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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
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
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
有些什么意见？
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
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
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
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
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
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
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
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
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
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
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
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
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
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
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
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
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
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
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
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
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
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
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
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
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
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
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
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
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
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
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
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
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
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
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
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
究竟招什么人？
怎么招？
带着什么观点去招？
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
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
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
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
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
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
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
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
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
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
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
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
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
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洋？
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
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
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
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
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
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
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
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
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
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
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
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
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
我们当时都很相信。
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
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
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
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
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
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
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
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
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
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
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
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
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
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
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
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
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
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
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
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
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
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
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
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
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
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
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
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
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
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
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
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
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
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
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
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
产品是穷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
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共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
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
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
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
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
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
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
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
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
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
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
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
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
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
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
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
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
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
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
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
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
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
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
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
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
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
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
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
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
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
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
同时，我们还组织工入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
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
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
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
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
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
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
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
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
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
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
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
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
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
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
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
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
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
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
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
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
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
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
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
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
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
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
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
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
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
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
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
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
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
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
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
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
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
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
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
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
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
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
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
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
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
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
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
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
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
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年第八期）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作者：某部话务班

我们班十二名女战士，在话务工作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和“老三篇”结合起来，较好地处理了总机和用户，快和好，主动和被动，本台和友邻总机四个关系，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只有一个心眼想着为人民服务，才能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只有认真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要正确处理好总机与用户的关系，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我们是毛主席的话务兵，光辉的‘老三篇’作座右铭；
胸怀朝阳干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
这是我们班全体同志的决心。
但是在工作中却碰到不少矛盾。
比如，有的同志一上机，见信号灯象星星似地到处闪光，听到老是“总机”“总机”的不断呼叫，在线路少，干扰大，用户催得急，而又接不通的情况下，便产生急躁情绪。
怎么办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分析了总机和用户的矛盾，认识到：电话多，不易接通，固然是客观情况，但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话务员是否树立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战备服务的思想。
所以，我们话务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用什么态度接转电话，绝不是简单的总机和用户，你要我就转，你问我就答的问题，而是检验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得牢不牢的根本态度问题。
从此以后，同志们自觉地从改造世界观入手，对照“老三篇”找差距，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做到：越是电话多，催得急，越要对用户满腔热忱，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帮用户所需。
我们不仅主动向用户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主动询问，主动回叫，还常在每天上班的时候，到机关科处去登记同志们一天要挂的长途电话，减少用户挂号时间。
我们发现每当机关召开会议、办学习班结束时，首长和同志们都要了解南来北往的车辆到站时间，我们就预先向车站问清楚，并主动告诉各单位首长。
这样，就可以减少短途用话，保证了长途通话的时间多一些。

我们不仅保证用户接通话、找到人，还时刻为战备着想，走出总机房，接通了无数次没有线路的电话。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解决电话多、线路少的矛盾的关键。
一天，话务员郑军同志在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上级机关要市里某部队的一个电话。
但我们通往该部队的电话已经撤了。
当小郑把情况告诉对方时，用户焦急地说，他们机关有一位同志，到这个部队出差，因为战备工作的需要，要通知这个同志立即回来。
郑军同志听说是战争的需要，立即交了班，请了假，顾不得吃午饭，步行二十多里，跑了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那位同志，最后把这位同志送上了火车，她才放下心来。

要正确处理快和好的关系，必须发扬“完全”“彻底”革命精神

战备要求我们接转电话做到既迅速又准确。
但是，开始有的同志片面求快，凡是来了电话就“快接”、“快转”，至于通不通就忽视了。
看起来，接转数量多了，平均速度快了，但用户没有讲上话，实际上工作还没有做好。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的教导，使我们认识到，快与好是对立的统一，接转电话快是需要的，但这个快一定要建立在好的基础上。
如果形式上我们接得很快，但实效很差，难免又要讲第二次，这样在平时就要误事，战时将贻误战机。

我们懂得了这个关系，便想方设法改进，如把各部门的番号、代号编成顺口溜，把机门位置画下来，在教练机上反复试插。
但是由于只抓了方法，忽视了抓思想，迅速和准确还是没有很好统一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我们狠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技术第一”的反动谬论，提高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
大家认识到，只有思想上树立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才能有接转工作的高速度和高质量。
从此，同志们每接一个电话，都以“完全”“彻底”的标准要求自己，使电话真正接一个通一个，保质保量。
这样数量相对减少了，提高了线路的利用率，争取了时间，加快了通话速度。

要正确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们负责通话的单位高度分散，点多线长，线路又少，工作量大，平均每天接转三千余次，往往忙得团团转。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认为，话务工作是被困难牵着鼻子走的“差事”，摆脱不了被动。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教导，深刻认识到：被动与主动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
条件是什么呢？
主要的是人的革命精神，积极的能动作用。
可我们工作一忙，有的同志就只看到客观上电话多、催得急，看不到我们战胜困难内在的积极因素，看不到我们自己存在化被动为主动的条件，“怕”字当头，导致了工作上的被动。
我们又一次学习了“老三篇”，用老愚公知难而进的精神对照自己，认识到困难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没有不可以战胜的困难。
提高了认识，同志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细心地摸索电话忙、闲的规律，恰当地应付各种局面，化被动为主动。
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况电话多：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党中央下达战斗号令，各部门都要上报下达电话多；
天天读以后电话多；
宣传部门电话多；
召开会议电话多。
每当遇到这些情况，我们采取了“三主动”，“三熟悉”、“一集中”的办法，即：主动回叫，主动询问，主动接转；
熟悉用户位置和活动规律、工作范围，熟悉首长口音及分工，熟悉线路、单机分布情况：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把几个用户同时要一个方向或一个单位同时要一个方向的几个电话，争取一次讲完。
这就大大减少了电话的重复，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

我们还认真学习白求恩同志“对技术精益求精”的革命精神，把练口功、手功、耳功当作话务员的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大家说：一个塞头、一副耳机都和战备工作密切联系着，都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分不开。
战士王荷把机房当作消灭敌人的战场，苦练杀敌本领，过去十五对塞子插和拔需要四十秒钟，现在只需要二十六秒钟。
大家还自觉地以战斗的姿态，从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不管情况多么复杂，都能“胸中有数”，忙中有序，主动地掌握、控制、接转好每一个电话。
同志们说：“辩证法就是好’，它使我们心红手又巧，工作掌握了主动权，落实战备抢时间，再苦再累心也甜！”
要正确处理本台和友邻总机的关系，必须从全局出发

工作中，我们还体会到：搞好话务工作，处理好和友邻总机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在线路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为本台想的多，因而出现了抢线路的苗头。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认识到：我们总机和友邻总机都是革命全局的一个部分，伟大的革命事业就象一部机器，我们的总机仅仅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螺丝钉离开了机器就使不上劲，我们的工作离开了革命的全局就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在总机台上的每一个行动，都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局出发。
如果片面强调本机的土作重要，不顾其他总机的正常工作，就会损害革命全局。
认识提高了，我们就胸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全局，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坚持“先主后次、先急后缓、先长途后内部”的原则。
在工作配合中做到“三主动”：一般情况下，线路发生矛盾时，主动让路，方便友邻；
工作发生问题时，主动检查，承担责任，应答对方时，主动回叫，认真负责。
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和友邻总机搞好关系，我们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及书信联系等方法，主动向友邻总机征求意见，进一步增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促进了各总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使条条银线都畅通无阻。

两年多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要继续革命，就必须认真学好“老三篇”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做到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更好地推动事物的革命转化，争取更大的胜利。

作者：指导员王灵扬
栏目：干部战士学哲学

今年，我们连担负生产任务。
在新的任务面前由于工作没有很好安排，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忙忙碌碌，工作总是搞不好。

带着这个问题，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认识到，做任何工作都要了解其特殊的规律性，并根据其特殊的规律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连队到了新的环境，执行新的任务，就有不同于原来情况的新特点、新规律，就要根据这些新规律去安排各项工作。
如果还按老办法办事，就会产生忙乱现象，工作也不可能做好。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我们根据连队的实际情况，摸索出工作的规律性。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带有一定的突击性，在突击农活的时候，就不好集中时间、人员干别的事，但从全年来说，又是有忙有闲的，有战役间的空隙；
搞生产工种多，人员分散，但基本上是以班为单位，这就有相对的集中；
有突击性强的工作，如浸种、育种、施肥等，也有天天要做的经常性工作，如田间管理等。
只有根据这些规律去安排，才能既抓好农业生产，又使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在时间、人员和内容上都得到落实。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但有忙又有闲，就可以利用“闲”的时间，即“战役”之间的空隙进行政治教育，打好政治教育的歼灭战。
加我们将第一期突击性强的围堤、修渠、挖排水沟等任务完成后，在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前，针对部队的活思想，结合形势，集中时间、人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扎扎实实地解决部队在生产中的活思想，既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又不影响生产，为更好地完成下一步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
农忙时，针对以班为单位劳动的特点，就尽量少采取全连集中学习的形式，多让各班分散讨论。
时间紧，就解决主要问题。
这样，既使政治教育在人员、时间、内容上得到了落实，又促进了生产。
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我们又适当安排了连队的生活秩序，有劳有逸。
这样，工作主动得多了。

我们还认识到，在注意到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又不能忘记它的共性。
“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
我们搞农业生产，有它特殊的规律。
但是我们不论生产、施工和训练，也都有它们带普遍性的工作规律。
于是，我们又制定了保证政治思想工作落实的措施，即：狠抓“天天读”，不断提高学习效果，狠抓骨干队伍，充分发挥骨干队伍的模范带头作用；
狠抓活思想，及时解决现实思想问题；
狠抓“一对红”活动，开展比、学、赶、帮；
启发斗私批修的自觉性，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
这样，在分散劳动中，大家做到了《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
各班在劳动中，还经常召开讲用会、讲评会，积极开展思想互助，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活跃了。

作者：连长宫震乾

我们连队刚担任战备生产任务时，我想：“双手抓不了三条鱼，好汉难挡四面兵”，抓好生产任务就行了，别的事可以少管点，因而在工作中形成了“单打一”。
这样，连队工作、生活秩序比较乱。
对此，战士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怎样才能在抓好生产任务的同时做好其它各项工作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我们要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前提下抓好生产，又不能忽略其它方面的工作，如训练、作风培养等。
凡有利于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工作，我们都要抓。
如果只抓生产，不同时抓好其它各项工作，生产任务也搞不好。
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既要突出中心，又不能“单打一”；
既要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又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本着既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又全面建设连队的精神，科学地安排了各项工作。
在劳动中，我们结合搞军事训练，把手榴弹带到田头练投弹，用扁担练刺杀，在上下工的路上练习传口令，搞防空演习。
在完成各项任务中，注意作风培养，教育干部战士发扬三八作风，说干就干，干就干好。
另外，又用一定的精力去抓生活管理，改善了伙食，使连队出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这样，既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又做好了其它各项工作，保证了连队生活秩序的正常化。

作者：副指导员张雄辉

前一段时间，党支部在分析连队思想情况时，发现有的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不够好，打算办一期学习班，解决一些问题。
但一想到春耕工作忙，担心在这个时候再办学习班会影响生产，增加连队工作忙乱，就没有办。
结果，虽然多了一些人力和时间搞生产，但是一些党员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工作进度上不去。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回顾前一段时间的教训，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懂得了精神变物质的道理。
办党员学习班，从表面上看，从一段时间看，人力会紧张些，工作也会更忙些；
但是，从实质上看，从长远来看，党员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了，革命干劲足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工作就会更有成效。
磨快了思想上的“刀”，就可以更好地促进生产。

于是，我们用三天时间办了一期党员学习班。
在学习班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新党章，自觉斗私批修，使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
学习班结束后，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带动群众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

通过这一实践，我认识到，精神和物质，这是对立的统一。
抓好了思想工作，精神的力量就会化为物质的力量，就能做好各项工作，就能进一步解决忙乱现象。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会见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宾努首相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两位新任命的大臣：首相府大臣吉春和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

周恩来总理同宾努首相和吉春、秀蒲拉西两位大臣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念龙、曹克强、韩叙在座。

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二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二十一日在地拉那“游击队”宫接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同志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哈基·托斯卡和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里塔·马尔科，劳动党中央书记查费尔·斯巴秀，人民议会主席贝哈尔·什图拉，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人民议会主席团委员托宁·亚科瓦以及阿尔巴尼亚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约尔吉·舒利。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武清史。

接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二日打电报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热烈祝贺阿联国庆。
贺电全文如下：

开罗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阁下：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向阿联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支持阿联政府和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
我们深信，英勇的阿拉伯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赢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

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国、阿联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增进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美国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最近窜到我国台湾省，勾结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匪帮，加紧策划侵略亚洲的罪恶阴谋。

据报道，这个美帝侵越军前头目在去台湾之前，曾到南越“视察”美国侵略军。
他从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台湾先后与蒋匪军政头目进行了“密谈”，就美蒋之间“加强军事合作广泛交换意见”，并且在蒋匪帮军事头目陪同下“视察”了蒋匪帮“特种部队”训练基地和军事设施等。
他对蒋匪帮为侵越美军维修军械武器大加夸奖，据报道透露，美帝已准备把屠杀印度支那人民的某些武器直接交给蒋匪帮去生产。

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七月上旬前来亚洲策划了美帝强化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新部署之后，美帝高级军事头目就接踵不断到台湾进行阴谋活动。
在威斯特摩兰之前，美国陆军部长里索在“访问”南越之见七月八日到台湾活动了一天。
七月十三日，由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纳扎罗等八人组成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也到台湾进行两天活动。
据蒋帮报纸透露，美帝高级军事头目在台湾的活动如此频繁，是与要蒋帮对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给予“某种配合或支援”有关。

威斯特摩兰在台北期间曾经声称，如果柬埔寨能够得到亚洲“国家”足够的“帮助”，那么，美国今后就没有必要派兵到柬埔寨去。
罗杰斯在七月九日时日本电视网发表的谈话中也曾明目张胆地说，“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进行合作，并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努力，将能够保持它们的独立和中立”。
这都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其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计划。
它不但极力把南越、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傀儡、走狗们纠合到一起，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打头阵，而且还力图把日本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和南朝鲜走狗等纠集到一起，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预备队。

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出面，七月上旬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有蒋匪帮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参加的三方黑会，会上强调要成立一个三方的“联络委员会，在共同保卫亚洲等问题上，取得密切的联系”。
美帝国主义及其亚洲傀儡、走狗的这些侵略阴谋，应当引起亚洲人民的严重警惕。

威斯特摩兰之流是越南人民的手下败将，在越南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他们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甚至要把蒋介石这类政治僵尸都拉进去，进行垂死挣扎。
这一方面说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凶恶，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外强中干。
它的侵略阴谋越扩大，它的失败将更悲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王辉球、邝任农、周希汉、孔从周、孙成才、崔萍、刘月生、曾绍东、吴先恩、吴岱、林彬、钟人仿、彭海贵、龙振彪、苑化冰，以及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代表，应邀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电影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战士的誓言》，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放映电影以前举行了酒会。
朝中两国战友频频举杯，共祝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战斗友谊不断发展。

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郑廷草率领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出国访问途中，于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应古中友协、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协的邀请，由中古友协副会长张伟烈和理事方晓组成的中古友协代表团，二十二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哈瓦那，参加七月二十六日古巴全国起义日庆祝活动。

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和由他率领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以后，满载中国人民对刚果人民的深厚战斗友谊，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作者：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