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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九八部队“钢刀连”党支部在战备教育中，引导干部战士认清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抓紧时间，加快步伐，进一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

“钢刀连”党支部过去在战备教育中，有时讲敌情多，而讲人民革命的大好形势少。
党支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识到：在战备教育中，必须把当前世界上还很不安宁的形势经常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但是，对各国人民斗争取得的胜利也要经常讲，使干部战士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形势，既看到世界革命人民斗争前途光明，又看到取得斗争胜利的道路是曲折的。
只有这样，才能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为争取新的更大胜利努力奋斗。

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在讲当前世界还很不安宁的同时，发动大家把报刊上和亲友来信中有关大好形势的材料搜集起来，采用多种方式向全连介绍。
党支部还发动大家讨论：“大好形势是怎样得来的？”
组织大家把报刊上阐述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胜利的文章，以及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其他各国革命人民斗争事迹的报道，集中起来学习。
通过讨论和学习，大家进一步懂得了革命大好形势的取得，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有什么改变，而是斗争的结果，是和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团结、互相配合、英勇斗争分不开的，也是和我们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全国军民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分不开的。

在进行教育和讨论的同时，党支部还组织干部战士参观了驻地附近的一个机械厂，请机械厂的革委会主任介绍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由来。
这个厂过去是县里的一个“老大难”单位，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全厂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全厂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一跃而为全县的先进单位。
从这里，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大好形势是靠斗争得来的，也要靠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
党支部还组织干部战士参观了驻地附近的一个大队民兵连的战备工作。
这个民兵连在大好形势下不忘加强战备，每个民兵班有“战备担架”、“战备手推车”。
他们坚持劳武结合，在地边用土堆成坦克模型，练习打坦克；
还利用晚上搞战备演习。

通过学习和参观，全连干部战士战备观念进一步增强，决心在大好形势下，努力加强战备训练中的薄弱环节，积极做好各项战备工作。
在干部战士共同努力下，全连各项战备工作越做越好。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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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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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六四五七部队七连党支部根据国际阶级斗争新形势，组织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不断增强战备观念，保持常备不懈的思想，进一步做好各项战备工作。

在我国外交战线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七连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列宁关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的教导，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明确了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不能放松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
大家决心以外交战线上的胜利作为促进战备工作的动力。
过去，指挥排技术基础比较差，他们为了尽快提高技术水平，掌握杀敌本领，抓紧时间，勤学苦练。
经过一段时间，排里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党支部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列宁关于“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六九页）论述，使大家认识到，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物，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会谈，并不能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不能放松战备工作。
电话班的同志通过学习，大家认识有了提高，进一步抓紧战备工作。
他们对班里战备情况坚持经常讲评，班里每个人的东西都按照战备要求放得井井有条。
在军事训练中，大家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苦练在各种地形上架线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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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六○九七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以路线为纲，经常给部队作形势报告，使干部战士认清形势，提高觉悟，鼓舞斗志，促进了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落实。

今年初，部队党委研究了加强部队形势教育的问题。
党委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忆了过去我军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利用战斗间隙给部队作形势报告的传统，认识到，经常给部队作形势报告，是经常性政治教育、路线教育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给部队作形势报告，各单位每月至少要搞一次形势教育。

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在实践中体会到，作形势报告必须以路线为纲，把形势教育和路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干部战士听一次形势报告，受到一次路线教育。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形势报告就是让大家多知道点新闻，因此在作报告时偏重于讲新闻，不注重从路线上讲清问题。
干部战士反映，这样的报告，听起来很热闹，听了以后感受不深。
以后，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注意以路线为纲。
如在批修整风中，他们针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论，及时向部队作了国内大好形势的报告。
在报告中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一边介绍事实，一边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大好形势的罪恶目的，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部队领导干部每次作形势报告，都能亲自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根据干部战士在观察形势中一些不容易弄清的问题，定题目，定内容。
如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部队侯政委带领机关工作组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掌握了部队的思想动向，然后以路线斗争为纲，组织干部给部队作形势报告。
报告中，充分说明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时间，激发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进一步做好各项战备工作。

作者：齐武文
单位：七八四八部队
栏目：干部战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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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汹涌澎湃，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蒸蒸日上。
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着部队指战员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但是，应该看到，革命的大好形势，也容易使我们有些同志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产生和平麻痹思想。
有的同志觉得，“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强大了，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了”，因而放松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这是十分危险的。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革命的大好形势，绝对改变不了他们的侵略本性。
我们决不能只看到形势大好的一面，还要看到世界还很不安宁的一面。
我们必须牢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有人说，“形势缓和了，战备可以慢慢来。”
这也是一种模糊观念。
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新胜利，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是在睡大觉，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加紧扩军备战。
如果我们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放松了准备，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革命的大好形势，是靠斗争得来的，也要靠斗争去巩固、去发展。
我们要看到当前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形势下的新的斗争，决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忘乎所以。
相反，要更加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搞好路线教育，搞好军事训练和各项战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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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讯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巴卢库为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希·恰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拉·佩尔拉库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

陪同代表团前往外地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和我国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总后勤部装备部部长苑化冰等，前往机场送行。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安东尼等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巴卢库为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希·恰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拉·佩尔拉库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沈阳进行参观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司令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等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
陈锡联同志在当晚为阿尔巴尼亚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陈锡联同志和巴卢库同志在宴会上讲话的时候热烈赞扬中阿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的革命友谊，他们表示，中阿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机到达沈阳的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德生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李伯秋、杨春甫、唐子安、肖全夫、邓岳、游好扬、张峰、曾雍雅、罗坤山、邹衍、王从周、李治文，以及陪同代表团到沈阳访问的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出席宴会作陪。

陈锡联同志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代表辽宁省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全体指战员，向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陈锡联同志热情赞扬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所缔造和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说，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已经成为保卫祖国的坚强柱石。

陈锡联同志说，阿尔巴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不仅使我们有机会共叙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情，而且必将进一步增强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巴卢库同志接着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阿中两国虽然相距很远，但是，这种遥远的距离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两个兄弟党、两国英雄的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

巴卢库同志指出，阿中两国军队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
这两支军队彻底忠于党和人民，并且就是以这种力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的。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友好团结的热烈气氛。
席间，中阿两国战友不断举杯，共祝恩维尔·霍查同志健康、长寿，共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今天下午，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同志由陈锡联、李德生、曾绍山等同志陪同，参观了沈阳松陵机械厂，受到这个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的热烈欢迎。

作者：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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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八月十一日的中午，贫农社员朱少川急急忙忙跑来医院门诊部，请求抢救他临产的爱人朱秀英。

医护人员听说是从农村来的产妇，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门诊部。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产妇抬进急诊室。
半个小时后，从急诊室里传出初生婴儿“呱！
呱！”
的哭啼声。
朱秀英看看安详地躺在自己怀里的孩子，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可是，婴儿诞生后第三天，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孩子全身皮肤由红变黄，不吃奶，不哭啼。
经医生紧急会诊，最后诊断为“新生儿溶血症”，这是一种发病快、死亡率高的病症，抢救稍不及时就会造成死亡。

医院党委立即决定由党委委员、副院长吕竞泽领导抢救。
吕竞泽一到妇产科，就组织医护人员对婴儿的病变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决定尽快为婴儿换血。
为了更有把握，他们又连夜到兄弟医院请教。
深夜十一点半钟，外出“取经”的医护人员刚回到医院，就接到检验科送来的报告：婴儿胆红素上升到二十二毫克，超过正常人的二十多倍。
吕副院长再一次组织大家根据病情的变化，研究换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和处理方法，并决定提前为婴儿进行换血手术。

谁都知道，要在生下来只有两三天的婴儿身上作换血手术，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医护人员，既敢于接受这个任务，又善于想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妇产科的医护人员考虑到换血时，容易被空气污染，特地赶做了一个密闭的输血器。
检验科的同志日夜坚守岗位，在短时间内为婴儿进行了各种检验几十项次。
麻醉科的同志想到婴儿的血管特别细小脆弱，光是各种型号的输血导管就准备了几十条。
手术室的护士对医疗器械和敷料进行了多次检查，血库同志连夜从市中心血站取来新鲜血液。
大家都在为救活这个贫下中农的后代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深夜，一场紧张的为婴儿换血手术开始了。
主治军医安汝杰小心地切开婴儿左大腿内侧，他屏住呼吸，迅速而又细心地找到婴儿的只有半根火柴杆粗的血管，并且准确地将一根导管插进又细又脆的血管中，把溶血慢慢地往外抽，再用注射器把新鲜血液输进血管。
但是，刚刚换了二十毫升的血液，新的情况又发生了：溶血慢慢抽不出来，新鲜血液也注射不进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医护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的教导，对这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细心观察，认真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是抽血用力过大，造成血管壁闭合，溶血抽不出来；
另一方面是注血针头过小，凝血堵住了针头，新鲜血液注不进去。
于是，他们立即选择了新的换血部位。
为了防止凝血堵死针头，输血改用了大针头，并采取勤洗勤换的办法，保证了换血手术顺利地进行。

当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四百五十毫升新鲜血液注进了婴儿的血管里。
婴儿呼吸慢慢恢复正常，喜人的哭啼声打破了一夜来的紧张气氛。
在手术台前顽强战斗了六小时的医护人员，滴水未喝，十分疲倦，但看到得救了的婴儿，内心充满了喜悦。

十八天后，朱秀英抱着个胖娃娃出院了！
一到家，邻居们蜂拥过来，争着要看一看这死里得生的婴儿。
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婴儿的父母心里揣摩着：没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领导的解放军，就没有这孩子的今天，就叫“军生”吧！
“军生”这个充满军民情谊的名字，很快就在全村传开了。
（报道组）

作者：辛源

如何正确对待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夺取更大胜利的重要问题，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经常想一想。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大好形势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部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每打一次胜仗，总是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新的战斗任务；
新任务一来，大家就朝着新的战斗目标奋斗，使革命队伍经常保持旺盛的斗志和蓬勃的朝气。
毛主席还多次提醒我们，要发扬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应该贪图享乐，脱离群众；
不应该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重温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搞好批修整风，搞好斗、批、改，搞好各项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和胜利的确是伟大的，形势的确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这些胜利的意义，总结取得胜利的经验，正确地宣传这些胜利，以鼓舞人们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继续前进，决不能因此就满足现状。
毛主席教导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信得骄傲自大的理由。”
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地方。
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任何胜利和成绩，对于过去的工作和斗争来说，似乎是个“终点”，但是对将来的工作和斗争来说，则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它是万里征途上的一个脚印。
每个胜利都将带来新的斗争，新的斗争又将迎来新的胜利，“终点”和“起点”永远是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
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个胜利的取得而飘飘然，老是望着这个胜利出神，再也不想艰苦奋斗了。
因此，不管在多么大的胜利面前，任何骄傲自满、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对待大好形势，和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要坚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经常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形势，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更好地去完成党的任务。
优点和缺点，光明和困难，这两点什么时候都会有，大好形势只是表明优点和光明是主要的，对全局说来是有决定意义的。
但同时也还有缺点和困难，只不过是次要的、局部的而已。
坚持两点论，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要作充分的估计，对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也要采取切实的措施，逐一加以解决。
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矛盾和问题是层出不穷的。
只有不断认识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才能自觉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

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观察和分析形势，就会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要求我们百倍地振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不允许有丝毫的忘乎所以，自满自足。
国际形势大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但我们能不能就此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呢？
不能。
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世界还很不安宁。
在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我们必须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防止和平麻痹思想，常备不懈，持之以恒，预防帝、修、反的突然袭击。
国内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批修整风，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
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
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
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
不能丧失警惕。”
我们需要充分地利用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面教员的作用，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推动各个领域的斗、批、改的发展；
要继续认真、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等等。
形势的发展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骄傲自满的思想，不愿做出比以往更加艰苦努力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全国形势大好，是同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分不开的。
但是，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情况各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差别。
因此，在谈到大好形势的时候，应该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后进单位不能因为全国形势大好而忽视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放松自己的工作，要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冲破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差距，找出所以后进的根本原因，努力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向先进看齐。
先进单位也不可能事事都先进，也要经常看到并努力克服自己的薄弱环节，不断有所前进。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先进中还有先进。
我们不能闭目塞听，孤芳自赏，“关门看成绩，越看越欢喜”，成为鼠目寸光的庸人；
而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不骄傲，不气馁，努力赶超先进水平。

我们的成绩和胜利是怎样取得的？
必须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的一切成绩和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
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无产阶级政策，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我们之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是同坚持这两条根本原理分不开的，就是说，一是有党的领导，一是依靠群众。
至于我们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一起所贡献的一份力量，那是微小的。
如果不是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事业能够前进一步吗？
反过来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吗？
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正确处理自己同党、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焕发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青春。

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胜利和成绩也是这样。
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这个条件便是谦虚谨慎；
在另外的条件下，它也会成为我们前进中的障碍，这个条件就是骄傲自满，头脑膨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在胜利的形势下产生的，都给党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损失和危害。
对于这些历史教训，我们要经常放在心头，引为鉴戒。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经常想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这样，我们就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才不会因为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巨大胜利而停步不前。
同伟大的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相比，任何胜利都还是比较渺小的。
列宁曾经指出：“谁在争取一切，谁在争取全胜，谁就不能不提防：不要让微小的成果束住手脚，不要误入歧途，不要忘记目的地还很远”。
（《政治诡辩》）今天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距离共产主义的目标，距离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很远。
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更加伟大的斗争，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我们要为无产阶级“争取一切”，为共产主义“争取全胜”，就必须把今天的一切当作新的起点，继续进行“万里长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

作者：云岚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路线是非，是当前正在继续深入的批修整风运动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
这是路线教育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
毛主席提倡的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是指：对于错误路线的了解，“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真正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机会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这个时期地主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
它作为一条路线提出来，表现在各个方面的错误观点，包括那些暗中搞阴谋的反动论点，必然是带有根本性的。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又总是千方百计地用马列主义词句装璜自己，利用我们一些同志相信马列主义而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的弱点以售其奸。
因此，彻底纠正一条错误路线，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的斗争过程，不但要进行组织整顿，而且还要进行思想整顿，发动全党对错误路线展开深入、全面的批判。
这样，才能彻底清算错误路线，肃清它的思想影响。
我们同王明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逐步地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但是，对于党内很多干部来说，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弄清楚王明路线的错误性质。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展开了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批判了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坚持弄清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体现了我们党内思想斗争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
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到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必须着重弄清思想。
对错误路线的清算，如果不经过严肃的、深入的批判和斗争，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去引导、帮助干部分清路线是非，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根本的纠正，它的流毒就不能完全肃清，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干部，也不能从路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曾经指出，在延安整风前，我党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
但方法上有缺点，主要是王明一伙推行惩办主义的方针，结果，一方面未能使党内同志彻底了解错误路线的性质、根源和改正办法，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另一方面，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
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反对王明的错误方针，坚持着重弄清思想，做到“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整顿党的作风》），不但保证了当时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正确开展，同时也教育了全党同志深刻理解和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学习延安整风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懂得，在当前的批修整风运动中，从各方面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思想上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是何等的重要。
批修整风，批修第一。
刘少奇一类骗子，集一切机会主义路线之大成，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他们代表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国际上帝、修、反的需要，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军事上，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组织上，搞宗派，结死党，分裂党的团结。
针对这种情况，在批修整风运动中，除了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以外，尤其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揭穿他们的种种唯心主义谬论。
这对于分清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通过革命大批判，从理论上、从本质上认识了错误路线，划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才能真正达到批修整风的目的。
那种认为刘少奇一类骗子已经完蛋了，政治上已经臭了，不必再深入批判的观点，是不对的。

弄清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弄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斗争的需要出发。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时期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而我们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思想上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
象刘少奇一类骗子，他们的反动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决定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革命形势和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一定要作出唯心的阶级估量，提出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和认识论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决定了在路线斗争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着重从思想根源上去考察、分析问题，分清两条路线的是非。

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总是要用唯心论来反对唯物论，用形而上学来反对辩证法。
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当年，王明一伙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主要表现在以唯心论、主观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联系实际。
刘少奇一类骗子阴谋篡党夺权，也是竭力阉割、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的种种谣言和诡辩。
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故纸堆中搜集了一些乌七八糟的材料，把一部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歪曲成政变阴谋史，不讲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这就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他们的这种唯心史观正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集中表现。
从这种唯心史观出发，刘少奇一类骗子必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个人之间、派别之间的斗争；
必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图达到其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针对这种历史现象，毛主席也总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批判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其反动实质。
早在一九三七年写下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光辉哲学著作中，毛主席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延安整风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一开始，毛主席一再号召全党同志要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武器，开展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集中批判当时危害于全党的主观主义。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在同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又先后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哲学著作，围绕着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斗争，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击中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
在批修整风中，我们一定要反复学习毛主席从理论上、思想上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许多深刻的论述，努力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要真正弄清思想，把批修整风不断引向深入，关键在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当前的批修整风，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好时机。
我们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攻读马列著作同深入批修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的反面教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批判中要注意科学性。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准确地而不是简单片面地去批判，经过分析、比较和鉴别，划清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同时，要把攻读马列著作同解剖自己结合起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增强免疫力。
有的同志存在着某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不正之风，他们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在路线斗争或工作中碰到问题，马列怎么说的，毛主席怎么说的，心中无数；
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对了不知对在那里，错了不知错在何处，因而有时上当受骗，成为假马克思主义密的俘虏。
在批修整风中，我们有必要把克服某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不正之风，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自觉地分析和改正错误，端正思想，端正作风，做好工作。

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必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极大地增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正在广州举行的一九七二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交活跃，盛况空前，不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从一九五七年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来，我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
在第一届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参加的来宾有来自二十七十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二百人。
今年春季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出口商品交易会，前来参加和参观的来宾已发展到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万一千多人。
本届交易会开幕以来，来宾又超过了历届同期的人数。
其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就达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
交易会规模的逐步扩大，参加人数的日益增多，标志着我国且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关系的蓬勃发展。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参观了本届交易会上展出的三万多件工业、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先进典型单位事迹，参观访问了广州市及其附近的工厂、人民公社等单位，使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交易会开馆以来，每天从早到晚，贸易洽谈十分活跃。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界朋友都希望同我国成交更多的贸易。

我国在外贸工作中贯彻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方针，赢得了各国朋友的信任和友谊。
参加本届交易会的有连续参加三十二届交易会的老顾客，也有第一次到会的新客商。
我国外贸工作人员对来自各国和各地区的贸易界朋友，对于新老客户一律给予友好的接待。
一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朋友深有感触地说，我和中国贸易往来已经十一年了，我认为中国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值得赞扬的。

交易会上本着互相支援的精神，对亚非拉发展中的国家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所需的商品和物资，给予积极支持，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本届交易会上，交易会的粮油、机械、轻工、五金矿产、化工、纺织、土畜产等交易团，多次邀请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界朋友举行座谈会，并进行客户访问，征求他们对我国出口商品在品种、花色、规格、包装、质量、价格等方面的意见，根据需要与可能，努力发展彼此的贸易。

随着中日两国的建交，参加本届交易会的日本商社比历届都多。
其中有不少是多年来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商社。
日本东九州友好贸易有限会社的一位客商说，他的商社是日本的一个普通小商社，在中国受到的友好接待使他感激。
他说：“我要继续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
参加本届交易会的各国朋友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士越来越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是发展贸易，沟通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一座桥梁。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了以作家冨成博为团长、剧作家藤井义昭为率务局长的日本山口县文学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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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有关方面负责人、文艺工作者和工作人员浩然、田树千、单达圻、李福德、肖棣华、唐家璇、徐鸿道、赵春胜、张和平等。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一日在纽约设午宴招待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

出席午宴的客人有：赞比亚代表团副团长卢萨卡，苏丹代表团副团长拉哈姆塔拉·阿卜杜拉，塞拉勒窝内代表泰勒—卡马拉，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副团长佐迪·加布雷—塞拉西，布隆迪代表恩桑泽·特伦斯，赤道几内亚代表普里莫·何塞·埃索诺·米卡，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努尔·埃勒米，马尔加什代表团副团长布莱斯·拉贝塔菲卡，多哥代表雅克·托格贝以及尼日利亚副代表法本米。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华、代表陈楚和代表团顾问熊向晖出席作陪。

午宴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纪念仪式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此生主持。
刘友法、李金德、朱蕴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向孙中山先生塑像敬献了花篮，并默念致敬。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民革中央常委卢汉、刘斐、甘祠森等。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零六周年。

广东省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政协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民革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联合举行了纪念仪式。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李明，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邓秀芳，省、市统战部门负责人张泊泉、崔杰，省、市政协和民革省、市委员会的负责人张酵村、李达潮、秦元邦、方少逸，孙中山先生生前友好姚雨平、叶少华，以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他们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献了花篮。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今天上午瞻仰了中山故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零六周年。

前往瞻仰中山故居的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冯国柱，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陈望道，民革上海市地方组织负责人赵祖康以及沈粹缜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敬献了花篮。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今天上午在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零六周年。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彭冲、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启参加了仪式。
全体谒陵人员在孙中山先生座像前肃立，随后进入孙中山先生陵寝，绕寝一周致敬。

参加今天谒陵仪式的还有江苏省、南京市政协负责人、民节省、市地方组织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任崇高、计雨亭、陈鹤琴、杨廷宝、范存忠、廖运泽、廖运升、陈中凡、吴贻芳、刘国钧、刘树勋、张敬礼、赖惕安，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机关干部和群众。

除了已经建立起来的专门的军需农场外，阿尔巴尼亚人民军部队普遍开展农副业生产活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生产部队所需要的蔬菜、肉类、奶类、羊毛以及其他农副产品，改善部队的供给。
由皮特里领导的人民军某部去年用自己生产的蔬菜满足了这个部队全年所需蔬菜的百分之七十，今年将满足蔬菜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
按计划，一九七三年将达到全部自给。
这个部队所需要的牲畜饲料目前已经完全实现自给。
今年每头奶牛的全年平均产奶量，预计比计划产量高五百公斤。
由阿默蒂领导的人民军某部在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去年这个部队栽种的西红柿每公顷平均收获八百公担，今年又提高到一千公担，创造了这个部队所在区西红柿的最高单产纪录。
去年，这个部队从每公顷土地上平均收获了二百公担土豆，而今年则达到了二百五十公担，完全满足了部队的需要。
此外，在肉类和奶类生产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部队还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许多浴室、洗衣房、体育场和住宅等。
据统计，去年一年，各部队共修建了六百二十五套住宅，而今年将建成七百套。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驻守在阿尔巴尼亚某地的、由恩·苏利同志负责的人民军某支队，遵循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苦练杀敌本领，努力从事农副业生产，在各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近两年来，这支部队连续荣膺“模范支队”称号，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这个支队的党组织注意把政治工作建立在战备要求的基础上，同支队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
支队里设有政治教育室，那里存放着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存放着恩维尔·霍查同志著作以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文件等。
支队的指战员们按照计划和科目在这里进行政治和理论学习。
在学习中，支队领导经常根据战士们的思想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讨论题目。
全体指战员根据题目的要求学习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有关著作，学习国防部的命令和军队条令，展开热烈的讨论。

“在自身革命化的同时，也使军事训练革命化”，这是这个支队全体指战员提出的口号。
指战员们通过阶级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霍查同志著作，认识到苦练杀敌本领的必要性。
他们经常以这样的话督促自己和勉励战友：“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作为革命者去思考、工作和争取胜利。
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志落后，不允许在训练中有破坏纪律的现象发生”。
支队的战士们经常在暴风雨的深夜，在悬崖峭壁间进行行军训练，锻炼革命意志，提高杀敌本领。

目前，这个支队的全体战士都能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武器，个人和集体的射击成绩都达到了优秀，在战备、纪律方面也都很好地达到了上级的要求。

此外，这个支队还提出了“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口号，大力开展农副业生产。
他们把杂草丛生的荒野开垦成支队的农副业生产基地。
今年，这个支队种植了二百五十株果树，饲养了多种牲畜和家禽，在农田和菜园里种植了二十多种农作物和蔬菜。
今年支队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已超额完成，有的甚至比原计划超产一倍到两倍。

在扬子江南岸，武汉市东郊的九峰山下，有一片片枝叶繁茂的油橄榄林，许多油橄榄树上结满葡萄似的一颗颗紫红的果头。

这是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同志访问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时，谢胡同志赠送的那一批珍贵的友谊树——油橄榄树，当年武汉人民分到四百株，种在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八年来，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干部、职工们精心地培育这批油橄榄树。
现在，这批象征中阿友谊的油橄榄树已经由四百株发展到一千一百五十九株。
去年有一百七十一株开花，一百四十株结果，收鲜果三百三十四公斤。
今年又有二百六十株开花，一百八十一株结果，产量将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

收获季节，所里职工们望着果实累累的油橄榄林，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心情特别激动。
他们不由得回忆起这批友谊树以坚强的生命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在这里开花结果的历程。

一九六六年夏季，武汉地区高温干旱，连续九十天没有下过一次透雨，油橄榄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林业科学研究所的职工们日夜与干旱斗争，塘水挑光了，就到几里路远的水库挑水抗旱。
一担担水滋润着土地，一棵棵油橄榄树依然茁壮成长。

友谊树战胜干旱后，又在一九六九年初经受了一场严寒的考验。
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下了一场大雪，武汉地区出现近八十年没有过的低温。
听到天气预报，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干部带领职工们，抢在寒潮之前，用稻草把每株树干及骨干树枝捆扎好，并支架了骨干树枝，防止折断。
这样，油橄榄树又坚强地顶住了寒潮的袭击。

几年来，这个所的干部和职工们为了适应油橄榄生产发展的需要，采用扦插、高压和种播等方法繁殖油橄榄苗木四千多株，送到湖北省三十六个县（市）八十个点进行试种。
目前，这些树苗普遍生长良好。

在林业科学研究所里，有个陈列室，人们叫它“友谊室”。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阿友谊万岁”六个大字。
这是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用精心挑选出来大小一样的油橄榄种子排列成的。
墙壁上悬挂着阿尔巴尼亚同志前来看望友谊树的照片。
几年来，阿尔巴尼亚一些战友先后来到这里。
今年八月，正当武汉气温高达三十九度的那些日子，阿尔巴尼亚油橄榄专家组为增进中阿友谊，远道而来。
专家组的同志在油橄榄园里，在温室用，边示范边讲解，热情地传授修枝、嫁接、播种和防治病虫害的宝贵经验。
他们在烈日下，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汗水浸透了衣服。
中国同志一再请他们休息，他们热情地回答说：“我们是真诚的兄弟，有事应该共同来做。”
回顾同阿尔巴尼亚战友欢聚的日子，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们激动地说：友谊树结出友谊果，是中阿两国人民共同用汗水浇灌培育出来的。
（新华社电）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最近以来，苏修继续让苏联的犹太人大量地移居以色列。

美联社十月二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报道说，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鲍·舒米林最近向莫斯科的犹太人宣称：“我们过去让犹太人走，今后也让犹太人走。
百分之九十三想要走的人得到了或者将要得到允许。”
法新社的报道说，“在十月份，总共有三千六百名苏联犹太人获得移居以色列的许可，这个数字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
据报道，以色列犹太事务局总司库利昂·杜尔辛不久前宣布：“从今年以来已有二万四千名犹太人从苏联抵达这里（耶路撒冷）”，“到年底，预料总共将达三万人”。
他还说：“苏联当局还在考虑十二万犹太人申请离境签证的问题。”
苏修让苏联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的做法，继续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不久前发表评论指出，“向被占领的领土上移民的结果，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在人员方面将不断得到补充”。
评论还说，“向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移民，是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损害，这将使冲突永远不会停止，保持着永久的战争状态”。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讯 美国政府在拖延结束侵略越南战争、加速武装阮文绍傀儡集团的同时，还正在加紧向柬埔寨朗诺傀儡集团赶运军事装备。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最近美国加快了向柬埔寨运送尚未运交的军用物资的速度”，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朗诺傀儡集团。
这些军用物资包括：飞机和飞机部件、轻武器和弹药、迫击炮、榴弹炮等。

合众国际社十一月十一日报道说，“大规模空运美国军事装备到柬埔寨的工作在星期六（十一日）开始”。
“美国空军的巨型C—141喷气式运输机从关岛把战争物资赶运到金边。
今天至少有八架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在金边的波成东机场着陆，每架飞机匆匆卸下两架L—19轻型观察机和数吨飞机部件。”
与此同时，最近在西哈努克港“也在卸下大批美国武器和弹药”。
这家通讯社说，“美国打算在停火协定签署之前把预定明年向柬埔寨（朗诺集团）提供的全部战争物资都交付给它。”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八日在波恩草签。

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字的是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巴尔，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字的是部长会议国务秘书科尔。

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个条款，并且附有议定书、声明、交换的信件、说明等一系列附件。
条约将在十一月十九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选之后正式签字，并将在两国议会批准以后生效。

两个德国之间关于缔结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的谈判，是在美、苏、英、法四国关于西柏林问题协定及苏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签订之后，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正式开始的。
谈判于十一月六日结束。
条约在草签之前已经经过双方政府的批准。

与此同时，美、英、法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和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十一月五日结束了历时两周的会谈。
十一月九日，四国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它们将继续保持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作者：黎冬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
这就是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军事上的反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一类骗子炮制的一篇宣扬“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就是他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一个铁证。

尽人皆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胜利的。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
但是，当时窃取中央领导权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先是以“左”的面貌出现，鼓吹什么“全线出击”、“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
待到碰壁以后，又从右倾观点出发，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主张“节节抵御”、“短促突击”。
他们把这些所谓的“新原则”吹嘘成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刘少奇一类骗子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然站在王明一边，抛出了宣扬“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明目张胆地为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撑腰打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

刘少奇一类骗子所以成为王明路线的狂热鼓吹者和重要支柱，是有其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他从来就是一个没有改造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
他和叛徒王明一样，都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贩卖机会主义黑货的家伙。
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一无所知，因而根本不懂得怎样指导中国革命战争。
他精心炮制的那篇宣扬“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只是为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诡辩的一块遮着布。
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下决心为王明路线保镖，煞费苦心地拼凑了二十六条“短促突击”的办法，但他最终也不能挽救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产生和发展是充满着斗争的。
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要兴风作浪，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他们不是从“左”的方面，就是从右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只有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作者：高元阁

作者：安河

毛主席教导说：“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
“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短促突击”，则与此完全相反。
从作战地域上看，他要红军“在敌人堡垒以外的制高点”等待敌人来攻，这是搞绝对固定的作战线；
从作战形式上看，他规定待敌“进至我军预定的突击地域再行突击”，这纯粹是内线的消极对抗；
从兵力使用上看，他把一营一营的兵力摆成一线，搞的是平分兵力，全线防御。
凡此种种，说明“短促突击”根本不是运动战，只不过是阵地防御中的反冲击或反突击，是不折不扣的阵地战。
刘少奇一类骗子硬要把“短促突击”说成是运动战，目的就是打着运动战的幌子，妄图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取消运动战，为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服务。

红军的作战实践证明，“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刘少奇一类骗子不但颠倒黑白地把“短促突击”这种阵地战说成是运动战，而且还自我吹嘘说：“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忽视这种战斗，“是危险的有害的”。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欺人之谈。
第五次反“围剿”中，正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阵地战、堡垒战，才使我军分散了兵力，失掉了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只能在阵地前和敌人拚消耗，完全适应了敌人堡垒主义的需要。
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导致了战役上和战略上的失败。

与此相反，我军在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采取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运动战”。
在战略上实行诱敌深入，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才使我军机动灵活，每战必胜，每围必歼。
事实告诉我们，运动战不但是弱军战胜强军，打破敌人“围剿”的根本战法，而且是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最好作战形式。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短促突击”的反动谬论，使我军运动战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作者：史奇涛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宣扬“短促突击”的一篇反动文章中叫嚷：“堡垒与出堡垒的敌人之间的地域不宽，容不下我军过大的兵力进行战斗”，集中兵力就会使我军“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的伤亡”。
这同王明鼓吹的“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的谬论，是一模一样的。
毛主席在批判这些谬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
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
事实上，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的堡垒政策面前，集中兵力的法则不但完全适用，而且“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因为集中兵力的原则，是劣势之军战胜强敌的最有效的战法。
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说的集中兵力就会“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的伤亡”，指的是在敌人堡垒与堡垒之间的狭窄地段去集中兵力。
这样去理解和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显然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我们知道，集中兵力的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更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歼灭战中的具体运用。
如何集中兵力，不是凭主观臆想，而是根据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情况决定的。
在那里作战对我军有利，我们就在那里集中兵力。
敌人那里好打，我们就在那里集中兵力。
因此，越是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我们越应该集中兵力用于主要方向，而不能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
正如毛主席所说：“分兵抵御”和“‘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违背集中兵力法则的结果。

第五次反“围剿”的实践证明，要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能靠“短促突击”那一套，还是要靠集中兵力这一着。
刘少奇一类骗子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硬是采取“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法，迎合了敌人战略上的需要，“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作者：万恒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
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毛主席所痛斥的这样一小撮最蠢的人，最狂妄的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一伙不从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抛出一套形“左”实右的所谓“新原则”，鼓吹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作战是“国家和国家的作战”、“大军和大军的作战”。
他们在战略上反对积极防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打主力对主力的“正规战”和阵地战；
在战役战术上反对“以十当一，以百当十”，主张“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节节抵御”，“短促突击”。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献媚于王明，急忙抛出一篇宣扬“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鹦鹉学舌似地跟着王明一起叫喊：要进行“短促突击”，要“堡垒对堡垒”，要“在第一线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
其实，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这一套，哪里是什么“新原则”，纯粹是军事保守主义在战术上的反映，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消极防御路线。
这套“短促突击”的蛮干战法，不仅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反而成了敌人推行堡垒主义的根据，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消极防御的结果，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弄得城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刘少奇一类骗子作为王明消极防御路线的重要支柱，对此负有重大的罪责。

什么是积极防御呢？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必须在战役战术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都是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敌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主力，逼我与其打阵地战，打“正规战”。
可是，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不是以主力用于防御，而是以少量兵力在正面迷惑敌人，主力实施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发现敌人弱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特别是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敌人以二十万大军压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企图压迫红军于赣南而消灭之。
我军完全不受敌人重兵“围剿”所约束，机智灵活地牵着敌人鼻子走，发现战机，速决歼敌，十五天打五仗，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这就是积极防御的战法，这就是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实践证明，只有实行这种战法，才能通过战役战术上歼敌，达到战略上制胜的根本目的。

我们党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头子，总是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尽管他们每次都碰得头破血流，但仍然不会接受教训。
就拿刘少奇一类骗子来说，他搞的“短促突击”、消极防御那一套，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破产了，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又搬了出来。
就是在建国后，他还到处兜售“短促突击”的黑货，胡说“敌人来了就突击”，“只有顶，没有放”，“一个连不行，再上一个连”，拚命地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这些反动谬论，我们必须展开深入的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作者：柯谋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实践证明，在我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只有把敌人诱进来，才能逼着敌人分散兵力，逼着敌人犯错误，逼着敌人背包袱，才便于我军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所以能够顺利地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就是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机会主义头子王明否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推行一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路线，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为了吹捧和支持王明路线，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宣扬“短促突击”的一篇反动文章中胡说：敌人在战斗中，“并不积极向与其对战而退走的红军追击”，“敌人前进的目标，他是有预先的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法，……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等等。

我们不禁要问：敌人为什么不向退却的红军追击？
为什么向其预先确定的目标前进？
这里虽有其堡垒主义既定政策和畏进惧歼的一面，但是，根本问题还是由于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所致。
敌人所以推行堡垒主义政策，主要是依恃其兵力、兵器的优势，吸引红军分兵抵御，以战役持久战消耗和削弱红军，最终还是为了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妄图围歼红军。

所谓“敌人不是向着红军主力所在地前进”的说法，只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鼓吹“短促突击”、反对诱敌深入制造的一个借口。
事实上，“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
“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
由此可见，诱敌深入绝不是仅仅通过我退敌追的形式达成，更主要的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路一股的办法达成。
红军完全不受敌人大军压顶的局面所左右，而是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事实告诉我们，诱敌深入是打破敌人进攻，彻底战胜敌人的可靠的有效的战法。
我们在训练和作战中，只有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短促突击”的反动谬论，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才能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作者：章仲

唯物辩证法认为：不懂得战争的情形、性质，以及战争和其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积极追随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抛出了一篇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文章，拚命宣扬“短促突击”，把“短促突击”说成是从“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
其实，他根本不懂得敌人所以由“长驱直入”转变为“步步为营”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是由于其接受了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妄图以绝对优势兵力，通过战役战斗持久战消耗和削弱红军，最后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他也根本不懂得毛主席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等等，都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的。
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不仅能粉碎敌人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而且能够粉碎敌人的“步步为营”和“堡垒主义”。
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在敌人的堡垒主义面前，先是武断地宣告诱敌深入“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接着就是离开敌我双方军力、经济力、政治和自然条件诸因素，凭主观想象确定战略战术，以“短促突击”、“全面抵御”对付敌人的“步步为营”、“堡垒主义”。
结果是以我之战役持久对敌之战役持久，完全适应了敌人的需要，不但不能制敌，反而被敌所制，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短促突击”这套消极防御的东西是彻底地破产了。
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仍然把“短促突击”视若珍宝，吹得神乎其神。
他说“短促突击”“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够了！
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批判文章吧：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九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