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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电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所属各级党委的第一、二把手，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围绕方向、路线问题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到多学一些，学好一些，带领党委成员不断把学习运动引向深入。

去年秋天，这个部队党委总结前一阶段读书的经验时发现：凡是第一、二把手能够站在学习运动的前面，带头认真读书，党委“一班人”的学习就坚持得好，有效果。
部队党委根据这一经验，要求所属各级党委的第一、二把手，要做“一班人”看书学习的模范，带头努力多学一点，学好一点。
他们专门组织工作组，逐个考查了各级党委第一、二把手的学习情况，并且先后三次召集这些主要负责干部总结交流学习的经验和体会。
这样，这个部队各级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带头学习理论的空气越来越浓，自觉性越来越高。
他们除了坚持党委规定的学习日制度外，还千方百计地挤时间读书，并且做到：布置学习任务，自己先学一步；
检查学习情况，首先检查自己；
总结交流经验，自己带头谈体会。
今年以来，他们在去年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有关著作的基础上，又学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

这个部队各级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带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带头攻难关，把党委成员学习中的难点，作为自己看书学习的重点，刻苦钻研，力求弄通。

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真正学懂马列主义，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因此，他们在学习中碰到难点时，决不“绕道走”，而是带头迎难而上，刻苦钻研，用自己攻难关的精神来带动“一班人”前进。

某师党委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有些同志对拉萨尔分子鼓吹的“分配决定论”的反动实质一时弄不大清，学习碰到了困难。
党委书记张登芳，为了带头攻破这个难点，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逐章逐节地读原著，把拉萨尔分子鼓吹的谬论，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阐述的观点，一条一条地对照排列出来，又反复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认识到，拉萨尔分子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离开阶级分析，空谈什么“劳动所得”、“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平等权利”，这实质上是掩盖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打掩护。
这一反动谬论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党委中心组的学习讨论会上，张登芳详细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学习体会和收获，其他同志都感到从中受到了启发。
后来，大家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民富国强”的反动谬论时，都象张登芳那样，从马列著作中找立场、观点、方法，从“国”与“民”的不同阶级性质、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消费资料分配权等方面进行批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带头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指导现实斗争和世界观的改造中努力学出好成绩，带动党委“一班人”。

某团长期执行生产任务。
今年春天，上级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完成六千亩水稻的插秧任务，而去年插五千亩还用了一个半月。
这个任务能不能按期完成呢？
当时，团党委正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
团党委书记朱庆荣决心引导大家用革命理论来指导实践。
他遵照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带领工作组到连队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今年春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亲自搞试点，在实践中摸索插秧的规律，虚心向连队干部战士学习，这样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终于制订出了春播方案。
党委采纳了这个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春播任务，还抽出人力物力支援了地方春耕生产。
更重要的是，朱庆荣用自己的学习成绩，给党委“一班人”上了一堂生动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课，推动“一班人”进一步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

第三，把自己摆在小学生的位置上，虚心学习“一班人”刻苦读书的好经验，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搞好“一班人”的学习。

去年秋天以来，某师党委通过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所谓学习“方针”，纷纷把功夫和气力用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
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摸索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师党委书记宋子佩非常重视党委成员在学习中创造的点滴经验。
党委成员中，有的善于把革命导师的教导和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论点排成队，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分歧点，在对比分析中学深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
有的在学习革命导师的每个精辟论述时，不仅注意理解这些结论的精神，而且下功夫弄懂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的在认真读原著的基础上，选学有关语录，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加深理解。
宋子佩都虚心地把这些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丰富自己的学习，并和大家一起总结认真钻研原著和搞好革命大批判，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学习经验，推动了党委“一班人”的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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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电 据罗通社报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六月十九日举行午宴，招待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

出席午宴的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扬·格·毛雷尔和夫人、埃·波德纳拉希、格·帕纳、格·勒杜列斯库、伊·维尔德茨，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政府成员、中央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等。

随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王国法罗马尼亚大使胡森巴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和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西索瓦·梅达维亲王也出席了午宴。

午宴开始前，乐队演奏了柬罗两国国歌。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主席和诺罗教·西哈努克亲王在午宴上先后讲了话。

齐奥塞斯库主席在讲话中代表罗共中央、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和罗马尼亚人民，并以他个人和他的夫人的名义向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欢迎。
他说，西哈努克亲王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是罗柬两国人民友好和团结关系的体现。
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和即将进行的会谈，“对罗柬两国关系的发展将是新的和重要的贡献，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反帝、争取自由和独立、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
齐奥塞斯库主席说：“罗马尼亚人民怀着同情和团结的强烈感情注视着英勇不屈的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保卫自己的国家自由和独立的神圣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想借此机会重申，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全力声援柬埔寨人民力量为重新赢得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对您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为赢得独立和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印度支那的总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特殊的评价。”
齐奥塞斯库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在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其他战场上所遭到的打击和失败清楚地表明，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一个决心为保卫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神圣权利而斗争到底的人民屈服。

他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坚决地主张，必须尽快停止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战争，美国必须停止轰炸并取消最近恢复了的军事升级措施，所有美国军队及其盟军必须从印度支那半岛撤走，确保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人民有必要条件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
“我们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建议以及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建议是求得印度支那战争政治、和平解决的现实基础。
我们相信，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三国人民的联合斗争和正义事业必胜！”
“罗马尼亚将一如既往，决心给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以充分的物质、政治和外交支持，直到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赢得独立决定自己命运、按照自己切身利益和意愿决定自己未来发展权利的最后胜利。”
齐奥塞斯库主席接着说，“罗马尼亚坚决为在国际生活中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而奋斗”。
“我们把国家独立和主权、完全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原则以及在国家间关系中放弃武力和放弃使用武力威胁的原则作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础。”
“在今天的条件下，为了使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得到真正和持久的解决，就必须毫无例外地重视各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让世界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直接和积极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生活”。

西哈努克亲王在讲话中热情赞扬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齐奥塞斯库主席的领导下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表示感谢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西哈努克亲王说：“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已经作出了并且仍在继续作出最大的牺牲，以战胜一个有物质上十分强大、在精神上又极其凶恶甚至惨无人道的敌人。
这个敌人并不是靠美帝国主义而苟延残喘的朗诺政权，而是美帝国主义本身，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柬埔寨问题’和柬埔寨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他谴责美国把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扩大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

他说：“十分清楚，尼克松先生正是由于他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越南化’的尝试遭到了全面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也就是他通过组织印度支那雇佣军、向他们提供武器叫他们真正地扼杀他们自己祖国的主权的尝试遭到了全面的、无可挽回的失败，所以他从一九七二年五月起不得不把战争‘重新美国化’。
尼克松对三个贫穷的小国的人民，投入了美国的‘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现代化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
尼克松正在整个印度支那，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面推行他完全破坏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我们这三个不发达小国的勾当，因为我们敢于要求享有自决权而不受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从而成了一种‘罪过’。”
他说：“不管怎么样，尼克松应该懂得，他已使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的爱国人民永远团结一致。
这些国家的人民根本不是象华盛顿‘五角大楼’专家所想象的那样‘喘不过气来了’，而是绝对下定决心斗争到底，直到他们三国彻底、永远摆脱美军的进驻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我们三国人民准备付出应有的代价，那怕是付出再遭到多么深重痛苦的代价，以达到这一最高的神圣目标。”
西哈努克亲王说：“美帝国主义看到朗诺政权已经走投无路，于是企图借助于它的某些友邦大国的外交援助来挽救朗诺政权、这些大国试图把我们拉到会议桌上去，同朗诺政变分子集团坐在一起。”
他说：“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柬埔寨的政体。
不能存在两个高棉政体，我们决不能同意在一个会议上同金边篡夺政权者一起签字。
此外，在谋求和平的幌子下，这样的一个会议必然会导致分割我们这个小国，这对我们这个小国来说将是致命的。”
西哈努克亲王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七月）在作出分割越南的决定的时候，只是为进行比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国殖民主义同印度支那人民之间的战争）更为残酷、其破坏性更大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目前的战争）准备了一切条件。

“几乎可以肯定，召开一次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日内瓦’式的国际会议，将会导致把越南南方分割成两个‘国家’，把柬埔寨分割成两个‘国家’，把老挝分割成两个‘地区’。
这样的分割之下的和平，将是违背印度支那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它只能为亚洲以外的某些大国一时的私利效劳。
这样的分割之下的和平，是走向灾难更加深重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起点，或者就是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西哈努克亲王说：“我可以强调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丝毫不想让美国‘丢脸’，尼克松总统硬说是这样，而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这个说法。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要求只是：美国政府停止使用武器或其他方式干涉他们的内政。

“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争取解放的印度支那各国政府就准备使它们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且同美国人民一起建立友好与和平合作的基础。”
午宴是在热烈、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电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六月十九日晚在部长会议大厦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对罗马尼亚进行友好正式访问。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驻罗马尼亚大使胡森巴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西索瓦·梅达维亲王，以及其他柬埔寨客人。

出席招待会的有：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扬·格·毛雷尔、格·帕纳、格·勒杜列斯库、伊·维尔德茨和他们的夫人，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罗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政府部长，中央机关和社会团体负责人，高级将领，科学、文化和艺术界人士等。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张海峰和夫人以及各国驻罗马尼亚的外交使节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齐奥塞斯库主席和夫人陪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走进招待会大厅后，乐队高奏柬、罗两国国歌。
招待会结束前，齐奥塞斯库主席和夫人陪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同罗马尼亚各界人士和外国使节握手致意。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罗马尼亚文艺工作者演唱了民族歌曲。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六月十九日上午乘专机抵达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图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机场上受到齐奥塞斯库主席和夫人等以及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罗马尼亚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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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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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举行宴会，招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随行人员艾·詹金斯、约·霍尔德里奇、温·洛德、乔·豪海军中校、约·内格罗蓬特、理·索洛蒙等，以及专机机组人员。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王海容，以及马仁辉、杨德中、韩叙、朱传贤、王笑一、钱大镛、冀朝铸、唐闻生、沈若芸等。

此前，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一行。

这是宴会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冯永凯孙纯华杨德敏

“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武汉部队某部六连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矛盾论》，用以指导军事训练的实践。
这样，不但正确解决了训练工作中遇到的具体矛盾，提高了训练质量，而且使大家逐步学会了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了分析的习惯。
下面选登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个连队部分干部战士运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指导训练的体会。

——编者

“准中求远”和“远中求准”
我刚当连长不久，上级考核我们连队投弹，全连同志都投得比较好，唯独四班有个战士，虽然三个弹都投四十几米，但都投到了圈外，不能算成绩。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考虑：弹投不准，平时影响成绩，战时完不成任务，你投得再远，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有的同志也认为，“宁要圈内三十米，不要圈外四十几”。
不久，新战士投弹训练一开始，我便提出了“准中求远”的要求。

一个星期过去了。
其他连队的新同志投弹成绩上升很快，可我们连还有十三个不及格。
这是为什么呢？
我深入班排了解，一排的同志说我“牵牛没牵牛鼻子，驯马没抓马嚼子”，还给我送了一条毛主席语录：“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便找大家座谈。
投弹投得近的同志反映：“准中求远”框住了我们的手脚，为了投准，我们只注意了在投的方向上做文章；
投得远的同志说：我们没有受那个框框限制，而是按基本要领放手大胆投。
同志们的发言，解答了我的疑问。
训练上不去，是自己没抓住主要矛盾。
联系走过的这段弯路，回顾以往的投弹训练过程，使我认识到，在投弹训练中，存在着远与近、准与不准这两对矛盾，基础训练阶段，远是主要矛盾，投远既可以锻炼臂力，又可以全面学习要领。
而投准，在基础训练阶段主要是解决个投的方向问题。
提出“准中求远”，就业使大家把主要精力用在掌握方向的转体和撒手上，忽视全面的基础练习，这就影响了整个训练进度。
再说，在应用投弹训练阶段的投准，不单是个方向问题，还有个距离问题，没有投远这个条件，要投准较远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通过分析，我弄清了训练中“远”和“准”的主次关系，便把“准中求远”的要求换成了“远中求准”，让大家不要光是考虑成绩，要一心想到打仗，拉开架子练。
结果，新战士的投弹训练很快就赶了上来，不仅赶上了兄弟连队，而且不少新战士还超过了老战士。
在三十个新同志中，除三个是投四十米外，其余都达到了五十米以上。

连长 冯永凯

铁棒也能磨成针

我刚练投弹的时候，由于个小体弱，使出全身的力气也只能投二十多米。
我不服输，继续练。
可是，练得腰酸腿痛，投弹成绩还是上不去。
这时我就想：小鸡那能下大蛋，凭我这个儿，投弹要取得好成绩，实在难啊！
思想上一泄气，行动上就松劲，慢慢地，我练得也越来越少了。

不久，连里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我围绕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教导，心里亮堂了许多。
我初步认识到：个小体弱的同志开始投弹可能近些，个大体强的同志开始投弹可能远些，但近的是否始终都近，远的是否始终都远呢？
不是的。
远和近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个小体弱的同志，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勤学苦练，是一定能投远的；
相反，个大体强的同志如果满足现状，止步不前，放松训练，投弹成绩就不可避免地会降下来。

这时，副班长又及时给我介绍了他投弹的经过：副班长入伍时，身高不到一米六，投弹最多能投二十一米。
但他经过一年的苦练，投弹成绩就提高到六十六米。
副班长投弹成绩的显著变化，加深了我对毛主席关于矛盾转化这一哲学观点的理解，坚定了信心。

从此，我在“学”字前面加上个“勤”字，在“练”字前面加上个“苦”字。
上单杠，举石锁，俯卧撑，我抽空多练，使臂力不断增强。
为了握弹有力，我就多练握力。
训练中，腰酸腿痛我不叫累，臂膀投肿我不歇手，夏天顶着烈日练，冬天冒着风雪投，并经常请老同志给我纠正动作。
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我就能投五十多米了。

事实最能教育人。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只要我们积极创造条件，事物矛盾的双方就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不利就会变有利，被动就会变主动，困难就不难。战士 杨德敏

要领以外有“要领”
训练开始后，我们排许多同志投弹要领不对。
我想，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形成了习惯动作，再纠正就费劲了。
于是，在训练中我一动一动地教，一个一个地抠，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部分同志进步很快，但少数同志要领还是掌握不好。
比如五班战士刘荣，按正确要领握弹不习惯，硬要用拇指顶着弹把才投得远，经我多次纠正，他也改不过来。

按现成的要领握弹，对大部分同志都适合，为什么偏偏对刘荣不适合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教导，心里象拨亮了一盏明灯，看清了自己在前段训练中所抠的要领，仅仅是抓住了一般人投弹的共性，忽视了个别人的特性，所以碰了钉子。
为了很好地认识矛盾的特性，我对刘荣为什么用拇指顶弹进行了具体分析：刘荣入伍前，多年给生产队放羊，长期手握羊鞭，不仅养成了拇指顶棍握鞭的习惯，而且右手拇指锻炼得又短又粗，特别有劲。
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心开窍。
原来刘荣的握弹方法，是根据他过去拿羊鞭的习惯和右手拇指的特低而产生的。
我想，刘荣用拇指握弹既不影响他投弹的基本动作，又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便同意他按自己的握弹方法练。
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投弹成绩很快由四十多米上升到六十多米。

实践使我体会到，投弹训练也和做人的思想工作一样，既要抓普遍规律，又要因人施教，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当然，承认特性不能否认共性，并要把痼癖和特性严格区别开来，否则，各行其是，五花八门，训练也是搞不好的。
按照这样的认识，我在以后的投弹训练中，就本着符合实战要求、能投远投准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既抓基本要领，注意共性的东西，又发挥各人特长，研究“要领以外的要领”。
比如，投弹可用右手，也可用左手；
握弹可用普通式，也可用拳握式；
引弹可以垫步，也可以交叉步。
这样，既克服了各人的毛病，又发挥了各人的特长，充分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
我们排有两个左撇子，现在都能投六十多米，一个脚有点毛病习惯原地投弹的同志，能投七十多米，创造了连队投弹的最高纪录。

排长 孙纯华

作者：群文

沈阳部队某部拥炮三连三班在实弹射击中，四次打靶，四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个成绩，在这个部队里引起了很大震动。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震动呢？
因为这门炮不一般，是一门比较老的炮；
又因为这个班不一般，是个新炮手班。
当他们在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时，人们非常惊讶，当他们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实弹射击中都取得优秀成绩时，人们就非常信服了：三班的成绩确实是练出来的。
下面记述的是三班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指导训练的事迹。

勇于实践——实践出真知

去年秋天，连里把一门比较起来最老的炮调给了三班。
三班是由一名通信员、两名炊事员、两名长期种菜的同志和两名入伍不久的同志组成的，全是新炮手。
这门炮一分到三班，不少同志议论纷纷：能行吗？
训练开始时，三班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畏难情绪。
三班长宋玉才针对这个问题，对全班进行阶级教育，大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大家胸中燃起了阶级仇恨的烈火。
在三连蹲点的领导同志也给三班讲述了在解放锦州的战斗中，本营“锦州英雄炮”三班的英雄事迹。
那时，这个班的多数人是刚参军的新战士，不懂军事技术。
但是，他们勇于实践，勤学苦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快掌握了炮兵射击技术。
他们在战斗中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老炮，打出了上百发炮弹，几乎是发发命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战功。
接着，三班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毛主席的亲切教导，革命前辈的光辉榜样，使三班同志们深深懂得，实践出真知。
武器旧一些不要紧，只要人的思想不旧，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勤学苦练，不懂技术可以懂得技术，不然可以变熟，炮老一些照样可以打出好成绩。

三班的同志正是按照这样的认识，认真进行训练的。
北国严冬，滴水成冰。
他们越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越是加劲苗练杀敌本领。
共产党员、一炮手魏杰，抗严寒、战风雪，一练一身汗。
手冻麻木了他毫不在意，别人休息了他还坚持练。
战友们劝他歇会儿，他却回答说：“不在苦中练，就练不出真本领！”
三班战士们个个象魏杰一样，都懂得苦练出精兵的道理。
在一次考核中，阵地上地冻如石，一镐刨下去，震得虎口发麻。
他们艰苦奋战，构筑工事，迅速占领了阵地。
班长宋玉才一检查，发现火炮倾斜度是七密位。
按照规定倾斜度不超过十五密位都属于正常范围。
但他认为，要练出真本领，就得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于是，他下命令重来，全班齐心协力，立即将火炮推出，仔细检查，重新修正，使倾斜度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班战士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敢于实践，勤学苦练，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为征服老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善于实践——多想出智慧

三炮手刘子龙，要讲吃苦精神，那是没说的。
在构筑第一个驻锄坑时，规定的时间四分半钟，他却用了二十四分钟。
尽管这样，但他毫不气馁。
他想，凭着自己这身劲，不愁驻锄坑挖不好。
为了缩短时间，他在训练中不怕费力，不怕流汗，胳膊练肿了，但是速度还是上不来。
班长宋玉才看到这种情况，便和刘子龙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的教导，使刘子龙心里开了窍：找不着钥匙打不开锁，练武也得摸规律。
如果光苦练不巧练，光动手不动脑，那怎么能尽快地掌握杀敌本领呢！
打那以后，刘子龙既重视勤学苦练，又注意总结经验。
过去不管是什么土质，他不问三七二十一，抡起镐头就刨。
现在，他每挖一个驻锄坑，都要根据各种不同土质的特点，体会一下要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他在沙质地、碎石地、平地、山坡地、松软土质地、坚硬土质地等各种不同土质的地上搞试验，作分析，终于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构筑驻锄坑的规律，在几次考核中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刘子龙运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指导练兵的过程，律才能练好兵。
为了掌握这门老炮的规律，还应该注意学习和研究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和维修技术，摸熟这门炮的脾气。
刚从炊事班调到三班当瞄准手的王焕宾为了摸清空回的规律，操作中总是多想一想，问几个为什么，并且虚心向周围的同志学习。
一炮手魏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试验，认真总结经验，纠正了操作中的误差，保证了射击精度。

反复实践——更上一层楼

对人们来说，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固然是考验，但胜利也是考验。
困难考验人们能否不气馁，勇于实践；
胜利考验人们能否不自满，继续实践。
三班在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中，初战告捷。
这时，班里有的同志说：“照这样练下去，准没问题！”
副班长王焕宾听了这话，觉察到这是继续前进的思想障碍。
他和班长研究后，组织全班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教导，提出了“在优秀成绩面前怎么办”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
在讨论中，他们对这次实弹射击进行了分析，从中找出了弹着点散布面较大，操作计算还不够精确等问题。
从这里他们认识到，经验要发展，实践没有完。
要使训练真正符合实战要求，不仅要让每发炮弹打在圈里，而且要使每发炮弹都能命中敌人的要害。
就这样，他们取得优秀成绩不自满，继续刻苦练技术。
经过二十来天的训练，总结出缩小射弹散布面积的六条经验。
他们应用这些经验，在第二次实弹射击考核中又取得了优秀成绩，射弹散布面积也比第一次小了，射击精度比第一次高了。
这时，三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又认真查找了这次射击出现一发远弹的原因，从中受到一个深刻的启示：训练没有到顶的时候，功夫没有到家的时候，必须在解决问题中继续前进，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这样，他们在新的成绩面前，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又总结出了新的经验，使第三次和第四次实弹射击考核又取得了优秀成绩。

“成绩有标准，实践无止境”，这是三班同志们的切身体会。
现在，他们正继续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勤学苦练真本领，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夺取军事训练的新成绩。
（群文）

作者：上海市《龙江颂》剧组

在全国人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龙江颂》的创作过程，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正确，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重要意义。
每当我们照《讲话》的精神做了，《龙江颂》就前进了，提高了；
而什么时候如果违背了《讲话》的精神，就会出现反复和曲折。
《龙》剧的诞生和成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胜利。

下面，我们就《龙》剧的创作实践，谈一点初步的体会，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从工农兵实际生活出发，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一切种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歌颂我们时代的主人——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通过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展示他们崇高的精神面貌，这号社会主义文艺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无限丰富、极其广阔的。
一部作品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只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矛盾的特殊性来表现矛盾的普遍性。
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实际生活出发，“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龙》剧所描写的龙江大队淹三百、救九万的生动事例，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当然也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但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这是在特殊的矛盾中所包含的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
只有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才能在特殊的矛盾中逐步理解和把握这个普遍规律。

在《龙》剧创作的初期，我们也承认堵江抗旱既是一场战天斗地的艰苦斗争，更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
但在创作实践中，却碰到各种思想障碍。
其中之一就是“无冲突论”。
这种理论，就是只承认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否认在党内、在人民内部也有路线斗争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这种理论的流毒一度影响到《龙》剧的创作。
有的人就曾经片面渲染和夸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还为江水英设计了一个拆屋献柱以抢救大坝的惊险情节，以为这样才能突出江水英的英雄性格。
但效果恰恰相反，由于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仅矛盾冲突得不到加强，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江水英的英雄形象作了不正确的描写。
这个教训使我们体会到，革命的主题思想和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不能单纯通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表现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坚持或者否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同修正主义文艺的根本区别所在。
“龙江风格”所反映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代。
它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思想战胜私有观念的结果。
所以它只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产物。
作为“龙江风格”的化身——江水英式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涌现和成长起来。
要刻画江水英的英雄形象，最主要的是刻画她的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这就有一个如何写阶级斗争，特别是如何写党内、人民内部的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问题。

江水英和李志田的矛盾有没有典型性？
生活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堵江抗旱的斗争中，大量存在着的一个矛盾就是全局观念与私有观念的矛盾，也即共产主义风格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又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干部。
以为写领导班子，只能写团结，不能写斗争的思想，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
开初，我们不敢大胆揭示和展开江、李之间的思想斗争，总想把这一矛盾抹抹平，当两种对立的思想稍一接触，就让李志田轻轻快快地转变。
结果是转变得快，碰上新的问题反复得也快，主题思想和矛盾冲突都不能向纵深发展。
观众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志田怎么一会儿通了，一会儿又不通了？
江水英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可见，不敢充分展开江、李之间两种思想的斗争，不仅李志田不能合情合理地转变，江水英的革命风格和她对李的教育作用也不能充分表现出来。

实践的经验证明：只要把握住矛盾性质，把李志田的基调定准了，在共产主义风格和本位主义思想这对矛盾的范围内，就完全可以充分揭示和展开矛盾，不会发生“过线”的问题。
《闸上风云》一场，李志田冲着江水英发出连珠炮似的责问：“你只知一个劲儿丢、丢、丢，却不管社员愁、愁、愁”，一下子把矛盾推向顶点。
阿坚伯等其他干部、群众都气愤地两次要上前制止，但被江水英两次拦住，一个女社员扑到江水英身上抽泣起来，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静场。
这一处理使戏剧冲突的效果更加强烈。
这么尖锐、激烈的面对面的斗争，有没有发生“过线”的问题呢？
没有。
因为通过前面情节的铺垫，使观众心里有了两个底：一是对李志田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看法，他对江水英的指责并没有损害他的基本阶级品质；
二是江水英的一系列先进事迹大家都清楚，李的责问并不会损害江的形象。
相反，反映客观实际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矛盾冲突表现得越鲜明，对刻画江水英的英雄形象，越有好处。
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正是在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江水英的谦虚谨慎，沉着耐心，对战友的阶级深情和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她的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她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发出夺目的光彩。

江、李思想斗争的一个集中点，是公私观的问题。
我们为江水英写了这样一段痛斥黄国忠的谬论的台词：

王国禄口口声声说什么他“是为大家着想！”
他说的“大家”是咱龙江大队吗？
不是！
他是为谁着想？
他是为着他那个阶级！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与私，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

李志田和黄国忠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他不懂得这个简单明了的道理，自以为是“为集体担负责任”，其实他心目中的“集体”，只是一个“扩大了的私字”。
本位主义思想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地主资产阶级也有它们的公私观。
它们所谓的“公”，就是它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
他们所谓“天下为公”，就是要“天下”的人都服从或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剥削制度。
这种“公”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无产阶级的公私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公私观是根本对立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因此，无产阶级所说的“公”，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最终目的是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这就是江水英一心为公的具体的阶级内容。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三者关系的问题，都有一个如何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正确处理公与私这对矛盾的问题。
江水英和李志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

江水英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遵循毛主席“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一切都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
但是，对江水英这一宝贵品格，我们曾经理解得过于简单：对她的描写只是一个劲儿强调丢，丢，丢，以为这才是发扬风格。
而对李志田，写他对龙江大队土地的感情，写他对大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的实际问题的关心，却很具体：提出补救措施的是他，带领群众苦战三千亩的是他，提出加高河堤抢救大田的又是他。
而江水英反而只说不做。
结果，观众的同情倒向了李志田的一边。
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能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简单地归结为“丢”，更不能和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
如果江水英不是积极地依靠群众、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挖掘本大队潜力，采取各种措施，力求补回损失，夺回丰收，而只是简单地强调“丢”，那就从另一个极端，把全局和局部对立起来了。
因为只有局部充分发挥本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全局利益才能真正地得到保证。

经过多次修改的现在的演出本中的江水英，和李志田一样，是一个土生土长来自群众的农村干部。
她关心和热爱“生我养我的龙江村”，但不是象李志田那样从本位主义出发，而是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把它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
第二场一段“百花盛开春满园”的对唱，就抒发了她对本大队群众亲手开垦的高产良田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但是这种感情和过去私有制下的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有天渊之别。
江水英不但爱本大队的三百亩、三千亩，而且爱所有的人民公社的土地。
“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
她对本大队的生产考虑得比谁都周密和细致，对社员的生活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体贴。
在坚决“丢卒保车”的同时，她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社员群众出主意、想办法，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并且妥善地安排社员的生活。
我们为阿坚伯设计的一段驳斥常富的唱段——“这样的好书记人人夸不够”，把江水英和常富作了鲜明的对比，唱出了江水英如何带领群众苦战三千亩，抱病操劳夺丰收的动人事迹。
这样一改，江水英的革命风格就有了深厚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她做掉队的战友的工作，就更有说服力。
而李志田在事实面前醒悟过来，也更加合情合理。
观众的感情也自然地倒向江水英的一边。

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有区别有联系有层次地组织戏剧冲突

《龙》剧以江、李的思想斗争为主线，在各种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江水英。
在通盘构思戏剧冲突的时候，应该把刻画江水英这个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放在首要的地位。
江水英应当在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
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
《龙》剧的最初几稿，我们主观上也想突出江水英的英雄形象，实际效果却相反，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江水英而是李志田。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主要的问题在于，各种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李志田的身上。
李志田跟江水英斗，跟阿坚伯斗，跟阿更闹矛盾，而富裕中农、阶级敌人都来找李志田，各种矛盾都汇集到他的面前。
江水英却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或者处于被动的局面。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每一个回合都是江、李直接照面。
李是一碰到问题就跳，而江则忙于跟着他做工作，实际上是被他牵着鼻子跑。
正因为所有的人都围着李志田转，所以其他人物实际上不是在衬托江水英而是给李志田做铺垫。
这样，占据舞台中心的当然是李志田而不是江水英。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改：

首先，把各种矛盾都汇集到江水英的面前，由江水英积极、主动地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
剧中三条矛盾线索都以江水英为中心来展开：江、李斗争，是江水英发现了李志田的思想问题，提出开支委会，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
同时对症下药，言教身教，主动地深入细致地做李的思想工作。
对敌斗争，是她警觉到黄国忠的可疑迹象，几次提醒李志田和阿更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但制止了黄的破坏活动，而且亲自调查研究，挖出了这个阶级敌人。
富裕中农常富，则让他从江水英的种种先进事迹和英雄行为中得到教育。
这样，在解决各种矛盾的斗争中，就自然地使江水英处于中心地位。

其次，对江、李斗争这条主线，我们采取时断时续的办法。
江水英的对立面，不止是李志田一个人，无需在每一场都让江、李直接交锋。
就本剧来说，把对立面散开，有利于突出江水英。
例如《窑场斗争》一场，开始是阿莲和阿更冲突，这场冲突实际上正是江、李斗争的继续。
接着江水英上场粉碎了黄国忠的阴谋，最后她通过小红和盼水妈送畚箕的动人事例，既教育了阿更，也教育了李志田。
《出外支援》和《后山访旱》两场，都是重点刻画江水英的崇高风格的戏，李志田都没有出场，这样，每一个关键性场面都有江水英的戏，而江、李直接交锋实际上只有《丢卒保车》和《闸上风云》两场。
就全剧来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没有中断，而江、李的斗争却是既有间隔，又有连接。
戏剧矛盾也就有变化，有起伏，有高潮。
李志田出场虽然减少了，但由于冲突的加强和思想的深化，戏却更集中了。

第三，其他人物都为江水英作反衬或铺垫。
江水英和李志田是一种对比，江水英和常富是另一种对比。
写黄国忠也是为了反衬江水英的高度的敌情观念和斗争精神。
就其他英雄人物而言，阿坚伯跟常富的冲突，阿莲跟阿更的冲突，都是为江水英作铺垫的。
写小红和盼水妈也是为了衬托江水英。
有了她们的两场戏，就开拓了戏的境界，开阔了观众的视野，使大家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江水英为保证堵江送水，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决停火搬柴，支援后山，进一步发扬“龙江风格”的深厚的阶级内容和深远的意义。
盼水妈对这个龙江大队的带头人的热情赞赏，使观众十分亲切地感觉到江水英的英雄形象的高大。

由于以江水英为中心的矛盾冲突从三个方面展开，所以在组织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注意各种矛盾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就是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矛盾不能混淆。
不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严格区别开来，而且在人民内部，李志田、阿更同常富也要区别开来。
所谓联系，就是说在同一出戏中的各种矛盾不能是互不相关的平行线，而应该有内在联系。

要有区别就是要注意分寸。
李志田和阿更，主要是思想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的问题。
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集体事业的态度和常富是截然不同的。
在常富来说，则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但是他和黄国忠又有严格的区别。

有区别的各类矛盾又是相互联系的。
问题是如何写出这种联系。
《龙》剧最初几稿，也写了敌我斗争这条线，但游离于主线之外，好象是硬贴上去的。
后来我们重新研究生活素材，进一步认识到，抗旱的关键是水：一方送水，一方盼水，剧情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水。
阶级敌人的破坏，也集中在水的问题上。
我们把黄国忠处理为解放前霸水占田的地主帮凶，又为盼水妈设计了一段盼水、找水、争水到孩儿血染山岩的惨痛家史，这样就围绕水的问题把敌我斗争这条线和整个剧情有机地组合起来。
从而也把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前山后山的关系联结起来。
黄国忠企图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既煽动常富给他打头阵，又利用李志田和阿更的思想问题来煽风点火，施展阴谋。
而后者的本位主义思想又恰恰成了阶级敌人和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防空洞。
我们力求通过这样的处理来写出两类矛盾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
当然，这仅仅是根据《龙》剧的题材和主题的特点来处理的，而实际生活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多样的，变化的，不可能有一个处处适用的套子。
不从实际生活出发而从套子出发，是写不好文艺作品的。

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的时候，还必须注意矛盾发展的层次。

我们所说的层次，首先是指矛盾冲突发展的阶段性。
堵江抗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
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层出不穷。
本位主义的思想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戏剧冲突的逻辑性应该反映生活的规律性。
如果不加以集中概括和典型化，容易使全剧结构松散和重复。
现在的演出本我们安排了五个重要的回合：“丢卒保车”——窑场斗争——抢险合龙——出外支援和后山访旱——闸上风云。
一环紧扣一环，每一个回合的内容、特点都不一样，一个回合的解决都为下一个新的回合奠定基础。

不但整个戏剧冲突的发展要有层次，而且每一条矛盾线索也要有层次地发展。
例如敌我矛盾这条线，江水英对黄国忠由起疑，到觉察，到调查研究，到最后挖出这个阶级敌人，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
这样处理比较地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性。
因为敌人总是要在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
而英雄人物也不可能未卜先知，一见面就知道对方是阶级敌人。

不但每条矛盾线索要有层次，而且每场戏，特别是重点场次，也要有层次、有节奏。
例如《闸上风云》一场，就有五个层次：黄国忠、常富煽动李志田是一层，阿坚伯和李志田冲突是一层，江水英上场说服李志田是一层，挖出黄国忠是一层，最后李志田转变又是一层。
这样，一场戏也可以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

层次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指人物布局的主次轻重。
要有层次地处理对立面人物和他们的转变。
例如李志田和阿更就不一样。
地位不同，作用不同，转变也有先有后。
英雄人物之间，也要层次分明。
阿坚伯和阿莲，盼水妈和小红，都对江水英起着绿叶衬红花的作用，但角度不一样，戏也有轻有重，不能雷同。

为革命苦练基本功，不断提高革命现代戏的演出质量

一出革命现代戏，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的设计，好的导演构思，最后还要有好的表演。
表演艺术的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工农兵英雄形象能不能在舞台上丰满地树立起来，从而使戏剧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演出质量方面，和革命样板戏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艺术上进一步作出艰苦的努力，“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演出质量。

提高演出质量，首先必须认真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同时，要刻苦锻炼为工农兵服务所必须掌握的艺术表现手段。
世界观的改造是特别重要的。
只有在生活中和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的差距缩小了，在舞台上和英雄人物的距离才会缩短。
只有深入工农兵，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会解决从工农兵出发还是从自我出发这个根本问题。
原先有的同志演英雄人物总觉得思想上较空虚，缺少革命激情，有时还摆脱不了旧京剧“生、旦、净、丑、末”那一套。
我们根据《讲话》所指引的方向，连续五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是和贫下中农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同生活、同劳动、同战斗一段时期，许多同志精神面貌变了，演出质量也提高了。

在如何对待艺术基本功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练功无用论”和“练功吃亏论”就是我们碰到的两种思想障碍。

所谓“练功无用论”，就是说，演革命现代戏，基本功用不上了，或者说够用了，不用再练了。
的确，旧京剧的那套基本功，有一些是应该废弃的。
但是，也还有不少好的有用的东西，不能失传，应该根据“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使之为工农兵服务。
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例如，第五场的舞蹈设计，开始我们就不敢用“窜猫”、“旋子”这些动作。
后来，经过一些同志的指点，这场戏吸取了京剧武功中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们用“旋子”来表现江水英和社员们在激流中英勇抢救战友，用“窜猫”来表现他们争先恐后冲向合龙口跳水的英勇行为，艺术效果就很好。
事实证明，有些武功只要从生活出发，加以改造，是能够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的。

“够用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为旧的京剧基本功中有的要废弃，有的要改造，同时还要我们根据表现现代生活和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需要来丰富、发展和创造新的京剧表演艺术。
例如，旧京剧旦角的唱和念，全用假嗓，讲究柔媚娇嫩，其实是矫揉造作。
要塑造好江水英的英雄形象，在声乐上就必须革命。
唱腔和念白，都要求根据人物性格和感情的节奏，用真假嗓相结合的方法，来表现江水英的革命精神和豪迈气概，做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
江水英的唱，有时要刚劲挺拔、豪放壮阔，有时要深沉细致，朴素亲切；
还要刚柔并济，方圆结合。
总之，应该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富于时代和生活的气息。
念白也要讲究节奏、韵律，加强其音乐性。
这就要求演员掌握多种唱和念的方法，进行刻苦的多方面的锻炼。
英雄人物的身段、台步、舞蹈等，都要求刚健、挺拔、开阔。
旧京剧旦角那种所谓“笑不露齿、行不露足”的身段台步，不适用了。
旧的京剧舞蹈语汇也远远不够用了，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加工和提炼，同时从其他剧种和艺术形式（诸如芭蕾、武术等）中吸取有用的成分。
象第五场表现江水英等用身体挡住激流的“弧形推浪”和“浪形起伏”两个舞蹈动作，就是根据水浪的特点和斗争的情景设计的。
再如跳板的动作是从体育跳水的动作中得到启发的。

京剧艺术的改革，包括京剧基本功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努力。
对演员们说来，演革命现代戏，还要求文武结合，在唱、做、念、打各方面全面发展（当然可以根据演员本身的条件有所侧重）。

所谓“练功吃亏论”，提出了一个为谁练功的问题。
有的人过去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练功十分卖劲，为什么现在演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反而感到“吃亏”了，没有劲了？
主要问题就在于没有解决为谁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
只有真正树立起为革命、为工农兵而自觉练功的思想，才会有一股子无产阶级的牛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机会来苦练基本功。
同志们在下乡的过程中，和贫下中农一比较，觉得贫下中农不怕艰苦，坚持劳动，为革命种田，为什么自己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为革命练功？
于是大家把打谷场变成练功场，把稻草当作垫子，练出了新成绩，打破了“下乡不能练功”的框框。

要抓好练功，关键还在于加强领导。
领导一定要重视和关心练功，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要在练功的时间、条件、安全保护等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并且要深入现场和演员一道总结经验。
我们在剧组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练功指导小组，在具体做法上力求做到五个结合和三个落实：五个结合是文功武功结合，练基本功和排戏结合，个人练功和集体练功结合，一般与重点（即对有的同志作重点辅导）结合，训练与研究结合。
三个落实是指时间、地点、辅导员的落实。
在演出任务较重的时候，我们也力求以任务带动练功。

《龙》剧的创作过程充分证明：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就是胜利。
展望社会主义文艺的无限美好的前景，我们更加信心百倍。
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作出更大的努力，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讯 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乒乓球、羽毛球的比赛，今天晚上在进行了各个单项决赛以后胜利结束。

各族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员，在历时十天的团体赛和各个单项比赛的激烈争夺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胜不骄，败不馁，互帮互学，团结战斗，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
这次比赛，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体育健儿在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指引下，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今晚结束比赛的时候，运动员们满怀信心，纷纷表示要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为进一步发展我国乒乓球、羽毛球运动作出新的努力。

乒乓球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五个单项的比赛，经过五天共一千八百六十二场的激战，今晚在灯火辉煌的首都体育馆举行争夺各个单项第一名的决赛。
乒乓球选手们在比赛中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精彩球艺，博得了一万八千多名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女子单打决赛把今晚比赛的激烈气氛推向高潮。
辽宁的胡玉兰经过鏖战五局，才战胜了浙江二十岁的新手闻纯正，夺得女子单打第一名。
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的闻纯正是直握球拍的新手，参加比赛以来不畏强手，敢打敢拚，先后战胜了北京的李莉、浙江的冯梦雅等名将。
今晚她在决赛中同右手横握球拍的全攻型的胡玉兰相遇时，战幕一拉开就勇敢果断地接连发球抢攻，以七比○领先。
比分落后的胡玉兰稳扎稳打，相机起板反击，一气追成十四平，结果以二十一比十八先胜一局。
闻纯正毫不手软，第二局一开始又主动进攻；
一会儿拉上旋球，一会儿侧身大板扣杀，以二十二比二十和二十一比十八连胜两局。
接着胡玉兰又以二十一比十九扳回一局，场上出现二平的局面。
在决胜的第五局中，闻纯正越打越猛，先以十一比四遥遥领先。
久经征战的胡玉兰奋起直追，利用发球抢攻连得五分。
当场上出现二十比二十平局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烈赞扬新手和老将的顽强斗志和精彩球艺。
在这关键时刻，闻纯正攻球出界，胡玉兰猛扣成功，终于以二十二比二十获胜。

安徽选手刁文元和河北选手郗恩庭之间进行的男子单打决赛，是一场快速对攻战。
比赛开始以后，刁文元以多变的球路和凌厉的正反手抽杀占了优势，先以二十一比十七和二十一比十一连胜两局。
第三局，郗恩庭加强了攻势，两人时而近台对搓，时而远离球台长抽，争夺激烈。
郗恩庭接连发球抢攻成功，以十七比十三领先。
这时，刁文元采取拉弧旋球过渡的办法，猛扣对方两角，追成十八平。
接着，他又长短结合，连连起板，又以二十一比十九赢得了第三局，从而获得男子单打第一名。

浙江选手冯梦雅和朱乃桢，今晚以三比一战胜广东的林美群和郑玉珊，夺得了女子双打第一名。

荣获男子双打第一名的是河北的李景光和安徽的刁文元。
他们在决赛中以三比一的比分打败了浙江的周树森和徐阿科。

在男女混合双打决赛中，辽宁的李德洋和胡玉兰以三比○战胜了浙江的徐阿科和冯梦雅，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一名。

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羽毛球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四个单项的决赛。
四天来，这四个单项的比赛共进行了两百七十一场。
进入男、女单打决赛的四名运动员，都取得了五战五胜的成绩；
进入男、女双打决赛的四对选手，保持了四战四捷的不败纪录。

在女子单打决赛中，湖北的陈玉娘迎战福建的刘晓征。
比赛开始，刘晓征打得积极主动，用平推球一直压住对方，以十一比一轻取一局。
陈玉娘沉着应战，不断突袭刘晓征反手，同时轻吊网前球。
刘晓征网前接球果断，防守严密，并伺机反攻，场上比分屡次出现平局。
十平以后，刘晓征回球失误，陈玉娘连得两分扳回一局。
在决定性的第三局中，刘晓征先以五比零领先，但陈玉娘奋起直追，打成五平。
以后，双方比分交错上升，场上又出现了十平的紧张局面。
在双方各得一分以后，陈玉娘一个长球进攻对方反手未果，接着又出其不意吊短球成功，终于以一分之差险胜刘晓征，夺得了羽毛球女子单打第一名。

湖北的陈玉娘和湖南的梁秋霞，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与福建的丘玉芳和林有雅相遇。
结果，陈玉娘和梁秋霞以二比一获胜，夺得羽毛球女子双打第一名。

广东的侯加昌和福建的汤仙虎在男子单打决赛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这是一场比意志、比技术的战斗。
汤仙虎一上场就发动凌厉攻势，并用网前扑球连连得分，以八比二领先。
侯加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抓住时机起跳扣杀，反以十五比十二先赢一局。
第二局，汤仙虎在进攻的同时加强了防守，以十五比十扳成一平。
在关键的第三局，双方都展开了快速进攻，侯加昌运用灵活的战术，连连突袭，打得更加勇猛，再胜一局，终于获得男子单打第一名。

在男子双打决赛中，福建的汤仙虎和广东的侯加昌以二比○战胜了福建的陈天祥和郑青金，夺得这个项目的第一名。

参加这次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的运动员，新手占很大比重。
在四百零六名男、女乒乓球运动员中，二十二岁以下的选手就有二百四十二名；
一百八十二名男、女羽毛球运动员中，二十二岁以下的选手占了一半。
在党的关怀下，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乒乓球和羽毛球运动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

比赛中，许多不知名的小将，由于“敢”字当头，敢打敢拚，敢于胜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乒乓球男、女单打第一阶段六十四个小组的比赛中，有二十三名年轻选手夺得了小组第一名。
十八岁的上海选手王家麟，在男子团体赛中曾以二比一战胜过广西名手梁戈亮。
在男子单打中，他取得小组第一名以后，接着与四川老运动员王渝龙对垒，又以三比零获胜，跃入男子单打前八名。
年轻的湖南羽毛球运动员李芳、唐安萍和江苏的赵新华，在这次比赛中都曾击败过羽毛球场上的老将。
年仅十四岁的浙江羽毛球运动员富春娥，在同老运动员丘玉玲的一场比赛中，比分屡屡领先，表现了一定的实力。
这批新手的涌现，显示了我国乒乓球、羽毛球的新生力量正在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这次比赛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这是运动员们平时为革命努力学习、刻苦锻炼的结果。
在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浙江新手闻纯正，常年坚持刻苦训练，在气温高达四十度的酷热季节里，仍然坚持锻炼。
为了练正手攻球和推挡速度，她一次就挥拍几百下。
优秀的羽毛球选手汤仙虎，为了加强腿力，在进行运动量很大的训练以后还继续跑步爬坡。
湖南羽毛球队的运动员经常步行到基层单位为工农兵表演，有时一次就步行一百六十里。
女选手们也坚持和男运动员一道进行长距离越野跑步，抓紧一切机会锻炼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

各地的乒乓球和羽毛球选手，决心把这次比赛中学到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球艺带回去，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开展。
在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革命体育路线指引下，我国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必将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获得乒乓球五个单项比赛第二到第八名的选手顺序是：

男子单打——郗恩庭（河北）、周兰荪（山西）、胡道本（湖北）、王文荣（河北）、王家麟（上海）、许绍发（吉林）、李鹏（辽宁）；

女子单打——闻纯正（浙江）、郑玉珊（广东）、冯梦雅（浙江）、黄锡萍（上海）、盛新华（浙江）、丁赛桢（上海）、李玉环（天津）；

男子双打——周树森和徐阿科（浙江）、周兰荪和曹东田（山西）、宋明歧和李鹏（辽宁）、王文华和卢炳勇（广东）、肖作云和黄翘林（湖北）、蒋光驱和程晋黎（安徽）、汪礼教和金凯（安徽）；

女子双打——林美群和郑玉珊（广东）、张德英和张素萍（黑龙江）、黄比东和谢永芳（广西）、田莉和张传仙（安徽）、何泽平和李兴平（四川）、鄢桂芬和刘洪英（四川）、余锦佳和冯坚（广东）；

混合双打——徐阿科和冯梦雅（浙江）、唐高林和鄢桂芬（四川）、田书元和王碧玲（北京）、陈锦棠和林美群（广东）、陆巨芳和郑玉珊（广东）、蔡延东和刘雅琴（北京）、毕东波和伍时宝（空军）。

获得羽毛球男、女单打第二到第八名，男、女双打第二到第四名的选手顺序是：

男子单打——汤仙虎（福建）、方凯祥（广东）、陈天祥（福建）、薛从良（福建）、梁启徽（广东）、郑青金（福建）、陈新华（上海）；

女子单打——刘晓征（福建）、梁秋霞（湖南）、杨坚（广东）、郑惠明（上海）、潘祝英（广东）丘玉芳（福建）、许惠玲（福建）；

男子双打——陈天祥和郑青金（福建）、方凯祥和梁启徽（广东）、薛从良和林建成（福建）；

女子双打——丘玉芳和林有雅（福建）、刘晓征（福建）和郑惠明（上海）、涂棚芳和刘正慧（湖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六月十九日下午在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大厦举行正式会谈。

罗马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设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亚·法泽卡什，罗共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罗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科，曼内斯库，罗共中央委员、罗共中央部长奥·杜马，罗马尼亚驻柬埔寨大使马·阿历克谢等。

柬埔寨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驻罗马尼亚大使胡森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西索瓦·梅达维亲王。

会谈中，双方就当前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自由、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安全和合作的斗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拯救民族生存、争取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英勇斗争问题，在会谈中占有特别的地位。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代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柬埔寨人民向罗马尼亚人民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主席本人表示衷心和深切的谢意，感谢对柬埔寨人民斗争的支持。

齐奥塞斯库主席重申了罗马尼亚人民对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以及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己正义事业——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权利——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的战斗声援和全力支持。

双方还讨论了罗、柬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双方表达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共同愿望，以利于两国人民，以利于反帝斗争、世界进步、合作与和平事业。

会谈是在亲切、充分谅解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六月十九日中午在国务委员会大夏拜会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

拜会时在座的有：扬·格·毛雷尔和夫人、亚·法泽卡什、斯·安德烈、康·斯塔特斯库、科·曼内斯库和夫人、奥·杜马、马·阿列克谢。

拜会时在座的还有：英·萨利、沙林察和夫人、胡森巴和夫人、秀蒲拉西和西索瓦·梅达维亲王。

拜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拜会时，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勋章，以表彰他为增进柬埔寨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所作的贡献。

尼·齐奥塞斯库主席指出，授予这一崇高的勋章，是友谊和支持柬埔寨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标志。

尼·齐奥塞斯库主席还授予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八月二十三日”一级勋章。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讯 日本内阁首相、自由民主党总裁佐藤荣作，六月十七日上午，在自由民主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宣布辞去党的总裁职务，同一天中午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
在日本，执政党的总裁就是当然的内阁首相。
佐藤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宣告了当政七年多的佐藤内阁的下台。

佐藤荣作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上台以来，推行了一系列对外加紧扩张，对内加强压榨人民的反动政策。
他积极推进“日韩会谈”，并在国会强行通过“日韩条约”，积极参与美帝策划的“东北亚军事同盟”，支持美帝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签署日美联合公报，“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接受有条件的“归还”冲绳，并一再制订扩军计划，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所谓经济大国向军事大国过渡，重走扩张、侵略的老路。

佐藤执政期间，一直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
就在他宣告辞职的电视讲话中还说：“所有的人都象草木随风似地倒向中国大陆（新华社编者按：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的心情却怎么也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
他强调说：“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即所说的同国民政府（按：指蒋帮）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表明，时至今日佐藤仍然顽固地坚持制造“两个中国”。
他虽然声称：“我也曾想无论如何要同中国恢复邦交，谋求正常化”，可是紧接着就说：“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同国民政府（按：指蒋帮）的友好亲善关系将以怎样的形式继承下来，则另当别论，但是，我认为要把这一点放在脑子里。”
佐藤荣作推行的政策，遭到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日益强烈的反对。
在佐藤宣布下台之前刚刚闭幕的第六十八届国会上，日本社会党和公明党等在野党和执政的自民党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不断揭露和抨击了佐藤政府的内外政策，使佐藤狼狈万状。
六月十六日，即在延长了二十一天的这届国会的最后一天，佐藤还企图强行通过旨在增加人民负担、盘剥广大日本人民的“国营铁路运费法”和“健康保险法”等法案，但遭到了否决，至于“出入国管理法案”、“防卫厅设置法及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法案，由于在野党的抵制，还没有能拿到众议院和参议院表决就夭折了。
所谓“出入国管理法案”今年已是第三次成为废案。
佐藤六月十七日在宣布下台的大会上也不得不承认，本届国会“尽管延长了，但是没有效果，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国会”。

以上情况都说明，佐藤的内外政策十分不得人心。
佐藤正是在日本人民和朝野人士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下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