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尼迈里主席
毛主席热烈欢迎来自阿拉伯反帝战线的苏丹代表团，同尼迈里主席和阿巴斯部长进行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姬鹏飞副部长
新华社12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主席对来自阿拉伯反帝战线的苏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对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亲切握手，并且一起照了像。
代表团成员有：
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国家指导部长奥马尔·哈格·穆萨，住房部长穆巴拉克·奥斯曼·塞纳达，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穆阿维亚·易卜拉欣，外交部次长阿卜杜拉·哈桑，苏丹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瓦哈卜·宰因·阿卜丁。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哈立德·哈桑·阿巴斯部长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何英、杨守正、韩叙在场。
（附图片）
毛主席和尼迈里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尼迈里主席
毛主席热烈欢迎来自阿拉伯反帝战线的苏丹代表团，同尼迈里主席和阿巴斯部长进行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姬鹏飞副部长
新华社12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主席对来自阿拉伯反帝战线的苏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对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亲切握手，并且一起照了像。
代表团成员有：
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国家指导部长奥马尔·哈格·穆萨，住房部长穆巴拉克·奥斯曼·塞纳达，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穆阿维亚·易卜拉欣，外交部次长阿卜杜拉·哈桑，苏丹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瓦哈卜·宰因·阿卜丁。
毛主席同尼迈里主席和哈立德·哈桑·阿巴斯部长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何英、杨守正、韩叙在场。
（附图片）
毛主席和尼迈里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鲁巴伊主席
毛主席热烈欢迎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同鲁巴伊主席和比兹外长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长时间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粟裕副部长
新华社11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时，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亲切握手，对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表示热烈欢迎。
毛主席还同鲁巴伊主席和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以及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是：
外交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兹，工程和交通部长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农业和土改部长穆罕默德·苏莱曼·纳赛尔，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尼斯·哈桑·叶海亚，民族阵线总指挥部成员阿里·萨勒·奥巴德（穆克比尔）和南也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哈马姆。
会见时，贵宾们向毛主席热烈鼓掌。
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和比兹外长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国防部副部长粟裕。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宫达非、李强奋在场。
（附图片）
毛主席和鲁巴伊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鲁巴伊主席
毛主席热烈欢迎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同鲁巴伊主席和比兹外长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长时间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粟裕副部长
新华社11日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时，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亲切握手，对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表示热烈欢迎。
毛主席还同鲁巴伊主席和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以及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是：
外交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兹，工程和交通部长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农业和土改部长穆罕默德·苏莱曼·纳赛尔，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尼斯·哈桑·叶海亚，民族阵线总指挥部成员阿里·萨勒·奥巴德（穆克比尔）和南也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哈马姆。
会见时，贵宾们向毛主席热烈鼓掌。
毛主席同鲁巴伊主席和比兹外长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国防部副部长粟裕。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宫达非、李强奋在场。
（附图片）
毛主席和鲁巴伊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尼迈里主席、阿巴斯部长同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继续会谈
中国和苏丹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字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今天同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继续举行了会谈。
会谈以后，尼迈里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这两个协定，是在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双方经过亲切友好的会谈，商定签订的。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
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结束了在上海的访问
尼迈里主席回到北京
新华社12日讯
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结束在上海的访问以后，今天由上海乘专机回到北京。
尼迈里主席等贵宾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周纯麟、高志荣、赵林根、刘文学、姬应伍等，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苏丹贵宾在上海期间，参观访问了上海郊区马陆人民公社和嘉定县化肥厂，受到社员群众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陪同尼迈里主席等苏丹贵宾去上海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西亚非洲司负责人何英、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和我国驻苏丹大使杨守正，今天同机回到北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粟裕副部长参加了会见。
这是会见时合影。
（上）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南京部队炮兵某团指挥连创四好运动不断发展
据新华社南京10日电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炮兵某团指挥连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的教导，组织全连同志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认真分析连队在创四好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从改造世界观着眼，大力抓好活思想，使古田会议决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在连队建设中更加落实。
自1968年以来，指挥连终于打了“翻身仗”，连年被评为四好连队。
指挥连党支部的做法是：
一、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连队的问题，克服片面性，增强自觉性。
1968年初，由于连队七年未沾四好边，有些同志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否定一切，片面认为“指挥连，不好干，专业多，人分散，缺点多，不好办，要想沾上四好边，难如鸡毛飞上天。”
这种思想影响了部分同志创四好的积极性。
党支部认为这是否定一切的片面性的反映。
于是发动全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分析七年来连队的面貌，既看到不足的方面，又看到连队的本质、主流的方面，使大家认识到：
七年来，虽然未评上四好，但连队一直是在前进的。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全连启发很大：
一次，全团进行武器装备大检查，结果指挥连落了个倒数第1。
这时，党支部从受挫折中寻找先进因素，发现了电二台在保养器材上长期做到无霉、无锈、无尘，就即刻召开现场会，向全连推广了电二台以战备观念统帅器材保养的先进经验，对大家教育很大。
到全团第2次进行武器装备大检查时，指挥连被评为第2名，受到上级表扬。
这件事鼓舞了全连指战员创四好的信心，也使党支部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关于“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这一伟大教导的意义。
从此，他们以两个“决议”为指针，连续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老三篇”，热烈开展革命大批判，把连队的各种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
这一年，指挥连跃入了四好行列。
当连队处在顺利发展的时候，另一种片面倾向抬头了。
有些同志又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一切，对指挥连的各项工作说成是“百分之百没问题”、“一百个放心”。
这种思想一露头，党支部就动员全连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分析矛盾的教导，帮助党支部查问题、找差距、挖根源。
战士们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总结了指挥连在创四好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各种矛盾，并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建议。
同志们说：
“我们连创四好，向后看有进步，向前看要跑步。”
党支部因势利导，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作指导，在全连展开了一个“赛团结、赛革命、赛进步”的活动，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先后向十一个先进个人和单位学习，使连队工作不断前进。
第2年，指挥连再次评为四好连队。
二、抓好活思想，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两年多来，指挥连党支部对连队前进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首先抓干部战士的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一人一事地具体分析，找出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
去年10月，指挥连雷达站接受了某靶场搜捕目标的任务，在打靶前的一次训练中，因搜捕目标迟缓受了上级批评。
这时，站里有些同志强调客观原因，回避矛盾。
党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就发动全站同志进行具体分析，究竟主观原因是主要的，还是客观原因是主要的？
由于大家大胆地将矛盾揭开，终于从思想上找到了原因。
原来雷达站的问题是政治与业务的位置摆不正。
执行任务中，站长怕任务完不成丢了四好，有的老同志怕技术不过硬丢了面子，有的新同志怕业务不行跟不上，因此在荧光屏上观察时想的不是敌情，而是个人得失。
人有私心，操作时就担心，结果搜捕目标迟缓，影响了任务的完成。
这样一分析，使同志们认清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提高了用政治统帅业务的自觉性。
大家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谈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摆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侵略罪行。
认识提高了，大家在打靶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操作，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另一次任务，受到上级通报嘉奖。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深地教育了雷达站的同志。
他们说：
“不怕问题大小，就怕自己护短；
敢于承认矛盾，就是敢于向前迈步。”
三、在分析连队工作时，首先分析党支部工作，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
指挥连党支部认为，连队工作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矛盾，问题往往发生在班排，但根子在党支部。
因此，他们十分注意对领导班子的思想分析，随时肯定对的，批评错的，从解决矛盾中，提高党支部委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
有一件事，对党支部领导同志教育很大。
在今年上半年一次野营训练中，八年四好的炊事班，却一连煮了几次焦饭。
对这件事，支部主要领导成员看法不一致，发生了矛盾。
连长认为炊事班在关键的时候出岔子，问题严重，几次在全连面前进行批评。
指导员认为在野营中炊事班出点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意公开批评。
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炊事班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党支部及时召开支委会，对烧焦饭问题引起的各种反应认真展开讨论，着重抓住领导班子的矛盾进行分析。
最后一致认为：
炊事班烧焦饭是前进当中的问题，必须用说理、引导的方法去解决。
连长把炊事班的问题看过头了，所以处理的方式不妥当；
指导员对炊事班的问题看得不够，回避了炊事班确实存在的矛盾。
为什么会产生“过”与“不及”？
连长和指导员进一步各自分析自己，原来两个人都有个“满”字。
连长满足于炊事班的连续四好，出了问题，就怕影响今后创四好；
指导员满足于炊事班的大好现状，怕把炊事班的问题捅大，影响他们创四好。
两个“满”字都产生于“保四好”，实质是个“私”字。
认识统一以后，连长和指导员主动在军人大会上亮私斗私，倾听群众意见。
会后，连长和指导员又一起深入炊事班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同活学活用“老三篇”，并亲自带领炊事班练习野炊，总结经验，使他们迅速适应野营训练的各种环境。
炊事班重又出现了齐心协力创四好的新局面，今年初评时被评上四好班，并成为全师后勤部门一个先进单位。

鲁巴伊主席同上海民兵组织代表以及农业和城市建设部门的代表进行座谈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今天同上海市民兵组织的代表以及农业和城市建设部门的代表，进行了座谈。
来自上海工厂企业、郊区人民公社的民兵代表向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介绍了他们一面生产、一面训练，实行劳武结合、全民皆兵的情况。
南也门贵宾们还向农业和城市建设部门的代表详细地了解了上海郊区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以及上海城市改造和建设的情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和陪同鲁巴伊主席等南也门贵宾前来上海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外交部西亚非洲司负责人宫达非、我国驻南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强奋，也参加了座谈。

不要忽视平常人的智慧
中国科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多少年来，资产阶级“学者”制造了一种假象：
科学只是少数具有“科学的本能”或“直觉才能”的科学家创造的，这些人只要“灵机一动”，就能“突然想到”科学的新发明。
于是，一部科学史被写成是少数几个科学家活动的历史，而劳动人民创造科学的伟大功绩则被一笔勾销了。
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神秘主义的认识论，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长期推行专家路线、扼杀群众创造力的“理论”根据。
刘少奇一贯污蔑工人农民“缺少知识”，“不懂理论”，吹捧资产阶级“专家”、“权威”。
他把科学的成就说成是个别科学家的“灵感”的产物。
骗局必须揭穿！
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科学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
科学技术的发明大都出于“卑贱者”，即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的人，其中很多是青年人。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被压抑的，是被摧残的，他们的发明创造往往不是被埋没，就是被窃取。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我国古代建筑师鲁班，就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工艺匠。
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升是个平民。
南北朝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在三十三岁时就编出《大明历》，后来又计算出圆周率数值准确到七位数字，攀上了当时科学的顶峰。
但是，《大明历》遭到大权势的压制，直到祖冲之死后十年才得到颁行。
在外国，十九世纪法拉第是铁匠的儿子，小时当报童、学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利用简陋的实验装置，在电磁理论等许多方面获得了重大的发现。
瓦特小时也是个学徒，他在二十八岁时修理铁匠纽可曼的蒸汽机，发现它的缺点，因而制成了自己的蒸汽机。
爱迪生也当过报童，他一生的发明创造达一千多种，其中碳丝灯泡是他在三十二岁时发明的。
在解放了的我国，劳动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从事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就更多如群星，不胜枚举了。
例如：
纺织女工郝建秀创造了纺纱的先进方法，当时她只有十八岁。
电光源专家蔡祖泉是个普通的玻璃厂工人，他试制成功“人造小太阳”、高压强汞灯和氢弧灯等十多种电光源，为我国电光源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群钻”的创造者是钳工出身的倪志福和一些普通工人。
曾经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判为“不治之症”的慢性克山病，却被一个普通农民征服了。
利用针刺打开聋哑“禁区”、创造医学奇迹的，是解放军几个年轻的普通医务人员。
无数古今中外的事例，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这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不要忽视平常人的智慧！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这种认识来源于实践。
平常人就是直接参加生产实践或者接近生产实践的“卑贱者”。
“卑贱者”最聪明，就在于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自然发展的规律，因而就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卑贱者”最聪明，还在于他们能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特别是青年人，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
他们不迷信旧习惯旧规章，没有保守主义；
不迷信书本，没有教条主义；
不迷信古董，没有复古主义；
不迷信名人，没有奴隶主义；
不迷信洋人，没有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因此，他们的创造性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卑贱者”最聪明，也在于他们从生产需要出发，具有敢想敢干、苦学苦钻的大无畏风格。
科学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卑贱者”写成的，其中多数是青年人。
从古以来，许多搞发明创造的，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很年轻。
他们“说大人则藐之”，一抓住真理，就藐视古董，敢于打破旧说，创立新说，推动科学的发展。
而那些所谓有“大学问”的“高贵者”，他们藐视实践，看不起平常人的智慧，就失去了知识的源泉，搞不出什么发明创造。
有的甚至死抱古董，抗拒真理，压制新生力量，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
外行可以打败内行，文化低、学问少的可以打败文化高、学问多的，“小人物”可以打败“大人物”，生气勃勃的青年人可以超过因循守旧的老年人，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规律了。
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窃取人民群众的创造，压制和摧残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以外，还制造种种舆论，污蔑工农群众天生低能。
他们大搞科学神秘化，垄断科学，把广大群众拒于科学实验大门之外。
青年人搞发明创造，也往往遭到资产阶级“名家”、“学者”的歧视、排挤和压抑。
刘少奇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他及其同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推行专家路线，极力扼杀群众运动，并且到处建造“科学城”，把科学技术工作者禁锢在高楼深院里，就是妄图使他们成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精神贵族，把持我国的科学技术。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会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
当前，一个群众性的伟大科学实验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单晶炉不是被某些人宣扬得神乎其神吗？
但是它一到群众手里，十几天就制造成功了。
什么电子工业搞不了，什么土办法不能搞“高、精、尖”，统统被广大群众的伟大实践冲得粉碎！
但是，至今“刘毒”还没有彻底清除，科学神秘的迷信仍然象“阴魂”一样，附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
表现之一，就是轻视平常人的智慧。
他们说什么：
“专家是编剧和导演，群众是演员。”
似乎只有他们才能搞出科学的“创造”和“发明”，而工农群众则只能充当推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的简单的体力劳动者的角色。
这是十分荒谬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科学技术工作者要迅速起来拆掉“科学城”的围墙，到工厂去，到农村去，面向实践，面向社会，向工人、农民学习，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
中小学生心红手巧，兴趣宽广，思想敏感，没有框框，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也要到中小学去，向中小学生学习。
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出优异的成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出一条我国自己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路子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是有伟大创造力的人民。
我们只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加强工人群众、革命科学技术工作者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就一定能够迅速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土办法与尖端技术
土办法能不能解决尖端技术？
在有的人看来，解决尖端技术只能靠洋办法，用土办法攻尖端要比鸡毛上天还难。
这是十分错误的。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尖端技术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东西。
毛主席说：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古今中外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创造，大都是出于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压抑的普通劳动者。
这是因为他们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经验最丰富，头脑最聪明。
他们一切从生产实际出发，较少受旧传统、旧概念、旧框框的束缚，敢闯技术“禁区”，敢超科学
“极限”，勇于在科学技术上闯新路，搞突破。
由于土办法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普通劳动者创造的，所以它就最能体现群众生动活泼、大胆独创的革命精神。
有些土办法一出现就是具有崭新的科学原理和我国独特风格的尖端技术。
当然，多数土办法在它开始出现时不是十全十美的，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办法会变成洋办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土与洋，低级与高级，是对立的统一。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现代工业生产中所采用的尖端技术，无不是从土到洋，从低到高，逐步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过去的土办法，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洋办法；
如果没有从土到洋的转化，也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尖端技术。
在我国机械工业中，不少土办法一出现，就能解决尖端技术；
许多土办法经过逐步提高的过程，也解决了尖端技术。
例如，铸造工人从自己日常生产活动中的“热胀冷缩”和“骤冷必炸”的现象中，探索出一种使粘在铸件上的型砂爆裂脱落的土办法。
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使这个土办法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更科学，更高级，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数据，创造出了一项新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清砂质量和生产效率，而且解决了清砂中的矽尘危害。
什么用土办法攻尖端比鸡毛上天还难！
上述新技术的创造成功，不是雄辩地证明了鸡毛也能飞上天吗？
如果把尖端技术神秘化，不相信群众创造的土办法能够解决尖端技术，看不起甚至贬低、排斥土办法，那就会把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创造发明扼杀在摇篮里，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谁说土办法不科学？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一贯反对土洋并举的方针，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至今“刘毒”还没有肃清，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重洋轻土的错误思想。
下面刊登的是第1机械工业部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三篇批判文章。
　——编者
有的人认为，只有外国的洋办法，才称得起科学，中国的土办法，一律不能算做科学。
其实，这种看法的本身，恰恰是违反了科学。
究竟什么叫科学？
一切科学技术都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在实践中证明了是正确的东西。
外国有，中国当然也有。
土办法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出来的，它包含着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优良传统、丰富实践经验和创造发明。
土办法不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有不少比现有的“洋办法”效能还好，成为现代的先进技术。
因此，如果把这种伟大的创造贬之为“不科学”，那只能说明自己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毒太深。
例如，我国机械工人创造的“以小干大、工件不动、群蚁围攻”的“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能够成功地解决小机器加工大设备、一般机器加工精密设备的实际生产技术问题。
这就说明，这种土办法正确地反映了科学技术上存在着的“小能干大”、“粗能干精”、“短能攻长”、“轻能攻重”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等重大产品上的不少零、部件，就是用这种土办法加工制造出来的。
目前，“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不仅在国内得到普遍推广，而且已经成为世界上加工重型机械的一种新技术。
可见，土洋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我国之土，就是外国之洋。
我们的土办法在外国人看来也是洋东西，甚至比洋人的还洋，比洋人的还科学。
这里面有洋人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的科学原理。
这怎么能够说只有外国的洋办法才是科学的，而中国的土办法就不科学呢！
那种看不起土办法的人，还往往片面地强调所谓“理论”根据。
他们总是错误地认为，土办法虽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但它既没有理论计算根据，又没有系统的资料佐证，一句话，就是在洋本本上找不到证明，因而仍然不能算作科学。
这实际上是害怕群众触犯洋本本，阻挠群众打破洋框框。
他们不了解认识依赖于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
事实上，总是先有人们的生产实践，然后才能有总结和概括这些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论。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我国“群钻”研究小组写出的《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的科学著作，就是他们多年生产实践的总结。
这个小组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创造的一整套中国式钻头，打破了中外资产阶级文献上规定的“钻头主切削刃应该平直”的所谓
“永恒”理论。
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在我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土办法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科学的理论根据，只不过是有一些暂时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或系统地整理成文字的东西罢了。
否则，难道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什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或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又不是科学的东西吗？

驳“土办法不适用于大厂”
有这样一种说法：
小厂设备差，搞土办法未尝不可；
大厂设备洋，搞土办法是“凤凰身上插鸡毛”，大可不必。
按照这种“土办法不适用于大厂”的谬论，凡是洋设备，就都是完美无缺，技术先进的。
这是十足的迷信。
对于洋设备，不论是从国外进口的，还是按照洋机器、洋图纸“依样画葫芦”仿制的，只要我们用阶级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洋设备有的虽有某些长处，但也有不少糟粕。
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畸形性，并受到严重的束缚。
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市场竞争，规定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标准，故弄玄虚，标榜新颖，把机器弄得华而不实。
在这些国家，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垄断了科学技术。
他们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在形而上学的反动宇宙观支配下搞的机器设计，也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还应该看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科学技术上竭力卡我们，封锁我们，即使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也是不会卖给我们的。
因此，从国外进口的洋设备，在技术上并不那么高明，有许多还是三、四十年代的破烂货。
例如，沈阳第1机床厂是外国设计的一个大厂，过去所使用的洋设备和仿造的洋机床，大都是四十年代的落后产品，体积大，效率低，性能差，被工人称之为“傻大黑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实行土洋并举，大搞技术革新、产品革命，对洋设备实行“一用二批三改”，还自制高效率土设备、改造老设备共一百多台，保证了生产持续跃进的需要。
与此同时，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遵照毛主席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伟大教导，用最快的速度设计制造出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机床。
仅其中反修一号自动切削管子机床的加工性能，一台就能代替原来的三类九台洋设备，而单机重量只有洋设备的五分之一。
这些事实就是对“土办法不适用于大厂”的论调的有力驳斥。
不仅如此，即使是技术和设备确实比较先进，或者对洋设备进行过某些改革的大厂，也同样需要土法上马，土洋并举，不断革新。
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能力也总是不断提高的。
现在是先进的设备，如不继续改革，也会变成落后的。
那种认为“技术到顶”，“产品定型”，无啥可改的思想，实际上是“革命到头”思想在生产技术领域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为革命积极回收废钢铁
陕西省全省超额完成今年全年回收任务
青海省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开展回收工作
新华社西安09日电
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陕西省积极回收废钢铁，取得了显著成绩。
目前，全省已超额完成了今年全年废钢铁的回收任务。
在开展回收废钢铁的工作中，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遵照毛主席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伟大教导，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回收废钢铁的重大意义，提高广大革命群众为革命回收废钢铁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延安地区广大革命群众，群策群力，在短期内，就回收废钢铁一千七百六十八吨。
丹凤县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带领二百多个宣传队，深入各生产队和机关、学校宣传回收废钢铁的重大意义，动员了全县两万四千多人投入回收废钢铁的战斗。
广大群众说，多为国家回收一斤废钢铁，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一分力量。
陕西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回收废钢铁的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抓，确定专人负责，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渭南地区革命委员会由于领导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使回收废钢铁的工作开展得又快又好，在全省第1个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回收任务。
华县少华公社革委会主要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商量，一起战斗，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保证了回收工作顺利进行，超额两倍多完成了全年回收任务。
据新华社西宁09日电
青海省各级革委会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回收废钢铁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青海省各级革委会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狠抓了思想发动这一环节。
他们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回收废钢铁的重大意义，同时，批判了那种“浪费有理论”和“工作多，任务重，没时间回收废钢铁”等错误论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回收废钢铁是增产节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积极自觉地投入回收废钢铁的战斗。
在这场群众性的回收废钢铁的活动中，各级领导亲自带头，走在运动的最前面。
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领革委会机关的二百多名干部回收废钢铁，为各级革委会成员做出了榜样。
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组织专门开会研究这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参加局整党建党学习班的二百五十名干部拣废钢铁，带动全局掀起了回收废钢铁的群众性热潮，很快就回收了一千六百多吨，超额完成了回收任务。

利用“工业垃圾”办小化工厂
广州市第61中学，以废渣、废液为原料，办起了一个年产十万公斤硫酸铝的小化工厂，为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创造了条件
据新华社广州12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引下，广州市第61中学的革命师生，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以废渣、废液为原料，办起了一个年产十万公斤硫酸铝的小化工厂，为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去年11月，六十一中学在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中，革命师生为了彻底改变学校过去“三脱离”的状态，并且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出发，根据城市有许多废渣、废液可以利用的条件，提出了要利用“工业垃圾”创办化工厂的建议。
学校党支部认为这个建议好，不仅能为国家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办工厂，可以使师生走出课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于是立即带领革命师生投入了筹办化工厂的战斗。
六十一中的红卫兵小将跑遍二十多个工厂，找到了炼铝的废炉渣和农药厂的废硫酸，开始了用废渣、废液提炼硫酸铝的试验。
当时，这些中学生不懂技术，连炉渣成分也分不清楚。
他们就虚心向工人学习，攻克难关。
师生们坚定地说：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天大的困难也要干。”
他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反复试验了一百多次，终于用土办法试制出硫酸铝。
闯出路子以后，为了把厂办起来，学生们因陋就简，把一个荒废的猪舍改建成厂房。
基建组的同学用沙石碎砖建造沉淀池和澄清池，木工组同学从家里拿来工具，利用废旧木料，制成土鼓风机等设备。
废炉渣没有机器粉碎，同学们就抡起大锤，一锤一锤把炉渣砸碎。
许多同学的虎口震裂了，仍然坚持干。
他们豪迈地说：
抡大锤虽然又苦又累，但可以锤炼出青年人的革命精神。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的教导，革命师生处处精打细算，勤俭办厂。
浓缩硫酸铝溶液缺少燃料，他们坚持不向国家要煤，从造纸厂找到从烟囱里回收的废煤粉作燃料，解决了燃料问题。
硫酸铝制成以后，包装用的草袋要七角钱一个。
他们不花钱买，成立了一个编织小组，用塘草编成草袋，结果每个成本只花九分钱。
这个学校通过艰苦办厂，参加生产劳动，不仅促进了师生的思想革命化，而且使教师和学生从课堂中解放了出来，教师有了再学习的好机会，学生也结合实践学到了比较完整的知识。
过去上化学课“溶液”这一单元，要用八个课时，从概念到概念，还讲不清楚。
现在到工厂边做边学，只用一个小时，就把道理讲清楚了。
学生们高兴地说：
“课堂里学化学，越学越糊涂，边学边忘；
工厂里学化学，看得见，摸得着，记得牢，用得上。”
通过工厂现场教学，大大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许多学生不仅成了工厂的生产能手，还成了教学上教师的很好助手，充分调动了师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整个教学生动活泼。
这个学校在校办工厂里结合生产进行科学实验，也大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
比如在生产硫酸铝中，从测定炉渣成分和反应规律，研究加速沉淀的方法，掌握结晶的浓度和温度，到“土”设备的革新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实验活动。
师生们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成功和失败的试验中，既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提高了理论分析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他们还以化工厂的生产过程为基础，结合教材内容，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编写出化学课的教学大纲，受到师生的欢迎。

内蒙古包头市合作画漆厂革命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穷棒子”精神，大搞技术革新，利用废钢废铁，制造了一套土法生产五号电池的流水线。
这个厂的革命工人日夜奋战，为国家生产大批五号电池。
新华社记者摄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
平顶山矿务局建成一座现代化大型矿井
据新华社郑州12日电
新建的现代化矿井——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六矿，最近正式投入生产。
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大型矿井。
矿井的采掘、通风、排水、提升和运输等整个生产系统，全部采用机械操作。
平顶山六矿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建设起来的。
早在1958年，这个煤矿的工人群众在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就动手兴建这个矿井。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完成了主、副井井筒等主要工程的建设任务。
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设矿井，强令六矿停止施工。
这样，就使这个矿井的建设半途停顿下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矿革委会成立以来，广大建井工人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旗帜，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清算了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滔天罪行，狠批了“贪大求洋”和“爬行主义”，保证了矿井建设又快又好地进行。
在整个矿井建设过程中，他们尽量采用新技术，修旧利废，节约闹革命，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又加快了矿井的建设速度。
他们还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实行边建设，边生产，打破了矿井建设期间不能生产的老框框，为国家开采出了十五万吨原煤。

山沟里的小化肥厂
在辽宁省西部凌源县山区，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小化肥厂。
每天厂门口车水马龙，人欢马叫，人民公社社员从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赶着大车来到这里拉化肥。
这就是凌源县化肥厂。
几年来，这个厂的广大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勤俭办工厂，使这个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不断发展，现在已经能够年产三千多吨合成氨和三千多吨硝铵，为支援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自力更生地把化肥厂办起来
1959年，凌源县革命群众乘大跃进的浩荡东风，曾经办起了一座设计规模为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
但是，这个新生的小厂的烟囱还没有冒烟，就在1961年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扼杀在摇篮里，没有生产出一吨化肥，就“下马”了。
1965年，凌源县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怀着迅速改变山区农业生产落后面貌的愿望，强烈要求重建化肥厂。
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这年07月，来自全县许多单位的三十几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肩负着凌源县人民的委托，开始了重建化肥厂的战斗。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搞过化肥的。
虽然在他们的面前摆着很多困难，但是他们毫不畏缩地说：
砍掉了一个小化肥厂，砍不倒我们山区人民发展化肥工业的雄心壮志；
砍掉了一个八百吨的，我们要再建设一个一千二百吨的！
正当人们动手重建化肥厂的时候，有人却说：
“化学工业不好搞，设备要耐高温高压，生产时易燃易爆易中毒；
化肥厂更是电线如神经，管道赛血管，穷山沟条件差，咱们恐怕干不了。”
建设化肥厂的共产党员们顶住了这股冷风，成立了三结合的技术研究小组，不懂设备构造，就把老机器拆开来仔细研究；
不懂工艺流程，就拿起皮尺沿着旧管线一节一节地量，看看多粗多长，再按一千二百吨规模来放大。
没有材料，他们不是张开口袋向国家要，而是撒开人马到全县去寻找废旧钢材和设备，三天之内便从废品公司和各个企业的废料堆里，找来了几百吨废旧钢材。
没有设备，他们就以蓝天当厂房，以大地当车间，靠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使用仅有的一台小钻床和两台老车床，自己动手造起设备来。
不是说化肥厂“管道赛血管”吗？
他们偏要自己动手造。
没有现成的钢管，他们就造了一台土卷管机，把挖过窟窿、打过补钉的废钢板经过严格挑选，卷焊成一米一节的管子。
他们用这种方法，高质量地安装了全部水气管道。
不是说化肥厂“电线如神经”吗？
他们偏要修旧利废，用土办法建设起密如蛛网的空中和地下的输电线路。
一条三十米长的地下耐酸电缆，通常要在绝缘线外边加上塑料保护层，他们没有这些材料，便选用了一种报废的瓷暖气片，排列在地下，同样起到保护电缆的作用。
他们既富于创造精神，又脚踏实地干。
化肥厂需要一座六米高、十几吨重的热交换器，内部装配有几层隔板和三百六十三根钢管。
他们原计划送到一家大工厂加工，但是交货时间需要四个月。
他们说：
我们搞小化肥厂，是跟帝、修、反争速度，别说四个月，四十天也不能等，现在只有一条道——自己干！
于是，他们拿旧设备作样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仿造，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便造出了热交换器。
接着，又利用废旧器材改装和制造了氨贮槽、循环机等重要设备。
这支队伍既是设计、制造人员，又是工程安装队伍。
他们进行安装时，没有图纸，就用黄泥、铁丝、木块做成塔罐、管线的模型，然后拿到工地上，一边讨论、一边改进、一边安装；
没有起重机械，就靠着三盘绞磨，几根吊杆，争分夺秒地进行工作。
这个厂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硬是把上百台的大小设备，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安装出来，在1967年03月一次试产成功，当年就生产了八百吨合成氨。
把成绩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小化肥厂投产以后，一年到头厂门口车马络绎不绝，社员们披星戴月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来拉化肥。
这个厂的广大工人看到农业生产上这样需要化肥，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他们决心把成绩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千方百计提高化肥产量，为农村提供更多的肥料。
要扩大生产，厂里的一台锅炉不够用了，他们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成立了制造锅炉的专门小组，把从废料堆里找来的锅驼机当作材料，边研究边干，终于造出一台每小时产汽量达三吨左右的土锅炉。
锅炉造好后，原有的二十米高的红砖结构烟筒不适用了，他们就安上一节大铁筒，解决了这个难题。
要扩大生产，原有的动力设备也感到紧张。
这时，有人提出来希望国家给资金、给设备。
可是，工人们不同意。
他们认为，动不动就想当伸手派，吃现成饭，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他们决定自己动手造。
当时厂里急需两台铜液泵。
造铜液泵，最难加工的是曲轴，按技术要求，需要先锻造成形，再切削加工。
厂里没有锻造设备，他们便根据现有条件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截一截地加工出来。
结果不但造出来了，而且效率比原来的提高一倍。
他们就是这样，本着“力求节省”的精神，只花了很少的钱，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把合成氨的产量逐步由年产一千二百吨扩大到二千吨、三千吨，现在又继续向五千吨的水平迈进。
单是生产一种合成氨，还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他们考虑到山区如果能使用固体化肥硝铵，运输、贮存都比较方便，于是就决定利用一些外厂废弃不用的旧的硝铵设备，建设一个硝铵生产车间。
按照国外设计，搞硝铵生产需要盖五层楼高的建筑物，把十多座反应塔和反应罐保护起来，但是他们修的全部在露天地里。
为了解决酸吸收塔被腐蚀的问题，他们集思广益，采用了国产原料，耐酸性能大大超过进口货。
按照洋设计，还要采用一种被叫做“化工眼睛”的分析仪器——精密天平。
到底要不要买这种仪器？
他们争论了好久，最后，还是采用土办法来计算硝铵浓度，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几年来，这个厂一面扩建一面生产，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969年，全厂共生产出氨水三千八百一十一吨，硝铵三千二百六十一吨，今年上半年，这两种化肥的产量继续大幅度增长。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凌源县化肥厂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大搞综合利用，把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各种废气、废液、废渣，以及余热，全部利用起来，变成了宝贵的财富。
他们用土办法，利用铜洗塔放空的尾气，制造出了肥效大、含氮量高的氨基钾酸胺。
在一些用蒸汽量大的工段安装了余热锅炉。
焊工们经常把一寸长的钢板、钢管收集起来，卷焊成可用的钢管。
厂里的机器设备坏了，工人总是千方百计自己修复，从不依赖外单位，既节省了资金，又争取了时间。
几年来，凌源县化肥厂已经由几十个人发展到二百多人，成为凌源县山区人民可靠的化学肥料基地，促进了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社员群众的赞扬，被誉为“在山沟里成长起来的小化肥厂”。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佐佐木更三率领的友好访华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12日讯
应中日友协邀请，由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率领的友好访华团一行八人，今天到达北京。
我有关方面负责人丁西林、徐明、王晓云、王笑一、吴曙东等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先期到达北京的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地方活动家代表团部分成员和在北京的日本知名人士西园寺公一。

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中国展览会胜利闭幕
展览会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有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前往参观
新华社讯
东京消息：
07月初在日本福冈市开幕的“中国展览会”在展出四周之后最近胜利闭幕。
展览会受到了日本西部地区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欢迎，有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前往参观。
这次展览会是日中友协（正统）福冈县本部和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为响应毛主席05月20日发出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的伟大号召，加强日中友好，加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而联合举办的，并得到了日本全国各友好商社和爱国华侨的积极支持。
展览会通过近千张图片和放映中国电影，向广大日本观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中国广大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工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建设等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许多观众在参观后增进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有五百多名青年在参观后要求加入日中友协（正统）或参加日中友好活动，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而斗争。
有些日本朋友在参观时激动地高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多观众非常认真地参观展出的图片，有的人边看边作笔记，有的人前来观看两三次，有的提出各种问题请求讲解员解答，在展览厅内经常可以看到讲解员和观众三三两两地在热心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问题。
有位工人在参观时还结合着自己的见闻和他所在的工厂的情况，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情况。
有位农民愤怒地控诉了美日反动派勾结起来破坏日本农业的罪行。
展览会展出期间，还放映了五十多场中国电影。
许多观众从电影中看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他们说，“七亿中国人民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量。”
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针灸治愈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聋哑病人的电影和图片吸引了许多观众。
一位日本朋友在参观后说：
“中国政府好，中国政府处处为人民服务。”
在展览会工作的来自日本各地的一百几十名日本朋友，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积极参加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他们表示今后要继续开展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两国邦交的斗争。

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中国展览会胜利闭幕
展览会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有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前往参观
新华社讯
东京消息：
07月初在日本福冈市开幕的“中国展览会”在展出四周之后最近胜利闭幕。
展览会受到了日本西部地区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欢迎，有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前往参观。
这次展览会是日中友协（正统）福冈县本部和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为响应毛主席05月20日发出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的伟大号召，加强日中友好，加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而联合举办的，并得到了日本全国各友好商社和爱国华侨的积极支持。
展览会通过近千张图片和放映中国电影，向广大日本观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中国广大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工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建设等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许多观众在参观后增进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有五百多名青年在参观后要求加入日中友协（正统）或参加日中友好活动，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而斗争。
有些日本朋友在参观时激动地高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多观众非常认真地参观展出的图片，有的人边看边作笔记，有的人前来观看两三次，有的提出各种问题请求讲解员解答，在展览厅内经常可以看到讲解员和观众三三两两地在热心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问题。
有位工人在参观时还结合着自己的见闻和他所在的工厂的情况，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情况。
有位农民愤怒地控诉了美日反动派勾结起来破坏日本农业的罪行。
展览会展出期间，还放映了五十多场中国电影。
许多观众从电影中看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他们说，“七亿中国人民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量。”
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针灸治愈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聋哑病人的电影和图片吸引了许多观众。
一位日本朋友在参观后说：
“中国政府好，中国政府处处为人民服务。”
在展览会工作的来自日本各地的一百几十名日本朋友，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积极参加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他们表示今后要继续开展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两国邦交的斗争。

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驻苏丹代表等分别发表谈话
谴责两个“超级大国”阴谋分裂阿拉伯解放运动
巴勒斯坦人、民决心把反对美以侵略的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喀土穆10日电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驻苏丹代表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最近抛出的所谓“罗杰斯计划”，并且一致表示决心把反对美以侵略的武装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驻喀土穆办事处代表阿布·马尔万发表谈话说，“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人民断然拒绝“罗杰斯计划”以及企图取消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迫使阿拉伯民族投降的类似的“建议”。
马尔万说：
“我们决不从这种原则性立场后退。”
马尔万指出，美帝及其帮凶企图分裂阿拉伯解放运动和通过所谓的美国倡议来打败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但是，事态的发展同它们的愿望相反。
阿拉伯人民现在看穿了两个所谓的“超级大国”的险恶本质。
阿拉伯人民要求进行人民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他们对美帝和社会帝国主义不再抱任何幻想。
影响中东地区形势的决定性因素是阿拉伯群众的新觉醒。
马尔万说：
“感谢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教导。
我们牢牢掌握这个真理，决心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我们解放祖国的唯一途径。
让帝国主义大国去搞它们的阴谋罢，我们要在人民战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喀土穆办事处代表阿布·希杰拉说，
“罗杰斯计划”是一个国际大阴谋。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强烈拒绝这个阴谋。
我们将在阿拉伯人民的帮助下，继续揭露和粉碎它。
他说，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了他们的权利决不能靠联合国和大国来恢复。
巴勒斯坦人民决心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直到解放整个巴勒斯坦。
新华社摩加迪沙11日电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驻索马里代表阿卜杜勒·哈米德·阿扎姆07日在这里发表谈话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决心坚持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
他说：
“我们的目的是解放整个巴勒斯坦，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
我们准备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进行战斗，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他接着说：
除了拿起武器之外，我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办法能使我们重返家园，不继续战斗就不能取得胜利。
我们已经失掉了一切，但是决不妥协，除了解放巴勒斯坦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接受。
阿卜杜勒·哈米德说，殖民主义的飞机和迫击炮都吓不倒我们。
我们的兄弟在战斗中将更加团结。
据新华社哈瓦那电
据此间报道，巴勒斯坦战士代表团团长阿布·伊亚德07月30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弱小的力量，只要它的事业是正义的，它就可以打败强大的敌人。
阿布·伊亚德率领的巴勒斯坦战士代表团是应古巴政府的邀请，参加古巴全国起义日十七周年纪念活动的。
伊亚德指出，“我们的人民拒绝安理会的决议和罗杰斯计划。”
罗杰斯计划“是企图欺骗巴勒斯坦人民、分裂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阴谋诡计。”
他说：
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强加这种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和平二十年，才找到了获得这种和平的唯一道路：
武装斗争。”

庆祝北京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朝鲜宅庵朝中友谊合作农场建立友好关系十周年
红星中朝友好公社社员和朝鲜使馆人员联欢
新华社12日讯
为庆祝北京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和朝鲜宅庵朝中友谊合作农场建立友好关系十周年，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社员和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人员今晚举行联欢会。
联欢会在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举行。
当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和夫人，以及大使馆人员，来到公社时，受到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为欢迎朝鲜同志举行的宴会上，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韩薪和玄峻极大使，频频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健康，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为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和宅庵朝中友谊合作农场友好往来的不断发展，举杯祝酒。
韩薪同志还请玄峻极大使把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社员的一封信，转交给宅庵朝中友谊合作农场的朝鲜战友。
宴会结束后，放映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打击美国侵略者的中国故事影片《英雄儿女》。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绍文，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陆维钊也参加了今晚的联欢会。

我驻瑞典、丹麦和瑞士使馆举行招待会
庆祝我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
新华社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武官王永政07月3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
瑞典军政官员和各界朋友以及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二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其中有：
瑞典代理国防参谋长伍尔夫上校，瑞典国防部器材局局长瓦林少将，瑞典皇家宫廷典礼长拉格伯格，斯德哥尔摩市政委员会第1副主席肖伯格。
瑞典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书记隆德格伦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瑞典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讯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临时代办王言昌07月31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大约一百三十位客人中包括丹麦皇家空军司令霍尔斯特—索伦森少将，陆军航空兵装备处处长恩格尔少将，丹麦其他军政官员以及各界朋友和知名人士。
一些国家驻丹麦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客人们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节日，祝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新华社讯
伯尔尼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武官王枫林07月31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瑞士联邦政府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界人士二百五十多人。
一些国家驻瑞士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化远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许多朋友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且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临时代办举行午宴
招待即将来我国的阿政府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地拉那11日电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林中11日在大使馆设午宴招待即将前往中国的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凯莱齐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
出席宴会的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阿·查尔查尼，外交部长奈·纳赛，贸易部长基·恩杰拉，建筑部长希·德拉戈蒂，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罗博以及随同代表团前往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专家组的同志。
宴会是在极其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日共（左派）《人民之星》谴责日本反动派借“自主防卫”之名复活军国主义
把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
揭露日本反动派疯狂扩军备战在亚洲加紧准备战争冒险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机关报《人民之星》07月17日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反动派假借
“自主防卫”之名复活军国主义，扩充军备和扩大军需工业。
文章说：
日本卖国反动派自去年以来大肆叫嚷的“自主防卫”，就是要以
“防卫”之名行侵略亚洲各国之实，以“为和平作出贡献”之名行备战之实。
文章说，日本卖国反动派为了“保卫”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接连遭到惨败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正企图替代美国去侵略亚洲各国。
为了这种“保卫”，日本反动派拚命地扩充军备，煽动战争狂，迫不及待地要把日本人民驱使到侵略战争中去。
文章说，佐藤荣作叫嚷什么“以自主防卫为主，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辅”，这是一个大骗局，实际上已把日本更加牢固地绑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车上，完全搞的是卖国阴谋。
佐藤荣作说的“自己国家由自己保卫”，只不过是为掩盖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听从美帝国主义的指挥，对亚洲进行侵略，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
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的“自主防卫”论，是彻头彻尾出卖日本民族利益的真正的卖国主义的谬论，是强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舆论动员。
文章说，日本反动派战后一直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庇护下复活军国主义。
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1950年建立了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预备队，军火工业也重新开始生产。
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以后把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进而又改编为“自卫队”，编入美军的战略、指挥系统，并把它扶植起来。
文章说，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强调什么“日美联合防卫”，什么日本的“自卫权利和义务”，加强日美联合作战的体制，进行美、日、朴、蒋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加强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实行核武装等等，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卖国反动派更加积极地扩充军备和准备侵略战争。
文章说，在“日美联合防卫”的借口下日本越来越大规模地扩充军备。
垄断资产阶级以“防卫装备国产化”为借口，扩大军火工业。
投入1967年开始的第3个扩军计划的军费二万四千亿日元
（约折合六十六亿六千多万美元），大约为第2个扩军计划军费的二倍。
文章指出，特别是在日美联合公报以后，岩国、横田、三泽等美军基地空前大规模地扩充了。
日本全国在迅速冲绳化。
以要投入五万数千亿日元（约折合一百三十八亿九千万美元）的第4个扩军计划为动力，日本的军需工业的扩大和工业军事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文章说，凡是叫嚣“加强自主防卫”，叫嚣“扩大军需生产”的，都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头目。
因此军国主义复活的罪魁祸首就是卖国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
日本的军需工业是完全由垄断资本控制的。
“防卫厅”订货都集中在头几名大企业就是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
而且这种倾向还在逐年明显地表现出来。
文章驳斥了以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派散布“日本大国论”，宣传日本的军事费用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非常少的”等谬论。
文章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只不过是他们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而已。
1963年到1968年这五年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年增加军事费用百分之十以上的只有日本，而且1969年度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四点六，1970年度比上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十七点七，增长率越来越大。
文章说，垄断资本为适应第4个扩军计划及其以后的第5个扩军计划大规模的军需订货的需要，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充设备。
尤其是对增长率最高、利润最大的导弹的发展，几个主要的垄断资本集团更是拚命地竞争。
文章强调说，美日反动派强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是他们虚弱的表现。
这是他们由于害怕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而进行的疯狂的挣扎。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成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日本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文章表示：
我们必须集中人民的各种斗争，把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日共（左派）《人民之星》谴责日本反动派借“自主防卫”之名复活军国主义
把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
揭露日本反动派疯狂扩军备战在亚洲加紧准备战争冒险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机关报《人民之星》07月17日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反动派假借
“自主防卫”之名复活军国主义，扩充军备和扩大军需工业。
文章说：
日本卖国反动派自去年以来大肆叫嚷的“自主防卫”，就是要以
“防卫”之名行侵略亚洲各国之实，以“为和平作出贡献”之名行备战之实。
文章说，日本卖国反动派为了“保卫”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接连遭到惨败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正企图替代美国去侵略亚洲各国。
为了这种“保卫”，日本反动派拚命地扩充军备，煽动战争狂，迫不及待地要把日本人民驱使到侵略战争中去。
文章说，佐藤荣作叫嚷什么“以自主防卫为主，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辅”，这是一个大骗局，实际上已把日本更加牢固地绑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车上，完全搞的是卖国阴谋。
佐藤荣作说的“自己国家由自己保卫”，只不过是为掩盖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听从美帝国主义的指挥，对亚洲进行侵略，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
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的“自主防卫”论，是彻头彻尾出卖日本民族利益的真正的卖国主义的谬论，是强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舆论动员。
文章说，日本反动派战后一直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庇护下复活军国主义。
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1950年建立了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预备队，军火工业也重新开始生产。
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以后把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进而又改编为“自卫队”，编入美军的战略、指挥系统，并把它扶植起来。
文章说，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强调什么“日美联合防卫”，什么日本的“自卫权利和义务”，加强日美联合作战的体制，进行美、日、朴、蒋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加强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实行核武装等等，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卖国反动派更加积极地扩充军备和准备侵略战争。
文章说，在“日美联合防卫”的借口下日本越来越大规模地扩充军备。
垄断资产阶级以“防卫装备国产化”为借口，扩大军火工业。
投入1967年开始的第3个扩军计划的军费二万四千亿日元
（约折合六十六亿六千多万美元），大约为第2个扩军计划军费的二倍。
文章指出，特别是在日美联合公报以后，岩国、横田、三泽等美军基地空前大规模地扩充了。
日本全国在迅速冲绳化。
以要投入五万数千亿日元（约折合一百三十八亿九千万美元）的第4个扩军计划为动力，日本的军需工业的扩大和工业军事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文章说，凡是叫嚣“加强自主防卫”，叫嚣“扩大军需生产”的，都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头目。
因此军国主义复活的罪魁祸首就是卖国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
日本的军需工业是完全由垄断资本控制的。
“防卫厅”订货都集中在头几名大企业就是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
而且这种倾向还在逐年明显地表现出来。
文章驳斥了以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派散布“日本大国论”，宣传日本的军事费用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非常少的”等谬论。
文章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只不过是他们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而已。
1963年到1968年这五年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年增加军事费用百分之十以上的只有日本，而且1969年度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四点六，1970年度比上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十七点七，增长率越来越大。
文章说，垄断资本为适应第4个扩军计划及其以后的第5个扩军计划大规模的军需订货的需要，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充设备。
尤其是对增长率最高、利润最大的导弹的发展，几个主要的垄断资本集团更是拚命地竞争。
文章强调说，美日反动派强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是他们虚弱的表现。
这是他们由于害怕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而进行的疯狂的挣扎。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成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日本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文章表示：
我们必须集中人民的各种斗争，把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教职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2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团长东谷敏雄、副团长越智喜代秋、鸟海幸雄、秘书长后藤恒太率领的日本第6次教职员友好访华团。
郭沫若副委员长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一起照了像。
有关方面负责人庄涛、张雨在座。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致不结盟国家国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公开信（续四）
新华社北京12日讯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08日在这里公布的致不结盟国家国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公开信。
（续四）诸位陛下，诸位总统和总理，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恳请你们原谅我给你们写这样长的信，但是我希望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能予以注意，因为你们肯定同情高棉人民，高棉人民是不结盟国家大家庭忠实的一员。
在你们的允许之下，我现在来谈谈支持金边朗诺政权的某些政府提出的论据，提出这种论据是为了使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各自的政府不给予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正式承认。
敌视我的政府的那些外国政府的论据如下：
第1，说我的政府是一个在国内毫无基础的“流亡”政府，而朗诺政府设在国内的首都，“人民显然接受它的政权”。
第2，说我的政府在国内只有很少的支持者；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军队甚至是一个“神话”，这支军队在柬埔寨战场上的战绩是“越共部队”的战绩；
我本人已经被高棉人民“抛弃，遗忘掉”。
第3，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拒绝承认我的政府，并且接受了作为柬埔寨“代表”的朗诺的大使的委任书。
针对这种论据，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允许我向你们说明下列事实：
第1，我的政府的（主要）成员三位大臣在柬埔寨，并且在国内的一个解放区有他们的总部。
这就是国防大臣，内政大臣，新闻、宣传大臣。
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
他们同人民并肩战斗打击祖国的敌人。
他们在解放区主持人民代表大会。
他们通过建立在解放区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广播电台经常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朗诺“政府”的宣传机器声称，乔森潘、胡荣、符宁这三位大臣“几年前已被西哈努克杀害”，他们今天只是“幽灵”！
如果真是这样，以这三位大臣为领袖的“人民派”就决不会参加以我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而
“人民派”早在朗诺（1970年03月）发动政变的翌日就正式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此外，支持“人民派”的所有侨居法国的知识分子（高棉留法学生联合会）、所有侨居苏联的知识分子（高棉留苏学生联合会）、所有侨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等等，都自发地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且拥护我，同时向我表明，他们知道乔森潘、胡荣和符宁都健在。
所谓“被西哈努克杀害”的三位大臣的知心朋友周成和秀木（现均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以及暹安（现为柬埔寨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河内），当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希望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向你们证明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目前的确在柬埔寨，生活在人民中间。
因此，我的政府扎根于人民之中，并且拥有一个合法政府的一切依据。
它是由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的全体代表大会选出、在它提出了由全体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政治纲领之后，由合法的国家元首任命的。
我的政府在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下面的篇幅将向你们提供证据）。
它领导着由高棉人民的优秀儿子组成、并且得到高棉人民群众支持的一支名副其实的军队，正如下面的篇幅中谈到的“现场观察家”即法国和美国记者的文章摘要将要证明的那样。
在我这封信的第1部分中，我谨向你们证明了朗诺政权是完全非法的。
为这个政权捧场的某些外国政府抛出的论据的依据是，这个政权占领着首都。
我认为，对于其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的“第3世界”各国来说，轻信这种论据“有根据”是危险的。
按这种论据，只有其所在地在国家首都的政府（那怕这个政府是靠外国的“保护”而存在的，那怕这个政府遭到本国人民的反对）应该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武装干涉和保护，金边的朗诺政府早就垮台了。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目前，朗诺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国家，而只能“统治”金边市。
在这方面，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允许我向你们提供美国人的几段话来作证。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今年05月28日在华盛顿说：
“尼克松政府打算通过代理人在柬埔寨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以支撑朗诺政府。
也很清楚，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这一军事行动，其目的不在于清除边境上的共产党庇护所，而在于支持在金边的虚弱的朗诺军人政权。”
次日，1970年05月29日，美国记者唐·谢农从金边向他的通讯社发出的一则电讯说：
“留在这里的一位大使摇着头发表评论说，外交使团把朗诺首相叫做‘金边市长’……朗诺现在已经公开供认，除了首都之外，他控制不了这个国家。”
现在，美国政府的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莱尔德尽一切可能企图使世界相信，朗诺政权处在“非常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
然而，广大的美国新闻界根本不同意这种乐观的看法。
例如，1970年07月13日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朗诺政权“上台”四个月以来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判断：
“柬埔寨（即朗诺‘政府’）存在下去的前景被认为是暗淡的，有些人说是濒于无望的。
“这里的西方专家们认为，朗诺首相的政府维持下去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被占优势的敌军四面包围的金边政府，怎么说也是不完善的，这个政府正在垮台。
脆弱的经济正在变得更加虚弱。
捐税收不上来。
商业活动正趋于停滞。
毫无训练的军队正在为苟延残喘而挣扎。
“对于那些自03月中就在这里观察事态发展的人来说，……形势令人沮丧。……半个柬埔寨——可能更大些——不是在共产党（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因为对于美帝国主义说来，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都是‘共产党’！）
的控制之下，就是受到严重威胁。
朗诺政权对已经失去控制的地方还不死心。
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是安全的。
显然，游击队指挥员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起攻击。
“金边本身已被包围，实际上已陷于孤立。
政府已经把东北部四省交给了赤色分子（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西北部洞里萨湖一带的产粮区正处于危险之中。
共产党的部队（即我们的民族解放军）遍于东部和南部。
“这个国家唯一的南北铁路交通已经被切断。
一些主要公路在共产党（即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手中，每条公路线至少被切断一次。
物资从位于磅逊（原西哈努克城）的唯一深水港断断续续地运入。
商船再也不在湄公河上行驶。
“财政上，柬埔寨（即朗诺‘政府’）深深陷入困境。……（07月13日的《新闻周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说：
外汇迅速减少；
政府正以每月一千万美元的速度印发新币）……1970年出口指标已被砍掉一半，还可能降低到零。
主要橡胶园已经关闭。
很多稻田没有人管，仓库易受袭击，运输困难。
“金边尽管夸夸其谈，士气却很低落，并且日趋低落……
“金边的自由观察家们一再重复说，按现在考虑的水平的美国直接援助，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都不足以挽救柬埔寨（即美国人妄自同柬埔寨混为一谈的朗诺政权）。
这些观察家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华盛顿已经把柬埔寨作为印度支那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品而勾销了。”
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通过美国观察家自己的这些十分悲观但是合乎情况的报道可以看出，朗诺政权已岌岌可危，连它的美国保护人都不把赌注押在它身上了。
第2，至于民族统一阵线，这并不是一个“神话”；
它得到高棉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一致支持，它拥有一支具有坚强决心的游击队，一些不可能有“左派”或进步嫌疑、更谈不上亲共嫌疑的记者的如下报道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朗诺（1970年03月18日）发动政变的翌日，我国各省的同胞就组成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一些游击队。
十分亲美的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在1970年05月16日的一期上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让·多里欧的一篇报道（写于04月）。
让·多里欧的文章的题目是“柬埔寨——二十四小时在游击队手中”。
《巴黎竞赛画报》的副题是：
“让·多里欧向我们讲述了他和丹尼埃·加缪斯在一个烽火连天的国家里是怎样被西哈努克的士兵俘虏的。”
我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几段，供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一读：
“04月20日……我们获悉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存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一位当地负责人、一位职位很高的柬埔寨人，向我们解释了当前的目标：
‘——我们要把朗诺清除掉，解放国土，拿下金边并要西哈努克重新当政府首脑。
’
“……我们在后面看到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身穿笔挺的绿军装，头戴有西哈努克像帽徽的军帽。
有的用自行车运大米，有的出发作战……身穿黑色短衫的当地民兵‘负责我们的安全’。
“二十四小时后，我们被释放了……人们把我们装上一辆吉普车……突然，在路上一拐弯，我们看到了曾经神秘地不见了的我们的几辆汽车同样神秘地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
世界上最有影响地证明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存在并且得到高棉广大农村群众自发支持的，是美国人理查德·达德曼的作证。
他在让·多里欧的报道之后两个月，于1970年06月22日至28日的几期《圣路易邮报》上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几段：
“我们看到了柬埔寨和越南游击队在决心抗击美国坦克、飞机的战斗中组织得很好的活动。
我们与他们一起在乡村之间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或偶而乘坐卡车，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他们的战术、他们与柬埔寨农民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
“我们到了一座被炸毁的桥梁，……无意之中我们进入了盟军与支持西哈努克的游击队之间的无人地带。……
“……来了一个说法语的年轻人，……他说他是金边来的柬埔寨学生，现在同与美国人和南越人（即亲美将军阮文绍、阮高其政权的雇佣军）作战的柬埔寨和越南革命力量一起工作。……
“我们被赶进了一辆车子，还有十来个柬埔寨士兵。……
“……危险越来越大。
每到一个村庄，都有一群男女村民拥过来，从卡车后面爬上来，带着愤怒的表情，看了看可憎的西方人。……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当地人民与游击队水乳交融的情景。
农民象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游击队战士。
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美国的政策有着极其严重的意义。
“我们看到，每到一家，老百姓都表现得乐于同游击队合作，富于友情。
“看守我们的士兵经常对我们说起‘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以及他们将继续进行着共同斗争，直到把所有美国人赶走，使整个印度支那获得自由和独立。
’他们是代表诺罗敦·西哈努克的，西哈努克是这个伙伴关系中的关键人物。
“……‘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我们被俘后的四十天里，我们在那里对柬埔寨游击队员有了些了解，他们这种顽强不屈和献身的精神，与其说是一句宣传口号，还不如说是说明了事实。
“好几个游击队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
‘活着没有自由和独立等于死了一样。
为革命而死在所不惜。
’
“……哈依说：
‘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很有声望，他领导国家享有了十五年的和平。
’他接着说，‘朗诺没有什么名气，他给柬埔寨乡村带来了战争。
朗诺把政府军的薪饷提高了一倍，但是士气仍然低落。
’”
理查德·达德曼（《圣路易邮报》1970年06月28日星期日）的“结论”如下：
“作为俘虏，我在‘被解放的’柬埔寨逗留的将近六周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信，尼克松总统的政策无意中有助于为得到人民大力支持的坚强的游击阵线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创造条件。
“……我看到了似乎是柬埔寨人民运动初期发展的情况。
这个运动就是高棉民族统一阵线，一般称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它并不是效忠于摇摇欲坠的朗诺首相的政府的，而是效忠于诺罗敦·西哈努克的……
“……在多数人口居住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进行彻底的变革，很快地变成了一心一意和行之有效的广大的革命根据地。
“……尼克松先生的战略在地理上取得的成果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我们在柬埔寨的所谓解放区的旅行中，到处都明显地看到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
“每到一个种植园或农民的茅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于西哈努克和极其仇恨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迹象。
“在柬埔寨人看来，美国的炮弹和炸弹，就是对他们进行一场无端挑起的殖民战争。
他们把美国看作是法国的继承者，企图在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精神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把历史的时钟倒转。
“……美国官方认为，那里的游击战争只不过是来自北越的侵略事件，这种看法是美国采取合情合理的方针的障碍，如果有可能采取这种方针的话。
“这场战争包含着表面现象之外的更多的因素。
它包含着一场内战的重要因素。
尽管同北越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一场在本土进行的运动。
“我们所见到的村民的态度清楚地表明，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仍然是享有很高威望的领袖。”
美国人理查德·达德曼的见证本身是令人信服而且是全面的，因此我无须多加评论。
请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仅仅允许我向你们提供最近的一篇报道，这就是巴黎《新观察家》周刊的法国人克劳德·缪勒尔女士1970年08月02日的报道：
“我们正在继续赶路，突然，路中央出现了一些人，叫我们站住。
他们人数不多。
我们停下来了。
武装的人群围着我们。
只是他们的腰带和武器，使他们同我们几分钟前碰到的农民显得不同。
和这些农民一样，他们也是高棉人。
他们的身材、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语言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午，我们成了俘虏了……
“……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画像。
我们提出问题。
人们回答我们说：
‘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我们大家的父亲。
他不久就要回来了。
我们等待着他。
’晚上，全村都收听亲王在北京的讲话。
村子的广场上装了个扩音器，向那些没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转播西哈努克的讲话。
“B—52型轰炸机老是在那里出现。
甚至清晨它们就来了，我被爆炸的猛烈的气浪抛在地上……人们对我说不要害怕。
如果轰炸有危险的话，他们将会把我们带到掩蔽所。
“……在我们的周围是一片嘈杂声。
卡车……来来往往。
卡车上装载着战士。
我们还第1次看到武装的妇女。
她们显得还很年轻……
“……傍晚，我们到达了比前几个村庄更为重要的一个村子。
人们把我们安顿在一个会议室里，里面挂着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巨幅画像。
全村人和我们共进晚餐。
“……人们向我们宣布西部地区的司令员要来访问。
全村一片欢腾。
大家都穿上了整洁的衣裳。
士兵们组成了仪仗队。
司令员到达了。
这是个高棉人……他希望我们的逗留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近午夜时分，来了一辆卡车，车上有十二个人。
“……我们获释了，但是人们劝告我们要等到天亮……
“……早上六点钟，我们上了车。
一位穿便服的柬埔寨人陪同我们……他用手势给我们指了路以后，立即就离开了我们，消失在树林中。
我们走了几公里。
我们经过苏翁军事哨所时，政府军甚至没有转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中午，我到达了金边。”
第3，如同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从上述西方阵营记者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的那样，我的政府虽说现在还不在金边，但它在柬埔寨的其它地区则是到处存在的。
占柬埔寨全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地区的人民仍然是忠于我的，并且坚决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民族解放军，把他们的优秀儿女送去参加这支军队。
吴丹本人也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通常住在纽约，不可能没有读过理查德·达德曼的文章。
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金边之所以还没有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控制之下，唯一的原因是尼克松总统——显然他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高棉人民（理查德·达德曼会说：
当然不能）——搬来了好几万雇佣军，这些雇佣军大部分是从西贡来的，小部分是从曼谷来的，还有一支称作“南越的”强大空军，这支空军驻扎在柬埔寨的波成东机场（距金边十一公里），以便“不惜任何代价地”（这是原话）使朗诺在高棉爱国人民的进攻面前免遭垮台。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了法国人民反对希特勒德国占领者的抵抗运动。
这并不妨碍爱好自由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他的政府，而不理睬投靠希特勒的赖伐尔政府。
荷兰女王陛下曾把她的政府迁往国外，以便更好地进行抗击纳粹占领者的斗争。
这并不妨碍爱好自由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继续承认女王的合法地位和她的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
但是，正如我在下面的篇幅中所要指出的那样，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不是流亡的，它们在柬埔寨有政府各部、有行政机构、军队和人民。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诸位陛下、诸位阁下和各国政府与人民，只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才能代表高棉人民的和独立的柬埔寨。
朗诺政权不能代表高棉人民（美国人理查德·达德曼已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它绝不能代表民族独立，也代表不了国家领土完整。
作家、历史学家、美国大学著名的演说家菲利普·德维利尔斯说（见1970年07月号《世界报外交月刊》）：
“柬埔寨的官僚买办阶级和军人阶层，是03月18日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们堕落到完全依附于外国，他们没有希望保住政权，甚至作为整个阶级，他们也没有希望苟延残喘，因为他们得不到支持。
同1946年以后越南的情况一样，外国的入侵激起了全国的抵抗并形成了人民战争，柬埔寨左派早已指出，一八八五——1887年，高棉农民听从国王诺罗敦的秘密训令，对法国人进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并且赢得了胜利。
“尼克松总统推行一年前在关岛制定的使‘亚洲人’承担责任的政策，让他的西贡和曼谷同伙‘按照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干，就是说，要恢复1845年建立的对金边的共同保护制，法国在1863年使柬埔寨摆脱了这种保护制。
正如西哈努克亲王在1957年就预见到的那样，这一次是美国使柬埔寨又一次落到她的世代敌人的手中。”
——在这里，我认为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就这样，在朗诺政变之后，金边政权的柬埔寨变成了美国、西贡和曼谷政府的三重殖民地，吴丹以联合国的名义把独立柬埔寨的席位给它，是大错而特错了。
——此外，全世界都知道，金边政权是对高棉男女公民多次进行大屠杀和对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数越南平民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罪犯。
我不想向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介绍关于这些灭绝种族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因为世界各国的报刊都已谈到了这些大屠杀，即便没有激起所有国家的政府的愤怒，至少也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的愤怒。
这种公然和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及其宪章所保障的人权的行为，就足以把朗诺政权永远排除在我们的组织之外。
但是，遗憾的是吴丹却对此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甚至没有咨询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的意见。
——一些朗诺的“支持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亚当·马利克先生竟悍然宣称“西哈努克政府不应该出席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因为它没有被接纳入联合国，因此只有为吴丹所接受的朗诺政府才有效地代表高棉人民”。
如果按照亚当·马利克先生的这种言论来表达公道、逻辑和各国国情的话，那么，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罗，即：
蒋介石的所谓“政府”而不是毛泽东主席的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
世界上只有华盛顿政府（而不是美国人民）“相信”，也就是说假装相信，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应该在联合国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诸位陛下和诸位阁下，你们首先知道，我们伟大的所谓“世界性的”组织正在历史上败坏自己的名声，因为它在“华盛顿”的政治，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压力下，同意继续上演“两个中国”的丑剧。
话又回到柬埔寨问题上，我可以断言，联合国组织不忠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干了对自己不光采的事，因为联合国未经过讨论即同意将独立的柬埔寨的席位给了朗诺的代表，并且肆无忌惮地剥夺了王国政府早已派驻的代表胡森巴先生的席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