓦1973年07月19日电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自07月02日开幕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在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本国沿海自然资源。
秘鲁代表巴库拉在发言中说，秘鲁支持二百浬原则。
它保卫海上主权不受外国舰队侵犯，并且有力地保护着本国渔业。
它不会在有关承认邻接其海岸的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问题上后退一步。
巴库拉还说，第3世界的沿海国家不会接受强加给它们的各种规定，这些规定使它们支配其领土上和邻近海域中的自然资源的完全主权受到限制。
他指出，从前企图以鼓吹“海洋自由”来为它们控制别国自然资源的政策辩解的那些大国，现在想在“共同财产”这一主张的掩盖下达到它们的目的。
塞拉勒窝内代表泰勒—卡马拉指出，海洋权利不应该用作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工具。
希腊代表乔治·佐蒂亚德斯强调，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石和国际关系的基础。
厄瓜多尔代表唐特奥多罗·布斯塔曼特说，制订一项新的海洋法应当根据平等的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应受到损害。
巴拿马代表埃斯皮诺—冈萨雷斯说，巴拿马代表团不同意按照捕鱼能力来决定领海宽度。
他说，旧的制度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
他主张新的海洋法应当反映出新的现实和所有国家的利益。
土耳其代表艾哈麦德·阿基亚马奇强调，每个国家有权决定它的领海宽度。
巴西代表拉米德·萨拉维亚·格雷罗说，新的海洋法应当照顾到各国的具体条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有利于和平和安全，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有助于保护海洋环境。
马耳他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在发言中指责一小部分工业化国家造成的海洋污染。
中国代表沈韦良07月19日在第2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就“关于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问题发了言。
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供会议审议。
沈韦良在发言中指出，沿海国管辖范围问题是当前海洋权斗争中一个十分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也是新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说：
“在当今世界上，超级大国为了争霸海洋和掠夺别国沿海资源，力图对其他沿海国家的管辖范围加以无理的限制，从而使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经济利益遭到严重威胁和损害。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捍卫民族权利的反霸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一些拉美国家带头提出二百浬主权和管辖权的正义主张，得到世界上广大中、小国家的热烈支持和同情。
今年05月，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宣言’明确宣称，沿海国有权建立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
这不仅是维护非洲国家主权和沿海资源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对发展中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贡献。”
沈韦良说：
“当然，超级大国对此是不高兴的，它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加以反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而实际上对反映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正义主张却极力反对和横加指责。
最近，他还提出什么建立二百浬经济区将减少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好象他反对二百浬的经济区是为了各国共同利益似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要求把大陆架的界限扩大到五百米的深度，而按照这一标准，他自己的大陆架就将远远超过二百浬，有的地方将达七百浬甚至一千浬以上。
一方面企图限制别国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又竭力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他们关心的究竟是谁的利益，不是一清二楚吗？”
沈韦良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它们提出的不超过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的合理主张。”
在谈到领海宽度问题时，沈韦良说：
“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各沿海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合理地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
具体地说，各国在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时，既要考虑本国的地理特点和维护本国安全的需要，也应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
我们认为，这是确定领海宽度问题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同一区域的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共同性，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
至于在国际上是否需要规定一个领海的最大限度，这应该由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但是，超级大国为了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视别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美国通报越南民主共和国
美国已完成十个水域扫雷工作
新华社河内1973年07月20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到07月05日为止，美国已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出关于完成南兆、禁门、鸿基、锦普、沥萱河、罗岛、广兴、会门、朔门和筝河十个水域扫雷工作的通报。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团团长07月18日在海防举行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团长布赖恩·麦坎利海军少将通知说，到07月18日十八时三十分，美国已经把他们的扫雷力量和器具全部撤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域。
根据有关排除水雷的议定书和1973年06月13日联合公报，美国仍然对尚未完成的工作负有责任。

西哈努克亲王向塞内加尔灾民赠送大米的移交仪式在达喀尔举行
新华社达喀尔1973年07月19日电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赠与的五百吨大米的移交仪式07月19日下午在达喀尔港举行。
这批大米是西哈努克亲王今年05月访问塞内加尔时赠给塞内加尔遭受旱灾的灾民的。
柬埔寨王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江裕朗代表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转交了这批大米。
塞内加尔计划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迪昂·迪亚卡特代表计划合作部长向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转达塞内加尔国家元首和人民的谢意。

西德国防部长同美国国防部长讨论防务问题
强调在北大西洋联盟内改善武装力量
勒伯尔一再表示西方在苏联加紧扩军下不能松懈军备努力
新华社波恩1973年07月19日电
西德国防部长格奥尔格·勒伯尔07月17日至18日访问美国，同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举行了会谈。
勒伯尔访美期间还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总统顾问莱尔德进行了会谈。
美国和西德国防部长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说，双方讨论了防务问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继续推行“包括前沿防御在内的威慑和灵活反应战略”。
公报说，“会谈的中心是中欧地区常规武装力量对比，两位部长决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计划范围内进一步努力使得武装力量获得重大的改善”。
双方认为，“美国武装力量驻在欧洲仍然是有巨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因素。”
西德国防部长讲述北大西洋联盟欧洲盟国要加强合作，“增进欧洲对防务的贡献”，美国国防部长强调美对此感到兴趣。
最近，勒伯尔曾几次发表谈话，认为在苏联在欧洲加紧扩军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不能松懈自己的军备努力。
据《法兰克福汇报》07月05日报道，勒伯尔在同这家报纸编辑的谈话中说：
“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战坦克约有七千五百辆。
自1966年以来，给驻在那儿的军队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辆坦克。
充实这些部队的人员可以从苏联空运来。”
因此“我们不能松懈我们在军备方面的努力”。

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形势大好
认真读书，热烈讨论；
路线分得清，好做带路人。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组织基层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记者摄
油田之晨，气象万千；
“铁人”精神在，生产永向前。
蒸蒸日上的大庆油田。
　
《解放军画报》供稿
煤机突突，煤花四溅；
加劲多采掘，支援各战线。
开滦林西矿采三区大搞机械化，矿工们正用割煤机采煤。
本报通讯员摄
各族儿女，共读一堂；
祖国大地上，桃李正芬芳。
东北工学院各族工农兵学员在阅览室里看书学习。
本报通讯员摄
并肩巡逻，了望远方；
军民团结紧，警惕守边疆。
新疆军区某边防部队同塔吉克族民兵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新华社稿
市场繁荣，顾客云集；
人民生活好，感谢毛主席。
石家庄市人民百货商场售货员热情地为人民服务。
《石家庄日报》供稿
灯火辉煌，夜战船台；
奋力争上游，豪情满胸怀。
大连红旗造船厂职工争分夺秒，决心提前完成今年国家计划。
本报通讯员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扎根在农村，百折永不回。
辽宁宽甸青山沟公社滴水砬子大队插队知识青年正在山区进行水利勘探。
　本报通讯员摄
“五·七”道路，越走越宽；
革命洪炉里，百炼志更坚。
北京市宣武区“五·七”干校学员们正积极参加劳动锻炼。
北京市美术摄影展览会供稿
学习大寨，人勤地壮；
稻海翻金浪，丰收广积粮。
湖南洞庭湖畔人民公社社员加强田间管理。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