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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部党委在革命大批判中，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推动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发展。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这个部队的党委成员在批修整风中体会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用一些革命词句作幌子，掩盖其反革命面目。
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光有满腔义愤还不够，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此，每当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一个谬论时，他们就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从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在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时，副政委孙德颖反复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实践第一的论述，弄清了三个问题。
一是认识事物靠什么？
他懂得了人的认识的根本来源是社会实践，正如列宁指出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三四页）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天才”，是妄图把人们引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便于他们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二是解决问题靠什么？
他懂得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人们不管是认识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只能遵循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原则，而决不能从思想感觉到物。
刘为奇一类骗子鼓吹“办事情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谬论，是妄图使人们脱离革命斗争实际，凭主观想象去办事，以便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是认识的发展靠什么？
他懂得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确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事物发展的规律决不是靠哪个“天才”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才能认识它，掌握它。
我们只有和广大群众一道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才能发展已有的经验，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孙德颖在革命大批判中，通过认真读书，从理论上划清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界限，看清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天才”的狼子野心。

这个部队党委在革命大批判中认真读书，坚持做到“三个联系起来看”：一是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看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怎样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
二是联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看埋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里通外国分子是怎样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
三是联系个人的经历，看自己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副部队长宋旭，过去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也能说出点道理，但是由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领会得不透，对修正主义谬论也就批得不深。
最近，他联系历史，联系现实，联系个人经验教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批判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唯生产力论”，认识到这种谬论是一种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历来是真假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一八九九年，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就极力鼓吹过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叛徒考茨基大肆散布什么俄国“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谬论。
现代修正主义的头目赫鲁晓夫曾疯狂地叫嚷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生产居于“首要地位”，是“党组织活动的中心”。
在我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鼓吹过什么我国生产力落后，主张“二次革命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步伯恩施坦、陈独秀之流的后尘，也一贯疯狂地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新老修正主义者唱的调子完全一样，都是把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否认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修正主义者用这套反动理论来腐蚀革命人民的意志，妄图引诱无产阶级走“和平过渡”的道路，不用暴力去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用这套反动理论制造混乱，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生产党”，把革命群众引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邪路，以便他们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
通过学习和批判，宋旭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们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理解得更加深刻，对“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认识得更加清楚。
他说：只有把“唯生产力论”批例批臭，彻底肃清其影响，才能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精神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这个部队党委从实践中体会到：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要真正从政治上识破，理论上批透，思想上肃清流毒，决不能满足于批一次就够了，要反复批。
去年五月，党委批判了“和平过渡”的谬论后，政委宋子佩对“和平过渡”谬论的反动实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并不满足。
为了进一步理解暴力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又几次学习了《法兰西内战》和毛主席有关武装斗争的论述，弄清了三个关系。
一是枪与政权的关系。
他学习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述和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述，联系许多历史事实，进一步懂得了暴力革命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是坚持还是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
二是枪与路线的关系。
他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教导，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联系我军的战斗历程，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军队能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只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才能把部队建设好，充分发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三是枪与世界观的关系。
他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人蒲鲁东、布朗基在政治思想上所犯错误的分析，联系我党历史上一些机会主义者的言行，认识到，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不可能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从而明确了我们只有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军队的任务。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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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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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一月二十七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申述中国政府在非洲一些地区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上的立场。
这封信全文如下：

纽约

联合国总部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给我的来信以及该信所附联合国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第2784（XXVI）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主席致各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的信，均已收悉。

我现就中国政府在非洲一些地区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上的立场申述如下：

中国政府认为，存在于南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在进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非洲一些地区的人民，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推翻殖民统治，才能求得民族解放，根除种族歧视的祸害。
他们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应该从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

基于上述立场，早在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领导人就曾多次致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民族主义组织，声援南非非洲人民和其他非白色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为了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早就决定不同南非白人殖民当局进行任何外交来往，并且从一九六○年七月起，断绝了同它的一切经济和贸易关系。
中国政府始终严格恪守这一严正立场。
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对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多次表示坚决的支持。

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是英国殖民政策的直接产物。
中国政府一贯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白人殖民当局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纵多和支持下，宣布的所谓“独立”。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黄华谴责了英国政府策划的关于“结束”英罗争端“协议”的骗局。
为了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一向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没有任何外交来往，并且早就断绝了同它的一切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

葡萄牙政府在非洲顽固地坚持殖民统治，进行殖民战争，甚至明目张胆地武装入侵非洲独立国家，中国政府对此曾经多次加以揭露和谴责。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葡萄牙在美国支持下派遣雇佣军入侵几内亚共和国的行为，并且揭露了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推行的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

必须指出，南非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以及葡萄牙政府在非洲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是由于得到了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这些国家甚至直接和间接地向南非、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殖民当局提供武器，指使它们结成“军事联盟”，共同镇压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应积极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谴责南非、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殖民统治当局以及在幕后支持它们的美、英等国政府。
但是过去长时间里，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下，联合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中国政府愿意同联合国内外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以及遭受种族歧视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的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葡属殖民地人民一道，为消除种族歧视和殖民压迫而共同努力。

现随信附上中国政府关于支持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官方文件共四件。
（注）

如蒙阁下将本信及其附件列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并在预定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分发，我将表示感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姬鹏飞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注：

一、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新华社受权声明

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三、一九七○年九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发言人的谈话

四、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作者：王澈

杜林——“天才”还是骗子？

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是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的产物。

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柏林大学的讲师欧根·杜林抛出了一整套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这个进攻，对党的统一和团结产生了很大的危害。
当时，德国工人组织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在一八七五年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尽管这次合并有很大缺点，它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德国工人阶级内部派别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加强了党的力量。
但是，当时党内许多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了解是很差的。
杜林就利用了这个弱点，大吹大擂，欺世盗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党的理论大权威，推销他那一套假社会主义的货色，在党内制造分裂。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杜林及其小集团“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
明明杜林自己是一个江湖骗子，他却口口声声骂别人是“江湖骗子”。
明明他自己是东抄西凑，胡说八道，他却开口闭口骂别人是“白痴”、“笨蛋”、“蠢货”，好象唯有他是绝顶聪明的天才。
他对自己的吹嘘完全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什么“新的思维方式”啦，什么“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啦，什么“创造体系的思想”啦，什么“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啦，什么“伟大风格”啦……简直把一切高级形容词都用尽了。
总之，照他说来，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行，别人的理论全都是不值一顾的胡说，只有他的一套才是所谓“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恩格斯讽刺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他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而我们这些凡人就只有“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了。

恩格斯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因为杜林正是要通过这种广告式的宣传，大树自己的权威，要大家相信他这个伟大的“天才”和“超人”是不会错的，只要盲目地跟他走就行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杜林的这一套是十分蔑视和讨厌的。
恩格斯叫杜林是“妄自尊大的侏儒”，说他的一套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是“高超的胡说”，“漂亮的废话”。
可惜这一类货色在当时的德国很流行，不仅伯恩斯坦成了积极的杜林分子，就是倍倍尔这样的好同志也受了他的骗。
杜林绝不是什么搞“纯学术”的人，他是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为他搞假社会主义和从组织上分裂党作准备的。
他野心勃勃地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宗派小集团，妄图以此为核心，将来另组新党。
总之，杜林的活动，已经发展到对党十分危险的程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维护党的团结，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党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恩格斯就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与下，毅然拿起笔来，粉碎杜林的猖狂进攻。

先验论的方法是唯心论的方法

杜林的一套货色确实不少，恩格斯列举了一下：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
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
最后还有三部八开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看起来也是够吓人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些煌煌巨著，大块文章，究竟是从那里来的？

这一整套体系，正象蜘蛛吐丝结网一样，是从杜林的“天才”的头脑里构造出来的。
杜林以为，他可以不依靠经验，从所谓事物的最简单的“基本形式”或者“基本要素”出发，应用几条不言自明的哲学公理，进行逻辑的推论，就可以导出整套的哲学体系，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这一套原则恩赐给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恩格斯指出：

“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
……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
……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
先验论是一种唯心论的认识论。
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切真知都是发源于经验的，因此没有什么先于经验的知识。
先验论却认为，人的理性中包含着某些“天赋观念”、“自明之理”、“先天原则”或者逻辑范畴，它不是从后天的经验得来的，而是人的头脑固有的；
从这些原则或者范畴出发，用逻辑推论的方法，就可以得到真知。
先验论者不承认理性依赖于感性，而认为理性是独立的；
他们反对从感觉材料出发，而主张从理性出发；
他们不是从事实到概念，而是从概念到事实。

先验论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单有感觉材料不能成为知识，因为感觉材料本身是乱七八糟的，没有意义的，只有经过人的理性用先天的逻辑范畴去加以整理，才形成知识，而理性在进行这种整理的同时，就把规律赋予了感觉材料，因此规律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创造的。
黑格尔也是一个先验论者，不过他的说法有些不同，他认为理性或逻辑范畴早在世界历史之前就存在了。
逻辑范畴的发展创造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受逻辑的规律或者“绝对理性”支配的。
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老底，指出杜林一面笼统地骂黑格尔哲学是“热昏的胡话”，一面又把黑格尔的先验论这种真正的“热昏的胡话”抄了过来。

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先验论时深刻地阐述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
他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客观世界要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应客观世界才是正确的，而杜林却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
恩格斯以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一切知识，包括数学这种表面上看来十分抽象的知识，都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

杜林的“社会主义”，就是用先验论的方法创造出来的。
根据他的说法，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是从所谓“普遍公平原则”中引申出来的。

为了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深刻地暴露杜林的错误，恩格斯详细追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恩格斯概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的思想。
这些人的哲学思想是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哪里来的，可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是不彻底的，特别是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时候，他们都陷入了唯心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
他们观察社会历史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而是从所谓理性的原则出发，用他们的“理性”来审判一切。
他们把社会主义也放在这种“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原则基础上。
他们把“理性”“正义”这些抽象的原则当成了第一性的东西，要求社会生活适应这些原则，因此他们就陷入了先验论。

不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而杜林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的时候抛出这一套，就完全是倒退和反动了。
其实，杜林根本不是真要搞什么社会主义。
恩格斯揭露说：杜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觉得这种生产方式很好，只是幻想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消除它的弊病。
显然，这既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和杜林一脉相承，散布了很多先验论的毒素。
他们否认实践，否认调查研究，提倡闭门“修养”，把一般真理看作是凭空出现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宣传理论是天才头脑的产物。
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把“理性”作为“国防哲学”的中心口号，宣称“理性”是“真理的普遍及正当的基础”，并居然说只要发展这种抽象的“理性”，就必然达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以后，他们又宣传超阶级的“公的哲学”，把共产主义歪曲为一种抽象的“公”的原则的实现，借以掩盖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
他们还否认人的头脑只能反映法则，胡说法则要靠人去发展它。
人既然能发展法则，当然也就能创造法则了。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早就驳倒了的思想史上的先验论的翻版吗？
从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识别这些骗子的反动的唯心论吗？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和其他著作中，对这些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深刻阐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性对感性的依赖关系。
把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和《反杜林论》的哲学部分对照起来读，我们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

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天才人物决定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单靠理性的力量就能改造社会，而他们又把理性看作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否认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否认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
从这里出发，就必然引出天才创造历史的唯心历史观。
恩格斯说：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
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中国古代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传说，历史上犹太民族也有“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都是期望多少年后出来一个圣人或者救世主，拯万民于水火之中。
可惜圣人、救世主是极难得出世的，五百年、一千年才出来一两个，在他们没有出世前，奴隶们除了忍耐等待再没有别的法子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看成了救世主的。
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而是英雄、天才、伟人创造的。
过去的历史是一团漆黑，充满了愚昧和谬误，只有出来一两个天才，才给世界以理性的光明，才能创造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
他们把社会制度的问题归结为一个认识问题，又把认识问题归结为一个天才问题。
这样，他们当然要否认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
杜林把空想社会主义者骂得一无是处，可是他却完全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错误。

恩格斯用唯物历史观彻底驳倒了这种唯心历史观。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或“普遍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中去寻找。
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的谬误，而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同样，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和正义、平等的原则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从头脑里先验地臆想出一套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然后把它强加给社会，而在于客观地考察、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依靠群众的斗争，把理论变成物质力量，才能改造社会。

马克思主义从来承认精神的反作用，承认英雄、领袖、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但是，无论多么大的天才，也不能改变历史的规律，决定历史的进程。
历史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英雄、领袖、天才人物的思想只有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并且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

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些，才能高一些。
但是，聪明和才能又是从那里来的？
刘少奇把聪明说成是先天的、不依赖社会实践的“自然本质”，说成是纯粹生理上的禀赋，这不过是先验论的翻版。
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并不是天赋的东西。
人类的聪明才智，固然和人脑的完善化程度有关，但人脑的进化，本来是人类的长期劳动和语言发展的结果。
既然人脑本身都是劳动的产物，那么人的聪明才智还能离开社会实践吗？
而且，人的生理禀赋上的差异，根本不能说明才能是天赋的，因为这只是才能发展的自然的物质基础，只是才能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才能的真正形成还是后天的锻炼和学习。
所谓天生的“能人”、“全才”或领导者，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聪明才智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很大发展，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们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是来自人民群众的。
亲身参加实践的卑贱者是最聪明的，真理是在群众手里。
领导者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根据这个观点，天才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阶级的代表，是从群众中产生，并最善于集中群众智慧的。
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天才。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天才，就是群众、阶级、党的智慧的集中表现。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讲的天才，同唯心论者讲的天才，是根本不同的。
刘少奇一类骗子，把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货色，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为这样就可以鱼目混珠，欺人耳目。
但是，我们越是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就越能清楚地识破他们的谣言和诡辩。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为什么圣西门这些人不能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呢？
是由于他们缺乏天才吗？
不是。
恩格斯认为圣西门是有天才的，但是任何天才也不能超出他们时代的限制。
圣西门这些人之所以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是由于他们的历史条件。
那时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发展，所以是不可能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呢？
仅仅是，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天才吗？
不是。
对于马克思的天才，恩格斯只是在个别地方提到，从来没有特别强调。
相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其他著作中多次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自然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细胞、能的转化和生物的进化这三大发现，给辩证法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恩格斯称之为“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即一八三一年在法国里昂发生的第一次工人起义，在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达到最高峰的英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宪章派运动。
这些事实表明，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上升成为主要的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由于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读了很多书，研究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材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内在矛盾，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才可能创立他们的理论。
正如恩格斯说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把天才神秘化，宣扬天才人物是“先知先觉”，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先验论货色。
毛主席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确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主席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天才条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践条件，脱离历史和实践条件限制的“先知先觉”是根本不存在的。

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只能产生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现时代。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而毛主席在半个世纪以来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无比丰富的新经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人类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同样，人类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人们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它们包含绝对真理的因素，但不等于绝对真理。
什么是绝对真理？
毛主席有一个简明的定义：绝对真理就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
既然“无数”，当然是数不完的，也就是认识不完的，因此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绝对真理，不可能享有科学上的绝对权威。
杜林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绝对权威样子，吹嘘他的一套是什么“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吹嘘他的思想排除了“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
恩格斯痛驳了这种谬论，指出：任何个人的认识，都是受主观和客观各种条件限制的，因此都不能具有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意义。
所谓“没有谬误”，的天才，穷尽了绝对真理的超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人类是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从这一点来说，只有无穷发展的人类认识过程本身才是具有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意义的。

刘少奇一类骗子是不断变换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起初他们是把马列主义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
在这一手失败以后，他们又转过来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还会继续发展。
毛主席的伟大，正是在于他总是站在历史的最前面，不断地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一起前进。
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凝固化，这本身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刘少奇一类骗子表面上是抬高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贬低和诬蔑毛泽东思想，表面上是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是树立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
对于他们这种恶毒阴险的手法，我们必须彻底揭穿！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离现在差不多一百年了。
杜林的名声，在当时也曾喧赫一时。
《反杜林论》一出，不过几年，杜林的著作就烟消火灭，没人理睬了。
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却成为传播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到今天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现在杜林只是作为一个反面教员才免于被人完全遗忘，人们只是通过读《反杜林论》才知道有杜林这么一个人。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历史的裁判是无情的。
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是不可能从这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他们今天依然用先验论来反对反映论，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天才、天生的救世主、没有谬误的超人，以便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但是，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他们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而只能落得一个被历史车轮辗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本报讯 某部八连党支部，从阶级教育入手，不断增强干部战士对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感情，使干部战士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八连党支部在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广泛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到农村执行任务时，有的同志往往喜欢住比较清洁安静的公房。
党支部经过分析，认为出现这些现象，主要是有的同志对贫下中农的感情有些淡薄。
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深，就不能主动积极地去接近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
因此，要提高干部战士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首先就要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毛主席教导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
党支部认为，阶级的苦水和民族的仇恨最能激发干部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也最能激发大家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所以他们每执行一项新的任务，每到一个新的地区，都首先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社会调查，到人民群众中寻访旧社会的苦情，有条件的时候还和人民群众一起忆苦思甜，一起编写家史、村史。
有一次，八连野营训练来到三道沟大队。
党支部听说门大娘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就请她忆诉在旧社会自己拖儿带女，四处逃荒要饭，身上至今还留着恶霸地主砍的刀痕的悲惨遭遇，引导大家从门大娘一家的苦情，联想到阶级苦、民族恨，用阶级的苦水激发大家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
新战士田军是从城市入伍的干部子弟，起初在向群众学习中表现不够踏实，经过一次又一次阶级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他经常到驻地生产队的畜棚，一边打扫牛粪，一边请一心为集体的老饲养员、贫农卞大爷介绍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为集体养好牛的经验。
通过向群众学习，田军的思想觉悟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进步。
他在谈到自己的前后变化时，深有感触地说：“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学习人民群众才能满腔热忱。”
八连党支部在狠抓阶级教育的过程中，还引导干部战士坚持用对比的方法，从阶级立场、工作态度、政治觉悟等方面找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差距。
这样，每比一次，就受到一次触动，增进一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自觉件提高一步。
例如，当连队到白洋淀执行生产任务时，他们亲眼看到这里的人民群众继承抗日战争时期老雁翎队的光荣传统，经常苦练水上杀敌本领的情景，就针对连队个别同志一搞生产就放松战备的问题，和驻地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忆比”活动。
白洋淀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深深地教育了八连的干部战士，促进了连队战备思想的提高和战备工作的落实。
由于八连的干部战士对群众的阶级感情越来越深，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
八班长侯凤勇在某农机厂支左，有一次厂里急需运输车辆，小侯就向厂革委会建议买部柴油机，改装一台运输车。
当他征求工人意见时，一个老工人却说：“咱厂现有的潜力大得很，能修旧的就不要买新的了。”
后来，革委会采纳了这位工人的意见，组成修理小组，很快修出了一台放置多年的破旧柴油机，改装出一辆运输车。
这件事对侯凤勇教育很大。
以后，他回到连队当了文书，仍不忘工人同志对自己的教育，从来不浪费一张纸，一滴墨水，一点浆糊，被同志们誉为“红管家”。

毛主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
八连党支部在通过阶级教育使大家增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引导干部战士用阶级分析的难点，“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深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根子。

有这么一件事对他们深有启发。
一班战士在支农时住在老贫农张大娘家里，他们看到张大娘每天做饭时，总要从瓢里抓出一把米放在一个瓦缸里。
开始有的同志只是以为大娘“会过日子”，就学习她精打细算的精神。
可是不久，他们在和大娘交谈中，才知道大娘每顿节约一把米，并不单是家庭生活上的精打细算，而是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指示，在平时节约出“战备粮”，到战时支援前线。
知道了张大娘的先进事迹，一班同志就和张大娘一起忆苦思甜，深入学习她时刻不忘过去，不忘继续革命的好思想。

这件事给大家介绍以后，对全连同志震动很大。
他们对照张大娘的先进思想，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教导，大家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群众落后论”，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的压迫最深重，对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最珍惜，因此他们的革命性强。
通过这次学习和批判，进一步增强了干部战士学习人民群众的自觉性。
大家说：人民群众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

西昌军分区会理县中队指战员，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经常深入农村，虚心向群众学习，热情为贫下中农服务，深受贫下中农的爱戴。
图为战士为贫农老大娘挑水。
本报通讯员 摄

作者：廖军新
栏目：干部战士论坛

目前，全军各部队正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迅速掀起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高度自觉，来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要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进一步解决思想感情问题，引导干部战士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向群众学习。

感情问题，反映着一定的阶级立场。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不同阶级的军队，对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感情。
自古以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军队，都以欺压人民为能事，在他们的眼中，人民群众不过是一群可以任意宰割的奴隶。
与此相反，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一向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我军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忠于人民，热爱人民，学习人民，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并肩战斗，结下了鱼水深情。
这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团结，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光辉体现。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我们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一个根本条件，也是我们在向人民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看到，同样到群众中去，同样向群众学习，有的同志收获较大，有的同志收获不大，这里边就有一个对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深不深的问题。
实践证明，只有确立了爱人民所爱、恨人民所恨的思想感情，向人民群众学习才会有虚心诚恳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学得进，学得真。

要解决思想感情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加强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
这样，我们就能在长期的深入群众、学习群众的实践中，更好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使群众的思想感情深入到我们的脑筋中来。

向群众学习，就要经常用群众的长处照自己的短处

去年春天，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路线教育问题。
会上，唐天玺和县委副书记刘志鲁分别做了动员报告。
唐天玺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刘志鲁只讲了不到一个小时。
在讨论时，同志们反映，刘副书记结合实际紧，讲得解渴；
唐书记的发言不好理解，打的是“隔山炮”。

群众的反映触动了唐天玺。
为什么费了不少力气准备的发言稿，动员的效果却不理想呢？
唐天玺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回忆了会前的准备情况：为了开好会，他和县委副书记刘志鲁同志都利用两天时间进行了准备。
在这两天里，他是在家里翻报纸，找材料，列提纲，准备发言稿；
而刘副书记却跑了五、六个生产队，找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这一对比，使唐天玺找到了差距。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刘副书记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自己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唐天玺从刘志鲁的长处中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脑子清醒了许多。
他暗下决心，要把刘志鲁联系群众、善于调查研究的长处学过来。
前一个时期，有个生产大队干部之间、群众之间出现了不团结现象。
有的同志对他说，这个大队闹不团结，主要是由于宗派纠纷引起的，而根子是领导班子问题，应该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来抓好团结。
唐天玺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教导，学习刘志鲁同志的做法，迈开双脚，来到这个大队，多次找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倾听意见，寻根求源。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大队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暗中破坏，而有的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观念不强。
针对这种情况，他和大队革委会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很快提高了干部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使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紧密地团结了起来。

向群众学习，就要有真心实意的态度

去年三、四月份，有的社员反映，现在的白薯育秧法费柴费煤。
听到这个反映，唐天玺也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听说温仁大队正在试验一种新的马粪育秧法，节柴节煤，效果好，他便和常委王树华同志来到这个大队了解和学习他们的经验，准备在全县推广。
到这个大队后，贫下中农对王树华实实在在，有啥说啥，有的给他反映生产情况，有的和他拉家常，好比一家人。
对唐天玺却很“客气”。
他让大家介绍白薯育秧的经验，大家都客气地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书记来了多给指导指导。”
一个“实在”，一个“客气”，使唐天玺想起了一件件往事。
去年，他也曾和王树华到这个大队进行调查研究。
到大队后，唐天玺召集了几个队干部开座谈会，而老王却扛起锄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去了。
他和贫下中农劳动在一起，心贴在一起，边劳动，边征求贫下中农意见，把要调查的问题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次唐天玺也了解了些情况，但只是个大概，所以对问题还是心中无底。
一起去搞调查研究，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
这使唐天玺明白了一个道理：向群众学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老王不但“身人”了群众，而且也“心人”了群众，他向群众请教真心实意，群众对他就实实在在。
自己的收获不大，就是没有真正地放下架子，人虽然到了群众中，心却和群众隔着一堵墙，老贫农的“客气”，正反映了自己身上的“官气”。

唐天玺找到了和王树华的差距，明白了群众对自己“客气”的原因，就用实际行动洗刷自己的官气，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
他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从此，他和贫下中农的感情逐渐融洽了，贫下中农主动地向他反映情况，热情地给他介绍经验。
唐天玺和贫下中农一起，试验成功了用马粪育秧的新方法，在全县推广后，既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煤和柴，又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受到群众的欢迎。

向群众学习，必须抓住根本

唐天玺“三学何桥”，得出了“向群众学习，就要学根本”的体会。

何桥公社在文化革命前是全县有名的落后单位，每年都吃返销粮。
近一二年，公社党委带领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
去年，全公社粮食产量跨《纲要》，一跃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集体。
为了学习和推广这个公社的经验，唐天玺来到这里蹲点。
他发现这个公社党委成员经常深入群众，参加集体劳动，模范带头作用比较好，就非常注意在这方面学习，并且总结了何桥公社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经验。
当他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总结的经验拿到何桥公社干部和社员中征求意见时，好多同志反映说：“唐书记总结的经验没有抓住本质。”
自己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认真总结经验，为什么没有抓住本质呢？
他又一次来到何桥，向干部和贫下中农请教，不少同志对他说：“我们何桥革命、生产形势之所以有进步，主要是路线教育抓得紧。”
群众的反映，使唐天玺豁然开朗。
事实正是这样。
在文化大革命前，何桥公社生产上不去，是因为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比较深，不少人存在着靠天吃饭，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思想，认为“何桥地薄水缺粪不足，再干也是‘花籽饼’打油——挤不出多大油水”。
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搞破坏活动。
新的公社党委成立后，狠抓路线斗争教育。
带领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大大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落后面貌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对唐天玺的启发很大：向群众学习，必须抓住根本，不离纲和线。

后来，他第三次来到这个公社，向干部，社员重点调查了解怎样抓好农村路线教育的问题，并在这方面虚心向他们学习。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总结出了“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经验。
这个经验总结出来之后，很快在全县推广。
大家一致反映：“这个经验抓住了纲和线，真是拨亮了一盏灯，照亮了一大片”。
（本报通讯员）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国总统尼克松最近向国会提出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和《预算咨文》。
尽管尼克松在咨文中说了一大堆玩弄词藻的空话，但他仍然无法掩盖美帝国主义危机重重、日益没落的处境。
同时，这两个咨文表明，美帝国主义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进行挣扎，对内加强反动统治，对外坚持侵略扩张，企图扭转其内外交困的局面。

尼克松在咨文中不得不承认，“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哀叹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一直在慢慢地恶化”，美国有“日益加剧的衰弱现象”，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罢工成了“最令人烦恼的经济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真正的意见分歧”。
尼克松说要“认真地应付”这些“挑战”，但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两个咨文，反映了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美帝国主义。

尼克松在咨文中把美国描绘成为世界上的“公正力量”、“进步力量”、“和平力量”，再一次吹嘘他要“建立一代的和平”。
但是，咨文本身就揭穿了这些动听的言词。
人们从这两个咨文中、特别是从咨文所宣布的对外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统治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仍然坚持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一，咨文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扩军计划。
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直接军事开支比上一年度增加七十八亿美元，达到七百八十三亿美元。
尼克松声称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强调要发展美国“在海上的力量”，并加强“一般任务部队”。
他说，美国所以要加紧扩军备战，是为了对付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紧急情况”，同时也因为“不能忽视别人”正在“大大扩大他们自己的武器计划”。
这表明，美帝国主义要继续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加紧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

第二，咨文宣称美国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自卫的能力”。
这就是说，要继续武装各国反动派，在印度支那大搞“越南化”、“老挝化”、“柬埔寨化”，在远东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它的侵略工具，在中东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霸占巴勒斯坦和侵略阿拉伯国家。
一句话，就是由美国出钱出枪，让各国反动派出人，继续推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尼克松主义”。

第三、咨文强调美国要“忠实履行”它的“一切条约义务”。
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为了向全世界扩张，搞了一系列的侵略性条约。
所谓“忠实履行”这些条约的“义务”，就是要继续侵犯别国的主权，霸占别国的领土，保持对许多地方的控制，扶植被人民唾弃的一小撮反动派，与各国人民为敌。

第四，咨文还声称，美国“将随时随地采取行动来保卫我们的利益，如果这种利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受到威胁的话”。
这是典型的超级大国的侵略逻辑。
所谓“保卫”美国的“利益”，显然是为美国可以随时随地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制造借口。

尼克松在咨文中说，美国在越南“得到许多教训”，但是，他又说美国既不能做得“过多”，也不能做得“过少”，如果美国“现在退出它的全部或大部国际责任”，这将是“犯了危险的错误”。
多么奇怪！
立即结束这一场不得人心的、绝望的侵略战争，怎么会是错误呢？
可见，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侵越战争的失败中得到真正的教训。
即使尼克松认为做得既不“过多”也不“过少”，美国只要坚持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战争，都必将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外扩张的同时，必然要加紧进攻本国人民。
尼克松在咨文中声称，美国人民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接受庞大的赤字预算这剂“烈性药”。
他还诬蔑一切罢工斗争是“不负责任”的，要美国人民遵守“纪律”。
这就清楚地说明，美国政府要加强对美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来维护它在国内的反动统治。

美帝国主义面临的内外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尼克松在咨文中提出的一套办法，不过是自欺欺人。
美帝国主义的急剧衰落，是同它对外疯狂地进行侵略扩张分不开的。
美国政府既然要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就必然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更猛烈的反对，使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尖锐化。
尼克松政府为了加紧扩军备战，缓和经济危机，搞了一个战后赤字最大的预算（收入二千二百零八亿美元，支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亿美元，赤字二百五十五亿美元），其结果只能加深美国的财政危机，加剧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尼克松开出许多骗人的空头支票和发出一些要制止罢工之类的威吓，都不能阻止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
美国政府实行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新经济政策”，鼓吹“更加有效地进行竞争”，结果只能继续扩大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促进其他国家联合抗美趋势。
所有这一切，必将使美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美国总统的咨文说，美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
不过，这个转折点绝不是美国统治集团所幻想的“新纪元”的开始，而是美国人民新觉醒的到来。
今天，美国国内，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正在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衰败和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 接受非洲国家的要求讨论非洲面临的紧迫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特别会议-塞拉西皇帝致词、达达赫总统讲话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纷纷要求立即制止一切残酷迫害和镇压非洲人民的行动 我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黄华等出席了会议

综合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接受非洲国家的要求，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大厦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非洲面临的紧迫问题。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毛里塔尼亚总统、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和埃塞俄比亚首相阿克利卢·哈普特·沃尔德出席了今天会议的开幕式。

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和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出席安理会特别会议副代表俞沛文，以及其他十四个常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安理会一月份主席、索马里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主持。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首先在会上致词，欢迎安理会第一次在非洲举行会议。
塞拉西皇帝在致词中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
他说，整个世界已经同非洲一起谴责和拒绝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只在非洲南部奉行的不人道的政策。
他呼吁安理会在非洲大陆面临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上从谈论转而采取行动，以免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

毛里塔尼亚总统、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达达赫接着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在讲话中阐明了非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非洲解放运动的原则立场，并要求联合国改变过去采取的决而不行的状况。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也在会上讲了话。

出席会议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梅纳西·海尔，苏丹外长曼苏尔·哈立德，毛里塔尼亚外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赞比亚外长伊利贾·穆登达，坦桑尼亚外交国务部长伊赛尔·埃利纳温加，肯尼亚外长恩乔罗吉·蒙盖，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伊斯马特·阿卜杜勒·马吉德。

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阿加·夏希也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迪亚洛·特利，一些非洲国家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外交使节和一些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非洲解放运动的代表。

在二十八日上午的开幕式和下午会议上，安理会一月份主席、索马里外交部长加利卜，赞比亚外交部长穆登达，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马吉德，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夏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赛格诺雷特先后发言。
他们在发言中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在非洲推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纷纷要求安理会迅速采取制裁措施，立即制止一切残酷迫害和镇压非洲人民的行动。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最近探望了越南人民军空军部队某部，受到这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和战士的热烈欢迎。

范文同总理向这个单位的全体干部、战士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扬年轻的空军部队英勇战斗，同北方军民一道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破坏性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范文同总理指出，越南人民在最近几年中取得的十分巨大和全面的胜利，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取得的十分重大的胜利，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越来越有利的变化。
这些胜利以及兄弟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所取得的十分巨大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越南化”计划和“尼克松主义”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并且面临彻底破产的危机。

范文同总理指出，越南人民和两个兄弟邻邦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正面临十分美好的前景。
因此，越南全国军民的任务是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三条战线上坚持和大力促进战斗，坚决夺取更大的胜利，直到取得彻底胜利，以解放南方、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

范文同总理号召人民武装力量努力提高各方面的战斗力，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主动、及时地给予敌人以猛烈的还击，坚决打败敌人的一切新的战争阴谋和行动。

这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和战士表示要坚决执行范文同总理的指示，提高警惕性和随时准备战斗，加强团结，严格执行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出色地完成一切任务，同全国军民一道实现胡主席的神圣遗嘱，为彻底战胜美国侵略强盗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一月二十八日发表文章，驳斥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五日电视讲话中散布的所谓“建立越南和平”计划的谎言。

文章说，尼克松的所谓“建立越南和平”的计划，不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吹捧的“为和平而给予的关心和努力”的顶峰，而是卑鄙无耻和伪善的顶峰。

文章指出，美帝侵略者企图通过推行这一计划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用武力所未能达到的罪恶目的。
因此，按照尼克松的狡猾的和骗人的建议，把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作为条件和把在美国侵略军驻扎在越南南方的情况下缔结协议作为条件，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这就是说，以越南南方解放力量无条件投降作为条件，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迫使越南人民屈服和在尼克松的炮口下面的危险而卑鄙的协议上签字。
这就是尼克松计划中第一条的实质。

文章说：“其他各条都是美帝侵略者向印度支那人民提出投降要求的继续。”
文章指出，按照尼克松的说法，在美国侵略军撤离之后，将为“民主选举”创造条件，因为南越“总统”阮文绍在“选举”的前一个月将提出辞职。
实际上，这一时期将便于使美帝国主义者腾出他们血腥的双手来向解除武装的越南南方的爱国和进步的解放力量进行报复，并便于巩固只有在美国刺刀庇护下才能稳住阵脚的腐朽的阮文绍傀儡集团的地位。
这不是为越南南方的自由民主的选举创造条件，而是为把符合美帝侵略者意愿的反人民的腐朽政权强加给这个国家的英雄的、爱好自由的人民而创造条件。

文章最后说：“英雄的越南人民、英勇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不怕尼克松的威胁和粗暴的武力。
没有落入圈套和受美国侵略者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和平’的狡猾阴谋和奸诈伎俩的骗。
印度支那人民用进一步加强战斗团结，用战斗直至彻底粉碎敌人和把他们抛进大海的决心和勇气来抵抗尼克松的侵略升级和骗人伎俩。
印度支那人民懂得，在战场上，把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从整个印度支那彻底地和毫无条件地驱逐出去，才能实现他们成为自己家园的真正主人的这一民族愿望。
在这一争取真正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中，印度支那人民得到他们伟大的邻国人民——中国人民的强有力的和不断的援助和支持，得到世界上一切革命的和反帝力量的支持。”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一月二十九日发表评论，指出尼克松抛出的“八点建议”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继续侵略印度支那的野心。

评论说：“尼克松关于越南的‘政策声明’，同他不久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一样，从头到尾充满了伪善和欺骗、政治诡计和威胁恫吓。
尼克松尽管把自己的声明粉饰成能够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计划’，但是，它同越南和印度支那的真正和平没有任何联系，而是再次暴露了美帝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野心。”
评论说：“尼克松在所谓通过协商结束侵越战争的‘八点建议’中，没有作出从越南全部撤出美帝侵略军的任何明确的保证，这一点就清楚地说明，美帝只是口头上叫嚷结束战争，而对成为结束这场战争先决条件的撤出其侵略军的问题却不想作出保证。”
“尼克松叫嚷的所谓‘停火’并没有保证停止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及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与此相反，而是妄图扼杀越南人民和其他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而且，尼克松公开道出了美帝国主义用武力保护和支持南越傀儡集团到底的意图。”
评论说：“正象所有事实清楚地证明的那样，美帝关于越南的‘政策声明’不是‘可能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计划’，恰恰相反，它是在‘和平’的招牌下，妄图在越南南方和印度支那维持和扩大其统治的凶恶的侵略和战争计划。”
评论说：“美帝提出的‘八点建议’，妄图使南越傀儡政权合法化，继续推行战争‘越南化’，使它在占领区的新殖民主义统治长期化，并把它变成反对印度支那和其它国家的侵略军事基地，进而继续分裂越南，阻挠越南的重新统一，蹂躏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自决权和独立。”
评论说：“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人民自己去解决，美帝国主义者必须从越南和印度支那缩回其血腥的侵略魔爪。”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电 由团长藤川夏子率领的日本齿轮座剧团，今天在沈阳首次演出大型话剧《波涛》，受到了二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沈阳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陈锡联、曾绍山、李伯秋、刘永源、杨弃、尉凤英、李道之、王从周、李治文等，观看了演出。

演出休息时，陈锡联、曾绍山、李伯秋等会见了剧团团长藤川夏子、副团长日笠世志久，随员岩田直二、事务局长藤井义昭和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齿轮座剧团到沈阳访问演出，给沈阳市人民带来了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
今晚，观众们对日本革命文艺家演出的反映日本工人阶级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大型话剧《波涛》，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日本齿轮座剧团是二十七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沈阳的。
当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举行酒会，热烈欢迎日本革命文艺工作者。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讯 国家体委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普通教育省体育部长张基浩和朝鲜足球协会秘书长崔德龙率领的朝鲜足球代表队全体成员。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及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国家体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姚晓程、赵正洪、邢仁先、辛正、柏坪、邹伯贤，以及中国足球运动员，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中朝两国人民战友情谊的宴会上，赵正洪同志和张基浩同志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赵正洪说，朝鲜足球代表队这次来中国访问，不仅给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带来了朝鲜人民和运动员的深情厚谊，而且给中国运动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他表示深信，通过这次访问，中朝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必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张基浩说，朝鲜足球运动员今天同中国战友欢聚一堂，畅叙友谊，感到非常高兴。
他借此机会向中国战友转达朝鲜人民和运动员兄弟般的问候，并且表示相信，朝中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将会通过这次访问而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