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
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12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速记手稿
会议主持人：Л·И·勃列日涅夫、Н·В·波德戈尔内
报告：“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报告人——Л·И·勃列日涅夫
会议程序：
Л·И·勃列日涅夫——会议主持，致开幕词
М·А·苏斯洛夫——宣布由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Н·В·波德戈尔内——会议主持，宣布会间休息
第1次会议
（1966年12月12日）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此次党中央全会由于正当原因——主要是疾病原因而缺席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15人，中央修补委员11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人。
谁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会工作开始。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中央政治局提交全会讨论的问题有如下三项：
1.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关于报告人，你们均已知道。
2.关于1967年苏联国民经济国家发展计划。
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同志。
3.关于1967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情况。
报告人——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同志。
这样，全会正式进入（既定）议事日程。
鉴于有人建议，我们对第1个问题的报告人没有限定具体的报告时间。
我这里提前声明，让我们大家在报告中间来一个短暂的休息。
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让我们这样来安排今天的工作：在午饭前结束报告，而午饭后便开始关于第1个问题的讨论。
有人建议，在讨论期间把给同志们的发言时间限定在15—20分钟之间。
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我们今天的工作应在晚上六点以前结束。
苏斯洛夫：还应带有中间休息时间。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会议有什么希望吗？！
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
我们的会议程序和议程就这样确定。
会议主持：苏斯洛夫同志。
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于我们党的国际政策及其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这次全会讨论。
问题在于，国际政策诸问题在我们党的活动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可能，中央还从来没有在对外政策事务上给予过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力量。
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该报告的内容。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该报告所反映的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修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一致观点。
由于我们这次全会，是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几个月之后举行的，因此这里便不必再涉及我们国际政策的总方针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的国际政策总方针已在（苏共二十三大）会议文件中有相关表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在国际舞台上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自己的实际活动中。
苏共二十三大诸文件说明了现代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其中一方面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帝国主义不断地企图以各种手段来阻碍革命的进步发展、阻挡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进程。
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如此剧烈的交锋和对抗相提并论。
上述双方主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采取了极其多样化的方式，从而使国际生活呈现出迅速变化的矛盾景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的同时，就可能由于事件的意外转折而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失败。
因此，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便为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日常活动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甚至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至今的短暂期限内，在国际发展中便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并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
鉴此，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向中央全会做出报告。
一、当前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国家最重大的对外政治活动
我们全会召集的时间正是50年以前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际。
正是我们的10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从而为自身与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分水岭。
正是10月（革命）改变了国际发展的整体进程。
还在半世纪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将牢固耸立，就像是树立在全体劳苦大众面前的一把国际主义火炬和榜样。”
（《列宁选集》，第26卷，第429页）
如果说，如今在世界上已存在不是一个，而是14个拥有人类1/3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历史发展结果的基础，则是由10月革命奠定的。
如果说如今在那些曾属于殖民帝国的区域已产生了70个正建设各自生活的独立国家，那么促使世界发生这一变化的最终根源仍应归功于伟大的10月革命，应归功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巩固。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斗争赢得稳固的阵地，而共产主义运动也已成为当代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那么所有这些最巨大成就的源头仍要追溯到1917年10月，因为这些最重大成就与赢得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国家——国际舞台上一支巨大的力量。
苏联——是一个拥有2.35亿以上人口的巨大工业国，我们的经济实力仍在不断增长。
我们在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和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这是提高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最有力手段，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牢固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满意地说，近两年间以中央在国民经济领域所制定的新政策为基础，我国的劳动者们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我们的工业和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今年，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收成都很好。
这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不间断地确保居民的各种主要粮食品种供应和满足工业的需要，而且补充了我们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
而这，同志们，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处于斗争条件的我们国家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农村的情况无疑是有所好转了。
我们认为，这首先应归功于我们落实了1965年03月中央全会、党的二十三大和今年05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各项决议的结果。
我们实施的关于振兴农业的举措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畴。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举措将会全面促使我们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工业方面的情况也使我们感到高兴。
我国工业正稳步达到预定速度，并在采用新的、经实践证明有效的生产计划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改组。
今年首批11个月的预测结果表明，我们五年计划第1年度工业方面的任务总体完成情况不错。
我们的经济成就对外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许多兄弟党代表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均强调，国外劳动群众都看到并高度评价苏联经济的振兴，称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方针。
他们对我们说：如今人们都在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与中国领导人的方针相比较。
后者断言，根本没有必要建造新的工厂和创造其他物质财富，而据北京的理论家们说，因为一切都必将被世界大战所毁灭。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苏联各民族兄弟友好的发展，具有无可估价的国际意义。
各民族友谊——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最重要源泉之一。
不久前，我们各民族对塔什干地震遇难者们所给予的全面救助就直观而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以及我们这种友谊的巩固和温暖。
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这场救援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对所有联盟共和国民众对塔什干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兄弟情谊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无疑自身也是非常需要建设大量的住宅的。
但由于意识到帮助遇难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是自己的首要责任，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建筑骨干工人派往那里。
在帮助发生地震的达吉斯坦以及在今年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水灾）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诸边疆区的过程中，我们伟大祖国各共和国和城市的苏联人均在积极的、同志式的团结方面树立了榜样。
同志们，这些事实均表明在苏联人的心里对自己的遇难者们，对我们国家各民族怀着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
我们在国内建设领域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都会对我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经济越雄厚，人民生活越富裕，我们的武装力量越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就会越顺利，越能更轻松地向自己的朋友们提供帮助。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民众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有力手段。
10月革命50周年庆典将成为苏维埃政府向国际展示自己成就的舞台。
我们将自豪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那些巨大成就，以便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敌人们都看到，布尔什维克——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不仅能够从剥削者手中夺取俄国，而且有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走在社会进步的最前列。
同志们，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是单打独斗。
我们有许多忠实的盟友，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从殖民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世界各民族、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稳固的，并会继续得到加强。
苏联在全世界上的影响和威望从来没有如此的强大。
资本主义强国小看我们的时代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承认或不承认苏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它们都在寻找机会与我们接触，并极力与我们建立关系。
如今，关于是否承认或不承认某个政府的问题已是由我们来决定。
如果说还在不久前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仍认为自己享有威望并可以对莫斯科指手画脚的话，那么如今他们都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声望，那他们就必须有能力保持与苏联的关系。
我们党把苏维埃国家的所有力量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用来服务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来支援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
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活动提供和平的环境。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支持所有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
与对内政策一样，我们的对外政策也需要遵循正确的工作方式。
既不能忽左忽右——没有后劲，也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不论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我们都要作全面而深入地分析。
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更大的精力。
我们极力使自己的国际政策尽量变得更加稳定、更自信、更有连续性，同时也更具有灵活性。
针对所有国际问题我们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并积极贯彻自己的路线。
在对外政治活动方面我们展开全面活动并利用一切力量——外交工作、对外经济联系、对外政治宣传、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的朋友们。
这里我们将以广泛的民主组织方式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党中央制定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实施的。
在其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将严格遵照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
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与党和国家的路线——两者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关系实践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统一的，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意愿。
现在，请允许我就近期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当前，我们最尖锐的国际问题是越南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面对帝国主义者针对世界上一个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发动的武装入侵活动。
这个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尖锐问题表明，美国自1964年起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进攻。
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因素将会在那里同时发生作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就是为何苏联从一开始便要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在后续年间不断地向越南，尤其是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政治和道义以及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为了使同志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近期在这方面所给予帮助的规模，我这里将列举这方面一些具体而可靠的数据，当然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散布这些资料。
在近两年间，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威力强大的对空火箭武器，它们足以装备7个半团。
我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送了近2000门高射炮、530套高射机枪装备、1500挺高射机枪、144架喷气式飞机、300多辆坦克和1000多辆火炮牵引车、近千门野战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
越南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和燃料都是从我们国家得到的。
我们向越南人发送了大量的粮食、军用（士兵）制服、装备和其他物资。
苏联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给予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实质性帮助。
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价值已达13亿卢布……
……美国继续扩大自己对越南的侵略。
在苏联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大量援助坚持斗争的越南人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显然也不希望越南战争迅速结束。
不过这会进一步增加我们国家在越南和整个亚洲的声望。
从许多迹象来判断，北京并不反对使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人发生冲突，而他们自己则站在一旁渔翁得利。
难怪中国领导人中非常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坐山观虎斗。”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样做，当然还有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越南战争将有助于中国统治集团使国家一直保持紧张状态，从而分散人民对国内混乱局势的注意力。
另外这场战争，似乎正印证了所谓毛泽东理论所断言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武装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北京领导人所推行政策的恶劣影响，都导致越南人民不得不长期坚持斗争并忍受巨大的战争苦难。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1954年日内瓦条约签署之后，越南劳动党采取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建设新社会和以和平、民主方式统一整个国家的方针。
通过坚持这一方针，越南朋友取得了不少成就。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楷模的鼓舞下，越南南方人民开展了广泛的解放斗争。
而被人民运动吓坏了的西贡傀儡政权向自己在华盛顿的主子求救，随后美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干涉越南的内政。
这样，美国针对热爱自由的越南人民便发动了一场肮脏的、血腥的战争。
应当说，同志们，近一段时期越南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加严峻。
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加紧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大部分设施，尤其是交通线的集中轰炸。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南越人民运送援助物资的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损失。
几乎所有大型工业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许多连接河内与中国的铁路都被摧毁，只有个别区段的铁路尚能使用。
从河内到南越边境道路上的许多桥梁被毁，渡口遭到了敌人不间断的轰炸。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城市被炸毁，近两天敌人又恢复了对河内郊区的空袭。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无法及时安排农业生产，导致越南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张。
在国家南部地区，正如越南同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不日益经常性地将大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小部队游击战术。
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敌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还由于得到了大量中国顾问的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在多次与越南同志会谈期间所了解到的信息，加上我国驻越军事、外交人员所作的信息通报，关于越南的形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越南人民要将自己的英勇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目前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
为此我们已不止一次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
尤其是在今年08月份，当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同志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来我国访问之时，我们曾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会谈。
在其3天访问期间，我们的3位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均与越南同志就越南形势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公开向他们表明了我方的态度，即拒绝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对的；必须打破美国政府所玩弄的政治把戏，从而使约翰逊无法继续扮演呼吁谈判的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我们认为，在继续坚持自己在著名的第4点和第5点中所表述的原则性立场和南方的武装斗争的同时越南同志仍可以就某些问题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以争取时间。
即使谈判没有获得大的成功，至少也能够向世人揭露华盛顿所玩弄的欺骗伎俩。
通过运用这一斗争策略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国际运动，有助于进一步孤立美帝国主义。
当前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采取上述策略的。
因为美国统治集团虽然现在的军事资源本身是非常雄厚的，但深陷越南战争的处境毕竟使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感到非常的尴尬。
如今，已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正试图摆脱这一困境。
而约翰逊和拉斯科已多次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发出了关于协助调解越南冲突的请求，这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他们的上述请求可能又是在玩弄政治把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是真心希望寻求某种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已日益临近的现实。
关于将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除了我们向越南朋友提出了此类建议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
对于此类建议，越南领导人每次都这样回答：原则上承认开展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其中不排除与美国人举行谈判。
但眼下，按他们的话说，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
他们认为，必须首先赢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然后我们举行谈判的地位才会牢固。
于是，这样的谈判就被延迟到了第2年才开始举行，可这时越南的军事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了。
试问，难道越南的同志自己没有看到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吗？他们当然是看到的。
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无疑与中国领导人有关。
正是他们向越南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阻止其同意举行和平谈判的。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个星期以来，越南同志的立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由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事件，现在中国领导人已暂且顾不上管越南人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据越南的朋友说，自己已开始进行与谈判有关的试探性活动。
至于他们的这些活动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目前仍很难说。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们通报与越南问题相关的各方面情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感到很棘手。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置陷入灾难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于不顾。
在继续给予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越南人以各方面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越南朋友通过政治途径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我们党和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我们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采取如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越南冲突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
对此，我们已当面并肯定地向越南同志作过声明。
他们在答复中也认为，自己理解并完全同意苏共的这一立场。
停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或直接通过军事方式将美国人赶出越南，或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
不论是借助哪一种方式来达到上述目标，其最终结果都将是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都将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失败——承认自己无力战胜捍卫自身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同志们！我们党已多次声明，自己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发展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我还会作特别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转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我们所有的对外政治活动始终遵循了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对抗我们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
因此在确定自己在世界任一地区的政策之时，我们始终考虑的是该政策是否符合我们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断斗争的原则。
我们从来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矛盾来削弱其与自己盟友的联系，帮助执行反美路线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对美国所实施的政策给予有力的打击。
美国是一个强大、有经验和狡猾的对手。
他们依靠自己强大而发达的经济。
它手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中包括帝国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核导弹储备。
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的斗争中，它使用了各种外交手腕和狡猾的阴谋诡计。
鉴此，我们也要采取相应复杂、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来面对。
针对华盛顿的军事准备，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并将全力以赴地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处于全面的战斗准备状态。
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苏联人民，以及朋友和盟友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们今后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执行一条明确而持续的路线。
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其一切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企图等给予坚决的回击，阻止其在世界各地区的扩张。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不放弃与美国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妥协的机会。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也坚持和平共处的立场。
全会与会者们都知道，当前我们对美关系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侵略越南问题上对其施加压力。
众所周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并相应在一系列领域冻结了我们与美国的接触。
与此同时，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相应的主动性之时，我们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
例如，你们显然都知道，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召集期间葛罗米柯同志根据我们的委托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拉斯科举行了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我们了解到，美国领导人对自己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处境极其忧虑。
如今，他们由于侵略越南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谴责。
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才会在上述会谈期间，一再表白自己正极力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
作为对美国领导人的答复，我方指出，只口头表达和平的意愿是不行的，还必须付诸实际行动，而美国首先应当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停止越南战争。
同志们，下面请允许我重点谈一谈，关于（苏美之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条约的谈判情况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
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们）成功地签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就可能阻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核武器。
这当然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有利的事情。
我们通过与美国人的谈判得出如下结论：近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有松动的迹象，其如今似乎已准备同意我们就该条约所建议的那些内容。
我们当然明白美方在这里一定隐含着一些鬼把戏。
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甚至以使自己摆脱目前的孤立困境为条件，而不惜用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来诱惑我们。
至于以后，我们就要看美国人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究竟会采取多少实际的举措，从而使该条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联邦德国谋求核武器的企图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统治集团对自己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寄予了厚望的。
其中包括，他们极力利用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企图借此来加深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
他们通过使用各种花招和狡猾的手段，来瓦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已深刻洞悉了这一点，从而为自己明确了如下任务：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盟友——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均完全支持我们在苏美关系方面所提出的路线。
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也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也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为了参观航天发射场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
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听取了我们专门就苏方代表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上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拉斯科之间举行会谈的情况通报。
我们的朋友们均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苏联的对美政策。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坚定贯彻自己既定路线的同时，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如下情况，即美国的统治上层并非铁板一块。
他们中间无疑有一些强大的集团极力支持继续侵略越南，甚至准备冒发生核冲突的危险，但其中毕竟也有一些影响巨大的人物，始终坚持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
关于华盛顿内部存在的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前不久，来访问苏联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已对我们讲过。
从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一定会考虑和充分利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所存在的这些矛盾。
在苏美关系方面，我们执行的是一条坚定而灵活的路线——这是我们在解决当代主要问题——防止世界核战争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共二十三大已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防止世界核战争是有可能的。
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我们所制定的对美政策，就是上述工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们！在从苏共二十三大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对这样一个问题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即确保欧洲的安全。
我想这是人们都完全能够理解的。
欧洲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主要地区。
西德复仇主义集团也在这里积极活动着。
西欧的军事基地在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中占据着主要地位。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已把自己核弹头的一多半都部署在了欧洲诸国的领土上。
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战火就可能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并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核战。
总之，欧洲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苏联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和盟友们，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问题。
（苏共）中央政治局还考虑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
在目前条件下，西欧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要贸易伙伴，西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会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作用。
简要地说，苏联所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在于，巩固前一场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有利于我们的成果；削弱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结盟关系，瓦解北约，防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死灰复燃，其中首要任务是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在此基础上，稳固我们西部边界和对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并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广泛、互惠合作创造条件。
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诸国会与我们并肩战斗。
广大人民群众会支持我们，欧洲进步力量，尤其是我们大陆上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会积极向我们提供帮助。
我们提出的巩固欧洲安全的目标，还得到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理解和积极响应。
1965年01月，在华沙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加强欧洲安全为目标的联合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一致以坚定且毫不妥协的方式反对北约精心杜撰的所谓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要允许联邦德国也可以拥有核武器。
此次华沙会议对西欧列强所发出的警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它促使北约内部围绕多边核力量而发出的喧嚣明显低落下去。
尽管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使北约彻底放弃这些计划草案。
在苏共二十三大期间，我们就欧洲事务的新步骤——关于提出广泛的、有利于加强欧洲和平的建设性纲领问题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
经过交换意见，我们决定在下一次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将通过相应的文件。
根据这一约定，我们起草了这一文件的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于今年07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和平的宣言。
该宣言在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广泛的、有利于解决当前那些使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忧虑的问题的纲领。
内容涉及：从承认现有边界不可动摇直到在欧洲形成一个所有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的互信、平等合作的局面。
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即使帝国主义者们至今也无法对之提出异议。
布加勒斯特宣言的力量究竟何在？首先，它对当今欧洲正在发展着的那些积极（健康）趋势产生了新的推动作用。
这里所谓健康的趋势指的是，西欧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极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自己的独立政策，以加强自身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其特点是：不仅只有这些国家内部的在野（反对党）力量出现了上述趋势，而且一些欧洲大国的统治集团也表现了这方面的强烈意愿。
而促使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美国冒险主义政策的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感。
而这种不信任感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随着欧洲经济独立的增长，与美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不愿意再受到美国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强制，等等。
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这也始终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重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
今年夏天，我和А·Н·柯西金、Н·В·波德戈尔内等同志应政治局的委托，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了一系列谈判。
我们当然知道，戴高乐代表了那些阶级力量。
而法国总统自然也很清楚，他这次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将要跟谁打交道。
但结果显示：我们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成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
这里并非仅仅指我们在公开发表的苏法声明中就一些问题所达成的那些共识。
事实上，苏联和法国对如下一些问题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如德国的战后边界问题，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等。
戴高乐说，法国同意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希望其发生改变。
关于德国的统一问题，他声明，法国不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于着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戴高乐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必须让美国人离开欧洲。
他说，法国不赞成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并将遵守日内瓦协议。
此次莫斯科谈判无疑增强了戴高乐的信心，并会促使他在法国脱离北约的方向上，继续实施相应的步骤。
法国人已于今年07月01日之后，从北约统帅部撤出了自己所有部署在联邦德国境内的部队，从北约司令部召回了自己的军官，不再参加北约高级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的活动。
在法国的坚持下部署在法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基地和司令部也都撤出了该国。
苏法关系的不断密切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促使许多西欧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使得所谓的旨在将北美和西欧转变成敌视苏联的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即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法国采取上述行动的重大意义。
在这种新形势下，旨在反对华沙条约诸国的北约战线实际上已沿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士一线和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法国被分为两半。
北约西欧战场的南、北两翼如今已是首尾不能相接，其武装力量的管理体系因此而遭到削弱，后勤保障也趋于崩溃。
苏法谈判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即扩展了我们与法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联系。
А·Н·柯西金同志刚刚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期间受政治局的委托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首脑蓬皮杜举行了一系列认真而富有成果的谈判。
这些谈判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我们在莫斯科与戴高乐会谈的成果，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更深入的进展。
我这里指的是，我们与戴高乐举行的第2轮谈判，将可能促使其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如在不允许联邦德国获取核武器和与德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方面。
实际上，戴高乐此次不仅坚定地表明了法国反对西德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并且他还做出了如下肯定的声明，即在必要情况下，法国将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采取统一行动。
虽然法国依然不承认民主德国，但在谈判期间戴高乐已明确向我们说明，法国将会根据两个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的事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
相对以前所持立场，此举对法国而言，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进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已邀请我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于1967年正式访问法国。
虽然关于此次访问究竟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现在还一概不知，但法国方面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的事实本身已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法方已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广泛开展两国间各种经济联系的建议。
总体上我们应当指出的是，柯西金同志此次访问法国及其在巴黎所举行的谈判，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其谈判的结果也与我们政治局所设想的基本一致。
这些活动再次表明，在与我们接近的过程中，戴高乐表现了一定的谨慎态度。
例如，在法苏两国政治关系谈判的基础上，他才决定采取上述步骤。
不过，总体来看，我们与法国关系的发展还是相当成功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对法政策从一开始便与法国共产党做了相应的沟通。
法国同志认为，苏法两国关系的转折有利于促进其所进行的斗争的成功，有利于推动法国左翼民主力量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欧洲所执行的路线，使西德军国主义者们深陷困境。
也正是由于这原因，西德现任军事统治集团，在存在的这些年间，首次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危机。
那么，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致使其陷入目前的困境呢？其中包括：我们成功地制定了欧洲和平共处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法国转而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联邦德国与英国以及美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淡化——因为继续无条件地支持波恩的过时政策已明显对英、美不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导致现在波恩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分裂。
当然，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们依然会继续执迷不悟。
凭借美国的支持，西德统治集团正在加紧自己的军事准备。
以前，他们曾发出过关于西德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叫嚣。
而如今其联邦国防军已拥有50万人，并可能还会将70万经过培训的预备役人员再增加一倍。
今年，其军事支出已达到近190亿马克，即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30％。
如今，联邦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潜力，已完全有能力迅速掌握核武器技术并生产出此类武器。
正如不久前在西德一些大的地区——黑森州和巴伐利亚所进行的选举情况所显示，两年以前在西德由公开的法西斯分子组建的合法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长。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依然要提出关于西德复仇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以便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提高他们的警惕性。
如今，在波恩已组了一个新政府。
该政府成员除了以前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代表外，还包括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至于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代表谁的利益，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对民主德国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与最保守的右翼资产阶级党派区别很小。
因此对于他们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
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开展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而我们的德国朋友们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以下情况：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内最大的党派，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后者不可能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在联邦德国只有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
近期，在各级工会、部分青年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反战和要求民主的情绪正在不断增强。
关于此，来自德国共产党的同志已经对我们说了，虽然所有这些目前仍都处于非法状态，但毕竟都是实际存在，它们为我们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
我们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新情况的现实意义。
但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根据国家所制定的路线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促进西德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孤立其中最保守的沙文主义者，削弱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
可以满意地指出，在德国问题上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策略路线均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所持立场是一致的。
在实现我们针对欧洲所提出的那些目标的斗争中，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也具有巨大的意义。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曾多次接待了英国首相Г·威尔逊——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是在今年夏天。
我们的代表团也出访过英国。
在双方所举行的谈判期间，依据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我们始终致力于如下目标：促使其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削弱英国对美国的依赖，防止其与西德接近。
我们与威尔逊的会谈是在没有外交常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会谈期间，我们提醒他道，虽然在以前来访时他曾说过——随着自由党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会执行更具有独立性的政策，可实际上如今英国仍是欧洲唯一的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的国家。
当然，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批评该国政府所坚持的立场。
因为我们很清楚，英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依然对我们国家怀有好感，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虽然现在依然需要强烈地依附于美国，但他们并不打算自愿地屈从于美国资本。
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对英国施加积极影响提供了良机。
针对意大利，我们也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而且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已获得了一定的改善。
我们一些国务活动家近期对该国进行了访问。
应意大利总统的邀请，波德戈尔内同志将于今年01月前往访问。
我们尤其明显地注意到，意大利实业家们对发展与我们的经济合作抱有浓厚的兴趣。
而在这方面，应当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发展相当顺利。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对外政策方面目前依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当前在欧洲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即我们与该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特点。
作为我们之间贸易的补充，我们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联系。
目前业已实施的合作项目有：今年08月我们与意大利康采恩菲亚特签署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年产量为60万辆（即日产2000辆）的汽车制造厂的协议。
我们还与法国的一些汽车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
关于建设通往意大利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该管道的天然气运输量为每年100亿立方米，作为交换我们将从意大利方面获得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商品。
利用这些联系来加速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这本身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我们当然不仅仅只为获得这些商业上的利益，我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借此掌握一些真正有力的杠杆，以便对西欧国家中的统治集团施加影响。
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关系依然是我们欧洲政策的重要环节。
在这方面，我们近期所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不久前波德戈尔内同志正式访问了奥地利。
而与我们的北方邻国——芬兰保持真正友好的关系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其具体反映在：进一步发展双边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扩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等方面。
关于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我们必须强调，波德戈尔内同志在奥地利和苏斯洛夫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在芬兰所作的大量而富有成果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在东部和南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明确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侵略方针以及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敌视我们的路线。
大家都应记得，二战前夕我们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因为当时日本已准备随时从东面向我国发动进攻。
即使如今，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我们怎么都不能不对这个国家加以防范，再说现在那里又有了美国人，从而使日本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
中国领导人也在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在这方面他们借助了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有利条件，再说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中央认为我们的如下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削弱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促使其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同盟。
这就是我们为何特别重视发展苏日关系并制定了扩大与之互助合作的方针的原因。
如今，日本已成为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3大贸易伙伴。
至于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政治变化情况，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去年，我们两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在互惠基础上在土耳其境内参与一系列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协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冶金联合体。
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得以恢复。
我们今后将继续坚持改善苏土关系的路线。
有理由指出，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今年03月份，我们两国签署了广泛而有利于我们的关于建设从伊朗通往高加索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协议，计划年输气量为100亿立方米。
随后，我们又签署了关于在伊朗境内建设大型冶金工厂和其他工程的协议。
伊朗政府还请求我们向他们出售大量苏联武器，我们对此作了积极的回应。
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如下可能性，即进一步扩大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其中包括通过购买伊朗石油的方式。
由于我们改善了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关系，西方刻意制造的针对我们的军事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实际上已经被瓦解。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放松对发展我们与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
因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这将决定着70多个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究竟跟谁走——是跟着社会主义走，还是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问题，决定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人口未来社会进步的前景等许多重要问题。
而我们如何处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内开展对外政治工作，苏共二十三大已为我们党明确制定了如下主要目标：加强我们的影响力，粉碎帝国主义已占据的阵地，全力支持各民族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巩固年轻民族国家的独立，对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党派提供帮助。
在此，我们当然会考虑到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各集团的特点。
我们尤其会考虑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差异。
我们首先把那些选择了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区分出来。
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等。
我们与这些国家不仅建立了国家间关系，而且还有党际关系。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针对年轻进步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
这里我们可以把埃及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与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近一段时期已取得显著的发展，并具有了密切而可靠的合作性质。
我们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存在共识。
纳赛尔总统和其他埃及领导人已开始定期与我们就其国内、外政策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并时刻准备听取苏方的观点。
近来，苏联和埃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不会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的先锋力量。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这一地区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巨大意义。
这里濒临苏联的南部边界，是通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咽喉，是北约军事机器所需燃料的主要供应地。
我们都能看到，近期帝国主义正采取积极的旨在反对革命—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
总体来说，帝国主义的阴谋遭到了革命—民主国家人民的不断增强的反击。
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加纳，帝国主义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应当说，加纳事件使其他进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感到忧虑。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我们还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我们已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以便其克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困难。
当该国于1965年06月实现了领导层的更迭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详细地分析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并随即做出了支持布迈丁的决定。
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
阿尔及利亚继续坚持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
苏阿友好合作关系也得以继续发展。
我们对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全力支持那些坚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巩固其现有体制。
这些国家绝不应当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猎物。
至于那些已赢得了独立，但暂且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他们，以削弱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支持其政策中所包含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并向这些国家内部的进步革命力量提供帮助。
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印度。
你们大家都清楚，使印度始终坚持不结盟立场以及坚持反帝和反殖立场的重要意义。
然而，当尼赫鲁死后，尤其是当夏斯特里去世之后，明显可以看出，印度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呈现出向右转的现实危险，印度亲美派势力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印度总理甘地和印度国大党主席К·卡马拉季访问莫斯科期间公开向其说明苏方对印度政策中所出现的上述倾向的关切和担忧。
我们对他们说，此类倾向将会威胁到印度国家自身的独立性，而且也会对苏印关系造成损害。
我们也没有忽视那些已被拉入侵略集团的国家。
例如，近两年来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便明显积极起来。
而这种积极政策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
阿尤布汗政府减弱了自身与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系。
巴基斯坦拒绝参加美国侵略越南的活动。
该国领导人还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进攻苏联。
苏联主动参与调解印巴冲突的活动对苏巴和苏印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
塔什干宣言无疑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
正因为此，我们国家的威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在1965年09月30日的著名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分子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并试图将该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而印度尼西亚的新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开展了反对共产党的恐怖运动，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保证说，（印尼）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不会向西方列强让步。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极力采取措施以阻止印度尼西亚彻底倒向西方强国一边。
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前不久在莫斯科接待了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并对他说苏联准备在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印尼国内正在不断增强的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危险倾向，并强调我们坚决谴责印尼国内出现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这将成为苏联和印尼两国之间合作的巨大障碍。
近年来，我们对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更多的实际帮助，并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后方。
这里，我还想简单谈一谈关于我们对已获得解放国家的经济援助问题。
此举是我们对世界上这些地区事务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
目前，苏联已与亚洲和非洲的31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
为了让全会与会者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将作如下通报：我们向亚、非洲26个国家提供了防御武器，其中军队完全或主要使用苏联武器的国家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绝大部分军火供应均采取直接贸易或商品信贷支付的方式进行，也有一部分军事援助我们不得不采取无偿赠送的方式。
民族解放运动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重要战线。
我们党不可能，也不会放弃这一领域的斗争。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来确保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力量的胜利，以便最终彻底摧毁殖民主义。
（掌声）
同志们！苏联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帝斗争，坚定维护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既定方针，彻底粉碎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恶毒谣言，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并为瓦解和削弱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队伍创造条件。
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
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参与这方面工作。
我以及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许多同志不得不经常到国外访问和在莫斯科接待外国代表团。
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出国访问的同志便有：基里连科同志——前往智利，谢列平同志——越南和蒙古，波利扬斯基同志——加拿大，马祖罗夫同志——巴基斯坦，沃罗诺夫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国，П·Е·谢列斯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А·Я·佩尔谢同志——罗马尼亚，等等。
还有一些同志不得不在国际工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杰米切夫和乌斯季诺夫等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和库拉科夫等同志，而我在这里已不用说那些长期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同志：如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
共产党中央第1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书记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工作方面。
近期，根据政治局的委托出访国外的同志有：В·П·姆扎瓦纳泽、П·М·马谢罗夫、Б·Р·拉希多夫、В·В·谢尔比茨基、Д·А·库纳耶夫、А·Е·科奇尼扬、Б·奥维佐夫、Д·拉苏洛夫、Р·库尔巴诺夫、В·П·鲁宾、Н·Г·叶戈雷切夫、В·С·托尔斯季科夫、В·Ю·阿洪多夫、И·И·鲍久尔、А·Ю·斯涅奇库斯、И·Г·凯宾、Т·乌苏巴里耶夫、А·П·利亚什科、Ф·А·苏尔加诺夫、Т·Я·基谢廖夫、А·Э·沃斯、В·И·科诺托普、А·В·格奥尔基耶夫、К·Ф·卡图谢夫、С·Д·希特罗夫、Ф·А·塔别耶夫和З·Н·努里耶夫，等等。
我已很难把所有人都在这里罗列出来。
我们将会增加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在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的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州的州委。
同志们，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举行会谈——这是一项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过，与此同时这项工作又是一所能够丰富我们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好学校。
派遣代表团去外国访问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数百人出去，而每一个出访的同志，都将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很好的宣传员，有助于为我们国家赢得新朋友。
与此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良好素质——谦逊且具有求知欲，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
谈到我们在国际政治活动方面的成绩，就必须强调，我们负责对外政治事务的那些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在这次全会上，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同志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正在履行的，是党所赋予的重要职责，他们的工作是繁重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都是着眼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此同时仍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每次当在政治局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国际问题时，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大量潜力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这就是说，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不同方向和部门——具体包括外交、外贸、对外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等——并没有始终做到应有的紧密结合。
要知道，所有这些对外领域均应始终把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都应当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
我们对外宣传活动并非总是能够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
而了解这些新可能和新途径，以便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中央国际部、外交部、外贸部和相关委员会等工作人员，总之一句话，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全体人员的首要职责。
同志们！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巩固世界和平的路线，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准备和高度的警惕性，以便随时回击任何针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活动。
政治局一直在研究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国防方面的问题。
我们是对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力量，是其他国家实施军事讹诈和恐吓的对象。
但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必须知道，他们对我们所玩弄的任何伎俩，都将遭到我们的毁灭性打击。
（掌声）现在，必须要求我们的军事专家、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苏联的武装力量——士兵、水兵、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们都要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进，要求他们更好地掌握军事知识，发展军事技术、科学和艺术，以便使我们的国防实力远远超过帝国主义所掌握的水平。
……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关于波兰与苏联友谊。
众所周知，我们与华沙条约成员国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保持着尤其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我们始终关注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蒙古等，如果出现了困难情况，便会经常就诸多经济合作问题向我们提出请求，其中包括经济援助问题在内。
我们与他们，首先协调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在世界舞台上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近，我们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等国，签署了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已达成议项，并准备于1967年签署新条约。
我们党，也对在华沙条约国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框架内加强多边合作，赋予重要意义。
近期，我们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大的举措，以便完善这些组织的活动。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集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在维护欧洲安全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
这些会议在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应当说，我们在军事合作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华沙条约国目前已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拥有多个统一的、在协商基础上制定的战略计划，其所有武装力量均使用的是我们苏联的武器装备。
这些计划，都是通过近期在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土内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检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在华沙条约国框架内，我们经过协商，确定了各成员国获取军事装备和维持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开支。
其中每个国家都要承担一部分开支份额，虽然必须坦陈，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开支和整个社会主义合作的费用支出方面，无疑主要都是由苏联来承担的。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其边界也极其漫长而广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不久我们向兄弟国家的朋友们，展示了我们研制的最新型飞机、火箭和其他军事技术，演示了导弹的远程目标攻击和人造卫星的发射。
应当说，这次军事技术展示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苏联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表示惊奇，对我们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付出的巨大开支以及这些举措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表示称赞。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是协调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最重大问题上制定各成员国统一行动路线的可靠工具，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该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今年10月份，与各兄弟党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期间，我们讨论了对外政治问题以及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期所发生的事件等。
依照传统，此次兄弟党会议有众多国外代表团前来参加，期间各党派广泛地交流了意见，从而使会议具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
在前不久召开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会议上，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亲眼看到，在各兄弟党中向往团结和以统一行动来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总路线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
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也在不断增加，即各兄弟党都向往团结和兄弟友谊，及其对我们党，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纷纷表达的那些爱戴言辞。
我们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继续发展和加强。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立的这个相互关系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
然而，许多兄弟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过去都是落后国家、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因而在没有广泛而发达的经济关系体系，在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此关注，并提出了，发展和加强我们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问题。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各兄弟国家盼望扩大与我们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迫切心情，我们也极力向他们展示发展这种关系的稳定前景。
与筹备我们新的1966—1970年五年计划密切相关，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论是对兄弟国家，还是对我们来说，相互协调各自的发展计划指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1970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确保各自工业所需要的燃料以及各自所生产的产品的顺利销售。
在落实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各兄弟国家签署了一系列长期贸易协议。
苏共中央对改善经互会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针对这一组织，我们提出了其所肩负的主要职责，并要求其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工作模式和方法加以变革。
在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同时，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会议，以便经互会领导人就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问题交流意见。
会议期间，大家均表示，要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认为，有必要在协商基础上采取一些举措，以加强经互会和提高该组织的工作效率。
在完善经济关系机制方面，苏联已提出了许多建议。
我们始终致力于提高责任感和对那些违反协议义务者实施制裁。
但遗憾的是，此类违反协议义务的情况仍是屡有发生。
每当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欺骗了我们并违反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之时，我们都会提请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此加以关注。
但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我必须提到的是，根据经济合作相关规定，兄弟国家经常也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证据确凿的索赔要求，下面我将举一些实例。
几年以前，保加利亚曾建议向我们供应微型电动起重机。
我们的相关组织对此表示同意。
而此后两年间，国计委也编制了生产此类起重机的计划。
最终保加利亚人被告知，他们建议向我们提供的此类产品我们不再需要了。
但要知道，保加利亚人为了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产品已专门建造了一些新工厂。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曾与匈牙利人，就汽车生产协作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
其中，匈牙利人负责生产汽车后桥，而我们则是前桥和板簧。
匈牙利同志严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修建了必要的设施，而如今根据相关协议开始向我们供应自己所生产的汽车后桥。
然而，我们的相关机构却延误了自己工厂的建设工期，因而不仅无法向匈牙利提供自己已承诺的制造汽车所需要的那些关键零部件，而且还拒绝购买匈牙利方面所生产的产品。
遗憾的是，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
要知道，我们苏联无疑是社会主义体系中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中心，因而我们自己首先得按规矩办事。
在遵守协议期限和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它们将成为我们发展本国经济、建设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补充。
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机制，也是具有国际主义意义的大事。
而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这项工作也是一所在实践中培养人们国际主义观念的学校。
在全面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同时，我们将与之形成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
我们党尤其重视发展，与那些在某一时期我们国家之间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下面，我将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从阿尔巴尼亚说起。
（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期促使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正常化，但我们的这些举措均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绝重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
最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1月召集的一次会议表明，该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及其亲信依然不愿放弃其既定立场，并继续追随北京的路线。
众所周知，有一个时期，越南劳动党的许多领导者也是紧跟中国领导人的。
但现在已发生了变化。
虽然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越南同志尽量不想恶化与中国人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正逐渐转向更加独立的立场。
他们现在并没有参与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反苏活动，已停止印刷中国人的那些充满诬蔑性言论的资料，忠实地坚守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相关规定。
同志们，这里我们必然要注意到，在历次不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越南和朝鲜同志在行为上，及其对中国代表所发出的分裂性、诬蔑性言论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
如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已不再紧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在会议上起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忠诚地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工作。
例如在刚刚于索菲亚结束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事实已充分而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我们曾向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
于是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便采取了实际的举措以改善我们国家与朝鲜的关系。
针对朝鲜，我们制定了一条总的政治路线：支持其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其军事援助——为此我们得到了朝鲜同志的高度评价；给予其经济援助——这主要是因为该国一直在这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困难，而我们的这些援助更加巩固了苏朝关系。
如今，可以说朝鲜同志脱离中国人的路线——已是既定事实。
他们谴责了中共领导人在支援越南的联合行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消极立场，批评了中共领导人所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政策和把毛泽东思想强加给全世界的做法。
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遭到了朝鲜国内的一致反对。
朝鲜报刊刊载了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明显就是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奉行的路线。
近日，在与我们的秘密会谈中，金日成同志直截了当地声明，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下是他的原话——“简直愚蠢得让人不可思议”。
（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这可能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金日成所作的）这一定义刚好也符合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不过，我们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仍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为此，仍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需要灵活性、需要讲究策略和坚持不懈的耐心。
但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其正常化。
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积极。
朝鲜同志非常想向我们出售一些稀缺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对苏销售近年来一度急剧缩减。
我们两党间已开始进行高层谈判，期间我们均采取了公开、坦诚的态度，对此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今，以秘密方式来访的金日成同志正在莫斯科，今年我已与之举行了两次会谈。
这些会谈证明了，我们对朝鲜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表明我们加强与该国和该党的合作和友谊一定会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其他一些我们之间关系中存在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国家。
比如罗马尼亚，便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
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前，我们与这个国家，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
我们这里并不想分析其中原因。
问题是还在这之前，据我们所知，罗马尼亚便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积极分子和党组织会议，期间不断抨击我们党和国家。
该国领导人对我们所持的不友好态度也对我们使馆人员和到罗马尼亚出差的苏联人的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
在许多问题上罗马尼亚人均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并开始执行自己的那一套独特路线。
10月中央全会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我们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极力试图改善这一情况。
我们尽力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并通过耐心的工作方式，极力弱化我们之间的尖锐分歧，以期实现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为了恢复我们之间真正的、同志式的兄弟关系，我们无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虽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的关系中仍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困难。
我们曾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与他们进行了接触。
关于这方面情况，全会与会者们想必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便已有所了解，即罗马尼亚人希望我们在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文件中，不要对联邦德国提出口气过于强硬的批评，他们还就其他一些问题提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在与其磋商上述文件草案以及随后的关于支持越南的文件草案的过程中，我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均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斗争。
只是由于我们的坚定不移和全体与会者的团结一致才最终迫使罗马尼亚在上述问题上做了让步。
但接着，我们又发现罗马尼亚领导人对进一步完善华沙条约的军事和政治机制也持否定态度，在经互会中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阻碍了许多业已成熟的问题的解决。
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类似于否决权的东西，并借此来阻碍我们解决许多与发展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只是涉及其他国家。
如今，罗马尼亚领导人依然继续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即使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但至少是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罗马尼亚领导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国家的支持。
但这也导致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罗马尼亚国内经常会爆发民族主义情绪。
其中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些罗马尼亚历史学者在自己撰写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均不客观地描述了过去我们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他们贬低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了错误的阐释。
不过整体来看，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还是令人满意的。
今后，我们当然仍将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既从党的层面上继续改善我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又从国家层面上谋求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以便最终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实现完全的正常化。
下面再谈一下我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南斯拉夫通常都会支持苏联的行动。
近期，南斯拉夫方面已更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从党际层面上与我们建立联系。
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三大。
去年，他们向苏联派遣了由托多洛维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以交流党的工作经验。
今年秋，又有以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访苏。
今年夏，铁托同志曾邀请我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南斯拉夫。
我们最终派安德罗波夫同志去了。
我们认为，通过党的层面谋求此类接触和建立此类关系是有益的。
当然，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我们与南斯拉夫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
我们认为，最近南斯拉夫在领导经济方面便做得有些过火——积极实行所谓的分权制度，这实际上必将导致自发的市场关系的泛滥，并为外国资本向该国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南斯拉夫国内明显出现的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
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党的领导模式和方式以及经济政策等问题都是每个国家的党和人民的内政，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以同志式的方式把自己的担忧向南斯拉夫同志说明。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于今年09月与铁托同志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会谈。
据我们了解，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曾向南联盟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南斯拉夫同志在答复我们时做了如下保证，他们绝不会允许贬低党和国家的作用，并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还说，自己将会认真地思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很难对南斯拉夫局势今后的走向做出判断，因为该国的情况相当复杂。
至于我们，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促使南联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强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近两天，我收到了铁托同志的来信，后者表示希望于1月份对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以便就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和协商。
我们将利用这次来访，以进一步推进我们针对南联盟领导人的工作。
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述来信内容表明，如今南斯拉夫共产党原则上已同意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们与古巴共和国的关系问题。
在处理与该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会考虑该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一系列特殊条件，而对此，古巴同志已多次向我们提到。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给予了古巴巨大的政治支持，全力帮助古巴同志加强自己的国防，并向他们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
我们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发展。
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合作，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不过，这里我仍要指出的是，我们古巴朋友的国际政策时常会出现一些我们无法苟同的情况。
我们认为，向他们公开说明这一点是在我们作为同志的分内职责。
在与古巴领导人的会谈中，我们曾认真地讨论过，关于确保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条件和加强其国际安全的问题。
期间，我们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古巴的支持和帮助等因素的重大意义。
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古巴将执行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政策，必将加强其外交地位，并使美国对古巴革命的干涉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还请古巴朋友注意加强古巴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这些党派过去一直都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所有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为了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其本身意义上来说都是着眼于一个目标——建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涉及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体系，它以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同时又是真正的兄弟式合作、互助和友好关系为基础。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和困难，那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困难中，有些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成功举措和欠考虑的活动造成的。
当然，导致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所处的复杂而多样的客观条件。
这里我首先指的是，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高度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这样一些，如中国、越南等——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水平的国家。
这些差异，首先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不同的国家在客观上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其次问题还在于，在那些无产者人数较少的国家中，政党的政策就可能受到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
如果说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仍存在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条件下，为了反对内部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而需要紧密团结，从而使这些差异暂时变得不明显（退居幕后），那么当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成为事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得以巩固之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存在的这些客观差异便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自己国家过去的沉重历史遗产——民族敌视、冲突和对抗，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变得复杂化。
列宁曾指出，各民族的融合问题只有通过其中每个民族的全面发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列宁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正在进行世界性社会主义合作的各民族。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均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
因此，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首先要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
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巩固，其独立性和主权意识也自然会不断强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之上的这种健康发展进程不要对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国际主义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以便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取得繁荣的同时，又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互助合作，并最终使这一合作在整体上也实现繁荣。
现实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倾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多么的巨大。
而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会迅速地对自己国家，甚至国外民众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们对民族主义寄予厚望，据他们说，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被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
而帝国主义在自己的政策中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极力加以鼓励，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向这些国家渗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各种手段。
在处理与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相互关系时，苏共中央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坚持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利益相结合，并追求权利上的真正平等。
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党与各兄弟马列主义政党一样，都已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虽然我们目前仍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任务。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民族未来社会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和平和进步的结晶。
为了它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应当竭尽全力。
为此，我们绝不应当怜惜自己的力量。
（掌声）
三、苏共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国际活动不仅仅只依靠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实力和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结盟。
还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说过：“我们拥有国际联盟，虽然这一联盟并不曾签署，也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如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可实际上在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出（这个联盟的存在）。”
（列宁文集，第40卷，第243页）列宁这里所言，指的是我们与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如今，该联盟最完整的体现可以在各种兄弟式的、相互支持关系中找到，而正是凭借这些关系使我们党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紧密地团结起来。
发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加强其队伍的团结而共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均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自身的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
这一基础就是1957—1960年间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那时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已充分证明了这些会议的召集本身及其所通过的马列主义文件的正确性。
这些文件使我们有可能从宽广的视角来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各支队伍的积极表现，及其在不同民族条件下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斗争模式和方法。
与此同时，这些文件还为各兄弟党在反对同一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原则性基础。
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集，使我们有可能共同讨论和解决现实生活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业已成熟的那些问题。
会议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团结及其目标的一致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今后，此类会议仍有必要继续召集。
我们党对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共同制定的路线，坚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中贯彻落实这一路线。
我们坚决抵制任何使我党背离这一路线的企图，始终不渝地与我们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
在这方面，苏共的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倾向，有助于各兄弟党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辨明自己的行动方向。
绝大多数兄弟党均坚定地捍卫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行动纲领。
我们通过集体努力而制定的总路线，则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以每个普通人都感到亲切和能够理解的口号从事着斗争活动。
这些口号便是：为了和平和反对核战争、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反对垄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口号反映了最广大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
各共产主义党派正是以这些口号为基础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并促成了工人阶级与所有民主力量的联盟，从而表明一个群众性政治军队业已建立。
共产党人们正是带领着这支军队，在各自相应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
如今，正是和平和民主的口号孤立了那些最具有侵略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全面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体系。
而人民群众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下则更坚定地反对“战争集团”，更加顽强地面对帝国主义的劫掠和专横，及其每一次侵略行径。
当前，国际上兴起的大规模的声援越南的运动——便是这方面明显的证明。
如今，最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越来越专注地倾听共产党人发出的声音。
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包括14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组织，另外还包括一些仍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心坚持斗争的党派。
这些共产党组织都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其活动主要依靠的是农民群众，其中许多党派仍在坚持武装斗争。
在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一半共产党组织——37个党派仍在从事着地下斗争，而其余党派已可以开展合法活动。
后者中的一些党派已善于利用这种合法活动的机会，使自己转变为群众性政党，并在国家议会、市（镇）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中拥有了大量的政治代表；有一些党派仍面临这样一个任务——探索与广大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途径；有一些，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党派目前只是由少量职业革命家和马列主义学说的宣传家们组成的组织；还有一些党派已转变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下面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在西欧聚集了近900万工人和职员，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都能够成功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以法国共产党为例。
法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方面表现得很坚定，与此同时在斗争策略上他们也不乏灵活性。
大家都记得，法国共产党在近期的国内总统选举中的成功表现。
尽管法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法国共产党仍是成功地将国内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从而确保自己赢得了45％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在对法国总统戴高乐所采取的旨在改善法苏关系的做法给予赞扬的同时，法共方面也为加强法苏友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对内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共威望的提高。
今年08月份，当我与法共总书记瓦里戴克·罗歇会谈期间，我们两党不仅在苏法关系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内赢得了重要的地位。
该党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群众性政党，目前其党员数量超过150万人。
意共在国内选举中经常获得25％以上的选票。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意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地下斗争之后才获得了所有这些成绩的，而当初其人数仅只有数万之众。
而其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原因主要在于该党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群众密集的地区，正是该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从而能够确保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
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当今没有发生尖锐的经济或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共产党同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有可能在自己国家内部赢得稳固的地位，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芬兰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该党代表于今年05月成功地进入了政府。
这是自1947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退出政府以来，共产党代表首次重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
此举是对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这里，我还想对正在法西斯制度下从事艰苦斗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做一特别强调。
在熟练地将合法和地下斗争方式密切结合的同时，该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在最近几年内，西班牙共产党人数增长了近3倍，已达到10万人。
而该党的这些成绩，同志们要知道，都是在地下状态下，在充满恐怖和镇压的环境下获得的！
在艰苦的非法条件下坚持工作的还有希腊共产党。
该党与合法的联合民主左派政党合作，从而在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如今，希腊之所以是北约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我们的希腊同志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无关系。
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这样一些党派——暂时在工人运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地位非常微弱。
这其中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而我们从来也不隐讳这方面的情况，如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等。
上述党派的工作环境尤其艰苦，它们必须面对（当局）强大的宣传、军事—警察机关，经常会遭到残酷的迫害。
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人还必须面对势力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均坚持强烈的反共立场。
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该运动在亚非拉各个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
众所周知，战前在这些地方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屈指可数的，而如今已达到48个。
这些大陆上的共产党工作的条件尤其复杂而艰苦。
那里生活着20多亿人口，但工人阶级的数量却不多。
农民构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他们贫困、没有文化，又大多处于宗教的影响之下。
农民阶层为那里的反帝斗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小资本主义思想。
那里的反动势力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对待共产党人。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战后时期伊拉克共产党政治局的6位委员几乎全部被杀害，而南非共产党中央的几位委员也成为了当局警察恐怖政策的牺牲品。
这里特别需要说的是关于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情况。
20年以前，该大陆许多共产党组织才刚刚建立，而如今整个拉丁美洲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组织存在。
虽然其中多一半党派均在非法条件下开展工作，近年来其人数已增长了两倍半。
这些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都是一个，那就是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后者在该大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赤裸裸的国际宪兵和剥削者，就是各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最重要支柱。
因此，拉丁美洲人民对帝国主义“美国佬”的仇恨随时可能以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共产党组织，如果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制定的总路线，那么就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我们的经验也证明，如果背离了这一路线，就会遭遇失败和坎坷。
我们所有人都对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
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以艾地为首的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的影响下走上了冒险主义道路，脱离群众并采取了盲动策略。
最终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如此一个巨大的政党，按其领袖们的话说，党员近200万人以及工会、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等，实际上均被彻底摧毁，成千上万名党员死于非命。
而要再重新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少也得需要许多年才行。
印尼共产党人之所以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关键在于该党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而走上了中国领导人所指引的歧途。
……
……在我们之间。
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只承担着观察员的角色，尤其是当涉及我们运动的普遍原则性问题之时。
在当代条件下这里有一个政治艺术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将如下两方面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尊重政党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同时又要能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支队伍中所发生事件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既要善于坚定地贯彻我们自己的原则路线，同时又要表现出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性。
在我们与各兄弟党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
苏共中央曾多次主动以同志式的方式向各党派领导人提出过一系列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与这些党派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去年，我们便曾从党的层面上与铁托同志就意大利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举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
期间，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对上述思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当代条件下实行这一思想将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做出原则性的退让并可能导致共产党丧失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作用。
我们认为，上述会谈、我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友好的建议都得到了意大利同志们的重视。
我们曾多次与各兄弟党代表讨论过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如何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
而就这一问题，我们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既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也原则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共产主义党派。
对于这些党派而言，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既考虑民族特点和自己国家的传统，同时又要善于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本国人民的立场——民族利益出发。
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近一段时期，一些共产党表现出民族孤立的倾向。
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试图采用民族主义者们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扩大本党的地盘。
其中有的党派已不再谈关于国际主义义务的问题，有的党派甚至走得更远——以不友好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批评。
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
近来，他实质上是停止了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接触，拒绝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这里，该党领导人已表现出滑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迹象。
遗憾的是，我们在瑞典和挪威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中也看到了上述民族孤立和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迹象。
近来，他们也减弱了与其他兄弟党派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坦白地说，与其他兄弟党相比，常常显得虚伪。
我们党是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若罔闻的。
我们认为促使那些发生动摇的党派重新坚定马列主义立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说到我们与各兄弟党的国际主义团结，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么一点，即不仅是我们帮助了它们，而且它们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正是由于非社会主义世界那些兄弟党的革命活动促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正是由于它们的帮助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向世人展示我们所取得成就的意义，解释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以及我们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数百万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共产党员们，都是苏联政策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自愿、坚定而热情的宣传员。
他们常常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坚定不移而勇敢地坚持10月（革命）思想，并把关于伟大列宁的政党的真理带到广大群众中间。
对于我们阶级兄弟所做的这些无私而忘我的工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世界工联、妇女、青年、拥护和平者运动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利用这些联系来宣传苏联和苏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
同志们！在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我们党更加稳固了自己与民族解放运动各力量的联盟和合作关系。
苏共二十三大决议对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代巨大革命力量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明确的原则性评价。
要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亚非拉各国，就必须探索一些新的、经常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道路。
在这些国家中尤其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使共产党转变为能被民众认可的民族力量。
当前殖民地人民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他们立刻便要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其今后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就在于，其以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的形式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以适用于当代条件的思想。
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使各民族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那些痛苦和贫困。
列宁的上述思想经过了实际生活的检验并首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所证实。
该国是世界上第1个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而同时又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也表明，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克服许多困难。
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的那样高的生产力。
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国家的全体人民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并进行繁重的创造性工作。
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后者势必会尽力阻碍这一发展进程并极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这些已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民族。
因此这些民族要想取得成功就只能，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
针对这些选择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全面的支持，向它们并不轻松的斗争活动提供帮助。
为达此目的，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与它们的关系外，我们还与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保持了接触和合作的关系，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埃及、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
这些党派对外均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们清楚它们与马列主义的立场仍有一定差距。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际的革命行动纲领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本国资产阶级为目标的。
这也就使得我们所开展的，针对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工作，既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又是一项具有前途的事业。
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作，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我们靠近。
这无疑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在工作期间，我们还必须充分体谅这些经历了长期压迫的民族内心所怀有的那种激烈的民族情感。
我们正逐渐地与这些党派和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互信的关系。
在与他们会谈期间，我们极力强化他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信任感，极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以下方面：必须团结所有进步力量和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完成建立稳固的革命党的任务，而该党则要善于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展活动。
苏共也没有忽视与一些革命—民主派活动家建立联系的工作，如纳赛尔，即便此人当时还没有放弃反对共产主义的偏见。
我们认为坚决捍卫我们的兄弟共产党人的利益是本党应肩负的义务，尤其是当这些兄弟党遭到镇压之时，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当时便属于这一种情况。
对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中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力量给予支持，也是我们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往往极其复杂（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但在解放整个国家方面他们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领导作用，并在自己的政策中仍坚持反帝路线。
因此，针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党要像对待这些国家中的马列主义者一样——对其政策中的进步方面给予支持，并在这方面发展与这些执政集团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积极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畴，而应当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继续朝着清除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劳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
我们当然要全力支持我们的阶级兄弟制定这样的斗争路线，并极力帮助其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
但这样的话，就难免会与那些我们正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发生冲突。
关于此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所遇到的困难情况，我们这里以印度为例。
印度共产党遇到的是一个强大而有经验的政治对手——印度资产阶级统治集团。
印度国内形势的复杂之处在于，该国“左”倾分子们也组建了一个所谓的、与印度共产党平行的共产党。
在这方面中国人是插了手的。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度共产党人是在何等复杂的处境中开展斗争活动。
近两年半以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曾八次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在表示将支持其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公开对他们说，印度共产党方面也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在发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兄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当代三股革命力量的伟大联盟。
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一联盟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强化，而这将有助于以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并对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志们！如何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评价呢？马列主义政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
他们积极地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基础的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斗争。
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而展开公开的争斗，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苏共。
为了收买人心，他们可谓是不遗余力，不惜金钱。
他们在30个国家中建立了分裂集团和政党组织，而后者的积极活动都是针对各马列主义政党的，但均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今，对中共领导人所执行的分裂、反马克思主义政策提出公开谴责的已有57个政党。
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上，我们党所做的多方面、大量和耐心工作的结果，已在我们党二十三大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二十三大标志了一个转折点，即各兄弟党为巩固自身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展开了一场积极的斗争。
如今，许多兄弟党都更坚定地提出了，关于召集新的国际会议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过去的6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现象和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各兄弟们进行集体性地讨论，以明确我们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
为了有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关于召集国际会议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意识地拖延了一段时间，目的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可是，如今我们已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支持召集这次会议的想法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自从中共领导人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起，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便产生了诸多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能够一起从事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苏共中央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不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分歧或不同观点，各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在反帝斗争中，尤其是在当代一些特殊尖锐的问题上（如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
我们的这一建议为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的联合提供了可能，并得到了19个共产党参加的03月会议的赞许。
大多数兄弟党也都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当前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
今年10月中旬，当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在苏联聚集之际，我们与其协商了如下问题：是否取消我们提出的关于召集新的各共产党会议的禁令，并公开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条件业已成熟。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此后所发生的情况，正如你们都知道的，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4次代表大会上，日夫科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而同时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言的其他党派的许多代表。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党代表大会，明确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加强国际团结、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路线以及支持我们党的政策等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而从这里，我们再次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在革命运动中所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
四、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新阶段
同志们！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所有共产党都感到担心和忧虑。
我们的运动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有一个大国的执政党越来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该国所确立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中共领导人将强烈地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所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并试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强加给该运动。
如今，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制定的大国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于今年0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11次全会决议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在中国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与中共领导人近年来所执行的政策紧密相关。
如今，我们已尤其明显地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
置客观条件于不顾，中国领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特殊的、非同一般的地位。
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1958—1960年间有意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试图使中国跨越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正是因此而发动了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
至于这一政策的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中国经济平衡严重失调，工农业急剧倒退，国内开始出现饥荒，并导致成千上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自196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期暂时阻止国民经济的不断下滑。
这些官方所谓的“政策调整”性举措虽然略微起到了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但其经济水平依然十分低下。
截至1965年底以前，中国工业品生产总额只接近于1958年相关指数，而农业——近似于1957年水平。
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依然落后，形势相当严重，然而同期国内居民人口却又增加了7000多万。
19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并从属于自己的大国目标。
在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对外政策背道而驰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日益将反帝矛头转而对准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尤其强烈地反对苏共，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泽东将我们党视作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霸主地位的主要障碍。
这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而对此，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里斯杰尔同志在匈牙利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苏联、列宁的党——我们最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伟大的堡垒。
也正是因此，中国领导人才在自己的分裂战略中将苏联及其政党视作自己的主要攻击、恶意诬蔑的目标“。
上述话语过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现实证明，中共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并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谴责。
而那些为数不多的、紧跟中国领导人走的人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北京对最高领导权的觊觎，遭到了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拒绝。
同志们，你们都应当记得，就在前不久为了招募同盟者，周恩来和陈毅曾到亚、非洲一些国家转了一圈，并许诺给予这些国家慷慨的援助。
可这些最终都成了空头支票。
于是，中立国家的民众，很快便识清了中国政治家这些许诺的真正价值及其丑恶目的。
而中国原本就不高的国际威望也急剧下降，并实际上已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困境。
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特殊路线”的破产，从而引起中国内部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导致无产阶级民主的歪曲，而后者又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所坚持的民族主义路线的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又引发大规模的镇压和不间断地清洗。
中国领导人试图以此来压制国内的不满分子，而此举自然会使其国内的反对情绪进一步增长，并在中国社会更广大的阶层中间蔓延。
截至1966年初以前，关于今后国家和党发展道路的问题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其集团并不是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既定政治路线、放弃霸权主义方针，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继续试图以各种压制手段来对待国内反对情绪，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大国路线，更加起劲地鼓吹反苏论调，并进而企图以毛泽东政策来代替马列主义思想。
如果说，以前他们这样干时，还会极力以马克思的美丽辞藻来遮掩遮掩的话，那么此时已是彻底地明目张胆了。
任何“革命的”口号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绝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实现真正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不彻底消除愚昧、无知和文盲的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记得，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国家的内战尚未结束之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向青年人发出过“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
列宁还谆谆告诫我们道：“（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所遗留的所有文化，并用之来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吸收所有科学、技术，所有知识和艺术。
而非此，我们就无法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
（《列宁选集》，第29卷，第52页）
列宁的上述教导正契合中国的实际。
该国至今仍保留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有3亿多人处于文盲状态，3000万学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条件。
可是，中国领导人所谓的“文化革命”却是别有用心，而与（提高民众的）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可以这样说，这场所谓的“革命”从一开始发动便与文化背道而驰，是一场大规模的洗劫知识分子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发动以来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国内中学和高校都停止了教学工作，戏院和电影院都被关闭，大量书籍被焚毁，报刊被严禁出版。
所有当代文学和艺术著作和中国精神财富以及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遭到批判。
在当前的中国所有文化，全部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所替代（均归结于毛泽东思想），后者被宣布为人类知识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非此似乎人们便根本无法再生活下去。
《光明日报》（甚至）直接宣称：“（人们）可以不吃，可以不睡，但不能不读毛主席著作。”
（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以下是中国的军事家之一林彪不久前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发表的言论。
他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替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书籍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都读完，而且离我们也有些太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站得）更高。
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个，而在中国——则是几千年才有一个。”
（会场气氛活跃。）
同志们，在此类言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表现出的个人崇拜，而且还包括有公开地改变党的思想基础的企图，极力以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点替代马列主义思想的图谋。
而这便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内涵。
这里并非只涉及思想问题。
“文化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标。
照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话说，这一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
于是，党的领导机构被以最快速度摧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党和国家机关、共青团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展开了越来越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
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日益广泛。
所谓的“红卫兵”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并积极地展开活动。
后者在中国被描绘为“毛主席的突击队”。
在这支队伍的背后则站着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
同志们，从那些分发给积极分子的报刊和情报资料中，你们大家都已知道“红卫兵们”在活动中所采取的那些方式。
我这里只列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前不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的苏联无党派学者罗霍夫采夫同志从中国回来。
该同志从一开始便亲眼目睹了“文化革命”的发展进程。
如下是他写给中央的信的内容：“6月03日，‘左派们’（‘红卫兵’最初的称谓）包围了学校党委所在的行政大楼。
我亲眼看到，在大楼门口举行的群众集会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真正的）浩劫。
声嘶力竭地喊了一整天的演讲者们找来了一根圆木，并用它的力量撞开了行政楼巨大的、铜制的一排前门。
于是，由150—200组成的人群蜂拥着进入了大楼内。
不久，从楼内便拖出了被打的党委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
其中许多人都是被沿着楼梯拽着手、脚拖下来的，并一路遭到殴打，身上血迹斑斑。
也有一些人从楼上自己跑下来，但立刻便遭到了楼外（红卫兵们）争先恐后的围攻。
从这些受害人的脸上我看到了明显的、难以言喻的恐惧，我认出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校领导。
当晚，无线电广播站播放的消息称，‘左派们’已夺取了学校的整个权力。”
这封信比较长，其中讲述了许多恐怖的事情，我这里只给大家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镇压的规模是巨大而广泛的。
受害人涉及20个省的党委领导人，中央党和政府机关主要部门的多位部长，各部门的所有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的领导层被免职。
清洗还向基层蔓延——各县党委以及企业和机关的党委。
中共中央第11次全会之后，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尤其巨大的变化。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等均不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保留这一职务的目前只有林彪。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人领导小组也进行了迅速的改组，进入这一小组的新成员包括康生、陈伯达和陶铸等——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忠于毛泽东的人物。
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还有彭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陆定一，几乎整个书记处成员都被替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半人或被禁止政治活动或遭到了公开的残酷攻击。
关于中共领导机关的现状，我们并不掌握详尽的信息，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共部分领导人出于各方面考虑早就下定决心要反对毛泽东的极端政策。
我们现有的非官方资料证明，今年11月0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以毛泽东的名义，建议免除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
刘少奇拒绝辞职。
于是，林彪建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出乎毛泽东集团的预料，多数与会者均投票反对刘少奇辞职。
这样，毛泽东和林彪便成为党内的少数派。
还有信息表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具体包括如下三点：1.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但应当由党来进行，而不是由那些孩子们来做；2.不同意毛泽东在反对苏共和苏联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斗争方式；3.中国一些近来表现良好的经济并非是由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是由于纠正了“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所犯的那些过失和错误的结果。
当然，我们目前无法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可靠性，至于刘少奇的真正立场我们也依然不甚清楚。
然而，这一信息至少可能使我们从总体上得出这样一个相当正确的印象，即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正在经历着显而易见的危机。
综合各种情况来判断，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
虽然这些人的立场已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毛泽东至今仍无法完全败坏自己的对手们的声誉并将其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难怪陈毅在自己的一份公开发言中声称，“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防止国家的政变，捍卫毛主席。
可如今，显而易见，毛泽东首先必须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最亲密战友们。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为什么决定要首先对党和党的干部们实施打击。
因为这些经过革命锻炼的党的干部不仅了解“毛泽东思想”，而且了解马列主义，内心充满多年来养成的对苏共和苏联的友好情谊，因而毛泽东不能不把这些人看成是自己政策的阻碍。
毛泽东集团已很长时间把党组织排除在政策的积极参与和制定的范畴之外了。
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已有10年没有召集了。
但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决定继续沿着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路线走下去，以便使党成为自己手中顺从的工具。
由于得不到人民牢固的支持，毛泽东很早便试图依靠军队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党。
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楚，军队公开地反对党组织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不良反应。
也正是因此，他才策划和煽动了青年学生运动，以便造成群众普遍支持毛泽东倡议的假象。
而实质上，如今的中国正再现了托洛茨基当年臭名昭著的所谓青年学生就好像“革命的晴雨表”的论断。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由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组成的“红卫兵”只受到毛泽东思想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极其薄弱而且已被歪曲，对马列主义则完全没有认识。
另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一些因素——长期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等——对一半多的中国青年学生的负面影响。
这些就是对党组织发动猛烈冲击的主要突击力量。
而如今，这些从中国这场大浩劫中脱颖而出的非党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青年人竟被看作是党的骨干的主要后备力量，并被用来顶替在“文化革命”过程中被免职的那些人。
（中共领导人）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试图改变党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原先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政治机关只留下一个外壳。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瘫痪党和国家机关，破坏社会法制的同时，“红卫兵”的活动也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导致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威望。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工人阶级的地位遭到了削弱。
工人们的物质待遇水平持续下降，工会活动陷于瘫痪，军队纪律被引入企业，工人被迫“自愿”放弃奖金，并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国家。
广大农民也被要求从事无偿的强制性工作，农业居民的生活也被彻底军事化。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阶级的地位没有发展变化，那就是资产阶级。
该阶级没有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其特权也重新得以确立，并继续享受着国有财富的利息。
加强整个国家生活的军事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显著特征。
中共中央八届第11次全会决议提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全民皆兵”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该党所制定的行动纲领。
为了分散国民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当局在人民中广泛进行备战宣传。
城乡所有成年居民都被要求加入民兵组织。
在所谓“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兵营”的号召下，每个中国人都被变成毛泽东的“听话的好战士”，而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及其作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等观念则被完全抛弃。
在穷尽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以及加速增强自己的核武潜力的同时，毛泽东及其集团根本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即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便曾宣称：“坏事——也有其相反的，积极的一面。
穷苦人敢于干革命，就是因为太穷。
很难想象，人们要是都富了会是什么样。
这未必是个好现象。”
又正如中国报刊所写的那样，毛泽东要求：“生产要追求高标准，而生活则要保持低水平。”
中国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坚定实行合理的低工资体制。”
这就是中共官方当时提出的口号。
还在十一次全会前夕，毛泽东便曾要求将军队、工业企业、人民公社和国家机关转变为拥有自给能力的综合性单位，而其中每一个单位都应同时具备以下功能：军事、工业、农民和文化，等等。
在全国范围内均实行“义务劳动制”，而这种劳动都是无偿的。
所有这一切都确保了国家积累的高水平，及其军事工业的相应迅速增长。
中国领导人毫不隐讳地试图使自己的“文化革命”具有国际性质。
林彪和康生便曾公开宣称，“文化革命”应被看作是毛主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一项“伟大创举”，必须将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推广。
而为此，北京甚至已组建了“红卫兵国际司令部”。
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中国“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突出的反苏倾向。
毛泽东及其集团知道，如果人们了解了苏联和苏共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的成就，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失败。
因此，即使民众对苏联表现出最微弱的好感，都会被中国当局扣上“民族叛徒”的帽子。
而以此，当局试图在中国四周再修筑一座新长城，以严防各种中共领导人自认为危险的外来因素对民众造成影响。
为了营造一种“非常状态”，中共领导人就需要杜撰一个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即指我们国家对中国的威胁——的故事。
但要用似乎苏联对中国构成威胁，似乎“苏联与美国结盟就是为了进攻中国”等说法来说服中国人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当局便开始向民众灌输如下思想，即苏联似乎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占据了中国大量领土。
中国领导人极其虚伪。
他们虽然口头上声称，似乎自己“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友谊，才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仅从中国的报刊上我们便可坚定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蓄意侵犯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苏联的最根本利益。
同志们，你们都读过曾于今年11月份到中国访问的苏联社团组织代表团所作的报告。
因而知道，在该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人在会谈中做出了许多挑衅性举动，说了大量挑拨离间的话。
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进行直接的反苏破坏活动。
中国代表的放肆无礼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将与你们在红场相逢，而那时苏联将爆发第2次革命。”
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曾写道：“克里姆林宫上空将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而我们代表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这些挑衅性的进攻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关于中国领导人现行政策的敌视性质，从其意图来看，我们需重视这一敌视性质在中美关系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在反对苏共和我们国家的同时，毛泽东似乎在向美国人招手示意，以便后者明白，中美之间已拥有了彼此接近的基础。
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我们感到忧虑，即中国外交人员正极力寻求与美国人建立联系。
例如，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官方顾问在与苏联代表会谈中便承认，美国政府“除了与中国人在华沙举行了会晤外，还在与北京进行各种非正式接触”。
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不体面的游戏中（有人）正在积极地打反苏牌。
应当说，中国宣传机器极力将“文化革命”推向国际范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进步和思想健全的人们均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
而对“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只有个别几个可怜的，得到北京援助的变节者。
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评价“文化革命”，然而众所周知，其均对之持否定态度。
甚至连毛泽东最亲密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只是以最一般的方式提及这场运动，更没有表示出将之运用到本国的意愿。
总之一句话，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冒险事业在国际上遭到了惨败。
以上便是目前在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展情况（趋势）。
所有情况均表明，这场政治运动并不仅仅只是中共的内部事务。
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大量党和国家机关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尊严遭到凌辱和践踏，而且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威望。
而从来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能像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做的那样，对社会主义事业（理想）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的“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做出评价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该国对内政策发展的前景问题。
毛泽东集团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计划，目前仍很难说。
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红卫兵”。
不过，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国内反对这一路线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长。
尽管出现了“红卫兵”针对各级党的委员会而进行的大规模恐怖和恐吓情况，但他们的行动在一系列地方都遭到了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的坚决反击。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也发生了工人和“红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下面，让我们看一些苏联工作人员从近期在上海街头所得到的一份新奇文件中节选出的片断。
据该标题为“致世界公众”的文件称，“毛泽东完全歪曲了马列主义，结果导致他不仅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而且也与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国家经济瘫痪，民众不满情绪强烈增长，普遍发生工人罢工和大学生罢课现象，经常出现流血事件……（人们）一想到中国的未来就感到可怕。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情况刚刚有一些好转，如今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灾难和大混乱）之中。
（民族）前途暗淡，民族处于危险之中。
对于诚实的中国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向全世界呼吁，并发出奋起保卫中国的号召“。
该文件再次证明了当前中国国内的复杂和矛盾形势。
一方面，许多人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劳动方式等都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客观前提条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显看到这样的迹象——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及其大量的组织和机构，某些民族主义腐化堕落集团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又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折以及各斗争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如果毛泽东及其集团将长期顽固地坚持当前政治路线不变，并继续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将难免发生重大波折。
当然，事件的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依然存在有健康的力量，为了使党重新走上马列主义道路他们将不会停止斗争。
为了维护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分裂活动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将坚持斗争。
而与此同时，所有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也将得到我们的帮助。
同志们！在马列主义党派的文件中已多次指出，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特殊路线”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目前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工人阶级（群体）曾经，即使现在依然是一座不大的孤岛。
即使如今在革命成功的17年之后，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没有超过1500万人。
这些都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向中国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导致其容易形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动摇、不坚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等等。
要正确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纲领，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上层都在给人民灌输着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和世界文明中心的观念。
而所有这些观念均与中国的实际地位，与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现实相矛盾，进而导致中国人民族情绪的激化并促使其不惜一切代价以重新实现以前的辉煌。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透过古老的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其精神深处的大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棱镜来进行的。
毛泽东本人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说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看作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口众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因素都对许多中国领导人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人口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传统的高人口出生率可以使损失的人口得到迅速的补充。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得出了如下冷酷的判断：未来一旦爆发世界性核战，地球上的人口就会死1/3、一半，甚至更多。
他的上述论断使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震惊。
可是，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典型思维模式。
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不仅个别人的生命，即使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也都是毫无价值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了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观念。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看到和考虑到的。
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
虽然上述困难导致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相对复杂，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
如果中共领导人善于利用这些条件，中国仍是能够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的。
中国革命拥有稳固而可靠的后方——苏联。
我们国家不仅在物质和政治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确保了中国不受侵犯和阻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涉。
当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然建立。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均向中国提供了全面的经济和科技援助。
总之，当时中国已拥有了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问题的关键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能否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否正确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来建设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没能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策抵御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如今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观点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众所周知，还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骨干便与党内其他本质上属于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发生了冲突。
而上述两者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了中共整个历史的显著特征。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消灭了中共的多数领导人及其积极分子。
这一情况对上述斗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截至1935年即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之前，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集中在军队和个别根据地，而后者均远离国家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
在脱离无产阶级的同时，补充到中共党内的新党员几乎只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者和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人员结构上的这一特点使共产国际感到担忧，因而曾多次向中共指出这一情况。
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6年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中便写道：“我们尤其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做出的）这一决议，即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凡有意愿者便可被吸收入党。
难道党就不害怕一些只求功名地位者混入自己的队伍……我们认为让一些有产阶级代表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错误的。”
中共领导人忽视共产国际发出的这一警告，继续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阶层入党，从而进一步稳固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的地位。
毛泽东对民族和政治问题所持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滋生了其对工人阶级及其力量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有显著表现。
例如，1949年12月，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联共（布）中央代表И·В·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国家成立之后，中共领导人依然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
截至目前，工人阶级党员数量的增长仍微不足道。
在吸收工人入党的问题上（中共）尚未采取任何积极举措。
在党组织中大量充斥着各类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一系列地区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执行得很笼统。”
而当时正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维里奥·斯帕诺同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曾对我们在北京的外交人员说道，“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斯帕诺带着忧虑的口吻指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却不能给本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指出明确而清晰的前途”。
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上述这些危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并非空穴来风）。
在登上党的领导岗位的同时，毛泽东便开始广泛地利用强暴的、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虚荣的图谋。
苏共中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表明，1941—1944年间，在中国解放区所进行的所谓“整风运动”便是第1次清除国际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大规模运动。
当时，一些正在延安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苏联军官便曾指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日常行为就跟军阀一样，而不像共产党员。
权力体系是纯粹独裁式的。
所有异己者实际均被消灭。
当时，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负责人便是康生——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
这些，同志们，还不是今天的或近来以来的材料。
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反苏情结还反映在如下一个典型事例中。
1941年当苏德前线情况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中共军队将可能采取哪些行动以阻碍日本发动针对苏联的进攻。
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呢？如下是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一委托的苏联军官基斯连科同志在1941年09月03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所写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几个混乱的、不清楚的、不直截了当的答复，而且还不断地使用‘如果’一词”。
毛泽东对这位苏联军官说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战略和政策。
在日本人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之时，我们将采取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大部队作战，因为要保存我们的实力。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再说我们如今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日本人发动了反对苏联的战争以后我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基斯连科同志继续道，“当我不止一次地重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依然是作了几个令人费解的答复，而且依旧使用了几个‘如果’：如果苏联援助我们，如果国民党不反对我们，如果目前反对我们的日本军队的兵力有所减弱。
总之一句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涉及关于向日本开战的问题。
而至于他们将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最终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稍后，关于这一情节基斯连科将军又作了如下描述：“我说：毛泽东同志，您很了解我们目前的严峻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能够放弃如此之多的条件！我们目前显然是无力满足您所提出的那些条件的。
因此，我请求您放弃那些‘如果’，就说今天，如果日本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话，你们能够做什么？而毛泽东，不是答复我提出的问题，反而指责我不懂辩证法（缺乏辩证思想），在关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谈话中竟采取如此无礼的（提问）方式。”
从以上整个叙述可看出，中共领导人当前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方针的根源是由来已久的，该方针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共中央不止一次研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与中共和中国领导人活动有关的那些问题。
我们认为，系统地向党通报，我们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局势的正常化而采取的那些实际举措以及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情况，是自己所肩负的义务。
如今，回顾过去，已得到中央委员会肯定的那些文件和实际活动，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过去（对形势）所作的评价，我们（所执行）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们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原则性方针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加强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一致，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
自从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密切关注着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的危害性，并极力阻止事件朝着（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苏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极其克制的，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同志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在苏共中央的倡议下，196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1965年02月又于北京举行了我们代表团与毛泽东的会谈。
期间，我方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双方现存困难的建设性的建议。
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领导人，其中表达了我们为了双方共同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尤其是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业而致力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苏共中央多次建议举行苏中两国最高级别的谈判。
虽然中共领导人仍在系统地实施针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性运动，我们仍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二十三大，在会议期间（从本次会议的讲台上）我们再次确认自己随时准备与中共领导人一道研究现存分歧，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寻求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所提出的所有倡议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正确理解，我们的任何一条建议都没有被中方所接受。
甚至于，我们每次所采取的友好举措，最终得到的都是针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恶毒诬蔑性攻讦、污辱和谩骂。
在拒绝接受苏共提出的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建议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还中断了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
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苏中贸易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
而与此同时，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流转（贸易）却增长迅速。
苏中边境的局势也不能不让人担忧。
中国是我们的邻邦，我们与之的共同边界总长度达到7500公里。
从今年01月至11份，已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以集体和单独方式侵犯我国国界的事件，而且其中多数均明显带有蓄意挑衅性质。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我国东部边界地区的行动具有挑衅性质，目前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以反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挑衅。
这里，在此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坚定地宣布，苏联国家的所有边境线都将得到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的警惕而可靠的维护。
苏联人民会继续平静的劳动，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
（掌声）
鉴于这里涉及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想再谈一谈关于1950年签署的为期3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严格地说，根据该条约只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双方）才会在军事上履行互助的义务。
不过，在1958年和1962年，在公开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我们又就该条约扩展了我们的军事义务，其中规定：我们将把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行为及其后果视作对苏联的攻击。
同志们，你们请记住上述声明。
正如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关于苏中条约的问题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由于我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被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拖入世界性的军事冲突之中。
但与此同时，即使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依然认为苏中条约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发挥着扼制帝国主义侵略力量的作用。
这就是为何我们至今仍不提出关于废除该条约的建议的原因，虽然中国政府的行为早已破坏了我们联盟关系的基础。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在必要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同志们！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路线，他们的分裂活动和反苏运动对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危害。
中国领导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阻碍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所有反帝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助长了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滋生。
虽然我们不应过分估计北京领导人的政策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但如果对其负面影响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无疑是不对的。
我们党和所有依然忠诚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兄弟党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将当今中国领导人对捍卫和平、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进程的负面影响缩减到最低。
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一定要对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向那些为了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给予帮助。
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但我们绝不允许，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所给予的此类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恶化国际局势和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苏共中央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力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们并不打算在我们国家内煽动反中国情绪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恶感。
所有诚实的中国人都应当清楚地看到，苏共和苏联——他们的可靠盟友，发展与我们国家和党的友谊和兄弟关系将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开拓广阔的前景。
在开展针对中共领导人的反苏阴谋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当然不担心出现如下情形，即毛泽东集团会在某个时期赢得我们党和我们人民中某些阶层的支持。
北京倒是想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但他们的这一政策就是要放弃共产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福利的方针，放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实行兵营式制度。
难道在我们国家里会有人支持这样的政策？！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宣传家们并不仅仅只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
针对他们对我们国家所作的恶毒宣传、教唆我们个别人的落后情绪及其在我们各民族间制造不和的企图，我们不可能置若罔闻。
与北京的诬蔑性宣传作坚决的斗争，提高民众的政治警惕性——是我们所有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和全党的必要职责。
在国内、外加强向民众解释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党的纲领和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政策，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
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一样，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来替代之。
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公开批判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
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一样，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均要求我们对毛泽东集团的思想理论纲领及其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
而这也是捍卫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要使中共重新回到马列主义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这一进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我们自己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继续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
这不仅是我们理论战线的工作人员，而且也是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我们全党的最重大任务。
中央政治局坚信，中央全会会赞成我们在国际政策领域和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所制定的路线的。
（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对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党二十三大路线是正确的。
在坚持这一路线的同时，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为了摧毁新的世界大战计划，为了和平事业和各民族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展开积极的斗争。
在当前形势下，在依据1957—1960年间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而制定的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基础上团结马列主义各党派的任务，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们党认为积极参与并完成这一任务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
在这方面我们将始终以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确立的立场为指导——在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反帝斗争问题上全力与各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加强与其他马列主义党派的联系。
目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日益成为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
已有60多个党派要求召集该会议。
苏共认为，有必要在本次全会上真正落实这一问题。
就召集会议的问题我们将与其他党派进行协商并全面地对之加以研究，以最终达成统一的决定。
对此，我们认为该会议并不是以将谁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
其主要目的应当在于：研究当代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反帝斗争，为捍卫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定出一条总路线。
我们坚持要求所有共产党都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但是，我们不会同意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党派阻挠会议的召集。
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在经过认真的准备和与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必要的协商之后就应当届时举行，而不应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参加与否。
同志们！
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柱。
而决定其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的立场和理论以及善于在解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每个历史转折，并对当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马列主义的答案。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理论骨干提出如下任务，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筹备10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
通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将使我们深入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促进和加强我们党和苏联在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准备迎接自己光荣的50周年的我们国家，即便在遭到我们的所有敌人和马列主义的叛徒们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完全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思想以巨大的力量造福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并对之产生革命的促进作用。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沿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
而沿着这一道路我们苏联人民、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夺取一系列新的伟大胜利。
（雷鸣般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根据我们约定的议事日程，现在应当宣布休会，然后是两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这样，在全会工作结束之前就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鉴此，我们建议，把此次休会时间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十点以前。
台下传来代表们的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
我想，已没有必要表决了，因为同志们的情绪已经表明，我们的上述建议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明天，全会将讨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
第1位发言的是Д·А·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1书记。
宣布休会到明天。
РГАНИ，ф.2，оп.3，д.49，л.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