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会谈
会谈前，双方参加人员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总理大臣秘书官木内昭胤、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栗山尚一、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事务官畠中笃。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陆维钊、副司长王晓云、处长陈抗，工作人员林丽韫、王效贤、廉正保、赵钟鑫。
会谈以前，双方参加人员还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日本和中国的其他一些人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是：
田中总理大臣的随行人员杉原正、小长启一、早坂茂三、西田真也、秋山光路、浅尾新一郎、森田一、藤井宏昭、斋藤正树；
我国有关部门负责人于桑、王海容、杨德中、韩叙、彭华、高建中、高锷、刘华、李孟竞、马毓真。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会谈。
图为会谈以前，双方参加人员进行友好会见。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到达北京
周总理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
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人、姬鹏飞等前往机场迎接在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先后祝酒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由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陪同，今天上午乘坐机首挂着日中两国国旗的专机，从东京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外交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
今天，首都机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日本国国旗。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走下飞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人、姬鹏飞等，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的随行人员还有：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木内昭胤、杉原正、小长启一，内阁总理大臣秘书早坂茂三，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西田真也，内阁总理大臣秘书田中利男，外务省亚洲局地区政策课长秋山光路，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报道课长浅尾新一郎，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栗山尚一等。
随同来访的还有记者团和技术人员。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愈之、林巧稚；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人士符浩、于桑、周培源、谢冰心、刘希文、张香山、王海容、苏杰、谢鑫鹤、石少华、李梦华、阎钧、郝中士、吴忠、杨德中、申光、马仁辉、王冶秋、高富有、陆维钊、韩叙、彭华、王晓云、张占武、董林、高建中、孙平化、王笑一、庄则栋、刘远、王炳宇、武建华、陈抗、高锷、刘华、李孟竞、马毓真、林丽韫、王效贤、江培柱等。
在北京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和代表藤田公郎、姬野瑛一等及他们的家属，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宴会厅里悬挂着日本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先后在宴会上祝酒（祝酒词全文见第3版）。
他们祝酒以后，乐队分别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
席间，乐队演奏了日本乐曲《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和中国乐曲《伟大的北京》、《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白毛女》选曲等。
日本方面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以及田中总理大臣的其他随行人员：
吉田健三、高岛益郎、木内昭胤、杉原正、小长启一、早坂茂三、西田真也、田中利男、秋山光路、浅尾新一郎、桥本恕、栗山尚一等。
随同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和技术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
正在北京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以及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和代表藤田公郎、姬野瑛一等和他们的家属，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林巧稚、茅以升；
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和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马文波、符浩、李青川、邝任农、马仁辉、苏杰、谢鑫鹤、郝中士、乔培新、王冶秋、阎钧、迟群、吴忠、吴庆彤、申光、刘澄清、朱穆之、张纪之、石少华、邓岗、吴冷西、鲁瑛、戴征远、董林、张香山、刘希文、王海容、陆维钊、王晓云、韩叙、彭华、张灿明、安致远、杨德中、狄福才、高富有、丁峤、丁国钰、谢静宜、孙平化；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周培源、刘斐、朱蕴山、荣毅仁，委员郑洞国、杜聿明，知名人士程思远，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
对外贸易、科学、艺术、文化和体育界人士李西夫、吴阶平、吴蔚然、吴桓兴、周一良、谢冰心、古元、李梦华、宋中、庄则栋、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
新华社东京1972年09月25日电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09月25日上午东京时间八时十分（北京时间七时十分）乘专机离开东京羽田机场，直飞北京，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陪同田中内阁总理大臣访问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其他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等。
到机场送行的有：
内阁副总理大臣、代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通商产业大臣、代外务大臣中曾根康弘，总理府总务长官、代内阁官房长官本名武，法务大臣郡祐一，厚生大臣盐见俊二，农林大臣足立笃郎，运输大臣佐佐木秀世，邮政大臣三池信，劳动大臣田村元，建设大臣木村武雄，行政管理厅长官滨野清吾，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环境厅长官小山长规，外务省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副议长森八三一，众议院副议长长谷川四郎。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自由民主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主社会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爱知揆一，赤城宗德，江崎真澄，塚田十一郎，山下元利，竹下登，中村梅吉，井出一太郎，久野忠治，西村直己，水田三喜男，松浦周太郎，神田博，高桥英吉，渡部恒三，永田亮一，鲸冈兵辅，笹山茂太郎，小川半次，山口敏夫，河野洋平；
社会党国会议员日野吉夫，川崎宽治；
公明党国会议员正木良明等。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田中内阁总理大臣的夫人、大平外务大臣的夫人和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的夫人。
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儿子松村进，以及萩原定司等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和代表许宗茂。
三百多名送行者排列在停机坪上。
田中内阁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机场上握手。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到达北京
周总理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
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人、姬鹏飞等前往机场迎接在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先后祝酒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由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陪同，今天上午乘坐机首挂着日中两国国旗的专机，从东京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外交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
今天，首都机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日本国国旗。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走下飞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人、姬鹏飞等，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的随行人员还有：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木内昭胤、杉原正、小长启一，内阁总理大臣秘书早坂茂三，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西田真也，内阁总理大臣秘书田中利男，外务省亚洲局地区政策课长秋山光路，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报道课长浅尾新一郎，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栗山尚一等。
随同来访的还有记者团和技术人员。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愈之、林巧稚；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人士符浩、于桑、周培源、谢冰心、刘希文、张香山、王海容、苏杰、谢鑫鹤、石少华、李梦华、阎钧、郝中士、吴忠、杨德中、申光、马仁辉、王冶秋、高富有、陆维钊、韩叙、彭华、王晓云、张占武、董林、高建中、孙平化、王笑一、庄则栋、刘远、王炳宇、武建华、陈抗、高锷、刘华、李孟竞、马毓真、林丽韫、王效贤、江培柱等。
在北京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和代表藤田公郎、姬野瑛一等及他们的家属，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宴会厅里悬挂着日本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先后在宴会上祝酒（祝酒词全文见第3版）。
他们祝酒以后，乐队分别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
席间，乐队演奏了日本乐曲《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和中国乐曲《伟大的北京》、《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白毛女》选曲等。
日本方面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以及田中总理大臣的其他随行人员：
吉田健三、高岛益郎、木内昭胤、杉原正、小长启一、早坂茂三、西田真也、田中利男、秋山光路、浅尾新一郎、桥本恕、栗山尚一等。
随同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和技术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
正在北京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以及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和代表藤田公郎、姬野瑛一等和他们的家属，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林巧稚、茅以升；
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和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马文波、符浩、李青川、邝任农、马仁辉、苏杰、谢鑫鹤、郝中士、乔培新、王冶秋、阎钧、迟群、吴忠、吴庆彤、申光、刘澄清、朱穆之、张纪之、石少华、邓岗、吴冷西、鲁瑛、戴征远、董林、张香山、刘希文、王海容、陆维钊、王晓云、韩叙、彭华、张灿明、安致远、杨德中、狄福才、高富有、丁峤、丁国钰、谢静宜、孙平化；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周培源、刘斐、朱蕴山、荣毅仁，委员郑洞国、杜聿明，知名人士程思远，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
对外贸易、科学、艺术、文化和体育界人士李西夫、吴阶平、吴蔚然、吴桓兴、周一良、谢冰心、古元、李梦华、宋中、庄则栋、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
新华社东京1972年09月25日电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09月25日上午东京时间八时十分（北京时间七时十分）乘专机离开东京羽田机场，直飞北京，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陪同田中内阁总理大臣访问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其他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等。
到机场送行的有：
内阁副总理大臣、代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通商产业大臣、代外务大臣中曾根康弘，总理府总务长官、代内阁官房长官本名武，法务大臣郡祐一，厚生大臣盐见俊二，农林大臣足立笃郎，运输大臣佐佐木秀世，邮政大臣三池信，劳动大臣田村元，建设大臣木村武雄，行政管理厅长官滨野清吾，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环境厅长官小山长规，外务省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副议长森八三一，众议院副议长长谷川四郎。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自由民主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主社会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爱知揆一，赤城宗德，江崎真澄，塚田十一郎，山下元利，竹下登，中村梅吉，井出一太郎，久野忠治，西村直己，水田三喜男，松浦周太郎，神田博，高桥英吉，渡部恒三，永田亮一，鲸冈兵辅，笹山茂太郎，小川半次，山口敏夫，河野洋平；
社会党国会议员日野吉夫，川崎宽治；
公明党国会议员正木良明等。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田中内阁总理大臣的夫人、大平外务大臣的夫人和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的夫人。
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儿子松村进，以及萩原定司等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和代表许宗茂。
三百多名送行者排列在停机坪上。
田中内阁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机场上握手。

董代主席周总理致电埃里亚尼主席和艾尼总理热烈祝贺也门国庆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09月25日打电报给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共和国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赫曼·埃里亚尼和总理穆赫辛·艾尼，热烈祝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
电报全文如下：
萨那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共和国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赫曼·埃里亚尼阁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穆赫辛·艾尼阁下：
值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之际，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和也门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我们相信，中、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72年09月25日于北京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指示
我国全面治理黄河取得巨大成绩
据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我国黄河流域各族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指示，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对黄河展开了全面的治理，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全面治理黄河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它的中上游地区治山、治水、治沟、治坡、植树种草，控制水土流失；
在下游两岸修堤筑坝，防御洪水；
在干流和支流上兴建水库、涵闸、电站等工程，发展农田灌溉事业。
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黄河丰富的资源正广泛地被用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
黄河两岸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黄河，是我国的第2条大河。
数千年来，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曾同黄河水害进行过持续不断的伟大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怀黄河的治理工作。
国家把治理黄河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资源的综合治理规划。
1952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揭开了治理黄河的新篇章。
二十多年来，河南、山东两省每年冬春都要投入三、四十万以上的劳动力，加高、培厚下游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的大堤。
仅堤防工程就动用了土石方三亿八千多万立方米。
同时，修建了东平湖水库和其它分洪、滞洪工程，初步整治了河道。
每年冬春两季，都对堤防进行岁修；
夏秋洪水季节，下游沿河地区，都有上百万的防汛大军，检查水情，抢修险段。
1958年夏季，黄河在河南、山东境内出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花园口洪峰流量达二万二千三百秒立米，但是在两岸人民的英勇奋战下，洪水仍然按照人们的意志沿着河道安全泄入大海。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33年，黄河曾决口淹了五省的六十七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六十多万人，而当时的洪水流量却比1958年要小，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旧社会那种“江河横溢，人为鱼鳖”的悲惨情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黄河流域是我国粮棉的重要产区之一，有一亿多人口，三亿多亩耕地，但是，长期以来粮棉产量很低。
在黄河下游，为了防止黄河决口，人们过去不敢在大堤上建闸引水灌田。
今天情况不同了，黄河的水和泥沙已经被大量利用来造福于人民。
现在，黄河下游两岸已建成引黄涵闸六十多座，虹吸（抽水灌溉）工程八十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百多万亩，对抗御旱涝灾害、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
河南省郑州市郊区花园口，是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大堤的地方。
洪水过后，到处是沙荒盐碱，沼泽涝洼。
解放后，这里的人民在国家帮助下，把浑浊的黄河水先引到荒沙洼地，使泥沙沉淀下来，然后再用洼水灌溉农田。
当地用这种方法改良的土壤达四万多亩，就连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扒口冲成的十三米深、二千五百亩大的潭坑，经过淤淀也变成了高产稳产农田。
黄河中上游流域，西起陇东高原，东到太行山区，是世界上有名的黄土高原，面积达四十三万平方公里。
这里土质疏松，沟壑纵横，草木稀少，每年有大量表土被雨水冲刷流入黄河下游，成为黄河洪水灾害的根源。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各地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把控制高原水土流失作为根治黄河水害的关键。
甘肃、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摸索泥沙流失规律和控制的办法。
他们系统地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发动两岸人民把水、沙拦于千沟万壑之中，分散在河滩平川之上，变害为利，发展生产。
解放前，黄河的干流和支流没有一座水库、一处电站。
解放后，沿河人民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同时，大力发展了水利电力事业，在黄河干流建成了一座座大型水利枢纽，在支流上修建了上千座大、中、小型水利电力工程，为城市、农村提供了大量电力，灌溉了四千八百多万亩农田，使历史上多灾低产的黄河流域，面貌有了很大变化。
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和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有六十九个县和一大批社、队的粮棉产量，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目前，黄河流域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正积极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总结二十多年来的治黄经验。
他们决心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昂扬的斗志，去夺取治黄工作的更大胜利。

世界高城
——西藏阿里高原狮泉河镇巡礼
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镇，在解放前被称为“农奴的地狱”的阿里高原上，海拔四千三百米。
三座莽莽巨峰—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雄踞在狮泉河镇的周围，构成壮丽的景色。
这一带过去遍地红柳，渺无人烟。
新藏公路（新疆至西藏）通车后，从内地运来了建筑材料，在荒滩上落起新城。
现在，万顷红柳掩映着栉比鳞次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物，晶莹的狮泉河水沿城自东向西流过。
自山顶盘旋而下的公路线，宛如飘向城里的彩带。
这座高原新城，如今人口增加到一千多人。
它成了阿里地区的政治中心，新藏公路上的枢纽。
它被人们称为“金色飘带上的一颗明珠”。
狮泉河镇，处处凝结着党和国家以及内地人民对高原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过去，幅员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阿里高原，没有一个商店。
牧民购买日用品要赶着羊群，驮着羊毛或盐，远途跋涉去外地交换，历尽艰险，受尽欺骗。
现在，狮泉河镇办起了百货商店，货架上摆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日用商品。
数百辆汽车源源不断地往高原运送物资，每年的进货额和日用商品销售额比民主改革初期增加了四十多倍。
一种上海制的球鞋式藏靴，胶质好，帆布厚，既防冰雪又耐磨，一双相当于八斤羊毛的价格。
从前，这里用八斤羊毛却只能换得三尺粗布。
这里的牧民以前要用十五斤羊毛才能换一斤“雄葱茶”（已经泡过又晒干的乏茶），现在用三斤羊毛的价格就可以买一斤上等砖茶。
商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运到高原的各种商品，平均每斤要用五角至一元钱的运费，这笔费用全由国家补贴。
阿里地区所属七个县现在都设立了百货商店，各区和大部分乡（社）建立了供销社或代销点。
在一个节日里，我们到阿里皮毛加工厂女工次仁央宗的家里去作客。
她一面用自制的青稞酒和酥油茶招待我们，一面向我们介绍她的节日生活。
谈起生活的变化，次仁央宗眉飞色舞。
她家在节日里买了一只大羊，四斤酥油，还有北京的鸡蛋挂面，上海的奶油糖，新疆的核桃、葡萄干。
她说，节日里买的白面，比她解放前一年吃的糌粑还多。
她指着宽敞的砖房，崭新的藏毯和绸缎被褥，怀着激动的心情说：
“高原上有太阳，才有丰盛的水草。
藏族人民有了救星共产党，才能从地狱登上天堂！”
次仁央宗从十五岁就给领主当“朗生”（家奴），不论冬夏都睡在羊圈里，穿的是一件补了又补的破羊皮筒子，昼以为衣，夜以为被。
民主改革后，次仁央宗在扫盲夜校学习了文化，后来成了阿里第1代毛纺工人。
她丈夫在阿里专区机关工作，她的两个女儿都是西藏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在县里当干部，一个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在狮泉河镇的东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烟囱，周围的十几间厂房里发出隆隆的机器声，这就是阿里农具修造厂。
农奴出身的共产党员、副厂长索南坚贞，带领我们参观了这个厂的锻造、机械和修理车间。
他对我们说，在山高水远的阿里建设起这样的工厂，是以前梦想不到的事。
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里，高原上工具奇缺，许多地方停留在燧石取火、骨针缝衣、羊角种地的原始状态。
民主改革后，高原上有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农具和运输工具。
前年，阿里专区决定在狮泉河镇建设农具厂，并且决定让他担任这个厂的副厂长，他决心为高原发展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农具修造厂的诞生，结束了阿里高原没有工业的历史。
去年，这个厂小修和中修汽车二百五十多辆，制造中小型农具二十一种、一千四百多件（套）。
同时，这个厂还造就了阿里第1代技术工人。
在农具修造厂的帮助和带动下，阿里高原许多人民公社成立了手工业小组，一个工具改革的热潮正在兴起。
从前一个壮劳力摇石磨，一天磨出的糌粑，只够五口之家吃两天。
现在，以水为动力的水磨，提高工效三十多倍。
他们制造的马拉整地打畦器，比用嘎鲁（锄）操作提高工效二十五倍。
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阿里人民的健康。
实行民主改革后的第2年，这里就成立了专区医院。
现在，这所医院有八十多间房舍，九十多名医务人员，五十多张床位，十多个门诊科室。
几年来，国家从内地派来大批医务工作者，他们一面为翻身农奴送医送药，一面培养藏族医生。
现在，阿里各县都有一所初具规模的医院，各区和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所，大部分生产队有了不脱产的“赤脚医生”。
由于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照顾，从城镇到农牧区普遍实行了免费医疗。
解放前，在阿里除了少数喇嘛在寺庙学到一点封建文化外，数万农奴没有一个识字的。
1953年，阿里专区办了第1所小学。
现在，有百分之九十多的乡（社）办了小学，有些地方还办了成年人扫盲夜校。
在牧区办的小学和扫盲夜校，大多是流动性的，放牧在那里，就教学在那里。
狮泉河镇，是高原上一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城。
这里的一切变化，标志着阿里高原在摆脱封建农奴制度后的十三年中，飞跃了几个世纪！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今日九江港
有将近百年历史的九江港，位于长江中游，在鄱阳湖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江西省与外地进行物资交流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
今日的九江港，已经摆脱了历史上的落后状况，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工人们在这里扩建和新建了十个码头。
码头边，盖上了一排排新仓库，修建了一座座新货场，还增添了许多机械设备，使码头装卸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九江港的第3、四号码头，在1949年解放时，除留下几块破烂跳板外，就是一片芦苇杂草。
现在，这里却是一番新的景象。
趸船边，大型浮吊来回摆动；
江边上的芦苇区，已经变成宽广的水泥坡路；
江岸上，仓库林立，运输车辆来回奔驰。
在装卸货物时，工人们只要一按电纽，大吊车就把船上的一包包货物卸到岸上，再把要运走的货物装上船去。
随着码头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港口货物吞吐量迅速增长。
1971年，全港的吞吐量相当于1949年的三十七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今年一到08月份完成的货运量，又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
由于装卸得快，船舶停港的时间也缩短了。
在建设九江港的过程中，广大码头工人充分发挥了革命干劲和聪明才智，自力更生地造出了许多机械化设备。
与南浔铁路相接的第1号码头是运煤的专用码头。
解放前，码头工人全靠杠棒、箩筐抬煤装船。
解放后往船上装煤，有了皮带运输机，但是，工人们还是要用铁锹把煤扬到皮带运输机上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共产党员、老工人杨则金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决定制造一台螺旋喂料机。
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原则，利用废旧材料，进行制造。
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螺旋喂料机制造成功。
近两年来，工人们又制造出了各种机械一百多台。
现在，从火车上卸煤一直到把煤装上轮船，都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旧社会的“臭苦力”、“驮脚佬”，在新社会成了码头的主人。
现在，在这个港的中层领导干部中，老工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八，有的老工人出身的干部还在港务局里担负了领导职务。
这批工人干部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一装卸大队队长胡火应，在旧社会，七岁就给地主放牛，二十一岁进码头当了装卸工，受尽了资本家的残酷压榨。
解放后，他把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全部倾注到码头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多次被评为江西省、九江地区和九江市的先进工作者。
他担任了领导工作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与码头工人一起参加劳动。
他所在的装卸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的装卸任务。
随着生产的发展，码头工人的生活也逐年提高。
国家拨出大批经费，盖起了一幢幢崭新的工人宿舍，使工人们住上了新楼房。
码头上办起了食堂、理发室、浴室、工地休息室等福利事业。
在工地休息室里，夏天有电扇、冷饮；
冬天有取暖设备。
码头工人过去那种“身披麻袋片，夜睡破庙堂”的悲惨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四季飘香的北京水果市场
西瓜、蜜桃盛销季节刚过，秋果上市旺季来临。
分布在北京市大街小巷的五百多个零售水果的商店，货架上摆满了新上市的水果。
诱人的果香随风飘来，招徕着万千顾客，使首都街头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北京水果市场的繁荣兴旺，告诉人们这里已经初步建设起一个水果生产基地，使这个过去很少产水果的城市，成了盛产水果的地方。
现在，在北京街头，有郊区出产的红星苹果、金冠苹果和红香蕉苹果，有玫瑰香葡萄和京白梨、鸭梨、雪花梨，有沙果、香果、槟子，有些商店还经常有外地来的菠萝、香蕉、哈密瓜和白兰瓜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芳香四溢。
设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的四季香果品店，一溜二十来米长的货架上，红绿相间，堆满了各种时新鲜果。
选购果品的顾客，从早到晚往来不断。
今年头八个月，这个店的果品销售额，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果品销货总额，近来水果销售量又有增加。
地处西单十字路口的燎原日夜食品店，经销各种当令水果，每天二十四小时供应顾客。
象这样的日夜商店，市内的天桥、鼓楼、东四、东直门外大街、交道口、菜市口、珠市口等热闹地段都有。
今年，北京市郊区的水果又获丰收。
目前正是欢乐的收获季节。
每天，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把一车车新收摘的水果，运到北京市果品公司的产销服务站，大多数在当天或第2天就能在零售商店同消费者见面。
到09月11日的统计，今年北京市果品公司从本市郊区购进的鲜果，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加。
其中，苹果增加百分之四十二，梨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四，桃增加百分之十三，葡萄增加百分之二十九。
桃和葡萄基本自给，梨已自给有余。
从09月01日至11日，北京调往外地的各种梨已达六百万斤。
解放前的北京，除山区有一些柿子、梨、核桃、栗子等果树以外，只有几个私营果园，园地总共不足千亩。
解放以来，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贯彻执行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使郊区的果品生产迅速发展。
现在，北京郊区有千亩以上的大果园十六个，五百亩以上的果园三十一个，百亩以上的果园更多，郊区的果树种植面积总共达到九十万亩，苹果、梨、桃、葡萄等水果的产量逐步增加。
为了做到水果常年供应不断，北京市的农业和商业部门都加强了水果贮存保鲜的工作，把旺季采摘下来的一些鲜果贮存到淡季上市。
北京市果品公司在近郊区建立了三处贮存果品的土仓库，1968年又兴建了一座大型的果品冷藏库。
在北京市场上，梨和苹果等水果，可以做到“新老接茬，常年应市”。
人们走进北京市果品公司冷藏库的库房里，只见里面堆放着一筐筐、一箱箱京白梨、鸭梨、玫瑰香葡萄等鲜果。
冷藏库的工人们对不同果品控制着不同的温度和湿度，对有的果品采取药物灭菌的措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还同北京市果品公司一道，共同组成了有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进行果品贮存保鲜科学实验，已经取得良好效果。
北京市今年上半年上市的鲜果中，一半以上是商业部门贮存的鲜果。
首都工人、农民和科学工作者用辛勤的劳动贮存大量的鲜果，使北京果市四季飘香，更加繁荣兴旺。
新华社记者

安徽省境内建成的将军山渡槽，把长江水系的杭埠河灌区和淮河水系的淠河灌区沟通起来，扩大了灌溉面积，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摄

欢乐的伊犁河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谷地区，居住着哈萨克、维吾尔、锡伯、乌孜别克等族人民。
这里有水草丰盛的牧场，有肥沃的农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伊犁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地方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71年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革委会成立的1969年相比，这个地区的牲畜总头数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七，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城乡储蓄额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伊犁河谷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采，越来越活跃。
各个城镇和许多农村、牧场，都设有文化室，牧民和社员们在这里可以读到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和汉文出版的报刊。
农牧区的各族人民能定期看到电影。
在过去人迹罕到的雪山峡谷，现在开辟了许多牧场，人们在这里也可以听到广播站播送的文娱节目。
秋天的伊犁河谷，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广泛开展。
每当工余和傍晚，在青草地上，在林荫道旁，在果树和葡萄架下，各族人民经常自动地欢聚一起，手敲达甫鼓，弹奏冬布拉，和着节拍，载歌载舞。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照耀下，革命样板戏在伊犁河谷广泛流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舞话剧院用维吾尔族传统的“十二姆卡姆”乐曲配曲、用维吾尔语演唱的《红灯记》，在伊宁市上演以来，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现在，不论是人口众多的县城，还是偏远的雪山草地，都能听到各民族的一些干部、学生和农牧民，用各种民族语言学唱革命样板戏。
贫农出身的锡伯族女歌手安梅，原来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东方红公社的社员。
在劳动中，她学会了许多革命样板戏片段和革命歌曲，经常为社员们演唱，被选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员。
伊犁草原上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
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艺人），生长在草原，生活于群众之中，他们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同时，积极编唱新歌，歌颂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他们把过去单一的弹唱形式，改革为说唱、对唱、独唱、表演唱、男女二重唱、冬布拉伴唱等形式。
在巩乃斯河畔的那拉提草原上，哈萨克族“阿肯”、贫苦牧民阿布拉什和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一家七口人都是歌手。
他们编了许多弹唱节目，热情为贫下中牧演唱。
曾经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的特克斯草原老“阿肯”力玛太，解放二十三年来，一直坚持弹唱文艺活动。
他热情唱着自编的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歌颂草原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歌。
他唱道：
“两根琴弦的冬布拉，能弹出千万种曲调，旋律虽然千变万化，弹不尽草原的幸福美好！
放开响亮的歌喉，会唱千万首感谢的歌，歌儿虽比草原上的牛羊还多，唱不完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新华社）

除害灭病送“瘟神”黎村苗寨面貌新
在海南岛五指山北麓的群山之中，有个黎、苗族聚居的地区。
它就是广东省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琼中县中平人民公社。
踏上中平的山峦，放眼眺望，层层梯田金波荡漾，排排竹架挂满瓜果，牛群遍山岗，鸭鹅满池塘。
进入村寨，空气新鲜，道路洁净，沟水畅通，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昔日“高疟区”，而今变成了“卫生村”。
解放前，这里垃圾遍地，臭水横溢，疾病流行，是个有名的疟疾地区。
广大黎、苗族贫下中农饱受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的残酷压榨，加上疾病的折磨，挣扎在无底的深渊里。
1943年，黄竹平苗村一次流行疟疾病，全村一百九十多名苗胞几乎全部死绝。
南丘大队黎族贫农王忠莲一家，解放前由于贫病交加，她丈夫和六个儿子都接连被“瘟神”夺去了生命。
她自己和幸存的孩子，也频遭疟疾的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唱雄鸡天下白”。
红太阳照亮了五指山。
解放后，党和毛主席对黎、苗族人民的健康十分关怀，派来了大批医务人员，送来了大批抗疟药品，积极为黎、苗族人民防治疾病，很快控制了疟疾等疾病的流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广大黎、苗族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的伟大教导，决心送走“瘟神”。
在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动手，铲除了村子周围的杂草，开渠引水，冲刷污水沟，消灭蚊蝇孳生地，同时圈猪积肥，重修水井、厕所，并建立了卫生管理制度，有效地改善了卫生面貌。
近几年来，全公社共改造了三十多条大小溪流和污水塘，用于灌溉、发电和养鱼，还打了四十多口水井，做到村村饮水有井，大小便有厕所，牛有栏，猪有圈，肥料有池，垃圾有坑，堵塞了疾病的传染来源，发病率大大减少，有的大队几年来从未发现一个疟疾病人。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不断增添医疗设施。
目前，公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所，生产队有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
广大医务人员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经常深入黎村苗寨，和贫下中农一起学医、采药、种药、加工储藏中草药、研究疟疾等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措施，向群众普及医务卫生常识，同时定期给社员进行体格检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
一次，在南茂大队进行体格检查时，发现一位苗族社员体内感染了疟疾病原虫，医生吴多林便搬到这位社员家里住下来，一直把这位社员的病治好才离开。
广大群众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人人身强力壮，个个精神焕发，出勤率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1957年以前，这个公社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八万多斤，文化大革命以来粮食连年增产，最近几年每年交售给国家一百余万斤余粮。
　本报通讯员

体委举行欢迎阿尔巴尼亚男女篮球队仪式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国家体委今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国家男女篮球队访问我国。
中阿两国男女篮球队进行了首次友谊比赛，受到一万八千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有关方面负责人姚晓程、于步血、周荣国、李恩求、魏明、牟作云，出席欢迎仪式，观看了比赛，并在欢迎仪式前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国家男女篮球队团长贝西姆·法古，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应邀出席欢迎仪式，观看了比赛。
欢迎仪式后，纪登奎、余湛、贝西姆·法古、罗博等同志走下主席台，同两国运动员一一握手，并一起照了像。
今晚，首都体育馆充满着中阿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团结和友谊的气氛。
晚七时三十分，欢迎仪式开始，中阿两国运动员在乐曲声中手挽手并肩走进比赛场地。
全场观众长时间鼓掌，对阿尔巴尼亚战友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女子篮球比赛首先开始，阿尔巴尼亚运动员斗志顽强，以八十八比八十三获胜。
男子队的比赛双方以七十四比七十四打成平局。
两国运动员的精彩比赛不断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附图片）
图为欢迎仪式后纪登奎、余湛、贝西姆·法古、罗博等走下主席台同两国运动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摄

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
田中首相的祝酒词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田中首相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
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又举行如此盛大的晚宴欢迎我们，我心中感到非常温暖，对于有关方面各位先生的关照，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
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第2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沉沦在过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
我认为，现在日中两国的领导人为了明天进行会谈是重要的。
为了明天进行会谈，也就是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坦率而有诚意的会谈。
我这次前来此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我们愿望，同伟大的中国及其国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两国能够一面互相尊重对方同其友好国家的关系，一面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不言而喻，日中之间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
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日中双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尊重相互的立场，进行合作，是可能的。
为要把日中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双方有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殊情况。
但是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我愿意完成这一重任，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最后，我借主人的酒提议：
同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各位先生一起举杯，
为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幸福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阁下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顺利，
为日中两国国民的永久的友好和亚洲的和平、繁荣，
干杯！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举行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宴会。
图为宴会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在欢迎田中首相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宴会上的祝酒词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
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
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
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
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
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
也必须达成协议。
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
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
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
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最后，我提议：
为田中首相阁下的健康，
为大平外相阁下、二阶堂官房长官阁下的健康，
为其他日本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日友好，
干杯！

巴列维王后陛下等伊朗贵宾在上海参观并出席文艺晚会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等陪同访问和观看杂技节目
新华社上海1972年09月25日电
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和陪同来访的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等伊朗贵宾，今天在上海进行参观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上午，法拉赫·巴列维王后等伊朗贵宾，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华山医院和上海工业展览会。
贵宾们在医院里观看了用针刺麻醉进行的手术。
在上海工业展览会，贵宾们参观了上海工人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
参观结束后，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对工业展览会的负责人说，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法拉赫·巴列维王后等贵宾下午在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市少年宫和玉石雕刻厂，并游览了市容。
伊朗贵宾在少年宫里参观了儿童们的音乐、歌舞、刺绣、绘画、游戏等课余活动。
学习刺绣的小朋友把她们绣制的绒绣和刺绣分别送给法拉赫·巴列维王后、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和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首相，并请王后陛下向伊朗人民和儿童问好。
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高兴地说，我一定把你们的作品带给伊朗儿童。
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文艺晚会，欢迎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和陪同来访的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首相等伊朗贵宾。
张春桥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等，陪同贵宾观看了杂技节目。
演出结束后，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附图片）
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等伊朗贵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东北制药总厂党委把利用“三废”纳入生产和科研计划，这是党委成员和职工一起研究综合利用的方案。
　本报通讯员摄

现任操作手
实行“五坚持”发扬好传统
共青团员乔桂馥和胡玉杰是现任操作手。
他们为革命接好班，决心把师傅们管理设备的好传统发扬光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保养设备，做到五坚持：
坚持巡回检查，坚持按期保养，坚持平稳操作，坚持记录准确，坚持认真交接班。
乔桂馥师傅的学员傅青林是个愣小伙子。
一次，在加工一个工件时，车床发出不正常的声音，乔桂馥当即停车检查，原来是开快车，吃深刀引起的。
于是她就对小傅讲了高速快走时不能吃深刀的原理，说这就象一个只能背一百斤的人不能强使他背二百斤的道理一样。
同时她还给小傅解释了转速、进刀和吃刀三者的内在联系，使小傅受到了一次必须实行“五坚持”的具体教育。
　本报通讯员

用革命作风保养的样板设备
大庆有这样一台设备，投产使用已经八年，累计运转已有二万八千多个小时，到现在还是性能良好，外貌如新，机械磨损不超过规定限度，加工的产品合格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这台设备就是井下机厂著名的样板设备——一四七车床。
这台设备为什么会这样完好？
为什么有这样高的利用程度呢？
就是因为操作这台设备的工人，发扬了大庆“三老”
“四严”的革命作风，精心维护保养。
这台车床的操作者至今已换了七拨，他们总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兵要精，武器要好”的指示，把精心管理设备的光荣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仅仅从这一具体的事例也可以看到发扬“三老”
“四严”的革命作风，把企业的设备管好，对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是多么重要。
编　者

社会主义企业应尽的责任
——鞍钢中型轧钢厂学大庆的事迹
鞍钢中型轧钢厂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身在鞍钢，胸怀全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沿着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轨道快步前进，使老厂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1年，钢材产量比1970年猛增百分之四十四；
成本降低一百七十万元；
上缴利润一亿一千万元。
今年一至08月份，钢材产量比去年同期又有增长，产品综合一级品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对革命贡献要大些
这个厂设备旧，条件差，但是，广大职工志气高，干劲大。
文化大革命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第4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们决心要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有人主张增产十四万吨，有人主张增产十六万吨，还有人主张增产十八万五千吨。
广大职工表示：
大庆工人有志气摘掉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我们也一定要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尽最大的努力。
他们冬战三九，夏斗三伏，力争实现一年增产十八万五千吨的计划。
正在紧要关头，国家又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多生产一些新品种、新规格的钢材。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决定把计划年产量减少一万吨。
中型厂的职工愉快地接受了国家交给的新任务，却不肯接受国家的照顾。
他们豪迈地说：
“革命需要我们生产什么产品，我们就应该生产什么产品。
我们不能因为多生产一些稀缺产品而修改国家计划。
国家建设急需钢材，我们的任务只能加，不能减！”
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
“一万（吨）不能减，还要加五千（吨）！”
他们以大庆工人为榜样，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苦干加巧干。
他们冒着高温站在飞窜的钢坯中间操作，采用交叉轧制的新工艺；
他们改变了需要四个人轮班翻钢的老办法，制成了自动翻钢机；
他们改革了槽钢的轧制方法，提高效率百分之四十；
他们改造了锯切钢材的电锯，提高效率百分之二十。
经过全厂职工的齐心奋斗，中型厂去年全面超额完成了增产任务。
为　用　户　服　务　要　好　些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个厂的广大职工提高了为使用单位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
去年0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同志来到中型厂，要求把06月份的钢轨接板订货提前两个月发货。
这样，可以使十三万民工在农忙之前回到农业生产第1线，但要打乱中型厂的生产计划。
广大职工为了满足用户要求，支援农业生产，不怕多流汗，努力加油干。
结果，接板在04月份全部提前交货，本厂的生产计划也执行得很好。
今年05月，这个厂派人到河北唐山的一座矿山去征求对产品质量的意见。
矿山领导同志满意地说，比以前好多了。
再问，又说是比某些工厂的产品好多了。
可是他们本着“听到赞扬不自满，听不到意见不罢休”的精神，下矿井，到掌头，同矿山的老工人座谈，征求改进产品质量的意见。
调查中发现，有的轻轨出现了斜头，给使用单位带来了很大不便。
他们回厂之后，立即改进，宁肯自己“麻烦”些，也要为兄弟单位创造方便。
工人们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斜头。
有一天，离下班只剩下十分钟了，乙班工人发现电锯的锯片钝了，如果不换锯片，就可能出斜头；
如果换锯片，又会影响本班的产量。
他们把质量摆在第1位，毫不犹豫，停轧换锯。
这样，不仅保证本班没有出斜头，还为下一班不出斜头创造了条件。
向　国　家　要　求　要　少　些
这个厂要求自己对革命贡献要大些，为用户服务要好些，向国家要求要少些。
自己努力解决困难，尽量减少国家负担。
大庆工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种子，在这里开花结果。
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上级根据中型厂生产发展的需要，批准给他们四台桥式吊车。
吊车工段的工人听了，心里很激动，又很不安。
他们想，吊车的问题，自己能解决的应该自己设法解决，不应该给国家增加负担。
他们敢想又敢干。
几十个开吊车的工人，没有一个铆工，也没有一个架工，全靠勤学苦练，很短时间就掌握了铆接技术，一百天就造出了第1台吊车，又用二十八天造出了第2台吊车，现在第3台吊车也将完工了。
在抽出力量制造新吊车的同时，他们还加强了现有吊车的维护保养工作，做到了机器光，马达亮，设备完好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工人们的坚决要求下，上级批准拨给的四台吊车，一台也不要了。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采取这样自己动手，尽量不向上伸手的办法，去年一年就制成了二百五十吨剪断机、滚齿机、C60车床、直流电机等三十七台设备，并且实现了接板生产联动化，使生产效率有了成倍的提高。
　鞍山市革委会报道组

第1任操作手
坚持“三勤”精心保养
共产党员王世太是一四七车床的第1任操作手。
1964年组织上把这台崭新的国产车床交给他使用时，他心情十分激动地说：
“我一定要象战士爱护武器那样，管好、用好这台车床，让它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从此，王师傅把设备保养的好坏当成衡量自己工作好坏的一项重要标准。
他总结出一套“勤检查、勤加油、勤保养”的工作方法，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一个学员对王师傅保养设备这样“勤”法，不大理解。
一天，她看到王师傅总是用扳手去拧电机的固定螺丝，就说：
“这螺丝从来也没有松动过，每天这样去拧一下，我看不太必要。”
王师傅耐心地对她讲很有必要的道理：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不动的东西，电机每天都在高速运转，这些螺丝必然会逐渐松动。
只有经常把螺丝拧紧，才能减少电机的震动，延长电机的寿命。”
王师傅的一席话，教育了这个学员。
从此，她也象王师傅一样坚持“三勤”制度了。

第2任操作手
做到“四轻”合理使用
第2任操作手王世昌，为了精心保养设备，坚持做到四轻：
“挂挡轻、刹车轻、摇手把轻、取放工件工具轻”，千方百计使车床减少震动，不受损伤。
他经常手把手地教学员挂挡、刹车、摇手把、调整间隙等动作，一次又一次地讲解操作要领。
一次，学员小乔独立负责加工一个井下作业急需的零件。
他为了要争分夺秒，心里一急，车还没有停稳就急于换挡，结果床头箱齿轮发出一声怪响。
王师傅听在耳里，疼在心上。
他对小乔耐心地讲解加工的活再急也不能违反操作规程的道理。
他说：
“小乔，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你这样干可不行。
停车变速，这是我们车工的规矩；
平稳操作，这是我们一四七机组的一贯作风。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违反啊！”
小乔在老师傅的具体教育和帮助下，逐步懂得了精心管好设备的意义，学会了坚持“四轻”，平稳操作。

要抓质量先抓思想
——发生在天津市轧钢三厂的几件事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轧钢三厂的五大类主要产品质量都赶上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他们的体会是，要抓质量，先抓思想。
下面介绍的，就是这个工厂在狠抓产品质量过程中发生的几件事。
不　要　虚　荣
开坯车间自从发动全体职工人人抓质量，改变了过去“生产工人只管干，检验人员只管验”的状况以后，钢坯的质量开始提高，但是合格率却有所下降。
过去这个车间的合格率一直保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当月却下降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
这时，有人担心起来，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自己车间的荣誉？
为了帮助一些同志克服爱虚荣，不重质量的错误思想，党支部组织大家到成材车间参观。
在那里，大家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当”的一声，一根钢坯由于质量不好，毛头劈裂，在一个轧孔前停住了，后面的钢坯接二连三地飞驰而来。
不一会，就积了一大堆。
为了处理这根不合格的钢坯，耽误了半个小时，少轧了十几吨钢材。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参观以后，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有的说：
“质量检验不严，虽然我们的合格率看起来是高，但兄弟车间的产量、质量却要受到影响，这样的事，坚决不能干。”
有的说：
“不能光要我们车间的荣誉，不管兄弟车间的困难，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荣誉，不要那种虚荣！”
以后，他们对自己生产的钢坯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合格率也在逐步上升，由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最近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
好　中　求　省
开坯车间的剪切机，在克服毛头切不净的缺点的同时，又出现了切头带好料的情况。
有人认为，为了保质量，切掉好料很可惜；
有人认为，为了保质量，花点代价也值得。
车间党支部书记吴以朝马上注意到，这是反对一种倾向时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他就带领大家重新学习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他说：
“过去毛头切不净，现在切掉好钢材，两种现象，一个实质，都是没有全面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家一听，思想开了窍，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要把总路线的精神全面落实到剪切机的刀口上。
接着，剪切机上的工人们，认真摸索剪切机的操作规律。
切钢坯前端的毛头，主要靠掌剪刀的操纵好，切钢坯后端的毛头，主要靠掌钳的掌握好。
他们总结了一个操作方法：
“掌剪的看前头，掌钳的看后头，毛头不带好料，成品不带毛头。”
他们按这个操作法进行生产，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降低了钢材消耗。
为　了　用　户
小型车间冷弯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第1次制出了矩形钢管。
经过检验，质量还超过了合同规定的部颁标准。
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把这批钢管送到了合同单位天津客车厂。
不料经过试验，矩形两边夹角误差还是大了。
这使客车厂感到很为难：
不收货吧，原来已订了合同；
收货吧，又怕影响车辆的质量。
轧钢三厂的工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有的说，“我们的产品质量超过了合同要求，他们嫌不好，让他们自己修去好了。”
也有人提出问题：
“假若他们修不好，影响车辆的质量怎么办？”
车间党支部就以“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合同”为题，组织大家讨论。
班长韩双槐说：
“我们的合同是反映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是为发展生产服务的，如果反过来用合同限制了生产，那怎么行呢？”
通过热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这标准，那标准，用户的需要就是最现实的标准。
既然部颁标准还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努力达到用户需要的标准。
于是，他们对轧制矩形钢管的工序，一道一道地进行认真分析，发现前六道工序很正常，到第7道工序出现了偏角。
他们对第7道工序进行了重点研究和多次改进，最后轧出了方方正正的、用一般仪器测不出误差来的矩形钢管，完全满足了客车厂的需要。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革命雄心和革命风格
公冶平
“对革命贡献要大些，为用户服务要好些，向国家要求要少些”。
鞍钢中型轧钢厂的职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
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雄心和革命风格。
国家要求这个厂多生产一些新品种、新规格的钢材，决定减少这个厂的轧钢任务一万吨。
这个厂接受了新的任务，却不要国家的照顾，提出“一万（吨）不能减，还要加五千（吨）”。
对革命贡献就是要大！
这个厂到矿山征求用户对产品的意见，用户表示满意。
他们听到赞扬不自满，听不到意见不罢休，深入下去，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产品的差距，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为用户服务就是要好！
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给这个厂四台吊车。
他们不向上伸手要，努力自己造。
上级给的一台也没要。
向国家要求就是要少！
鞍钢中型轧钢厂实现了这样的革命雄心，发扬了这样的革命风格。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论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经常会碰到各种困难。
国家有责任帮助企业克服这些困难，企业更有责任自己动手克服这些困难。
只有发挥所有企业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排除万难，取得更大胜利。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树立这样的革命雄心，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想一想上面这些问题，找一找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
努力做到：
对革命贡献得大些再大些，为用户服务得好些更好些，向国家要求得少些又少些。

中日人民友好潮流不可阻挡
——记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演出
07月，正是盛夏时节。
中国上海舞剧团应邀到日本进行了三十六天的友好访问演出，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舞剧团先后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和京都，演出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和综合音乐舞蹈节目将近二十场，观众达四万多人次。
全部戏票早在舞剧团到达之前就已抢购一空。
还有几千万观众，只能通过电视观看演出。
许多观众从中国的革命样板戏中感到了力量，受到了鼓舞。
热情的赞扬，亲切的接待，不但表达了广大日本人民对我国革命样板戏的欢迎，更体现了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强烈愿望。
盛夏的天气固热，而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这种迫切要求友好的心情，比气候更热。
七、08月间，日本人民喜爱的樱花已经开过了。
但是，上海舞剧团的到来，在人们心头，重新开放出象烂漫的樱花般的友谊花朵，在中日人民友好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舞剧团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就被日中友好的热潮所包围。
抵达东京的那天，已是薄暮时分。
机场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蒙蒙细雨中，等候了七、八个小时。
很多人乘飞机、坐汽车，特地远道赶来。
他们之中，有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朋友们，有中国人民熟悉的“齿轮座”和松山芭蕾舞团的老朋友们，还有旅日朝侨和华侨。
尽管语言不通，但是，灿烂的鲜花，春雷般的掌声，热情的握手，代替人们传达了内心的友谊。
日本朋友常常形容舞剧团这次访问演出是：
“盛况空前”。
他们兴奋地历数着这些令人难忘的“第1次”。
中国派出这样庞大的舞剧团访日，二十多年来是第1次；
几千万人怀着如此激动的心情直接和间接地观看一个外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是第1次；
日本现任首相会见一个外国艺术团的负责人，是第1次；
让大批群众进入平时禁止入内的机坪欢送舞剧团，是第1次；
日本飞机从东京直飞上海，在战后是第1次……。
这些引人深思的“第1次”，这些破格的待遇，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说明了在今天，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恢复日中邦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时代在前进，人民在觉醒。
今天，日本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要求日中友好，争取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象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最后形成汹涌澎湃的巨流，奔腾不息，一往无前。
在日中友好高潮中来到日本的上海舞剧团，经常听到日本朋友这样说：
“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这句话，表达了日本朋友对今天日中友好关系迅速发展的喜悦心情，也抒发了对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工作者的深情厚谊。
曾经三次访问中国、首次把《白毛女》搬上日本芭蕾舞台的松山芭蕾舞团，早在几年前就立下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为中国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能在日本演出扫清道路！”
为此，他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这次上海舞剧团访日演出，正是许多日本朋友坚持斗争而取得的胜利。
舞剧团首次公演那天，清水正夫团长和夫人、副团长松山树子兴奋地来到剧场。
当幕布徐徐启开，舞台上喜儿一出场，他们禁不住泪光闪闪，心情激奋地说：
“渴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整个访问期间，所有松山芭蕾舞团的成员，都是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地从事接待工作。
清水、松山的家成了中国演员的练功场，这里充满了亲切、温暖的气氛。
每场演出，清水团长都让自己的独生子清水哲太郎和另一个主要演员田中俊行象中国演员那样，化装成农民和赤卫队员，从开场到结束，一直坚守在舞台两侧，以防不测之事发生。
清水先生谆谆嘱咐他的儿子：
“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卫舞剧团的演出。”
这种为日中友好而不惜生命的崇高精神，深深打动了舞剧团每个人的心。
刚刚结束在中国访问演出的齿轮座剧团，现在，又在这里热情接待了来自中国的老朋友。
他们虽然在远离东京的山口县，还专门派了几个演员协助舞剧团演出。
中日两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畅叙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齿轮座全体成员两度冒着盛暑，不顾路途遥远，赶来参加上海舞剧团同大阪和东京人民的联欢活动，他们说：
“疲劳算不了什么，能为日中友好做一点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
辛勤耕耘　开花结果
无论在繁华的东京，还是在古老的京都；
无论在著名的工业城市，还是在富士山下的农村，上海舞剧团时时处处都深深地感到：
在日本人民的心坎里，蕴藏着一股迫切要求与中国友好的热情。
这种热情，如此炽烈，如此深厚，以致一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便象火山的熔岩一样，骤然迸发出来。
舞剧团同志永远忘不了东京的一个青年。
那是个十七岁的中学生，还带着满脸稚气。
上海舞剧团在东京演出的时候，他参加了演出事务局的接待工作。
离开了东京，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可是，舞剧团每到一地，总是意外地发现他早已在那里迎候了。
原来他是自己花钱买车票一路跟随而来的。
一见到中国演员，他就欢欣雀跃，又是招手，又是问候。
演出的时候，他就一直守在剧场门口，晚上没有住处，他就睡在嘈杂的车站。
中国演员们为他的一片赤诚深受感动，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
“我走了这么多的路，就是想跟你们在一起。
我是来保卫你们的。”
他们也忘不了京都日中友协（正统）的一位日本朋友。
那是位双目失明的针灸大夫。
他两次让妻子扶着到剧场去“听”舞剧团的演出。
他满怀深情地说：
“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中国的艺术家，但是我要听听他们的声音，用自己的心来体会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尽管我的力量是微薄的，也要为促进早日恢复日中邦交尽一份力量。”
他们还忘不了日日夜夜为舞剧团辛勤操劳的汽车司机、乘务员和旅馆的服务员。
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稳，炊事员把饭做得又热又香，服务员照顾又周到又细致……。
这许多日本朋友都把这些平凡的劳动看作是对促进日中友好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他们更忘不了日本广大工人、农民对中国人民那种朴实、真挚的感情。
舞剧团在大阪访问工厂的时候，工人们高举着“日中友好万岁”、“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等标语，聚集在工厂门口，热情地欢迎他们。
几千工人顶着烈日，同中国演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联欢。
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沉浸在一片友谊的欢乐中。
最后，中日两国朋友手挽着手，齐声高唱《国际歌》，显示了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豪迈气概。
舞剧团还到富士山麓，访问了一个农村。
这里的农民为加强日中友好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舞剧团来访问的消息一传开，村里的男女老幼，几乎是倾家而出，到村头欢迎。
他们隆重地穿上了民族服装，敲锣打鼓，鞭炮齐放，把中国客人簇拥到大会场。
一位农民代表向大家坚定地表示：
“我们要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伟大长征的精神，为实现恢复日中邦交而坚持斗争。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面对日中友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望着眼前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许多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友人禁不住心头的喜悦之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已经年过七旬，白发苍苍。
但是，不论在剧场、酒会，还是在飞机场上，都可以看到他精力充沛，朝气勃勃。
他充满信心地说：
“我曾经一度怀疑，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日中邦交的恢复。
从现在看，这个美好的日子不会远了。”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西园寺公一、白石凡先生和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会长黑田寿男先生、理事长宫崎世民先生，回顾了他们多年来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斗争经历，兴奋地说：
“恢复日中邦交，在日本已是人心所向。
出现这样的大好形势，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些对中国表示友好、赞成恢复日中邦交的自民党人士，看到日中两国朋友济济一堂，友好气氛如此高涨，也深有所感地说：
“早该有这么一天了！”
曾经对日中友好作出积极贡献的已故松村谦三先生、高碕达之助先生和后藤钾二先生的亲属，这次也应舞剧团的邀请观看了演出。
舞剧团的负责人还亲自到他们家里探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些老朋友的怀念。
他们的亲属也一再表示要继承先人遗志，为加强日中友好而继续努力。
舞剧团负责人还到医院看望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先生。
日本朋友们，战后二十多年来，你们为促进日中友好，推动恢复日中邦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我们共同播下的友谊种子，经过辛勤耕耘，精心培育，今天已经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下了丰盛的果实。
中国人民对于一切为中日友好事业而辛勤奔走、努力奋斗的日本朋友，将永远不会忘记！
从“近而远”到“近而近”
08月16日，碧空万里，阳光灿烂。
上海舞剧团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演出，即将启程回国。
羽田机场上，人山人海，在“祝你们一路平安”、“祝日中友好日益发展”的告别声中，两架日本飞机凌空而起，从东京直飞上海。
这是战后中日两国首次直接通航。
陪同舞剧团一起乘机到上海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先生，眼看着机窗外飞逝的朵朵白云，想起了以前来中国的情景，无限感慨地说：
“中国解放以后，我曾经去过三十八次，都是绕道香港，这是第39次，终于能够从东京直飞上海了。”
他欣慰地说：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两国就更近了！”
白土吾夫先生的话，说出了广大日本人民的心声。
飞机越过日本南部的鹿儿岛，才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中国的国土。
同行的日本记者禁不住惊讶地说：
“简直是一瞬间就到了上海！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旅行。
过去日本常说的‘虽近而远’的国家，如今就要成为‘近而又近的国家’了。”
上海舞剧团的同志也说，赴日时绕道香港，回来时直飞上海，这本身就象征着，由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的距离缩短了。
中日两国一水之隔，遥遥相望，有着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
早在我国汉代就开始了两国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
舞剧团访问日本期间，经常听到日本人民亲切地说：
“日中两国是同文同种”。
他们在各地都看到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遗迹。
在古都京都和奈良，日本朋友指着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和文化遗物说：
“这是吸收了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京都就是仿照长安建筑的。”
在参观奈良唐招提寺的时候，日本朋友介绍，唐代中国高僧鉴真从扬州渡海往日本传播文化的事迹，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和日本人民一起修建的。
中国客人也谈到，日本高僧最澄在唐代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带来了日本的优秀文化，特别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国从日本吸取了进步的思想文化，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日两国无论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近又近”的国家。
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障壁，使两国关系暂时间隔了。
但是人民心上的路是早就通了的。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两国终将变成真正的近邻。
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度过了难忘的日子。
他们亲眼看到：
无论是从十九世纪生活过来的长者，还是二十世纪的同代人，甚至是将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都在为建立日中友好大厦添砖加瓦，为恢复日中邦交铺平道路。
中日友好，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圆满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
乔纳副总统率友好代表团离沈阳抵平壤
离沈阳时徐向前副委员长和陈锡联主任等到机场欢送
到平壤时金一第1副首相和金万金副首相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沈阳1972年09月25日电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沈阳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陪同乔纳副总统前往访问的有：
议员、教育、文化部部长尼伦达，议员、总统府国务部长利博马，马扎布卡地区妇女书记卡本达，赞比亚国民服务队司令尼伦达中校，农村发展部助理秘书西穆库瓦，以及赞比亚驻中国大使契文加和夫人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和王璇梅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王浩同志，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李伯秋、唐子安、邓岳、杨迪、刘盛田、姜雅琴、尹灿贞、温巨敏、王从周、李治文、李景章、王文贵，以及沈阳市两千多名群众，前往机场热烈欢送赞比亚贵宾。
今天，沈阳机场飘扬着赞比亚国旗和中国国旗。
当乔纳副总统和夫人等赞比亚贵宾同欢送群众告别时，机场上锣鼓喧天，人们挥舞花束，高呼口号，感谢乔纳副总统等赞比亚贵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赞比亚人民的深情厚谊。
徐向前副委员长、陈锡联主任、何英副部长、曾绍山政治委员同乔纳副总统等贵宾亲切握手告别，请贵宾们回国以后转达中国人民对赞比亚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新华社平壤1972年09月25日电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于09月25日乘专机到达平壤进行友好访问。
朝鲜内阁第1副首相金一和夫人，内阁副首相金万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煜等领导人和劳动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09月2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沈阳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新华社记者摄

圆满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
乔纳副总统率友好代表团离沈阳抵平壤
离沈阳时徐向前副委员长和陈锡联主任等到机场欢送
到平壤时金一第1副首相和金万金副首相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沈阳1972年09月25日电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沈阳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陪同乔纳副总统前往访问的有：
议员、教育、文化部部长尼伦达，议员、总统府国务部长利博马，马扎布卡地区妇女书记卡本达，赞比亚国民服务队司令尼伦达中校，农村发展部助理秘书西穆库瓦，以及赞比亚驻中国大使契文加和夫人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和王璇梅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王浩同志，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李伯秋、唐子安、邓岳、杨迪、刘盛田、姜雅琴、尹灿贞、温巨敏、王从周、李治文、李景章、王文贵，以及沈阳市两千多名群众，前往机场热烈欢送赞比亚贵宾。
今天，沈阳机场飘扬着赞比亚国旗和中国国旗。
当乔纳副总统和夫人等赞比亚贵宾同欢送群众告别时，机场上锣鼓喧天，人们挥舞花束，高呼口号，感谢乔纳副总统等赞比亚贵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赞比亚人民的深情厚谊。
徐向前副委员长、陈锡联主任、何英副部长、曾绍山政治委员同乔纳副总统等贵宾亲切握手告别，请贵宾们回国以后转达中国人民对赞比亚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新华社平壤1972年09月25日电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于09月25日乘专机到达平壤进行友好访问。
朝鲜内阁第1副首相金一和夫人，内阁副首相金万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煜等领导人和劳动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09月2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沈阳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新华社记者摄

老挝爱国中立力量联盟发表声明
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声明
新华社1972年09月24日讯
据巴特寮电台广播：
老挝爱国中立力量联盟09月20日发表声明，热烈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1972年09月11日发表的关于结束美国的侵略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声明。
声明说：
“爱国中立力量联盟要求尼克松集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袭击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各个港口的布雷封锁，全部和无条件地把美军及其仆从军、美国的武器和战争工具撤出越南南方，停止按照‘尼克松主义’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完全停止向阮文绍傀儡提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越南问题必须让越南人民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不得干涉。”
声明表示：
“爱国中立力量决心同老挝爱国战线和老挝人民团结在一起，更加沉重地挫败敌人在即将到来的旱季中‘蚕食’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加强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和高棉人民的战斗团结，并肩进行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救国斗争，把美帝赶出印度支那，使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三个兄弟国家成为真正独立与和平的国家。”

越南南方广治等省军民歼灭许多伪军
老挝川圹省军民严惩进犯解放区之敌
新华社河内1972年09月25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治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09月21日和22日在耐久、碧罗、积祥和拉汪地区连续打击敌人，消灭四百多名伪军，击毁大炮三门。
在这两天里，广治省解放军防空部队还在敦调、志子、东芳朗和上原地区击落敌人飞机六架。
另据报道，芹苴省凤合、隆美和周城三个县的游击队和地方部队，从09月13日到19日连续包围和进攻敌人三十多个据点、哨所，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三百多名，击沉敌船两艘，击落敌机一架。
嘉定省北部地方部队09月18日夜间、19日凌晨袭击驻在盏盘县禄兴乡的伪军第十装甲团，打死打伤敌人六十名。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据巴特寮电台09月25日广播：
老挝川圹省爱国军民最近频频出击，严惩入侵解放区的敌人。
从09月11日到15日，川圹省爱国军民在查尔平原北面和西面接连向蚕食解放区的敌人发起进攻，歼灭敌人五百八十名。
在这以前，09月09日，这个省的爱国军民在富散西面歼敌二百二十五名。
这样，川圹省爱国军民在上述战斗中共歼敌八百多名，缴获和击毁大批武器。

倪志福会见并宴请英国混合机械工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工代会负责人倪志福今天下午会见并设宴招待以休·斯坎伦为团长的英国混合机械工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出席宴会的有李肖白、韩西雅、唐恺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英国混合机械工会代表团是在09月12日、09月22日分别到达北京的。
在这以前，他们先后参观了沈阳、鞍山、抚顺、上海、南京等地。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

巴基斯坦、中国等国代表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
反对把“孟加拉国”问题列入本届议程
揭露苏联政府的霸道行径
黄华指出苏联政府企图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争论，进一步在南亚次大陆制造对立和进行渗透
新华社联合国1972年09月24日电
联合国大会09月23日结束了关于本届大会议程问题的讨论。
这天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本届大会的议程。
在讨论是否把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时，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反对，揭露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霸道行径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巴基斯坦代表伊克巴尔·艾哈迈德·阿洪德在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他指责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在这个问题上一意孤行、不顾后果的做法。
他严正表示：
要使南亚次大陆的种种问题获得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决不能依靠强制手段或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发言摘要另发）。
中国代表黄华在发言中重申了中国代表团对于“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原则立场：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得到认真贯彻之前，“孟加拉国”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中国代表团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由联合国审议“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黄华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冲破了苏联代表团的种种无理阻挠，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反映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的重要决议。
随后，安理会在1971年12月21日又通过了一项得到安理会十三个理事国支持的重要决议。
但是，九个多月过去了，这两项重要决议仍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黄华说：
“宪章第4条说得清清楚楚：
凡申请加入联合国者，不但要宣布‘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而且必须‘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
连联合国通过的同‘孟加拉国’当局直接有关的决议都拒不执行，怎么能够要求本组织作出判断硬说‘孟加拉国’确能并愿意履行宪章所载之义务呢？
如果硬要这样做，又将置联合国宪章于何地？
将置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去年所通过的决议于何地？”
黄华强调指出：
“我们一贯认为，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争端应当通过平等协商取得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更不要上别人的当。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看得清楚：
去年的印巴冲突，就是苏联政府有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扩大它自己在次大陆的势力范围。”
黄华指出：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去年就印巴冲突问题通过了停火、撤军、释俘的决议之后，巴基斯坦布托总统为了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了积极努力。”
“但是，印度至今不仅没有把它的全部军队撤回到自己的领土，而且伙同‘孟加拉国’当局扣留九万余名巴基斯坦战俘和平民作为‘人质’，向巴基斯坦进行无理要挟。
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当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在怂恿。”
黄华进一步指出：
“苏联政府不但怂恿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当局，竭力阻挠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实施，而且多方阻挠关于推迟审议‘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合理意见，硬要在目前情况下把‘孟加拉国’拉入联合国，并且逼迫安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
在安理会作出了对申请者不予推荐的决定之后，情况并没有改变，现在又重新把它提到大会来讨论。
为什么明明知道大会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偏偏要绕过安理会，把这个问题提到大会讨论呢？
很明显，就是有人想要利用它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企图用来对中国代表团和对其他一些主张推迟审议这个问题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就是要借机来翻去年的案，否定联合国通过的上述两项决议。
谁都能看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法，其目的并不是真正关心‘孟加拉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而是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在联合国挑起争论，把水搅混，以洗刷它自己策动去年印、巴冲突的罪行，以便于进一步在南亚次大陆制造对立和进行渗透。
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黄华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同南亚次大陆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根本反对
‘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但是，我们坚决主张，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必须得到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必须得到贯彻。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得上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南亚次大陆有关各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从而导致南亚次大陆局势的和缓。
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完全符合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也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土耳其代表奥斯曼·奥尔查伊接着发言，他指出，在安理会就接纳“孟加拉国”问题表示了意见之后，大会又来考虑“孟加拉国”的申请，这对局势无益，这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
他说，任何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对遵守这个组织的决议都负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义务。
伊朗代表弗雷敦·胡韦达说，伊朗代表团反对就这个问题仓促作出可能妨碍有关各方为了解决彼此的分歧而进行谈判的任何决定。
他还指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以及有关的日内瓦公约必须贯彻执行。
比利时代表爱德华·隆盖斯泰说，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的权限是属于安理会的。
因此，大会绕过安理会来过问这个问题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安理会最近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不推荐这个申请者加入联合国。
尼日利亚代表埃德温·奥格贝·奥格布也在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已经决定不推荐“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迄今为止，并没有使人产生正在作出努力来解决这个争端的印象，相反，他的代表团倒有这样一种印象：
正在作出努力来使某些代表团为难。
苏联代表马立克也跳上讲台，竭力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光彩的立场进行辩解。
他无法反驳种种反对把接纳“孟加拉国”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有力论据，而只是强辩说什么这个议题不是苏联提出的，苏联只是表示“支持”而已，说什么把苏联单独
“挑出来”加以谴责是“判断错误”。
他力图掩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野心，不顾举世公认的事实，硬说苏联“无论是对孟加拉国、对这个次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或是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不抱任何目的”，说苏联“没有更多的领土欲望”，“它也不想扩张到任何其他地区去”，等等，好象全世界并不知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它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等事实。
阿尔巴尼亚代表拉科·纳乔针对马立克的谬论和诡辩，在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在一个月前才考虑过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必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但是无益的，而且不能不使人对辩论的目的和结果产生应有的怀疑。”
他说：
“显而易见，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是苏联想用它来加剧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
苏联这样做，目的还在于掩盖它在印巴次大陆的企图，转移舆论对它在印巴次大陆和整个亚洲的霸权政策野心的视线。”
阿尔巴尼亚代表强调说：
“按照我们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
联合国大会采取紧急措施，实施它关于印巴次大陆冲突的决议。
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当优先解决。
印度必须停止侵略，撤出军队，释放九万名战俘。”
大会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宣布，将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把这一议题列入大会议程。
这一天，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结束了关于本届会议的组织工作的辩论，通过了大会的议程。
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古巴、埃及等国家的代表发言反对把所谓防止“恐怖主义”的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还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把这一问题列入下届大会临时议程，并且请联合国秘书长准备必要的文件，而把各国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都考虑进去；
这样，本届会议就将不讨论这一问题。
表决结果，得到许多亚非国家支持的这一修正案没有通过，所谓防止“恐怖主义”的议题终于列入了本届大会的议程。

巴基斯坦、中国等国代表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
反对把“孟加拉国”问题列入本届议程
揭露苏联政府的霸道行径
黄华指出苏联政府企图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争论，进一步在南亚次大陆制造对立和进行渗透
新华社联合国1972年09月24日电
联合国大会09月23日结束了关于本届大会议程问题的讨论。
这天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本届大会的议程。
在讨论是否把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时，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反对，揭露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霸道行径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巴基斯坦代表伊克巴尔·艾哈迈德·阿洪德在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他指责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在这个问题上一意孤行、不顾后果的做法。
他严正表示：
要使南亚次大陆的种种问题获得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决不能依靠强制手段或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发言摘要另发）。
中国代表黄华在发言中重申了中国代表团对于“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原则立场：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得到认真贯彻之前，“孟加拉国”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中国代表团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由联合国审议“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黄华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冲破了苏联代表团的种种无理阻挠，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反映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的重要决议。
随后，安理会在1971年12月21日又通过了一项得到安理会十三个理事国支持的重要决议。
但是，九个多月过去了，这两项重要决议仍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黄华说：
“宪章第4条说得清清楚楚：
凡申请加入联合国者，不但要宣布‘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而且必须‘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
连联合国通过的同‘孟加拉国’当局直接有关的决议都拒不执行，怎么能够要求本组织作出判断硬说‘孟加拉国’确能并愿意履行宪章所载之义务呢？
如果硬要这样做，又将置联合国宪章于何地？
将置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去年所通过的决议于何地？”
黄华强调指出：
“我们一贯认为，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争端应当通过平等协商取得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更不要上别人的当。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看得清楚：
去年的印巴冲突，就是苏联政府有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扩大它自己在次大陆的势力范围。”
黄华指出：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去年就印巴冲突问题通过了停火、撤军、释俘的决议之后，巴基斯坦布托总统为了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了积极努力。”
“但是，印度至今不仅没有把它的全部军队撤回到自己的领土，而且伙同‘孟加拉国’当局扣留九万余名巴基斯坦战俘和平民作为‘人质’，向巴基斯坦进行无理要挟。
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当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在怂恿。”
黄华进一步指出：
“苏联政府不但怂恿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当局，竭力阻挠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实施，而且多方阻挠关于推迟审议‘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合理意见，硬要在目前情况下把‘孟加拉国’拉入联合国，并且逼迫安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
在安理会作出了对申请者不予推荐的决定之后，情况并没有改变，现在又重新把它提到大会来讨论。
为什么明明知道大会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偏偏要绕过安理会，把这个问题提到大会讨论呢？
很明显，就是有人想要利用它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企图用来对中国代表团和对其他一些主张推迟审议这个问题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就是要借机来翻去年的案，否定联合国通过的上述两项决议。
谁都能看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法，其目的并不是真正关心‘孟加拉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而是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在联合国挑起争论，把水搅混，以洗刷它自己策动去年印、巴冲突的罪行，以便于进一步在南亚次大陆制造对立和进行渗透。
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黄华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同南亚次大陆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根本反对
‘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但是，我们坚决主张，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必须得到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必须得到贯彻。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得上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南亚次大陆有关各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从而导致南亚次大陆局势的和缓。
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完全符合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也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土耳其代表奥斯曼·奥尔查伊接着发言，他指出，在安理会就接纳“孟加拉国”问题表示了意见之后，大会又来考虑“孟加拉国”的申请，这对局势无益，这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
他说，任何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对遵守这个组织的决议都负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义务。
伊朗代表弗雷敦·胡韦达说，伊朗代表团反对就这个问题仓促作出可能妨碍有关各方为了解决彼此的分歧而进行谈判的任何决定。
他还指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以及有关的日内瓦公约必须贯彻执行。
比利时代表爱德华·隆盖斯泰说，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的权限是属于安理会的。
因此，大会绕过安理会来过问这个问题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安理会最近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不推荐这个申请者加入联合国。
尼日利亚代表埃德温·奥格贝·奥格布也在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已经决定不推荐“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迄今为止，并没有使人产生正在作出努力来解决这个争端的印象，相反，他的代表团倒有这样一种印象：
正在作出努力来使某些代表团为难。
苏联代表马立克也跳上讲台，竭力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光彩的立场进行辩解。
他无法反驳种种反对把接纳“孟加拉国”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有力论据，而只是强辩说什么这个议题不是苏联提出的，苏联只是表示“支持”而已，说什么把苏联单独
“挑出来”加以谴责是“判断错误”。
他力图掩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野心，不顾举世公认的事实，硬说苏联“无论是对孟加拉国、对这个次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或是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不抱任何目的”，说苏联“没有更多的领土欲望”，“它也不想扩张到任何其他地区去”，等等，好象全世界并不知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它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等事实。
阿尔巴尼亚代表拉科·纳乔针对马立克的谬论和诡辩，在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在一个月前才考虑过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必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但是无益的，而且不能不使人对辩论的目的和结果产生应有的怀疑。”
他说：
“显而易见，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是苏联想用它来加剧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
苏联这样做，目的还在于掩盖它在印巴次大陆的企图，转移舆论对它在印巴次大陆和整个亚洲的霸权政策野心的视线。”
阿尔巴尼亚代表强调说：
“按照我们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
联合国大会采取紧急措施，实施它关于印巴次大陆冲突的决议。
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当优先解决。
印度必须停止侵略，撤出军队，释放九万名战俘。”
大会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宣布，将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把这一议题列入大会议程。
这一天，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结束了关于本届会议的组织工作的辩论，通过了大会的议程。
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古巴、埃及等国家的代表发言反对把所谓防止“恐怖主义”的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还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把这一问题列入下届大会临时议程，并且请联合国秘书长准备必要的文件，而把各国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都考虑进去；
这样，本届会议就将不讨论这一问题。
表决结果，得到许多亚非国家支持的这一修正案没有通过，所谓防止“恐怖主义”的议题终于列入了本届大会的议程。

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
阐明巴基斯坦政府严正立场
指出要使南亚次大陆的问题得到解决，决不能依靠强制手段或施加压力
新华社联合国1972年09月24日电 在联合国大会09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伊克巴尔·艾哈迈德·阿洪德就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议题是否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问题发言，阐明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严正立场。
阿洪德说：
“我要求发言的目的在于：
扼要地说明我们对拟议中的把‘接纳新会员国’的议题列入本届联大议程的讨论持有的重大疑问。”
阿洪德说：
“持有这种疑问的并不仅仅是我们。
在总务委员会上，不少代表团根据程序、原则和实际效用等各方面的理由，对这个议题列入议程提出了反对或保留。”
阿洪德指出：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条第2款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的程序应该是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作出决定，而不是颠倒过来。
既然安理会不推荐接纳‘孟加拉国’为会员国，联合国大会也就不能自行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阿洪德指出：
“我所说明的有关应该遵循的正确程序的立场并不是新的。
苏联代表马立克早在1949年04月08日的总务委员会第60次会议上就已经说明过。
波兰代表当时也支持这一立场，认为既然安理会不推荐接纳该申请国，联合国大会就不可能重新审议它的申请。
他当时还说，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的建议实际上是出于宣传的目的。”
阿洪德说：
“联合国大会的会员国还必须问一问辩论这项议题究竟有什么用处。
大家必须考虑一下，在联合国大会搞这么一场辩论，究竟是促进还是阻挠实现下列目的：
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而这一点必须仍然是联合国的最高目标。”
阿洪德指出：
“我的政府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似乎执行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的决议这一点，并不是在各国通过取得会员国资格而承担或力求承担的义务中一个必不可缺的和重要的部分。”
因此，“联合国大会所进行的辩论和讨论，特别是如果它们不同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联系在一起，不能影响我们改变立场；
我们认为，这种立场是正当的和有原则的。”
阿洪德说：
“我愿代表我的政府重申，一旦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解决，而且不久前的冲突所造成的局势已经正常化的话，我们并不是不可改变地硬要反对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我的代表团并不是建议拒绝‘孟加拉国’的申请，而只是建议推迟考虑这一问题直到联合国决议所交托给达卡当局的义务得到了贯彻执行为止。”
阿洪德指出：
“甚至到现在我们也还继续认为，如果安理会当时推迟对这一申请作决定，对有关各方都会更有好处。”
但是，“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一意孤行，硬要催促作出决定而不顾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
阿洪德最后强调说：
“要使南亚次大陆的种种问题获得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决不能依靠强制手段或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
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正义、公平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和对话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巴基斯坦时报》发表社论
指责印度拖延撤军不符合西姆拉协定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2年09月23日电 《巴基斯坦时报》09月22日发表社论说：
“新德里正企图以（拖延）撤军为手段，来迫使（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
社论说：
“印度拖延从它所占领的巴基斯坦领土上撤走军队正引起极大的不安。”
社论谈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在09月15日撤军时说：
“这个撤军的期限已经到了，而且过了，但在巴基斯坦军队作好一切撤走安排的时候，印度军队仍然踞守在它所占领的地区的战壕中。”
社论在谈到印度总理最近表示在克什米尔控制线划定以前印度将不撤军时指出：
“西姆拉协定并没有在任何一处把划分克什米尔的控制线同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国际边界一带的军队脱离接触联系起来。”
“克什米尔控制线的划定是单独提到的，其它地方都没有把这一步的完成作为撤军条件。”
社论说：
“印度在撤军问题上所持的新的立场显然是不符合西姆拉协定的精神和文字的，这个协定规定逐步走向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持久和平。
撤出被占领的领土是走向这一方面的首要步骤，这不仅在西姆拉协定中，而且在去年12月联合国的决议中都已经载明。”

我人民解放军足球队前往朝鲜访问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以田真为领队、邢桂福为副领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足球队，应邀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
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姚晓程、王迪康、朱开印、刘永寿等前往车站送行。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张来宪大校也到车站送行。

我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到达意大利
新华社罗马1972年09月2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一行四人，应意大利外贸部的邀请前往意大利主持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进行友好访问，于09月24日上午到达罗马。
到机场欢迎的有：
意大利外贸部副部长朱利奥·奥兰多、外贸部贸易发展司司长朱利奥·富奇托、对外贸易协会副主席芬森佐·洛雷托以及对外贸易协会贸易促进处处长安杰洛·贾罗利。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和中国赴意大利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王耀庭也到机场迎接。

我政府代表团到达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新华社萨那1972年09月24日电
由交通部副部长郭鲁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09月23日下午到达萨那。
代表团是应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是在23日上午乘飞机到达荷台达的。
当天下午，代表团从那里乘汽车前往首都萨那。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交通部次长艾哈迈德·拉埃尼和公共工程部次长穆罕默德·阿里·阿布·雷贾勒从萨那专程到荷台达机场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荷台达省省长锡南·阿布·卢胡姆和荷台达军区司令穆罕默德·阿沙希中校。
中国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王若杰也到机场迎接。

法国总理梅斯梅尔接见黄镇大使
新华社巴黎1972年09月25日电
法国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09月25日接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到京
新华社1972年09月25日讯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今天乘飞机从上海到北京参观访问。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有朱光亚、岳岱衡、方晓、朱永行、张文裕、王承书、王治、秦仲兴等。

阿尔巴尼亚体委宴请我游泳队
我游泳队离开地拉那回国
新华社地拉那电
阿尔巴尼亚体育运动委员会09月20日晚在都拉斯举行宴会，招待由钱大钺率领的中国游泳队全体成员。
出席宴会的有：
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贝·戴迪亚，阿尔巴尼亚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戴·利西，劳动党都拉斯区委员会书记索·马努希，阿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斯·斯帕塞，都拉斯区人民会议执委会副主席瓦·纳库奇以及阿尔巴尼亚游泳运动员等。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夏秀峰、参赞韩波应邀出席了宴会。
利西同志和钱大钺同志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他们赞扬阿中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不断发展和巩固，祝贺阿中两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宴会上，中阿战友频频举杯敬祝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据新华社地拉那电
由钱大钺率领的中国游泳队结束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友好访问后，09月21日乘飞机离开地拉那回国。
到机场欢送中国游泳队的有：
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哈·杜马，阿尔巴尼亚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戴·利西，阿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斯·斯帕塞等。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夏秀峰、参赞韩波等也到机场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