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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七连党支部在战争教育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干部战士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促进了战争思想和战备工作的落实。

七连党支部发现有的同志在大好形势下滋长和平麻痹思想。
在战备教育中，他们首先引导大家学习理论，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欺骗性。
他们针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制造的种种反动谬论，认真学习了列宁的论述：“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五八页），和毛主席的论述：“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他们组织大家用革命理论批驳反动谬论，并把社会帝国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制造的强盗理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大家看到：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侵略亚洲的时候，打的旗号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妄图吞并欧洲的时候，打的是建立“欧洲新秩序”；
美帝到处侵略，打的是建立“自由世界大家庭”。
社会帝国主义打出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旗号，同它们都是一样的货色，都是为了实现它们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通过学习和大批判，大家深刻认识到，侵略和欺骗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本性。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不管它们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关于“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的教导，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在学习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七连党支部又引导干部战士大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侵略扩张的罪行，用事实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欺骗性。
同志们说：社会帝国主义高喊所谓“和平”、“安全”、“裁军”、“支援”等漂亮口号，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干的是比老牌帝国主义还要阴险的反革命勾当；
它挂着“国际主义”的牌子，干的是阴谋奴役其他国家、称霸世界；
它抡着“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棒子，为的是不让无核国家和少核国家为了自卫而发展核武器。
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七连干部战士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从根本上增强了战争观念，全连上下出现了干部带头抓战备、战士自觉搞好战备的局面。
一天夜里，天下着大雨，指导员李国志突然接到报告说，某哨所电话线中断了。
他想，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就不能给敌人留一点空子。
于是，他立即起床，带着通信员冒雨查线，及时排除了故障。
这时他又想，雨这样大，别的哨所电话线会不会中断呢？
于是，又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的林间小路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逐个进行检查。
战士郑全江苦练夜间辨听各种动物和人活动的声音，准确地判断出各种情况，受到大家的赞扬。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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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作者：三○二六部队黎成章
单位：三○二六部队
栏目：干部战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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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进行战备教育中，怎样才能使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同时认清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道理，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呢？
我们体会是，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战备教育。

有的同志认为：“战备教育只要多讲敌情，多摆事例，战备观念就可以提高了。”
这样就忽视了从理论上讲清道理。
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在战备教育中，摆事例、讲敌情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干部战士懂得：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也就是要通过理论分析，找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
比如：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道理明白了，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战备观念。
如果单纯地讲敌情，摆事例，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当形势发生变化，表面上出现一些缓和的时候，常备不懈的思想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革命理论，善于透过现象讲清本质，这是把战备教育搞好的一个重要环节。

还有的同志说：“战备教育光讲大道理，这不是容易空了吗？”
这反映了我们在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没有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大道理任何时候都是需要讲的，但还要善于用生动有力的事实去说明这些道理，用革命理论去分析。
在战备教育中，如果既有深刻的道理，又有充分的事实，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那就不会感到空了。
因此，战备教育不注重理论不行，不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贯彻到战备教育的实践中去，努力把战备教育搞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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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 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江苏省的吴江、昆山、太仓和上海市的青浦、嘉定五县联合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了较大收获。
最近在嘉定县召开的五县第六次联防协作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一九七○年三月第一次联防协作会议以来的工作。
五县毗邻地区的二十六个公社、一百六十五个大队中，现在已有十四个公社、七十八个大队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
其他公社、大队的有螺面积也都大幅度下降，患血吸虫病的人显著减少。

这五个县毗邻地区的公社、大队，是原来血吸虫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地区。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毛主席的“送瘟神”的光辉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舞下，各县逐步加强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但是，由于各地区血防工作发展不平衡，又缺乏协同作战，一些地方的钉螺消灭了，另一些地方未消灭的钉螺又会爬过来再繁殖，因此毗邻地区就成了血防工作的薄弱环节。
根据这个情况，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注意发动各县党组织和群众在毗邻地区大力开展联防协作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通过联防协作，改变了毗邻地区过去“边界互不搭界，隔河互不往来”的状况，树立了“隔河隔村心连心，齐心协力送瘟神”的新风尚。
一些大队与大队的交界地区，原来是血防的“死角”，现在变成了先进典型。

两年多来，毗邻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了血防联防的群众运动，做到定期集会，交流经验；
对口检查，相互促进；
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参观学习，共同提高。
有些毗邻的大队，在毛主席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主动承担任务，争着多筑灭螺带。
各级领导干部在联防活动中，都亲临前线，参加战斗，指挥战斗。
由于加强了领导，深入发动了群众，两年多来，各地联防协作的内容，从单项血防联防发展到爱国卫生等各项工作的联防，范围从毗邻地区的联防发展到县与县、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全面联防。

血防联防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但有效地战胜了“瘟神”，还培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许多社队在修筑灭螺带时，争着越界多修一段；
碰到插花田时，主动帮助对方查灭钉螺；
发现疑难病人，主动派医生参加会诊；
发现螺情，及时互通情报；
有了经验，互相学习。
许多同志反映说，通过血防联防工作，使毗邻地区出现了协作勤往来，亲如一家人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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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通过特派代表在渥太华的会晤，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两国政府确认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并认为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将是有利的。

牙买加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根据它们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按实际可能尽早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同意在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惯例，互相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姚广（签字）

牙买加驻加拿大高级专员 维·考·史密斯（签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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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巴卢库为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希·恰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拉·佩尔拉库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同志周纯麟、王秀珍、刘耀宗、冯国柱、武占魁、申元军、孙林瑞、杨新亚、章尘等出席宴会作陪。
陪同代表团访问的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外事局朱开印副局长出席了宴会。

张春桥同志在宴会上讲话，对阿尔巴尼亚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并通过他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军，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

张春桥同志说，一提起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亲如手足的阶级兄弟，是并肩前进的革命同志。
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中，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和人民，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
巴卢库同志这次是第四次来上海访问。
你们每一次来，都给上海人民带来了鼓舞。

他说，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战争政策，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短短二十多年里，把欧洲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国，改变成为先进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堡垒。

张春桥同志在结束讲话时说，上海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巴卢库同志在宴会上讲话。
他以代表团的名义转达阿尔巴尼亚人民、人民军、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对上海人民最亲切、热烈的问候。
他说，我们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上海，感到十分高兴。
他热情赞扬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说，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巴卢库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身上的血肉，是真正的工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她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职责，保卫自己的国防，随时准备给予敢于来犯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军队，为有中国人民和军队作为自己的真正朋友和战友而感到光荣。
我们是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斗争中情如手足的战友。
我们是为了崇高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反对当代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我们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考验的，这种友谊牢不可破，坚如钢铁。
因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因而是万古长青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是今天下午从杭州乘专机到达上海的。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正在上海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今天也到机场迎接，并应邀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今天下午，阿尔巴尼亚同志在周纯麟、刘耀宗、张才千等同志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在杭州参观了杭州织锦厂。
代表团下午离开杭州时，谭启龙、铁瑛、赖可可、夏琦、钟贤文、陈令云、王子达等同志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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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讯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及部分顾问和工作人员丁原洪、程远行、李宝成、沈若芸、罗旭、张允义，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仲曦东、马文波、何英、符浩、余湛，部长助理章文晋、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邝任农、周发言、缪海棱、戴征远、岳志坚、李青川、丁国钰、杨骥、周秋野、安致远、王栋、李庭荃、彭华、曹克强、何功楷、沈韦良、龚普生、陈德和、王明修、朱传贤、张占武等。

乔冠华副部长回国途中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罗马尼亚。

英国驻中国大使艾惕思，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基伏，也到机场迎接。

当你在连队里，看到许多战士勤勤恳恳为连队服务，在车船上、医院里和公共场所，遇见军民之间、同志之间助人为乐、谦虚礼让的时候，常常会想起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想到他那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动人事迹。

九七○八部队一连四班战士吕天振，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学习雷锋精神的同志。

关心群众关心同志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时，吕天振正在上小学，从那个时候起，吕天振就立志做雷锋那样的人。
一九六九年，他从河南新野入伍来到部队。
四年中，他执行过支左任务，参加过施工劳动，野营训练时到过农村。
在吕天振的眼里，为革命有干不完的事。
凡是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有利的事，他都干。

有一次，连队野营来到某地一个生产大队。
早晨，吕天振看到村头水井前面的路上，结了一层冰。
人们挑水经过这里时一步一滑，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走起来就更加困难。
毛主席为我军制订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到群众有困难，怎么能不管呢！
中午休息的时候，吕天振借了一辆手推车，到远处挖来砂土，铺到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冰路上。
井台有的地方坍了，他就用砖垒好；
有的地方坑洼不平，他刨开冰块，用土垫平。

去年深秋，连队从外地回到了营房。
营房因为长期没有住用，有的玻璃破了，有的床板坏了。
吕天振不等领导交代，就动手修理。
厕所的下水道被坍落的碎砖烂瓦堵塞，尿池里堵满污水，用扫帚扫、铁锹挖都不管事。
吕天振把袖子一挽，就用手掏了起来。
同志们也都跑来参加，有的搬砖瓦，有的和水泥。
不大的功夫，就把厕所拾掇干净，墙壁上还刷上白粉，变了样子。
吕天振看看地上还剩有一些水泥，再看看院子里的水管子，心想，冬天来了，水管保护不好就会冻裂，于是，他又把水泥和好，给水管加了一层“防护衣”。

吕天振干了许多好事，有的过了好久大家还没有发现。
前些天，一连党支部查了查，这种事还真不少。
有一天，他看到六班战士许大海裤子划了个大口子。
晚上，同志们睡了以后，他把裤子拿来补好，又平平整整地放在许大海床边。
第二天，许大海穿上补好的裤子，问谁补的，谁也弄不清楚。
许大海说：“我们连里就是有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雷锋！”
关心连队的建设

吕天振关心的不光是这里修修那里补补，他更关心连队的建设。
有一次，连里大部分干部都外出执行任务去了，副连长任福全在家主持工作。
当时正是插秧大忙季节。
任副连长整天同战士们泡在稻田里，忙得团团转，即使这样，有些工作还是照应不到。
吕天振仔细地把全连的工作进行了分析，然后找到副连长，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连队首长越是在家的少，就越要充分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依靠党员带领群众，把工作做好；
二是，副连长不光要和同志们一起劳动，还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大家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
三是，工作要有计划，做到忙而不乱。
同时，吕天振还弄清楚了那块田应该插秧，那块田应该锄草，那块田先插，那块田后插，向副连长提出了具体安排的意见。
党支部很重视这些建议，作了讨论研究，副连长也改进了工作方法，全连这段工作做得既有节奏又有成效。
任副连长对此非常感动。
同志们称赞说，吕天振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的事情领导上没有想到，他想到了；
有的事情领导上刚想到，他已经主动去做了。

个人的事放在后边

在一连，同志们把这样两件事放在一起，来讲吕天振的“先”和“后”。

为革命做好事，吕天振抢在头里。
今年夏天，吕天振和十班同志负责稻田的管水工作。
一天夜里下起了暴雨，雷声把十班长刘恒营从睡梦中惊醒。
他听到雨声，想到拦河坝的闸门还没有打开，如果上游的河水在急雨中暴涨，闸门不开，就很可能冲毁堤坝，淹毁两岸群众的庄稼。
他马上起来，冒着急雨冲出营房，赶到水闸旁，准备下水去开闸。
在雷电闪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激流中开闸。
那不是别人，正是吕天振。

为个人的事，吕天振总是站在后面。
去年九月，他家里来了一封信，说和他一起入伍的几位同乡都回过家，亲人们挺想念他，盼望他也回家看看。
吕天振把信装了起来，没有吭声。
今年一月，家里又发来电报，说是“祖母病重”。
这回吕天振想回去探望一下。
可是，事又凑巧，他们班长也收到这样一封电报。
吕天振主动提出让班长探家，自己留下。
后来，连里大部分老同志都探过家，他祖母的病也更重了一些，领导上主动安排他探家。
他看当时正是农忙，又第三次推迟了假期。
直到不久前，全连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中该探家的都探过家了，他才回了一趟家。

处处从路线着眼

有的同志曾经认为，吕天振干的尽是些“小事”。
吕天振可不这么看。
他入伍以后，始终抓紧的大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造思想，努力做好工作。
四年来，他通读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还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
他说：“我们天天学习革命导师的教导，学习为了什么？
就是要照着去做。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要朝着毛主席指示的大目标前进，怎么能离开一件一件的具体工作呢！”
听了他的话，大家再仔细想想，可不是吗：他帮助群众干活的时候，想的是我军“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
他帮助同志的时候，想的是我军“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荣传统；
他修这里补那里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在处理个人问题的时候，他想的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那些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一件不是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头等大事紧密相联呢！

现在，一连党支部作出了决议，号召全连同志学习吕天振认真提高路线觉悟，积极为革命多做好事的精神。
吕天振心中很不安。
他以雷锋为标准对照检查了自己。
雷锋同志热爱毛主席，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时时不忘阶级苦，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工作上艰苦奋斗，生活上艰苦朴素，样样都为自己做出了榜样。
做事就要做雷锋做的这样的事，做人就要做雷锋这样的人。
吕天振说：“比比雷锋同志，我还差得很远呢！”
（本报通讯员）

九七○八部队一连四班战士吕天振，以雷锋为榜样，处处为连队着想。
这是他在为连队修理手推车。
本报通讯员摄

这天早晨，海军某部卫生队的值班室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值班医生拿起电话耳机，只听对方焦急地说：“我是海军高炮三连，在我们驻地附近有三名陆军战友，被电击伤，生命垂危，马上就送去，请您们准备抢救。”
卫生队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党支部一面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抢救小组，准备抢救；
一面马上向部队党委报告，部队党委立即派周秉章副部队长和站长白玉哲同志，迅速赶来，亲自领导和指挥这场抢救战斗。

卫生队医药、设备不全，同时也没有抢救电击伤伤员的经验。
怎么办？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大家向党支部表示：“没有条件我们创，没有经验我们闯，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紧接着，卫生队的全体人员一起动手，把值班室、注射室、挂号室全部腾出来，有的打扫，有的消毒，很快变成了烧伤病房。
当救护车驶到卫生队时，早已等候在门前的首长、医生、护士一齐迎了上去。

这三名伤员是正在野营训练的陆军某部高炮五连战士，他们在架设小型射击场时，不幸铝杆倒在阵地上空一万一千伏的高压线上，强大的电流把他们击伤，其中两名同志脚心被击穿，四肢痉挛，颈下有三厘米大，二厘米深的窟窿，背部成蜂窝状，最轻的一名也是大面积烧伤，达三度。

三名战友被电击伤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四面八方，驻地空军得知卫生队没氧气，他们就把氧气急速送到病房，并派了两台小车作为“救护专车”，还送来了咖啡、饼干、巧克力。

与此同时，沿着环山公路，一辆“北京”吉普奔驰而来。
这是陆军某医院党委委员、外科主任权忠洽同志带领抢救小组，闻讯赶来支援抢救。

抢救室里，白衣战士们团结协作，紧张战斗。
但由于伤员流血过多，体内血容量大幅度减少，如不马上输血，就会立即导致死亡。
需要输血的消息一传开，等候在外边的三军指战员和贫下中农一拥而上。

“我是‘O’型血！”
一个海军战士捋起袖子。

“输我的！”
一个手提航行图的飞行员急切地说。

“先输我的！”
一个陆军战士一面喊，一面使劲地往里挤。

热血映丹心，滴滴见深情。
从三十六名指战员身上抽出的七千二百毫升鲜血，催动着伤员的脉搏。
血压渐渐正常了，呼吸慢慢平稳了。
抢救小组通过群策群力，紧密配合，伤员先后出现的脑水肿、心肌衰竭等，都被用紧急措施抢救过来了。
抢救室的空气刚有点缓和，突然，伤员霍明春体温增高，血压急剧下降，“七十……”“五十……”，一下停止了呼吸。
病房里的空气顿时又紧张起来。

“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主持抢救的外科主任权忠洽用毛主席这一教导激励大家：“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就能把一线希望，变成胜利的现实！”
这个在旧社会的苦水中泡大的贫农儿子，深深懂得，三军战友都是骨肉相连的兄弟。
就在这次抢救开始不久，权主任接到电话：儿子得了急性肝炎。
但他想到孩子的病会有人照顾，现在是抢救阶级兄弟要紧，于是放下电话，继续投入战斗。
现在，他果断地提出：“马上进行人工呼吸。”
他刚要俯身作人工呼吸，只见陆军军医孙洪均抢先上去，海军医生林春也紧跟上去，两个人密切配合进行心脏挤压，一呼一压……渐渐地使霍明春恢复了心跳。

室内抢救异常紧张，室外配合更是繁忙。

在抢救过程中，一种必不可缺的“三磷酸腺酐”没有了。
空军的“救护专车”马上驱车急驰，跑遍整个市区，终于在医药公司买回，及时给伤员注上。

治疗中需要给伤员进行“物理降温”，但眼下没有冰块。
海军某部军需仓库得知，立刻派人以最快速度送来三个大冰块，保证了治疗的顺利进行。
氧气瓶气嘴漏气，陆军某炮团修理所闻讯后，迅速车了一个接管嘴送来。

在各方面的配合下，抢救小组克服了药品、设备不足等困难，终于使病人逐步好转。
晚上，霍明春的血压上升到正常状态，呼吸均匀，脸色由白变红……医护人员见到这个情景，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从医院里传出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伤员同志脱险了！”
“可以自己吃东西了！”
“可以坐起来了！”
每一个胜利的消息，都是一个喜讯，它告诉人们：通过三军战友团结战斗，已经结出了硕果。
每一个胜利的消息，都是一曲颂歌，它歌颂在党的“九大”路线光辉照耀下，三军战友心连心的阶级深情。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讯 广州部队炮兵某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认真抓好连队伙食管理，改善群众生活，较好地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炮团党委重视抓好连队伙食管理，有个认识过程。
前年冬天，部队进行野营训练。
团党委书记、李政委下连蹲点时，发现指挥连党支部在抓紧战备训练的同时，注意抓好连队伙食管理，生活改善得好，干部战士身强体壮，练兵情绪很高，奔袭一千多米高的山头时，个个按时到达目的地。
而有的连队由于忽视伙食管理，一些战士的体力下降，使战争训练受到影响。
李政委从这里看到了抓好连队生活的重要性。
在党委会上，他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教导，讨论了怎样既要从政治上关心战士，又要从生活上体贴战士的问题。
党委成员把重视抓好连队生活，看成是对干部战士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是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需要。
然后，他们又召开全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带领大家到指挥连参观学习。
李政委还和其他党委成员一起，对全团每个连队的伙房、菜地和猪圈进行了逐个的检查。
二连干部不会计划安排生活，造成粮食和伙食费超支。
李政委就向党支部成员介绍在抗美援朝的紧张战斗中，部队还坚持养猪、种菜的事迹，并具体教会他们计划开支，抓好连队生活的方法，使连队伙食越办越好，钱粮都有了节余。

在团党委成员的带动下，机关干部和营、连领导也都把抓好连队的生活作为自己的职责，积极设法为改善连队伙食创造条件。
在三连蹲点的后勤处长贺国财，发现这个连生活搞得不够好的主要原因，是党支部对发动“士兵管理伙食”的重要意义理解不深，在形式上虽然有个经委会，但实际上是干部说了算。
他就召集连里干部学习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并以“为什么要发扬经济民主？”
为题，开展了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战士参加管理伙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在贺处长的具体帮助下，党支部恢复和健全了经委会，干部战士人人关心连队建设，搞好生产，办好伙食。
由于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得到了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
全团所有连队也都健全了经委会，恢复了伙房值班、实物验收和定期清理公布账目等制度，加强了对连队生活的具体领导。

本报讯 五八四六部队十九连党支部，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想办法改善连队伙食，促进了战备施工任务的完成。

十九连在山区执行施工任务，驻在四面悬崖峭壁的深山沟里。
山岗上荆棘丛生，种菜没有地，买菜也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组织全连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教导，讲述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的事迹；
讲述淮海战役中，我军在大雪弥漫的阵地上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搞好伙食，保证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事迹，使干部战士深受教育。
大家决心发扬我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把连队伙食搞好。

全连同志利用工余时间斩荆棘，撬石头，开荒种菜。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他们开垦出三亩半地，种上蔬菜。
蔬菜生长需要水，战士们就利用上下班机会提水浇菜。
在他们的努力下，今年一至十月共收菜五万五千斤，连队蔬菜基本上达到自给。

党支部还选派党、团员战士担任饲养员工作，自己养猪。
今年十个月来，共杀猪十九头，产肉三千九百多斤，现在全连有生猪三十多头。

为了调剂伙食，十九连的同志们还自己动手生豆芽，磨豆腐，经常烧豆浆，做豆花，保证了饭菜花样多。

本报讯 ○六一七部队后勤处遵照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针对连队炊事人员新、烹调技术差、耗煤量大等情况，从连队选调了几名实践经验比较多的炊事员，组成了一个巡回技术服务队，下到各个连队，指导炊事班改灶节煤，并传授烹调技术。

服务队到连队后，住在炊事班，和炊事员一起做饭炒菜。
为了不影响连队开饭时间，他们利用晚上时间改灶，经常搞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有个连队原来平均每人每天要烧煤一斤二两多，服务队的同志和炊事班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经过多次改灶，使耗煤量下降到五两以下。
原先有百分之八十的连队做面食不过关，做的馒头不是酸就是死疙瘩。
经过服务队的指导，这些连队的炊事员不仅学会了做馒头，而且还掌握了做多种面食的技术。
干部战士都称赞服务队为连队服务的精神好。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中国建交二十三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马文波、余湛，外经部部长方毅，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有关方面负责人杨立功、任允中、丁国钰、杨骥、王迪康、许寒冰、李庭荃、朱传贤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罗博大使的夫人，大使馆参赞安东尼和夫人，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中阿两国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祝贺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不断发展。
罗博大使和余湛副部长在祝酒时一致指出，中阿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将永远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阿建交二十三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中友协主席阿·凯莱齐，政府部长：奈·纳赛、拉·汉库、基·恩杰拉、米·基尔科、阿·维尔利、拉·齐奇什蒂、苏·巴霍利，劳动党中央委员：哈·什图拉、达·马马基、迪·波奇，地拉那区人民会议执委会主席米·弗加等。

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中国冶金工业部代表团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席了招待会。

在洋溢着中阿伟大友谊的热烈气氛的招待会上，刘振华大使和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奈·纳赛先后讲了话。

刘振华大使在讲话中指出：“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伟大革命友谊必将日益加强和发展。
因为这种友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同锤炼的，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在为共同理想而进行的长期、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刘振华大使接着说：“我们将一如既往，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鼓舞。
今后，不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和暴风骤雨，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大旗，并肩战斗，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为夺取世界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到底！”
纳赛外长接着讲话，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珍惜并象爱护眼睛那样爱护连结着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的伟大革命友谊和钢铁般团结。
阿中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是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一友谊的缔造者是我们的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我们的两位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
这一友谊在争取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诞生和得到锤炼，它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经受了一切考验。
任何风浪也不能动摇这一友谊的磐石的基础。”
席间，中阿两国战友频频举杯，祝愿中阿友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祝愿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多边筹备性会谈”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始举行。
三十二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谈。

阿尔巴尼亚政府在给芬兰政府的备忘录中表示，阿尔巴尼亚不参加这个筹备性会谈。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初是波兰外长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在第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的，此后苏联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吹召开欧安会。
有关国家就此进行了长期的酝酿和争论。
今年五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时，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要“在有关国家一致同意的时间召开”欧安会。
以后商定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多边筹备性会谈。

新华社华盛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以贝时璋为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从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三天友好访问，受到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技术界的热烈欢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邀请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在全国科学院举行宴会，欢迎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美国科学技术界知名人士和参议员、政府官员等一百多人出席了宴会。
他们中间有：美国与中年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博士，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戈德伯格博士，全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博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伯克哈特博士，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谢尔登博士等。
著名美籍中国科学家任之恭、陈省身、张明锦、张捷迁等教授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总统科学顾问、科学和技术局局长戴维博士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霍尔德里奇等。

史密斯博士在宴会上致欢迎词。
他说，中国科学家的访问将为两国和两国科学团体的共同利益发展有成果的关系。
戈德伯格博士和汉德勒博士也先后在宴会上讲话，他们表示欢迎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

贝时璋团长在宴会上致答词。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不断增进这种传统的友谊和发展两国学术的交流，是两国人民的热切期望。
贝时璋团长在讲话中转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亲切致意和中国科学家对美国同事的良好祝愿。

二十一日上午，汉德勒院长、史密斯主席、戈德伯格主席在全国科学院会见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宾主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当天下午，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在史密斯主席、戈德伯格主席的陪同下，访问了设在华盛顿郊区的国家航空和宇宙航空局戈达德空间飞行（研究）中心，并参观这个空间飞行（研究）中心的几个部门。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二十二日还访问了科学和技术局、全国科学基金会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委员会。

二十二日上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科学和技术局局长戴维博士接见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戴维博士代表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欢迎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且把尼克松总统从马里兰州戴维营打给戴维博士的一封电报的副本交给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尼克松总统在电报中预祝代表团访问成功。

当天中午，戴维博士在国务院设宴招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署长温伯格，国家航空和宇宙航空局局长弗莱彻，全国卫生研究所主任马斯顿，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兹拉·索洛蒙，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阿尔瓦雷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理查德·索洛蒙，国务院官员詹金斯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将于二十三日上午离开华盛顿到斯托尼布鲁克继续进行访问。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最近视察了海防市。
越南劳动党海防市委书记陈坚陪同黎笋同志视察了港口、下里区、水泥厂、发电厂和S团高射炮第五一二连等单位。

在视察海防港口时，黎笋同志同港口的干部和工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他表扬全体干部和工人发扬了海防工人和越南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
黎笋同志嘱咐干部和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正确执行技术规定，迅速和准确地装卸、运输、交货，在劳动中节约一分一秒时间，保管好机器、设备、货物；
时刻提高警惕，粉碎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

在视察水泥厂时，黎笋同志嘱咐这个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必须努力奋斗，积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以便创造条件迅速提高劳动效率，生产出更多的水泥，满足国家建设的巨大要求。

黎笋同志在视察发电厂时，向干部、工人指出了电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
他说，要想良好完成这一任务，党委、行政和工会必须认清自己的领导任务，必须以忘我牺牲的精神工作。
工人必须发挥主人翁作用，积极参加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必须具有劳动热情和精通技术。
工厂必须努力生产出大量的电力，逐渐降低电的价格，良好地为各经济部门服务，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黎笋同志还视察了S团高射炮第五一二连的阵地。
他表扬了这个屡建战功的战斗单位，并嘱咐干部和战士必须不断增强革命意志，努力学习和掌握技术，提高战斗本领，以便建立更出色的战功。

在视察期间，海防市各企业、工厂和防空部队的领导同志代表全体干部、工人和战士向黎笋同志表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也要大力促进生产和随时准备战斗，为同全国军民一道把抗美救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彻底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十月份在各个战场猛烈进攻金边伪军，共消灭敌人一万零三百名，俘虏敌人一千名，摧毁敌人军车八十辆，击落敌机九架，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有二十万居民获得了解放。

报道说，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十月份在二号公路上继续围困茶胶城，在茶胶城外除了三个敌军据点外，其他地区已全部解放。
到十月三十一日为止，二号公路已被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切断了六十六天。

战斗在金边军事特区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十月七日摧毁了金边城内的水净华大桥，十月十八日捣毁了敌人在城内的一个装甲车营地。
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还夺取和控制了乌栋镇。
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金边城内和郊区的频繁出击，使得金边卖国贼惶惶不安。

此外，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十月份还在东部、北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向金边伪军发动了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关于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问题的会议上发言，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黄华指出，第二次大战后，面临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竟悍然把超过葡萄牙本土二十二倍的占领地区宣布为所谓“海外省”，妄图长期霸占。
他们向这些地区派驻了十几万军队，进行了长期的野蛮的种族灭绝性的殖民战争。
他们还以这些被侵占的地区为基地，不断地对几内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武装袭击，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他们还同极端反动、残暴的南非和罗得西亚殖民当局组成了反动的军事联盟，共同镇压非洲南部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威胁南部非洲各国独立，给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黄华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一个小小的、腐朽的、依靠别人的施舍维持其存在的葡萄牙当局，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猖狂，如此霸道，就是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后台的支持；
而葡萄牙当局则同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起，担任了它们镇压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威胁非洲国家独立的宪兵的角色。”
黄华指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那里的压迫愈烈，那里的反抗也愈顽强。
几个世纪以来，葡占各地区的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
第二次大战后，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等地人民相继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从而揭开了当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新篇章。
在短短的期间内，这一斗争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黄华强调指出，今年六月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九月召开的东、中非国家首脑会议，正确地提出武装斗争是非洲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
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者则反对区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
而“一些自称是非洲人民的朋友的人，也在那里鼓吹不加区分的禁止使用一切武力，反对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反动谬论张目。
不难看出，他们的真实用心就是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俯首帖耳地永远接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以便让超级大国从容地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
黄华说：“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葡萄牙殖民当局同其他一切反动派一样，也是要靠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
他们是决不会发出‘善心’，把独立‘恩赐’给葡属殖民地人民。
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只能把自己斗争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在适当的时机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同殖民主义者进行谈判的。
当然，这种谈判也只能是在不妨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进行。
但是，葡萄牙当局一贯违反联合国和安理会有关决议，根本否认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人民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正在变本加厉地强化殖民统治和殖民战争。
鉴于这一现实状况，对这种谈判决不应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黄华说，中国代表团支持许多非洲国家和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的下述要求：一、严厉谴责葡萄牙当局对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人民进行殖民战争和反动统治，对邻近的非洲国家频繁进行武装侵略和武装挑衅活动，要求葡萄牙当局立即结束对上述各地区的殖民统治；
同时，也应严厉谴责在背后支持葡萄牙当局延长其反动统治的一切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势力。
二、对葡萄牙当局进行严格的军火禁运和制裁。
三、号召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给予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更大的声援和支持。

黄华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
目前，我们又都面临着共同的斗争任务。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把非洲人民的斗争看作是对自己的巨大支援。
中国人民也将始终不渝地同非洲人民同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据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三十三个非洲国家的要求，从十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关于结束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问题。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应邀列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言，强烈谴责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以及美国等支持葡萄牙进行的殖民战争。
他们表示决心斗争到底，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会上最后一致通过了几内亚、索马里和苏丹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
这项决议“重新确认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和莫三鼻给的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确认“这些人民为取得这种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
这项决议还“呼吁葡萄牙政府立刻停止其军事行动以及对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和莫三鼻给的人民的一切镇压行动”，并且呼吁葡萄牙政府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

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在投票前发表声明，说什么这项决议草案中呼吁葡萄牙政府立刻停止其军事行动和一切镇压行动的那一段给美国代表团造成了困难。
他要求对这一段单独举行投票。
美国这一要求遭到这项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的拒绝。

作者：新华社
栏目：国际资料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作者：侯俊峰时桂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刘少奇一类骗子炮制的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在政治形势的分析上，刘少奇一类骗子只看表面现象，而不去把握事物的本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进入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了若干小块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
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是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特点。
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在肯定敌强我弱的同时，正确地指出：红军虽弱，但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
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
红军虽少，但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有强大的战斗力，因而，弱中有强。
敌人虽强，但他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没有农民的援助；
军队虽多，但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政治上的分歧，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地盘虽大，但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强中有弱。
从这种科学的分析出发，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提出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却从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出发，否定敌强我弱的前提，开始是主张在第一线“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实行冒险主义。
当遭到挫折后，他又只看到敌人强大，看不到敌人本质上的弱，只看到我方弱小，看不到我方本质上的强，惊呼“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幻想以所谓“短促突击”侥幸取胜，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这就充分证明，自称“坚信马列”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其实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战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既要看到战争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要看到战争是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
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谁都知道，红军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凭借“弱”来打败敌人，而是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自己在战役和战斗上变成强者，从而战胜敌人。
以第一次反“围剿”为例，红军只有约四万人，敌人聚集十万之众，兵分三路，向我根据地猛扑。
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外线进攻，我是内线防御，敌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
但是，红军在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采取先诱敌深入，后战略反攻，集中全部兵力，歼敌一路一股的打法，使自己在局部上变为进攻，变为主动，变为强者，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在战术原则上醉心于那些“模式化”的条条，否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因此，他不是集中优势兵力，化弱为强，战胜敌人，而是以弱对强，搞消极防御的“短促突击”。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丧失歼敌的机会，既不能保存自己，也不能消灭敌人。

毛主席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主席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为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我军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由于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退却，使自己避敌锐气，保存主力，使敌人忘乎所以，暴露弱点，不但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且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
而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一窍不通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却离开战争的实际情况，把战略战术看成是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极力反对诱敌深入，拚命鼓吹“短促突击”，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丢掉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所谓的“短促突击”，“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破产。
通篇充满着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反动文章，也已经同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解胜文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自称“坚信马列”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精心装扮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
他表面上常常以“左”的面目出现，实质上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斯大林指出：“‘左’倾是右倾的影子。”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三八页）刘少奇一类骗子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乍一看，通篇都是“突击”、“袭击”、“决战”等等，似乎很“左”。
然而，只要透过这种“左”的表面现象一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右的实质。

回顾一下历史是有益处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蒋介石调动百万匪军恶狠狠地扑向我根据地时，刘少奇一类骗子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
他表面上气壮如牛，叫嚷要“六路分兵”、“全线出击”、“先发制人”、“不丧失寸土”。
但是，骨子里却胆小如鼠，说什么“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今后敌人“当更彻底的，更标本式的，运用他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了”，因此过去的一些作战方法，“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他只看到“步步为营”的百万匪军，看不到全力支持红军的广大根据地人民。
他既“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他只是孤注一掷地在根据地门口筑起堡垒，摆开阵势，分兵搞“短促突击”，和敌人拚消耗。
显而易见，“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
毛主席曾经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刘少奇一类骗子恰恰与之相反。
他们在战略上，把纸老虎看成铁老虎，谈虎色变；
在战术上，把活老虎看成死老虎，轻举妄动。
由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到防御时的保守主义，最后变为转移时的逃跑主义，这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理论和实际。

其实，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右倾顽症，并不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才有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对革命前途就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抗日战争时期，他跪倒在蒋介石脚下，肉麻地吹捧这个独夫民贼，跟着王明一伙叫嚷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这个病入膏肓的家伙终于从畏敌如虎到叛国投敌，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这一切都说明，刘少奇一类骗子从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者：副连长季朝能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
“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这本来是战争问题上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
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中却胡说：短促突击“它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它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

什么“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
说穿了，就是军事上的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混合物。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既反对因轻视敌人而拒绝使用军事防御手段，采取盲目进攻的拚命主义，也反对为敌人的其势汹汹所吓倒而拒绝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进行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与逃跑主义。
我们所需要的，只能是积极防御的原则。
因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积极防御的手段，是我们用以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有力武器。
回顾我们连三排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战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当时，美帝国主义凭借他们的“空中优势”和“钢铁优势”，每天要向三排阵地上倾泻几十吨钢铁。
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三排采取积极防御的手段同敌人进行斗争。
每当敌人发挥火力优势时，三排的同志们就钻坑道，叫敌人打不着；
当敌人的炮火一停，他们就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摸到敌人跟前打，钻到敌人窝里打，绕到敌人背后打，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九班还利用夜间奔袭的方法，摸到敌人后头，歼敌一个搜索排。
就这样，三排坚持战斗四天五夜，协同兄弟部队消灭美伪精锐部队一千八百五十多人，而三排的阵地却象钢铁铸成，一动未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光攻不防是盲动，光防不攻变被动；
只有实行积极防御，有攻有防，才能以弱胜强。

作者：史凌文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中，竭力吹嘘“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他左一个“战术”，右一个“战役”，就是只字不提战略上的问题。
谁人不知，在战争问题上，战略是全局，战役、战术是局部。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如果战略上、全局上错了，也就是说军事路线错了，尽管依靠什么“战术”，在局部的战役或战斗上取得一点胜利，但对整个战争全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甚至还会因小失大，破坏全局。
刘少奇一类骗子抛出“战术制胜论”，妄想用某些局部的战斗上的胜利，掩盖其全局上、路线上的错误，这是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因此，“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毛主席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战略指导上的正确，所以连续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错了，战略指导上错了，所以虽然在局部战斗上打了一点胜仗，歼灭了一些敌人，但到底还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战术制胜论”，历史已经作了无情的批判。
然而，这些骗子总是贼心不死，仍然耸人听闻地叫喊：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则是“危险的”，“有害的”。
对此，我们只能作这样的理解：骗子叫喊得愈凶，事实上就失败得愈惨！

事实胜于雄辩。
这是一句尊重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话。
北京部队某部几位战斗英雄，结合自己的战斗实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谎言。
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请看事实”的批判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下面选登的就是他们的批判发言。

——编者

诱敌深入方针不容诋毁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论“短促突击”一文中，摆出一副“天才军事家”的面孔，断言在敌人推行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中，“诱敌深入的方法，……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胡说只有进行“节节抗御”的“短促突击”，才是“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在敌人大规模的进攻面前，就不能诱敌深入了吗？
完全不是。
“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一九四七年五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共四十五万人的兵力，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
他们的反革命战法是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妄图逼迫我军主力与其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根据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有计划地大踏步地后撤，诱敌深入于我根据地腹部，使之占据地盘，背上包袱，拉长战线，分散兵力。
与此同时，我军将主力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造成敌人判断上的错误，助长了敌人的骄狂心理。
当时，敌人所谓的“王牌”七十四师骄狂最甚，首当其冲，孤军深入孟良崮、芦山一线。
我军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鲁中解放区人民的大力配合下，以五个纵队围歼敌七十四师，四个纵队从其侧翼进行穿插分割，阻击各路援敌。
经过四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取得了全歼敌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重创各路援敌的孟良崮战役的重大胜利。
接着，我华东野战军又连续扫了几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而拚命兜售“诱敌深入过时论”的论“短促突击”一文的作者，那个显赫一时的所谓“天才军事家”，只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而已！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 宋协生

集中兵力法则不容抛弃

在论“短促突击”这篇反动文章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说什么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只要用小兵力进行“短促突击”，就可以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和“战役上的胜利”。
这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就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的胶东战役的胜利作一个比较吧！

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中，敌人是一百万，红军是三十万。
在这种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很大的情况下，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就更加需要集中兵力。
然而，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这样做。
他们坚持分散兵力去搞“短促突击”，去搞“节节抗御”，正好迎合了敌人堡垒战术的需要，结果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重温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美梦，拼凑了六个整编师，采取“齐头并进，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法，向我胶东解放区发动进攻。
当时，我们的兵力不到敌人的一半。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力争战争的主动权。
我们团当时担任了消灭敌人翼侧四个连，突破敌人围攻线，掩护主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任务。
我们先是以数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包围了敌人占据的小李庄东山，并迅速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守敌五百余名，为大部队转移和取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我们又经过几昼夜的急行军，打到敌人后面，和其他兄弟部队会合在一起，在兵力上形成拳头，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胶东战役的胜利，生动地告诉我们：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毛主席的集中兵力的法则，恰恰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不懂得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他们所鼓吹的“短促突击”，实际就是军事平均主义，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 黄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