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人民热烈欢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谢胡同志率阿党政代表团离京回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到机场欢送阿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
成为当前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中的重大事件；
把中阿人民的战斗团结和友谊推向新的高峰，给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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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一日讯 首都一万多人今晚在灯火辉煌的首都机场，怀着惜别的心情，热烈隆重地欢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由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成为当前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把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和友谊推向了新的高峰，给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今天晚间，中阿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阿联合声明之后，代表团满载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忠、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贵宾。
今晚，首都机场被装饰得好似繁花盛开，一片锦绣。
机场的建筑物上，竖立着“霍查同志万岁”
“毛主席万岁”的红色巨大字标。
有两千多少年儿童组成的歌咏队，穿着各民族服装的一千多人组成的舞蹈队，在机场上高歌欢舞。
机场四周，排列了十二台聚光灯和探照灯，耀眼的光柱划破夜空，照亮全场，呈现出灿烂的夜景，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
欢送的人们衷心地感谢阿尔巴尼亚同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伟大革命友谊，热情地祝愿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帝反修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谢胡、卡博等同志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陪同，乘车前往机场。
沿途街道上，飘扬着中阿两国国旗，天安门广场上并排竖立着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巨幅画象。
当贵宾们来到机场时，排列在机场入口处的由八百多少先队员组成的号鼓队，一齐奏起少先队员进行曲，激越的号声和鼓声激荡着人们的心，全场顿时欢呼声、锣鼓声交织成一片，响彻云霄。
谢胡、卡博、凯莱齐、纳赛等同志穿过少先队的队列，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
人们热烈高呼：
“中阿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
“毛主席万岁！”
今天到机场欢送贵宾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有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康生、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郭沫若、杨明轩、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其他方面的领导人徐冰、高崇民、傅作义、沈雁冰、许德珩、杨秀峰等。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高奏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国歌。
谢胡同志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随后，谢胡、卡博等同志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陪同下，同机场上的各界群众告别。
这时，全场万众欢腾，不停地挥动花束、彩带和中阿两国国旗。
两千多少先队员们热情地高声歌唱《北京——地拉那》、《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和《阿尔巴尼亚少先队员之歌》。
文艺队伍在这里跳起了《丰收舞》、《女民兵舞》和多采多姿的各民族舞蹈。
全场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谢胡、卡博等同志，同民兵和解放军战士们热烈握手，并且抱起献花的少先队员热烈地亲吻。
谢胡、卡博等同志在登上飞机前，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热烈拥抱。
两国领导人还手挽手地在飞机前面合影留念。
少先队员向全体贵宾献了鲜花。
谢胡、卡博等同志长时间地站立在机舱门口的扶梯上，向全场欢送的群众挥手告别。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外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孔原、王炳南、王新亭、中阿友协会长蒋南翔，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以及政府其他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和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阿尔巴尼亚专家、实习生和留学生，到机场欢送代表团。
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离开北京。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到机场欢送。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图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和谢胡、卡博、凯莱齐、纳赛、纳塔奈利等同志在机场上。
新华社记者 冀连波摄（照片）RW：刘少奇；
周恩来；
接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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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十一日讯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后归国途中，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中国罗马尼亚友好协会会长陆平等，到机场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今晚设宴欢迎罗马尼亚贵宾。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先念，今天晚间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和由他率领访问越南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团员。
RW：周恩来；
陈毅；
接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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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一日讯 中国阿尔巴尼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今天晚上在北京隆重举行。
代表中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阿尔巴尼亚签字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以及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康生、薄一波、郭沫若、林枫、刘晓、伍修权、王炳南、许建国等。
阿尔巴尼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阿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长皮罗·比塔，以及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其他成员。
签字以后，双方热烈握手、拥抱，并举杯祝贺。
===== 扎根基层把工作做得更深入更踏实-工兵营领导长期蹲在连队抓落实-在他们的具体帮助下；
全营三个连去年都被评为四好连

作者：余荣庆萧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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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618部队直属工兵营领导干部，去年长时间蹲在连队，踏踏实实地做突出政治落实的工作。
一年内，政委蹲在连队二百六十六天；
营长除参加两个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外，蹲了一百六十六天；
副营长除训练两个月新战士外，蹲了一百八十天；
副政委调来两个月，就蹲了四十五天。
他们蹲在连队已经养成习惯，形成了制度，蹲出了感情，蹲掉了“官”气。
由于落实工作抓得比较好，全营三个连去年都被评为四好连。
这个营在一九六三年有两个四好连，其中三连还被军树立为“无事故红旗连”。
但是，一九六四年全营却没有一个连队评上四好。
营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检查原因时，连队干部批评营的干部作风不深入，说他们是“一身不闲，跑跑颠颠，下到连队也是当个‘观察员’”，对连队帮助不大。
营的干部听了感到很委屈。
这个意见到底对不对呢？
天天同连队见面，一身不闲，能不能算深入？
能不能说这就是抓好了突出政治呢？
营的几个领导同志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通过对大量事例的解剖，他们充分认识到：天天同连队打交道，并不等于真正了解了连队情况；
经常与战士见面，并不等于知道了战士的心。
比如：三连在被树为“无事故红旗连”以后，营的干部只知道这个连的干部不团结，而原因则是连长说话不注意。
直到总评时群众提出批评，才了解到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连长、指导员都觉得自己有功，互相不够尊重，工作不安心，因此连队的问题也就接连发生。
通过这些事例，工兵营的干部认识到，虽然天天同连队打交道，如果不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地蹲在连队，仍然不可能了解真实情况，帮助也就不可能帮到点子上，更不可能使突出政治在连队真正落实。
过去为什么蹲不下去？
他们用小整风的方法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联系思想深挖了原因。
政委李庆会检查说：
“我在营里工作十几年了，总认为凭这点老经验，领导这三个连队也够用了。”
营长魏国清说：
“我原来认为，天天守在连队跟前，和战士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会有什么不清楚的！”
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他们察觉到，蹲不下去，不肯到群众中去作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原因是安于现状、骄傲自满和怕吃苦、怕用脑子、怕群众监督的“三怕”思想在作怪。
根子是存在着私心杂念，缺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为部队长远建设着想的革命精神。
思想提高了，四个营的干部除留一人处理面上工作外，其他三人都背上背包长期下连去了。
二连问题比较多，政委李庆会一蹲就是五个月，直到二连改变了面貌。
副营长刘星伟到营半年多，铺盖没搬进过营部大门。
工兵营的干部蹲到连里后，首先帮助连队党支部把好突出政治的关，保证连队在任何时候不“转向”。
去年秋翻，要求半个月内把二百多亩地全部翻完。
这时，上级指示要学习某部英雄八连的事迹。
有人提出先翻地后学习，蹲在二连的李庆会政委听到这个反映，就在地头召集干部讨论，使大家认清，学习英雄八连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既是部队的长远建设，又是完成当前任务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部队拿出三天时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边学边鼓干劲，结果十五天的任务十天就完成了，使干部战士受到了一次生动实际的突出政治与完成当前任务关系的教育。
其次，全面了解了连队的情况，抓住要害，帮助解决“老大难”问题。
一连是个四年没评上四好的连队，问题究竟在哪里？
营长魏国清深入到班排，和战士谈话，亲自观察，了解到主要是管理教育中存在问题：领导上对战士的政治进步关心不够，不能耐心说服。
于是，他便同连队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有关语录，又联系实际学习了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中干部爱兵的八项要求。
干部的根本态度转变了，主动和后进战士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发动骨干从各方面帮助他们，全连六名后进战士，有五名跃进到先进行列，这个连的面貌也随着发生了很大变化。
扎根连队，不仅加强了基层建设，使突出政治进一步落实，也促进了领导干部本身的思想革命化。
他们看到战士们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河水中坚持作业，生产时顶风冒雨下地劳动，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他们坚持同战士一块作业，一同劳动，要求下边做到的，自己先给群众做出样子。
他们感到长期蹲在连队，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作都起了变化：打掉了“官”气，增强了干劲，能想连队之所想，急连队之所急，注意帮助连队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
经常受到群众的监督，保持了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了解情况更多一些，更准一些，更深入一些，头脑也就更清醒、更丰富了；
通过自己实干，取得了第一手经验，指导工作也就更实际、更有把握。
（余荣庆、萧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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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下去 狠抓突出政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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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一八部队工兵营领导干部，去年长期蹲在连队狠抓突出政治的落实，年终三个连队都评上了四好，也使领导干部本身的思想和作风得到很大锻炼和改造。
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各级领导同志就是要象工兵营的领导干部那样，长期地蹲下去，狠抓突出政治在基层的落实。
突出政治落实难，非得长期蹲下去，埋头苦干，狠狠抓到底不可。
毛主席教导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又说：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工兵营的领导干部，正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在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工作。
这样，就使突出政治在连队不断地落实，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工兵营的领导干部能够长期蹲在连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
营长魏国清原来认为自己“天天守在连队跟前，和战士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会有什么不清楚的！”
因此，就觉得下去不下去都可以。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实际情况正如工兵营领导干部们所说的，“天天和连队打交道，并不等于真正了解了连队的情况；
经常和战士见面，并不等于知道了战士的心”。
而且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前些天了解的情况，不能代替今天的情况；
一般的了解，也还不能代替具体的了解；
了解了情况也不等于解决了问题。
所以，必须长期蹲下去，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反复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这样，突出政治才能落实。
要长期蹲下去，蹲出成效来，关键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
事实证明，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蹲点的成效就大一分。
有的同志也说蹲点重要，但是由于存在着安于现状、骄傲自满、怕苦怕累等思想情绪，往往就蹲不下去。
因此，首先必须有克服这些思想情绪的决心，才能蹲下去，才能蹲得住；
才能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和战士同心。
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有效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
也才能使自己在实践中、斗争中得到改造，加强思想革命化。
我们长期蹲下去，就是要既把连队“蹲红”，又要把自己的思想“蹲红”。
工兵营的领导干部正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

作者：肖左
我们党的报刊，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而你们，《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前几年，却连篇累牍地登载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恶毒诬蔑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煽风点火，大量放毒，充当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工具。
你们到底是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部，还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编辑部？
你们在四月十六日的编者按语中说，这是由于你们“放松了”
“阶级斗争”。
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是对读者的欺骗。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以后，你们为什么不但不向读者检查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方向，不揭发邓拓这伙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而且还继续让邓拓等人在你们的报刊上放毒呢？
这难道不是证明你们一点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吗？
不是证明你们是站在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斗争吗？
你们登载邓拓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是那么积极热情，那么不惜篇幅；
而对工农兵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揭露批判邓拓这伙人的反动政治面目的稿件，却百般刁难，不肯发表。
这又是为了什么？
原来你们的资产阶级党性是很明确的，你们是完全有意包庇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你们是决心同邓拓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
党发动广大工农兵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其势如狂风暴雨，锐不可挡。
邓拓一伙人中的吴晗的反动政治面目被彻底揭露了。
在这时候，你们为什么又抛出了邓拓那篇对吴晗假批判的文章，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问题，硬说成只是“道德继承论”问题？
你们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说穿了，你们是妄图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兴无灭资大革命，变成一场无穷无尽的烦琐考证和所谓“纯粹”学术问题的争论。
这难道不是你们在有意抗拒党领导的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吗？
工农兵攻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火力，是那样的猛烈，剧烈地震撼着文化领域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霸占着的所有阵地，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被揪出来。
你们看到形势不妙，就在四月十六日急急忙忙抛出了精心编制的材料和编者按语，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又耍出了一手假批判、真掩护的花招。
你们的企图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你们看到吴晗是已经很难包庇了，于是就妄图用这种假批判的花招，掩护“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同时也可以借此隐蔽你们自己，以便暂时退却，伺机再起。
但这样一来，不就再一次证明，你们是决心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一边，同党、同广大人民群众顽抗到底吗！
《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你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一起，已经走得很远了。
你们究竟对党对人民顽抗到什么时候？
你们是不是决心要包庇那些反党分子到底，是不是死心塌地要充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是不是还想回到党和人民方面来？
时至今日，你们不痛不痒、空空洞洞的几句检讨，是无济于事的。
出路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彻底向党向人民缴械，就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愿意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向党向人民靠拢，就是要把你们所熟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内幕，背地里说的黑话，干的黑事，全部、彻底地抖出来。
《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你们今后到底想走哪一条道路？

作者：魏栋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我们国家办的报纸刊物，毫无疑义地应当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当作最根本的任务。
可是，《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几年来一直被邓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所把持，充当了邓拓黑帮向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射毒箭的桥头堡。
《前线》和《北京日报》对人民犯了罪，还想假装不记得，但是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你们利用党报党刊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打着“红旗”反红旗。
长期以来，大量地、系统地刊登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黑话，向我们伟大的党发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辱骂我们党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不堪信任”，疯狂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竭力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你们究竟为什么这样不惜篇幅发表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呢？
难道真的象你们给读者的退稿信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和知识”吗？
难道真的象你们四月十六日编者按中所“检讨”的，仅仅是什么“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吗？
不！
绝不是。
你们之所以这样热衷于发表邓拓黑帮的黑话，是因为你们同邓拓黑帮心声共鸣，甘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前线》和《北京日报》说什么“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话说得多么轻松！
你们什么时候想到过要对邓拓的黑话进行批判呢？
一九六二年，戚益等许多同志不就对邓拓的杂文提出了批评吗？
为什么你们扣压起来，不给发表呢？
原来你们是按照邓拓的意志办事的。
邓拓在《燕山夜话》单行本第四集的《编余题记》中说：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辩驳呢？
……我认为……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
呵！
这真是天机大泄露！
原来《前线》和《北京日报》是怕发表批判邓拓的文章，会使你们的反党宣传“效果不好”，会把邓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揪出来，这就是你们不进行批判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你们不仅过去没有批判，直到如今你们还在千方百计地为邓拓黑帮打掩护。
你们在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报》上，经过精心编辑，发表了三个版的材料，表面装着要革命的样子，说是要批判要斗争，仔细一看，原来你们玩弄的是偷梁换柱的手法，你们在编者按里把同邓拓这伙黑帮的严重的政治斗争，说成是什么“文化学术”问题；
把邓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头子，说成只是一个小卒。
请问，这是为了什么呢？
是批判吗？
是斗争吗？
不是。
这是在耍花招，是打掩护，企图让邓拓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滑过去。
请问《前线》、《北京日报》，你们过去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工具，现在还想继续跟着邓拓黑帮跑吗？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你们究竟站到哪一边？
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敷衍搪塞是不行的，装假抵赖是办不到的。
你们要老老实实从自己的根子上挖一挖，彻底地交代你们的反党罪行。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当了反面教员，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性。
阶级敌人时刻都在抢夺报纸、杂志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
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这样干过，如今邓拓黑帮又是这样干的。
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责任捍卫毛泽东思想，巩固无产阶级新闻阵地。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完完全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办报，忠实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忠实地为工农兵服务。
（广州部队《战士报》供稿）

作者：王康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篇幅发表所谓《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时候，《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加了一个很长的按语。
在谈到所谓要接受教训的时候，他们说：
“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来毒害人民群众。”
说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这完完全全是假话，是一个用心狠毒的政治阴谋。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长期以来被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所把持。
你们为毒草大开方便之门，发表了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大量黑话，连篇累牍，臭气熏天，密切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放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咒骂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偶然的吗？
你们对广大工农兵批判这些恶毒言论的来信来稿却拒而不登，或者扣压起来，或者丢入纸篓，甚至反戈一击，说来信来稿“观点不鲜明”，“质量不高”，退了回去，这又是偶然的吗？
分明已经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勇士们”的堡垒，坚实得很，哪里有什么“虚”？
分明是为牛鬼蛇神修筑得很好的向党施放毒箭的发射阵地，哪里又存在什么“乘虚而入”的问题呢？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得那么轻松，未免太谦虚了。
拆穿来说，示人以“虚”，无非是在耍邓拓精心设制的三十六计中的一计——“金蝉脱壳”之计罢了，用意在于留下一只蝉壳，掩护主犯逃跑。
告诉你们：办不到！
现在，“三家村”这个黑店的掌柜邓拓既已被揪了出来，就休想逃脱。
我们一定要揪住不放，穷追猛打，彻底缴他们的“械”，罢他们的官，绝对不许他们滑了过去。
谁要为他们打掩护，行包庇，我们坚决不答应。
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在无比英勇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立誓要彻底打垮邓拓这一小撮牛鬼蛇神，把长期被他们占据的阵地夺取过来，重新插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作者：任卫东
长时期以来，《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一直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采取抵制的态度。
四月十六日，他们却忽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地打出了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招牌。
这是真的吗？
不！
他们耍的是假批判、真包庇的花招。
他们企图通过所谓“批判”，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把邓拓这个头目隐藏下来，有朝一日再向党向人民进行反扑。
然而，鬼话迷不住群众。
他们这样做，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编辑部所以这样做，决不是偶然的。
近几年来，邓拓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配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华大合唱，射出了许多毒箭，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进行了恶毒的咒骂和攻击。
他们公开叫嚷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王道”，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由他们取而代之，实行资产阶级复辟。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正是这伙反党分子黑店的“门市部”。
这个“门市部”忠实地执行他们掌柜的反动计划，积极地贩卖他们的黑货。
他们对于邓拓这个掌柜，唯命是从，忠实得很。
对邓拓这一伙黑帮的毒草，他们大登特登，把党的报刊变成了毒草丛生的园地；
而对于工农兵群众反击毒草的香花，却百般压制，不予发表。
所有这些，除了说明这三家报刊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邓拓等一小撮人用来进行反党的工具，不能有任何别的解释。
我们懂得，任何反革命复辟，都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制造舆论。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所作所为，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我们同邓拓这伙黑帮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作为一个新闻战士，我们的最高职责和根本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
我们决不容许邓拓这伙黑帮利用报刊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
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力投入这场战斗，彻底粉碎这伙黑帮，打倒这座黑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公安部队报》供稿）
===== 看；
《北京日报》是怎样为邓拓；
吴晗开脱的-——读者来信

作者：王燮山
《解放军报》编辑同志：
今天早晨从广播中听到了你报发表的高炬同志的文章，对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作了尖锐的批判，还严肃地批评了《北京日报》等三个报刊长期以来为邓拓、吴晗等人打掩护的事实，感到很是痛快，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一伙人，长期以来把持《前线》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大量的毒草，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量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企图把读者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按照他们的反动主张去改造社会主义社会。
你报发表的文章给予迎头痛击，完全是必要的。
现在，我将个人的一些经历写给你报，提供广大读者，也好让广大读者在这一场严肃的斗争中，擦亮眼睛，投入战斗。
（一）去年《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假检讨以后，我看到还有那么一些人公然在替吴晗辩护，说什么他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吴晗是清官，是好官，等等，心中很是气愤。
今年一月初，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对吴晗同志自我批评的一些看法》，于一月二十日投寄《北京日报》。
文章主要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是不真诚的，指出吴晗的著作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摇旗呐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颂歌，实际上参加了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行列。
这篇文章寄出以后，过不几天就原稿退回。
退稿信上说：
“原来打算取第一部分用”，“因版面较紧，没有发表”。
奇怪的是，他们打算要用的第一部分（题目是《混乱不堪的辩解》），恰恰是文章中的次要部分；
而对于我文章中的主要部分（题目是《到底和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却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文章中的一些重要的文字，例如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以及“吴晗同志实际上参加了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行列”等语，都被他们删去了。
尽管如此，这部分仍然是他们不打算采用的。
《北京日报》编辑部的这些做法，证明他们是早已有意保护吴晗过关，对于读者来稿中的一些尖锐的击中要害的话，自然要连连摇头，朱笔一挥，将你打回去。
即使要登，也把你的文章斩首去尾，抽去那些对吴晗等人“刺激性”强的语句，把文章弄得毫无战斗性，以便达到他们假批判、真掩护的目的。
可以估计，不知有多少读者的文章，是在他们的这种手法下遭了殃的。
（二）长期以来，我对《燕山夜话》中所宣扬的一些观点是有意见的。
三月十八日，我写了《评〈燕山夜话〉中的几个论点》一文，投寄《北京日报》。
因为当时对于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底细没有看清楚，因此文章中只是对于《燕山夜话》中有关学习和治学方面的极明显的错误论点，作了一些批判。
文章中虽然提到《燕山夜话》中有一些是毒草，对于邓拓企图引诱青年背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居心，也有所涉及，但没有进一步批判。
当时主观上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希望通过辩论进一步深入。
可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文章，想不到也竟遭到扣压和打入冷宫的厄运。
文章是用挂号投寄的，寄出以后，几近一月，杳无音讯。
四月十六日，我看到《北京日报》刊出了所谓“批判”《燕山夜话》的材料，下午就去电话询问我那篇文章的处置情况。
直到晚上，才得到回答是“刚刚找到，正在看”。
在电话中，他们希望我到《北京日报》编辑部去谈一谈。
在编辑部接见我的，是“《燕山夜话》组”的负责人。
一见面，先说我的文章写得还可以，但要求我将文章分拆成几个专题，并进一步修改一下。
如何修改呢？
又一再向我强调要根据他们的编者按语的精神来进行，特别是政治方面更要以他们的编者按语为依据。
对于这一点，唯恐我不能领会他们的意图，又接着向我大谈邓拓在市委曾经做过不少的工作，也做过不少正确的报告，等等。
言下之意，要我写批判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逾越他们所规定的界线。
还向我说，邓拓文章中的一些错误，是因为话说得“似是而非”，他很少引用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从这方面来进行批判。
现在看来，《北京日报》和《前线》当时苦心孤诣地编出的按语和一些材料，实质上是在为邓拓开脱。
因此，他们自然竭力要求作者在进行批判时，不要逾越他们所规定的界线，好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轻轻放过这个“三家村”的反动掌柜，让邓拓滑过去。
《北京日报》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掩护。
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投入到这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去。
北京水力发电学校王燮山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
DW：北京水力发电学校
===== “抓不住他”？
-——《前线》编辑部包庇邓拓的一例

作者：范英著
四月二十四日，我曾对《前线》的一位编辑提出了意见，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对邓拓吹捧死人方面扯得很细，对他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方面，没有提出来。
同时，我把自己写的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他看了。
我在稿子中，明白地谈了下面的观点：邓拓讥讽“带汁的诸葛亮”，实际上是把“议论自负，莫敢撄者”的帽子扣在我们党的头上；
邓拓让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崇高的气节”
“肃然起敬”；
邓拓假借评论“山鹰”，诅咒我们党的领导“胆大易怒，难受教”，等等。
这位编辑在听了我的口头意见和看了稿子以后，当时就说了这样的话：
“你这稿子缺乏根据。
你说邓拓的‘带汁的诸葛亮’是说党的，可是邓拓说不是，怎么办？
这你就抓不住他。
你还是抓有把握的，比如，他叫人搜奇访古，他叫人闭门读书，这就能抓得准。”
他还问我：
“我们写的《编者按》你看过了吧！
注意那里边说的精神就行了。”
这位编辑的话是代表了《前线》编辑部的态度的。
他们的目的不是引导读者去进行阶级斗争，而是企图把读者引到歧路上去。
你要批判邓拓的吹捧死人吗？
那就先把死尸抱到怀里吧！
你要批判邓拓的提倡死读书吗？
那你就先钻到故纸堆中打个滚吧！
给邓拓搔痒痒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和当时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千万不要说他有什么政治目的呀！
事实已经证明了，我的意见和两篇稿子的观点并非没“抓住”邓拓；
而是这家作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的报刊不愿真正“抓住”邓拓。
他们了解邓拓，比起一般读者和别的报刊来，本是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的，为什么却抓不住呢？
道理很简单，他们根本就不愿抓。
更有甚者，他们自己不抓，还千方百计不让别人去抓。
党的原则性，在他们那里是根本没有了；
有的只是一味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开脱。

作者：孙铭姜友文
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作为党的报刊，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贩卖资产阶级的黑货，放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和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他们辱骂我们党“发疯”，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
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反党黑话，你们大登特登，大肆宣扬，你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
你们究竟是谁的工具，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当你们的面纱被揭开，日子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又急急忙忙地发表那样一篇编者按语，采取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手法，继续包庇掩护，企图蒙混过关。
邓拓骂够了，你们也骂够了，现在人民要清算邓拓了，要清算你们了，你们却摇身一变，成了“批判”邓拓的“勇士”了，你们不感到滑稽可笑吗？
欠了人民一身债，二话不说，拍拍屁股就走，有那么便宜的事吗？
账是要算的，债是要还的。
你们不彻底检讨，人民是不答应的。
（炮兵政治部供稿）

作者：庄秉志
我们看了《解放军报》五月八日发表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对于邓拓阴险而恶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于《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堕落成为反党分子的工具，感到无比愤怒。
由于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再也掩藏不住了，《前线》和《北京日报》匆匆忙忙地发表了《燕山夜话》的摘录材料和《三家村札记》的几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语，说什么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坚决战斗”。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不，绝对不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要看本质。
你们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批判，实质上是掩护；
表面上是斗争，实质上是包庇；
表面上是检讨，实质上是想蒙混过关。
一句话，是在继续充当邓拓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前线》、《北京日报》在长时期充当了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伙同邓拓等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现在却说什么是“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
你们自己不“及时地批判”，又把读者写的批判文章扣压起来，这是为什么？
你们到底是为谁说话？
做谁的工具？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实际上，决不是你们想批判而“没有及时地批判”，而是你们和邓拓等一伙人一鼻孔出气，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欠债一定要还，毒草一定要拔，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装甲兵政治部供稿）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作者：柯兵
邓拓黑帮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头到尾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我们把邓拓的黑话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咒骂我们的话，对照一下，发现他们完全是一个腔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怎样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邓拓也跟着怎样骂我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这一科学论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害怕得要死，他们大肆诬蔑这个科学的论断是“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并且煽动他们的伙伴：
“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
赫鲁晓夫“圣旨”一下，邓拓赶快“接旨”。
他象鹦鹉学舌一样，把歌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诬蔑是“伟大的空话”，是“陈词滥调”。
并且恶毒地说：
“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邓拓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多么“勇敢”，多么“坚决”，跟得多么紧！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是“说大话”，“大吹大擂”，是“冒险的计划”。
当我们遇到自然灾害和暂时困难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又幸灾乐祸地诬蔑我们三面红旗“彻底失败”。
邓拓也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亦步亦趋，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
这些话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说的有什么两样？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穿草鞋，喝大锅清水汤”。
邓拓马上答腔，他也用“清水汤”来诬蔑大跃进，并且冷嘲热讽地说：
“白开水最好喝。”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维护个人迷信”，恶毒诬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邓拓也采取含沙射影的手法，说：
“爱说大话的”决不只是“文人”，而且还有“大政治家”，并且狂妄地要我们的党和领导人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听从邓拓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高明医师”的“指导”。
从这里不难看出邓拓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是一个腔调：反对我们的党，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干的是一回事：复辟资本主义。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当年气焰嚣张一时的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他妄想阻挡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前进，被碰得头破血流，垮台了。
他恶毒咒骂我们党的那些“陈词滥调”和谎言，早就化作灰烟，成为笑柄了。
邓拓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同样妄想使历史车轮倒转，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既然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黑手，盖不住社会主义的万里晴空；
邓拓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放毒吐雾，又怎能遮住太阳的光辉。
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六亿人民心中扎了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休想撼动它，邓拓之流必然要被革命的车轮辗得粉碎！
===== 社会主义就是好！
好！
好！

作者：杨领休
邓拓这个家伙真是坏透了！
他叫人们不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要“自己踏出一条路来”，这不就是要我们再过旧社会那种牛马不如的日子吗？
提起旧社会，我满肚子都是恨。
那时候，我家房无一间，被无一床。
不光是无米煮饭，连锅都没有一口。
母亲给地主喂猪十多年，受尽了人间苦，差点被地主折磨死了。
父亲帮一家药铺卖药，手上成天进进出出的是资本家的药品，我的七个姊妹却有五个得了病吃不起药，活活地死去了。
那样的苦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邓拓要我们再回到这条苦难的道路上去吗？
他简直是妄想，是绝对办不到的。
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家的生活真是翻了一个过。
父亲进了联合诊所，母亲在纺织厂工作，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全家三口人就有七床被子，铺的、盖的、蚊帐、被单，样样俱全。
买了两个暖水瓶，脸盆就有四五个。
一九六一年母亲得了重病，纺织厂的领导非常关心，几次派医生来，吃了很多药，免费把病治好了。
我姐姐在公社也是病了好几年，社里几次送她去住院治疗，不但不要钱，还怕她住院影响家庭生活，又给补贴了工分。
社会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我们家乡也大变样了。
过去我们县城又破又脏，街上连一辆大卡车都过不去；
现在宽马路修起来了，有了电，有了工厂，还有了电影院和戏院。
全中国哪一家劳动人民不象我家这样越过越好，哪一块地方不象我的家乡那样越变越美！
社会主义就是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说不完的好！
邓拓咒骂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你真是瞎了眼！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邓拓的言论正好说明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明了他是党和人民的对头。
毛主席教导我们：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邓拓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好说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走好了，走出了伟大的成就。
他越骂社会主义，我们就越要在社会主义大路上坚定地一直走下去，走到底，走到共产主义。
一九六三年我报名入伍，母亲因为只有我一个儿子，开始还舍不得放我。
我对她说：
“妈！
今天的好日子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现在还有人想破坏我们的好日子，叫我们再过牛马生活，我参加解放军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站岗。”
她听了我的话，就愉快地送我到了部队。
邓拓你睁眼看看，象我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象我这样的战士也有千千万万。
我们的命根子都是社会主义。
你们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象苍蝇一样嗡嗡叫，捣社会主义的乱，结果只能是你们自己完蛋！

王善富（五好战士、女领航副主任）：邓拓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为名，恶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们空军战士坚决不答应！
什么人拥护我们伟大的党？
人民群众。
什么人痛恨我们伟大的党？
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和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邓拓恶毒咒骂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非常气愤，我们坚决不答应。
陈华芳（五好战士、机械师）：邓拓诬蔑我们党“吹牛皮”、“说大话”，完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是一个调子。
我们党英明伟大正确，在人民群众中有无比崇高的威信。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的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高歌猛进，革命和建设事业大踏步前进。
大跃进的丰硕果实说不完。
我国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空军战士驾驶着国产飞机，一架又一架地打下了美帝国主义的空中强盗；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三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核垄断；
……我们要问邓拓，你说这一切都是什么？
这难道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任庆芬（五好战士、女通信长）：邓拓说我们党“吹牛皮”，这完全是恶毒的攻击，是造谣！
大范围的问题我们先不去说，就拿我们大队的亲身经历过的事来说，也足以看到我们伟大的党领导我国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战胜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种种灾害，作了多少艰巨切实的工作。
我们奉党的命令参加过抢救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空投；
执行过援救内蒙古被风雪包围的阶级兄弟的生命；
到渤海湾去寻找过被大风雪刮跑的渔民；
参加过河北水灾区的救灾工作；
到邯郸空投过解毒药品；
今年邢台地区地震，我们又参加了救灾工作。
这些事，都是在党的命令和领导下进行的，哪一件是“吹牛皮”？
哪一件是说“伟大的空话”？
戴浣初（五好战士、领航员）：邓拓这一伙开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前线》和《北京日报》想替他们打掩护是徒劳的。
党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同我们进行拚死的斗争。
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们深深懂得，如果让邓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阴谋得逞，工人、贫下中农的大灾大难就又要来临了。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金荣（五好战士、仪表员）：邓拓想利用我们青年斗争经验少，历史知识缺乏的弱点，用讲古人、说笑话的办法，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毒害青年。
老实说，他这算盘打错了。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是欺骗不了的。
我们有阶级分析这个尖锐的思想武器，能够把一切牛鬼蛇神都照现原形。
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彻底揭露和批判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并把它连根拔除。
刘金章（五好战士、飞行员）：邓拓的《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叫《三十六计》，目的是告诉他的同党，现在大势不好，应该是“走为上”，要他们“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却”。
从这一着看，邓拓不愧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他的反动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
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法也很“巧妙”，“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这说明他不愧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手。
但是，革命的群众是不可欺的。
你有你反动的政治嗅觉，我们革命战士有我们革命的嗅觉。
邓拓，你不老老实实向党向人民缴械，而想来个什么“走为上”，是走不掉的。
===== 谁反党；
我们就同他斗到底！

作者：群英
邓拓等一小撮人，把持《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配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一切牛鬼蛇神，对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这一伙黑帮的罪恶活动，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怒。
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公安战士，我们无限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谁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坚决和他斗到底。
革命的胜利是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的，人民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邓拓一伙，你们放毒箭，刮黑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妄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想专我们的政，你们休想！
我们决不答应！
全国人民决不答应！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前线》、《北京日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上涂彩色，竭力为之掩护。
他们精心编制了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一大堆骗人材料，玩弄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花招。
我们严正地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彻底交代，你们欠的账必须彻底清算，想滑过去是不行的。
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
我们既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的经验，也有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的本领。
不管阶级敌人是用武的还是用文的，不管他是明里来还是暗里来，我们都能够抓住他，识破他，粉碎他。
我们决心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市公安总队供稿）

作者：孙运慤齐文柱王之棠王洪顺
《解放军报》编辑同志：
今天你报高炬同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对《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进行了如实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我们看了以后很痛快，感到揭得好，揭得及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完全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完全同意高炬同志的意见，决不能同意《前线》、《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编者按语，他们企图把邓拓开脱为犯了“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
“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错误。
在四月二十八日，我们寄给《北京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揭露和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并把文章定名为《对邓拓三篇杂文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剖析》。
直到今日，既不给刊登，又不给退回。
引起了我们不少的疑问，但没有找到答案。
读了高炬同志的文章，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北京日报》是别有用心，他们想掩盖这场阶级斗争，保护邓拓之流过关。
《北京日报》编辑部已站在邓拓之流的立场上，成了反党分子的工具了，对群众批判邓拓反党罪行的文章，他们当然不会感到兴趣。
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随信寄去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文章一篇，该文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寄给《北京日报》至今还未听到音讯的那篇文章，我们今天又抄了一份寄给你们，请你们处理。
此致
革命敬礼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孙运慤 齐文柱 王之常 王洪顺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
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写了一连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极尽诬蔑三面红旗、攻击党的领导之能事。
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更加恶毒、更加猖狂地把党的领导诬蔑为“健忘病者”、疯子、傻子，迫不及待地要求党交出领导权，用邓拓的话说：
“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不然就给你来个他所谓的“专治”，轻者狗血淋头，重者一棍打倒，再不然则须以邓拓之流为师，由他等任意摆布而不得加以干涉。
这是何等恶毒的语言、何等险恶的用心啊！
一九六二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全国人民正在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争取新的胜利，为新的跃进准备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拓向党射出了《专治“健忘症”》这一支毒箭。
为什么当党号召人民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争取新的跃进的时候，邓拓却突然提出“健忘”呢？
这是时间的巧合吗？
决不是，这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他在一九六一年就大肆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空想，是吹牛皮，他既早已否定了三面红旗，痛骂了三面红旗，当我们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的时候，必然要遭到邓拓之流的极力反对。
所以邓拓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又一次地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虽然邓拓在这篇杂文中，采用了隐蔽狡猾的手法，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决心是大的，想滑过去，万万办不到。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邓拓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究竟贩卖了些什么反动的货色吧。
文章一开始，邓拓便煞有介事地声称：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
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他又说：
“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比如，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
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接着他又精心地从《艾子后语》中选引了一个故事，“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向读者暗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衷肠。
在这一段的末尾，他说：
“看来这位健忘病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在文章的下一段中，邓拓说：
“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邓拓的这些话虽然隐晦，但也不难理解，人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识破：第一，他是恶毒地把我们党的领导者咒骂为“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和“装疯卖傻”的“健忘者”。
因为在邓拓看来，三面红旗既已“失败”，而今竟还高举，这岂非“健忘者”乃何？
第二，邓拓企图使读者相信，此症极其难于医治，患了“健忘症”的领导，“不堪信任”，什么话也不要听，万不可再抱什么希望了。
这是多么狠毒的心肠啊，想叫全国人民脱离党的领导，跟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这是白日做梦！
第三，他更公然地要求党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这不是要党的领导下台，还能有其他解释么？
不仅如此，他还威胁说：
“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这意思就是，若不交出领导权，若不按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意志办事，可要当心给你搞出一些“大乱子”。
邓拓这样咒骂我们，威胁我们，并不新鲜，我们听过千百次了。
过去蒋介石这样骂我们，现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这样骂我们，再加上一个“三家村”黑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反对我们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我们做对了。
我们是骂不倒的，这只能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
邓拓在对“健忘症”作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诊断”之后，接着就提出“积极治疗”的方法，这是全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心，也是他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心，即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改界，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他在文章中说，“那么，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比如，古代有的巫医，主张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
不过这是巫医的做法，没有科学根据，不足置信。
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不过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
看！
这位中西巫相结合的“高明医师”向读者贩卖的狗血淋头的方法，比血口喷人更胜一筹，以狗血污染其所谓“健忘者”之身，以借此达到望者恶其形秽、闻者掩鼻而过的目的。
这样，不就把被他诬为“健忘者”的党的领导彻底地搞臭了吗？
其用意之恶毒可谓甚矣！
为了借助于“科学”的根据，又从“现代西医”那里找到了第二个方法，那就是用“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这位棍棒之医，中心是打，为了打中要害，又专打神经中枢所在的思想器官，以便一击之下“休克”。
换言之，就是要把我们党的领导打倒，就是煽动群众起来闹乱子，把我们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推翻，让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编者按：这里必须指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本医书上说过健忘症的症状是“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发疯”、“发狂”；
也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本医书上说过要用狗血淋头和用棍棒把病人打昏过去的办法治疗健忘症的。
既然没有这样的事，邓拓故意捏造，其用心也就很明显了。）
在这里，邓拓在他的“积极治疗”方法中，又精心地加了巫医之法“不足置信”，棒击之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的字样。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既是那样地“不足置信”，既是那样地“一般的也不敢采用”，那么，你又为什么那样地热衷于向人们兜售？
又为什么那样称之为是“积极治疗”的方法？
其居心无非是要煽动某些人出来搞“大乱子”。
看来，是该“淋”该“打”还是吃药，只能由这位以“高明医师”自居的邓拓随意摆布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的，一切反动思想、反动言行，是蒙不住人民雪亮眼睛的，是狐狸就得揪出来，是毒草就得铲除。
总结以上，不难看出，《专治“健忘症”》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心，也就是要按他那反动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主义社会，妄图煽动推翻党的领导，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邓拓之流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对党、对人民、对三面红旗、对社会主义怀有何等的深仇大恨啊！
告诉你邓拓，变天的美梦是妄想！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早已为实践所证实。
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是要革命的，都是拥护党、拥护三面红旗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地球在旋转，革命的车轮一定要滚滚向前。
几只苍蝇凄厉沙哑的叫声是改变不了历史的方向的，一切牛鬼蛇神都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打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编者注：这里编用的是原稿的一部分）

作者：毛泽东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捣毁“三家村” 彻底闹革命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总路线的胜利
新华社十一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一日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核爆炸的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这几天来，由于我国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极其亲切的接待而生活在战斗友谊的热情气氛中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怀着难以形容的欢乐心情，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第三次核爆炸。
请允许我们趁这个机会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为兄弟的中国人民和盟友的这一辉煌成就，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祝愿。
我们把你们的胜利看作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看作是所有革命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看作是正在为自由、独立、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胜利。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堡垒，是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奴役以及新老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坚决捍卫者。
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的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是对正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各国人民的新的、巨大的鼓舞。
人民中国核爆炸成功，这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原子讹诈和威胁，对于目的在于保持核垄断以及分化和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美——苏合谋，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我们欢呼中国人民的这一新的胜利，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胜利，这是兄弟般的中国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的重大胜利，这是中国在各方面获得巨大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证明。
我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核武器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有原则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以及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再一次为新的核爆炸的巨大成就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般的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并真诚祝愿你们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为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的事业，取得日益巨大的新的胜利。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于地拉那
对各国人民反美斗争的巨大鼓舞
新华社十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十日收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热烈祝贺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同志：
我们高兴地代表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和政府，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就中国试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一事，向您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这一成就必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这一成就对正在致力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各民族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深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请您们向中国的工人兄弟、科学和技术干部转达我们亲切的祝贺。
祝您们身体健康！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胡志明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长征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范文同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于河内
对美帝核讹诈政策的沉重打击
朝鲜领导人电贺我第三次核试验成功
新华社十一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一日收到了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的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我们以朝鲜人民和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技术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是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取得的又一胜利；
是对疯狂地奉行核讹诈政策和进行新战争挑衅活动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巨大打击。
我们祝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和平、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崔庸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于平壤
南越老挝战友欢呼我国辉煌成就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十日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说，中国成功地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为了加强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贺信说：
“我们相信，越南南方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取得这个辉煌的成就将感到无比的高兴，并且把它看作是对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旨在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的一种有力的鼓舞。
“我们衷心地祝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国防工人，在工作中和随时准备战斗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老挝爱国力量新闻代表团团长扎伦·翁桑昂说，代表团对中国成功地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感到万分兴奋。
他说，代表团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伟大成就表示崇高的敬意、衷心的赞扬和热烈的欢呼。
正在延安访问的扎伦·翁桑昂团长是在他十日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说的。
非洲自由战士欢欣鼓舞
中国的伟大成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成功
据新华社开罗十一日电 在开罗的非洲自由战士九日晚上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他们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个新的重大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代理主席勒巴洛说：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为中国核爆炸成功的光辉成就而欢呼，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中国人民按照毛泽东主席思想而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高兴。”
贝专纳人民党驻开罗代表波比·马克说：
“贝专纳人民党祝贺中国人民、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核爆炸的巨大成功。
我们民族解放运动认为这是对我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革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的巨大贡献。”
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马帕法尼说：
“我们巴苏陀兰大会党人要强调这一事实：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功是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被压迫人民的成功。
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手中的核武器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人民的，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核武器是用来进行侵略的。”
莫三鼻给革命委员会军事书记马赫卢扎说：
“中国拥有的核武器保护我们被压迫人民不受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威胁。
我们被压迫人民在斗争中的确感到鼓舞，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却不高兴。”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十一日电 驻在这里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代表热烈欢呼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总司库恩科博十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祝贺时说，“毛泽东思想是取得这次伟大科学成就的指路明灯。”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姆说：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认为中国人民进行的这次爆炸是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他说，这是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打击。
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冈正芳发表谈话
中国核试验是为了保证不受美帝核威胁
日本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中国新的核爆炸成功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冈正芳十日就中国第三次核试验发表了谈话。
他说，自从中国在前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我们党对它的每一次试验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美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核战争潜力包围中国，策划以核进攻对中国发动侵略，并且通过核讹诈侵略亚洲。
他指出，很明显，中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不受美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的威胁，而被迫进行最近这一次核试验的。
中国“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政府声明）而采取这一措施的。
中国政府自从前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就一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要求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缔结禁止核武器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定。
美帝国主义却顽固地拒绝这种要求，它反对禁止核武器，甚至坚持要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这就表明了核战争的挑衅者是谁。
他说，对于中国这次核试验，许多人对随着而来的放射性散落物的不良作用表示担心。
我们党一贯认为，消除这种忧虑的唯一途径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作斗争，从而促使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实现。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各界人士向日本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热烈欢迎中国九日进行的核爆炸成功。
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说，中国进行新的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和其它地方扩大核战争基地和加紧对中国进行核恫吓。
他说，这也是为了支持所有被压迫人民和国家的革命斗争。
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事实上证明了帝国主义利用核武器进行恫吓的行动是可以挫败的。
日中友协理事长官崎世民说，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对保卫和平和对亚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贡献。
日本记者会议议长小林雄一强调指出，中国这次成功的核试验，将打击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政策，鼓励日本人民进行反对佐藤政府奉行同美国勾结和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斗争。

作者：万川
栏目：文艺评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那么，电影《抓壮丁》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
《抓壮丁》的编导者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究竟是站在那一边呢？
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加以分析和回答的问题。
对地主阶级是打击还是保护？
影片《抓壮丁》是以地主李老栓一家为整个作品的中心而展开描写的。
以李老栓受困为“起”，受骗受逼为“承”，忍无可忍全家痛打王保长为“转”，李老栓大儿子回家，大打出手出气复仇为“合”。
如把整个戏剧故事概括为一句话，可以叫做：地主李老栓受害复仇记。
毛主席说：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那么，《抓壮丁》是怎样来描写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老栓的呢？
在政治上：李老栓受着保长王麻子的严重迫害。
为逃避抓丁大儿子远走高飞了，二儿子躲着不敢见人，出了壮丁费，还被迫离乡背井去提篮叫卖，三儿子被逼去当童子军成天受气挨骂。
在经济上：苛捐杂税搞得爱财如命的地主李老栓竟然连过节的月饼也办不起了，打发二儿子出门还要三媳妇“掏私房银子”。
在文化上：堂堂的地主老爷目不识丁，甚至全家老幼都无一人认字，白白看着到手的汇款让保长骗走。
李老栓受迫害尚不止此，连“人格”上也失去了保障，他的三媳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王保长的调戏……。
你看，在编导者的“苦心”安排之下，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农村政治经济基础的地主阶级却变成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至生活上全面受压迫的对象。
作者告诉人们说，在旧社会，最受压迫的不是劳动人民，不是贫下中农，倒是象李老栓这样的地主阶级。
这不是对阶级斗争现实的绝大歪曲吗？
也许编导者会说，作品中我不是也写了李老栓对贫农姜国富的迫害吗？
不是写了李老栓逼债，甚至连姜国富的锅都揭走了吗？
但是，我们要反问，既然作者有心要表现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以姜国富一家为作品的中心，正面写姜国富和地主保长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影片将所有的劳动人民受迫害的情节，都轻轻地一笔带过？
一句话说穿，作者写姜国富受压迫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是一点陪衬。
作者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替贫农申冤讲话，作者的真正兴趣和同情是在李老栓一家人身上，影片处处在为他们开脱，为他们“诉苦”，为他们鸣不平。
整个《抓壮丁》可以说是地主李老栓的一本“苦难家史”。
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揭露还是开脱？
《抓壮丁》打着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旗号，描写的是抗日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
林彪同志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指出：
“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
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
《抓壮丁》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对他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了没有呢？
根本没有。
影片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却在作品中一再地宣扬国民党“打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
好象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在为抗战而努力似的，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在替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
作者对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反动头子的蒋介石，不是以强烈的阶级仇恨去揭露他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而是以无聊的辱骂代替战斗，用一系列什么“总裁”——“种菜”，“蒋总裁”——“总发财”等等的谐音字来博取廉价的笑声，让人们在哈哈一笑之中，忘记了对大刽子手蒋介石的阶级仇恨。
这能算是揭露吗？
对于祸国殃民的国民党，作品中所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
把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基层骨干的国民党员写成都是没有政治头脑的贪财好色之徒，根本没接触到他们的反动本质。
特别是李老栓全家痛打王保长的一场戏，王保长丑态百出大声疾呼：
“你敢打我国民党！”
完全是一场庸俗的打闹。
这就是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揭露”！
有人说影片《抓壮丁》对蒋介石反动政权是“小骂大帮忙”，这话说得很对。
对劳动人民是歌颂还是暴露？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占中国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抓壮丁》中描写的劳动人民主要是贫农姜国富和他的一家。
可是我们在姜国富身上却丝毫也看不到贫农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斗争性。
他低声下气地对地主李老栓说：
“把我儿子留下来，还不是为你老人家出力，为你老人家效死么。”
他忍气吞声地对王保长说：
“我也是快进棺材的人了，就不看在老头子份上，也看小娃儿可怜，来，跪下，叩头求保长的情！”
姜国富的媳妇，在公爹被逼死又被扫地出门之后，却仍然对地主阶级存在幻想，跑到李家乞求李老栓施舍口棺材。
就是连姜国富的孙子，作者也没有放过，竟让他在与自己仇深似海的地主家里偷猫食吃。
在作者笔下，劳动人民无一例外地对统治阶级充满了幻想，不但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反抗，甚至连背过身子咒骂一句也没有。
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对幕后的“征属”芋子娃媳妇的悲惨遭遇的描写，作者通过芦队长和王保长之口，把一场国民党匪帮逼死人命的惨案，描绘成了桃色新闻之类的东西，说什么“很有情意”，王保长与芦队长二人抓住“情意”二字挤眉弄眼，大做文章，下流已极。
这不完全是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劳动人民的肆意侮辱吗？
整个作品是在为剥削阶级诉苦，是为剥削阶级说话，是侮辱劳动人民的。
尽管作者也写了所谓壮丁暴动，但那是虚假的一笔，丝毫也掩盖不住整个作品反动的政治倾向。
为反动思想服务的“艺术性”该不该排斥？
有人曾认为这部作品在政治上虽坏，但在艺术上尚有可取之处。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抓壮丁》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首先，作品中有许多情节是荒诞离奇的，是不真实的。
例如贪财如命、饱经世故的李老栓一再受王保长的欺骗、愚弄等等情节，就十分不合理，不能令人置信。
这纯粹是作者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
其次，作品的语言大都是属于没落地主阶级的陈词滥调，和一些低级的俏皮话，什么“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什么“乌龟甩尾巴踩倒爬”，……等等，根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健康的语言。
那些陈腐的语言和我们的新时代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所谓喜剧风格。
我们说，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把抓壮丁这样一个具有尖锐阶级斗争内容的题材用讽刺喜剧形式表现，本来就十分荒谬。
影片一开头，导演就在“抓”字上大做所谓喜剧文章，让“壮丁”两个字逃走又被“抓”回来。
这种艺术手法的本身，就暴露了编导对在旧社会被蒋匪帮抓去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而是一种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肆意嘲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喜剧，我们是需要的。
但我们要的是健康的喜剧。
《抓壮丁》中充塞着大量不堪入目、趣味低下的噱头（如揪耳朵、骂王八等等），只能冲淡人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在社会上散布毒素，毒害人们的心灵，这正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抓壮丁》的内容是反动的，有害的。
它的所谓艺术性，也都是为其反动思想内容服务的，这样的所谓艺术性，正是我们应该坚决排斥的。
彻底清除“黑线”的影响，变坏事为好事
《抓壮丁》是一部歪曲历史，丑化劳动人民，抹杀和调和阶级斗争，公开为地主阶级辩护、开脱的坏影片。
这样一棵大毒草，居然由我们军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生产出来，也决不是偶然的。
正如四月十八日的《解放军报》社论所指出的：
“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又说，“社会上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中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
看来，正是在社会上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影响下，我们部队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方向上产生了动摇，因而使得象《抓壮丁》这样的毒草冒出来。
它的出现，不仅在军内，而且在整个社会上散布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危害了革命事业。
这是深刻的教训。
毛主席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毒草的出现是坏事，通过严肃的批判和斗争，从而提高我们的政治嗅觉，进而全面地清除黑线在我们部队的影响，这样坏事就又会变成好事。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清除黑线，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而英勇战斗。

作者：马融
栏目：文艺评论
一九六二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有人又把二十多年前创作的话剧《抓壮丁》，重新搬上了舞台，并又拍成电影。
有人还吹嘘这个戏是实践毛主席文艺理论、执行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作品，是这样吗？
不！
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部反毛泽东思想的作品。
毛主席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而影片所反映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却有另外一部历史。
在那里看不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大量事实，更看不到劳动人民向地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
所看到的尽是地主和保长之间的一些瞎胡闹。
影片掩盖了真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毛主席说：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影片所显示的，作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保长，既压迫农民，更压迫地主，既抓农民的壮丁，更抓地主的壮丁，它好象是“超阶级”的。
它好象对农民与地主“一视同仁”，不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
毛主席说：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
影片虽也写了几笔地主欺压农民，但其主要篇幅是写保长压迫地主而且压迫得更厉害，这就是说，地主没有什么罪过，罪过都在保长身上。
很明显，影片是在替地主阶级说话，在为地主阶级开脱。
毛主席对旧社会的贫农生活描述如下：
“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影片却告诉我们：贫农姜国富连出三回壮丁费，头回四千二，二回三千，这回又是一千，共计八千二百元，而且有钱买肉买月饼送礼。
地主那里却买不起过节的东西，付不起捐税款，交不起壮丁费，地主倒真象“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这正好同毛主席所描述的相反，影片无耻地颠倒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用心恶毒得很。
毛主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又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影片出现的贫农代表姜国富一家人，哪里有反抗精神？
在哪里向地主阶级作过斗争？
影片的编导完全歪曲了贫农的形象。
从上面几段对照，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而《抓壮丁》却大唱反调。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竟有人重演唱反调的老戏，而且拍成电影，流毒全国，实在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必须立刻铲除这株毒草，必须彻底进行社会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