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196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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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680910
9月10日
审阅修改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改为“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月上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八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批示:“照办。”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同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句话:“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周恩来年谱>19680910
9月10日
约罗贵波等谈香港问题。
梁漱溟日记>19680910
1968年09月10日
星期二
早起去景山前散步。
抄稿,为眉注抄两大段,尽日未出门。
晚饭后去浴池剪发。
萧军日记>19680910
1968年09月10日
让我自己来说,自从我懂得了鲁迅精神的伟大和可贵的一天起,我就有意识地用这稀精神变幻自己,澄清自己,也要做个具有这般精神的人。
自从我意识到毛泽东思想为解放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之所必须,我就有意识地遵循这条路线走过来。
这一精神和思想或者是影响f我四十年,或者是三十年,我记得我从未有意识地背弃或背叛过它们。以什么为证呢?应该以我这四十年、三十年的生活历史,所有的著作为证。
当然,对于我的历史和作品,仁者见之之谓仁,智者见之之谓智,真正的革命者见之之为革命,反革命者见之之为“反革命”。这将由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态度、目的、动机、知识程度……有所异而为异。
鲁迅先生曾不弃于我,曾称过《八月的乡村》为“显示中国死路与活路、现在与未来……”的作品,对于我也还优容于座下,并未挥之于门外,鸣鼓而攻之。
伟大的毛主席也还以诚平等待我,称我为“极豪爽坦白的人,我们可以谈得来……”的人,不以狂悖见斥,可见我这人也还不差。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比这两位伟大的人更明智,更有远见,不被我所蒙蔽,因此一直排之以异类,怒之以狂狷,这是我难于理解的。不过,我应该相信于谁呢?当然我还是相信这两位伟大的人。因此我还要活下去,工作下去,决不自杀,决不动摇我对自己的信念。因此还是两年前那几句话:
“我是革命的,我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我是无罪的!你们对于我这种办法是会犯错误的。”
如果你们有本事,可以从我的自传中寻找出叛徒、特务、顽固走资派的身份和证据来=从公安六条中找出我的成份来。
从十六条中找出我的应被革掉的地位来。
从档案中寻出我的“右派”来。
从我的所有著作中发掘出“反革命”、“反党”的真凭实据来。
因为一把刀,或恋过一次爱没向你汇报,几首抄家得来的诗,就千方百计到处伸黑手要陷我以重罪,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何等卑鄙可恶!这能称得起是一个“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共产党员么?一个忠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忠诚无产阶级的战士么?请他们自己回答。
综述我过去的四十年:
一、在讲武堂我用文章和行动反对讲武堂。我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
二、“九一八”后,我用笔和行动和中共党员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三、1934年到上海后,在鲁迅先生领导、影响下,我用笔和行动反对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七七”抗战后,在武汉、在兰州、在山西、在成都……我与国民党特务、阎锡山、反动报纸……作斗争,教育工人获得文化武器。
五、在延安,我反对了各种不利于革命的歪风邪气。
六、我提出了应当制定文艺政策的意见,后来开了“座谈会”。
七、一九四五,1946年在张家口、哈尔滨,我用舌和笔扩大、宣传了共产党的影响。
八、我批评了高岗的错误的土改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自由主义”的泛滥。
九、我坚持了毛主席工农兵文艺路线,我写了《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
总的来说,在原则,在方向,在立场……上,我没有根本错误>可能方式方法有偏差。
1970年三月
王世杰日记>19680910
九月十日
施建生前日来谈菲律宾经济情形,谓其发展为「点」,而台湾之经济发展为「面」。
相关人物:施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