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
第2次会议
（1971年11月22日，晚间）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下面由勃列日涅夫同志发言。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这次全会——实际上就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第1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研究五年计划草案和最重大国际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讨论党的第24大所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要问题，评价在二十四大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进一步落实二十四大相关决议中的具体任务。
关于政策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说的是，我们党、所有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句话——所有苏联人民都将（二十四大）大会决议视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并以英勇而忘我的劳动作为自己的回答。
关于经济成果方面，依靠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业、交通、贸易和经济各领域党组织，我们的经济各部门均顺利完成了五年计划第1年的各项任务。
下面简单谈一下农业的情况。
众所周知，今年我们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尽如人意。
这从粮食采购计划的完成方面便可反映出来。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的主要畜产品采购（除牛奶外）增长速度均超过了预定计划。
在籽棉生产方面我们今年赢得了一个好收成。
通过客观地分析农业生产状况，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们工作得很好，即便在1971年遇到了极其困难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当然，我们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
在我们的工作中仍存在不足和失误，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所有潜力，而关于这些我们也必须指出。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在1971年已经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
今年的经济成果证明，二十四大决议所确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所有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的劳动者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
而这就是我们对在二十四大后的第1年里党的活动的实质性评价。
同志们都已经知道，各计划性机关、各加盟共和国、苏联部长会议和党中央政治局为准备我们在今天全会上即将讨论的文件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
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草案才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严整和更加讲究各方面的平衡。
所有那些在指示中只是略微提及的方面如今已补充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数据性说明。
当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还想做得更多一些，而针对各经济部门或个别州和共和国我们也想采取一些更为坚决的举措——对于地方上在这方面所表达的愿望，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我们相信，一些将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及那些将在最高苏维埃例会发言的代表都会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而所有这些建议我们将会加以认真的研究。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下情况，即一些重大的变化（暂且）仍无法添加到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中去，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
政治局认为，当前所提交的（计划性）草案已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需求情况和我们实现这些计划的可能性。
这里，我们想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如下主要内容：这些草案完整地反映了二十四大就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最重大指标和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问题所确定的目标及其发布的指令性任务。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相关决议（掌声）。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局基本同意此次所提交的会议文件草案。
而通过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将有理由认为，中央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上述评价（掌声）。
我们也相信，这些文件一定会被即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所接受。
同志们，巴伊巴科夫同志已就五年计划和1972年计划的基本情况作了报告。
因此，我这里自然也就不必重复他的发言内容及其所提到的相关数据。
当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该五年计划及其所明确的任务落实到实际。
而与此相关，我这里想提请大家注意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其一，根据二十四大相关决议，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整体和谐发展并保持发展速度的平稳。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家的计划性原则。
计划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优越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及时地完成（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这里既包括整个国家计划和平均计划，也包括我们国家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企业、工程项目和各个环节的计划在内。
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况：如今与以前任何时候一样，如果我们的某些具体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必然导致我们的许多其他经济环节陷入困境，导致我们的整个工作陷入瘫痪，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而在我们与其他兄弟国家一道实现向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转轨的过程中，不和谐的工作状态和合作供应制度的缺陷等都会对上述进程的实现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从而对我们与兄弟国家的互助关系造成危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
是的，可是即使如此，关于这些我们还必须反复地说。
须知，正是因此，我们今年有许多部委都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重要指标性任务，如采用新技术等。
在这次全会上我想指出如下事实，在过去的10个月里我们有1/6的工业企业没有完成产品销售计划，而1/4没有完成利润计划。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相当严重的结论。
在总体状况良好的背后是我们许多企业的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
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是因为其他一些工作状况好的企业掩盖了那些工作状况不好的企业。
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潜在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态年复一年地持续存在。
而由此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的许多领导已安于现状，不愿意知道这种情况，这对于一个按当今世界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经济领导干部来说，是根本无法忍受的。
显而易见的是，中央今后也应当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就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加严格地向所有领导者发出质询。
其二，我们目前的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既依据了自己所确立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考虑到了如下因素，即希望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状况将会比过去更好。
正因为此，我们首先对自己的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科技进步。
我们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在于，将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完善国民经济各环节的管理工作。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所有这些能够确保我国经济集约式增长的因素，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
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将无法完成自己的经济计划。
如果我们学不会比以前更好地工作，那么我们的计划必将变得极其繁重；如果我们学会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比原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为我们的经济未来更迅速的向前发展奠定必要的前提。
这里我们首先谈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对此我们以前就说过。
我记得，九五计划中87％的工业品增长和100％的农业增长都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正是在九五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是我们历次五年计划期间从来没有过的。
鉴于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迅速增长，我们通过了相关决议以重新为各部委和企业确定了生产增长任务。
其目的就是要让各企业、联合体和部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国家任务，从而把（增加）效益作为自身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考查和评估相应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活动）（掌声）。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即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里我就不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了，只遗憾地提一下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
目前，该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是我们的两倍。
那么，在如今已开始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如何解决劳动生产率问题呢？据相关报告，1971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将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
这很好。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而言我们197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要低于1970年，而1971年第3季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比该年度第2季度要低。
我们应当学会使用统计学知识，要尽可能经常地看一看这些统计数据，以便能够及时地得出相应的结论。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来提高工业品生产总额——远远不是所有承担了这一任务的州和共和国都能胜任。
例如，俄罗斯联邦在今年的9个月期间便有28个州没有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其中包括布良斯克和古比雪夫诸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
采取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但工业品生产增长速度低于总体水平的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等。
另外，未完成相应任务的部委企业还有：天然气、化工、机床制造和工具制造业等。
要注意到，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所承担的生产计划是被压低了的。
例如，我们1971年为工业部门制定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必须完成的总体年度任务为5.9％，但根据企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该劳动生产率总共只达到4％。
显而易见的是，各企业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充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此事关系到党所通过的生产集约化方针能否真正得以落实的问题。
生产的集约化方针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生产计划。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成社会主义宏伟计划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是当前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应成为所有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各级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应时刻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
加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基础——科技进步。
而加速科技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将会一如既往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我们打算在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专门讨论该问题。
劳动，尤其是辅助劳动的机制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尖锐问题。
虽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已说了多年，但进展相当缓慢。
让人感到忧虑的是，近年来我们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的比重每年下降速度还不到1％。
而从绝对数量来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此类工人的数量甚至还在继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有许多工人仍在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而工作环境往往又极其恶劣，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还必须关注其他一些问题。
许多部委和企业仍没有提高生产效率、改良所生产的产品和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能源、劳动和物质资源的计划。
要知道，所有上述问题均应与系统性地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一起，始终成为我们经济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和完成五年计划过程中的工作重心。
政治局在研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基本建设领域的严峻形势。
必须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在最近期限内不能在这一国民经济领域实现一个坚决转变，那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必须在基本建设方面确保我们计划的稳定。
我们所制定的五年计划安排是相当紧张的。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额外的资源，突破现有计划安排并在计划外补建这样或那样一些新的、时常还相当昂贵的配套设施，——这样的任务无疑是相当艰巨的。
如今，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即更完整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我们在五年计划期间向基本建设领域所调拨的资金。
这笔钱的数量，同志们，可是不少——共计5010亿卢布。
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由于我们在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动力设备的引进计划，从而导致一些极其重要的工业品生产任务无法完成。
其后果即使现在我们仍感觉得到。
而今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10个月期间，引进新的、主要生产基金的任务仅完成了年计划总量的45％。
要知道，主要基金和动力设备的引进——这是评价我们基本建设部门整个工作状况的主要、最终参考指数。
如下一个事实有助于同志们理解我们为何会对这方面情况如此的忧虑，即一些部委，如肉类加工、食品和轻工业等在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方面极其迟缓，而这些部委所涉及的领域都是我们人民消费品生产的基础性部门。
多数情况下上述部委都不能严格遵守自己所承担的基本建设项目计划的施工期限。
一些工程的建设进度令人无法忍受地缓慢，往往拖延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这里不值得谈这方面问题。
可是，由于这一问题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如此的尖锐，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提到它。
我这里只举两个实例。
例如，从1961年起，在赤塔开始建造一个精梳毛呢联合企业。
即使按照我们现有最宽松的建设计划来进行，该企业的建设工作最多也应在5年期限内彻底完工。
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工程至今仍在继续，并说什么只能到1972年才可能彻底结束，这就是说该工程从开始建设到彻底完工需要花费11年时间。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从1955年起开始在基洛夫建设一个皮鞋联合体。
其完工期限一直被拖延到了1972年，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不多不少整整用了18年。
同志们，请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数据和这些事实吧。
这一切绝不会使我们的中央机关，尤其是国计委以及直接负责这些工程建设的相关部委、州党委和托拉斯等感到光荣。
我上面只举了两个实例，可是遗憾的是我们此类例子还有许多。
这对我们的上层和下层领导者都不是件荣耀的事。
看来，针对类似情况已不仅仅只是采取批评和谴责的方式，而是应动用更为严厉的举措。
我们绝不应当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
每当涉及国家向居民住宅、文化生活和城市福利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建设等调拨资金的问题，我们大家常常都会振振有词地大发议论，每个人都极力想让国家向这些方面尽可能多投一些资金。
大家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政治局对此也是持完全赞成态度的。
可是，至于我们这些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大家的期望值可能都不会太高。
例如，在今年的10个月期间我们的居民住宅年计划就只完成了57％，而一些幼儿设施和学校的建设工程则根本没有完成原定计划。
我们应当把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完成大量而紧张的基本建设规划方面，必须切实动员广大工人、工程师、经济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我甚至认为应当把全党和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建设任务。
众所周知，党的二十四大高度关注农业的发展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大量而复杂的任务，并设定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
我们与你们大家一样，过去还从来没有掌握过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也从来没有像这次五年计划那样——要完成如此之多的任务。
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首先在农业领域我们必须向各苏维埃政府发放资金1286亿卢布，如果再加上我们帮助集体农庄社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建设生活住宅的76亿卢布，那么我们这次所发放的资金总量便达到1360亿卢布。
请想象一下，这是一项规模多么浩繁的工作。
仅从数字来看，就知道我们——包括上层领导者和基层领导者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将面临多么艰巨的任务。
如果我们的政治局，部长会议，农业、土壤改良和“农业机械”等相关部委，如果我们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甚至在基层的州委和区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干什么，什么时间干，谁来干，依据什么计划干，这样干是否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当今世界最新科技进步的要求，等等。
那么，我们就必然无法胜任这一任务。
因此，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不谈其他，只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将精力集中到如下方面，即党中央、部长会议、相关部委和部门以及各地方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谁将负责什么，将干什么，谁将负责建设方面的事务，物资从那里来等问题。
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自己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一整套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期望，我们向这次五年计划所作的投资将会带来自己所预期的成效。
关于提高（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搞好相关组织工作，从而彻底清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员中所存在的懒散和无纪律性等不良习惯。
同志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能忘记党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宗旨——关心人民的福利。
在起草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问题。
在将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五年计划法律草案中，我们确定了在该五年计划后续年间自己将要实施的一些重大社会举措的期限。
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整履行。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计划安排和目前政治局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疑虑。
我们相信，我们为这次五年计划所制定的那些社会举措都将会得到完整的落实（掌声）。
所有苏联人都应当知道，列宁主义的党始终都是言行一致的，始终都将关心人民的福祉——看作我们党活动的最高法律（掌声）。
在讨论会上已有许多报告人和发言者都涉及关于我们要完成任务的复杂性问题，如尽力向群众供应更多的商品，防止国家经济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等。
我与你们大家——不论是上层领导还是基层骨干，都要竭尽全力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生产出所需商品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关于住宅建设问题，我们不论是在二十四大召开以前还是在会议举行期间都讲了许多。
但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中央委员、政府和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没有理由自欺欺人。
在我们许多城市居住问题依然相当尖锐并对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情绪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花大力气增加住宅建设。
这里我就不谈相关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如引进先进的建筑方法、新的建筑结构、施工材料、寻求和节约资金等。
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劳动者们建造新房屋和新住宅。
要顺利地完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新的、复杂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的整个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改进。
现实生活和二十四大向我们提出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模式和方式。
而对此，在党的二十四大上我们已作了详细的说明。
可是，负责关于完善经营机制问题的提案的制定工作的国计委、各部委和部门等，却一直在拖延这方面的工作进度。
而对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在这次全会上指出。
这里让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党的二十四大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联合企业将必定在今后成为我们社会生产的主要经济环节。
我还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有许多发言者多么热烈地谈到这一问题，他们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实例。
可是，建设联合体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况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截至目前联合体暂且只在我们的工业中占有很小的比重。
更主要的是，当更深入地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我们都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遗憾的是，我们的多数部委时至今日手中也没有一个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条件和特点而制定的、经过深思熟虑和经济论证的、按时间阶段分步进行的联合体组织的完整计划。
由此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我们的一些部委中存在着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成分，这些人不愿意依照新方式开展工作。
而要完成我们的新任务就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不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像俗话所说的全凭碰运气。
当然，碰运气有时也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导致事情的发展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同志们，我们所有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首先取决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党的骨干、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经济部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等的工作水平，取决于这些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落实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另外，这当然也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上述这些人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工作情况及其所担任职责进行评价的根据。
总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这些数据落实到实际中。
如果需要对以上所述作一个整体性的总结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关于党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强化党的监督职能并以党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
至于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可以作如下归纳：
其一，针对所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要从始终不渝地落实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出发，而该政策的宗旨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其二，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论证，以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解决方式是不能被采用的，从而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减少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并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我们要坚定地与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良现象作斗争。
其三，严格要求各级别领导干部增强对自己职责范围内各项事务的责任心，要求其不断掌握现代领导方式、学会以高瞻远瞩的视野来解决当前问题、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的灵活性和坚定地清除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违背党和国家纪律的各类不良现象。
后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将讨论和通过我们的五年计划草案。
然后该计划将对外公布，从而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与此相关，我们也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工作。
我们必须向每一位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所有劳动者们解释清楚我们五年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具体含义和伟大之处，及其在巩固我们祖国的强大，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加强我们国家国防力量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宣传和鼓动机构和所有政治教育网络都必须以全部力量来完成上述这些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重心就在于使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彻底完成五年计划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
我们第9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有劳动者是否拥有积极性、纪律性、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及其艰苦顽强的劳动。
先进工作者的经验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源泉之一。
不论是我们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财富，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其来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
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想法，即召集全苏先进工人大会。
此类会议既可以采取各职业工人联合大会的模式，也可以按行业分类举办。
我想，此类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对我们完成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同志们！苏共二十四大对近年来我们国家所形成的广大群众政治和劳动热情普遍高涨的良好、健康形势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力借助相关组织的力量来加强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热情，以求提高我们所有工作的务实性和具体效益。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上我只是简要地就我们议事日程第1项中的主要问题谈了谈，下面请允许我继续进行我们议事日程的下一项——作关于在我们党二十四大以后苏联共产党国际活动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的国际活动情况
同志们！说起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活动情况，我想首先作如下强调，这些活动都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伟大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苏联人民和平的创造性劳动，落实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以及我们全会正在讨论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所有这一切都将确保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福利得到新的提高，进一步增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提高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和在道义上的威望。
苏共二十四大相关文件已对我们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际政策作了极其完整和明确的表述。
我们的这一对外政治纲领既得到了党的二十四大的肯定，同时也被当今许多国家称作苏联的和平纲领。
该纲领具体、务实、酷爱和平，并继续坚持为了各民族的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路线。
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纲领，并始终捍卫和忠诚于列宁的遗嘱。
该纲领得到了所有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并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
我们党和国家将该纲领视作自己对所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力量和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
我们所发出的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政府的热情响应和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不过，如果一切只是些写在书面上的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纲领也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
我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的力量就在于，其被实际运用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实践之中，而且该纲领的现实性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国际生活进程的检验。
自我们党二十四大至今已过去近8个月了。
在这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情况。
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采取不同策略，改变自己的工作重点和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也面临一些新机遇和一些新任务。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之后的国际活动相关情况。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分析世界发展状况。
因为我们在二十四大上已作了此类分析，而这一分析即使至今也没有过时。
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
在前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就当前国际问题相关情况已向中央委员们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作了一系列信息通报，因此现在我的报告也就更轻松一些。
凭借我们党在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两次大会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我们在广泛的战线上展开行动，极力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外交行动，我们政治局的所有委员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党和国家代表团还对许多国家进行了高层访问，这些国家具体包括：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朗、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摩洛哥、蒙古、法国、南斯拉夫、日本，等等。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往这些国家访问的人员具体包括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政治局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各书记等。
其中许多同志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我们与外国代表团的一系列谈判。
在一如既往地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始终与我们的盟友——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与进步的已获得解放并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保持友好的接触，与其他爱好和平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就相关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近期苏联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主要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均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业已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以后所从事的国际活动的个别问题作一阐述。
（一）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至今的几个月里，政治局继续对东南亚和近东等地区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但其在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安全方面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上述两地区的形势目前依然相当尖锐。
清除这里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局势恶化的业已成熟的战争根源，使当地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失败。
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工作的本质认识。
我们在这里开展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所有革命力量的根本利益。
下面，请允许我首先谈一下东南亚的情况。
利用各社会主义国家持续不断的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在取得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美国的军事干涉则越来越明显地陷入困境。
在巴黎谈判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团经常主动出击，提出各种揭露美国侵略计划的提案，从而时常搞得美国人很被动。
这些提案包括：越南同志还在夏季便提出的由著名的“七点”组成的纲领，与此同时该纲领也吸收了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想法。
如今，美国政府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更难再玩弄阴谋诡计了。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已开始逐渐收缩自己在越南战场的军事活动：如果说1969年03月美国在南越拥有军队54.4万人，那么如今——只有约20万人，另据华盛顿确认截至1972年秋季以前美国在越南兵力将继续缩减至5—8万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印度支那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各种迹象均表明，使用政治调解手段解决越南冲突的前提条件正越来越趋于成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幻想着仅仅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
要知道，尼克松政府即使被迫减少了自己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队数量，他也依然不会完全放弃通过军事方式解决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出现问题的打算。
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臭名昭著的所谓“越南化”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即主要由南越士兵来继续进行战争。
在极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美国不顾自己所作出的承诺，继续对其领土实施轰炸。
这表明，越南军事形势再度趋于尖锐的可能性目前依然存在。
根据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越南朋友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在军事、外交和各条政治战线上积极开展斗争。
他们对坚持斗争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他们在以该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的同时，也以此来动员人民。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就尤其显得不友好。
如果说还在前不久北京仍极力强迫越南只通过军事方式解决问题并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话，而当美国人已流露出撤出印度支那的明显迹象、以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的前景已在某种程度上渐趋明朗之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在北京宣布将邀请尼克松访问本国之后，人们才明白，北京是打算与美国人讨论“越南问题”。
中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显然证明，北京正极力利用印度支那的当前形势来加强自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
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和中国正企图以越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达成某种交易。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派遣以Н·В·波德戈尔内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项合理而重要的举措。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们代表团热情的兄弟式接待。
我们在河内举行了谈判，并与黎笋和范文同等同志举行了亲切的会谈。
这一切均表明，该国领导人正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针对中国所奉行的政策，越南同志向我们谈了自己的态度。
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时常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自己北方邻居的意见。
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让北京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充当中间调解人的角色。
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北京邀请尼克松访问的举动持怀疑态度。
正因为此，周恩来才不得不来到河内，安慰越南同志并极力使后者相信中国与美国的谈判不会损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当基辛格第2次访问中国首都时，周恩来曾致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议就印度支那问题协调双方立场。
对此，越南同志答复道，自己的立场只有一个并均已在著名的“七点意见”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至于中国人应当做的，那就是继续对上述立场提供支持。
我们在东南亚从事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依然在于继续坚持斗争，以阻止美国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
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给予越南及其英勇的武装和政治斗争全方位的援助（掌声）。
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使印度支那各民族赢得独立，并在不受到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面，请允许我谈一谈近东局势的发展情况。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东冲突一直处于久拖不决的状态。
这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以色列统治集团以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并充分而明显地利用了美国的支持。
近一段时期，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纳赛尔去世。
他死后，埃及局势趋于复杂化。
一方面，该国家领导人，更难以抵御右翼分子极力使埃及脱离进步发展道路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更难以阻止部分军人和政治激进主义者以军事方式解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的倾向。
的确，在1967年以后，埃及的军事实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由于得到我们的决定性帮助以及那些带有高度责任感的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积极参与，埃及军队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其还得到了现代的武器装备，从而可以有效地确保埃及的国防。
经过培训，埃及的多数军人都学会了使用这些最新装备，从而巩固了阿拉伯人的现有阵地。
所有这一切，以色列及其盟友不可能不有所顾忌。
不过，我们当然还不清楚，如果一旦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埃及军队及其盟军是否能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今年05月，埃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结果导致一些著名政治家——纳赛尔以前的战友退出国家领导职位。
其中许多人都是我们曾在开罗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认识的。
我们知道，这些人一直都在维护与我们国家的友谊。
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试图利用所发生的事件，来改变该国的内、外政策，鼓动对苏联的不相信感，从而达到破坏苏联阿拉伯国家友谊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举措。
其中包括派遣以Н·В·波德戈尔内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开罗。
我们在那里举行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签署了苏联和埃及友好、互助条约。
这是一份新型的文件。
此类条约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以前从没有签署过的。
苏埃条约并不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但在政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巩固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埃及国内的进步力量回击反对派和破坏后者的计划。
从这一角度来说，第2个条约的相关内容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其中写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在保证维护和继续发展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将紧密和全面地进行合作。”
在签署了上述条约后不久，我们便在莫斯科接待了来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在与之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极力达到的目标是：强化埃及领导人的反帝立场并促使该国一些具有亲美国倾向的集团保持中立。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萨达特继续执行如下路线——维护和发展纳赛尔时期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巩固苏埃友谊。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不希望看到埃及人仅凭武力方式来解决近东问题，应当向其强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意义。
因而在埃及领导人来访期间，我们便指出，通过政治途径调解阿伊冲突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
总结我们与萨达特的会谈成果，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均得到了他的理解。
萨达特表示将在各领域与苏联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反帝路线。
他还强调道，自己将对谋求政治方式解决近东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即不论在萨达特访问莫斯科期间苏埃两国所签署的联合公报中，还是在苏联代表团今年07月逗留埃及期间与埃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对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谴责。
就此事的性质而言，此类声明是所谓第3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领导人首批签署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举行上述谈判不久前苏丹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关于此次全会的与会者们都是知道的。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们促使该国背离进步路线并顺利地将其纳入反苏轨道的企图。
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容忍苏丹当局所进行的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活动。
为了改善苏联、苏丹关系和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目前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使苏丹政府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反帝斗争路线上来。
关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均已直接而坦诚地向萨达特作了说明，从而希望其能够对苏丹总统——尼迈里施加影响。
与萨达特所举行的谈判无疑有利于巩固我们两国的互信关系和加强我们的立场。
埃及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对该国给予关注，并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做出灵活的反应。
针对萨达特本人，我们仍应继续做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对其施加影响，以便其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前进。
近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能否团结一致，以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斗争。
不过，时至今日关于如何解决现有问题这些国家依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即使在实际行动上也常常是各行其是。
近期，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今年夏，成立了由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组成的联邦。
我们并不反对成立该联邦，因为其有助于联合所有阿拉伯力量以共同参与反帝斗争。
更重要的是，埃及——该地区最先进和进步的国家在这一联邦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当然，目前该联邦只采取了自己的首批举措。
至于其以后将如何发展，会采取哪些实际的行动，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们将对此给予密切的关注。
至于我们，在巩固与埃及友谊的同时，我们还将极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此举也无疑会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团结。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与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目前正与埃及并肩战斗。
我们继续拓展了与伊拉克的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改善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大影响，即使至今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并不太顺利。
现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宣称将与苏联继续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愿意在协调民族解放阵线各党派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此，众所周知，我们双方已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声明中达成了共识。
而该声明是А·Н·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出访阿尔及利亚期间，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才由双方签署的。
对西方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施加影响是我们积极参与近东危机的调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极力使自己在近东事务中发挥独占鳌头的作用，似乎自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事务的公正仲裁者，并试图给阿拉伯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解决近东冲突问题的钥匙似乎是由华盛顿掌握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图谋，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暗中破坏近东四个强国之间本已协调好的关系。
我们非常了解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阴谋诡计，因而竭力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
我们计划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对其所持立场的压力，这其中便包括我们在筹备尼克松即将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另外，我们还利用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
当前的近东形势是这样的。
虽然人们都认为，开放苏伊士运河和撤退以色列军队是和平解决整个近东冲突的第1步。
不过，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
埃及人希望，在将本国军队移至运河对岸的同时，还要使以色列军队尽可能多地撤往离运河更远的地区。
而以色列人的观点则相反，他们极力想占据离运河最近的地方，另外他们还拒绝将运河问题的解决与整个近东冲突的最终调解问题挂钩，而这一观点又是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的。
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应依据联合国1967年11月22日决议彻底解决近东冲突。
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也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同志们！近期我们还为解决世界上另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就是印度支那，这里的局势也是极其尖锐而紧张的。
关于这一地区局势的实际发展进程，同志们可能都是知道的。
因此，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
今年春季，巴基斯坦军事统治集团上层对国家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出现的广泛的人民自治运动实施了残酷的镇压。
这期间，有数万人被政府军打死，地方政府机关被解散，大量地方议会代表被关进监狱，并有近1000万东巴基斯坦居民被迫迁往印度境内寻求庇护。
由此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迫在眉睫。
苏共政治局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关系作了评估，认为其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该两国间的深刻矛盾已是由来已久，其中包括在其一系列边境地区——尤其是东巴基斯坦地区所存在的尚未解决的大量民族问题以及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议和宗教纷争。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这一地区还交织着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利益。
这些国家都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以试图加强自身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就在前不久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那么谁也说不准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不论这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无疑都将是极其残酷的，而且还会把其他一系列国家也拖进去。
鉴于以上所述的这些情况，苏共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立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
我们的目标就是防止印度战争的爆发。
从东巴基斯坦发生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起，我们便已多次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致函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我们对他说，解决目前该国内部诸多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停止镇压并确保东巴基斯坦人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
我们还对其明确说明，在针对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印度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从而使两国之间因此而发生一场战争。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复中承诺，自己也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巴方将极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不过，我们非常清楚，在巴基斯坦国内的各集团中也有不少人极力想促成该国与印度的军事冲突。
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始终保持着与印度政府的联系，并极力向其提供支持。
我们很了解印度在当今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
政治局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最大的南亚国家坚持反帝斗争立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
印度国内的形势也是相当复杂的。
虽然在近一个时期，印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在继续进行着针对政府的破坏活动，这其中便包括一些势力极力对政府施压，以促其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
鉴于国内的复杂形势，英迪拉·甘地寻求我们的建议和帮助。
我们建议其访问莫斯科。
甘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首次对我们国家进行了访问。
在与之会谈期间，我们建议甘地继续坚持维护和平的路线并表现出必要的沉着。
英迪拉·甘地向我们保证，印度政府将反对战争并极力确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
印度总理强调，今年夏季签署的印苏和平友好互助条约在这一困难时期对本国的巨大帮助。
就本质而言，该条约的初衷在于强化印度政策中的进步路线并推动印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虽然该条约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我们在爆发冲突时必须承担支持印方的责任，但巴基斯坦方面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条约的存在。
鉴于印度地区所出现的情况并不仅仅只具有区域性质，而是全球性质的，因而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达到如下目标，即促使各个国家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问题所持立场相互接近。
我们已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后者声称，自己对印、巴间爆发军事冲突不感兴趣。
我们还与铁托同志、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讨论了这方面问题。
应当说，后者实际上也基本同意我们的观点。
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印巴事件的后续进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总之一句话，我们正竭尽全力以避免在亚洲出现新的战争策源地。
然而，印度地区的形势无疑依然十分严峻。
印、巴两国均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队，并经常发生相互枪击事件。
这一切均表明，我们在以后时期仍需要倾注更大的精力以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继续滑向武装冲突的边缘。
促使那些正在进行战争或存在军事冲突的地区的局势转向正常化，这当然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
但与此同时，政治局仍希望向中央全会报告的是，我们目前对整个东部以及所有亚洲国家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我们很清楚如下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和中国等在当今国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家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仍将会不断地增长。
在亚洲大陆上生活着人类一半多的人口，但亚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而且在其中很多地区形势依然相当紧张。
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积极地展开活动，以谋求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军事冲突策源地。
这一切，尤其是在那些直接距离我们祖国边境不远的地区所发生的此类事件，无疑会使我们备感忧虑。
因此，亚洲问题在我们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
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改善与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帮助亚洲革命力量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扶持那些对我们国家持友好态度的力量的壮大。
我们已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阿富汗、伊朗和叙利亚。
正如我前面已指出，我们正顺利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而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而要解决它们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局认为，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侧重点之一，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
就经济实力而言，我们的这个邻国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第2位，其在军事方面的潜在实力也是相当巨大的。
该国对亚洲所执行的政策明显具有经济扩张的性质，因而必然会引起亚洲其他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的担忧。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签署了军事条约，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势力极力试图在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妥协；而北京领导人当然也明显不拒绝谋求这样一种可能性——与日本达成某种勾结（协议）。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政治局决定把发展苏日关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我们极力寻求各种途径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与该国建立长期的互惠经济关系。
为此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与日本的经济贸易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近几年我们两国的贸易增长尤其迅速。
如今，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大型贸易项目，以便扩大对日本的石油、森林和其他物资的供应。
而日本方面也将向我们提供一些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自然资料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当然，确保促进我们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不过，要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
其中，首先便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所形成的军事政治关系，其次便是日本人不断向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领土问题。
在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
我们认为，近期派遣葛罗米柯同志出访日本是一项合理的举措，而后者也已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邀请。
在研究苏联与个别亚洲国家关系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制定一些更宏大的计划，而这些计划的落实势必从根本上改善整个亚洲大陆的形势。
例如，还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我们党便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想法。
而如今我们对实现这一思想的兴趣更加强烈。
当然，要实际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因为还从来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先例。
但关键在于，我们要使这种亚洲集体安全的思想工作起来，并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利益。
（二）
同志们！我们近期所研究的那些对外政策问题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现在和未来以及欧洲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局所坚持的战略路线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和平，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
这一路线要求我们完成在战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根本性任务，即巩固战争所遗留下的那些有利于苏联人民和所有革命力量的社会、政治成果。
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确保各欧洲国家的现存边界不可更改，解决与现存两个德意志国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国际社会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前，上述任务一直是我们政治局的工作重心。
而如今，我们仍将继续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赢得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成为了我们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鉴于这些谈判的重大意义，我下面将就这些问题谈得更详细些。
战后数年间，围绕西柏林问题曾多次发生严重而复杂的事件，而每次发生此类事件我们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因为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美国、联邦德国、英法等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西方列强对此势在必得。
他们利用西柏林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实现自己的破坏目的。
为了使欧洲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在西柏林做了大量挑拨离间的勾当，而且其所选择的发动这些罪恶勾当的时机都是对我们最不利的。
解决西柏林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样一个原因。
联邦德国政府不听从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拒绝批准与苏联和波兰签署关于共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条约。
为了清除批准该条约道路上所存在的阻碍，不使西方强国插手和决定该条约的命运，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
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对西方强国的立场施加影响，以便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
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而该协议将有效地确保苏联、民主德国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将有助于促进其他一系列欧洲问题的解决。
该协议强化了对我们很重要的一项条款，即柏林的西部地区不是联邦德国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今后也将不由联邦德国管辖，这样便彻底结束了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
双方还根据国际常规就过境交通问题达成了民主德国能够接受的协议。
民主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也得到了确认。
另外，该协议还包含有其他一些旨在确保民主德国国际法律地位的条款。
协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已能够满足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多年的需要。
如今，要落实西柏林协议，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必须就该协议所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达成共识。
我们正密切关注着这一谈判进程并极力促成谈判的成功。
当然，在这期间我们都是持全力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的。
我们注意到，在波恩没能顺利达成四方协议的问题上联邦德国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有表现并不反对向民主德国作出让步的迹象。
于是，当今年10月末在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后，我们便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关于谈判期间的策略问题。
而关于这些问题，德国朋友一直与我们进行着定期磋商。
近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以及联邦德国与西柏林议会之间的谈判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朋友们均对这些谈判今后的发展前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勃兰特政府也对谈判进程感到满意，因为对该政府而言，如果能就西柏林问题与民主德国达成共识将有助于其与内部反对派力量的斗争。
勃兰特很清楚，是否批准莫斯科条约将决定着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及其所领导的联邦德国现政府的命运。
而如今他所剩的时间已不太多，联邦议院选举即将在1973年开始。
他必须使自己所执行的对外政治路线见到实际的成果。
而要得到这样的实际成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行的。
今年夏季，勃兰特表示希望前往苏联并与我们进行非正式会谈。
我们考虑了他的这一建议，鉴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实现与是否能够同联邦德国现政府搞好关系密切相关，政治局决定满足他的这一愿望。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勃兰特在克里米亚举行的这次会谈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我们很想了解联邦德国在发展与苏联关系方面的近期和更长远计划。
其中首先便是（联邦德国政府）批准苏联和波兰与联邦德国条约的期限问题。
在提出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波恩要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那就首先必须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并承认后者的主权。
勃兰特承诺，联邦德国与苏联条约以及联邦德国与波兰条约都将在不晚于1972年春季获得批准；联邦德国政府将严格落实这些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
勃兰特表示同意，准备让自己的政府集中力量在权利完全平等、不存在任何歧视、相互尊重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促成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政府将帮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加入联合国。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承认目前欧洲形势已为召集全欧会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同意游说自己的盟友为这次会议的召开进行全面的筹备工作。
通过与勃兰特的会谈，我们了解到两国在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问题上均存在有一些共同的立场。
勃兰特赞成与苏联保持广泛而长期的合作。
他要求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必须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消除沉重的历史创伤。
而对此，我们对他说，（联邦德国政府）应当以和平共处的思想严肃对待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
勃兰特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总之，我们与勃兰特所进行的谈判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
谈判期间，我们涉及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都对今后的苏联与西德关系及其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一定意义。
我们之间所通过的文件将对欧洲，甚至其他国家的事件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文件得到了民主德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高度评价。
当然，这一成果未必会让美国和北约其他一些成员国感到满意。
法国人也带着醋意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克里米亚谈判的发展进程，因为他们担心当批准了相关条约之后联邦德国就可能成为苏联的首要合作伙伴，而法国就可能退居其次。
依据所取得的谈判成果，我们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
当然，对此我们也不能过分炫耀，这一方面是因为勃兰特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国也有一些人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不过，在此我们已为自己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国家将以斗争方式瘫痪军国主义和其他侵略势力的活动，从而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团结的立场。
我们绝不允许西德一些集团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利用当前欧洲的政治形势来从事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其团结的活动。
我们也要注意社会民主主义者政策中的反共产主义倾向。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就所有涉及联邦德国的问题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行动上的一致。
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与法国的关系，该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中唯一的一个退出了该集团军事组织的国家，并在欧洲和国际政策许多问题上都执行着一条与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的路线。
法国政府及其总统蓬皮杜本人都主动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法国一直坚持的与苏联接近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与苏联接近的路线是由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执政时开始实施，并在蓬皮杜去年访问我们国家时得到了延续。
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认为法国人的这一路线对苏联是有益的，因而我们一直积极地支持和利用它来为苏联谋取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苏联领导人访问法国是有好处的。
马尔舍同志和法共中央政治局极力说服我们接受这一邀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我们对此当然是言听计从。
我们在访问法国期间受到了该国总统及其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从而充分说明了法国人对发展与我们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们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都在相关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其中，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对我们两国今后的关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该文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该文件包含了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诸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坚持的。
这是在战后时期为了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利益，我们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共同政治纲领性文件，而此前我们还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过类似的文件。
该文件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如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坚持平等、独立，拒绝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
而当前的法国政府正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欧洲事务。
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普及上述这些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欧会议上通过相应的决议。
尤其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完全同意在欧洲范围内各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
这无疑表明，法国政府已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不可侵犯和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有边界。
这份涉及诸原则的文件还成功地包括了其他一些与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纲领内容相符合的条款。
例如，苏联与法国将继续执行缓和路线和加强欧洲安全，致力于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促进各冲突地区重建和平，消除以军事、政治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分裂局面，增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两国都将全力推动裁军问题，尤其是核裁军问题的解决。
两国还讨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协商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采取一致行动。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义务在国际实践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该文件中还包含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条款，即苏联和法国将以协商和合作的方针作为处理两国间关系的固定政策和在处理国际生活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固定因素。
类似这样的义务，不论是当年的戴高乐还是去年访问莫斯科的蓬皮杜都不曾承诺过的，而如今这项义务实际上已具有了无限期的性质。
这份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涉及了广泛的国际生活和两国双边关系问题，规定了两国相互所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并认为如今所签署的文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该文件以极其重大的意义。
苏联与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国家——法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合作关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
以上所述便是我们在巴黎签署文件所确定的苏法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蓬皮杜谈判期间——主要是在单独情况下进行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简单说几句。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全欧会议诸问题上达成了高层的共识。
法国将会继续谋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立场鲜明地迅速投入全欧会议的筹备工作，以便促成会议于1972年举行。
法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还提出了关于法国对民主德国所执行的路线问题。
蓬皮杜说，法国正等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最终谈判结果，而法国自然将不会是最后一个承认民主德国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蓬皮杜指出，法国赞成和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虽然与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
蓬皮杜表示相信，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将会被批准，并强调法国期望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谈判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与蓬皮杜坦诚而信任地讨论了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相关问题。
我们强调，任何涉及联邦德国裁军问题的讨论，苏法两国都应给予密切关注和保持高度警惕。
不论是对以前的勃兰特还是现在的蓬皮杜，我们都明确表示，苏联人民对所有与希特勒进攻我们国家有关的情况都极其敏感并将对苏联—联邦德国条约的精神和字面意义的落实情况给予密切的关注。
联邦应当拥有这样的军事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拥有核武器（掌声）。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
我们还讨论了法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蓬皮杜说，这些关系是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并不想改变它。
但在法国谋求彻底独立自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困难。
蓬皮杜说，“应缩减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应当结束美国对西欧的保护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是在战后强加给西欧的。
这里，我将不详细叙述我们就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近东和印巴冲突等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结果。
因为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基本上都与苏法声明中所反映的观点相近似。
针对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自然应当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应当考虑到该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决定了其今后政策的总体性质。
在对法国访问期间，我们尤其直观地感到，法国共产党的确是本国一支巨大的民族政治力量。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法共的存在，才使得法国人对苏联人民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发自内心地对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我们代表团抱以同情和尊敬。
我们在巴黎和马赛的大街上多次看到带有苏联标志的红旗在飘扬，不止一次见到法国劳动者以高唱国际歌的方式欢迎我们代表团，这充分反映了那里的良好政治氛围。
总体说来，巴黎谈判及其所通过的相关文件使我们拥有了新的能够对欧洲和国际形势施加影响的手段，而借此我们将达到如下目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涣散北大西洋集团、维护各国安全以及始终不渝地把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治纲领落实到实际之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一直在为已于1972年召集了的全欧安全和合作会议展开积极活动。
我们并没有把该会议看作是一次单个的活动，而是作为我们今后将要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开端。
实施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使欧洲实现真正的和平，就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以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发展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们认为，上述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我们必须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这方面已与勃兰特和蓬皮杜达成了共识。
在与他们两人的会谈中我们已事先谈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可能采取的方式问题。
我顺便在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加拿大也已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也同意举办这次会议。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为会议的筹备铺平道路。
当然，这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们协调立场。
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同时，还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今后的前景加以评估。
目前，我们正在起草相关文件草案，它们将成为我们与兄弟党以及随后的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等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要维护和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就有必要召集国家级会议，而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近期，我们更加积极地进行着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是一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
在准备全欧会议的同时，我们还预先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利于实现我们关于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建议。
即便是这一建议的提出本身，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对西方那些鼓吹依靠北约扩张武力和增加“欧洲”对北约军备的“贡献”立场的集团作了有力的回击。
针对裁减欧洲武器军备的问题，我们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和盟友的利益。
关于以什么方式来削减欧洲军备的问题，我们自然应当首先在华沙条约国范围内进行磋商。
然后，我们才可能向西方各国提出具体的提案。
裁军，即使是少量的削减，也可能只是从中欧地区开始进行象征性的武力限制，都可能对整个欧洲大陆局势的缓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紧张局势缓和的直接结果便是军费开支的下降。
欧洲裁军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其必须与联邦德国的军备削减相联系。
我们曾就此问题与勃兰特谈过，后者对此表示同意。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落实自己的对欧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志们！近期，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
因此，下面，我将谈谈关于我们对西半球一些国家所采取的举措。
政治局对智利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
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该国已走上独立、进步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对南美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应当说，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反美帝国主义立场的强化，智利当前的国内形势极其尖锐。
鉴此，该国领导人请求我们给予帮助并提出建议。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与智利共产党政治局代表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智利同志提出的问题，最终决定给予该国民族团结政府一定的援助。
我们将继续开展和加紧针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此举完全符合我们自身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我们与另一个美洲国家——美国的邻邦——加拿大的关系也取得了新进展。
你们知道，加拿大一直承受着美国垄断阶级的压力。
加拿大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目前已充分认识到与苏联发展各方面关系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要想摆脱美国而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加拿大统治集团而言，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已看到该国内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特鲁多访苏并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访问加拿大。
为了发展苏加关系，根据政治局决议，А·Н·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对该国进行了访问。
通过访问，苏联和加拿大对如下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的个别方面、裁军、印度支那局势、近东形势和印巴冲突等。
双方立场上的接近均在苏、加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特鲁多的讲话及其前不久发表的声明均反映了渥太华在自己立场上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其中都强调加拿大将执行“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
在对美国关系上，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通过其他国家——包括通过他的盟友——对美国施加压力，谴责其所执行的强制政策和滥用武力，动员世界舆论与美国政策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谋求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实际上还在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起，即在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很早以前，尼克松便已开始试探举行苏美高级会晤的可能性。
在原则上不反对举行此类会晤的同时，我们从一开始便向尼克松表示，要会谈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即我们必须有理由相信，这一会谈将会促进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美国被迫考虑了我们的上述立场。
他们参与了西柏林问题的协议活动，应当坦诚地说，其间他们甚至还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得以顺利结束。
近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美国已开始在某种程度上顾及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访问莫斯科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判断，美国统治集团已清楚地认识到，1972年05月苏美高层会谈的结果将对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尼克松本人而言，此次对苏联的访问将关系他的个人威望。
因此，他当然想以此作为自己在总统竞选中的一张王牌。
而我们也将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能够对美国当局施压的手段，以便使事情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理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兄弟党派均对我们就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问题达成协议持欢迎态度。
于是，这次会晤即便现在已开始对我们有利起来。
美国总统必须时刻关心着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
而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其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作为产生威慑性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的会谈涉及与苏联的关系之时。
即将举行的（我们）与美国总统的谈判——将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它来取得一些具体的结果，以便有益于我们国家的广泛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的利益。
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对苏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还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所举行的此类谈判期间，我们已成功签署的协议有两个：关于完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联络的措施和关于防止核战争意外爆发的举措等。
在此类敏感问题——如限制战略性武器等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
我们将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阻止美国发动一轮新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政治局详细而全面地评估了“正”和“反”两方面的各种情况，其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是苏联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问题。
而这些利益，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评估任何问题的一个固定标准。
同志们！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斗争。
我们正就全面裁军问题提出关于召集世界性会议的建议。
我们的这一建议在联合国内、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当然与此同时也置裁军的反对者们于尴尬的境地。
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关于停止细菌武器的生产和清除此类武器的储备的协定即将成功签署。
而该协定的草案正是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
以上便是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政治局和苏联政府一直在处理的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何原因促使这样一些国家，如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等摆脱“冷战”思维，转而与我们、与苏联举行谈判并进而就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相当重大的问题签署相关协议呢？究其原因，具体如下：首先，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强大实力，世界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
它们越来越难以对抗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其次，我们国家所执行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对各个国家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
如今，关于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谎言再也无法欺骗和蒙蔽任何人。
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等开始发挥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积极开展国际活动、提出和解决所有那些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对外政治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在它们中间制造不和并阻止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的这一政策是否是正确的呢？——列宁当年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
无论我们是与勃兰特会谈，与法国统治集团代表就一系列政治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还是筹备与尼克松会晤——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我们都是在利用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存在的这些契机来达到如下目标：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地位，推动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持续不断的掌声）。
（三）
同志们！在为实现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始终以该纲领中所提出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并不仅仅属于我们国家，而且属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也正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不论是涉及欧洲问题，还是涉及近东、印度支那、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始终都是与各兄弟党和国家携手并进的。
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的同时，我们尤其重视执行团结的路线，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完善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的活动机制。
随后，我们又针对那些在政策上受到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绪影响的党派开展了耐心而艰苦的工作。
最终，我们与毛主义者领导层的思想政治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在今年春、夏季节，我们党代表团分别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和德国等共产党大会。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其一便是所有这些兄弟党代表大会都是在苏共二十四大深刻而全面的积极影响下举行的。
这些会议的举行再次证明，我们党和人民的经验已成为了国际主义的共同财富。
其二，所有这些会议实际上都成为了广泛的共产党国际会议。
而且，其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团对当代一系列最为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均持极其一致的立场。
苏共代表团自然会利用参与这些会议工作的机会与各兄弟党派进行新的广泛的接触。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8次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根据我们的建议又举行了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性会谈。
这期间，我们就一系列国际问题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还是根据苏共的倡议，今年08月初各兄弟党领导人又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
我们认为必须向朋友们通报我们即将计划实施的一些主要外交举措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谈中就一系列最重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方向。
会面期间，我们对欧洲事务给予了重点关注。
在关于采取政治行动以促使与联邦德国的条约得以批准以及使该国在我们能够接受的立场上得以巩固等问题上，我们交换了意见。
我们还谈了关于法国、关于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的途径等问题。
我们再次讨论了筹备欧洲会议的各方面问题。
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关于尼克松即将对中国的访问，近东和印度支那局势等。
与会者们完全同意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原则性评价和所采取的相应实际立场。
克里米亚会谈的成果是巨大的。
这些成果再次证明，各党派领导人集体会谈是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多边政治合作模式。
同志们无疑注意到罗马尼亚代表没有出席克里米亚会谈。
这不是偶然的。
应当说，各兄弟党派从罗马尼亚领导人所执行的路线中得出的结论是，该党领导人的路线除了自身政治策略的需要外，还与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
甚至还在克里米亚会谈举行不久以前，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无原则性便在Н·齐奥赛斯库对北京的访问中充分表现出来。
由此，我们政治局和朋友们便形成了如下统一的意见——不邀请罗马尼亚人参加克里米亚会谈。
不过，各兄弟党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这样一种做法，即针对罗马尼亚人我们应当继续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其中当然包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会谈方式在内——对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和实际政策施加影响。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我们在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
今年07月，经互会第25次例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一揽子计划。
目前，我们正在具体落实这一计划。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
一体化无疑是符合苏联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同时也将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结的有力手段。
正是由于一体化符合了我们现在和今后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党要对所有与落实这一重大任务相关的国家和经济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当然也不会忽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兄弟党派的双边关系。
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认真研究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特殊问题。
我们会思考这些问题正在或即将对我们与相应国家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处理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志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帮助捷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克服党内秩序方面所明显存在的危机；而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我们主要侧重解决经济问题，以期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效率。
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首要问题都是在外交方面，而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还向我们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
你们都知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8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乌布利希同志健康方面的原因，该党领导人发生了变化。
而对此，乌布利希同志和昂纳克曾与我们商量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政治局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性和加强该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模式。
波兰朋友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针对那些在各种问题的立场上与我们有别的国家，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
与此相关，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关于我们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最近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些年来苏南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对西方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斯拉夫国内的右倾主义者希望该国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极力夸大这样的传闻，即似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面临遭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兄弟国家“干涉”和“入侵”的危险。
为达此目的，他们借助了臆想的所谓“主权有限”理论，各种关于华沙条约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敌视性宣传以及关于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央”等投机性说法。
于是，这些造谣中伤式的言论开始大量地充斥南斯拉夫的各种宣传媒介。
鉴于这种情况并考虑到有必要直接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施加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接受铁托的邀请并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贝尔格莱德。
访问的结果表明，政治局的上述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很难期望仅凭这一访问便会使南联盟领导人的立场立刻发生急剧的转变，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政策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波折。
但通过这次访问期间我们与铁托同志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举行的坦诚、甚至是激烈的会谈，毕竟使我们有机会向南斯拉夫同志表述了苏共的原则性立场，充分揭露了该国流行的那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挑拨离间式言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发表的言论使广大民众有机会了解苏南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情感。
而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即南斯拉夫劳动者也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
通过在南斯拉夫所举行的谈判，我们也确认了自己所得到的如下信息，即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一南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并非都持同一立场。
部分领导人——如铁托同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卡德尔在内，都对南—苏关系的现状感到忧虑。
他们均以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评价由于“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南联盟威望和领导作用的下降等情况，并试图寻找某种——在我们看来并非十分有效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目前的现状。
还有一些人，试图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并促使其与西方接近。
他们破坏国家和南联盟的团结和统一，强化市场经济原则。
目前，我们仍难以明确判断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正尽一切力量，加强那些持拥护与我们进一步接近立场的人士在该国领导层中的地位。
而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苏联和南斯拉夫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声明的内容，贝尔格莱德曾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辩论。
最终，我们所有的原则性评价均被纳入了该声明。
在强化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中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该文件还强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是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围绕不结盟政策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南斯拉夫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极其模糊，同时也没有以阶级斗争标准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尺度。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借用这一说法，而对于其中内涵，苏联只是支持该政策中那些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内容。
在我们代表团的坚持下，苏—南联合声明反映了马列主义对在不同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理解，并强调不允许这些方式之间相互发生抵触。
总之，我们认为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成功的。
它有助于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阻碍，并为发展这些关系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
同志们，在评价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前景之时，我们应当从整个巴尔干的总体形势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人和毛主义者们在该地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及其通过幕后交易导致巴尔干国家分裂，从而损害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企图。
虽然，铁托也向我们作了十分坚定的保证，即南斯拉夫永远都不会参加这样的（以反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联盟。
但即使这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关注巴尔干局势的进展情况。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们与古巴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近期古巴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与我们对该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今，该国领导人已经能够更加成熟地面对许多问题。
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与毛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其立场实际上已与我们一致了。
古巴领导人高度评价我们党的外交政策，而在近两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访问智利期间的讲话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与古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和建议古巴领导人循序渐进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成功地发展古巴的国民经济。
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尖锐，是因为古巴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极其沉重。
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计划。
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混乱，货币供给方面虽然能够保证，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生产率低下。
民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都要凭票证分配，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每当与古巴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和谈判，我们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古巴以及苏古双方政府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们都会反复提请古巴领导人关注上述这些问题。
政治局还采取了如下不同寻常的举措：我们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发了一封信，其中内容是以巴伊巴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所作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对古巴经济情况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改善古巴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
前不久，应政治局的委托，А·Н·柯西金同志也访问了古巴，并与该国领导人讨论了苏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问题。
最近，为了继续进行与苏联的谈判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即将访苏。
而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访苏事宜我们也已达成协议。
可能，其对苏联的访问将于明年5—6月份进行。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与古巴领导人就如何解决古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尖锐且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同志们！目前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对外政治问题是政治局始终关注的，那就是中国问题。
就苏中关系本身而言，近期除了两国贸易方面略有起色之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坚持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的同时，我们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巨大的努力。
至于中国人，他们也以共同郑重声明的方式表示打算保持和发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
但是，每当涉及要讨论具体的建设性问题时，中国代表往往都会拒绝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这时已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这些问题既包括从整体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两国边境问题的谈判事宜，后者已持续了两年多了，但至今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他们极力扩展自己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正积极地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政治地位、甚至领导地位。
在针对发达国家的态度上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其高潮便是中美两国就尼克松访问中国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在公开讲话中和给我们的致函中均宣称，其（对中国）的访问不会被用来对付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
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访问莫斯科对自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是很懂得政治游戏规则的，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完全排除中国和美国在我们背后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与北京和华盛顿直接外交关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就在这届例会上中国已被正式接受为联合国成员。
在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之后，中国将可能对该组织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力。
而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起，苏联便曾积极地要求联合国接受中国为正式成员并从那里驱逐蒋介石分子。
不论苏中关系如何，我们的这一原则性立场都是始终不曾改变的。
但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另一个方面并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毛主义者们的外交政治路线在策略方面如何经历波动和转折，但其坚持反苏和追求大国主义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
在密切关注毛主义者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同时，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对其与世界形势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在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并在欧洲、在与印度、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执行积极的爱好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将以此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抗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反苏路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预测，即中国积极地、拥有完整权利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包括参加联合国在内，将有利于促使中国人以更加健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与中国代表进行合作。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仍存在着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即中国人正极力促使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巩固与“第3世界”代表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统一行动。
总之，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消除由于中国人的活动所导致的一切消极因素，并对他们可能发动的新的、旨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予以回击。
很显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部将发生什么事。
至于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暂且还不能看得很清楚。
北京正仔细地掩盖着这些事件的原因和本质，虽然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已初露端倪。
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荡之后，近期中国国内形势正逐渐趋于稳定。
但大约从今年09月起，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中国统治上层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危机。
这场危机的深刻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即于1969年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25人，而如今已有一半多人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林彪已被解职，而根据另一些资料——林已被击毙。
在秘密会议上当局正在向广大干部和民众解释，林彪——中共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1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是一个“叛徒”，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叛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而正是关于此人，就在两年半以前所通过的中共党章中还这样写道，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正是在这份文件中林彪被称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其事业的接班人，即实际上已被宣布为毛泽东的继承人。
如果的确是毛要求立即罢免自己的“战友和接班人”的，那么这就充分说明了北京肮脏的幕后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把中国领导人中出现的新一轮冲突的原因仅仅看作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也有不少根据认为，中央斗争反映了北京政策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高级领导人的调整将会给北京的政策带来那些具体的变化。
虽然从官方层面来看，北京依然坚持中共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
中国国内的形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内部斗争和反苏运动仍在继续，好战的军事歇斯底里仍在不断升温。
关于针对中国的政策和宣传问题，我们都会定期地在不同水平上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协商，以便协调各自的行动。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据说，毛泽东及其亲信对苏联政治家、学者、报刊和其他共产主义党派就毛泽东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忧虑。
这些批判性言论在对世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内产生了影响，从而有助于那里的各种力量了解毛主义者所坚持理论及其实践的没有说服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性。
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更加具有进攻性地展开这项工作。
而这方面工作，当然主要是由我们驻各个国家的使馆来负责。
在针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路线。
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揭露毛主义者的反苏政策，及其反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本质，针对北京对苏联民族利益、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蓄意侵犯给予应有的回击。
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来阻止其旨在损害我们利益的任何企图。
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苏中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路线。
针对北京的反苏活动，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积极政策，以确保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进一步团结（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当前解放运动的强大支柱。
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继续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一切，我们认为都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掌声）。
（四）
同志们！在制定和落实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同时，苏共中央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
这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立场，因而也受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的称赞。
正因为此，他们与我们一道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其中一些党派已明显具有了对本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能够完全地与苏共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保持一致。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党派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已变得日益强烈。
共产党员们对苏共所开展的“世界性进攻”的阶级性问题作了正确的评价。
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及其随后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西方一些统治集团承认直接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反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势力的重大打击。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开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正好符合那些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的民族利益。
因此，共产党人们公开宣布，苏共的积极外交政策帮助各共产主义党派加强了自身的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我们致力于执行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
在理论活动方面，苏共与各兄弟党派代表进行坦诚的会谈，其间以党的工作方式率直地指出其工作中的优点和错误，帮助那些坚定捍卫马列主义、始终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现象作斗争的党派加强自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现实生活已在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曾导致我们与那些反对我们行动的党派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过去3个年头了。
历史已经对谁对谁错给出了答案。
一些党派正式撤消了自己的错误决议。
但也有一些党派，在知道争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但对事情的实际进程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且会对自己本身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只是偶尔地提及自己以前所发表的声明。
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与1968年，甚至1969年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捷共第14次党代会的态度已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出席此次大会的68个党派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均高度评价联盟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式帮助，并表示支持捷共现任领导层（掌声）。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我们党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今，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的情况下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如果当时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放任自流并任其走向另一方向，那么如今我们就不可能在欧洲局势的缓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取得那些我在这次全会上所提到的良好的成绩。
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良好成绩已充分地证明了一切（持续不断的掌声）。
在过去的半年间，在落实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的同时，政治局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其主要目的包括：与各兄弟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达成一致，始终不渝地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力量提供支持。
今年07月，我们在莫斯科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的意义已超越了我们两党关系的范畴。
双方代表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并从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做了研究。
苏共和法共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
今年09月初，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鲁伊兹·隆哥举行了会谈。
由于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组织之一目前正面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正是从解决这些任务的角度出发，在与隆哥同志会谈期间我们着重讨论了意共与苏共的关系，苏联和意大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意共的一些立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应当说，我们政治局已不止一次提醒意共领导人关注自身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
我们这样做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该党内部仍继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并时常公开表现出来。
尤其危险的是，目前该党还表现出谋求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并拒绝从根本上对中共路线进行批判。
我们对此绝不能置若罔闻，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我们将继续针对意大利同志开展耐心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对加强西德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寄予厚望。
我们与西德共产党领导人也建立了兄弟式的互信关系。
今年夏，苏共中央将举行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
根据后者的请求，我们将就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次大会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的共产党就将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德国共产党。
到那时，以前处于非法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们也就实际上成为了该统一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应当说，我们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宫本同志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之间曾举行了长期而艰难的谈判。
就在前不久，我们与该党的关系曾几乎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最初该党领导人一直坚持亲中国、反苏和民族主义立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党关系形成了许多隔阂。
不过，如今我们已有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如今，拥有30万党员的日本共产党已开始积极地反对北京的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日本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试图在大国主义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勾结的做法。
我们认为，不论是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还是发展与日本另一个巨大工人党——社会党的关系，都将是我们对该国政治形势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述会谈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还在莫斯科会见了葡萄牙、英国、芬兰、叙利亚、黎巴嫩、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们首先会见了智利的执政党之一，以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同志为首的智利社会党代表团。
根据中央所制定的总路线，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先后来苏联访问的共有60多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有20个代表团前往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
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中许多人都知道的，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作。
要知道，每一个被中央派往国外的代表团以及那些根据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或州委等负责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肩负着中央所赋予的一定的任务。
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我们党针对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制定的相关政策的积极实现者和参与者。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在与各种背离马列主义原则倾向作斗争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党派做得不够坚定，不够彻底。
在个别党派中修正主义者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共产党组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经常会背离正确的路线。
因此，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彻底赢得马列主义原则的胜利，我们还必须继续坚持毫不松懈的斗争。
在这方面苏共一直都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对此我们也从没有拒绝的打算（掌声）。
你们都记得，关于克里米亚会谈的联合公报曾再次强调了1969年国际会议的思想和结论的意义。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次国际会议所提出的思想及其结论，将有助于将苏共的外交努力与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为了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近期国际工会运动已在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目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已与没有加入世界工联的一些工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
在经历了1949年的分裂之后，前不久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者们约定开始筹备全欧工会组织大会。
而我们则打算利用这次大会来建立一个全欧工会组织。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不久，我们便针对社会民主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其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斗争。
我们对这方面工作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随后，根据中央所制定的路线依照工作程序我们又与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举行了会谈。
而在当前有利条件下，这些接触表明，我们比以前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社会民主人士施加影响。
当然，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必要性，即我们仍必须坚定地与社会民主党派右翼领袖政策中的反共和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总而言之，同志们，过去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渝坚持的是一条灵活、坚定、讲原则，在哪里都行得通的路线（掌声）。
同志们，以上所述便是二十四大以后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所从事的国际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内容。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旨在解决对外政策中最重要和业已成熟的问题的正确路线。
党的二十四大发出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来争取和平，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促进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经验也说明，要赢得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的团结，同时也要沉着、有灵活性和讲究策略，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等方面的特点。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党的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决议真正落实到实际中去。
大家当然也很清楚，我们的事业并不容易和轻松。
例如，英国保守政府便完全坚持反苏立场，而北京统治者目前所坚持的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破坏我们前不久通过采取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其中包括使用各种挑拨离间式的卑鄙手段和在报刊上的大肆诬蔑。
我们也知道，还有大量的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势力正在反对批准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完全不赞成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中一些最反动的亲美集团正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其中包括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来重新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要实现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那些目标，我们就需要继续坚持不懈地、顽强地与各种侵略、反动和反苏势力作斗争。
我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并相信自己一定会最终赢得胜利（掌声）。
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
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实呢？不久前苏联和我们党所采取的外交举措而赢得的胜利——这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英国托利党徒们反苏冒险事业的破产及其目前在欧洲实际所面临的孤立地位——这也是事实。
而在联邦德国现实主义力量的影响力也无疑是在不断地增长着。
最后，中国统治集团，自从走上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时候开始，尖锐的内部斗争便使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对于反苏分子们来说，当前形势明显是不利于他们的，而我们国家所制定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却越来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和拥护（掌声）。
同志们，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把我们业已开始实施的那些举措继续进行到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包括目前我们与这样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关系，如南斯拉夫、法国、印度、各阿拉伯国家、联邦德国、加拿大，等等。
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发展那些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新机遇。
政治局相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党的各级机关、负责国际事务的各部门、外交部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负责发展与外国关系的其他部委、部门和社会组织都会积极地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对外政治任务如下：
——继续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开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积极阻止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和阿拉伯东部各民族的侵略活动，防止印巴军事冲突；
——使我们与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得以批准，使联合国接受民主德国为成员国；
——确保西柏林协议顺利发挥效力；
——展开全欧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并促使其尽可能在1972年召开；
——与各兄弟党协商上述举措，并在欧洲裁军问题采取共同立场。
为达此目的，可能需要尽快召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或社会主义阵营诸国领导人会议；
——继续展开积极工作，以确保那些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顺利签署该条约；
——为与尼克松的会谈作好各方面准备，以便最大限度地“促使”这次会晤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我们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利益；
——为在远东和整个亚洲进一步展开活动制定相应计划，其中包括积极促进与日本的关系，因为这对当前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在近期与各兄弟党派就当前最迫切问题进行讨论，以应对中共的分裂路线和协调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宣传活动；
——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尤其需要强化苏共及其队伍的理论和思想工作。
同志们！虽然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但我们仍有理由满意地指出，我们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必将取得成功。
由于“冷战”的寒风早在10年以前便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肆虐，两个主要的军事政治集团狂热地为相互之间的直接对抗而积极准备，从而导致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重大国际任务，确保苏联人民拥有稳固的、牢不可破的和平，保障各个国家的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当今世界的整个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均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在各条战线上推进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同志们，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情况。
也正是关于这些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本次中央全会作出报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刚才我们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就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国际活动情况所作的报告。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明天早上才可能对该报告进行讨论。
而现在，我们建议就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问题通过一个已经中央全会讨论过的决议。
同志们，有人对这一程序持不同意见吗？
没有。
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将送交你们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内容。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
赞成1971—1975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和1972年苏联国家预算基本草案，并同意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审议。”
这就是关于第1个问题的决议草案。
有人有意见吗？没有。
那么，同意中央全会这一决议的人请举手。
请放下手。
有人有异议吗？
有人弃权吗？没有。
决议一致通过。
那么，现在宣布休会，直到明天早上10点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