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09月18日
根据专案审查组的要求，写《关于一九五三年秋到一九五四年初有关我的一些材料》[1]，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2]上的发言，批评薄一波[3]：
1.对军队财务和物资供应刻薄；2.有圈子；3.有商人作风。
黄克诚说：
“当时我到北京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同一波接触少，对一波的情况，不太了解。
我批评一波的几点，是根据军队干部向我反映的情况讲的。
因为我到北京主持总后勤部工作后，有关军队的财务、物资供应方面的事，即由我直接与一波打交道……我对一波批评太重了，有过失处，事后我曾向一波道歉认错。”
二、和高岗的关系。
“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末期，我曾到过高岗家，同高谈话，主要内容有两点：
一是高说，政务院将改为部长会议，同苏联一样。
部长会议主席要由林彪来担任。
我当时表示这件事要由中央主席来决定。
林彪还年轻，身体有病。
目前主要是想一切办法把病治好，早日恢复健康。
健康恢复后不但当部长会议主席，将来党还需要他负更大的责任。
未恢复健康前，谈别的都是空话。
二是高对我封官许愿。
他说，你将来可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我听后，声色俱厉地批评了高一顿，说他乱干、胡来，将来要吃大亏。
我回家以后，反复思索高岗同我的谈话……认定他同我的谈话不是同志间为着革命、为着党的事业的闲谈，而是为着个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小组织宗派活动。
这种活动将对党造成重大危害，问题极严重，要同他断了来往。
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陶铸、王鹤寿来家看我，我将高岗同我的谈话情形以及我个人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并说，高岗这种活动，对党将造成重大危害，发展下去可能要杀头的，绝不能再与高岗来往。
陶、王听了我的话，表示惊愕、焦虑。
陶说，可否把今天我的谈话告诉刘少奇，我说，我在刘少奇那里说话不起作用，他对我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们决定一起到陈云家走走，和陈云谈谈。
见了陈云，陶铸先说几句话后，又对陈云说，克诚有话要对您讲。
我即把高岗的谈话以及我的认识告诉了陈云。
他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表示什么意见。”
三、彭德怀和高岗的来往我不了解。
四、向毛主席汇报。
“1953年12月（具体时间记不大清了）在毛主席的住处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当即告诉我，党内出了问题，有人搞反党活动，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一些，正要向您汇报。
随即将我同高岗的谈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说，主席健在，对这种事我不担心，不管什么人搞阴谋反党活动，只要主席开口，即可解决，没有什么人会跟反党的人走。
我担心的是主席百年之后……最后，主席给我指示：
对一些高级干部通通情况，把有人阴谋反党这件事透露给他们，使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但不要讲具体人，也不要说是中央要你讲的；要和高岗仍保持联系，有什么事即向邓小平报告。
事后，我找了萧劲光、徐立清、张宗逊谈话，告诉他们有人搞反党阴谋活动的情况，要他们注意。
张宗逊问我是什么人，我只好告诉他是高岗。”
五、同高岗谈话，帮助其认识错误。
“一九五四年春节，我利用拜年的机会，到高岗家同他谈了一次话，我以诚恳和帮助的态度对他说，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采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一贯方针。
你以前做过许多工作，也很有成绩，这次虽然犯了大错误，只要好好检讨，坚决改正，毛主席不会因你这次犯错误而把你完全抛弃的，当然，政治局委员是当不成了，中央委员还会给你保留的。”
高岗在我说了许多话以后对我说：
“我准备学范蠡[4]”。
我批评他说：
你革命几十年，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你过去有勇气犯错误，现在就应该有勇气承担错误，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学范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又安慰他一些话就告辞了。
我从高岗家出来即到邓小平家里向邓报告我同高岗谈话和高岗说他准备学范蠡的情况。
以后我没有再和高岗联系。
[1] 根据笔迹判断，该材料非黄克诚亲笔，似是专案组记录整理，黄克诚认可。
[2]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于1953年06月14日至8月13日召开，会议着重解决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
然而在讨论财经工作中的问题时，高岗发难，猛烈批评薄一波的“错误”。
黄克诚不知内情，给薄一波提了一些意见。
[3] 薄一波，时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
[4] 范蠡，春秋时期越国人，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
他发现勾践是“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之人，遂偕西施而去，隐居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