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热烈祝贺巴西共产党创立五十周年和重组十周年
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7日打电报给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热烈地祝贺巴西共产党创立五十周年和重组十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致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在光荣的巴西共产党创立五十周年和重组十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向巴西共产党和巴西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五十年来，优秀的巴西共产党人，为了巴西人民的解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并且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特别是1962年党内的马列主义者同修正主义集团决裂并重组巴西共产党以来，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我们对兄弟的巴西共产党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欢欣鼓舞。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西共产党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
中巴两党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团结和友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光荣的巴西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2年02月17日

说明我国币值稳定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稳步提高
全国城镇储蓄存款显著增长
生动地反映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说明我国币值稳定，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稳步提高
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71年，全国城镇储蓄存款普遍显著增长。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1年底，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江西、贵州、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广西等省、区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
城镇储蓄存款这样大幅度的上升，是建国以来少有的。
各地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新储户大量增加。
以我国工业比较集中的上海、北京、天津为例，1971年，到银行储蓄存款的，上海市增加了二十九万户，北京市增加了十五万户，天津市增加了十四万八千户。
另外，在全国城镇储蓄总额中，定期存款的增长大大超过活期存款的增长，现在定期存款占存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这些都说明我国币值稳定，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稳步提高。
全国城镇储蓄事业的蓬勃发展，生动地反映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我国农业连续十年丰收，工业生产持续上升，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都是储蓄存款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是一个鲜明对比。
解放前，从1937年到1949年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货发行额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去储蓄。
解放后，劳动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逐步宽裕起来，开始有余钱存入银行，成为银行吸收储蓄存款的重要来源。
新疆一位维吾尔族老矿工，旧社会在乌鲁木齐煤矿干了二十多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一双完整的鞋子；
现在他们一家住的是宽敞、明亮的楼房，穿的是崭新的衣服，还在人民银行存了一千多元。
他手拿存折，十分激动地说：
“新疆辽阔肥沃的绿洲靠天山雪水灌溉，维吾尔族工人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带来。”
广大群众从心眼里热爱新社会，把储蓄看成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
抚顺市一位在旧社会被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的老工人，现在成了银行的老储户。
他说：
“解放前，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还不清的阎王债；
今天，我们生活富裕了，应该勤俭节约，把暂时不用的钱存入银行，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
这位老工人的话表达了千百万工农储户的共同心情，反映了毛主席的“勤俭建国”的光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为革命储蓄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吉林、湖北、浙江三省广泛深入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加强了军政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吉　林
新华社长春1972年02月17日电
吉林省广大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教导，广泛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全省城乡到处洋溢着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1972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通知》以后，吉林省革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制定贯彻落实通知精神的具体措施。
全省各地区、县、市革委会都成立了拥军优属运动领导小组，把拥军优属工作作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一个内容，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
长春市朝阳区革委会总结推广了东风公社开展经常性的拥军优属工作的经验，全区迅速掀起了拥军优属运动。
通辽县双泡子公社东风大队群众掀起了给部队战士写慰问信的活动，向子弟兵介绍家乡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勇敢战斗。
在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中，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委会共同组织了征求部队意见小组，到驻军部队、医院等单位，同干部、战士一起座谈，征求意见，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关系，加强了军政团结。
吉林省人民在广泛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
长春市、双辽县和双阳县革委会都分别请部队同志给广大革命群众作报告。
延吉县东盛公社东盛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野营路过的解放军，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
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
吉林、延边、通化等地（州）、市革委会还组织干部登门学习解放军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经验，推动和改进地方工作，促进干部思想、作风革命化。
吉林省广大贫下中农积极热情地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和野营训练。
野营部队走到那里，那里的贫下中农就腾炕、扫屋、烧水、做饭，喜气洋洋，忙个不停。
辽源市和长岭、延吉、桦甸等县的革命群众，还组织了洗衣、缝补、修鞋、理发等小组，到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指战员和野营部队服务，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
各地在广泛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优抚政策，扎扎实实地开展优属活动。
吉林、四平等地区的革委会组织拥军优属工作检查小组，深入到各县检查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走访慰问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
德惠县和平公社革委会派人对全公社五百多户烈属、军属、复员退伍军人逐个走访慰问，征求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湖　北
新华社武汉1972年02月17日电
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遵照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教导，春节前夕热情慰问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深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
春节前，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解放军指战员，荣誉、复员、退伍军人，烈军属等发出了慰问信。
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驻军联合召开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大会。
省、市、地区革命委员会分别组成十多个慰问团，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部队领导机关、基层连队、医院病房、深山哨所、高炮阵地，以及烈军属所在单位和家庭，向人民子弟兵和烈军属转达全省人民的亲切问候。
慰问团成员每到一地，就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交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体会，帮助解放军洗补衣服、修路、打扫卫生。
随团文艺宣传队不分日夜，在机场，在农场，在伙房，在重病员床头，热情地为战士们演出节目，歌颂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慰问团成员把参加慰问活动作为向解放军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他们请“古田会议”期间建立的红军连队介绍坚持古田会议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
请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连队介绍学习英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动人事迹。
他们还参观了黄继光英雄事迹展览会，慰问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屡建战功的“英雄钢八连”。
这些活动使慰问团成员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浙　江
新华社杭州1972年02月17日电
浙江省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1972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通知》，广泛深入地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
由浙江省委、省革委会和地、县负责同志率领的拥军慰问团，春节前深入营房、哨所、舰艇、医院、仓库、工地和饲养场，同广大指战员一起联欢、座谈。
全省许多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和街道的党组织和革委会，联系本单位实际，总结过去一年来拥军优属工作，制订出进一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具体措施。
军民联欢会、军政座谈会、报告会和学习经验交流会到处举行。
全省城乡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军政团结一致的战斗景象。
在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中，全省人民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
东海前哨舟山群岛的岱山县许多公社、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部队指战员一起，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广大渔民表示：
一定要更加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支持解放军。
温州、台州、宁波、金华等地许多单位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支援部队军政训练，战备施工，生产建设和野营训练。
各地党组织还邀请驻军指战员介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请部队负责同志向干部和社员作学习辅导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新年以来，许多县和基层单位都召开了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代表大会，鼓励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淳安县为了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抽调干部组成了六个调查组，翻山越岭，走遍全县，深入了解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的思想、生产、生活情况，更好地落实优抚政策。
绍兴县越南区卫生院党支部，特地组织医疗小分队，上门给烈军属防病治病。
许多军属纷纷写信给在部队的子弟，鼓励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练好杀敌本领。

周恩来总理致电比兰德拉国王
热烈祝贺尼泊尔王国国庆
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02月17日打电报给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热烈祝贺尼泊尔王国国庆。
电报全文如下：
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
在尼泊尔王国国庆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尼泊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尼泊尔王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为抵制外来的侵略和干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十分钦佩。
我衷心祝愿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在陛下的领导下，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和尼泊尔是亲密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我深信，中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72年02月17日于北京

毛主席语录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驻守在全国各地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的教导，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在努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同时，热情地为群众服务，使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放射出了新的灿烂光辉。
井冈山区宣传队
在井冈山区的崇山峻岭中，经常活跃着一支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解放军电影组。
电影组的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伟大教导，努力为井冈山区群众放好电影，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
他们不论是风雪严寒，还是炎夏酷暑，经常抬着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攀山崖，涉涧水，跑遍了十四个县市和几百个公社、大队，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放映电影。
一次，他们翻了两座山，跑了十几里路来到三塘下村，进村一看，全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家家住在山坡上，连块平地也没有。
他们就把电影放映机架在乱石堆里，银幕挂在树杈上，让群众坐在山坡上看电影。
还有一次，他们来到峡江县罗田大队为贫下中农放电影，机器刚架好，天就下起雨来了。
可是他们刚刚接到新的任务，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大队。
为了让民兵们看上电影，他们就用雨衣、雨伞遮着机器，卷起裤管站在泥水里放电影，一直坚持把电影放完。
电影组的同志不光是放映员，而且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管天多么晚，总是首先收集这个村子里的好人好事，制成幻灯片，在放电影之前进行宣传。
有一次，他们到莲花县高滩大队放电影。
当他们听说这个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较好的单位后，晚饭也顾不得吃，连忙将这个大队学大寨的先进事迹编成快板词，制成幻灯片，当天晚上进行了宣传，大大鼓舞了社员的革命干劲。
广大社员赞扬说：
你们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勐哈桥头好“塔汗”
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勐哈大桥上，驻守着昆明部队某部的一支小部队。
当地傣族群众谈起这支守桥部队，都亲切地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塔汗’（解放军）”。
有一天，勐哈寨子的老大妈庄扁拿来一把损坏了的砍刀，托战士带到城里去修理。
彝族战士起进吉从这件事想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需要。
于是，他向首长和战友们建议自己动手办个农具修理站，帮助边疆人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他们不会打铁，就虚心请教老铁匠；
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砌炉、做风箱；
没有原料，就到处去拣废旧钢铁。
他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地办起了修理站。
当战士们把修好的砍刀送到庄扁大妈手里时，老人家紧紧地握着他们磨起血泡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此，当地社员不断把各种农具送到这里来修理。
战士们还学会了木工活，经常给傣族群众修理桌椅板凳，使修理站越办越好。
勐哈桥头的勐哈大队，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
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守桥部队指战员和这个大队的社员一起奔赴深山，打响了治理山河的战斗。
面对着怪石嶙峋的崖子，有的民工产生了畏难情绪。
战士们就在工地上同他们一起举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施工中，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重活累活抢着干，那里艰苦就战斗在那里。
在战士们的带动下，军民齐心协力，劈山开石，伐木架桥，开渠筑坝，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驻在沂蒙山区的济南部队某部指战员，经常来到山村，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为贫下中农演唱革命样板戏，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中共河北省抚宁县委员会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教导，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做到及时解放，合理安排，大胆使用，积极支持，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促进了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
排除干扰　主动团结犯错误的干部
新县委成立后，我们就把做好犯错误干部的工作，列为县委工作的重要议程。
大家经常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干部问题的论述，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自觉性，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解放和使用干部，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县绝大部分犯错误的干部接受了教训，改正了错误。
我们经过逐个分析，决定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使用这些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可是，有的人却认为，“现在新干部层出不穷，老干部为数不少，团结不团结犯错误的干部无关大局。”
这种思想说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余毒，在少数同志头脑里还没有肃清。
于是，我们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的教导，对党员和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弄清什么是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使大家认识到，在干部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团结不团结犯错误的干部，决不是无关大局的“小事”，而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事。
接着我们及时解放和使用了一批犯过错误，又有了觉悟的干部。
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我县有一个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受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犯了严重错误。
经过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他有了一定的觉悟，但是对有的错误还认识不够清楚，我们准备对他继续进行教育和帮助，在弄清思想的基础上解放出来，安排工作。
这时，有的人说：
“既然要团结使用，何必还要批评教育。”
针对这种思想，我们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的教导；
同时，党组织及时找他谈心，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使他很快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及时安排了他的工作。
从此，这个干部，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很好，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合理安排　大胆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
干部解放了，使用了，干部政策是不是就算落实了呢？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更重要的是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善于使用干部”的教导，对干部要合理安排，大胆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干部的作用。
到1970年03月，我们县已经解放了的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还没有安排工作，或者使用不当。
怎样对待这批解放了的干部？
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干部错误比较严重，担心结合后给“捅漏子”，不敢大胆使用。
县委大多数领导成员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这些干部，既要看到他们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过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做了有益工作的一面；
既要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有了经验教训，增加“免疫力”的一面。
于是，我们就对这些有错误看法的同志做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使他们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原县长董静华同志，由于过去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犯了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严肃认真地批判了他的错误，使他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被选为县委常委。
开始，有人担心他可能走老路，给工作造成损失，一度对他使用不够大胆。
实际上，董静华同志被结合以后，思想作风有了较大的转变。
他坚持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带领群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曾先后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改变了十六个“老大难”单位的落后面貌。
黄土营公社东部落大队，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
董静华同志主动到这个大队蹲点，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了一小撮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革命促进了生产，去年粮食亩产量由三百斤左右一跃跨上了《纲要》。
广大贫下中农称赞说：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董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们欢迎这样的带头人。”
最近，他又担任了县委副书记。
最近，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的社、队对部分干部安排使用不够适当，没有充分发挥这些干部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全县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对使用不当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调动了这些干部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生产继续发展。
注重教育　不断提高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只做到及时解放，大胆使用，还是不够的。
还要坚持在使用中教育，在教育中团结，不断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干部结合使用以后，他们一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挑重担，各项工作都完成得比较好。
但也有的同志由于各种原因，在工作中又犯了一些错误。
这时，有的同志就主张撤掉这些干部。
我们反对了这种单纯惩办的错误观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
几年来，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干部，包括对那些犯过错误干部的路线斗争教育。
每年都利用农闲时间，举办路线教育学习班，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发扬优点；
组织干部轮流到“五·七”干校或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大家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
表扬自觉改造世界观，带领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经过学习，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不犯或少犯错误。
要使广大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经常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及时掌握干部工作中出现的思想苗头和新问题，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为了办电，只抓电线，不抓路线，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犯了错误。
我们发现以后，就帮助他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他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坚持政治挂帅，深入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指标。
还有一个干部结合到一个公社党委会后，起初，他怕重犯单纯生产观点的错误，不敢抓生产。
后来，我们帮助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
去年春天，公社党委决定自力更生修建配套引水工程，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为了选择工程地点，他和有关人员走访了二十一个大队，对八十四个山丘、六十七条山沟进行了勘察。
在修水库、挖渠道中，他顶风冒雨，总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广大社员经过半年的战斗，修起十二座小水库，筑起四道塘坝，建成十六处引水上山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全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目前，我们县绝大多数的原县、区、社干部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两年来，广大干部带领群众劈山引水，重新安排抚宁河山，仅修大寨式水平梯田一项，就相当于1969年以前二十年所修梯田面积总和的十倍。
1971年，虽然风、雹、秋旱、早霜相继为害，依然夺得了亩产粮食五百一十六斤的好收成，经济作物产量也有较大提高，花生的亩产量比1966年增长四倍多。

抗凌抢险突击队
01月初，强劲的寒流侵袭山东，鄄城一带气温急剧下降，黄河流经旧城公社的一段很快封冻结冰。
上游顺水而下的冰块至此堆积成山，形成一座长五里、高十米的大冰坝，将黄河拦腰截断。
咆哮的黄河水夹着冰块，冲破堤堰，汹涌北流。
霎时，十几个村庄被冰水包围，群众聚集到村中高地上，发出了各种求救的信号。
正在附近进行野营训练的解放军某部闻讯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紧急动员抢险。
他们和当地革委会一起建立了抗凌抢险指挥部。
指战员们跳上汽车，带上器材，向险区飞奔。
要深入险区必须用船。
而船要行进在这冰山如林的险区，又必须侦察出一条进出的航道。
战士们和熟悉水情的地方干部，驾着小船，在浮冰冲撞的黄河急流中飞桨向前。
他们在两股急流交叉的险道上，勇敢地越过“冰山虎口”，摸清了情况。
接着，指战员就破冰开辟通向各村的航道。
副连长江朴生带领突击队战士，担当了开辟去巩庄航道的艰巨任务。
七、八寸的厚冰一锤下去，只能砸开碗口大小的一个窟窿。
他们为了跟冰冻抢时间，个个忘记了寒冷，下到齐腰深的冰水里，抡起锤将冰砸道裂纹，然后把身子扑在上面，用劲把冰块压下去。
压掉一块前进一步，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艰苦战斗，胜利地开出一条通往巩庄的航道。
与此同时，通往各村的航道也一道道被打通了。
这时，指战员们分头冲进各个村庄，奋不顾身地抢救群众。
某连一排长、共产党员徐世斌和战友们，迅速赶到处在危急之中的北李庄。
他们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趟着彻骨冷的冰水，把年迈、体弱的老人、小孩一个个背到船上，背了一趟又一趟。
徐世斌两腿冻的由红发青变紫，双腿被锋利的冰渣划得鲜血直流。
乡亲们心痛地劝他穿上棉衣暖和暖和，他坚定地说：
“不把贫下中农救出来，就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斗任务。”
与此同时，某连副指导员王相云和二排长樊新才，带领突击队从村里把群众一个个背上船以后，连忙撑船往回返。
船到中流，忽然遇到一块三间屋大的冰块，自上游猛冲过来，眼看就要撞上小船。
指战员们忙撑船躲避，但是，中流水深，长篙够不到底，全船阶级兄弟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樊新才为了全船贫下中农的安全，纵身跳上冰坝，只听“咔嚓”一声，左腿陷入冰窟窿里。
他机智地迅速趴在冰上，使身体不再下沉，并就势用全力抓住船上的绳子，牢牢拖住了小船。
巨大的冰块擦着船边过去了，小船继续前进，经过艰苦奋战，他们终于把贫下中农送到了安全地区。
滔滔黄河流不尽，军民情谊比海深。
经过五个昼夜的抢救，灾区群众全部脱险了。
解放军指战员们又帮助群众抢运物资，安排生活，恢复生产。
旧城人民也组成慰问队，抱着棉衣，扛着棉被，手捧姜汤，带着活血药酒，涌进部队的住处，热情地慰问子弟兵和在抢险斗争中负伤的同志。
军民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教导，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野营爱民服务组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北京部队一个由医生、卫生员、修理工、理发员组成的群众工作小分队，冒着严寒，顶着风雪，踏上了千里野营的征途。
一路上，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是“野营爱民服务组”。
一天，这个小分队来到东黄水村，看到共产党员张礼忠身患严重疝气病，仍然带领社员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起早贪黑，战天斗地，劈山造田，被大家称为学大寨的带头人。
指战员们深为张礼忠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决心为老张治好疾病，使他更好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1线。
治疗这种病，需要动手术。
可是，小分队带来的只是一些普通的药物和简单的手术器械。
怎么办？
指战员们坚定地说：
贫下中农为建设大寨式的新农村，不怕苦，不怕难，我们为了给阶级兄弟解除痛苦，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经过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手术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开始了。
医生吕景恕在手术中累得满头大汗，同志们去换他，他坚持不肯。
卫生队袁队长身体有病，同志们劝他不要参加这次手术，他仍然带病亲临“手术台”指挥。
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给张礼忠治好了多年未治好的疝气病。
张礼忠紧握着战士们的手激动地说：
“这种病累了我多少年，你们给我解除了痛苦，我要以学大寨的实际行动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
还有一天傍晚，天空飘起雪花，呼呼的北风刮个不停。
小分队经过一天行军刚刚到达维社公社宿营，忽然听说公社的一辆急运物资的汽车出了故障，停在半路上，便不顾疲劳，立即派修理工钟子连和贺华银顶风冒雪赶去抢修。
隆冬的夜晚，寒气逼人，冷风夹着雪花打在人们的脸上象刀割一样难受。
钟子连和贺华银一会儿爬到冰冷的机器上，一会儿躺在汽车下面的雪地上，认真细致地检查故障。
在场的地方干部和贫下中农看到他们两人满身油污，十分感动，劝他们明天再干。
他们坚持战斗，继续检查，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排除了故障。

坚定不移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批判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
安徽工农大学　闻工
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写什么”的问题。
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家们，历来喧嚷文艺创作只存在“怎样写”的问题，不存在“写什么”的问题。
然而，从二十年代末的梁实秋，提出反对所谓“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
（即反对文艺写无产阶级）起，到六十年代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出笼，围绕题材问题，资产阶级一直和无产阶级文艺相对抗。
这就足以证明，
“写什么”的问题不但确实存在，而且是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
关于题材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两条文艺路线的一场尖锐斗争。
伟大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应该再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必须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艺阵地，开辟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从而也就堵塞了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所称霸的旧文艺的“文路”。
这不能不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感到绝望和恐惧，激起他们疯狂的反对。
反革命分子胡风污蔑我们关于题材的主张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一把“刀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它是“用死板的教条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陆定一、周扬一伙胡说提倡表现工农兵的革命斗争，是“会把文艺工作窒息”的“清规戒律”，以所谓反“题材决定”论，跟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1961年《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就是他们炮制的反“题材决定”论的代表作。
他们扬言要“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叫喊“必须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系统地宣扬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博得了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连声喝彩。
苏修《文学报》立即跳出来欢呼：
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新事物”。
不久，陆定一、周扬一伙又把《题材问题》专论中的反动观点写进了作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文艺十条”，强行推销，妄图从题材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猖狂进攻。
　
一
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首先就是写什么人、谁当文艺主角的问题。
任何一个阶级的文艺，它“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基本上是一致的；
为谁服务和谁当主角，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广大工农兵，是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方向。
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就是要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上的主角地位，阻碍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
为此，他们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
“人人可以当主角”。
列宁指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人人”，不是属于这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个阶级。
难道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能在同一种文艺里面当主角吗？
这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
陆定一、周扬一伙既然要把描写工农兵当作“清规戒律”“彻底破除”了，那末，工农兵当主角的资格自然也随之被一笔勾销。
可见，他们所谓的“人人可以当主角”，不过是资产阶级当主角的同义语。
他们高喊“扩大题材”，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扩大。
他们所谓“广开文路”，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文艺上的主角地位，就是为炮制《不夜城》、《上海的早晨》那样的大毒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吸血鬼阶级浓施粉黛，歌功颂德。
早在1949年，胡风分子阿垄就叫嚣过：
“文艺不能只描写工农兵，其他阶级也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这和陆定一、周扬的“人人可以当主角”，可谓一模所铸。
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及胡风分子干脆，用“人人”代替资产阶级，更见其虚伪和可憎而已。
“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陆定一、周扬一伙鼓吹：
社会各阶级，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等等，都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文艺就应该平分秋色地表现“社会上各个阶级”，这实际上是“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反动观点的一个变种。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事物固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但是，“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
在社会对立的阶级中，作为新生力量的革命阶级，是一定时代的中心，代表着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决不可把它和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同等看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对立的统一体时，曾经着重指出：
“整个问题就在于：
这两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究竟在对立中间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
只宣称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的两个方面，这是不够的。”
在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为时代的中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
这说明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地位是绝然不同的。
无产阶级文艺就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这些基本原则来处理人物的阶级关系的。
无产阶级文艺以写工农兵为主，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写反面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人物，关键是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来写。
我们“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我们也可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写他们在英雄人物影响下通过斗争实践改造自己的过程，但在创作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
革命样板戏中有李玉和、杨子荣、洪常青等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安置在戏剧的中心，而鸠山、座山雕、南霸天等丑类，则作为反面教员出现，受到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成功地处理了人物的阶级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典范。
相反，在陆定一、周扬一伙支持下出笼的《红日》、《兵临城下》一类毒草影片，却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头目，描绘成决定历史命运的“英雄”，而丑化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作为反衬。
这就清楚地说明，陆定一、周扬一伙提出的文艺应该平分秋色地表现各个阶级的主张，抹杀了文艺表现对象的阶级界限，颠倒光明和黑暗，颠倒革命和反革命，以便让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继续盘踞文艺舞台，专无产阶级的政。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工人阶级不应该宗派”。
我们提倡写工农兵，陆定一、周扬一伙就给安上“宗派主义”的罪名。
我们要问：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究竟何罪之有？
难道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倒要不倦地歌颂资产阶级吗？
他们对于以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资产阶级文艺，从来不觉其狭隘，不说它“宗派”，反而肉麻地吹捧它“歌颂了城市平民的崛起，描写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单从题材范围来说，这也曾经是一大进步”；
而对于以最广大的工农兵为主角的无产阶级文艺，却左一个“片面性”，右一个“狭隘化”，诬蔑为“宗派”。
在三十年代，他们诬害鲁迅，胡说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有害的宗派主义”；
从那时以来，又一直用这顶帽子压人，诅咒我们提倡写工农兵是“宗派主义”。
他们自己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宗派活动，岂不是清楚地暴露了吗？
我们跟陆定一、周扬一伙在描写什么人、歌颂什么人问题上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无产阶级文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而陆定一、周扬一伙从历史唯心论出发，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鼓吹“中华民族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都是什么“圣贤豪杰”“赐”给的。
他们把人民群众则丑化为天生愚昧的“群氓”、“阿斗”、“历史的渣滓”，竭力维护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文艺的统治。
他们从三十年代把汉奸妓女赛金花捧为“九天护国娘娘”，到六十年代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所谓“新时代的狂人”的反革命封为“造反英雄”，构成一条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艺黑线，为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政治路线鸣锣开道。
但是，历史是窜改不了的，谁要是利令智昏地冒充“英雄”来反对工农兵，谁就必然被人民所抛弃，成为历史的垃圾。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二
是大力提倡描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还是在“题材多样化”的幌子下，反对描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
这是我们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题材问题上的又一重大分歧。
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我们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描写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题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这种题材本身就是十分广阔、极为多样的。
但是，陆定一、周扬一伙却胡说这会把文艺的路子搞“狭窄”了。
他们为了反对描写工农兵的革命斗争生活，以“题材多样化”为幌子，大肆宣扬作家选择题材“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列宁说得好：
“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文艺创作不受无产阶级政治限制，必受资产阶级政治限制。
他们一伙鼓吹文艺创作“不受任何限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对文艺的统帅作用。
且看陆定一、周扬一伙鼓吹的“多样化”题材，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一、写“家务事，儿女情”。
这是企图用生活上的卑微琐事来取代对工农兵革命斗争生活的描写，以达到歪曲、丑化和完全取消工农兵英雄形象，宣扬资产阶级情趣的罪恶目的。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陆定一、周扬一伙则是打着写“家务事，儿女情”的幌子，宣扬资产阶级的货色。
毒草影片《不夜城》里张伯韩一家花天酒地腐朽寄生的家庭生活；
苏修反动影片《第四十一》里红军女战士在荒岛上迷恋着白匪军官“蓝眼睛”的所谓“爱情”，就是他们一伙所津津乐道的。
周扬说过，皇帝的“感情可特别丰富”，并特意抬出“汉帝和王昭君”的“爱情”作典范。
由此可知，他们所谓的写
“家务事，儿女情”，究竟是在宣扬什么“事”，卖弄什么“情”了。
二、写“轻松愉快”的题材。
周扬一伙说，“全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好，人家看了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宁”，“如果天天是进行曲，天天是‘起来！……’，没有轻音乐，我看恐怕连寿命也会缩短的。”
因此，他们要搞所谓“不表现政治内容”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东西。
真有这种“不表现政治”的文艺吗？
其实不表现的只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却表现得很突出。
就拿所谓喜剧片《抓壮丁》来说，不就是在嘻嘻哈哈之中为蒋匪帮和地主阶级涂脂抹粉吗？
它只能是为敌人所喜，而为革命人民所怒。
古今中外哪里有什么单纯供人“娱乐”的文艺呢？
故意骗人罢了。
周扬有时也说漏了嘴：
“哈哈一乐，就是政治嘛。”
这话泄露了一点真情。
他们的“哈哈一乐”和“美的享受”就是蜜糖拌毒药，就是借以散布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情趣，以便毒化革命人民的精神生活，使你在不知不觉中磨灭了革命意志，在“轻松愉快”中和平演变。
三、写“历史题材”。
他们叫嚷“写历史题材”，也可以成为“主导的东西”，也是今天的“方向”。
周扬认为历史上那些剥削阶级的僵尸也能“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用心。
在社会主义时代，什么人才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心心相印呢？
只有剥削阶级自己。
可见他们叫嚷“写历史题材”，不过是妄图抬出封建僵尸的亡灵，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寄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心。
田汉、吴晗等人炮制的臭名昭著的《谢瑶环》、《海瑞罢官》等大毒草，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四、写“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陆定一、周扬一伙十分醉心于描写“天仙鬼怪”，妄想放出一批“天仙鬼怪”来冲击无产阶级文艺中的工农兵英雄人物。
在写“天仙鬼怪”的作品中，他们对鬼戏尤其推崇备至。
这伙“鬼戏迷”千方百计地为鬼戏“护法”，有谁反对一下，他们就暴跳叫喊：
对鬼戏“不要一棍子打死”，鬼戏“很美”。
他们看中了李慧娘“死了还要报仇”的精神，使人看了能“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付之于行动”。
就是说，李慧娘的鬼魂传达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镇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心声，可以煽动他们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才博得陆定一、周扬一伙如此垂青。
陆定一、周扬一伙反对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有一条“理由”，就是“不熟悉”。
活人他们不熟悉，“死鬼”他们却很熟悉；
世界上有的东西他们不熟悉，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他们却很熟悉，你说这怪也不怪？
陆定一、周扬一伙所谓的“多样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创作“自由化”。
他们鼓吹“题材多样化”时，曾经搬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这就是所谓“政治是广阔的领域”。
但正是在这个“理论根据”里，暴露了他们在题材问题上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他们说：
“政治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应当通过十分广阔的途径。”
但是，你提倡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他就咬定你“路子走窄了”。
你强调选材要有利于表现无产阶级政治，他就偏说“政治太多了，就没有政治了”。
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他们所要的“十分广阔的”“政治领域”，原来是资产阶级反动政治吗？
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历来是一个灭掉一个，无产阶级政治一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就失去地盘了。
他们千方百计要争夺这个地盘，打出什么“题材多样化”的幌子，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替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增加一点伪装罢了。
三
陆定一、周扬一伙，既然反对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反对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这就注定他们要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他们一伙宣称：
作家可以熟悉什么写什么，喜爱什么写什么，愿写什么写什么。
对于那些世界观还没有根本转变的旧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究竟熟悉什么、喜爱什么、愿意表现什么呢？
他们最熟悉、最喜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谁要是听信了陆定一、周扬们的这一套，谁就会走进和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隔绝的死胡同，而跟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流的屁股后面，“一切从自我出发”，去搞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
这种“自我表现”的唯心论的创作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文艺工作者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里反映的产物。
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一个工农兵的代言人，在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就会遵从无产阶级的需要，面向工农兵的火热斗争，选取最有意义的题材。
不熟悉的，他会努力去熟悉它；
思想感情跟不上、理解不透的，他会在深入群众生活的过程中，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努力去理解它，表现它。
正因为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热情地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而且坚信在这样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陆定一、周扬一伙，从他们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创作论出发，还引伸出所谓“不生活在阶级斗争漩涡的中心，也能反映今天的时代精神”的谬论，以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
我们讲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先进阶级体现的革命精神。
列宁教导我们：
要认识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得弄清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革命的工农兵是我们时代的中心，是我们今天时代精神的体现者。
不深入工农兵，不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却侈谈反映今天的时代精神，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只有周扬一伙奉行“万物皆备于我”的信条的极端唯心论者，才会说出这种昏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不管巧立多少名目，集中到一点，就是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文艺阵地，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
他们要“广开”的“文路”，就是一条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舆论的反革命文艺之路。
我们要彻底堵死和摧毁他们的这条“文路”，就不但要批判它在文艺上的各种反动主张，而且要深入批判作为它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历史唯心论，坚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认清什么是“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从而，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

堵死周扬的“艺术路子”
俞范
“四条汉子”周扬一伙为了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首先阉割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灵魂。
周扬指责我们无产阶级的“艺术路子搞得很窄”，他要“广开文路”，开拓一条据说是很“宽”的“艺术路子”。
他叫嚣：
“政治太多了，就没有政治”，“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品，……也可以为政治服务”。
周扬打着超阶级的旗号，抬着“纯艺术”的招牌，煞费苦心地开拓这条所谓“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路子”，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早在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梁实秋、胡秋原之流，就竭力标榜所谓“纯粹艺术”，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原则，叫嚷：
“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
周扬也异口同声地说要开拓一条“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路子”。
世界上果真存在这种“纯艺术”的文艺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诚然，西方许多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宣称他们的作品是“纯粹艺术”。
象十九世纪末叶的什么“印象派”、“现代派”，到二十世纪的什么“先锋派”、“垮掉的一代”等等，其作品似乎谁也看不懂，但其实质却是“纯粹政治”。
它们清楚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末期资产阶级的绝望空虚和垂死挣扎。
这种颓废艺术是紧密地服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政治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人们的思想、立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而周扬的所谓“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路子”，实际上是“很有政治内容”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路子”。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事实正是如此，就在周扬开拓所谓“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路子”之时，所谓喜剧片《球迷》之类上场了，大毒草《不夜城》、《上海的早晨》出笼了，而臭名昭著的《谢瑶环》、《海瑞罢官》也“破门而出”，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这充分说明，周扬的“广开文路”的谬论，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招魂的遮羞布罢了！
1961年，周扬一伙宣扬要开拓一条很“宽”的“艺术路子”，叫嚣要“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真是不打自招。
其目的是为了使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怀有反革命之志、于反革命有用之才统统出笼，让他们恣意放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周扬一伙就是这样露骨地供出了他们的反动理论的阶级实质。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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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早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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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共中央为纪念党创立五十周年和重组十周年发表重要文章
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巴西革命实践相结合
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党的创立五十周年和重组十周年，于去年10月发表了题为《战斗的半个世纪》的重要文章。
文章说：
“1922年03月25日巴西无产阶级先进的政治队伍的创立，适应了日益高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了巴西革命的客观需要。
它反映了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的历史新时代，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巴西取得了第1个伟大胜利。”
“巴西共产党在其漫长的和光荣的历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它来自群众，一贯努力赞扬群众的战斗、坚持与坚定不移的优良传统，毫无保留地保持对巴西人民利益的忠贞。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庄园主和法西斯反动派，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人民革命政权，它以大无畏的精神，在1935年高举起武装起义的大旗。”
“它勇敢地保卫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事业，已成为我国反帝运动的真正捍卫者。
同时，它对国际主义思想保持忠诚”。
文章指出：
“巴西共产党在这五十年的时期内，差不多都生活在最严酷的地下状态中。”
文章又说：
“在每个时刻，它都同无产阶级和人民保持着联系。
它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把它同巴西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了阻碍制定和执行一条真正革命的政治路线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倾向。”
文章接着说：
“在这个遭到过失败但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征途中，在这个它的无数优秀战士相继牺牲的征途中，巴西共产党日趋成熟，一天一天在走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当1956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浪潮，在党的队伍中公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巴西无产阶级面临着丧失自己的阶级的传统政党的严重危险。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展开艰难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保卫党的生存及其革命原则的战斗。
在反修斗争中，明显地显示了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不可能共处于同一个组织之中的。
同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决裂，已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存在的必须之举。”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倡导之下，1962年02月18日举行了第5次全国特别代表会议，此次会议立下了重组党的历史功勋。
巴西共产党重新举起了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给巴西人民指出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把民族民主革命引向胜利、取得人民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和开辟在巴西建设社会主义大道的唯一可行之路。”
“过去的十年表明，巴西共产党的存在和进展反映了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群众的合法利益，也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
“党在为制定和执行它的革命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群众、使它的队伍革命化和加紧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文章号召巴西共产党全体党员，在纪念党的创立和重组的节日里，密切共产党人同城乡群众的联系，再接再厉地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要求，举起反对军事独裁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大旗；
大胆放手而又慎重地吸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社会上其它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阶层的勇于自我牺牲和积极的先进战士，来加强党的队伍；
最广泛地传播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生动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运用它，极大地鼓励自力更生的精神。

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对外政策报告
报告表明美国政府迫于形势不能不在对外政策方面作某些调整，但仍坚持其强权政治和“实力”地位政策
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美国总统尼克松02月09日向国会提出了一份长达九万多字（约合中文十八万字）的对外政策报告。
接着，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又在02月15日向国会提出了一个题为《现实威慑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九七三财政年度国防报告。
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里声称美国“谋求一代人的和平”；
而莱尔德在报告里则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两个报告互相补充，充分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仍然是以“实力”为后盾来实行全球性的侵略政策和强权政治。
尼克松总统称，他的报告是对去年“大力展开活动的一年”的“总结”。
报告表明，迫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政府不得不作些政策调整并变换一些策略手法。
但是，报告中阐明的美国政府的行动“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侵略有理的“理论”；
美国的所谓“新的对外政策的哲学”，仍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哲学”。
美国总统说，“战后的国际关系时期已经结束，美国政府的任务是制定一个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
他究竟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政策”呢？
一句话，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加紧推行“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总统不得不承认，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推行侵略政策遭到的失败，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说，“没有轻而易举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如果我们的军事努力进一步升级，那就会加深我们社会的分裂，无法保证在一场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冲突中取得胜利，而且可能有扩大战争的危险。
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不会出现结束美国卷入的局面或结束这场战争的明显前景，这样一个方针是不可能得到美国国内的支持的”。
他承认，迅速、全部从印度支那撤退美国侵略军队“在国内会是得人心的”，但是，他又强调不能这样做。
他说，“要是采取这种方针，就会动摇我们的朋友的信任”，“我们不能背弃”“曾经指望得到我们支持的人们”，“也不能通过抛弃盟国的作法来开始同敌人谈判”。
为了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尼克松在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推销他在今年01月25日提出而遭到越南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严正谴责和坚决反对的“八点建议”，同时再次提出要“逐步把防务责任转交给”南越傀儡，加紧推行越南人打越南人、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的“尼克松主义”。
最近，美国政府在其“和谈”骗局不能得逞之际，又把航空母舰“星座”号和“奇地霍克”号派赴北部湾，增派B—52型轰炸机，对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进行狂轰滥炸，准备强化战争冒险。
这绝对吓不倒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却适足以揭穿美国政府的所谓“和平诚意”。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战场上的败局已是无可挽回。
美国政府如果真的要谋求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那么，它就必须接受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和平倡议”及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停止对越南的空中袭击和一切侵略活动，停止侵略印度支那各国的战争，停止推行“越南化”、“老挝化”、“高棉化”计划，迅速、定期、全部、无条件地从越南南方和整个印度支那撤出美国侵略军和仆从军，停止对阮文绍傀儡集团、朗诺—施里玛达叛国集团和老挝右派的支持。
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只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自己解决。
美国侵略者若是不肯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反而要进行新的军事冒险，那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必将给以更加严厉的惩罚，使它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尼克松总统在报告中谈到亚洲地区的问题时，扬言美国“不能对亚洲问题撒手不管”。
他强调美国同日本反动派、蒋介石集团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双边安全条约仍然是区域稳定的试金石”，美国“将继续在这个地区保持足够的美国部队以履行我们的义务”。
他特别强调“日本是我们（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盟国”，要日本在美国侵略亚洲其他国家方面“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这表明，美国政府要起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在这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的报告为尼克松总统推行这一政策提出了具体计划。
莱尔德说，美国要“从非常依靠美国的部队转向愈来愈依靠当地的部队”。
莱尔德特别强调，美日两国的努力是互为补充的，并说美国正在鼓励日本使其部队的装备现代化。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美国总统在谈到中国时，开宗明义就肯定中国是美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敌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不愿改变其敌视中国的立场。
他在谈到他的访华之行和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会以牺牲朋友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对话。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承认，这种做法不能不使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感到苦恼”。
尽管尼克松总统无法否认联合国大会去年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的决定反映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但是，他说，美国“将继续同中华民国（按即蒋介石集团）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关系和我们所承担的防务义务”。
这表明，尼克松政府尚未放弃它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设想。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次大战后台湾即已归还祖国，盘踞在那里的蒋介石集团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尼克松总统一方面说美国“经不起同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隔绝开”，表示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说不能“背弃”美国的“老朋友”，这充分说明他处在难以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
我们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我们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
美国的侵略武装力量必须从印度支那撤走，从南朝鲜撤走，从台湾撤走，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撤走。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报告在谈到中东问题时，力图为以色列的侵略辩护。
报告表示美国要继续武装以色列来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加紧在中东地区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争夺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在非洲，要加紧实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入侵和渗透。
报告说，美国现在在非洲的私人投资大约有三十五亿美元，并且“正以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的速度增长”。
1971年，美国对非洲的贸易“为美国带来了三亿三千六百万美元的贸易出超”。
这说明在美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地区贸易出现大量入超的情况下，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掠夺大大加强了。
报告对美国的所谓“后院”拉丁美洲蓬勃高涨的民族、民主人民革命斗争和拉丁美洲国家团结反帝斗争趋势的发展表现出严重不安，并企图千方百计加以控制和镇压。
报告表示，美国不能对它所在的西半球漠不“关心”，仍然要做“一个领导国家”。
它对拉丁美洲国家维护二百浬领海权的斗争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它们“停止抓捕渔船和罚款”；
对拉丁美洲国家维护民族权益，没收掠夺性的美资公司表示强烈反对，要求“迅速”给予“赔偿”。
报告特别攻击智利政府在“赔偿”美国铜公司问题上的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智利政府履行什么“国际义务”。
美国政府的这种作法只会促使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更加觉醒起来，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又勾结又争夺世界霸权，在报告里占着突出地位。
报告承认，美苏之间存在着“全球的战略竞争”。
报告说，苏联向中东地区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一直是美国感到关切的一个问题”。
报告还说，“十年来，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为此，“美国在欧洲保持力量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如果单方面从欧洲撤军，就会破坏稳定”。
报告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力图向西欧扩展自己的势力表示不满，并且针对苏修的势力范围提出，“欧洲的每个国家拥有奉行独立政策的主权，因此也有权当我们的朋友”。
报告强调要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强争夺军事优势、特别是战略核优势和海上霸权的斗争。
报告说，为了对付“日益增长的苏联战略能力”，美国要保持“报复力量得以继续存在”，并且“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以迅速增强我们的战略力量的能力”；
为了对付“苏联海军活动的扩张主义”，美国“要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不断保持航空母舰并且能应付一系列其它不测事件”。
为了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争夺军事优势，莱尔德在国防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五年战略力量（发展）计划”。
莱尔德说，他所提出的计划是要“保持我们战略（力量）的充足性”和“取得最高的灵活性”。
莱尔德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我们的总力量能继续有效地对付苏联的海面舰队”。
美国还要“大力开展研究工作”，以对苏联“维持明显的军事技术优势”，并“进一步要求盟国发挥重大的作用以对付苏联在挪威海和地中海地区的不断增加的海军能力”。
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也列举了在柏林问题、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建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等一系列问题上美苏勾结的“成果”，并且表示希望同苏修作成更多的交易。
报告在谈到美国和其主要盟国的关系时，不得不承认，战后“二十年的时光削弱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优越地位”，而西欧和日本经济实力相对的增强，使美国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种变化意味着美国担任保护者的情况宣告结束，意味着自动团结的时代宣告结束”。
美国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对其主要盟国发号施令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深刻变化。
尼克松和莱尔德在一周之内接连提出的两个报告说明，尽管他们承认战后美国“支配一切”的那种时期已经结束，“新的情况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但这决不是什么根本改变，而是美国要继续承担“领导的义务”，也就是说要继续扩军备战以奉行侵略和战争政策。
莱尔德的报告中就写道：
一九七三财政年度要求的军费预算“授权总数为八百三十四亿美元，这比一九七二财政年度增加六十三亿美元。”
但是七十年代不同于六十年代，更不同于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一个超级大国或者两个超级大国合谋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各国内部的事要由该国人民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事，要由当事国商量来解决，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共同商量来解决。
世界的前途，决定于世界人民，而不决定于一两个超级大国。

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举行群众集会
支持英国工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英国煤矿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在议会前示威
据新华社伦敦1972年02月15日电 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近举行群众集会，强烈谴责英国政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的政策，坚决支持英国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位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指出，目前英国工人失业数字已达到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峰。
他在揭露目前保守党政府和过去的工党政府在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上相互推诿责任后，强调指出“失业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犯下的暴虐。
众所周知，它带来了经济上的灾难，营养不良、饥饿和家庭离散……。”
他说，“今天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为工人阶级的普遍斗争提供了活动舞台，让我们参加这一战斗和促使它向更高级的政治斗争发展。”
这位英共（马列）领导同志在结束讲话时指出：
“我们对工人的信念是充分建立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上的。
我们相信，工人们将从为取得资本家的让步而进行斗争，进而为夺取权力而斗争。
这是不可避免的。”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讨论了英国目前的失业状况，并且表示决心要反击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进攻。
据新华社伦敦1972年02月15日电正在坚持罢工斗争的大约一万二千名英国煤矿工人和支持矿工的斗争的其他行业工人，不顾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威胁，02月15日在伦敦英国议会前面举行大规模示威，表示决心加强团结和斗争到底。
参加这次示威的煤矿工人来自约克郡大煤田、苏格兰矿区、威尔士各矿井以及其他大小产煤地区。
同矿工一起示威的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制造、钢铁、码头、电力、邮电和印刷等行业的工人。
他们先在伦敦城以东的托尔希尔集合，然后通过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浩浩荡荡地向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前进。
示威的工人们举着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
“我们需要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胜利属于矿工罢工”、“声援正在斗争的矿工”。
工人们在下午二时半到达议会广场，在英国议会所在地前面举行示威。
工人们在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妄图阻挠这次游行示威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了几个小时。

谴责佐藤政府阴谋强行实施第4个扩军计划
日本东京四千工人集会示威
据新华社1972年02月17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本东京工人约四千人02月16日晚在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会后到日本国会前示威游行，强烈谴责佐藤政府阴谋强行实施第4个扩军计划，表示决心为打倒追随美帝、加紧复活军国主义的佐藤政府而加强斗争。
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赤松勇等人在工人集会上讲话时强烈谴责佐藤政府根据尼克松的亚洲战略，阴谋强行实施第4个扩军计划以再次从事侵略战争。
集会一致通过了反对“第4次防卫计划”和要求拆除美国军事基地的决议。
集会还通过宣言，号召日本人民为推翻佐藤内阁而斗争。
会后，工人们高举红旗，手挽手地向国会进发，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斗志昂扬地齐声高呼“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粉碎第4次防卫计划”、“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口号。
在国会大厦前，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和日本社会党的许多议员对示威表示支持。

孙德胜、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黎清毅等同志
向越南各地军民祝贺春节
新华社河内1972年02月17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孙德胜、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黎清毅等，春节期间分别向越南南方共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以及首都河内和河西、清化等省的军民祝贺春节。
孙德胜主席曾向越南南方共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首都卫戍司令部的干部和战士以及一个工人家庭祝贺春节。
孙德胜主席在同特别代表团人员进行亲切交谈时强调指出，美国侵略者任何残暴的战争手段、任何狡猾和恶毒的阴谋，都不能阻止越南人民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的钢铁决心。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同志春节期间访问了“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华侨联合总会、新越华报社和河西省的两个手工业合作社，出席了西贡—堤岸同乡会的聚会，并且向他们祝贺春节。
范文同总理最近探望了越南故事片制片厂的全体职工，向他们祝贺春节。
武元甲副总理在春节期间曾赴清化省访问了一些军事单位，其中包括保卫咸龙桥的某高射炮团和某步兵团。
黎清毅副总理在春节前夕曾访问了河内郊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和一个建筑工地。

我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利马隆重开幕
我驻秘鲁大使和展览团团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利马1972年02月1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于02月1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隆重开幕。
应邀参加中国展览会开幕式的有：
秘鲁动力和矿业部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工商业部长阿尔贝托·希门尼斯·德卢西奥、利马市市长爱德华多·迪沃斯·查波伊斯、外交部负责对外政策的副部长胡安·何塞·卡列、秘鲁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以及秘鲁贸易界和其他社会著名人士。
驻秘鲁的外国使节和外国商务机构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开幕式。
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旅秘华侨的代表。
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参加了开幕式。
秘鲁工商业部长阿尔贝托·希门尼斯·德卢西奥为开幕式剪彩。
中国展览团团长庄步生和秘鲁工商业部长阿尔贝托·希门尼斯·德卢西奥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庄步生在讲话中对秘鲁政府有关部门和秘鲁人民在中国展览会的筹备期间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热情赞扬秘鲁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
他说，“近几年来，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为首的秘鲁政府，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保卫二百浬领海权和海洋资源以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人民为你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感到敬佩和高兴。”
庄步生在讲话中表示，这个展览会将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并将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阿尔贝托·希门尼斯·德卢西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在秘鲁第1次举办的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开幕式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新华社利马1972年02月16日电
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和中国展览团团长庄步生02月16日晚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利马开幕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秘鲁动力和矿业部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工商业部长阿尔贝托·希门尼斯·德卢西奥、住房部长拉蒙·阿罗斯皮德·梅希亚，以及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和秘鲁贸易界等著名人士。
一些国家驻秘鲁的外交官员和商务机构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旅秘华侨的代表。
在招待会上，宾主频频举杯，祝中秘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和发展。
招待会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控诉美帝及其走狗在越南南方的战争罪行委员会发表白皮书
“越南化”就是延长、强化和扩大侵越战争
美帝通过战争“越南化”对印度支那人民犯下了更多的新罪行
新华社河内1972年02月17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最近在河内公布了控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越南南方的战争罪行委员会发表的白皮书，控诉美帝通过战争“越南化”政策在越南南方犯下的战争罪行。
白皮书第1部分的题目是《战争“越南化”政策的内容和实质》。
白皮书指出，尼克松政权推行的战争“越南化”政策是它在亚洲推行的“尼克松主义”的一个部分。
在过去三年里，尼克松政权不断宣传说，这是结束越南战争、带来真正和平的最好办法。
但是，“三年来的实际表明，战争‘越南化’意味着延长侵略战争，以便在越南南方实现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实现这一政策的恶毒手段是用越南人杀越南人，撤走部分美军，加强伪军，以便在美国空军、海军、炮兵、装甲部队和后勤部队的最大支援下，把伪军变成进行战斗的主要力量，不仅用以实现美国对越南南方的侵略任务，而且还用以实现美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任务。”
白皮书指出，尼克松政权虽然不得不撤军，但仍然打算留下一支相当大的美国军事力量，长期占领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
迄今为止，尼克松在白宫里已经度过了总统任期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在印度支那的美军及其仆从军仍然还有近二十万名，比约翰逊政权局部侵略战争时期的头一年——1965年还要多。
美军的战斗作用没有象尼克松不断叫嚷的那样停止了。
美国的飞机、军舰、炮兵、装甲部队、运输部队，仍然无限期地呆下去。
美军继续轰炸村庄、撒放化学毒药、袭击和摧毁村庄；
美国军官仍然指挥西贡伪军进行“扫荡”，屠杀越南南方人民、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
美伪集团为了代替撤走的美军，大肆抓丁增兵，妄图把西贡伪军的总数增加到一百万人。
它们把十二、三岁的小孩到六十岁的老人以及信教修行者抓去当兵。
五角大楼加强装备伪军，给它提供飞机、军舰、大炮和其它各种武器、战争工具，还给它提供了化学毒药和毒气。
据美国消息，伪军已经得到九十一万件轻武器、七百七十五架各种类型飞机、二千一百门（辆）大炮和坦克、九百四十艘舰艇和四万五千辆军车（美国新闻处1972年01月03日电）。
向伪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是尼克松主义的重要因素。
据美国公布的数字，仅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财政年度里，华盛顿将向西贡伪政权提供十八亿美元军事援助。
在实行战争“越南化”的三年中，美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战争开支达到六百七十二亿美元（《新共和周刊》1971年09月）。
美国还派遣西贡伪军屠杀高棉人民和老挝人民，为实现“用亚洲人杀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进行试验。
美国—阮文绍集团通过战争“越南化”政策，竭力把越南南方变成一个庞大的兵营，强迫越南青年为美军充当炮灰，强迫同一民族的人自相残杀，而且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妄图把印度支那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仇恨，变成越南社会内部的仇恨以及越南、老挝和高棉各民族之间的仇恨。
白皮书说，尼克松政权为了弥补美军的减少，加强采用各种残暴的武器和战争手段。
“在尼克松执政的三年中，美国投入印度支那战场
（主要是在越南南方）的弹药共七百多万吨，其中包括三百万吨炸弹。
这些炸弹比约翰逊执政时期五年战争中所投下的炸弹还要多，超过了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各处投下的炸弹加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炸弹的总和。
美军仍然在越南南方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继续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毒药。
据初步统计，在过去三年（一九六九——1971年）中，越南南方有二百二十七万公顷以上的田园和森林被撒放化学毒药，使七十九万多人中毒，使数千人死亡。
在尼克松政权的头两年中，每年被撒放化学毒药的土地面积为约翰逊时期的一倍半，中毒人数增加一倍。
上述一些数字证明了尼克松所谓‘战争程度降低了’、‘战争正在缩小’的说法，只不过是狡诈的论调而已。”
白皮书在谈到美国战争“越南化”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时指出，在政治方面，尼克松政权竭力抱住阮文绍走狗集团不放，竭力强化庞大的压迫、统治机构，妄图奴役越南南方人民，把越南南方变成一个单独的“国家”，长期分割越南。
在经济方面，美国侵略者首先大肆破坏和毁灭解放区的经济。
另一方面，白宫竭力用美元和物资来收买卖国走狗集团。
美国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每年都给阮文绍集团大约七亿五千万美元，用来豢养这个傀儡政权。
白皮书说：
“总之，‘越南化’并不是体面地结束战争，而是延长、强化和扩大战争，对印度支那人民犯下更多的新罪行。
美国侵略者通过战争‘越南化’，正在把越南南方变成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兵营和人间地狱。
“越南南方的战争尽管被贴上‘越南化’的名子，但是，它仍然是一场美国的战争，由美国进行和指挥，以便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
尼克松政权只能改变战争的名字，但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
它是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新殖民主义侵略战争。”
白皮书说：
“显然，战争‘越南化’政策是一项极其残暴、恶毒和狡猾的政策，它是侵略政策的继续；
是粗暴地践踏越南民族和印度支那各民族基本民族权利的政策的继续；
是用别人的鲜血来延长、强化和扩大战争的政策的继续；
是强迫印度支那人民用美国炸弹、炮弹来互相残杀的政策的继续；
是加紧采取现代化技术来肆无忌惮地杀人的政策的继续；
同时，这也是继续强迫美国人民承担他们所反对的战争的一切严重后果。
这是妄图用以对付许多方面的一种手段：
既能维持伪军、伪政权，继续实现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又能对付美国和世界舆论，同时可以用所谓美国的‘和平善意’来进行欺骗。”
白皮书的第2部分的题目是《战争“越南化”导致罪行的升级，而“绥靖”是主要措施》。
白皮书指出：
“自从美国侵略越南南方以来，‘绥靖’一直是它用以镇压越南南方人民、企图使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枷锁下屈服的主要措施。”
“尼克松上台以来，为了挽救由于越南南方军民日益猛烈的抵抗而面临崩溃的西贡伪政权，就更加紧迫地采取‘绥靖’活动，其目的在于使伪政权能够代替被迫撤回美国的远征军挑起战争重担。”
白皮书说，据西方消息，美国三年来为在越南南方实行“绥靖”计划支出了二十多亿美元，并将为“新的绥靖和发展计划”再支出十亿美元。
白皮书引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70年02月02日的报告指出：
“在1969年，伪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的活动和美军的百分之五十的活动，都是为‘绥靖’服务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了八百个‘绥靖’队，共四万四千多人，由七千四百名美国‘顾问’指挥。”
白皮书指出：
三年来，尼克松政权抛出了许多“绥靖”计划，一方面企图强迫越南南方人民脱离革命，背叛祖国，投降敌人，接受它的统治；
另一方面企图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
“为了实现‘绥靖’阴谋，它们采取了一切最恶毒和最残暴的手段和措施，其中主要措施是用军事暴力摧毁村庄，断绝生活来源，强迫人民进入各个集中营和‘战略村’，脱离革命，向它们投降。”
“总而言之，‘绥靖’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规模屠杀、毁灭、恐怖、镇压和侮辱的政策”。
白皮书说，三年来，尼克松政权集中地使用炸弹和化学毒药为“绥靖”计划服务。
它把化学毒药集中地撒放在湄公河三角洲和中部沿海各居民稠密区，破坏生产，毒死家禽、家畜，切断人民的粮食来源，妄图迫使人民进入各个集中营里生活。
除了炸弹、炮弹和化学毒药以外，它还用坦克、装甲车和二十吨重型推土机摧毁村庄，用火焰喷射器烧毁茅房和草房，用地雷炸毁瓦房和掩蔽洞，夷平一个个村庄。
据不完全统计，尼克松在越南南方推行“绥靖”政策的三年中，占全越南南方村庄总数百分之二十六的三千多个村庄，被夷平或遭到了严重破坏。
白皮书指出，美伪军和仆从军多次发动了长时间的“绥靖”、“扫荡”，有时长达一年，对许多居民稠密区进行反复的“扫荡”。
白皮书指出，美伪集团在各次“绥靖”、“扫荡”中，强迫人民进入各个集中区。
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成为“避难者”而集中到被称为“战略村”、
“避难营”和“定居区”的变相监狱里或被赶到各城市去。
美伪集团破坏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摧残被集中的人民的体质和精神的政策，比希特勒法西斯的集中居民还要残暴。
白皮书指出，目前，阮文绍伪政权推行尼克松政权的一个预谋的和十分恶毒的计划，正在强迫广治省和越南南方北部其他一些省份的数百万人民迁居到南部的各个集中居民区。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和最恶毒的集中居民的计划。
在各个集中居民区中，人民被集中在据点和哨所周围和层层铁丝网之中，在法西斯警察制度之下生活。
各个集中居民区的人民不仅身体、生活和人格受到侵犯，而且前途也受到摧残。
许多集中居民区的人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统治和迫害，已经奋起斗争，要求返回家乡。
但是，他们这些正义行动却经常遭到血腥的镇压。
白皮书说，美伪集团利用十二万多名由美国加以现代化的以及训练和装备的警察，同伪军合作，对越南南方各城市人民进行警察“扫荡”。
许多人被杀害，青年经常被强迫当兵替美国充当炮灰。
警察和伪军经常利用围捕和搜查，掠夺人民的财产和强奸妇女。
白皮书说，美国还在越南南方推行毁灭民族文化的政策，企图使南方城市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堕落、忘本和失去民族精神，以便用美国殖民主义枷锁来奴役越南南方人民。
白皮书的第3部分的题目是《战争“越南化”是最大的国际罪行》。
白皮书指出，美国的战争“越南化”对越南南方人民犯下了更多的罪行。
这些罪行不仅为了毁灭越南南方人民的生命，而且还为了破坏他们的一切生存条件。
尼克松政权在越南南方继续进行的战争，是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
白皮书说：
按照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就是犯下最大的国际罪行的规定，美国的战争“越南化”是“头等严重、最大的国际罪行，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系列种族灭绝罪行的根源，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国际罪行，它是在新形式下反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新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继续。”
白皮书指出，尼克松政权的战争“越南化”的罪行还特别严重地表现在：
它蓄意收买越南民族的一部分人，使之反动化，强迫这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民族制造种族灭绝罪行。
它加紧用最新的技术和杀人、破坏武器来代替美军去毁灭越南民族；
它用越南全民族作为“尼克松主义”的试验品，以便从中取得经验，镇压世界上其他民族，实现它称霸全球的野心。
白皮书指出，为了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三年来，美伪集团在它们暂时控制的地区加紧使用炸弹和化学毒药，加紧“扫荡”和洗劫村庄，残杀人民，加紧采取镇压和恐怖活动。
同时，它们对在越南南方被非法逮捕和监禁的爱国者和平民，进行无比残暴的迫害、拷打和折磨。
目前，它们在越南南方一千多个公开的和秘密的监狱里非法监禁了三十万爱国者和平民。
各监狱的食物和药品极度缺乏，条件日益恶化。
加以各监狱的迫害、镇压越来越残暴，使得死在监狱里的犯人人数，日益增多。
白皮书指出，美国在越南的实际行动，证明尼克松政权的战争“越南化”政策不但不能导致和平，而且还使战争罪行堆积如山。
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并不是尼克松政权所宣称的一些军事目标，而是整个民族——越南民族。
战争“越南化”政策实际上是进行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
这场战争极为严重地危害着整整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白皮书最后指出：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越南人民已经连续用鲜血争取和保卫独立和自由。
越南人民比任何人都渴望和平，但必须是在真正独立、自由基础上的和平，而不是‘尼克松主义’式的和平。
‘尼克松主义’式的和平意味着接受一个由美国制造的政权和一支美国的占领军。
“越南南方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抗战是关系到自己民族的存亡的战斗，同时为世界人民保卫各民族和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保卫和平与正义、保卫人类文明的崇高斗争事业作出贡献。
全体越南南方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同兄弟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并肩一道，在全世界进步人民的热情鼓舞和支持下，加强钢铁意志，决心抗战，直到取得完全独立，实现胡志明主席关于‘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让国家沦陷，决不当奴隶’的号召。
“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恳切呼吁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科学家们、法律工作者们……以及所有爱好和平、自由与正义的人们，加强斗争，揭露尼克松政权的战争‘越南化’政策的种族灭绝的罪恶升级性质和新殖民主义统治本质；
制止白宫和五角大楼头子们的血腥魔爪，要求他们必需严肃答复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合情合理的七点解决办法。”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美帝袭击永灵和广平居民区
《人民报》等欢呼永灵和广平军民击落美机两架的新战功
新华社河内1972年02月17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02月16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出动飞机袭击永灵和广平的许多居民区。
声明说，1972年02月16日，美帝国主义出动许多战斗飞机接连袭击永灵区和广平省丽水县的许多居民区。
上述地区军民以高度警惕和随时准备战斗的精神，坚决粉碎美国的强盗性进攻，击落两架美国飞机，并消灭和活捉一些飞贼。
声明说，这是美国粗暴地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权和安全的十分严重的战争行动。
声明最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上述罪行，并坚决要求它必须立即和永远地停止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安全的一切行动。”
新华社河内1972年02月17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美帝国主义在02月16日中午出动多批喷气式战斗机，疯狂地袭击越南北方广平省和永灵区的一些居民区。
广平省和永灵区的军民英勇战斗，击落美国飞机两架，活捉一些飞贼。
越南《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02月17日分别发表评论，热烈欢呼广平省和永灵区军民的新战功。
《人民报》的评论说：
“广平和永灵的胜利枪声，突出地体现了我们坚持和大力促进抗美救国神圣事业的钢铁意志。
这是对正在加紧采取反对我国北方的战争行动的美国侵略强盗的应有惩罚。”
评论指出，许多天来，美国侵略者增派许多B—52型飞机和航空母舰在越南南方发动了十分野蛮的“轰炸战役”。
同时，它们加紧采取反对越南北方的战争行动，并接连发出蛮横的恫吓论调。
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破坏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春节发布的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同时冒险地在春节期间对北方进行袭击。
这既说明了它们的困境，也表明了它们的好战和疯狂。
评论说：
“广平、永灵的枪炮声是对美国强盗的新的警告。
我们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我国人民的胜利趋势是无可阻挡的。
我们全北方同广平、永灵一起，提高警惕，坚决粉碎美国强盗的一切军事冒险，同骨肉的南方并肩一道，同兄弟的老挝军民和柬埔寨军民并肩一道，彻底战胜美国侵略强盗及其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