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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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
===== 突出政治究竟是为了什么？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实现部队无产阶级化-南京部队某师领导机关干部在辩论中指出；
强调突出政治落实到业务上；
必然会把人们引导到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不问阶级斗争的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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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二十七日电 突出政治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单纯为了搞好业务、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吗？
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摆法，突出政治仅仅是为了保证业务的完成，成为做好某些工作的“手段”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某师领导机关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在突出政治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他们说：模糊认识、错误观点不澄清，就不可能真正把政治突出起来，抓好兴无灭资的斗争，抓好人的思想革命化，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

这个师领导机关的这场辩论是在各行各业广泛讨论政治与业务关系时进行的。
当时，有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突出政治就是为了搞好业务、完成任务；
政治是“虚”，业务是“实”，突出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
思想带任务、政治与业务结合，就是突出了政治、而且突出“到家”了，等等。
这些问题反映了什么，应该怎样正确对待？
师党委把这些问题放手大胆地交给群众，让大家讨论。
经过讨论，真理越辩越明，问题越谈越清。
他们说这场辩论搞得好，它关系到突出政治能不能落实，往哪落实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的问题。

突出政治是不是就是为了搞好业务？

这个部队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突出政治是不是就是为了搞好业务、完成任务？
许多同志说：不是。
他们认为，“突出政治就是为了搞好业务”的说法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它贬低了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
他们认为，单纯强调突出政治就是为了搞好业务，落实到业务上去，必然会把人们引导到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不问阶级斗争的邪路上去，为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突出政治，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最根本的是，为了保证我军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不走错方向，永远不变颜色。

许多同志接着说：就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来说，“突出政治就是为了搞好业务”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因为它颠倒了突出政治与搞好业务之间的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业务当成“目的”，把突出政治看作是搞好业务、完成某项工作任务的一种“手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因此，政治必须统帅一切，一切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绝对不能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
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势必两眼盯着业务，只抓技术，抓具体任务，削弱和冲击政治思想工作，引出“完成任务好，就是突出政治好”的错误结论。
大家举出了一九六四年个别单位一度只抓军事技术，忽视了政治工作，出现了军事技术冒了尖，思想问题也冒了尖的“两头冒尖”的事例，说明忽视政治抓技术，技术越冒尖，危害越大。

如何摆正这个关系，大家认为，就是要真正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搞兴无灭资的斗争，实现部队的无产阶级化，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许多同志举出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有了这样的人，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在各项工作中干得出色。
有了这样的人，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以思想带任务是不是就是突出了政治？

他们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以思想带任务，是不是就是突出了政治，而且突出“到家”了？

这个部队在突出政治的实践中，许多同志尝到了“以思想带任务则胜，为任务而任务则败”的甜头和苦头。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就认为，只是抓好了工作中的活思想，便是突出了政治，似乎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全部了，突出政治就算是“到家”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以思想带任务是突出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突出政治的全部。
大家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抓好完成任务中的活思想，把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完成好任务，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具体任务，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它做好了，就为共产主义事业添了一砖一瓦。
同时，在完成各项任务的斗争实践中，对人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作用。
因此，今后还要坚持以思想带任务，并且力求做得好上加好。
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单单依靠完成工作任务，抓好工作中的活思想，还不能完全解决人的思想革命化、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这个根本问题。
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
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激烈的形势下，更要深入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
这就不仅要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教育，而且还需要集中一定时间，发动群众，大搞政治运动。

大家还认为，一件工作任务的胜利完成，不能只看到动员工作、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当前的活思想抓得好这一方面的作用，更要看到是平时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了干部战士阶级觉悟的结果。
有的同志举例说：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十二个阶级兄弟。
钢铁战士麦贤得，在战斗中头部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直至胜利。
他们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气魄和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绝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而是他们“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心中有了红太阳”，长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结果。
如果没有党的日积月累的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自己刻苦的思想改造，没有在实际斗争中严格要求和锻炼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根本做不到的。
对于没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不管是把完成任务的意义讲得多么清楚，在需要献出生命时，也不会表现出象王杰、麦贤得同志那样的英勇行为。
如果是一个单位，上级领导抓得紧还可以，稍有放松就不行；
完成一时一事的任务还可以，要长期地干下去就可能不行；
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在最困难、最危急的情况下就可能过不了硬。
这就证明，这个单位还没有真正突出政治。
许多同志得出结论说：根本的根本，是以毛主席的书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还指出：把以思想带任务看作是突出政治的全部，这种认识如果不加以澄清，势必会发展到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任务。
不管自己的主观愿望如何，做起来，就会是：与任务有关的就去“突出”，自以为无关的就不去突出，用得着的就去“突出”，自以为用不着的就靠一边。
这种做法，实质上还是脱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

最后，大家说，仅仅做到了“思想带任务”，就认为突出政治“到家”了，这是十分有害的。
现在，我们突出政治还不够得很，就象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离顶峰还差得很远，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尚需作艰苦的努力。

政治是不是“虚”？
怎样看待突出政治的成果？

他们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是不是“虚”，业务是不是“实”，怎样看待突出政治的成果？

经过前两个问题的讨论，大家已经明确：突出政治，主要是使人的思想革命化。
这时，有的同志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思想革命化，看不见，摸不着，大庆革命化出了石油，大寨革命化出了粮食，没有东西拿出来，怎么能说明真正革命化了？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争论中，大家认识到：思想革命化并不是“虚”的，“化”得好不好，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衡量的。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举了大量例子，把他们的意思概括起来是：看一个人革命化好不好，就是看他是不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毛泽东思想；
就是看他无产阶级立场站得稳不稳，爱憎分明不分明；
能不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是不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
无产阶级感情深厚不深厚，能不能尊上爱下，团结同志；
有没有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革命意志旺盛不旺盛，是不是平时不怕苦，战时不怕死；
有没有无产阶级高尚的道德品质；
是不是尊重辩证唯物论，实事求是，讲究方法等等。
看一个干部的工作突出了政治没有，那就看他是不是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又组织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抓了兴无灭资，思想不断革命化，看他对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工作，是不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自觉地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
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从思想工作入手，抓好活思想，不断提高人的觉悟；
遇到业务工作与政治工作的矛盾，能不能业务服从政治，为政治让路，并且积极参加政治工作。
大家说，以上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可以衡量的。

讨论到这里，大家认识到，突出政治最根本的是出精神成果，有了精神成果必然会出物质成果。
有的同志也以大庆、大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们说：大庆出石油，大寨出粮食，首先是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王进喜式的大庆人，陈永贵式的大寨人，如果没有王进喜式的大庆人，没有陈永贵式的大寨人，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大庆和大寨。
只要是毛泽东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扎了根，平时就出雷锋、王杰，战时就出董存瑞、黄继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是最大的生产力，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可以被打败，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
因此，看突出政治的成果，首先要看精神成果，其次才是看物质成果。
有了精神成果，一定会出物质成果。
但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绝不能因为一时还看不到物质成果，就采取否定的态度。
同时，在看物质成果时，必须以政治作为第一标准，不能笼笼统统地认为“多”就是好；
离开了或者冲击了无产阶级政治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甚至是越多越有害。
最后，大家一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见物必须见人，见人必须见思想，否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修正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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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部队某师领导机关就“突出政治究竟是为了什么？”
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他们的结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干部战士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实现部队的无产阶级化。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精神和物质交互作用。
物质作用于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在一定条件下，精神起决定的作用。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这是就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说的，这是就物质、精神发生先后说的，不是就力量大小说的。
就发生的作用来说，有时精神的力量大大超过物质的力量。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当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突出政治，大力搞好人的思想工作。

我们在任何时候，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十分重视思想的作用，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时代思想的作用，十分重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
有了毛泽东思想，人就变得最无私，最勇敢，最聪明，什么工作都能做好，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敌人都能战胜。
有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就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就能够使我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
就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

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让那些反对我们突出政治，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暴跳如雷吧！

作者：方泽生

《海瑞上疏》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全国一盘棋”中的一枝毒箭。
这一点，在丁学雷同志所写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解放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一文发表的时候，已经揭露出来了。

我们认为：丁学雷同志的文章揭得对，揭得好，揭得有力。
《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它出现在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疯狂地在“骂”字上大做文章，象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样，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党。

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广大劳动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一九五九年八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一九五八年的经验特别明显地证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
这种智慧和力量，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启发和领导，由于党的总路线的鼓舞和组织，有如千军万马，所向无前，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这是一片多么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在《海瑞上疏》的创作者们眼里，却是一片黑暗：“天寒地冻万家冷”，“家家户户，干干净净”！
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们凭着他们反动的阶级嗅觉，眼看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便熬不住地喊叫起来：“不可一日等待了！”
他们向党射出毒箭，咒骂党中央“无道”、“有头如同无头”；
要党“向天下百姓谢罪”，也就是向地富反坏右以及一切反动剥削阶级谢罪；
最后，他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我又不是骂他一场，图个痛快！”
“要将他们拉下马！”
看，这便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要党下台，让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上台，篡夺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
对于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怎么能不进行严肃的批判和彻底的揭露呢？

但是，有人却对丁学雷同志的批判文章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特别是那些曾经自命为“无惧无恐”、“敢说敢言”的“英雄”们。
他们在这个批判面前慌了手脚，忙不迭地推说自己并没有认真地参与这个戏的创作，想要滑脚溜走；
他们急急忙忙表示《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没有联系的；
他们宣布创作这个戏同当时的现实是没有联系的，因而不能拿来“简单类比”，“生硬影射”；
他们声称写戏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只是客观效果不好；
……总之，千句并一句，他们反扑的目的是：想尽一切办法企图脱身，企图抵赖，想要撇清自己和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一切关系。

你们真的没有认真地参与这个戏的创作吗？

欲盖弥彰。
一场翻天复地的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把所有纸糊的伪装冲刷得干干净净。
把问题揭开来看，这个戏就是在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副院长陶雄等人的精心计划之下编导出来的。
《海瑞上疏》的“前记”中也说，从一九五九年四月开始，“周信芳院长具体参加了这个戏的创作活动，……和执笔者一道作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
陶雄则是自始至终地具体领导并参与了这个戏的创作，上面讲的“前记”，就是他自告奋勇写的；
当戏演出以后，他又一再化名写评论文章，为之大事鼓吹，扩大《海瑞上疏》的反动影响。
现在这些人却忽然装成并没有积极参与创作的样子，岂不是想来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么？

你们的《海瑞上疏》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联系吗？

这更是十足的谎话。
你们的联系紧密得很。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之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吴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中国共产党，并且鼓动“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的人“在戏上骂”；
上海还有一个一贯撰写反共文章的蒋星煜，发表了《南包公——海瑞》，为你们提供创作材料即向党进攻的炮弹。
就这样，你们的《海瑞上疏》以猖狂进攻的姿态出笼了。
这是互不联系的吗？

庐山会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
吴晗索性自己“破门而出”写起戏来，他公开说：“上海周信芳同志的《海瑞上疏》”“已搬上舞台”，“全国一盘棋是必须的”①。
“骂”已经有了，就再来一个“罢”。
对党进行反扑。
你们一南一北，一“骂”一“罢”，一个进攻，一个反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系又是何等密切呀！
《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是串联在同一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瓜藤上面的。
尽管有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法门，你们还是狡辩不了。

你们又说什么创作这个戏同当时的现实是没有联系的，说什么主观动机是好的。
全是一派胡言。
现在，黑幕终于被揭开了。
你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敢说敢骂”的指导思想下，确实为这个戏的设计呕尽心血，动足脑筋。
还有一些丧失立场的人或者思想糊涂的人，替你们出谋献计，使你们更加得意忘形。
为了体现反动的主题思想，你们议了又议，选了又选，最后终于选定了海瑞向嘉靖皇帝上《治安疏》的情节，来“直言天下第一事”——发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疯狂攻击。

我们只消看一看你们对这个剧本的几点重要设计，就不难戳穿你们的伪装和遁词，揭露你们的反党真面目了。

首先，你们强调剧本里的海瑞要敢说敢骂，“敢”字当头，这才有“时代精神”。
一句话漏了底。
你们当然不需要几百年前封建死人的“时代精神”，那末，你们究竟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呢？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时代。
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这个伟大的时代精神，是你们恨透了的。
你们不但不会提倡，而且在那里拚命反对。
你们提倡的所谓“时代精神”，翻译成明白晓畅的语言，就是今天地富反坏右的反动的复辟思想。
你们骂的当然也不是那个早已化为尘土的封建皇帝朱厚熜，而是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作为封建阶级的忠臣孝子的海瑞，是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的，于是，你们就出了这样的主意：要把海瑞的精神面貌作适当的“升华”，让他说今人的话。
所谓“升华”，所谓“说今人的话”，意思是最明白不过的了，你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什么“历史剧”，并不是要为什么古人立传，而是要塑造一个“刚正不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

在剧本里，这个“英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破口大骂，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纪纲败坏”，什么“一言获罪”，什么“人间无异地狱门”，什么“今日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人心越发不可收拾了！”
……骂得这个样子，你们还不解恨，索性连“暴君”也骂出来了。
真是奇怪，上《治安疏》的海瑞明明称嘉靖帝为“天质英断，睿识绝人”的明君，而周信芳却坚持要痛骂“暴君”，一个“暴君”还不够，还要加上“最最暴的君”，定稿时又改为“滥施淫威”、“专横暴戾”、“寡恩薄义的暴君”；
还说这个“暴君”已“病入膏育”，连“肺腑都烂了”，必须用“大黄”、“巴豆”等重药“大泻一场”！
矛头所向，究竟指的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对党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良好动机”的人，能干得出这种事情来吗？

这个反党的“英雄”，彻底地体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作斗争的疯狂劲。
他把别人骂为“乡愿”、“甘草”，称他们“装聋作哑”、“明哲保身”、“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阿谀逢迎”、“尸位素餐”、“圆滑机巧，八面玲珑”，都是些“不敢直言谏当朝”的“调停国手”，而他自己呢，“不愿苟安偷爵禄，宁求颈血洒金阶”，“纵然将我金殿杖刑——边外充军——西市斩首——我也是死而无怨！”
最后干脆连棺材也抬上台来“示威”了。
这个化装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究竟要干什么呢？
“我这道疏本，管叫他醍醐灌顶，冷水浇头”，“冷汗如雨”！
他还恶狠狠地“举起当头棒”，声称要把“昏王”打得“吐血”、“奄奄一息”。
多么刻毒的语言！
邓拓对我们党要用“狗血淋头”，这里来了一个“冷水浇头”；
邓拓要用棍棒把我们党打得“休克”，这里又来一个“当头棒”打得“吐血”和“奄奄一息”。
这些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语言，何其相似乃尔！

其次，你们的一个重要设计，是强调要写出这个假海瑞敢说敢骂的“社会基础”。
周信芳曾一再坚持要表现海瑞看到百姓的悲惨遭遇，然后点明“此疏主使之人，就是海内受苦受难的百姓！”
历史上作为封建官僚的海瑞，当然不可能做受苦百姓的代言人；
那么今天的“海瑞”即右倾机会主义者，到底是在代哪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讲话呢？
他的“社会基础”又是何等样的人物呢？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的革命洪流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兴高采烈，是谁感到“内灾外海，民不聊生”呢？
是谁在悲叹“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呢？
是谁在污蔑“满目疮痍”、“国事全非”呢？
他们就是地富反坏右，他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所谓“社会基础”。
剧本拚命替这批牛鬼蛇神呼冤叫苦，说什么“生计濒危”、“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说什么“天灾人祸，遍地哀鸿”、“怨声载道，人人咒骂当今”。
你们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得这样漆黑一团，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有什么两样！

反党的“海瑞”们并不仅是骂骂算了。
他们是要连同这批“社会基础”一起取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的。
他们先是叫嚷，要我们党“十样过错，改其一二”，然后“指望”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目改”，最后还设计了一个“变天”的场面，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又让海瑞的子民们都躲到他的大伞下面，伺机复辟。
骂，不过是一种手段；
夺权，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海瑞上疏》的作者们，你们这样迫不及待地指望“变天”，不觉得自己太暴露了么？

你们对这个剧本还有一条重要的设计，就是让海瑞上金殿和皇帝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陶雄在《海瑞上疏》“前记”中写道：“这样一场好戏，上疏人海瑞却不在场，戏的冲突矛盾就拉不上去。
几经钻研，想不出好办法来。
最后，在一位领导同志的启发下，思想一解放，才想到历史事实虽然海瑞确不在场，但写成一个历史剧，又何尝不可以让海瑞到金殿上去和皇帝面对面地展开合法斗争呢？”
这又是一个不打自招，这又是一次大暴露。
按“历史事实”，“海瑞确不在场”，不可能上金殿，他也不会运用某些现代人所惯用的“合法斗争”手段；
但是，和我们“面对面地展开合法斗争”，岂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贯伎俩么！
怪不得有些资产阶级分子看到这里，便跳出来拍手高呼这一场戏“最令人兴奋”②了！

剧本唆使牛鬼蛇神和我们党作“合法斗争”，远不止于一处。
第八场“冒死上疏”是“合法斗争”，第十场“跪香请命”，也是“合法斗争”，那些“百姓”们抗议“公道倒颠”，上街游行为“耿耿海青天”请命，这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搞反革命的示威请愿，进行颠覆活动么！
你们的反党活动，简直猖狂到极点了。

揭出了这些事实，你们的“主观动机”不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
你们居心险恶，坚定不移地站在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利用《海瑞上疏》这样的武器，向党发起恶毒的进攻。
你们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戏出来的时候，你们是多么得意呀，你们千方百计地通过上海的报纸、刊物、出版社，拚命扩大这个戏的影响；
你们还写了大批文章，寄往全国各地发表，对这个戏大肆吹捧，什么“具有现实教育作用”②呀，什么“刚毅的性格更加升华”③呀，什么“足够的思想深度”④呀，什么“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或生死”⑤呀，什么“可为后世楷模”⑥呀。
你们还把这台“有声有色的好戏”⑦搬上了电台，向全国广播。
你们在一九五九年演出了这个戏，到了一九六一、六二年，正当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地富反坏右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在进行新的翻案活动时，你们又一次再次地演出了这个戏。
你们的配合何等紧密啊！
一九六一年年底，在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后，你们又把《海瑞上疏》搬到北京去公演，你们的“全国一盘棋”下得实在紧凑，两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正好在这样的时刻合流了。
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不，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所孕育出来的一对孪生的毒胎！

人们不禁要问：这批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究竟是谁在背后支持他们呢？
据我们了解，除了在上海有一小撮人替他们撑腰、鼓气、壮胆而外，他们还有一个“靠山”，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不但为《海瑞上疏》出点子、送资料，而且在看了这个戏的演出以后，亲口赞之曰“好戏”，为它作了肯定的结论。

“敢说敢言”、“刚正不阿”的反党“英雄”们，你们为什么沉默了呢？
你们为什么缩回去了呢？
你们为什么要编造一些“动机好、效果不好”的谎言呢？
白纸黑字，你们怎么抵赖得掉呢？
广大的工农兵起来了，革命的群众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的红旗插到那里，那里就要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掘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老根，你们谁也躲不了！

①吴晗：《〈海瑞罢官〉序》。

②徐以礼：《评京剧〈海瑞上疏〉》，《上海戏剧》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③艾潭：《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④小捷（即陶雄）：《〈海瑞上本〉（即〈海瑞上疏〉）中海瑞的形象》，《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⑤朱素君（即蒋星煜）：《评京剧〈海瑞上本〉》，《新闻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⑥健夫（即陶雄）：《周信芳初演京剧〈海瑞上疏〉》，《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⑦卫明：《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文汇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原载五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作者：毛泽东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毛泽东

作者：乔云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
毛主席著作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革命的强大的战斗武器。
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蓬勃发展，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
《解放军报》刊登的庄家富、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就是一篇在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写的是我们工农兵的事，讲的是我们工农兵的语言，道出了我们工农兵对毛主席著作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我们最欢迎这样的文章。

但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工农兵群众喜爱的东西，却遭到一些所谓“权威”千方百计的反对和恶毒攻击，指责我们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
看了以后真是令人万分气愤。
你们这些所谓“权威”，这样刻毒地诬蔑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请问你们居心何在？
工农兵一眼就把你们看穿，你们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妄图推翻社会主义的江山。
警告你，“权威”先生们，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保卫者，决不允许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兴风作浪，反对毛泽东思想。

革命是工农兵群众的事业，我们要革命就要掌握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是我们最敬爱的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话讲得最亲切、最深刻，我们工农兵群众最爱听，最爱用，用了最灵。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经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千难万险不畏惧，刀山火海也敢闯。
我们红九连的战士，一到连队，就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最大的大事，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
学习中，文化低难不倒，时间少挤不倒，困难多吓不倒，大家如饥似渴地往头脑里扎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明确了当兵是干革命，干革命是为人民，为人民就要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
我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连队，使连队成为革命的熔炉，把一批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工农青年培养成为革命的战士。
我们连一九六五年以来有六十七名新战士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茁壮成长，现在已经有五十一名成为党团员，加强了连队的基础建设。

毛主席教导我们，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最大的战斗力。
四班战士梁平同志，在一次行军中，虽然身体不好，但由于他苦学毛主席著作，并以麦贤得、焦裕禄等英雄形象，鼓舞自己，终于胜利完成了长途行军任务，被人们称赞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硬骨头战士。
这不就是巨大的精神原子弹吗？
这不就是我们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吗？
毛泽东思想用到哪里哪里灵，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战士，后进就变先进，先进就会更先进。

在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面前，你们这一伙所谓“权威”，怕得要死，恶毒地攻击我们，这充分暴露了你们的虚弱性。
你们怕群众起来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锐利的武器，怕揭穿你们的画皮，打破了你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因此你们对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恨之入骨。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你们攻击得越厉害，就越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越看到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势不可挡的力量。
你们的攻击，不仅不能动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学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决心。
“权威”老爷们，让你们在无数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吧！
你们夸夸其谈，嘴里讲马列主义，干的却是修正主义的勾当，打着“红旗”反红旗，贩卖资产阶级私货。
我们早已识破了你们的阴谋。
这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的阶级斗争，不管你的“权威”多大，名声多高，只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决不放过，坚决把你们彻底斗倒斗垮。
我们要做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卫士，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
=====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打倒谁

作者：赛吉拉呼

某些“权威”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完全是徒劳的，永远也办不到！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的法宝。
你们的诋毁，丝毫也无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坚信和热爱，相反地，只能彻底暴露你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面目，更加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胆战心惊的“千钧棒”。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在旧社会我家没有一间房，父亲大半辈子给地主打活，一把汗、一把泪地劳动一年，到年底还是吃不上一顿饱饭，穿不上一件暖衣。
后来父亲被日本鬼子枪杀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到处讨饭。
我的妹妹又在那吃人的社会里活活被饿死了。
共产党来了，“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蒙古族人民翻了身，作了主人。
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各族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
不管你是什么“权威”，你们反对毛泽东思想，你们就是我们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我们要告诉你们这些“权威”老爷们：你们越反对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就越要加倍努力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成毕生的战斗任务。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
我们还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斩断你们的魔爪，挖掉你们的老根，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

作者：王春石

庄家富和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好得很！
某些所谓“权威”为什么竟然指责为“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典型呢？
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对革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进行革命斗争的反革命阴谋。
我们要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权威”，粉碎他们的阴谋！

在当今的世界上，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真革命、假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界线。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极端热爱毛泽东思想，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干革命，打天下，搞建设，改造世界。
革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指路明灯、不落的太阳。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出发，好象细菌怕阳光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威力面前，吓得发抖，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地、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而某些所谓“权威”，就是一切反动势力垂死挣扎的代表。

反动家伙们懂得，要反对革命，首先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挖掉革命人民的命根子。
但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亿万人民的心，谁要是公开反对，马上就要露出狐狸尾巴，遭到无情的回击。
于是，某些所谓“权威”，也就采取两面派手法，施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
他们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严肃性为名，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实。
一面装腔作势，似乎生怕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好象只有他们才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老牌”革命。
另一面，抡起了妖棒，恶毒地吓唬、挖苦、讽刺工农兵群众，阻挡革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尤其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一切牛鬼蛇神咒骂毛泽东思想，就象向着太阳吐唾沫一样，丝毫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革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是革命发展的必须，其势波涛汹涌，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就是要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同他“刺刀见红”。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革命人民有毛泽东思想这万丈长缨在手，你们一小撮反动分子算得了什么呢？！

作者：袁昌凌

我们连建立十六年来，先后经过十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在执行修建康藏公路和国防工程的任务中，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具有最崇高的理想，才是最勇敢，最聪明，才有最大的战斗力。
一九五○年，毛主席向我们修筑康藏公路的部队发出伟大号召：“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全连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兄弟部队一起，打通了艰险的二郎山，战胜了飞鸟难过的雀儿山，征服了波斗藏布江边的悬崖绝壁，同兄弟部队一起修起了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以后，我们连又在海防前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路和进行国防施工，遇到困难，我们学习《愚公移山》，就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战士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后，逐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我们连也连续五年被评为四好连队，并被国防部授予“劈山开路先锋连”的光荣称号。
我们从心眼里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连的命根子，是革命的命根子。
某些所谓“权威”诬蔑我们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我们听了心里非常愤怒。
世界上什么人不让我们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什么人害怕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
是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是国内的地富反坏右。
而你们这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打着“红旗”，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权威”，却和他们一个腔调，一个鼻孔出气。
用毛泽东思想一照，就不难看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赤裸裸的本质。
我要问一问你们那些所谓“权威”老爷们，我们连与天斗，与地斗，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难道是从你们这伙牛鬼蛇神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等毒草里吸取的力量吗？
不是，千万个不是。
假若我们没有毛泽东思想，而读了你们那些毒草，不要说修康藏公路，连个小山丘也穿不通，劈不倒！

作者：王行mín刘景瑶刘均孔袁良
栏目：文艺评论

编者按：

这些干部战士，当年出于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事业的热忱，曾经参加了这部影片的部分场景的拍摄工作。
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部的拍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战士已经发现剧本和导演的许多严重错误，当时曾经向编导者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且进行了斗争。
但是，由于编导者始终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待这些正确的批评，不是百般掩饰，就是置之不理。

最近，参加拍摄这部影片的干部战士，重新看了这部影片。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彻底揭穿影片《红日》效忠于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他们通过当时的亲身感受和大量事实，揭露了编导者运用种种卑劣手法，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所进行的恶毒攻击。

历史见证在此，看你们怎样抵赖得了！

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军的政治工作，突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

一九六一年，正是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部队深入贯彻落实的头一年。
某部接受了参加拍摄影片《红日》的任务，我们的干部战士希望编导者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遵照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通过这部影片歌颂毛主席建军思想的伟大胜利，宣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
然而，恰恰相反，编导者却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抹煞我军政治工作，存心与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唱对台戏。
在参加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战士，对编导者这种阴险恶毒的意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组织干事金奋起说：

排长王永明气愤地说：

副科长薛允德揭发说：

营长杨彦才说：

排长王永明说：

参加拍摄的干部和战士们一致反映：

妄图抹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宣扬反动军队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南征北战过的革命战士，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
可是影片的编导者却把我军写成是一群离开毛泽东思想统帅的乌合之众，一伙单纯为了向敌七十四师报私仇的武装集团。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的不少干部战士都曾对影片内容有过强烈的反映。
他们指出，敌人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消灭光了。
如果影片只告诉人们，消灭了一个小小的七十四师，就没有多大意义。
一定要通过孟良崮战役这滴“水”，反映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但是，抱定决心要在影片中抹煞毛泽东思想的编导者，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一套，对人民战争的历史进行恣意歪曲。

政治处副主任唐建源和营长杨彦才说：

组织干事金奋起说：

排长王永明说：

诬蔑我军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掩盖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一年六月，参加拍摄影片的部队随编导者来到拍摄现场——山东桃村。
这是一个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
当地群众听说要拍攻打孟良崮歼灭蒋匪军的影片，都无限振奋。
虽然正是麦收大忙时节，他们都象当年解放战争中奋勇支前那样，放下镰刀，扛上担架，牵上毛驴，起五更，翻大山，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拍摄。
他们十分盼望把当年军民紧密合作打垮蒋介石反动派的伟大胜利，把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拍到电影里去！
然而，编导者却对我军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作了极大的诬蔑，对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作了恶意的歪曲，相反，又对敌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了极力掩饰。

营长杨彦才说：

战士解永健说：

副科长薛允德说：

歪曲我军官兵一致的原则，颂扬敌人“精诚团结”
编导者为了全面诋毁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拍摄影片过程中，对我军官兵一致的原则大加丑化和歪曲，把我军官兵之间描绘得离心离德，矛盾突出，互不团结，把敌人却美化成同心同德，铁板一块。
协助和参加拍摄的干部战士，对此十分不满。

连长李明章说：

战士吕冠民和营长杨彦才说：

极力丑化人民军队，精心为反革命分子立传树碑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要歌颂人民、暴露敌人。
而影片《红日》编导者却运用电影艺术的场景、气氛、音响、效果等等一切手段，对我军进行丑化和歪曲，对敌人进行美化和颂扬。

在参加拍摄过程中驻在编导者住处附近的干部战士们说：

司号长马学和说：

指导员高明礼说：

副科长张献耀和排长王永明说：

为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效忠

参加拍摄的干部和战士们说：

（王行旼 、刘景瑶、刘均孔、袁良整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栏目：祖国在跃进

河南省林县人民开山导河的雄伟工程——“引漳入林”的红旗渠全线完工，并在四月二十日放水。
红旗渠渠首在山西省平顺县的侯壁断下。
林县人民在这里把漳河水拦腰截断，让它按照人的意志，顺着红旗渠流入林县。
底宽八米，过水量二十五秒立方的红旗渠总干渠，全长一百四十里，它在太行山腰横空飞越，到达林县北部的坟头岭。
接着的是三条干渠和四十二条支渠。

红旗渠是在一九六○年二月动工兴建的。
英雄的林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以一锤一錾的愚公精神，斩断了五十一座高达二百多米以上的悬崖峭壁，开凿了总长近十八里五十九个山洞，修建了总长五里多的五十九座渡槽。
红旗渠的竣工通水，正在把原有英雄渠、抗日渠等许多渠道，和三十多个中小型水库以及成千上万的旱池、旱井全都串连起来，形成一个能蓄能灌的水利网。
全县有十一个公社的四十多万人民，祖祖辈辈“吃远水”的苦日子从此结束。
林县的生产面貌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红旗渠水已灌溉三十三万亩土地。

英雄的林县人民创造的宏伟工程——红旗渠盘绕在巍峨险峻的太行山腰。
新华社发（照片）

栏目：祖国在跃进

新疆农村公社规划建设进入新高潮

去年入冬以来，建成条田一百八十多万亩，开渠修路几千公里，栽树约一千万株，新建了一批居民点。

新疆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建设活动，从去年入冬以来已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期间参加建设的社员有五十多万人，建成条田一百八十多万亩，开渠修路几千公里，栽树约一千万株，并且新建了一批居民点。

新疆各地人民公社开展规划建设的目的，是根据新疆的条件，建立稳产高产田，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一个重要步骤。
公社规划的内容包括：把小块农田平整合并成大块的方梯条田，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适应机械化农具耕作的需要；
大量兴修和整顿灌溉渠系，并采用干砌卵石等办法防止渠道渗漏，使这个雨水稀少的地方，把高山融化的雪水和雨水尽可能多地用于灌溉；
改造弯曲狭窄的道路，修筑农村大道，以利于拖拉机及大型机引农具的通行；
建立林带，以防风沙危害；
从方便生产、方便社员生活出发，新建和改建居民点。
各地人民公社制订出全面规划以后，就分期建设，逐步实现规划的要求。

目前，全疆各地已有十几个人民公社和一批大队、生产队，基本实现了规划要求。
在这些社队的田野上，已经是条田成片，林渠成网，道路通达。
新居民点房舍整齐，家前屋后有果树，有的还安了电灯。
这里，农业稳步增产，社员生活不断改善。

西藏建成十万公顷旱涝保收农田

占全区现有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

西藏全区已经建成十万公顷旱涝保收的农田，占全区现有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

目前，东起金沙江畔，西到孔雀河两岸，从拔海四千米左右的高山台地到两三千米的河谷，都出现了一片片旱涝保收的农田。
在被称为“西藏粮仓”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平原上，大片肥沃的土地正在逐步从洪涝灾害下解放出来；
在山高谷深、灌溉困难的东部横断山脉山区，许多欲水的台地和谷地也已经不再受干旱威胁。

这些旱涝保收农田经过一九六二年大洪涝和一九六四年大旱的考验，证明它一般在播种后五十至七十天内无雨的情况下仍能确保丰收，达到稳定增产。

西藏翻身农民建成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西藏中部日喀则地区最近建成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大水渠。
这条宽六米、深两米的大水渠，是西藏翻身农民在民主改革后修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这条水渠流经日喀则县的四个乡和日喀则镇。
它使沿渠一千公顷的耕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水渠上游的一些乡村还可利用渠水落差修建小型水电站。
当地藏族翻身农民，为了感谢党和政府领导他们建成了这条过去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大水渠，已把它命名为“解放渠”。

内蒙古大兴水利

增加灌溉面积一百八十多万亩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大力进行以兴修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建设。
从去年秋冬以来，全区开工兴建的各种大小型水利工程将近七万项，到三月下旬已有半数以上工程完工，新增加的有效灌溉面积达一百八十多万亩。

结合兴修水利，各地还大力进行了平整土地，渠系调整，打埂迭堰，改良土壤等基本田建设和各项备耕生产活动。
现在，全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已由去年的七百多万亩增加到一千万亩。
按现有农业人口计算，内蒙古自治区每人平均已有两亩半水地和一亩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内蒙古一座现代化煤矿投入生产

内蒙古自治区一座现代化煤矿——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矿已经建成，五月一日正式移交生产。
灵泉露天煤矿，是由我国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并用我国自己的设备装备起来的。

重钢生产大批新钢材

重庆钢铁公司在今年头几个月为国家生产了三十二种钢材新产品，平均每三天就出产一种新钢材。
这批新产品有用于石油工业的合金结构钢板和合金无缝钢管，有用于机械制造工业的优质合金钢材，还有用于其它方面的各种热轧型钢、异型钢管和特殊板材。

新型“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国产第一批新型“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最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成出厂。
轿车马力大，速度快，行驶平稳，即使在车子转弯的时候，也不会给人以晃动的感觉。
轿车外观庄重、朴实、大方、美观；
车身高低适度，线条匀称。
据有关专家说，新型“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无论在外观、内饰以及性能方面，都称得上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第一台万能硬度计制成

我国第一台用来测定金属硬度、研究金属物理性能的万能硬度计，最近在广州试制成功。

金属硬度计的用途很广，冶金、机械等许多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都需要它。
过去我国只能生产维氏、布氏、洛氏等单一用途的硬度计。
这些硬度计的测定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
有了多种用途的万能硬度计，各种金属的硬度都可以测定出来。

武汉制成液压式电动钻孔机

供桥梁墩柱施工用的液压式电动钻孔机，最近由武汉市建设部门职工试制成功。

液压式电动钻孔机利用电动机推钻，利用油压装置加压，钻斗可以沿着钻杆自动上下活动，在一般地质条件下，每隔约三分钟便可起土一次，每小时可钻进一点六八米。
同人工连杆式钻机比较，它节省人工三分之二，提高效率十倍以上，而且能保证施工安全。

哈尔滨成批生产交流电桥

一种高级精密测量仪器——交流电桥，最近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开始成批生产。

交流电桥是用来测量电容、电感和电阻的标准仪器。
它广泛用于国家计量检定部门、电子工业行业、仪器仪表工厂和科学研究单位的电工实验室。
这种仪器我国过去都是依靠进口。

武汉市装卸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革新成功一种水上装卸的新机械——抛煤机，现已投入生产。
有了这种抛煤机，煤就自动地抛向两头，工人不必再在舱底劳动，工效提高一倍，缩短了船舶装运时间。
这是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机械工段在用抛煤装置（冒烟的）抛煤。
新华社发（照片）

栏目：祖国在跃进短评

东风劲吹，喜讯频传。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就。

在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大批大寨式典型。
亿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一锤一镐的愚公移山精神，改天换地，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工业战线，工人老大哥以大庆为榜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横扫洋条条、旧框框，制造出了过去我国不能生产的许多新产品。
“一声霹雳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我国人民有了完全是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最近又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打破了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胜利，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英雄人民。
这样的人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高峰都能攀登，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这样的人民，就不怕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就不甘心象老牛拉破车一样，在别人走过的路上爬行，而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以跃进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奔！

中国的大跃进，使全世界革命人民欢欣鼓舞。
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是“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胜利”，他们把强大的中国，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靠山”。

中国的大跃进，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胆战心惊，日夜不安。
它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就无耻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
但是，中国大跃进是铁的事实，是骂不倒、攻不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敌人越是咒骂我们，越证明我们做得对。
让那些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我们的大跃进面前发抖吧！
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大跃进万岁！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西贡消息：在南越傀儡阮高其集团同阮正诗集团进行激烈火并的同时，近几天来，西贡、顺化、归仁等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阮高其集团和它的美国主子的示威游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西贡市的反美伪集团的示威，近几天来一直持续不断。
二十二日，大约五千名佛教徒和群众举行了反美伪集团的示威，并且同前来镇压的两个营的伪军警展开了搏斗。

二十四日，当阮高其——阮文绍傀儡集团在美国指使下导演的“军民代表大会”开场的时候，大约有四百名西贡学生举着反对阮高其集团和反美的旗帜上街示威。
二十五日，在西贡又有四千多人举行了两次示威。
二十六日，许多青年又出发到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
二十七日，约五千名佛教徒和青年继续上街示威。
他们同前来镇压的伪警察发生冲突。
他们不顾伪警察大量施放的催泪瓦斯，用雨点般的石块进行还击。
西贡傀儡集团派出大批伪军警，在美国“大使馆”的周围地区布防，架起了机关枪和无后座力炮。
但是仍有两个美国佬被石块打伤。

在顺化，二十五日，有七千多名群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支持阮高其集团。
二十六日，大约一万五千名佛教徒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阮高其集团和它的美国主子。
示威学生用石头把美国新闻处建筑物的窗户几乎全部砸毁，然后破门而入，把图书、家具、影片等物件从门窗里扔了出来，最后放火烧毁了这座建筑物。

在平定省的归仁市，约四千名群众在二十四日举行了反阮高其集团的示威。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西贡消息：在美国主子的帮助下，南越伪阮高其——阮文绍集团在同伪阮正诗集团进行了八天的火并后，二十三日控制了岘港。
但是，南越傀儡的内讧并未解决，美伪统治区的局势仍然十分混乱和紧张。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美国驻岘港领事不断施加压力之后，岘港的反对阮高其集团的领导人在二十二日表示，“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将同意举行谈判”。
第二天，在阮高其军队的重兵包围下，守在两个主要寺院内的反对派军队向阮高其的军队“投降”，阮正诗集团的伪岘港市长阮文曼被逮捕，并被押往西贡。

西方通讯社说，阮高其所以能够控制岘港，是由于美国暗中帮了一手。
美国当局还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他“按计划执行”美国策划的“选举”骗局，以暂时度过危机。
在美国主子的导演下，阮高其二十四日在西贡召开了所谓“军民代表大会”，阮文绍在会上声称“制宪议会的大选将在九月十一日以前举行”，以安抚各反对派，并且也为了缓和人民群众反对阮高其集团的斗争。

阮高其集团召集的这个“军民代表大会”遭到了阮正诗集团和佛教领导人的抵制。
目前，阮正诗集团仍继续同阮高其集团对峙。
阮正诗的军队仍然控制着从岘港通往顺化的第一号公路上的一个山口，并且封锁了顺化机场。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权正在加紧进行亲美联苏和同帝国主义走狗相勾结的活动。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最近接连同美国和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举行秘密会谈。
马利克同美国大使格林的会谈，是在二十四日举行的。
据透露，会谈内容包括印度尼西亚从美国进口大米的问题。
当天，据美国新闻处报道，美国农业部宣布，根据所谓“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美国决定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长期贷款，以便从美国进口四万五千吨大米。

马利克接着在二十五日同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举行会谈，据说，双方讨论了马利克访问苏联的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马利克二十五日透露，他不久将去曼谷，同“马来西亚”副总理拉扎克会谈。
他说，会谈的目的是结束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三年来的对抗。

马利克早些时候还透露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权同印度政府勾搭的要求。
据印度《政治家报》二十一日报道，马利克对这家报纸驻雅加达记者说，他六月间前往莫斯科途中将在新德里停留。
马利克说，他将同印度政府领导人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东南亚局势，不结盟俱乐部和印度尼西亚要在这个俱乐部中起更积极的作用的愿望，印度尼西亚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关于重返联合国的问题，马利克说，印度尼西亚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
马利克在讲话中还对印度政府十九日正式宣布答应给印度尼西亚一亿卢比贷款“表示欢迎”。
他说：“如果你们多给一些，那就更好”。

为了向日本乞讨“援助”，由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哈孟库·布沃诺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已于二十四日到达东京，准备同佐藤政府密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叶文华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三年参军，因患重病不幸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九时在广州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兹订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广东省军区礼堂举行公祭。

叶文华同志治丧委员会RW：叶文华；
讣告

栏目：简明新闻

南越嘉定等省军民勇歼美国侵略军

越南南方嘉定省古芝县军民，在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反“扫荡”战斗中，歼灭美国侵略军成百名。
广南省解放武装力量十六日凌晨在三岐县岐正乡春禄村截击前来“扫荡”的美国侵略军，全歼美军一个排，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五十二名。

日本工人抗议为侵越美军制造毒气

日本兵库县播磨镇别府化工厂一千多名工人九日强烈抗议资方为侵越美军制造毒气，并且要求资方立即停止生产这种毒气。
这个工厂的工会举行紧急会议，向资方提出了一项抗议书。
抗议书说，向侵越美军提供毒气“等于同美国合作侵略越南”。
工人在抗议书中宣布：我们决不生产用于侵越战争的毒气。

美电视评论员供认美机侵入我领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外交评论员卡尔布二十五日在电视广播中说，美国喷气式飞机确实象北京指责的那样，曾在五月十二日侵入了中国领空并击落中国飞机一架。
他说，他的情报是从“可靠人士”那里得来的。

英国帮助美帝国主义训练南越伪军

据英国《每日快报》二十五日报道，英国正在帮助美国训练南越伪军。
这家报纸透露，“英国军官在新加坡北部新山附近橡胶园地区的英国丛林战学校”训练“数百名南越（傀儡）正规军”。

栏目：铁蹄下的台湾

驾车伤人

据台湾报纸报道，侵台美国官员艾兰姆，四月十二日晚上驾驶一辆轿车，由台北松山机场向市区内疾驰，在南京路与复兴北路口，直向一个卖面食的小摊贩车子冲去，当即把推摊车的女孩黄月凤撞成重伤，不到一小时便死亡。
另外两个推摊车的青年黄月英、陈进春，也被撞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
台湾各地自今年以来，已经多次发生美军军车伤人事件。
另一天晚上，一个侵台美国士兵在台北市开车把台湾妇女陈香银撞倒在地，昏迷不醒。
当时愤怒的群众冲上前去围住美国凶手，要他把受害者送医院治疗。
这个美国兵仗着侵台美军享有“治外特权”，不但断然拒绝，还竟然挥拳打人，然后开足汽车马力冲出人群逃往美军兵营。

据蒋帮“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统计，去年台湾各地共发生车祸五千四百四十五次，有八百四十四个台湾同胞死亡，六千九百七十四人被撞得“缺肢断腿”。
肇祸的凶手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侵略军官兵。

抢劫走私

美国侵台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经常在台湾各地拦路抢劫，贩毒走私。
蒋帮“台湾省警务处外事室”一个工作人员曾在伪立法院透露，在台湾的美国军政人员，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刑事犯。
一天深夜，两个美国兵用木棍捣碎了台北市一家酒店的玻璃窗，跳进去用绳索把店主捆住，抢劫大批财物扬长而去。
今年三月间，三个美军家属在光天化日之下，结伙闯进台北市中华商场、大陆皮鞋店和联发五金行等商店，抢走了一批皮鞋、手表、五金材料。
还有一次，两个美国人在台北市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永光新村”前，强迫司机郑国正停车。
这时，一个叫罗勃的美国人猛扑上去卡住司机的脖子，另一个美国人拔出尖刀威逼说：“拿出钱来”。
司机被迫将衣袋里的钱交出后，这两个美国强盗立即下车，跳上另外一辆出租汽车逃去。

侵台美军还利用“豁免关税”、“进口货物不受检查”等“特权”进行走私，从美国、日本等地运进大量化妆品、日用品、玩具和毒品，在台湾市场上倾销牟利。
据台北市《联合报》四月十日报道，驻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美军供应司令部”最近公然开设了一个“廉价商店”，贩卖这些私货。

台湾同胞奋起反美

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滔天罪行，燃起了台湾同胞的反美怒火。
据台湾报纸透露，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有六名台湾青年，在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对面的建筑物上，用鸟枪对准美国“大使馆”的窗户，多次进行射击。
蒋帮唯恐由此引起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台湾人民反美风暴，连忙出动警察，搜捕这些反美青年。

去年十二月，当“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的“军医”在高雄市茄萣小学抽取儿童血液进行细菌实验的时候，学生家长闻讯，纷纷齐集校内，把美国侵略者团团围住，齐声喊打。
不久以前，在美国“航运二号”轮船上丧失生命的台湾海员家属近一百人，拖儿带女，手捧她们亲人的“灵牌”，披麻戴孝到蒋帮“监察院”，抗议美国侵略者草菅人命的罪行。
还有一次，一个驻台南的美国兵派克，无故殴打一个台湾三轮车工人时，被在场的另一个三轮车工人抽出三轮车的刹车棍，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逃窜。

近年来，在台湾一些城镇，发现有些侵台美军官兵被人打死暴尸荒野，有些侵台美国军政官员的别墅和美军“招待所”，被人点火烧毁。
有些美国侵略军驻地周围的铁丝网上，经常发现台湾人民挂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这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佬滚回去”。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