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一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时，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亲切握手，对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表示热烈欢迎。
毛主席还同鲁巴伊主席和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以及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是：外交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兹，工程和交通部长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农业和土改部长穆罕默德·苏莱曼·纳赛尔，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尼斯·哈桑·叶海亚，民族阵线总指挥部成员阿里·萨勒·奥巴德穆克比尔和南也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哈马姆。
会见时，贵宾们向毛主席热烈鼓掌。

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和比兹外长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国防部副部长粟裕。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宫达非、李强奋在场。

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
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主席对来自阿拉伯反帝战线的苏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对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亲切握手，并且一起照了像。
代表团成员有：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国家指导部长奥马尔·哈格·穆萨，住房部长穆巴拉克·奥斯曼·塞纳达，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穆阿维亚·易卜拉欣，外交部次长阿卜杜拉·哈桑，苏丹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瓦哈卜·宰因·阿卜丁。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哈立德·哈桑·阿巴斯部长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何英、杨守正、韩叙在场。

毛主席和尼迈里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二日讯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今天同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继续举行了会谈。

会谈以后，尼迈里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这两个协定，是在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双方经过亲切友好的会谈，商定签订的。

版面：头版

尼迈里主席等贵宾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周纯麟、高志荣、赵林根、刘文学、姬应伍等，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苏丹贵宾在上海期间，参观访问了上海郊区马陆人民公社和嘉定县化肥厂，受到社员群众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陪同尼迈里主席等苏丹贵宾去上海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西亚非洲司负责人何英、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和我国驻苏丹大使杨守正，今天同机回到北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粟裕副部长参加了会见。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姬鹏飞副部长参加了会见。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今天同上海市民兵组织的代表以及农业和城市建设部门的代表，进行了座谈。

来自上海工厂企业、郊区人民公社的民兵代表向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介绍了他们一面生产、一面训练，实行劳武结合、全民皆兵的情况。
南也门贵宾们还向农业和城市建设部门的代表详细地了解了上海郊区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以及上海城市改造和建设的情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和陪同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前来上海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外交部西亚非洲司负责人宫达非、我国驻南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强奋，也参加了座谈。

本报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广州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某团党委，针对基层干部成员新、变化大的情况，十分重视帮助基层干部学习和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使他们成为忠实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领导骨干，保证了两个“决议”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加速了连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全团四好连队的质量不断提高。

这个团的党委对培养基层干部的工作一直抓得比较紧，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往往由于就事论事多，从根本上帮得少，所以影响了效果。
究竟怎样更好地培养基层干部？
团党委从常委吴忠令帮助八连改变后进面貌的实践中得到启发。
八连是个八年没有评上四好的连队，吴忠令去到那里后，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八连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有的干部抓两个“决议”在连队落实不够，工作上往往是分兵把口各管一面，因而影响了连队的建设。
针对这个问题，吴忠令首先引导干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两个“决议”，回忆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史，开展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找出连队落实两个“决议”的薄弱环节，使大家加深了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的理解，明确了创造四好连队的方向。
在团党委的帮助下，连队干部齐心协力抓根本，全连上下拧成一股绳，认真贯彻执行两个“决议”，去年总评八连第一次跃入了四好行列。

党委从吴忠令同志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两个“决议”不仅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培养基层干部的根本依据。
从此，党委把用两个“决议”武装基层干部当作加强连队建设的大事来抓，把帮助连队干部落实两个“决议”的过程，当作帮助基层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五连前年丢了四好，新到职的指导员李冠声感到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对带领连队创四好的信心不足。
团党委经过调查，发现李冠声的这种活思想，在一部分新任职的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于是他们就立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重温两个“决议”，帮助新干部忆苦思甜、斗私批修。
李冠声回想起旧社会自己家的悲惨遭遇；
想起了无数革命老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
再对照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政治指导员的要求，认识到自己在困难面前有畏难情绪，是“私”字在作怪，是继续革命觉悟不高的表现。
他表示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勇挑重担，坚决按照两个“决议”指引的方向，把连队建设好。
学习班结束后，他立即把背包搬到班排，依靠骨干，发动群众，狠抓两个“决议”的落实，带领全连又跨进了四好连队的行列。

团党委在实践中体会到，要帮助基层干部学会抓根本，按两个“决议”的精神建设连队，不但要帮助他们从书本上去学，更重要的是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学。
去年底，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部队有很多代职的新干部，当时正搞四好总评，许多工作要靠基层干部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放手让新干部大胆去闯？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的教导，党委大胆放手让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去学习和运用两个“决议”。
在实践的过程中，党委及时指方向，出点子，正确引导他们，有了成绩，积极鼓励他们；
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热情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利再战，使他们在毛主席指引的建军道路上，越闯方向越明，越闯劲头越足。

这个团的党委在培养基层干部的过程中，还特别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带动连队干部，处处给基层干部做落实两个“决议”的好样子。
他们发现基层干部在落实两个“决议”中的问题，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觉做落实两个“决议”的带头人。

去年，部队由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转入国防施工，在新的任务面前，有些基层干部认为部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受了考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对继续抓根本有所忽视。
团党委带着这个问题，重温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狠斗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思想。
党委成员、副团长于福章，过去在指挥部队施工中，量进度、算人头多，抓政治思想工作不够，受到战士的批评。
他听到群众的批评后，没有接受教训，又片面地认为“抓政治保险，抓施工危险”，不愿再抓施工。
在学习中，于福章对照两个“决议”，弄清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认识到单纯抓业务就会走上邪路，但是不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前提下搞好业务，也就实现不了政治工作的统帅作用和保证作用。
于是在施工中，他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处处给基层干部做贯彻执行两个“决议”、以政治思想好带动其他三好的好样子。
在于副团长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团各连干部不论工作多忙，都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施工，大大地加快了工程的进展，全团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

今年初，部队转入生产后，任务重、时间紧，一些新干部不善于从四好四个方面全面安排工作，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党委书记刘少杰就下到连队，现身说法，做出样子给大家看。
七连新提升的干部比较多，刘政委就和他们一起反复学习两个“决议”，按照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要求，帮助他们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按四好的四个方面全面安排工作。
他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动全连同志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连长柳利林工作积极性很高，但不会抓活思想，刘政委就和他一起学习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的论述，并亲自深入到工地、训练场，做抓活思想的示范，具体教给他抓活思想的方法。
其他党委委员也象刘政委一样，一个连一个连地帮、一个连一个连地传，使基层干部在两个“决议”的指引下迅速成长，促进了两个“决议”在连队的进一步落实。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作者：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空降兵某部三连党支部

我们连在常年执行战备任务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坚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充分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和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以常备不懈对付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有力地促进了连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

认清阶级斗争的规律 以我之警惕对敌之突然

我们连常年担负战备任务。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有的同志头脑里战备的“弦”却时紧时松。
我们认为，少数同志战备观念不牢固，根本的原因是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去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去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去认识帝国主义惯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
我们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贯教导，来理解毛主席在庄严声明中所指出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人民力量的强大，而改变它们侵略的野心。
发动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搞突然袭击是帝国主义的惯用的手段。
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它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而一切帝、修、反都是唯武器论者，迷信飞机，导弹、原子弹、“乌龟壳”之类的东西，也决定了它们要搞突然袭击；
随着敌人一天天走向灭亡，随着现代化武器的发展，更增加了它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和突然性。
这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如果不认识这个客观规律，我们就会在敌人突然袭击面前，措手不及，陷入被动的局面。
因此，在常年战备中，要想使部队真正做到形势紧张不突然，形势缓和不松劲，头脑永远清醒，始终常备不懈，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充分认清它们发动战争的惯用手段就是搞突然袭击。

炮班战士徐国栋刚到连队时，战争观念很强，每天晚上都要按照空降兵作战的要求把炮包好，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劲头慢慢松了。
一天晚上，他突然问班长：“炮还包不包？”
这使我们感到有的同志脑子里战备的“弦”松了。
于是我们采取“从事实入手，从根本上提高”的办法，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和林副主席的有关指示，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历史事实，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战备无用论”，找战备落实的差距。
大家认识到：只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的四大矛盾，才能认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徐国栋同志通过学习，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
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观点，就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不到战争的必然性和突然性，就不能做到常备不懈。”
原来他包炮嫌麻烦，现在不包睡不着。

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上反复抓了揭露敌人侵略本性和惯用手段的教育，连队就能做到常备不懈，战备思想就能不为形势、季节、天气的变化所左右；
就能正确处理个人和革命、个人和战备的关系；
就能做到服从革命的需要，服从战备的需要。
有一次，连里接到紧急战备命令，当时，老战士邹学孔已请假回家，到家刚几个小时，接到电报后，便立即返回了部队。
战士魏其贵探家后，连队考虑他腰部有病，当时执行战备任务困难，就没有通知他。
但他从报纸上看到形势紧张，想到连队的战备任务，也主动返回了部队。
我们连的战士退伍时，都表示在连队常备不懈，到家乡当民兵也要常备不懈。

树立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 以我之常备对敌之突然

我们在常年执行战备任务中，生活是很紧张的。
这样时间一长，就出现了怕苦畏难情绪，这使我们认识到：要用常备不懈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必须正确解决一个“苦”字。
只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备工作才能一丝不苟地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的伟大教导，带领大家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把常备不懈的过程，当成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过程，当成锤炼对毛主席的忠心，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过程。
我们在部队“两忆三查”和阶级教育经常化的基础上，反复宣传我们吃苦是为了什么？
使大家懂得能不能自觉吃苦，是关系到能不能对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大问题，关系到未来反侵略战争能不能胜利的大问题，而且关系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逐步提高了大家为革命吃苦的自觉性。
为了锤炼耐寒能力，冬天我们专门跑到河里破冰取水洗脸，在大雪天搞野营；
为了适应硬地跳伞的需要，就从较高的平台上往最硬的地方跳；
为了练耐力，就全副武装练长跑，爬山头，搞奔袭。
战士们说：“背的东西再重，没有革命的担子重；
地再硬，没有革命战士的骨头硬。”
在锻炼部队吃苦耐劳的同时，我们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做到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使干部战士精力充沛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

为了培养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扎常备不惯的思想根子，我们还经常宣扬用“老三篇”哺育起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典型，在党员中开展“回忆入党志愿书”的活动，把战争中遇到的“苦”和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联系起来。
一次，我们连司号员潘殿义为抢救战友，英勇牺牲，他那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教育很大。
空降训练时，我们就在他牺牲的地方，进行空降，动员全连同志学英雄，比自己，生死观上找问题，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战胜了特别复杂、险要的地形，完成了训练任务。

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 以我之快速对敌之突然

在长期战争中，我们体会到：为了有效地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必须坚决按照林副主席关于培养作风的指示，培养部队快的作风。
这样才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以我之快速战胜敌人的突然，敌人在哪里侵犯，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

要做到快，首先要提高对培养作风的认识。
我们针对连队中有的同志反映出来的“打起来，再准备也来得及”的活思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林副主席关于培养作风的论述，反复讨论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搞突然袭击的特点，空降兵在未来战争中应起的作用，弄清了三个关系：“快”和对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关系；
“快”和常备不懈的关系；
“快”和空降作战的关系。
我们还结合电影《南征北战》中敌我抢占摩天岭的情节，引导大家认识时间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对照检查自己战争思想是不是狠抓了一个“常”字，战争行动是不是做到了一个“快”字。

通过学习，使同志们认识到，只要我们平时养成了紧张、快速的作风，一切从“快”字出发，做到常备不懈，就能够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以我的快速战胜敌人的突然。
战士徐振京有一次紧急集合时迟到了一分半钟，原来他以为这是一件小事。
经过学习，他认识到：“迟到一分半钟，是在战争中掉了队，打起仗来就要吃亏。”
从此以后，他自觉培养快的作风，在一次紧急空降演习着陆后，他又参加尖兵班长途奔袭，连续行军五十里，提前到达目的地，胜利完成任务。
他深有体会地说：“过去以为警报一响，紧张紧张，现在认识到要从实战出发，警报一响，就是上了战场。”
林副主席说：“除了平时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外，培养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最主要的是靠实际锻炼。”
我们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特别强调从点滴入手，培养部队快的作风。
有一次雪地急行军，炊事班同志背上全副武装和全套炊具，还专找冰路走，专找大风大雪的地方挖灶做饭。
为了争取时间，做饭也背着全副武装。
他们给全连作出好榜样，各班都开展了群众性的自觉磨练作风的活动，连队作风建设大大加强了。

空降兵某部三连支部委员，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新党章中关于“四个存在”的论述，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战线斗争觉悟，牢固树立常备不懈思想。

本报通讯员 摄\\

作者：卫生员周兴歧炊事班长吴永田

兰州部队某部“英雄八连”党支部，联系连队在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活思想，组织干部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的伟大教导，以“形势一派大好，战备不能松劲”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讨论，大家加深了对大好革命形势的认识，增强了敌情观念，鼓舞了斗志，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下面选登两个同志的发言。

有了充分准备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洪流滚滚向前，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风暴席卷全球。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
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
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互相争夺，疯狂扩军备战，到处进行武装侵略，到处遭到革命人民的迎头痛击。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被打得尸横遍野，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但是它还是不甘心失败，又阴谋策划柬埔寨右派政变。
目前，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一切充分证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战备也丝毫不能放松。
有备才能无患，备和战是互相联系的。
有了准备，打起仗来就不至处于被动，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利，准备得越好，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毛主席教导我们：“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
这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从战略上看，正义在我方，我们有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原子弹，有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有雄厚的物质资源。
敌人必败，我们必胜，这是历史的结论。
但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来讲，我们一定要重视敌人，这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有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敌人什么时候发动侵略战争，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我们不仅要看到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还要看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
形势越是大好，我们越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敌人的政治欺骗不上当，对敌人的军事侵略有准备。
总而言之，越是革命形势大好，战备工作越要抓紧，不能松劲。

（卫生员 周兴歧）\\

有备才能无患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
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
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最近，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的所谓“撤军”，就是绝望挣扎的具体表现。
美帝国主义本来妄图通过策划柬埔寨右派政变，消灭爱国力量，扶持它的仆从势力，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但结果适得其反。
柬埔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人民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壮大，金边傀儡政权，摇摇欲坠；
在美国国内，成千成万的人民奋起反抗尼克松反动集团的侵略政策。
尼克松就是在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美国侵略军“撤离”柬埔寨的。
然而尼克松一边宣布“撤军”，一边又派飞机对柬埔寨疯狂滥炸，并且对朗诺—施里玛达傀儡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加紧对柬埔寨的侵略。
所有这些，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世界革命形势越是大好，帝、修、反越是恐慌，也就越要作垂死挣扎。
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有个时期，我认为，我们早已摆下了烧死“野牛”的“火阵”，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胆敢来犯，管保万无一失地把它们消灭光。
其实我的这种“万无一失”的想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失”与“有失”是比较而言的，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个条件就是看准备得如何。
战备观念强，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就能做到“万无一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麻痹大意，不认真做好准备，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面前，就会陷于被动，就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们一定要以“万无一失”防止“万一有失”。

一天晚上熄灯过后，我去检查班里武器装备，发现行军锅和背架放在两个地方。
这件事使我想到：咱们班的战备工作一直是做得很好的呀，为啥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经过了解，原来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形势一派大好，还那么认真干啥。”
后来，全班同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庄严声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了头脑，增强了敌情观念，克服了麻痹松劲情绪，战备工作又抓得紧了。
同志们说：狗急了要跳墙，野兽急了要咬人。
因此，我们一定要身在连队，放眼世界，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严防它们狗急跳墙上。

形势在发展，革命在前进。
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头脑里战备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做到形势大好不松劲，长期备战不急躁。
这样，不管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手段、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我们都能对付，直到彻底扫除一切害人虫。

（炊事班长 吴永田）\\

新华社北京十二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在这里公布的致不结盟国家国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公开信。
（续四）

诸位陛下，

诸位总统和总理，

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恳请你们原谅我给你们写这样长的信，但是我希望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能予以注意，因为你们肯定同情高棉人民，高棉人民是不结盟国家大家庭忠实的一员。

在你们的允许之下，我现在来谈谈支持金边朗诺政权的某些政府提出的论据，提出这种论据是为了使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各自的政府不给予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正式承认。

敌视我的政府的那些外国政府的论据如下：

第一，说我的政府是一个在国内毫无基础的“流亡”政府，而朗诺政府设在国内的首都，“人民显然接受它的政权”。

第二，说我的政府在国内只有很少的支持者；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军队甚至是一个“神话”，这支军队在柬埔寨战场上的战绩是“越共部队”的战绩；
我本人已经被高棉人民“抛弃，遗忘掉”。

第三，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拒绝承认我的政府，并且接受了作为柬埔寨“代表’的朗诺的大使的委任书。

针对这种论据，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允许我向你们说明下列事实：

第一，我的政府的（主要）成员三位大臣在柬埔寨，并且在国内的一个解放区有他们的总部。
这就是国防大臣，内政大臣，新闻、宣传大臣。
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
他们同人民并肩战斗打击祖国的敌人。
他们在解放区主持人民代表大会。
他们通过建立在解放区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广播电台经常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朗诺“政府”的宣传机器声称，乔森潘、胡荣、符宁这三位大臣“几年前已被西哈努克杀害”，他们今天只是“幽灵”！

如果真是这样，以这三位大臣为领袖的“人民派’就决不会参加以我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而“人民派”早在朗诺（一九七○年三月）发动政变的翌日就正式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此外，支持“人民派”的所有侨居法国的知识分子（高棉留法学生联合会）、所有侨居苏联的知识分子（高棉留苏学生联合会）、所有侨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等等，都自发地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且拥护我，同时向我表明，他们知道乔森潘，胡荣和符宁都健在。
所谓“被西哈努克杀害”的三位大臣的知心朋友周成和秀木（现均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以及暹安（现为柬埔寨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河内），当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希望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向你们证明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目前的确在柬埔寨，生活在人民中间。

因此，我的政府扎根于人民之中，并且拥有一个合法政府的一切依据。
它是由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的全体代表大会选出、在它提出了由全体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政治纲领之后，由合法的国家元首任命的。

我的政府在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下面的篇幅将向你们提供证据）。
它领导着由高棉人民的优秀儿子组成、并且得到高棉人民群众支持的一支名副其实的军队，正如下面的篇幅中谈到的“现场观察家”即法国和美国记者的文章摘要将要证明的那样。

在我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中，我谨向你们证明了朗诺政权是完全非法的。

为这个政权捧场的某些外国政府抛出的论据的依据是，这个政权占领着首都。

我认为，对于其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的“第三世界”各国来说，轻信这种论据“有根据”是危险的。
按这种论据，只有其所在地在国家首都的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靠外国的“保护”而存在的，哪怕这个政府遭到本国人民的反对）应该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武装干涉和保护，金边的朗诺政府早就垮台了。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目前，朗诺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国家，而只能“统治”金边市。

在这方面，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允许我向你们提供美国人的几段话来作证。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说：“尼克松政府打算通过代理人在柬埔寨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以支撑朗诺政府。
也很清楚，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这一军事行动，其目的不在于清除边境上的共产党庇护所，而在于支持在金边的虚弱的朗诺军人政权。”
次日，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美国记者唐·谢农从金边向他的通讯社发出的一则电讯说：“留在这里的一位大使摇着头发表评论说，外交使团把朗诺首相叫做‘金边市长’……朗诺现在已经公开供认，除了首都之外，他控制不了这个国家。”
现在，美国政府的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莱尔德尽一切可能企图使世界相信，朗诺政权处在“非常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

然而，广大的美国新闻界根本不同意这种乐观的看法。
例如，一九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朗诺政权“上台”四个月以来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判断：

“柬埔寨（即朗诺‘政府’）存在下去的前景被认为是暗淡的，有些人说是濒于无望的。”
“这里的西方专家们认为，朗诺首相的政府维持下去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
……被占优势的敌军四面包围的金边政府，怎么说也是不完善的，这个政府正在垮台。
脆弱的经济正在变得更加虚弱。
捐税收不上来。
商业活动正趋于停滞。
毫无训练的军队正在为苟延残喘而挣扎。”
“对于那些自三月中就在这里观察事态发展的人来说，……形势令人沮丧。
……半个柬埔寨——可能更大些——不是在共产党（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因为对于美帝国主义说来，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都是‘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就是受到严重威胁。
朗诺政权对已经失去控制的地方还不死心。
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是安全的。
显然，游击队指挥员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起攻击。”
“金边本身已被包围，实际上已陷于孤立。
政府已经把东北部四省交给了赤色分子（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西北部洞里萨湖一带的产粮区正处于危险之中。
共产党的部队（即我们的民族解放军）遍于东部和南部。”
“这个国家唯一的南北铁路交通已经被切断。
一些主要公路在共产党（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手中，每条公路线至少被切断一次。
物资从位于磅逊（原西哈努克城）的唯一深水港断断续续地运入。
商船再也不在湄公河上行驶。”
“财政上，柬埔寨（即朗诺‘政府’）深深陷入困境。
……（七月十三日的《新闻周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说：外汇迅速减少；
政府正以每月一千万美元的速度印发新币）……一九七○年出口指标已被砍掉一半，还可能降低到零。
主要橡胶园已经关闭。
很多稻田没有人管，仓库易受袭击，运输困难。”
“金边尽管夸夸其谈，士气却很低落，并且日趋低落……”
“金边的自由观察家们一再重复说，按现在考虑的水平的美国直接援助，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都不足以挽救柬埔寨（即美国人妄自同柬埔寨混为一谈的朗诺政权）。
这些观察家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华盛顿已经把柬埔寨作为印度支那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品而勾销了。”
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通过美国观察家自己的这些十分悲观但是合乎情况的报道可以看出，朗诺政权已岌岌可危，连它的美国保护人都不把赌注押在它身上了。

第二，至于民族统一阵线，这并不是一个“神话”；
它得到高棉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一致支持，它拥有一支具有坚强决心的游击队，一些不可能有“左派”或进步嫌疑、更谈不上亲共嫌疑的记者的如下报道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朗诺（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发动政变的翌日，我国各省的同胞就组成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一些游击队。
十分亲美的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在一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期上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让·多里欧的一篇报道（写于四月）。
让·多里欧的文章的题目是“柬埔寨——二十四小时在游击队手中”。
《巴黎竞赛画报》的副题是：“让·多里欧向我们讲述了他和丹尼埃·加缪斯在一个烽火连天的国家里是怎样被西哈努克的士兵俘虏的。”
我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几段，供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一读：“四月二十日……我们获悉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存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一位当地负责人、一位职位很高的柬埔寨人，向我们解释了当前的目标：

‘——我们要把朗诺清除掉，解放国土，拿下金边并要西哈努克重新当政府首脑。
’

‘……我们在后面看到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身穿笔挺的绿军装，头戴有西哈努克像帽徽的军帽。
有的用自行车运大米，有的出发作战……身穿黑色短衫的当地民兵‘负责我们的安全’。

二十四小时后，我们被释放了……人们把我们装上一辆吉普车……突然，在路上一拐弯，我们看到了曾经神秘地不见了的我们的几辆汽车同样神秘地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
世界上最有影响地证明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存在并且得到高棉广大农村群众自发支持的，是美国人理查德·达德曼的作证。
他在让·多里欧的报道之后两个月，于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几期《圣路易邮报》上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几段：

“我们看到了柬埔寨和越南游击队在决心抗击美国坦克、飞机的战斗中组织得很好的活动。
我们与他们一起在乡村之间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或偶而乘坐卡车，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他们的战术、他们与柬埔寨农民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
……”
“我们到了一座被炸毁的桥梁，……无意之中我们进入了盟军与支持西哈努克的游击队之间的无人地带。
……”
“……来了一个说法语的年轻人，……他说他是金边来的柬埔寨学生，现在同与美国人和南越人（即亲美将军阮文绍、阮高其政权的雇佣军）作战的柬埔寨和越南革命力量一起工作。
……”
“我们被赶进了一辆车子，还有十来个柬埔寨士兵。
……”
“……危险越来越大。
每到一个村庄，都有一群男女村民拥过来，从卡车后面爬上来，带着愤怒的表情，看了看可憎的西方人。
……”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当地人民与游击队水乳交融的情景。
农民象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游击队战士。
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美国的政策有着极其严重的意义。”
“我们看到，每到一家，老百姓都表现得乐于同游击队合作，富于友情。”
“看守我们的士兵经常对我们说起‘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以及他们将继续进行着共同斗争，直到把所有美国人赶走，使整个印度支那获得自由和独立。
’他们是代表诺罗敦·西哈努克的，西哈努克是这个伙伴关系中的关键人物。”
“……‘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我们被俘后的四十天里，我们在那里对柬埔寨游击队员有了些了解，他们这种顽强不屈和献身的精神，与其说是一句宣传口号，还不如说是说明了事实。”
“好几个游击队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活着没有自由和独立等于死了一样。
为革命而死在所不惜。
’”
“……哈依说：‘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很有声望，他领导国家享有了十五年的和平。
’他接着说，‘朗诺没有什么名气，他给柬埔寨乡村带来了战争。
朗诺把政府军的薪饷提高了一倍，但是士气仍然低落。
’”
理查德·达德曼（《圣路易邮报》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结论”如下：

“作为俘虏，我在‘被解放的’柬埔寨逗留的将近六周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信，尼克松总统的政策无意中有助于为得到人民大力支持的坚强的游击阵线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创造条件。

……我看到了似乎是柬埔寨人民运动初期发展的情况。
这个运动就是高棉民族统一阵线，一般称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它并不是效忠于摇摇欲坠的朗诺首相的政府的，而是效忠于诺罗敦·西哈努克的……

……在多数人口居住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进行彻底的变革，很快地变成了一心一意和行之有效的广大的革命根据地。

……尼克松先生的战略在地理上取得的成果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我们在柬埔寨的所谓解放区的旅行中，到处都明显地看到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

每到一个种植园或农民的茅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于西哈努克和极其仇恨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迹象。

在柬埔寨人看来，美国的炮弹和炸弹，就是对他们进行一场无端挑起的殖民战争。
他们把美国看作是法国的继承者，企图在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精神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把历史的时钟倒转。

……美国官方认为，那里的游击战争只不过是来自北越的侵略事件，这种看法是美国采取合情合理的方针的障碍，如果有可能采取这种方针的话。

这场战争包含着表面现象之外的更多的因素。
它包含着一场内战的重要因素。
尽管同北越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一场在本土进行的运动。

我们所见到的村民的态度清楚地表明，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仍然是享有很高威望的领袖。”
美国人理查德·达德爱的见证本身是令人信服而且是全面的，因此我无须多加评论。
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仅仅允许我向你们提供最近的一篇报道，这就是巴黎《新观察家》周刊的法国人克劳德·缪勒尔女士一九七○年八月二日的报道：

“我们正在继续赶路，突然，路中央出现了一些人，叫我们站住。
他们人数不多。
我们停下来了。
武装的人群围着我们。
只是他们的腰带和武器，使他们同我们几分钟前碰到的农民显得不同。
和这些农民一样，他们也是高棉人。
他们的身材、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语言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午，我们成了俘虏了……

……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画像。
我们提出问题。
人们回答我们说：‘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我们大家的父亲。
他不久就要回来了。
我们等待着他。
’晚上，全村都收听亲王在北京的讲话。
村子的广场上装了个扩音器，向那些没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转播西哈努克的讲话。

B—52型轰炸机老是在那里出现。
甚至清晨它们就来了，我被爆炸的猛烈的气浪抛在地上……人们对我说不要害怕。
如果轰炸有危险的话，他们将会把我们带到掩蔽所。

……在我们的周围是一片嘈杂声。
卡车……来来往往。
卡车上装载着战士。
我们还第一次看到武装的妇女。
她们显得还很年轻……

……傍晚，我们到达了比前几个村庄更为重要的一个村子。
人们把我们安顿在一个会议室里，里面挂着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巨幅画像。
全村人和我们共进晚餐。

……人们向我们宣布西部地区的司令员要来访问。
全村一片欢腾。
大家都穿上了整洁的衣裳。
士兵们组成了仪仗队。
司令员到达了。
这是个高棉人……他希望我们的逗留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近午夜时分，来了一辆卡车，车上有十二个人。

……我们获释了，但是人们劝告我们要等到天亮……

……早上六点钟，我们上了车。
一位穿便服的柬埔寨人陪同我们……他用手势给我们指了路以后，立即就离开了我们，消失在树林中。
我们走了几公里。
我们经过苏翁军事哨所时，政府军甚至没有转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中午，我到达了金边。”
第三，如同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从上述西方阵营记者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的那样，我的政府虽说现在还不在金边，但它在柬埔寨的其它地区则是到处存在的。
占柬埔寨全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地区的人民仍然是忠于我的，并且坚决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民族解放军，把他们的优秀儿女送去参加这支军队。

吴丹本人也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通常住在纽约，不可能没有读过理查德·达德曼的文章。

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金边之所以还没有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控制之下，唯一的原因是尼克松总统——显然他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高棉人民（理查德·达德曼会说：当然不能）——搬来了好几万雇佣军，这些雇佣军大部分是从西贡来的，小部分是从曼谷来的，还有一支称作“南越的”强大空军，这支空军驻扎在柬埔寨的波成东机场（距金边十一公里），以便“不惜任何代价地”（这是原话）使朗诺在高棉爱国人民的进攻而前免遭垮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了法国人民反对希特勒德国占领者的抵抗运动。
这并不妨碍爱好自由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他的政府，而不理睬投靠希特勒的赖伐尔政府。

荷兰女王陛下曾把她的政府迁往国外，以便更好地进行抗击纳粹占领者的斗争。
这并不妨碍爱好自由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继续承认女王的合法地位和她的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

但是，正如我在下面的篇幅中所要指出的那样，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不是流亡的，它们在柬埔寨有政府各部、有行政机构、军队和人民。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诸位陛下、诸位阁下和各国政府与人民，只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才能代表高棉人民的和独立的柬埔寨。

朗诺政权不能代表高棉人民（美国人理查德·达德曼已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它绝不能代表民族独立，也代表不了国家领土完整。
作家、历史学家、美国大学著名的演说家菲利普·德维利尔斯说（见一九七○年七月号《世界报外交月刊》）：

“柬埔寨的官僚买办阶级和军人阶层，是三月十八日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们堕落到完全依附于外国，他们没有希望保住政权，甚至作为整个阶级，他们也没有希望苟延残喘，因为他们得不到支持。
同一九四六年以后越南的情况一样，外国的入侵激起了全国的抵抗并形成了人民战争，柬埔寨左派早已指出，一八八五——一八八七年，高棉农民听从国王诺罗敦的秘密训令，对法国人进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并且赢得了胜利。

尼克松总统推行一年前在关岛制定的使‘亚洲人’承担责任的政策，让他的西贡和曼谷同伙‘按照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干，就是说，要恢复一八四五年建立的对金边的共同保护制，法国在一八六三年使柬埔寨摆脱了这种保护制。
正如西哈努克亲王在一九五七年就预见到的那样，这一次是美国使柬埔寨又一次落到她的世代敌人的手中。”
——在这里，我认为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就这样，在朗诺政变之后，金边政权的柬埔寨变成了美国、西贡和曼谷政府的三重殖民地，吴丹以联合国的名义把独立柬埔寨的席位给它，是大错而特错了。

——此外，全世界都知道，金边政权是对高棉男女公民多次进行大屠杀和对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数越南平民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罪犯。
我不想向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介绍关于这些灭绝种族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因为世界各国的报刊都已谈到了这些大屠杀，即便没有激起所有国家的政府的愤怒，至少也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的愤怒。

这种公然和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及其宪章所保障的人权的行为，就足以把朗诺政权永远排除在我们的组织之外。

但是，遗憾的是吴丹却对此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甚至没有咨询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的意见。

——一些朗诺的“支持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亚当·马利克先生竟悍然宣称“西哈努克政府不应该出席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因为它没有被接纳入联合国，因此只有为吴丹所接受的朗诺政府才有效地代表高棉人民”。

如果按照亚当·马利克先生的这种言论来表达公道、逻辑和各国国情的话，那么，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啰，即：蒋介石的所谓“政府”而不是毛泽东主席的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

世界上只有华盛顿政府（而不是美国人民）“相信”，也就是说假装相信，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应该在联合国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你们首先知道，我们伟大的所谓“世界性的”组织正在历史上败坏自己的名声，因为它在“华盛顿”的政治，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压力下，同意继续上演“两个中国”的丑剧。

话又回到柬埔寨问题上，我可以断言，联合国组织不忠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干了对自己不光采的事，因为联合国未经过讨论即同意将独立的柬埔寨的席位给了朗诺的代表，并且肆无忌得地剥夺了王国政府早已派驻的代表胡森巴先生的席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