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毛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进接见大厅时，代表们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离开接见大厅时，代表们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新华社七日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江青、萧华、杨成武、粟裕、张春桥、关锋、戚本禹、李天佑、吴法宪、叶群、汪东兴，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

毛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进接见大厅。
在这最最幸福的时刻，代表们激动万分，挥动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迎着代表们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向大家亲切招手，并和代表们一起合影。

毛主席离开接见大厅的时候，代表们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并且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同志，七月七日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合影。
《人民日报》记者 吕相友摄（照片）RW：林彪；
接见军训会议代表；
附照片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苏联修正主义的反共同盟军，苏哈托——纳苏蒂安右派军人集团，从一九六五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空前残暴的法西斯专政。

一年多来，他们实行彻头彻尾的卖国、独裁、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

他们在印尼实行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屠杀几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把几十万印尼人民的优秀儿女投进牢房。
整个印尼变成了一座大地狱。
他们妄图用血腥的镇压，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扑灭印度尼西亚革命。

他们对坚决支持印尼人民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中国，怀着刻骨的仇恨。
他们一再对中国人民进行严重的挑衅，掀起反华排华运动，对华侨进行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迫害。
他们妄图破坏中国人民、印尼华侨同印尼人民的传统友谊，阻挠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革命的支持。

苏哈托——纳苏蒂安右派军人集团对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的种种迫害，归根到底，只能加速印尼革命高潮的到来，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英雄的印尼共产党人和印尼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杀不绝的。
印尼人民要革命，是革定了的。
中国人民要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也是支持定了的。
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住的。

现在，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正在重新集结力量，进行新的战斗。
不久以前，《印度尼西亚论坛》杂志相继刊登的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的《声明》和九月通过的《自我批评》，就是号召印尼共产党人、印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新的战斗的檄文。

印尼共产党政治局的两个文件，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哈托——纳苏蒂安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和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沉重打击，是对印尼革命人民的巨大鼓舞。

在这两个文件中，印尼共产党政治局总结了印尼共产党领导印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过去党的领导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了印尼革命的道路，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文件认为，印尼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苏哈托——纳苏蒂安军事法西斯专政，是印尼最反动的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政权。
推翻这个反革命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印尼的反动统治，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完全独立的民主的新印尼，是现阶段革命的首要任务。

政治局的文件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要取得完全的胜利，必须走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革命不可避免地必须采取武装的人民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主要的斗争形式，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武装的农民土地革命。”
印尼共产党政治局批判了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这条反革命路线给印尼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印尼人民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危险，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大的危险。
印尼成千上万人头落地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了，苏共领导鼓吹的“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道路，是埋葬革命的道路，是亡党亡头的道路。

文件认为，过去党的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片面地强调所谓和平道路、议会道路的可能性。
他们提出印尼资产阶级政权具有“拥护人民”和“反对人民”的两个方面，希望通过发展“拥护人民的方面”，和平地实现政权的根本变革，这纯粹是一种“和平过渡”的幻想。

文件批判了“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理论，即所谓农村游击战、城市工人运动和敌军工作相结合的理论。
指出过去党的领导对“‘三种斗争形式’，不是根据革命的道路，而是根据‘和平道路’来分别加以领导”，实际上抛弃了武装斗争。
文件强调，印尼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决抛弃这种错误理论，高举武装的人民革命的旗帜，按照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革命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改变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强大的巩固的革命堡垒。

印尼共政治局认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党必须有正确的纲领、方针和策略，特别重要的是，必须掌握同农民结合在一起并得到农民支持的武装斗争形式。

文件批评了“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口号，认为这种提法模糊了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
过去党的领导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中，取消了无产阶级独立性，把无产阶级变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过去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加诺兄的学说的三个部分”相提并论，无原则地承认苏加诺是革命伟大领袖。
党对苏加诺的错误态度，是党在统一战线中丧失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政治局的文件指出，印尼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必须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摆脱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的，坚决反对合法主义的，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文件说，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过去的主要错误，是“自由主义和合法主义”。
文件批评了党在吸收党员的工作中盲目追求数量的倾向，指出党的群众性首先不是表现在党员的人数众多，而是表现在与群众的紧密联系，维护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各个方面贯彻群众路线。

为了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号召，在全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整风运动。

文件指出：“党在过去各个时期中的斗争经验表明，对于决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印度尼西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光辉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当代的顶峰。”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和《自我批评》，在总结了印尼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后，作出了这样重要的结论：

“为了赢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高举党的三面旗帜。

“第一面旗帜，建设摆脱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第二面旗帜，进行人民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装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斗争。

“第三面旗帜，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印尼共产党政治局作出这个“三面旗帜”的结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对印度尼西亚革命将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就是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
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同党的政治路线是不是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密切相联系。
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党的组织是掌握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
这就是三者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目前，严重的白色恐怖继续笼罩着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
党的斗争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变关头，从城市转入农村，从和平斗争转入武装斗争，从合法斗争转入非法斗争，从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斗争。
对于一个长期主要在城市从事公开合法活动的党来说，实现这种转变，是很不容易的，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但是，革命斗争的客观现实，迫使人们去实现这种转变，迫使人们去学习武装斗争，迫使人们非学会不可。
事实上，只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是一定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我们深信，印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克服重重障碍，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变，领导印尼人民走上夺取革命胜利的征途。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的战斗。
我们的心，是同印尼阶级兄弟的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同印尼共产党站在一边，同印尼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坚决支持印尼共产党领导印尼人民，为推翻苏哈托——纳苏蒂安法西斯政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主的新印尼而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
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
印尼共产党政治局的文件说得好，现在当权的陆军右派将领的军事专政和支持这个反动政权的美帝国主义，统统都是纸老虎。
他们看样子可怕，实际上是虚弱的。

乌云遮不住太阳，灿烂的阳光必将普照整个印度尼西亚。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定属于印度尼西亚人民。

新华社七日讯 来自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越南南方解放军歌舞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中央和各方面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叶群等，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一起，观看了演出。

今晚，人民大会堂里充满了中越两国人民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
舞台对面高挂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巨大的标语写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坚决地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越南南方文艺战士们首先演唱了《解放南方》和《东方红》。
他们演出的节目还有反映越南南方军民抗美斗争英雄事迹的歌舞，歌颂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民歌《北坡的山林》，以及颂扬中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歌曲。

越南南方的战友们还用中国语言演唱了歌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万岁！
毛主席》，用越南民族乐器演奏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北京的金山上》，以及其他中国革命歌曲。

越南文艺战士演出的节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许多节目谢幕达四、五次。

演出休息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接见了歌舞团团长阮春鸿和歌舞团其他领导人及演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演出结束后，又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黎松山，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光辉和大使馆武官陈文彭上校，以及在北京的越南朋友陪同观看了演出。

观看演出的，还有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罗贵波、楚图南、丁国钰、丁西林、周一萍等，以及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

演出结束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走上舞台祝贺歌舞团演出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 王东摄

新华社七日讯 去年十一月出版的第一期《印度尼西亚论坛》，刊登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发表的声明。
声明的副题是《通过革命道路来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本应完成的任务》。

声明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这一次是在以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为首的反革命的统治的情况下，纪念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的。
在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还未曾见到像以陆军反动将领为首的势力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所实行的那样猖獗的反革命恐怖，其野蛮程度只有希特勒纳粹主义能同它相比。
但是，不管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如何残忍和野蛮，他们是不能够消灭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革命动力的锐气的。

革命分子和民主分子逐步地重新组织起来并对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反动将领的军事独裁进行了反抗。
这一切是在继续不断的恐怖的威胁下，在困难和艰苦的情况中进行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精神是何等不可摧毁！

按照历史的必然性而应当居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一切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地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已经开始从极其严重的破坏中重建它的组织，而且由于在领导方面和全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已经开始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照亮的革命的道路。

为什么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没有实现它的客观目标？

按照客观条件，由于当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它有两项任务，即：把帝国主义从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去，解放全民族，并且实行民主改革，彻底粉碎封建残余，把农民从外国地主和本国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声明指出，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意味着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反帝方面（这方面在革命初期是突出的）有可能动员印度尼西亚的极其广泛的各个阶层。
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其他爱国分子，包括爱国的地主也都参加或帮助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

声明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经验表明，作为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尚未居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解放斗争领导者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中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准备。
在理论方面非常弱，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这就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未能正确地确定和制定革命的性质及其任务，革命的纲领、策略和口号以及组织的原则和形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享有的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是由于它在荷兰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反帝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而获得的——未能变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领导。

理论上的软弱和没有能力对世界和印度尼西亚的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未能利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所提供的非常好的机会来克服它的缺点。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坚决领导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没有发展同农民的民主运动相结合的，从而获得农民充分支持的游击战争，而这是打败荷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唯一道路。
相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甚至赞同并执行了沙里尔右翼社会党人的反动的妥协政策；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通过领导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来建立工农联盟，并在工农联盟基础上建立同一切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加强自己，反而使自己的作用消失。
这些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之所以没有像理应的那样进行，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没有实现它的客观目标的原因。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声明指出，对每一个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人来说，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论断的正确性是绝对必需的条件。

被压迫阶级要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自己，除了进行革命，即用暴力推翻国家政权中的压迫阶级或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外，没有其它道路。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压迫被统治阶级而制造的工具。

但是，对当代真正的人民革命来说，仅仅从压迫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一夺得的政权，那是不够的。
马克思教导说，摧毁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二页）。
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只有实现了这个先决条件，并且与此同时建立起完全崭新的政权机构，才能谈得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政权机构负有用暴力无情地镇压已被推翻的压迫阶级的任何反抗的任务。

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应当做些什么呢？

作为先决条件，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应当粉碎殖民主义国家机器以及为维护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而建立的一切机构，并不应仅仅将政权转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应当建立起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共同统治的国家。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的人民民主国家。

声明指出，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能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当权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也参加在里面。
具有这样的阶级性质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工具。
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就不能拥有打败敌人的工具，因此也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任务，即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人自动退出共产党人领导的内阁，为哈达领导的反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提供了最广泛的机会。
这一反动资产阶级在茉莉芬事件中实行白色恐怖，背叛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这是通过屈辱的圆桌会议协定来恢复荷兰帝国主义的利益的前奏，圆桌会议协定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声明说，在圆桌会议协定之后，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压迫的革命斗争的重新兴起，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上的胜利，部分的或改革的胜利，这是通过削弱资产阶级政权的反民主性质而取得的。

但是，如果认为存在这样的政府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的根本改变，那是错误的。
同样的，认为上述所列举的事实，是标志着国家政权内代表人民利益的一个方面或拥护人民的方面的产生和发展，那也是不正确的。

归纳为国家政权内“两个方面的理论”的这种错误，认为根据上述所列举的事实，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内部存在着两个方面，即：由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反对人民的方面”为一方和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拥护人民的方面”为另一方。

按照这个“两个方面的理论”，在印度尼西亚就会发生奇迹。
这就是国家不再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阶级的工具，而变成了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共同掌握的工具。
而国家政权的根本变革，即人民政权的产生，能够通过发展“拥护人民的方面”和逐步消灭“反对人民的方面”来和平地实现。

声明指出，按照国家政权中“两个方面的理论”的计划，希望通过“人民的方面”战胜“反对人民的方面”而发生国家政权的根本变革，引导人民取得政权的宝座，这纯粹是一种幻想。
只有通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人民才能取得政权的宝座。

在实践中，关于政权中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取消了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独立性，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溶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中，把无产阶级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作为印度尼西亚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的地位，纠正在政权中的“两个方面的理论”的错误，并克服那些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哲学的错误思想，这是绝对必要的。

实现完全独立和民主的新印度尼西亚的道路

声明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发生以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尚未完全独立的或者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统治印度尼西亚的不是人民，而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地主。
只有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印度尼西亚人尝到了独立的甜头。
而人民，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时期作了最大牺牲的工人和农民，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因此还远未独立和解放。

目前，由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各阶级组成的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的军事独裁集团的统治，不仅没有减轻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剥削，反而进一步加紧了这种剥削。

事实证明，为了对人民实行独裁，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正在完全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
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的军事独裁政权，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正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新殖民主义！

声明指出，目前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发生时的基本矛盾仍然一样，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同要求完全独立和民主的人民大众的矛盾。

因此，革命对象仍然不变，即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
成为革命敌人的阶级基本上不变，即帝国主义者、买办分子、官僚资本家和地主，而革命动力也不变，即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声明说，在帝国主义者不直接掌握印度尼西亚的政权之后，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由掌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政权的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所代表。

因此，只有推翻国内反动阶级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才能具体实现。
这就是现阶段印尼革命的首要任务。

声明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面对着苏哈托——纳苏蒂安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的军事独裁，这是国内最反动的各阶级势力的体现。
人民没有民主权利，每一个革命的、民主的运动都遭到武装暴力镇压，这就不能不迫使全国人民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未来的革命的最主要的斗争形式。
只有通过这种武装斗争的道路，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政权，这是为实现他们几十年来为之而奋斗的愿望，即独立和自由的条件。

声明说，打败武装反革命的政权的武装斗争，作为革命来说，不可以通过同发动人民群众相脱离的政变途径，采取军事冒险主义的方式来进行。

声明强调，由于现阶段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实质是农民土地革命，所以印度尼西亚人民武装斗争的实质也就是农民为了从封建残余的压迫下解放自己的武装斗争。
如果农民的武装斗争不具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实质，那么，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持久，最后一定会失败。
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真正地把农民从封建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不仅推翻农村中的地主政权是这样，而且粉碎目前由苏哈托——纳苏蒂安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的军事独裁集团所代表的整个国内反革命政权也是这样。

结论

声明说，在重新研究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经验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作出对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解决他们将来的任务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结论。

（一）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作为具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任务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对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并且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同其他革命阶级和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
只有有了能成为指导革命进程的方针和为同盟者所接受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了强大的组织，并成为执行各项民族任务的模范，无产阶级才能执行革命统一战线领导者的任务。
在正确的纲领方面，建立工农联盟的革命的土地纲领，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在正确的策略方面，掌握依靠农民的支持的武装斗争这一主要斗争形式，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只有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这个党是一个完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并摆脱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党，所有这一切才能实现。

（二）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任务的条件，不是从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取国家政权而将这个政权转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手里，而是必须粉碎整个殖民主义国家机器，并建立完全崭新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个反帝反封建阶级的联合政权。
作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工具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用暴力无情地镇压一切革命敌人，并且保证人民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

（三）只有通过必将再次发生的、其性质与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相同的革命的道路，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
未来的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粉碎目前由苏哈托——纳苏蒂安右派将领及其同谋者的军事独裁集团所代表的国内反革命政权。
只有其实质是实行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斗争，为打败武装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而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粉碎国内一切反革命力量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四）为了领导并赢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党所面临的任务是：第一，继续重建摆脱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的、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与此同时，继续进行重新唤醒、组织和发动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工作。
第二，准备领导与农村的农民土地革命相结合的长期的武装斗争。
第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反对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军事独裁的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
这就是党为了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三面旗帜。

声明说，国际无产阶级，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都是今后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同盟者。
而世界反革命的罪魁美帝国主义虽然得到赫鲁晓夫式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帮助，但它在越南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可耻失败的灾难。

声明最后说，让我们一心一意地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响应为实现今后的任务的号召，推翻国内反革命的首领苏哈托——纳苏蒂安陆军右派将领军事独裁政权，开辟走向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新印度尼西亚的道路！

注：黑体字和引号系原文所有。

一九六六年九月

新华社七日讯 今年一月出版的第三期《印度尼西亚论坛》，发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六六年九月通过的自我批评，题目是《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

自我批评说，九卅运动发生和失败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损失的灾难，这就揭开了相当长时期以来遮盖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严重弱点的帷幕。

政治局认识到它对党内这个时期以来的严重弱点和错误负有最大责任。
因此政治局很关心和最重视来自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以及来自党的同情者以各种方式提出的诚恳的批评。
政治局决心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我批评，执行列宁的教导，并且以慕梭同志所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榜样。

自我批评说，在目前纳苏蒂安——苏哈托陆军右派将领军事独裁的最野蛮、最残暴的白色恐怖猖獗的情况下，要进行这种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容易的。
为了解决迫切的需要，有必要先提出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基本问题，作为在当前整风运动中研究党内的弱点和错误的依据。

政治局虚心地和诚恳地提出这个自我批评。
政治局希望每一个党员采取批判的态度积极地参加讨论党的领导的弱点和错误，根据集体或个人的经验吸取教训，尽一切努力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自我批评完善起来。
政治局希望每一个党员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政治局相信，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每一个党员就会抱着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加强共产党人的统一和团结，提高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警惕性，以及提高斗志争取胜利的决心，参加这场研究并克服弱点和错误的运动。

在思想方面的基本弱点

自我批评指出，党在一九五一年以来的这个时期内的严重弱点和错误，也不能不根源于思想上的弱点，首先是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把革命的理论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而走上了脱离最先进理论的指南的道路。
这个经验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未能形成由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具有最正确的理解、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理解、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理解的领导核心。

自我批评说，一九五一年以来的这个时期内，主观主义一直在发展，越来越严重，从而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结合起来。
这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黑线，它成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的错误的主要特征。
这些弱点和错误之所以滋长和发展有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在党内，特别是党领导内部，没有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

党有的时候开展整风运动或学习运动，这些运动进行得不够严肃和彻底，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必要的组织措施也没有跟上来。
这些学习运动更多的是针对着下面，可以说从来不曾针对着领导层，让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来自下面的批评，不是好好地加以引导，而是加以压制。

第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这主要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即在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以及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府机构或半官方机构任职后他们本身资产阶级化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党的干部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和半官方机构中任职，从而产生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这是“改良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以前是不存在的。

第三，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不加批判地通过了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报告，并把“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方式达到社会主义”的路线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从这个时候起，现代修正主义就开始渗入党内。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的和平道路更加固定下来了，在党章上写了下面一段话：“在印度尼西亚，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的人民民主制度通过和平道路、议会道路来实现，这是一种可能性。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竭尽全力为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斗争。”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再次被强调，而且从来没有纠正过，尽管当时我们党已经认识到苏共领导自从二十大以来已经走上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

自我批评强调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自然地会避免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犯的同样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危险，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最大的危险。
现代修正主义不是“潜在的、不尖锐的危险”，而是现实的危险，并且已经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损失。
因此绝不可忽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必须对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只有在我们党抛弃“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保持友好”的路线之后，才能有效地以明朗的态度在一切方面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方面批评苏共领导的现代修正主义，但另一方面也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因为它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在理论方面同革命思想中的其他各种会使无产阶级离开正确道路的思潮进行斗争，反而是自愿地作理论上的让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和“加诺兄的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相提并论；
想要把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全民族所有，而在全民族中是存在着与工人阶级相敌对的剥削阶级的。

在政治方面的基本错误

自我批评说，我们现在检查在政治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包括三个问题：（1）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的道路；
（2）国家政权问题；
（3）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

自我批评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和矛盾，恰恰就在于达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达到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要先通过人民民主革命的阶段。
而修正主义则幻想通过和平道路达到社会主义。

自我批评指出，在一九五一年以来的时期的最初几年，党在政治斗争中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是，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
提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现阶段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主要的群众力量是农民。
也提到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不定的革命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站在革命的方面，但在另外的时期内可能背叛革命。
党也作出论述说，工人阶级为了能够完成其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领导者的任务，必须与其他一切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在后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偏向的缺点是：党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工作和主要斗争形式上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思想上的一致。

自我批评指出，中国革命提供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进行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经验，即武装的人民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由于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因此，这种武装的人民斗争的实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进行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的实践首先是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时，它也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人民的革命的普遍规律。

自我批评强调，印度尼西亚革命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也必须走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革命不可避免地必须采取武装的人民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主要的斗争形式，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武装的农民土地革命。

自我批评说，一切合法的和议会的工作形式必须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或活动服务，绝对不可以阻碍武装斗争的成熟过程。

过去十五年来的经验教训是：从不明确反对和平道路和不坚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的革命的普遍规律开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来越陷入到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中去。
党领导竟把这些斗争形式当作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战略目标的主要斗争形式。
党的合法地位不是被看作是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情况下的一种斗争形式，而是被当作原则，其他的斗争形式都必须为这个原则服务。
甚至在反革命不但已经剥夺了党的合法地位，而且已经剥夺了共产党人的人权的时候，还想竭力坚持这个“合法地位”。

自我批评说，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五六年）通过接受苏共二十大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文件时起，“和平道路”就开始在党内定下来了。
在修正主义路线已在党内定下来的情况下，党是不可能有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的。
党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路线的提法，最初在“和平道路”或“武装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模糊的，发展到最后则是“和平道路”占了统治地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九年）上提出了它的总路线，即“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党的建设，以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
根据党的这条总路线制定了“高举党的三面旗帜”的口号。
这就是：（1）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2）党的建设的旗帜；
（3）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
这条总路线被当作是走向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的道路。

党的领导力图说明党的三面旗帜是取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就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第二件主要武器意味着在党的领导下的武装的人民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党领导却想把“高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的口号来代替它。

党领导为了证明它所走的道路不是机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经常谈到有两种可能性，即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和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党对非和平道路准备得越好，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这样，经常向党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散播实际上不存在的和平道路的希望。

在实践中，党领导不是使党的整个队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做好准备，以应付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最明显的证据是九卅运动发生和失败以后的最令人痛心的悲剧。
反革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屠杀和逮捕几十万处于被动情况下的共产党人和非党革命人士，并且瘫痪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
假如党领导没有离开革命道路的话，这种情况就肯定不会发生。

自我批评说，党领导提出“党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而必须采取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即：农村的游击战争（参加者主要是雇农和贫农）；
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
在敌人的武装力量中间的有效工作。”
党领导批评一些同志，认为他们在学习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只看到共同点。
与此相反，党领导提出了一些必须加以考虑的不同条件，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殊方法是“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

自我批评说，为了完成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任务，即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决地抛弃这条修正主义的和平道路，抛弃“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的理论”，高举武装的人民革命的旗帜。
同时，正如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那样，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
他们“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

在处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
如果没有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武装斗争是不会取得进展的。

自我批评指出，党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反映在对待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的态度上。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失败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教育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使他们清楚地了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的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专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当启发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觉悟，使他们了解，他们的解放斗争不可避免地必须走向“通过暴力革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国家去“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在人民中引起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

自我批评说，党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错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的两个方面的理论”产生时达到了顶点。

“两个方面的理论”在国家和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提出如下的看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作为一个矛盾来看，是互相对抗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
第一个方面：代表人民利益（体现在苏加诺总统的进步的态度和政策上，它们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人民阶层的支持）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代表人民的敌人的利益（体现在右派或顽固派的态度和政策上）的方面。
人民的方面已经是主要的方面，它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政权内起着领导作用”。

“两个方面的理论”，明显地是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即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可能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共同统治。

自我批评说，已经陷入机会主义泥坑的党领导认为，“人民的方面”已经成为主要的方面，并且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内起着领导作用，似乎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经接近于成立人民政权了。
同时，由于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在国家政权内是真正的“人民方面”，因此党领导竭尽全力来维护和发展这个“人民方面”。
党领导已经完全把自己溶化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里去了。

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看成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内的人民方面，把苏加诺总统看成是领导，这就意味着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是违反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事实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说，“两个方面的理论”完全不同于修正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
但是，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两种“理论”是没有区别的。
两者都是从通过和平道路达到社会主义出发，两者都幻想国家结构及其内部力量对比逐渐地改变，两者都同样是拒绝革命的道路，两者都同样是修正主义。

这个反对革命的“两个方面的理论”明显地表现在下面这个说明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斗争是，促使拥护人民的方面日益壮大起来并且能够居于支配地位，而把反人民的力量从国家政权中排除出去。”
党的领导甚至把这个反对革命的道路称为“从上面和从下面的革命”。
从上面的意思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推动国家政权去采取革命的措施，以便在人事上以及对国家工具进行改革。
而从下面的意思是说，唤起、组织和动员人民来实现上述改革。
好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
党的领导不从下面这种事实中学习：苏加诺总统关于成立互助合作内阁（旧式的民族联合政府）的方案公布以来已经八年了，尽管不断地提出要求，从未有过而且毫无迹象它会付诸实施，更不用说国家政权的改变了！

自我批评强调，为了洗清机会主义的污泥，我们的党必须抛掉“国家政权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并且重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自我批评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基本上从理论上解决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关于工农联盟是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规定。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八月革命的经验，已经吸取了教训：这个阶级的态度是动摇的。
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和拥护革命，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跟随买办资产阶级打击革命的动力和背叛革命（茉莉芬挑衅事件以及同意圆桌会议协定）。
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动摇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规定了必须采取的态度，即必须始终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中来，但也必须提防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尽管如此，由于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的主观主义思想弱点还未完全克服，因而我们的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错误中去，以至于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终于丧失了独立性。
这个错误使党和无产阶级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自我批评说，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丧失独立性的一个表现，是在党的领导对待加诺兄的态度和评价的问题上。
党的领导对待加诺兄不是持独立的态度，而是回避矛盾，总是突出党同加诺兄的共同点和团结。
人民所看到的是，加诺兄的政策没有一项是得不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的。
党的领导甚至不经过斗争就承认加诺兄是革命伟大领袖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内的“人民方面”的领袖。
党的领导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表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切行动，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之外，也以“加诺兄的学说”为基础，声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实行了加诺兄的“纳沙贡”团结的思想，甚至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制度的概念符合加诺兄在《建国五原则的诞生》（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讲话中的基本思想。

自我批评批判了“坚决地执行《政治宣言》就等于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错误，指出，声称坚决贯彻《政治宣言》等于贯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说法，意味着不是资产阶级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接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纲领，并且以它来代替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

自我批评说，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而牺牲原则，这种情况由于提出所谓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条总路线规定“通过以工农为支柱，以‘纳沙贡’为核心，以建国五原则理想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
这条所谓“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完全没有革命的味道。
因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条件，即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党领导下的武装的人民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只剩下了民族统一战线。
而且这也已经不是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了，因为它不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而是以“纳沙贡”为基础。

党的领导说，“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口号“不可能模糊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
这个说法不对。
“纳沙贡”的阶级内容就是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买办分子、官僚资本家和地主。
显然，把“纳沙贡”作为核心，不但模糊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而且把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含义完全改变为工人阶级同所有的阶级包括反动阶级的联盟，或者变为阶级合作。

这个错误必须纠正。
党必须抛弃那条错误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回到正确的方案上来，即回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自我批评说，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而牺牲原则，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也是由于党没有正确地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自我批评指出，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失败以后，除西伊里安以外，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并不直接掌握政权。
印度尼西亚的政权掌握在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利益的买办阶级和地主手里。
印度尼西亚也不是正处在帝国主义侵犯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犯政治上的错误，那么当权的各个反动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会尖锐化，并将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主要矛盾。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国内各个反动阶级的统治；
它们也是代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只有这条道路才能真正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

纠正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党现在就不需要团结这个阶级。
党必须以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方面来。

在组织方面的主要错误

自我批评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不能不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
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越久越深，组织方面的错误就越大，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一九五一年以后的时期内，党的错误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方面随着而来的也是右倾，即自由主义和合法主义。

组织方面的自由主义路线表现在这种倾向：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为一个拥有最多党员的党，一个松弛的组织，一个称为群众的党。

自我批评说，党的群众性首先不是表现在党员的人数众多，而是首先表现在它与群众的紧密联系，表现在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或者是表现在它贯彻了群众路线。
只有党坚持其先锋队的条件时，只有党是由无产阶级中优秀的分子组成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时，党才能坚持它的群众路线。
因此，建设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不可能不着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自我批评指出，近几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执行了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建党路线。

自我批评说，自由主义地发展党员，是同争取和平道路的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用人数众多的党员来达到扩大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的影响的目的。
而通过越来越大的党和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可以造成有可能完全打败顽固势力的力量对比。

所重视的不再是教育和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以便进行革命的准备，以便在农民中间工作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教育知识分子，以便适应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以便担任由于这种合作而在国家机构中取得的一些职位。
“全面地同农民结合”的口号变成纯粹的空谈。
所实行的不是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农村去，而是把干部从农村调到城市来，从地方调到中央来。

为了让资产阶级看得起和尊重党，把党看成是有学问的人的党，因此四年计划中规定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必须完成学院级的教育，党的中级干部完成高中教育，党的下层干部则完成初中教育。
为了这一需要而成立了许多院校和训练班。
知识分子主义已经这样深入地影响了党的领导，以至于所有党的领导人和人民运动的领导人都被责成写四篇论文以获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称号。

党在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泥潭里陷得越深，就越丧失组织上的警惕性，而合法主义却在组织内发展了。
党的领导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丧失了阶级警惕性。
党的一切活动表现出似乎和平道路是非常肯定的。
党的领导没有就反动派不断伺机进行攻击的危险在党员群众中唤起警惕。
正是由于这种组织上的合法主义，所以反革命能在短时间内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组织陷于瘫痪。

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原则，破坏了集体领导，滋长了个人领导和权力，滋长了自治主义。

在自由主义统治的党的组织路线的情况下，不可能贯彻党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进行自我批评”。
也不可能贯彻以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为核心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上级为下级作出榜样的。

自我批评指出，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所带来的组织上的错误路线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原则，破坏了党的组织基础即民主集中制，也破坏了党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

自我批评强调指出，为了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彻底揭露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以及产生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
必须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重新建设成为一个列宁式的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履行作为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和最高组织形式的任务的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承担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赢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党。
这样的党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摆脱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政治上，具有正确的纲领，包括革命的土地纲领，掌握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掌握主要的斗争形式，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以及掌握其他斗争形式，善于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个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组织上，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扎实和深厚的基础，由可靠的、有经验的和经过考验的党员组成，在执行民族任务中成为模范。

目前我们是在最残暴、最野蛮的反革命恐怖政权的统治下重新建党。
党的合法地位和共产党人的人权已经被剥夺殆尽。
因此党必须完全以非法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工作。
在完全以非法的方式进行工作时，党必须善于根据情况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进行合法的活动，运用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发动并领导群众斗争，把它逐步提高到更高阶段。

自我批评强调，在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时，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农村的建党工作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上。

上述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艰巨的、充满危险的和长期的，因此必须勇敢地、勤奋地、谨慎地、耐心地和坚韧地去进行。

出路

自我批评说，了解了上面所说的党自一九五一年以来的弱点和错误以后，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就十分清楚了。
这就是：

第一，重新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为摆脱了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为了重建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各级党的干部和党员对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今后所必须采取的新道路应该取得统一认识。

为了达到统一认识，必须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
我们打算通过整风运动改变过去的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思想。
要走上正确的道路就绝对必须抛弃错误的道路。

在目前的形势下，要对过去的包括细节问题的全部错误取得统一认识是不容易的。
但是对于像这个自我批评中所阐述的主要问题，统一认识却是绝对必要的。

自我批评说，我们今天所纠正的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不但是最近十年来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即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因此，决不要以为进行了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主观主义的思想还未从党内清算掉，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中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就不能避免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党不可能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工作指示。
以全副精力向主观主义作战，是中央领导和干部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首要义务。

只有全党提高了区别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有效地反对和清除主观主义。
只有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才能提高全党区别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
党必须教育党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政治形势和估计阶级力量，避免做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计。
党必须促使党员注意调查和研究社会和经济情况，以便能够制定出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必须帮助党员认识，不调查实际情况，他们就会陷入幻想。

自我批评强调指出，党在过去各个时期中的斗争经验表明，对于决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印度尼西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光辉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当代的顶峰。

只有采取明确的态度反对目前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可能同时又与现代修正主义者保持友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抛弃过去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关系的错误态度。
只有采取毫不留情的态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才能体现出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在重新建党时，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注意创造领导武装的农民土地革命的条件，这将是赢得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斗争形式。
这就是说，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重建农村党组织上面。
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解决在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唤起、组织和动员农民的问题。
必须真正地实现党和农民，特别是和雇农、贫农的结合。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结合，党才有可能领导农民，而农民才能够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堡垒。

由于第三次白色恐怖的打击，结果党在农村中的组织普遍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从而在农村工作更加困难和吃力。
但是这并不改变农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及农村是它的根据地这一规律的正确性。
只要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下定决心，一切为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严重的困难。
只要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把落后的印度尼西亚农村改变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强大的巩固的革命堡垒。

印度尼西亚的农民最关心人民民主革命。
因为只有这个革命才能够把他们从封建压迫造成的落后和极不合理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只有这个革命才能使农民得到他们一辈子所渴望的赖以为生的土地。
因此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农民为了土地和自由一定走革命的道路。

显然，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前的第二项任务，是创造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武装的农民土地革命所必需的条件。
如果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唤起、组织和动员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那么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有了保证，胜利也有了保证。

虽然如此，党仍然必须努力同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党必须努力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人士，也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备同盟军。
目前的客观条件有可能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纳苏蒂安——苏哈托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只不过是国内最反动的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政权的体现。
以陆军右派将领集团为首的国内反动阶级对人民实行专政，充当保护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的走狗。
因而在他们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变本加厉。

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只代表为数极小的少数人的利益而压迫绝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人民。
因此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第三项紧迫任务，是同各个反帝和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显然，为了赢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高举党的三面旗帜。

第一面旗帜，建设摆脱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第二面旗帜，进行人民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装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斗争。

第三面旗帜，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他们必须在史无前例的最野蛮最残暴的恐怖的迫害下进行工作。
但是，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毫不怀疑地认为，在纠正了党的过去的错误以后，他们现在正走上正确的道路，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不论这条道路是多么漫长、曲折和困难，但这是走向自由、民主的新印度尼西亚——真正属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印度尼西亚的唯一道路。
为此，必须敢于走漫长的道路。

自我批评指出，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根据本身的斗争经验，毫不怀疑毛泽东同志的下述论点的正确性，即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虚弱的。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是人民。
现在当权的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也是纸老虎。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是强大而又可怕。
但实际上他们是虚弱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反而为人民所反对；
他们本身内部充满了矛盾，互相争权夺利。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所依靠的美帝国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是强大而又可怕，但实际上他们是虚弱的并且正在走向崩溃。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弱点表现在他们征服不了英勇的越南人民，阻挡不了全世界人民（包括正在猛烈搏斗中的美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浪潮。

从战略上看，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是虚弱的，因此我们应当藐视它们。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就能鼓起勇气去反对它，就有信心去战胜它。
同时，我们应当重视敌人，在战术上充分估计它们的力量，对它们不采取冒险的行动。

自我批评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全面崩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的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也不能避免他们本身的崩溃。
他们至今仍在对几十万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残暴野蛮的屠杀和虐待，但是，这也阻止不了人民和共产党人起来进行反抗。
相反，这一切残暴野蛮的行为必然激起人民的相应反抗。
共产党人将下定决心，更好地为人民、为革命和为党服务，来报答几十万同志所作出的牺牲。

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将全力以赴，不辜负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望，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解放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更好地工作。

思想上团结一致和决心走革命道路的印度尼西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勇敢地、勤奋地、谨慎地、耐心地、坚韧地和警惕地工作，就一定能够完成其历史使命，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粉碎陆军右派将领军事专政，建立崭新的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
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即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个反帝反封建的阶级的共同政权，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建设自由民主的新社会，走向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

让我们团结起来，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照亮了的革命道路前进，朝着解放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并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注：黑体字和引号系原文所有。

作者：傅崇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越燃越旺。
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响彻全国，群众性的大批判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画皮，正在一层一层地被剥开，他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打起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旗，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反革命面貌的总暴露。
早在二十年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就曾做了一个报告，打出一面投降主义的黑旗。

去年十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辩解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
说得何等轻松！
这是骗人的鬼话！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报告中提出了一条系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他竭力鼓吹阶级合作，鼓吹和平过渡；
妄图取消武装斗争，取消人民军队，以迎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妄图称霸全世界，因而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
它侵略中国，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以“援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为名，用“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作掩护，暗中帮助蒋介石准备打全面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使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蒋介石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妄图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恢复他在全国的反动统治。
他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同我党进行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欺骗人民，散布“和平”烟幕，而实际上是争取时间，加强内战的准备，积极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我党我军。
他的假和平是为他的真战争服务的。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就是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通过和平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争取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
同时，不依靠谈判，对美蒋不抱任何幻想，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靠革命战争解决问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的指示是十分英明、完全正确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大肆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他胡说什么美国、国民党和大资产阶级可以同我们“合作起来，使中国民主化”。
这是货真价实的“合二而一”论，同从伯恩斯坦到赫鲁晓夫的“阶级合作”论是一路货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种“阶级合作”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和平过渡”道路。
他说：“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势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
他宣扬“这斗争很重要，我们很多干部要用心去搞，去学习”，“要靠这种斗争提高地位、取得阵地，平津我们枪杆子未打进去，要议会斗争，弄得好，可以用选票进去”，“要会作宣传，会演说，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
他鼓吹“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
他要我们党交出兵权，“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而且居然说这是“化得来的”，“赚钱”的。
他的一副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
他这样竭力美化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涂脂抹粉，其实质就是不要人民军队，不要武装斗争，不要夺取政权。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指出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
一切反动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要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就要有人民军队，就要进行武装斗争。
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
向他要民主，岂不是与虎谋皮！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张交出人民的兵权，放弃武装斗争，去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其实质就是要瓦解革命队伍，取消革命，帮助蒋介石保持其反动政权。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拿人民的根本利益同蒋介石作政治交易，用党和人民的兵权换取少数人的荣华富贵。
这是道地的工贼哲学，叛徒哲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中国人民正是在毛主席的这一光辉理论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保卫了政权。
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法宝，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革命法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诬蔑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
他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声中，在内战的乌云笼罩之下，居然说，“内战是不会打了”，“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势已变为和平的”，“非武装斗争”的。
他猖狂地攻击毛主席“战争解决问题”的光辉的革命思想，说什么“光冲不行”，“现在不能以冲来解决问题”。
他幻想“不再经过内战达到民主革命成功”。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
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了反革命的全面内战，完全戳穿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鬼话，宣告了他的取消武装斗争的反革命论调的彻底破产。
当时，凡是按照他这一套去做的，搞什么“精兵裁军”、“和平建设”，而不作对付内战的准备，在国民党的进攻面前就措手不及，就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的江山靠枪杆子打，人民的江山靠枪杆子保。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命根子，是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命根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

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这支军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抗击敌伪军的中流砥柱，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坚强支柱。
这支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用枪杆子从敌伪军手中，夺回了广大农村阵地，先后创建了十八个解放区，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
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军和游击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到抗战末期，发展成为一支百万大军。
这支军队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保卫着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
它是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妄图消灭共产党，吞并解放区，霸占全中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此，他们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消灭之而后快。
他们制造了许多无耻谰言，胡说我军是共产党的“私有军队”，是“不合法”的。
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妄图利用和谈，诱迫我军接受国民党的改编，用所谓“整编”的方法消灭我军。
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针对美蒋的阴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完全无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他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压力，迎合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需要，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悲观绝望，竭力主张取消人民军队，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是取消党的组织”。
军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统一于（国民党的）国防部”。
他还用美蒋那样的腔调诬蔑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私有军队”，疯狂地叫嚣，只有把军队交出去“才能合法”，“才能保存”。
这完全是反革命的逻辑。
在这个历史关头，正是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时局，规定了革命的方针，带领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可以设想，如果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张，把人民武装拱手交出去，那么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面前，就会再一次处于赤手空拳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革命人民的大屠杀又会重演，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抗战果实就会被断送掉，中国人民不知要受多少痛苦和灾难，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条投降主义的路线，是同我党历史上的历次投降主义路线分不开的，是同我党历史上的陈独秀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一脉相承的。
陈独秀放弃了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将兵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结果招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王明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又一次造成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损失。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历次投降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
他欠下的这一笔账，也是必须清算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同伙，为了实现其反党篡党的阴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教导和领导下，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是极端仇恨的。
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控制这支军队、破坏这支军队。
解放十七年来，军内的阶级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军队内部曾先后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军内一切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最高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副统帅林彪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我们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谁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同他斗争到底，把他彻底打倒，把他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把他的那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破烂货色，统统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我们要永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紧握手中枪，坚决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原载七日《人民日报》）

作者：蒋大椿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当时一些地方刮起“三自一包”（即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和“单干”（即恢复个体经济）的黑风，形成一股从经济上来瓦解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这股逆流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自一包”是阶级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大反扑，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一贯反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他就喊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
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又极力阻挠、破坏这种改造。
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他仍然贼心不死，经常窥测时机，准备反攻倒算。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正如毛主席所说：“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
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
错估了形势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什么“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恶毒地把我们的暂时困难比作资本主义的“大的经济危机”，叫嚣要用“非常措施”来解决这“非常时期”的问题。
他的“非常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各种鬼蜮伎俩，“三自一包”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自一包”，集中到一个字上，就是“退”。
中国的赫鲁晓夫赤裸裸地提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什么叫“退够”？
就是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取消社会主义经济，退到资本主义去，退到分散的个体经济去。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发出号召：对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我们暂时经济困难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必须加以防止和制止。
这年十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却提出：“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农村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一些暴发户……。
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看！
他对抗党中央的决议，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泛滥开放绿灯的险恶嘴脸暴露得多么清楚！
不仅如此，他还叫嚣用资本主义的地下工厂来“补”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缺陷”。
他说：“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也很好”，“甚至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他们钻空子发财，恰恰是发现我们计划上的缺点，把我们的空子补起来。”
这套谬论，他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就反复宣扬，并美其名曰以“灵活性”、“多样性”来弥补“呆板的计划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中国的赫鲁晓夫所鼓吹的什么“灵活性”、“多样性”，其实是挖我们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墙脚，打开缺口，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来冲击以至冲垮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为了这个阴险目的，他还起劲地鼓吹对“投机的人可发照”，“走单帮的，让他远途贩运”；
并要人们向“资本家、开过洋行的、当过买办的”人“学习”。
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工商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的阴谋，在这里不是昭然若揭吗？

与此同时，他还声嘶力竭地鼓吹在农村多留自留地，大搞“单干”和“包产到户”。
他为了替他这一系列的罪恶主张辩护，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主要是：一、“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
二、“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
三、“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他这些所谓“理由”，通通是不值一驳的谬论。

是农民和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吗？
这完全是混淆黑白，是栽赃。
事实证明，经过党长期教育的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历来是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集体经济最坚决的维护者。
一心想要搞“单干”或“包产到户”的，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户，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
中国的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爱惜的是地富反坏右以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以此对抗、破坏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犯了罪，还把这个赃栽到决心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身上，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多留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吗？
否。
这是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论的变种，是瓦解集体经济的腐蚀剂。
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十足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以人的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把思想教育、政治工作提到首位。
毛主席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这样做才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牢靠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唯一的”办法。
党一贯是这样做的。
特别是近几年来，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大大发扬“为革命而种田”的精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发展。
这些铁的事实给了中国的赫鲁晓夫那套修正主义谬论以毁灭性的打击。

用恢复个体经济来增产吗？
这是缘木求鱼。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事实证明这是伟大的真理。
只有坚持合作化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不断增加生产，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而“单干”，恢复个体经济制度，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绝大多数人重陷贫困的悲境。
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所谓“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不过是打着“增产”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搞“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罢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多留自留地和推行“单干”、“包产到户”辩解的“理由”，统统都是谬论。
他们那样多方辩护，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农业集体化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又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早就仇视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费尽心机鼓吹多留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其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来破坏我们的农业集体经济，破坏工农联盟，搞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利令智昏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完全错估了阶级斗争的形势。
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顶住和打退了“三自一包”等妖风，很快地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粉碎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种种阴谋，并对阶级敌人的进攻实行了胜利的反击，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发展，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永远闪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的、红彤彤的、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