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席电唁伊拉克总统阿里夫逝世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5日打电报给伊拉克代总统巴扎兹，对伊拉克总统阿里夫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电文如下：
巴格达伊拉克共和国代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阁下：
惊悉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穆罕默德·阿里夫阁下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谨向阁下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6年04月15日

刘主席飞经缅甸时致电问候奈温主席
新华社达卡15日电
刘少奇主席15日上午乘飞机前往巴基斯坦访问飞经缅甸领空时，打电报问候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奈温主席。
电文如下：
仰光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尊敬的奈温主席阁下：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前往巴基斯坦途中飞经贵国国境，谨向阁下致以诚挚的问候。
祝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友谊与日俱增。
我期待着和阁下很快会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6年04月15日

十足的法西斯暴行
04月15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一批暴徒，在陆军掩护下，以卡车、装甲车冲开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大门，进入使馆内部，大肆进行破坏，放火行凶，打伤我外交官员，开枪打伤我使馆人员。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这种猖狂行径，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最严重的抗议。
中国驻雅加达的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印度尼西亚的全权代表机关。
它同任何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馆一样，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而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竟然纠集暴徒，闯进中国大使馆，恣意进行破坏和行凶。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对内倒行逆施，无法无天。
现在，他们又把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抛之于九霄云外。
这种行径，只有希特勒匪徒才能干得出来。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
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猖狂反华，是同他们对内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分不开的。
半年多来，印度尼西亚反动势力在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疯狂迫害爱国进步力量的同时，越来越嚣张地进行了反华和排华活动。
他们不断地袭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使领馆，以无比野蛮的手段迫害甚至屠杀我国侨民，无理封闭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
对这些事件，我国政府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一再地向印度尼西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恶化两国关系的粗暴行为。
但是，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不仅不顾我国的严正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甚至公然袭击和破坏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这表明，他们蓄意要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外交关系推向破裂。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对中国这么仇恨和敌视呢？
中国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对中国恨之入骨。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当然也是如此。
印度尼西亚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印度尼西亚的爱国进步力量同中国人民也是友好的。
右派势力既然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和爱国进步力量为敌，当然要攻击中国，诬蔑中国，甚至不惜以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力图破坏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是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是毫不奇怪的。
一小撮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和反动政客，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他们发动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就是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策划下进行的。
当他们完成了篡夺政权的全部阴谋计划以后，就必然要彻底改变印度尼西亚的对外政策。
最近，他们一方面猖狂地进行反华，一方面叫嚷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这次对中国大使馆的袭击和破坏，表明他们已公开地投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的怀抱，参加了他们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大合唱。
我们要警告印度尼西亚反动派，中国人民并不是好惹的。
美帝国主义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来对付中国，我们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何况你们这一群跳梁小丑！
你们越是反华，越是暴露你们的反动面目。
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对内血洗了千岛之国，对外放肆地发作反华歇斯底里。
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已经发展到了顶点。
但是，这也是他们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世界上所有的反华英雄，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也决不会例外。

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派陆军部队掩护暴徒
疯狂袭击我国大使馆
殴伤我外交官员，枪伤我工作人员，恣意破坏并纵火焚烧使馆的设备和文件，抢走大量财物。
我临时代办当场向印尼外长马利克和印尼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新华社15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今天组织暴徒一千多人，并出动陆军武装人员和装甲车配合，在上午野蛮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员，开枪打伤使馆工作人员赵小寿。
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权这种公然践踏国际法起码准则和外交人员不受侵犯的特权的强盗行为，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法西斯面目。
根据目前收到的初步消息，15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权组织的暴徒千余人，在陆军部队和装甲车的掩护下，用装甲车、卡车撞开中国大使馆的大门，冲入院内，狂喊反华口号，闯入使馆的大厅等处恣意进行破坏。
他们打破门窗，砸毁汽车，并且纵火焚烧使馆的设备、家具和来往官方文件，抢走三辆汽车和大量财物。
陆军部队同暴徒们一起进行破坏，并公然连续开枪射击，重伤我工作人员赵小寿。
他们还殴伤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吕子波、副武官时心仁等外交官员五人。
这伙暴徒公然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扯下了院内旗杆上悬挂的我国国旗，挂上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旗。
在中国大使馆行凶的暴徒中，还有一些蒋帮特务分子。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人员和暴徒在中国大使馆行凶达三小时之久。
他们在临走时还大喊“美国万岁”、“我们完成了苏哈托伯伯叫我们捣毁中国大使馆的任务”等口号。
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统治的内阁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来到中国大使馆的时候，一些暴徒和军警还留在那里。
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就印度尼西亚军警和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的野蛮暴行，向马利克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员也齐声向他抗议，并且出示了被打伤的赵小寿的血衣。
马利克无词可对，狼狈退走。
自去年10月初以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出动陆军部队或是由他们掩护暴徒，对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中国驻棉兰、马辰、望加锡的领事馆，新华通讯社雅加达分社，已先后进行了十六次野蛮袭击，暴行愈演愈疯狂。
最近，他们在公开宣布投靠美国之后，又公然勾结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匪帮特务分子，对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和领事机构进行袭击，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反华走卒的可耻面目。

印尼武装部队伙同暴徒袭击我使馆打伤我外交官员
我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这次反动暴行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组织和指挥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正把两国关系推到完全破裂的地步，必须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即使印度尼西亚政府一旦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也必须保障华侨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
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责任坚决保护自己侨民。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16日清晨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一份照会。
照会就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伙同反动暴徒袭击和破坏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员，枪伤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血腥罪行，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
照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就此事件立即作出使中国政府满意的处理和答复。
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就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伙同反动暴徒袭击和破坏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员，枪伤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血腥罪行，申述如下：
1966年04月15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当地时间），一百余名印度尼西亚军警部队伙同右派暴徒，共一千余人，疯狂袭击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他们用装甲车和卡车撞开了大门，冲进大使馆内，扯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狂叫反华口号，大肆破坏，放火逞凶，砸毁和烧毁了大使馆的房屋、设备、汽车、文件和用品，抢走了汽车和大量财物，特别是劫去印有国徽和使馆文化新闻处衔的使馆公报用的第1页空白纸约六百张，其企图十分可疑。
他们打伤了一等秘书吕子波，副武官时心仁等中国外交官员五人，甚至公然向大使馆人员连续开枪数十发，工作人员赵小寿胸部中弹，伤势严重。
暴徒行凶达三小时之久，他们临走时并大喊：
“美国万岁”，“我们完成了苏哈托伯伯叫我们捣毁中国大使馆的任务。”
这次反动暴行显然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组织和指挥之下干出来的。
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旨在破裂两国关系而采取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国政府对此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就此事件立即作出使中国政府满意的处理和答复。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最近夺取政权以后，特别加剧反华排华活动，并且有计划地破坏两国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说什么它愿意维护两国关系，这完全是骗人的话。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投靠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革命的新中国，这几个月来已经做了许多坏事。
现在他们竟然彻底破坏国际关系准则，采取法西斯手段，武装袭击中国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
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万分愤慨。
必须指出，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所以这样仇恨中国，无非是因为我们同情和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因为我们如实报道和揭露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几十万印度尼西亚进步群众、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血腥罪行。
右派反动势力疯狂地反对中国，这证明我们是作对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已经完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站在一起，参加了国际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大合唱。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在大肆破坏两国关系的同时，正对广大华侨进行越来越残暴的迫害。
中国政府对华侨的处境十分关怀，并且已经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送回自愿返国的受害华侨。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即使印度尼西亚政府一旦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它也必须保障华侨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
中国政府对华侨的安危，绝不能置之不顾。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都有责任坚决保护自己侨民。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把两国关系推到完全破裂的地步。
它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6年04月15日于北京

应巴基斯坦总统邀请到东巴继续进行友好访问
刘主席和夫人抵达卡受到数十万人热烈欢迎
阿尤布·汗总统和穆奈姆·汗省督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达卡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邀请，15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巴基斯坦的陪都、东巴基斯坦的首府达卡，继续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阿尤布·汗总统和东巴基斯坦省督阿卜杜勒·穆奈姆·汗在机场欢迎刘主席和夫人。
当刘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时，在烈日下聚集在机场和街道两旁的几十万人，高呼中巴友好的口号，挥舞中巴两国的国旗，非常热烈隆重地欢迎中国客人。
欢迎者一再高呼：
“巴中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
他们还举着写有这些口号的标语牌。
街上挂着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打倒帝国主义”。
刘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随行人员乘坐的专机上午十时整在机场着陆。
刘主席走下飞机后，同阿尤布·汗总统、省督阿卜杜勒·穆奈姆·汗、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其他中央政府部长、东巴基斯坦省政府部长、国民议会和省议会议员热烈握手。
穿着灿烂的民族服装的巴基斯坦姑娘向刘主席和夫人，向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献花。
前来机场欢迎的各界著名人士给中国领导人戴上了许多花环。
当刘主席同欢迎者握手、当他向群众挥手时，聚集在机场大楼阳台和屋顶上的几千群众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刘主席在阿尤布·汗总统和省督阿卜杜勒·穆奈姆·汗的陪同下乘汽车从机场前往他下榻的总统府。
穿着民族服装的成千上万的达卡市民和来自东巴基斯坦其他城市和乡村的人民在车队开过时演奏乐器和表演优美的东巴基斯坦舞蹈，并且向中国客人挥手致意。
根据孟加拉历今天是东巴基斯坦人民的元旦。
有些欢迎者说，今天是东巴基斯坦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一个伟大友好邻邦的领导人来到了这个省的省府。
许多人带着全家，不顾酷热，等候了好几个小时来欢迎中国客人。
今天一早，工人、学生、店员和郊区农民就乘公共汽车、卡车、自行车或步行来到车队将经过的街上，他们不断高呼：
“巴中友好万岁！”
许多人特地从库米拉、米门辛格和其他附近各县赶来欢迎中国客人。
车队经过的时候，他们向中国贵宾挥动气球、彩色纸带、彩旗和花环，撒玫瑰花瓣和茉莉花瓣，并在路旁表演孟加拉舞蹈“取水舞”和“丰收舞”。
有一群欢迎者身上涂成黑色，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长矛和盾牌，载歌载舞，表示亚非人民反帝团结，来欢迎中国客人。
车队穿过了大街上的一些新牌楼。
这些牌楼上，写着中文和孟加拉文的口号：
“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热烈致敬”、“巴基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对我们的帮助”、“欢迎刘少奇主席”和“欢迎陈毅副总理”。
从机场到达卡总统府长达四英里的路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许多人还站在屋顶上、汽车顶上、树上观看和欢迎中国客人。
车队经过的地方，都有人唱歌、跳舞、欢呼、鼓掌和高呼中巴友谊的口号。
到机场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还有：
巴基斯坦交通部长萨布尔·汗，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工程、粮食和农业部长沙姆索多哈，东巴基斯坦省议会议长阿卜杜勒·哈米德·乔杜里，东巴基斯坦省政府的部长们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外交官员，中国驻达卡总领事王泽和中国总领事馆人员。
许多国家驻达卡的领事馆负责人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昆明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的邀请，并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今天早晨由昆明乘专机前往东巴基斯坦继续进行友好访问，然后前往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陪同出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同机前往。
今晨昆明机场阳光灿烂，红旗飘扬，各族群众数千人手持花束和彩巾，欢送刘少奇主席和夫人。
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乘车来到机场时，欢送的各族群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
、“刘主席好！”
接着，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等同前来欢送的云南省、昆明市党、政、军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一一亲切握手。
一群女青年向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献了花。
今晨到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的，有中共云南省委第1书记阎红彦，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周兴，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负责人李成芳，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赵健民、孙雨亭、郭超、刘披云、鲁瑞林、赵增益、潘朔端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昆明总领事杨文忠今天也到机场欢送。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是在11日乘专机离开乌鲁木齐到达昆明的。
他们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党、政、军负责人同各族各界五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他们当中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王恩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主席赛福鼎，以及吕剑人、武光、伊敏诺夫、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等。
（附图片）
在达卡机场上，刘少奇主席和前来欢迎的阿尤布·汗总统热烈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我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回国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姚仲明04月07日离开雅加达返国述职，已于13日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

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离京回国
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会见并宴请代表团
新华社15日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在回国途中，于12日到北京逗留，15日乘专机飞往河内。
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维桢，中央候补委员黄松等。
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了黎笋同志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全体成员。
14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全体成员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进行友好访问，并参观了农业展览馆。
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到达和离开北京时，邓小平、李先念、康生、赵毅敏、万里同志等到机场迎接和送行。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和副团长阮明芳等，也到机场迎送。

这组来稿，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扼要提出了什么叫突出政治、什么叫不突出政治的问题。
应当说，时时、处处、事事都有突出政治或者不突出政治的问题。
问题在于你是否看得清，抓得住。
在各项工作中你是怎样突出政治呢？
这需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来解答。
编者
为什么要算政治账
春播抗旱，我们年年要抓。
过去我们只注意布置任务，卡进度，不抓思想，不谈政治。
即使讲讲抗旱的意义，也多是讲完不成抗旱任务，就减产多少粮食、减少多少收入。
讲来讲去，都是在经济账上兜圈子。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在工作中比较注意抓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比如，在春播抗旱中，先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学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长了群众的志气，增强了人定胜天的信心。
在抓抗旱工作中，不只布置任务，主要讲明多运一担水，多种一亩地，就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为了支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样，人们就把自己的劳动同全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
从对比中我们看到：
生产革命，是要由人来进行的，而人的行动，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人的认识，人的情绪，人的干劲，是生产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
过去抗旱，所以搞得不够好，是因为一些思想障碍着抗旱工作的进行。
比如当时一部分群众的想法是：
“没有不下雨的天”，因此靠天等雨；
个别社员不顾集体，忙着搞自留地。
而我们过去抓抗旱，又是只讲经济账，不讲政治账，讲来讲去，和这些思想对不上号。
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抗旱运动就必然搞不好。
1965年的抗旱，突出了政治，广大群众想的不是靠天等雨，想的是如何为革命多运一担水，抗旱运动就搞得很好。
这时，我们才体会到，搞好生产，根子在突出政治。
政治一突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自觉性就提高了。
生产斗争必须先从思想斗争开始，必须先抓人的革命化，人有了政治热情，才会有持久的生产热情。
河北滦县县委副书记　赵方正

五个单项比赛优胜名次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196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五个单项比赛优胜名次。
男子单打
第1名：
庄则栋（北京）
第2名：
李富荣（上海）
第3名：
张燮林（上海）、姚振绪（上海）（并列，无第4名）
第5名：
于贻泽（上海）、王家声（贵州）、周兰荪（山西）、陆巨芳（广东）（并列）
女子单打
第1名：
仇宝琴（山西）
第2名：
梁丽珍（广东）
第3名：
李赫男（上海）、郑敏之（上海）
第5名：
林慧卿（上海）、李莉（北京）、石凤玲（北京）、狄蔷华（江苏）
男子双打
第1名：
庄则栋、李景光（河北）
第2名：
李富荣、王家声
第3名：
陆巨芳、许绍发（吉林）、周兰荪、余长春（上海）
第5名：
周前（江苏）、龚宝华（江苏），于贻泽、王福成（江苏），李德洋（辽宁）、李联益（广东），刁文元（安徽）、何祖斌（湖北）
女子双打
第1名：
李赫男、李莉
第2名：
狄蔷华、刘雅琴（北京）
第3名：
梁丽珍、林秀英（上海），周一玲（上海）、胡新成（上海）
第5名：
仇宝琴、林希孟（福建），石凤玲、王碧玲（北京），胡玉兰（辽宁）、林美群（广东），鄢桂芬（四川）、李玉成（四川）
混合双打
第1名：
王家声、李赫男
第2名：
庄则栋、梁丽珍
第3名：
李富荣、李莉，李德洋、仇宝琴
第5名：
姚振绪、郑敏之，李联益、郑玉珊（广东），苏国熙（广东）、林美群，于贻泽、狄蔷华。

今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
据新华社广州15日电1966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广州开幕。
今天，交易会的主人盛情地接待了第1批客人，他们有来自远道的非洲、北欧、西欧、拉丁美洲、澳洲、中东等地区的商人，也有我国友好邻邦的柬埔寨、巴基斯坦以及锡兰等国家的客商，还有应邀参加交易会首批到达广州的缅甸贸易代表团和刚果（布）的贸易代表。
日本各地的友好商社也派来了代表。
到今天为止，到达广州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达二千二百多人。
这次交易会展出的近三万种商品中，新品种有四千多种，其中轻工业品的新品种新花色比去年秋季交易会有了成倍的增长。
农村人民公社大力发展农业和开展多种经营为交易会提供出口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产品以及手工业产品、土特产，比以前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机械、化工、五金矿产、仪器也有新的品种展出。
今天晚上，交易会举行盛大的开幕酒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代主任委员、广州市市长曾生在酒会上讲话。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杨浩庐出席了今晚的酒会，向参加交易会的来宾祝酒。
酒会结束后，交易会招待来宾观看了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演出的歌剧《阿依古丽》。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五个单项比赛结束
男子单打冠军：
庄则栋　
女子单打冠军：
仇宝琴
男子双打冠军：
庄则栋和李景光
女子双打冠军：
李赫男和李莉
混合双打冠军：
王家声和李赫男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北京选手庄则栋和山西选手仇宝琴，今晚分别获得了196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和女子单打冠军。
他们在决赛中以三比二的同样比数，分别战胜了上海选手李富荣和广东选手梁丽珍。
李富荣和梁丽珍分别取得男、女单打亚军。
这是二十四岁的庄则栋自1964年以来第3次获得男子单打的全国冠军。
二十一岁的削球手仇宝琴是第1次获得女子单打的全国冠军。
庄则栋今晚还在男子双打决赛中，同河北十九岁的李景光合作，以三比一赢了李富荣和王家声，获得冠军。
李富荣和贵州的王家声获得亚军。
女子双打决赛的结果是：
李赫男和北京的李莉以三比○战胜了江苏的狄蔷华和北京的刘雅琴，获得冠军。
狄蔷华和刘雅琴获得亚军。
在混合双打决赛中，王家声和上海的李赫男合作以三比一战胜了庄则栋和梁丽珍，获得冠军。
庄则栋和梁丽珍获得亚军。
在上海江湾体育馆举行的这五项决赛，场场精彩，激起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赞扬。
男子单打决赛是一场世界冠军争夺战的重演。
世界冠军庄则栋两面起板，世界亚军李富荣左推右攻，在比赛过程中经常展开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对攻，充分体现出我国直拍选手“快、狠、准、多变”的独特风格，观众的掌声和喝采声一阵接着一阵。
这场比速度、比力量、比意志的决战，波涛起伏，李富荣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
庄则栋接着以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三连扳两局，反而以二比一领先。
在第4局中，李富荣在三比七、十一比十四的不利情况下，顽强反攻，追成十四平。
以后，庄则栋连续抽杀失误，反以十五比二十一失利，被李富荣扳成二平。
决赛的第5局，李富荣先以五比一领先，但很快就被庄则栋扳成五平；
李富荣再以十比六领先，庄则栋又很快扳成十平。
之后，庄则栋抢先起板，越扣越准，终于以二十一比十六赢得了最后胜利。
庄则栋在从男子单打开始以来，还曾经先后战胜了广西的梁戈亮、安徽的蒋光骝、上海的刘恒恕、于贻泽和张燮林，显示了他的过硬本领。
女子单打冠军争夺战是一场“攻”对“守”的大战，这恰好同男子单打争夺战形成鲜明的对照。
曾经获得1963年杭州乒乓球邀请赛女子单打冠军的仇宝琴，是在一比二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发挥我国削球手“守得稳，削得低，旋转变化好，两面能反攻”的风格，连赢两局战胜梁丽珍的。
在第4局中，梁丽珍一度以十七比十一遥遥领先。
这时，仇宝琴却越削越稳，旋转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造成梁丽珍的扣球不断失误，最后终于在全场观众的响亮掌声中以二十一比十九赢了这关键的一局。
进入第5局激战后，仇宝琴完全控制了局势，她突然抖腕闪击连连得分，以二十一比十一获最后胜利。
这场比赛的前三局比分是十五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五和十二比二十一。
仇宝琴自女子单打比赛开始以来，还曾经先后淘汰了湖南的刘伦菊、云南的张庆珍、上海的王莲芳和去年全国冠军林慧卿和去年全国亚军李赫男。
三项双打决赛，都出现了四名选手轮番扣杀十多板才得一分的精彩场面。
庄则栋、王家声在抢救险球时，都曾经撞倒挡板，表现了每球必争的战斗风格。
庄则栋、李景光今天上午在男子双打复赛和半决赛中，曾经分别以三比二和三比一淘汰了安徽的刁文元和湖北的何祖斌、山西的周兰荪和上海的余长春。
在决赛中，他们战胜李富荣和王家声的比数是：
十七比二十一、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二比二十。
李赫男和李莉今天上午在女子双打复赛和半决赛中，先后以三比一和三比二淘汰了仇宝琴和福建的林希孟、梁丽珍和上海的林秀英，进入决赛。
决赛中，她们以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五和二十一比十八战胜了狄蔷华和刘雅琴。
王家声和李赫男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混合双打半决赛中，曾经以三比二淘汰了辽宁的李德洋和山西的仇宝琴。
他们在决赛中胜庄则栋和梁丽珍的比分是：
二十一比十九、二十二比二十、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八。

怎样对待参加劳动
在一些县委领导干部中有一种论调：
领导者，只要领对了路，鼓舞群众去干就行了；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到时候检查检查，督促督促，使群众劲上加劲。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害的。
这些同志因为有这种认识，就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深入基层，没有必要参加体力劳动。
这说明，这些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还没有取得普通劳动者的资格。
一个革命者头脑中若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地盘渐渐小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就要渐渐增多。
这在参加劳动上也就明白地表现出来。
因此，县委领导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应该当成是革命干部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突出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
吉林洮安县委政治学校　孙一

毛主席语录
“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

用社会主义思想回答问题
怎样回答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的问题，如果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就是政治不挂帅的一种具体表现；
进行表扬和批评，如果不问政治，就会把农民引入歧途。
县委领导同志是要经常下乡工作的。
他们在蹲点和检查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基层干部提出的，有群众提出的，还有自己提出的。
比如搞丰产垌或开展一个积肥运动，群众就要问为什么要搞。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同志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只是就事论事的回答，甚至用错误的思想或消极的思想去回答。
一般有这样三种回答：
一种是为了争第1，说不要输给人家，落后就“惨”啦；
一种是强调任务是上级布置，说不搞不行呀；
一种是强调增产可以多分多吃，说不搞好生产，生活就提不高。
这样回答问题，有很大的片面性，实质上是用个人主义、行政命令、物质刺激去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是言不及义，政治不挂帅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同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指示背道而驰的。
当然，这样回答问题有时也许能暂时起点作用，但不可能是巩固的持久的。
在个人的要求达不到目的时就会消极，在领导检查督促不紧时就不主动。
特别是，它会把人的思想引上邪路，把生产引上邪路。
正确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回答问题，比如发动群众积极生产，要从巩固和发展集体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支援世界革命的角度，去教育干部和群众，去回答问题。
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实证明：
用毛泽东思想回答问题，才能一通百通，不用毛泽东思想回答问题，就会迷失方向。
县委同志在蹲点和检查工作中，还经常要根据下边工作的情况进行表扬和批评。
表扬和批评是思想工作的重要武器，但有些县委同志在表扬和批评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政治标准。
最常见的是离开了政治标准孤立地凭禾苗好坏、凭产量高低来选择样板和标兵。
例如，曾被我们表扬的一个生产队，论水稻产量，在我们地区算是比较高的，但他们在生产中并没有突出政治，没有坚持自力更生。
他们为了争取高产，不讲勤俭，不惜工本，全队一百一十二亩水稻，每造成本高达三千元以上。
结果社员意见很大，附近群众也不服气，而这个队的队长却骄傲自满，甚至发展到贪污、腐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生产队因为突出政治，已改变了面貌）。
显然，这种忽视政治的倾向，使我们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嗅觉不灵，反而说什么“生产好了可以遮百丑”，“生产好就是政治好”。
这种忽视政治的倾向，也在生产上造成损失，把一些好事办成坏事。
例如圈猪，有的社队存在单纯任务观点，一味图快，把猪栏圈得又矮又窄又阴湿，结果圈猪后猪养得并不好。
但他们却因为圈得快而得到表扬。
在批评时，也往往单纯根据任务完成的快慢，这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具体事物一定要具体分析，比如搞生产责任制的一些具体办法，有的是不适合某些社队的，单纯因为推广的进度慢就去批评他们，就容易造成下边死搬硬套，不动脑筋，盲目实行，不能实事求是地正确地执行上级指示。
事实证明，掌握表扬和批评这个武器，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注意政治方向，要一分为二。
总之，回答问题要突出政治，表扬和批评也要突出政治。
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通过具体活动，逐步提高觉悟，成为具有“身居茅屋，心怀全国，脚踩污泥，放眼全球”的自觉的革命的劳动者。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坚决而又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飞跃发展。
广东湛江地委会　张志学

突出政治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大庆经验学习班开课
新华社15日讯
为了贯彻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广泛开展学大庆、创五好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实现企业革命化；
为了把大庆突出政治、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基本经验学到手，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国家经委、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了大庆经验学习班。
学习班已于04月10日在大庆正式开始，参加学习的有一百多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共一千多人。
这次学习班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通过学大庆，明确认识并且正确解决什么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为什么必须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以及怎样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等问题。
学习班将系统学习大庆油田突出政治、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经验，特别是重点学习大庆领导干部革命化的经验，正确认识和解决政治与生产、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带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队伍的经验。
学习班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自始至终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大庆为榜样，以两分法为武器，通过参观、蹲点、跟班劳动、跟班工作，边学边议，找差距，查原因，组织辩论，总结经验。
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践，然后再把实践总结上升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去认识。
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钟民、李人林，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黄民伟等参加了学习班的开学典礼。
钟民同志就学习大庆经验的重大意义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在自觉革命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深入实践，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创造出更多的大庆式企业来。
学习班的同志热情很高，决心以整风精神严格要求自己。
他们提出：
一定要勇于自我革命，把自己“摆进去”，把观点亮出来，“做大庆人，取大庆经”，让大庆经验在各地开花结果。

经营管理要不要讲政治
在经营管理中有没有政治问题？
当然有。
但为什么过去没有认真突出政治？
这主要是我们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很不够，阶级观点还很不明确。
就拿劳动管理来说吧，有些社、队把劳动工序分得过细，劳动定额过于烦琐，搞得一些社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实际上也很难执行得通，个别基层干部还钻空子，把活路轻、工分高的活留给自己做。
有些地方，干部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不明确，干活怕麻烦、图省事，借口加强责任制，过多的搞个人计件，甚至包工到户，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有的社队片面强调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忽视了对贫困户、五保户的照顾，没有认真贯彻阶级路线。
有的单纯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助长了某些社员的自私心理，集体主义思想得不到发扬。
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在经营管理中有很强的政治性。
不久前，县委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政治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展开辩论，对经营管理中不问政治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使广大干部认识到：
社队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一项严重的任务是，必须使一切工作有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使一切制度和办法，符合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
四川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

言必及义
用什么思想教育农民？
调动农民的哪种积极性？
用什么标准进行表扬和批评？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
农村工作干部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就是领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因此，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时一刻也不忘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这是我们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保证。
但是，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时间还不算长，要想消除千百年来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对他们的影响，必须进行长时间的教育；
对富裕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更要进行不断的斗争。
我们如果不坚持用社会主义方向去引导农民，不时时处处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不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来处理问题，那就必然助长某些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冲击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毛泽东同志说：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他还指出：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对于这一点，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是不是懂得很透彻、做得很好呢？
象刘钧、张志学同志谈到的那些现象，在县委同志们的日常工作里是否也存在呢？
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用来检查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调动农民的哪种积极性？
突出政治，要抓人的因素。
什么叫“人的因素”？
要调动人的哪一种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认识过程。
原来，我以为抓人的因素，就是去调动农民搞生产的积极性；
至于用什么思想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自己思想上并不明确。
例如，前几年我在一个大队发动群众制订远景规划。
我对社员们讲，到1970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要达到多少斤，经济收入多少元；
到那时，每人可以比现在多分多少粮食，多分多少现钱。
这样一讲，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
当时，我们还提出“为（每人）吃千斤粮而奋斗”的口号，社员们听了也很高兴。
那时，我以为这样做是把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也就是“突出政治”了。
现在检查起来，那样做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经济指标”。
因为我们不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农民，用“种田为革命”的思想去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而是单纯以搞好个人生活为目标，以个人主义的思想去引导农民为多吃粮多分钱而奋斗。
实质上这是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而不是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
一般地说，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如果放松了政治工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如果单纯用个人利益、用所谓“经济指标”，就很容易调动他们私有心理的“积极性”，把他们引向邪路。
因此，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一定要时时处处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农民。
这是建成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重大措施。
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观点来检查，我们以往的许多工作是很值得推敲的。
象在经营管理中，强调定额越细致才越合理，搞烦琐哲学，结果是引导农民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有些地方的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对我们搞的一套烦琐定额很不满意，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行不通。
又比如，动员群众多卖余粮，我们不是进行为革命的教育，而是只讲国家支援农业很多东西，跟他们算细账，说增产了，如果要不多卖点余粮，怎能对得起国家？
这实质上是启发农民的“报恩”思想，而不是启发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刘钧

首先抓思想上的“三类苗”
在农村领导工作中，有些县委认为：
“生产压倒一切”，因而单纯就生产抓生产。
自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之后，很多县委改变了就生产抓生产的做法，开始注意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组织和领导三大革命运动，从而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获得了一个飞跃发展。
但是，一些县委在领导工作中，还不自觉地存在着“生产压倒一切”的思想，存在着就生产抓生产的做法。
例如：
布置工作只抓生产指标、技术管理，见物不见人；
下乡工作只问庄稼里的三类苗，不问思想上的“三类苗”；
只抓生产建设，放松了党的工作。
又如：
在发展生产建设的同时，不注意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去教育农民“为革命种田”，等等。
有的县委领导同志说，他们天天蹲在农村，或回来开会，只忙于抓“四大季”的生产工作，实际上变成了农业局长。
县委同志怎样由单纯抓生产的农业局长，变为突出政治的党委工作人员呢？
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李瑞林

中刚（布）签订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4日电
中国和刚果（布）14日在这里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966年执行计划。
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和刚果（布）国民教育部长加布里埃尔·贝图签署了这个计划。
李琦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标志着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的新发展。
他强调指出：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刚果（布）人民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肩作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贝图在讲话时说，刚果（布）和中国之间现有的文化合作今后必将进一步发展。
他说，刚果（布）一直在为它的完全独立进行斗争，并且决心斗争到底。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中国驻刚果（布）大使周秋野和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刚果（布）方面有：
国民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埃巴努·多纳蒂安和外交部秘书长巴拉·阿德里斯等。

我大使向叙国家元首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4日电
新任中国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坦14日中午在这里向叙利亚国家元首努尔丁·阿塔西递交国书。
陈坦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向国家元首阿塔西转达了刘少奇主席对他和叙利亚人民的问候。
陈坦大使在致颂词时对叙利亚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大使说，中国和叙利亚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和支持。
他说，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
国家元首阿塔西在致答词时向刘少奇主席和中国人民问候。
他说，中国和叙利亚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亚非人民争取解放、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斗争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支力量将粉碎侵略者和剥削者。
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取得的辉煌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把贫瘠和酸性土地改造为良田
罗马尼亚改良土壤工作获成绩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罗马尼亚近几年来在改良贫瘠土地和酸性土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罗马尼亚奥尔登尼亚、加拉茨、多布罗加、克里沙纳等州共有将近三十七万二千公顷的贫瘠土地。
为了改造这些土地，罗马尼亚科学工作者采用了加固化和施肥化的办法，大量种植了防风林，利用稀沥青、乙稀酸来固定土壤，并施上氮、磷肥。
结果，使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葡萄和果树取得了好收成，如奥尔登尼亚州这类土地每公顷的葡萄产量达到了六千——一万七千公斤。
另外，他们还在二十万公顷的酸性地上进行试验，由于施了石灰粉，使每公顷的小麦、玉米产量增加了二百——五百公斤。

朝鲜保健事业取得很大成就
果树总面积比五年前增加百分之六十
新华社平壤13日电朝鲜全国医务工作者会议11日和12日在平壤举行。
这次会议讨论了“改进和加强保健工作”的问题。
保健相崔昌锡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有一千七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根据崔昌锡的报告，最近十年来，朝鲜卫生保健和治疗预防机构增加了两倍半，1965年医生的人数比1956年增加了五点七倍。
目前，每个里都设立了诊疗所，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完整的保健工作体系。
因此，去年每一千人中的死亡率比1956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决定在一切部门中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以便把卫生保健工作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新华社平壤电
据这里报纸最近报道，朝鲜目前果树的总面积比五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去年的水果产量也比1960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据报道，解放前，朝鲜北部山区两江道和慈江道果树稀少。
现在已有了大片果园。
五年来，这两个道共种植了二千七百多町步（一町步约等于十五市亩）果树。
适宜于种植果树的咸镜南道和黄海南道近年来果树面积也在迅速增加，各增加了一万町步左右。
近年来，机关企业的职工们和农民们在种植果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毛主席词《沁园春》（长沙）
伊拉克诗人译成阿拉伯文发表
新华社14日讯
巴格达消息：
伊拉克杂志《笔》01月号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的阿拉伯文译文。
这首词的译者是伊拉克诗人努曼·马希尔·卡纳尼。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
第7届男子篮球比赛在京开幕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各国代表队领队
据新华社15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比赛大会，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
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大会主席台后面，树立着参加这次比赛的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
七时半，当阿尔巴尼亚内务部“狄纳莫”代表队、保加利亚“斯巴达克”代表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安全省体育指导委员会代表队、波兰“近卫军”代表队代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狄纳莫”体育俱乐部代表队、捷克斯洛伐克“红星”代表队和中国“前卫”代表队，各以会旗为先导，在乐曲声中先后走进北京工人体育馆比赛馆时，观众席上响起了有节奏的掌声。
之后，少先队员们向各国代表队献了花。
公安部副部长、中国“前卫”体育协会主任杨奇清致开幕词。
他代表中国“前卫”体育协会向参加这次比赛的各国代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这次比赛圆满成功。
今晚出战首场的是保加利亚队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
朝鲜队以五十八比七十失利。
新华社1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今晚接见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比赛的各国篮球代表队的领队。
他们是：
阿尔巴尼亚的内斯德特·塔凯中校，保加利亚的米尔乔·朗格洛夫上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韩千秋少将，罗马尼亚的尼古拉·基里亚克少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弗朗齐歇克·沃斯特里少校，和中国的龙潜。
谢富治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公安部副部长、中国“前卫”体育协会主任杨奇清，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比赛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马星五等。
接见时，参加这次比赛的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等也在座。
（附图片）
04月15日，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
　本报记者　蒋铎摄

达卡全市张灯结彩热烈欢迎刘主席访问
公众领袖盛赞巴中人民患难之交的友谊是持久的友谊
各报强调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巴中建立亲密友好关系
新华社达卡14日电
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市民正在热情地为欢迎刘少奇主席前来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而忙碌着。
在大街上，已经搭起了彩色缤纷的大型迎宾拱门。
街道两旁挂起了巴中两国的国旗和红绿色的彩旗。
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上装上了彩灯，使这个城市在晚上显出一片节日气氛。
出现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标语用孟加拉文写着：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被压迫人民的朋友，正义的维护者”，“人民中国万岁”。
全巴基斯坦工人联合会成立了一个二十人的接待委员会，以便在刘少奇主席到达这里时给予他热烈欢迎。
这个委员会由达卡市和郊区各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
有许多人从东巴基斯坦北部城镇来到达卡。
铁道管理部门已经调拨出专车来把殷切希望参加欢迎刘少奇主席的人们从库米拉、米门辛格和达卡附近的其他县份送到达卡。
这个城市的电讯局已经作了特别安排，以备在刘少奇主席访问期间发传真图片和挂长途电话。
邮政部门也作了递送邮件的特别安排。
达卡的报纸正在紧张地准备在中国客人到达的那天出版增刊，介绍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成就。
新华社达卡14日电
东巴基斯坦公众领袖和各阶层人民热情欢迎刘少奇主席在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访问之后，到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著名公众领袖阿卜杜勒·哈密德汗·巴沙尼在一次集会上号召达卡市民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国人民在印度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对巴基斯坦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坚决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
而在当时，巴基斯坦的所谓朋友用一切办法帮助和鼓励印度侵略。
他说，这应当使巴基斯坦人民知道，谁是他们的真心实意的朋友。
巴沙尼还热情地赞扬中国始终支持亚非国家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并且是使正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全世界人民受到鼓舞的源泉。
他说：
“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的国家首脑即将访问东巴基斯坦，他应该受到与他相称的接待。”
据《巴基斯坦时报》报道，巴沙尼07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友谊肯定是持久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两国八亿多人民的真诚愿望的顶点。
民族人民党东巴基斯坦省工作委员会04月08日在达卡举行的一次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在巴基斯坦困难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东巴基斯坦人民应该按照本国最好的传统来接待这位来自伟大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从而加强巴中友好和亚非团结的事业。
达卡副专员纳齐尔也发表讲话，号召各界人民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
全巴基斯坦劳工联合会主席哈伊和总书记沙阿·阿卜杜勒·哈利姆13日对报界发表谈话，号召东巴基斯坦工人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最热烈的欢迎。
东巴基斯坦机械大学中央学生会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刘少奇主席的访问是“巴基斯坦的大光荣”。
一项号召人们热情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声明说：
在巴基斯坦去年09月遭到背信弃义的侵略的时候，中国支持了巴基斯坦。
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敞开我们的心表达我们的感激”。
声明说：
“这次欢迎可以显示我们的爱国心，显示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感激，并且表示我们对帝国主义阴谋的不调和的仇恨。”
连日来，东巴基斯坦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欢迎刘少奇主席即将到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巴基斯坦日报》在社论中说：
“巴中友谊不仅对相互间的利益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也是必要的。
在最近的民族危机中（指印度去年09月侵略巴基斯坦），这种友谊的深度和真诚得到了证明。”
它还说：
“有人对巴中友谊这种越来越大的力量感到不痛快。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确信这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自由报》的社论热烈赞扬刘少奇主席在访问西巴基斯坦期间发表的关于中巴友谊的谈话。
社论说：
巴基斯坦人民以感激的心情记住刘少奇主席说的话，刘少奇主席说，如果巴基斯坦的独立和主权受到威胁，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帮助巴基斯坦。
社论说：
巴中两国“都切望扩大合作的规模和领域。
我们希望，刘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
《传信日报》的社论说：
“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地使亚非新兴国家陷于孤立。
但是他们悲惨地失败了。
他们无法阻挡巴基斯坦和中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
由于巴中两国在国际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它们发展友好关系是很自然的。”
社论说：
中国说，如果巴基斯坦的主权遭受威胁，中国将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我们相信他们的话。
我们方面也能向刘主席保证，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在同他们的六亿五千万中国兄弟在共同的斗争中永远站在一起。
新华社达卡15日电
东巴基斯坦报纸15日在最显著的地位用巨大的篇幅，热情地欢迎刘少奇主席到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继续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并欢呼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
达卡的报纸刊登了中国贵宾的照片，发表了社论和介绍中国成就的文章。
有的报纸还用了中文的通栏大标题：
《欢迎贵客》，《巴中友好万岁》。
达卡孟加拉文报纸《传信日报》还在特别为这一天发行的增刊上登载了毛泽东主席的大照片和毛主席的一些语录。
达卡出版的《晨报》用中文刊登了一条通栏大标题：
《欢迎贵宾抵达卡》。
这家报纸用英文和中文并排登载了一篇题为《友谊花开》的社论，盛赞中巴两国的友谊。
这家报纸还出了内容全是关于中国的十六版增刊。
许多特写文章和图片介绍了中国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和中巴友谊发展的重大事件，此外还登载了毛泽东主席著名的诗《长征》和中国的木刻。
《晨报》的这篇社论说：
“在千千万万人欢腾热情地欢迎将在今天到达达卡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的时候，人们的心都会高兴得跳起来。
他们正好在孟加拉历新年的时候到达达卡，这是一个吉兆。
这些可敬的中国朋友就要来到东巴基斯坦，哪里能有比这更好的新年礼物呢？
在一年伊始的时候，哪里有比这更能预示着更幸福的未来呢？”
社论说：
“1966年03月31日发表的中国—巴基斯坦联合公报强调指出：
‘巴中友好不是权宜之计，是有牢固基础的。
’”社论说：
“系结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纽带是强有力的，是牢不可破的。
去年09月印度进攻我国神圣领土的时候，中国援助了我们，这证明了它是我们患难时候的朋友。
经过了这种考验的友谊就象是锻炼过的钢一样。”
社论说：
“03月31日的联合公报还强调指出，‘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该同巴基斯坦和印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
’这是巴基斯坦决不会背弃的保证，为了荣誉，巴基斯坦必须履行这一保证。
象中国一样，巴基斯坦认为，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妥协的。”
社论说：
“刘少奇主席对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印度侵略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表示了钦佩。
由于这种钦佩是伟大的、英勇的中国人民的一位革命英雄表示的，它就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社论说，“中国人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英雄事迹，使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钦佩，对那些为反对暴政和侵略而斗争的人，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社论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这两句诗中流露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渡过大河，攀登重兵把守的高山，创造出英勇顽强的不可思议的事迹。
我们向中国人民致敬，他们表明，任何东西也阻挠不了人民前进，就连高山也要向人民的意志低头。”
（附图片）
04月15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达卡，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客人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和东巴基斯坦省省督阿卜杜勒·穆奈姆·汗，以及达卡的几十万市民夹道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一些达卡市民化装成非洲人，手持长矛和盾，跳着象征亚非人民团结和反帝事业必胜的非洲舞蹈，来欢迎中国贵宾。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阿尔巴尼亚军队贯彻进一步革命化措施
普遍开展“模范连队”运动和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据新华社地拉那14日电本社记者报道：
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的指战员热烈拥护劳动党中央最近的公开信提出的革命化措施，保证要在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上做好全面准备，以保卫祖国的安全和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劳动党和人民军领导机关的号召下，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普遍开展了“模范连队”运动。
国防部订出了获得“模范连队”称号的四个主要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政治思想工作好；
（二）军事技术训练好；
（三）关心人的生活和粮食、肉类、蔬菜自给自足好；
（四）用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完成任务好。
其中第1个条件是获得“模范连队”称号的首要条件。
此外，全军还开展了“模范分队”、“一帮一”、“模范青年组织”等运动。
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在党中央提出的各项革命化措施的鼓舞下，苦练近战、肉搏战和夜战本领。
许多部队在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等方面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在去年10月25日发表呼吁书，号召全体军人因地制宜地大办农业生产，争取农畜产品自给，以减少国家开支。
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为此提出了在第4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1970年）期间做到全军粮食、肉类和蔬菜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并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全军计划在五年计划期间开垦新地二万五千至三万公顷（每公顷合十五市亩），争取在今年开垦新地五千公顷，栽种土豆一千三百公顷。
广大指战员在生产运动中发扬苦干、猛干的精神，把荒山秃岭、河滩地带以及部队营房附近的零星土地变成了农田。
据统计，从去年11月到今年02月，全军共开垦新地一千六百公顷。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种下土豆六百三十公顷，比原定计划多种八十公顷。
许多武装部队的干部还响应党和政府深入基层、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号召，积极热情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现在，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指战员正在继续贯彻党中央为使军队进一步革命化和现代化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便为祖国的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大抓粮食生产的号召，向荒山开战，向秃岭要粮，新开了许多荒地，其中有不少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上。
图为地拉那区某部战士正在开垦荒地的情形。
王怀智摄（新华社稿）

阿革命化措施结硕果
广大职工掀起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许
多企业超额完成首季度生产计划
新华社地拉那12日电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的呼吁书以及党中央公开信的鼓舞下，阿尔巴尼亚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掀起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今年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首都地拉那第1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
首都几个大型工业企业如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恩维尔·霍查机器厂、阿里·卡尔门迪食品联合工厂以及“11月21日”建筑公司等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恩维尔·霍查机器厂今年前三个月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百种过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
都拉斯、培拉特、爱尔巴桑等地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今年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卢比克矿区的工人比原定计划多生产了五百吨矿产，其中著名的卢比克“五一”铜矿就超额生产了一百六十吨紫铜矿。
塞列尼查沥青矿虽然有不少工人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力有所减少，但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革命干劲，进一步改善了劳动组织，并在各部门和各生产队之间开展了生产竞赛，胜利地完成了第1季度的生产任务。
皮什卡什镍铁矿的工人在今年前三个月中也比原计划多开采了一百三十二吨镍铁矿。
目前这个矿的工人正乘胜前进，为在今年超额生产一千吨镍铁矿而努力。
在今年前三个月中，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进一步改善面向农村的供货系统，扩大农村商业网，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第1季度的供货计划。

三言两语
谁“开导”了他？
美国前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以前公开鼓吹，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以取得“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消逝”的“胜利”为目标，并且装出一副姿态，竭力攻击约翰逊的所谓“美苏共处”政策。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他称为“狂人”，以别于约翰逊等的“清醒的人”，认为应当对他加以“开导”。
戈德华特最近却发表主张说：
“整个自由世界将同俄国一起反对中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戈德华特和约翰逊从来都是一丘之貉，但这个“狂人”现在确实得到了“开导”，而从哪里得到，这不是很清楚吗？
为什么“遗憾”？
美伪的新山一机场被南越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袭击后，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亲往凭吊。
他看到那种损失惨重的景象，不禁失声哀叹：
“我们受到伤亡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是，这个败军之将竟然想掩饰败绩，说什么“越共的袭击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差得相当远。”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威斯特摩兰倒应当额手称庆才是。
难道他是因为南越人民武装力量“没有达到它的目标”而感到“遗憾”吗？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东南亚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反动派搞“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日本垄断资本对外扩张野心勃勃困难重重
本报讯
最近在东京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充分暴露了佐藤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垄断资本秉承美国意旨，在“援助合作”的幌子下，大举向东南亚扩张的狂妄野心。
会议刚刚收场，日本资产阶级报刊便大肆宣传“日本政府吹响了向东南亚地区进军的喇叭”。
日本垄断资本如此野心勃勃，是因为它自恃拥有扩张的本钱。
不错，战后多年来，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扶植和对国内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恢复并且不断膨胀起来。
今天，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积累了亿万财富，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的生产已赶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西德和英国，居第4位。
在资本主义世界，它的造船工业生产号称第1位，电子工业生产第2位，钢铁及金属切削机床第4位，汽车第5位。
现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帝国主义特征已经具备。
近来，它越来越露骨地把侵略扩张的口号挂在嘴上，野心勃勃地制定各种各样的“经济开发”、“经济合作”、“经济援助”“共存共荣”、的渗透蓝图，一会儿向东南亚，一会儿向东北亚扩张，尾巴翘得老高。
然而，日本垄断资本貌似强大，骨子里却实在虚弱得很。
首先，资金不足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比如，以日本的制造工业来说，1965年06月企业平均的自筹资金仅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也就是说得有百分之八十的资本全是来自国内外的借款。
到1964年03月为止，日本输入外国资本共达三十二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借债经济”。
再说日本目前的黄金外汇储备只有二十亿美元左右，其中黄金只有三亿多美元。
这点外汇储备用来应付自己的进口需要很是紧巴巴的，国际收支经常处于危机边缘。
资金不足，给垄断资本的海外经济扩张造成莫大的困难。
人所共知，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控制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的重要武器，是形成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重要基础。
资本输出是需要出钱的。
这些年来，日本垄断资本也尽力搞资本输出，然而数量很少。
1964年日本资本输出只有二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只及西德的三分之一，更比不上美、法、英了。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支付的“战争赔偿”，是国家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在带动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现在“赔偿”几乎快全部支付完毕。
而一般资本输出又因资金缺乏和贷款条件苛刻，近年来数额逐年下降。
日本垄断资本在资本输出方面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其次，日本对东南亚加紧扩张，势必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日本由于本身软弱仍不能不依附美国，做美国的帮凶。
而美国是要拉日本充当它的侵略的马前卒，当然不能允许日本取代自己的地位。
日美垄断资本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两者的对立、矛盾则是深刻的。
日本同英、法、西德等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的角逐也会越来越激烈。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1966年版《海外市场白皮书》说：
在东南亚的市场上，西德的化肥、英国的汽车及汽车部件很活跃，日本的产品遇到猛烈的竞争。
特别是东南亚的民族资本和广大人民同日本垄断资本的矛盾，随着日本垄断资本扩张的加剧，必然会一天天深刻化。
日本报刊已经报道，对于日本的“经济合作”，东南亚出现了“反抗的动向”。
有侵略必然有反侵略，有渗透必然有抵制。
现在，尽管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披着新殖民主义外衣进行扩张，然而它的侵略嘴脸已逐渐被识破。
时代变了，日本垄断资本想搞“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是决不会得逞的。
当然，日本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决不会知难而退。
相反地，它越是要摆脱困难就越要扩张。
而且由于它本身的虚弱，对外扩张掠夺必然更加狡猾虚伪，只要能捞到高额利润，它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入迷　毕克官

南越解放军奇袭新山一机场战果辉煌
一举毁伤敌机六十七架毙伤美军三百名
中部中区军民第1季度歼灭美军一万五千名
新华社河内14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西贡—嘉定地区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13日发表公报说，04月13日凌晨，西贡—嘉定地区解放军一支小部队奇袭西贡北郊的新山一机场取得了辉煌战果。
据初步消息，击毁击伤包括F—100、F—105和B—57型喷气式飞机在内的各种飞机六十七架，打死打伤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三百名。
机场内一个专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大型油库也被击中起火，直到13日中午大火仍在燃烧。
公报说，新山一机场是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的最大的机场之一。
美国侵略者为了保护这个机场，在机场周围设立了一个极其严密的防御圈，布下层层的铁丝网、自动地雷和探照灯系统，并有巡逻队日夜放哨。
公报说，解放军战士们在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勇敢地潜入机场外围地区，猛烈地向机场跑道、停机坪、飞行员宿舍和油库连续发射了二百多发炮弹，爆炸声响彻夜空，停机坪上的飞机和机场内的建筑物纷纷起火，火光冲天。
公报说，解放军猛烈轰击新山一机场的胜利，是对美国侵略者的一次闪电般的打击。
它同解放军最近袭击西贡“维多利亚饭店”的胜利一样极其有力地证明：
解放军有足够力量打击敌人所有重要据点和它们的任何一个巢穴。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中部中区军民在今年头三个月中，连续作战一千四百七十九次，粉碎了敌人的各次“扫荡”，共消灭敌人三万六千六百六十四名，其中包括打死美国侵略军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六名、打伤五百四十五名；
全歼敌军七个营、四十六个连和五十九个排，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四个营和十三个连。
在这期间，中部中区军民还击落和击毁各种类型敌机五百八十八架，击伤一百五十三架，击毁敌人各种军车二百八十九辆和七十五毫米到一五五毫米口径的大炮二十门。
（附图片）
新山一机场油库被击中后烈火冲天。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印尼右派要把合作国会等变为御用工具
纳苏蒂安叫嚷要“彻底清洗”国家机构
新华社15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的头目纳苏蒂安最近在雅加达接连发表三次讲话，叫嚷要加强白色恐怖，继续“清洗”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合作国会，以便把这些机构变成右派将领集团御用的工具。
据雅加达电台13日广播，纳苏蒂安12日对一批右派大学生发表讲话，对右派将领集团最近成立反共内阁和
“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动措施颇为得意。
他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解散了，内阁也已经改组了”。
但是，纳苏蒂安对这些还并不满足，他说，“这不过只达到百分之十到二十”。
他叫嚷要继续“清洗”国家机构。
他说：
“已经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解散了，但是下一步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革命机构，特别是驻外机构清洗09月30日分子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据安塔拉通讯社11日报道，纳苏蒂安在最近的另一次讲话中再次叫嚷“彻底清洗”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合作国会。
他说：
“要求彻底清洗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合作国会并使它们完美化的意见是正当的。
在清洗后，这两个机构应当按着1945年宪法的精神和内容召开会议”。
纳苏蒂安13日在接见反动的“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驻日惹的代表时，还鼓动这个反动组织“排除”当年参加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1945年一代的阻滞”。

开罗《最后一点钟》周刊说
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必然失败
新华社开罗电
开罗的《最后一点钟》周刊13日发表文章说，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是一定要失败的。
文章谈到美国国会讨论“遏制”中国的政策时指出，美国的“遏制”政策过去在其他地方已遭到失败，它在东南亚的失败也是肯定的。
文章接着说，由于美国对中国奉行侵略政策，因此，大家都不站在它一边。
文章指出，美国竭力对中国推行更富有侵略性的政策，中国进行战备工作是及时的。

无法摆脱的困境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伪集团的斗争继续发展。
在这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冲击下，南越傀儡内讧越演越烈，西贡的政治危机有增无已。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美国侵略者尽管力装镇静，也掩不住它的惶恐不安。
美国的宣传机器不禁惊呼：
“越南局势正在每下愈况”了。
华盛顿的负责官员一再表示，美国不干涉南越的内部事务，静以观变。
这完全是假的。
真实的情况是美国积极插手，在幕后进行摆布，力图调和傀儡集团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并且设法要把美伪占领区广大人民反对美伪集团的斗争压下去。
但是，这是谈何容易呢？
美国虽然煞费苦心导演了一出所谓“全国政治代表大会”的丑剧，却并没有能缓和傀儡之间的倾轧，当然更不能使广大群众的怒潮平息下来。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看法，是颇能反映华盛顿当局的心情的。
这家杂志哀叹南越的混乱局面已使美国侵越战争“受到挫折”。
同时，它又无可奈何地写道：
“在战场上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以前，大概不可能迅速实现（南越政局）的稳定。”
而且“随着战争继续打下去，反美情绪很可能日益发展”。
换句话说，美国在南越已陷于军事失败与政治危机二者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
这也就从反面证明了，南越人民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正在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加速走向彻底的失败。

日本杂志揭露美日勾结“遏制”中国
佐藤纠集反共傀儡为美帝效劳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提前出版的05月号《世界》杂志发表评论指出，日本佐藤政府正积极为美国纠集中国周围的反共国家，来反对中国，包围中国，“遏制”中国。
评论说，佐藤政府曾表示要打开日中关系，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只不过是对国内的一种宣传而已。
人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越南战争中积极支持美国的佐藤政府不仅没有致力于同中国改善关系，而且向着纠集中国周围的反共国家的方向大步走下去。
具体表现就是召开“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和参加由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倡议的“亚洲外长会议”。
评论指出，日本本身也“企图通过向东南亚的经济渗透，为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打下基础。
这种想法是与美国的‘加强中国周围反共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的想法是一致的”。
评论指出，与这一会议并行的由朴正熙傀儡集团倡议的“亚洲外长会议”的“目的是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是对美国纠集亚洲反共国家反对中国政策的具体响应。”

穿着和服的“和平队”
——佐藤政府对外扩张的尖兵“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
佐藤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垄断资本，为了向亚非地区特别是东南亚进行扩张，仿照美帝国主义派出“和平队”的干法，巧立名目，加紧驱使日本青年充当其新殖民主义扩张的尖兵。
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就成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特别委员会”，着手筹备组成日本版“和平队”的工作。
佐藤上台后加速了这方面的活动。
去年04月佐藤政府成立了所谓“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
接着，06月10日又成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协议会”，负责执行派遣工作。
而“合作队”的经常组织工作则由日本外务省（外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负责。
就象美帝国主义“和平队”那样，日本的“合作队”也是在“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幌子下，打入一些亚非国家的生产、通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机构内，为推行日本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
佐藤政府为了给日本“合作队”招兵买马，以金钱、待遇大肆诱骗日本青年。
在去年06月10日，佐藤亲自出马向日本青年鼓吹：
“世界是广阔的，亚洲是广阔的，你们要面向亚洲，应当向海外雄飞。”
后来，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招募和训练，日本在去年底向菲律宾、“马来西亚”、老挝（万象当局）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了第1批“工作队员”三十一人。
佐藤政府并计划在今年向东南亚国家再派出一百五十人，另外还准备向非洲派三十人。
同时，日本垄断资本还打算派遣“经营管理人员和平队”前往东南亚等地。
这些人员将在当地担任工厂的厂长助手或副厂长，借以配合整个的经济渗透，进一步直接控制当地的工厂企业。
除了“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外，佐藤政府还派遣“医疗队”和“讲师团”，加紧对东南亚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
佐藤政府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宣称，派遣“医疗队”的目的是推销大批剩余医药品和所谓“改善东南亚国家对日感情”。
日本派往东南亚的“讲师团”，则在当地开设“日本研究讲座”，进行欺骗宣传。
佐藤政府派出日本版的“和平队”，不仅是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学的乖，而且有着日本军国主义自己的侵略传统。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法西斯就曾组织过“满蒙开拓义勇军”、“爱国青年团”，驱使青年为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扩张政策服务。
对此人们记忆犹新。
　（原）

美国要日本扮演什么角色？
我相信，为了使对亚洲政策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对于美国来说都是成功的，日美关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基础。
日本在今天的亚洲是生产最发达的国家，日本是亚洲的一个国家。
但是美国是西方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在亚洲是需要同盟国的。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
美国必须用一种令人信服的亚洲的模子铸出一项遏制战略。
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内，日本连同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南海的英联邦伙伴在东北部结成一个重要的弧形，成为在赤色中国周围的新月形遏制圈。
美国《幸福》杂志
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国家这一点，在约翰逊政府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遏制共产党中国的计划中，是极为重要的。
在华盛顿看来，日本是亚洲最终赖以取得稳定局面的三脚架上必不可少的一条腿。
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
美国一贯同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实行合作，应付了欧洲、中东、非洲。
美国应当同样地和日本一起，或者同日本实行合作，对付中国和东南亚。
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
美国的看法是，日本在某个时候可能会想要变得关心卫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帮助保持日本必须从那里寻找市场的地区的稳定。
在试探建立亚洲均势的可能性时，美国开始指靠的就是日本。
这将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世界这个部分的义务。
现在已没有问题，日本有能力在亚洲起更大的作用。
摘译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美苏日印“神圣同盟”挡不住亚洲革命
柬报说中国站在反美斗争最前列
新华社金边电
《柬埔寨电讯报》11日发表评论说：
中国、柬埔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亚洲国家，都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世界的严重障碍。
而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最前面的是中国。
“这就说明了华盛顿好战分子及其形形色色的走狗为什么要对中国以及亚洲坚持反帝斗争的其他地方竭力采取残酷的疯狂行动和恶意的行动。”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减轻了它对欧洲的‘压力’，以便把它的贪婪的目标和侵略势力集中到亚洲来。”
美帝国主义纠集它的走狗在世界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服务于它的侵略目的的“包围圈”。
而它的这个新战略的核心是把苏联、日本和印度纠集在美国周围的“神圣同盟”。
评论强调指出：
“亚洲已经掀起了风暴。
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民主力量和人民比以往更坚决地起来对付美国侵略者。
任何势力都不能制止和阻挡这股汹涌澎湃的潮流。
即使是美国这个臭名远扬的军事‘包围圈’也不能制止和阻挡这股潮流。”

苏发努冯亲王说老挝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必胜
革命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定能打败美帝
据新华社东京15日电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三方面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最近在一篇为日本人民写的文章中指出，老挝爱国军民在反美救国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当代的光辉真理：
即使是象美国那样的头等的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败的，只有高举正义的旗帜坚决进行斗争的人民，才是无往而不胜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救国斗争必定胜利》，是苏发努冯亲王委托今年03月访问老挝解放区的日本新闻社记者小西久弥带回日本的，文章已经分两次刊登在14日和15日的《赤旗报》上。
文章说，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老挝人民只有站起来，在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老挝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是二十年来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是全民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是根据依靠自己力量的原则而展开的必定胜利的斗争。
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很早以来就妄图消灭老挝的解放区和革命力量，从而在老挝建立新殖民主义制度，奴役老挝人民。
但是，老挝解放区一直存在着、巩固着，它不仅成为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坚固基地，同时它也意味着老挝人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文章强调指出，老挝爱国军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当代的光辉真理：
推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即使是象美帝国主义那样的头等的帝国主义，也决不是打不败的；
并且只有高举正义的旗帜，坚决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民，才是无往而不胜的。
文章强调指出，最近几年来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更加清楚地表明：
美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是侵略者，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美帝国主义从失败中挽救出来。
任何阴谋都不能阻止老挝人民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文章最后感谢日本人民对老挝人民斗争的支持，并对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争取独立、民主、中立、和平的斗争表示热烈支持。

西贡丑剧收场　傀儡内讧未已
据新华社15日讯
西贡消息：
美国唆使的由南越傀儡阮文绍—阮高其集团出面召开的所谓“全国政治代表大会”已经在14日草草收场。
这个阴谋诡计并未能使美国和它的走狗走出困境。
这场丑剧受到了阮高其的反对派的抵制，参加者寥寥无几。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会议在收场时公布了一项所谓“十点公报”，鼓吹“制定一项法律在四个月内举行成立文官政府的大选”，并且要“一切政治和宗教集团立即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
伪“国家元首”阮文绍立即表示“接受公报的各点要求”，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在三个月到五个月内举行所谓“大选”，以成立“文官政府”。
但是伪总理阮高其接着又声称，如果这个“政府”不合他的心意，他“将毫不犹豫地推翻它”。
阮文绍—阮高其集团玩弄的这场骗局，并不能平息民愤。
就在14日，西贡又有两万多人举行示威，要求阮高其的军事独裁政权立即下台。
据报道，南越傀儡集团各派群丑仍然在互相对立，相持不下。
顺化的伪第1师师长潘春伦在14日仍然坚持要阮文绍、阮高其、阮友固立即下台。
阮正诗从顺化回到岘港时也声称，“阮高其的政府必须下台”。

阿《团结报》说中国是美帝奴役亚洲的主要障碍
亚洲人民决不会落入美苏日的阴谋圈套
新华社地拉那12日电阿尔巴尼亚《团结报》12日就最近在东京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评论指出，日本政府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最近积极展开活动，企图变成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宪兵。
最近在东京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是为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包围和孤立中国、镇压东南亚解放运动的政策服务的。
评论说，中国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奴役亚洲各国人民和反对世界和平计划的主要障碍。
为了达到“包围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加紧勾结，加速军事武装，在华盛顿策划的阴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评论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近活动频繁，参加美帝国主义者组织的会议，不知羞耻地与亚洲的一些傀儡的代表为伍，这种背叛行为受到了全世界人民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愤怒谴责。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虽然没有派代表参加这次“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但是他们早就支持这次会议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
评论最后说，不管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搞什么阴谋，他们永远也达不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效劳而积极活动，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
亚洲各国人民是有警惕性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落入这个阴谋圈套。

从《海瑞罢官》几个稿本的比较看它的反动本质
杨金亭
为了进一步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我们找到了这个剧本的两个未定稿：
一个题名《海瑞》，是1960年03月的铅印本；
另一个也题名《海瑞》，是1960年06月的油印本。
我们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这两个稿本，并与1961年08月正式出版的本子做了比较，发现这三个本子的戏剧高潮都是“罢官”。
作者为剧本明确规定并贯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主题也是“罢官”。
看来，通过对历史上海瑞罢官的描写和歌颂，为那些“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表同情、抱不平，并进而为他们鼓干劲、唱赞歌，这正是《海瑞罢官》借古讽今的反动主题。
比较三个本子，确有所谓“重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是什么主题由“退田”改做“除霸”等等，而是由“退田”和“除霸”所引起的“罢官”的主题逐渐完成，这是吴晗同志反复调整他的“借古讽今”的枪口，使之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的过程。
从未定稿到最后的本子，较大的改动有两个，一个是关于“退田”和“除霸”的改动，一个是关于“罢官”的改动。
“退田”、“除霸”的改动是为了进一步突出“罢官”的主题
吴晗同志清楚地知道：
要塑造一个“罢官”的“英雄”，而且要引起人们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并进而为他的遭遇抱不平，就必须写出这个“英雄”所建树的“事业”，是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退田”和“除霸”的改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要求进行的。
两个未定稿描写“退田”所用的笔墨，比较最后的本子要多得多。
比如作者写乡官占田造成：
“民穷财尽国事坏，如此江山不久长！”
因此海瑞主张：
“要使贫民有田可耕，就要乡官退田。”
他进而愤愤地表示：
“非退田不足以平民愤，非退田不足以解民困，非退田不足以消隐忧，非退田不足以保大明江山！”
在这里吴晗同志叫嚷“退田”可算是相当猖狂了，明明白白地在说：
你们已经有了“民愤”，再不“退田”，“江山就不久长”了，也许是他自己感到这样说太露骨了吧，满篇都是“退田”，“退田”，在牛鬼蛇神刮起一阵“退田”黑风的1961年，采取这种赤膊上阵的战法，无异于自我暴露。
这显然是很不策略的。
而且，对“退田”的描写，从吴晗同志赋予海瑞的“农民立场”和人民的“救星”的称号的高度来要求，也还有不足之处而进行改写：
第1、“退田”的叫嚣改得隐晦一些，以免自我暴露。
第2，完全删除了未定稿中，海瑞在“退田”的行动上，所表现出的“报上恩、酬知己”的个人杂念，加进了“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使为人民“退田”的目的，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和进一步的突出。
第3，霸占农民田产、横行不法的堂堂相府公子徐瑛，和支持乡官霸占农民田产的贪官王明友，终于被杀伏法。
这样，“退田”的成果也就有了保障。
更重要的是，通过“除霸”的场面，把由“退田”所引起的戏剧矛盾，推向高潮，让海瑞有机会和徐阶、戴凤翔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海瑞“处处事事为人民”，甚至于“不顾杀身之祸”也要为人民“退田”、“除霸”的“英雄”品质。
从未定稿到最后的本子，有关“退田”和“除霸”的改写，是作者运用资产阶级观点，彻底歪曲历史的过程。
也就是海瑞由地主阶级忠臣被“改造”为人民“救星”的过程。
消极的“罢官”变成了积极的“罢官”
关于“罢官”部分的修改里，作者的满怀同情和一腔愤恨，却化为力量，在为那些“罢官”的“英雄”，狂热地呐喊，拼命地打气，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丧气，“失败了再干”！
要坚持到底！
历史上的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任应天巡抚的。
他只呆了短短的九个月，就被他的政敌轰走了。
当时这个在官场混了半生的老官僚，所做所想，也不过是汲汲于个人安危的“明哲保身”或“激流勇退”。
他一再上书当时的内阁，要求回海南岛养老。
何尝有一丝一毫的“为人民”的想法！
就是为吴晗同志抽象化了的所谓“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云云，也同样找不到半点影子！
有的却是灰心丧气，而且准备“夹着尾巴逃跑”的失败情绪。
总之，历史上的海瑞是灰溜溜地罢官而去的。
吴晗同志曾叨叨不休地大谈历史真实。
而《海瑞罢官》歪曲历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两个未定稿中，作者确实是对“罢官”的“英雄”给予无限同情，对让那些“英雄”做不成官的社会充满仇恨。
吴晗同志不惜借剧中人物之口，露骨地说出：
“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
在“送别”一场里，让群众鼓噪呼喊：
“不要戴巡抚，还我海青天！”
他借海瑞之口无可奈何地叹息：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已经失败了，怎么办呢？
只好先隐蔽起来，于是借海瑞之口对众乡民说：
“赶快回家，隐蔽几时，不可冒失，闯出祸来。”
海瑞自己则表示，“罢官归去耕林下，何日归来拜冕旒？”
吴晗同志期待着社会主义的江山倾覆，罢了官的“英雄”卷土重来。
在这里吴晗同志倾注了感情，发泄了仇恨，桑也指了，槐也骂了。
但是有一点，他似乎并没能掩盖住那些反社会主义“英雄”的失败情绪。
吴晗同志是绝不甘心让他深情系之的“罢官”的“英雄”，这样灰溜溜地走掉。
未定稿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罢官”的消极低沉情绪，在改定出版的本子里被一扫而光，代之以一种积极高亢的调子。
历史上那个灰溜溜的失败角色，被描绘成了叱咤风云的胜利英雄。
在“罢官”一场里，海瑞破口大骂徐阶和新任巡抚戴凤翔，“你纵然使奸计欺君罔上”，“却难逃万民恨何处潜藏？
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01日再居官重整纪纲。”
你看，这个野心勃勃的“罢官”的“英雄”，表示了卷土重来的决心。
尤其惊人的是：
在即将交出巡抚大印前的一刹那，海瑞当机立断，终于杀了恶霸徐瑛和贪官王明友，为苏松地区的老百姓除了大害，从而取得了“退田”、“除霸”的最后胜利。
由于改写后的海瑞具有了积极进攻的精神，再加上轰轰烈烈的“除霸”胜利场面，这就完全掩盖了罢官而去的失败情绪。
于是，消极的“罢官”变成了积极的“罢官”，鼓舞那些“罢官”的“英雄”，“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准备东山再起的目的达到了。
过去的两个未定稿之所以题作《海瑞》，看来是“罢官”的主题还没有完成；
最后的本子，“罢官”的调子唱足了，于是改题为《海瑞罢官》。
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点睛之题，否则，是有负作者一番苦心的！
剧本的改动是为了进一步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不惜七次易稿，呕心沥血地为海瑞招魂，决不是什么“为古而古”。
同是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的“英雄”唱赞歌，两个未定稿和最后的本子所唱的调子，也因为产生它们的阶级斗争形势不同而有所差异。
两个未定稿都写于1960年的上半年。
那时，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反右倾斗争的彻底胜利。
面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败的现实，形诸吴晗同志笔下的感情，是对那些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们的切肤之痛，和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切齿之恨。
但是，对那些被“罢官”的“英雄”们的悲剧命运也还是无可奈何。
所以，两个未定稿的调子很象哀怨凄凉的挽歌。
最后的本子加序出版的1961年，情况就不同了。
当时，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利用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掀起新的进攻的时候。
牛鬼蛇神蠢蠢欲动，大叫“退田”、“翻案”，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
与此同时，学术界、文化界也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面对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吴晗同志头脑热起来了。
他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两个初稿中十分渺茫的“覆舟”之感，即将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天下要大乱了。
机不可失，是动员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们，重整旗鼓，挺身战斗的时候了。
于是，他收起了丧钟，擂起了战鼓，放下了挽歌，唱起了战歌，为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们秣马厉兵，催阵助战，让他们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
从几个稿本改动情况的考察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他的创作开始于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表同情和抱不平，完成于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干劲、唱战歌，矛头一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
这就是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原载04月08日《北京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论“清官”》质疑
康立
内容提要：
星宇同志的《论“清官”》，是“清官”讨论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
吴晗同志称赞它。
很多同志引用它。
方求同志也称他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
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如封建社会中存在“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斗争，“清官”由于维护“法定权利”而成为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等，却不禁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疑问。
现在提出来向星宇同志请教，希望能得到明确解答。
一、疑问的由来
1964年0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批评了吴晗同志的“清官论”。
同年0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晗同志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其中称赞了《论
“清官”》是一篇“好文章”，基本论点“是科学的，正确的”，
“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并认为这些“也正好是我的《论海瑞》一文中的基本论点，我说过的话，这两篇文章加以发挥，我当然很感激”。
在一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一篇批评文章，在被批评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有丝毫错误的情况下，却博得了他对文章基本观点的满口赞颂。
这种罕见现象的出现，难道还不够令人奇怪么？
难道还不够发人深思么？
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同志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
这是一篇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第2部分，批评了《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反动作用，指出了这出戏是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这是好的。
但这篇文章的第1部分，不仅在许多地方完全采用了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的基本论点；
而且还用了一个十分显眼的夹注，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肯定它“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赞扬它“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星宇同志这篇文章的影响。
就在方求同志文章发表前两天，吴晗同志还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里重申：
他对“清官”的看法，至今“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
这就是说，他仍然坚持他的跟星宇同志相同的论点。
上海还有位平心先生，更连续地发表了两篇评价“清官”的长文，大量地重复了星宇同志的论点，气势汹汹地对批判“清官”论的同志进行了恫吓性的诘责：
“请问要不要列举证据？”
甚至怒气冲冲地宣称，凡是不符合这种观点的，便是“同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路货色”。
把上面说的这几件事联系起来，问题就这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星宇同志的“清官”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理论？
是不是跟吴晗同志的“清官论”串到一根藤上去了？
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怀疑。
我们反复地阅读了《论“清官”》，越读觉得问题越多，现在把它们提出来，期待星宇同志和其他同志能作明确的解答。
二、一连串的问题
星宇同志的《论“清官”》，劈头就提出了一段对“清官”的总看法：
“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重点引者所加）
这一段话，是全文的纲，是全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清官”》里的所有论点，都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为说明这个主题服务。
那是些什么论点呢？
概括地说：
（一）象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那样，封建剥削权利也分裂为法定的权利和法外的权利（或习惯权利），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
（二）“法定权利”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统治权利；
“习惯权利”是超越封建法律界限去追求无限制剥削的统治权利。
前者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后者则暴露出地主阶级内部某些集团、个人的贪婪本性，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
（三）“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
如果剥削程度超越了“法定权利”的剥削，就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
因此，“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
（四）维护封建的“法定权利”，就是“清官”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清官”的共性。
而“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斗争，解除了豪强权贵加在人民头上的一些灾难，也会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至于“清官”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主观上也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五）“清官”维护“法定权利”即地主阶级长远利益，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一、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去之后，“清官”是“好皇帝”推行“安养生息”政策（即“让步政策”——笔者）的得力助手；
二、在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时期，“清官”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三、在农民战争起来后，“清官”是瓦解、屠杀起义军的骗子手和屠夫。
星宇同志指出，决不能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应该完全否定”，否则就是主张豪强权贵比“清官”好，“把任何暴行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以为“贩奴者的鞭笞可以引起奴隶反抗，因此就不应该反对这种鞭笞”。
他认为“这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同时，强调必须“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给“清官”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星宇同志的这些论点不能不引出一连串的问题。
第1，究竟怎样看待所谓“封建剥削权利”或“封建的统治权利”？
究竟怎样看待封建法律？
星宇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可以“一分为二”成“有限制”的法定权利和“无限制”的习惯权利的对立；
而封建法律所反映和所维护的就正是这种“有限制”的统治权利。
星宇同志“清官论”中的这个基本理论根据，目前事实上已成了许多“清官迷”的主要理论靠山。
但是：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认识地主阶级，那么，由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互相对立”，地主阶级内部岂不是就该分成“法定权利”派和“习惯权利”派或“明智派”和“狂人派”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考察地主阶级制定的封建法律，认为封建法律只反映和维护不超越一定“界限”的统治权利。
那么，封建“王法”岂不是变成了专门用来束缚某些地主阶级分子的枷锁和镣铐，而不是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阶级的专政工具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看待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那末，由于“‘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岂不是封建的上层建筑也得分裂成“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两个不同部分了么？
星宇同志的这种所谓“一分为二”，所谓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理论，能不能算是革命的辩证法呢？
能不能算是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呢？
大家知道，封建法律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专政工具。
它保障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特权，而不是只维护其中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
同时，它镇压的也只是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不法行为”；
而决不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在封建社会中，“朕即国家”。
不仅皇帝可以宣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
就连一个小小的土豪劣绅崽子，也可以私设公堂和监牢，进行所谓“合法”的逼租索债。
这些行为究竟算是“法定权利”呢还是“习惯权利”？
封建法律，其实不过是由封建政权用立法形式反映的地主阶级意志而已。
地主阶级根据剥削和压迫的需要，可以随时把压迫农民的新办法补充进法律中去，也可以随时废除他们认为已经过时或不便的某些条文。
实际上，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封建法律也越来越周密、越残酷，给农民套上越来越重的枷锁，给地主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
这能说成是“法定权利”对地主阶级“不法行为”的“限制”吗？
我们认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封建剥削权利的话，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
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总是逼使封建剥削权利走向自己的反面。
封建统治阶级越是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在内），就越是引起农民的反抗，越是加速它的反动统治的崩溃。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2，究竟怎样看待地主阶级的所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星宇同志认为，“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
“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可以减轻人民受到的压迫。
而吴晗同志就曾说过：
海瑞、况钟等“清官”所以值得“学习”，就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比较这两种说法，在理论上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
按照这种观点，所谓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是指这个阶级要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从一世传到万世。
但是，这只能是一切反动阶级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封建法律反映并实现了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的“长远利益”呢？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超过封建“王法”许可的“界限”，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地受宰割而不起来造反么？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不逾越封建“王法”规定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便可能从一世延续到万世么？
难道说，“清官”手里的“三尺王法”，不是地主阶级替农民准备的鞭子吗？
手执鞭子的主子和挨鞭子的奴隶之间，他们的“利益”又怎样“一致”起来呢？
难道吃人的和被人吃的可以存在“利益一致”么？
最后，难道可以说，做奴隶，当牛马，满足于稳稳当当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就是农民的“当前利益”吗？
在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阶级利益。
地主阶级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是剥削，从眼前来看还是剥削。
农民阶级的利益，不论从长远看还是从当前看，都只能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
地主阶级利益每增长一分，农民阶级的苦难就加重一倍。
这难道不是已被无数历史事实证实了的客观真理么？
第3，究竟怎样看待封建官吏的“清”与“贪”？
怎样看待“清官”反对 豪强权贵的斗争？
怎样看待“清官”的“爱民如子”？
“清官”在主观上是不是完全真诚？
如果说，为了反对“一概否定”“清官”而一定要把“清官”与地主豪强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斗争是由于他“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露过同情”。
那么，由此推论下去，岂非“清官”的“廉洁奉公”，既奉剥削阶级的“公”，又奉被剥削阶级的“公”了吗？
“清官”的“清正无私”，岂非既对地主阶级“无私”，又对农民阶级“无私”吗？
“清官”所在的衙门、公堂岂非是凌驾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上的全民国家、全民法庭么？
如果说，“清官”的反豪强斗争是为了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
那么，“清官”的阶级本质又是什么呢？
“清官”与豪强是不是生长在同一个地主阶级根子上的？
“清官”是不是地主阶级的专政工具？
如果承认“清官”是地主阶级的工具，那么“清官”又怎能起“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呢？
难道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
如果说，“清官”反贪污对人民有利；
那么，“清官”反贪污，难道不是替封建国家打算，而是替农民阶级打算？
事实证明，“清官”越反贪污，封建国家的钱粮收入也就越多，对劳动农民的剥削搜刮也就越凶。
这对农民，又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呢？
如果说，“贪官”象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那么，“清官”难道就不更象一条美女蛇吗？
特别是从“清官”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偶象这一点来看，它不正是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欺骗麻醉人民的反动作用么？
“清官”的破产，不正是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玩弄反革命的欺骗一手上已经黔驴技穷，而不得不乞灵于暴力镇压么？
如果说，“清官”标榜“爱民”，“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那么，世界上难道可能存在着什么“超阶级的爱”么？
星宇同志既然承认“清官”的“爱民”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为何又说什么“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岂非自相矛盾了吗？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
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
“清官”的压抑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果实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二丑”（即小花脸）罢了。
假如认为，这样的理解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
第4，“清官”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吗？
在《论“清官”》中星宇同志曾创造了一种“新奇”的提法：
“包拯、海瑞之流的‘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并且说：
“统治阶级中的‘清官’在人民中传颂不绝的根据就在于此。”
这个“自我调节器”究竟是种什么东西，恐怕谁也没见过。
听说有种水闸，能够根据水位的涨落和流水压力的大小自动控制启闭，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调节器”。
不是吗？
“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泛滥了，超过了“法定权利”的“限度”，引起了人民“反抗激流潜滋暗长”；
于是就跑出了几个“清官”，“在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改革弊政，平反冤狱，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约束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以“抑制决堤而出的习惯权利的逆流狂澜”。
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
作为反动剥削阶级之一的地主阶级，能够掌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吗？
阶级斗争的发展会听从反动阶级的指挥和调动吗？
地主阶级能自动地调节和控制封建社会的各项矛盾吗？
如果说，“清官”是一种“自我调节器”，那究竟能调节什么矛盾呢？
是调节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吗？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就必然激起农民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
“清官”又怎样来调节这种根本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呢？
是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吗？
地主阶级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本性决定了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争夺剥削果实的斗争，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停止。
而且，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清官”从来就是这种狗咬狗斗争中的一头恶狗。
在这种情况下，“清官”究竟能调节什么社会矛盾，究竟算哪一门的“自我调节器”呢？
第5、究竟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星宇同志把封建剥削权利分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提法，据说系引自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
但据我们所知，马克思的这篇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原是用来反对德国莱茵省议会对容克贵族的奴颜婢膝态度的。
为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克思曾在文中运用了现成的资产阶级法学语言，其中也包括“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名词在内。
当时，马克思尽管还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已经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法定权利”与“习惯权利”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从而揭穿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
而当马克思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之后，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中，便曾完整地阐述了国家机器学说，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为什么星宇同志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根本观点搁置一旁，不加理会，却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有着那么高的兴趣呢？
为什么马克思明明强调的是“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一致，而星宇同志却偏要去强调什么“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呢？
总之，星宇同志不仅肯定“清官”是一种“实际政治现象”，并且还肯定“清官”是“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
这岂不是等于说，“清官”是历史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对立阶级共同的政治代表吗？
“清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反映了对立阶级的共同利益吗？
这种论调，又怎样和吴晗同志的阶级调和论划清界限呢？
能不能算是一种“一分为二”呢？
究竟是辩证法呢还是折中主义？
三、质疑后有感
“清官”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怎样认识反动国家机器本质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主席又指出：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这是对国家机器、对包括“清官”、“贪官”在内的一切封建官吏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
如何认识国家机器的本质，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争论的中心。
请看一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
他把对立面的统一理解为“坏的”和“好的”两方面的机械结合，从而据以主张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建立所谓“好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主张说：
“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请再重新温习一下大家熟悉的考茨基的一段“名言”。
他说：
“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
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
主人穷了，奴隶也就要挨饿，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损失。
这种一时的利害一致并不排斥他们之间的长期的阶级对立。”
（《国债的经济影响》，1915年）在今天的新考茨基主义者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这种奇谈怪论。
例如，1959年，在国外曾出版了一本探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法制危机的书，其中就曾经大谈什么“法制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资产阶级，它方面又限制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宣称“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法律规范都起着反动的作用，这样一种观点太简单化了”；
并认为资产阶级法律中的许多“规范把人民群众在长期顽强斗争中逼使统治阶级作出的政治让步固定下来”了，等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过的这种机会主义思潮，是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
它告诉了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就必然会滑到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泥潭里去。
因此，尽管星宇同志从批评吴晗同志的“清官论”的愿望出发，但若是不能彻底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一切机会主义观点划清界线的话，就会走到自己愿望的相反方面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极口称颂“清官”是“忍冬科植物”的平心先生，竟如获至宝地把星宇同志关于“清官”的论点当成了一面掩护自己的盾牌，自以为躲在这块盾牌后面，可以万无一失地向人们抛出最肮脏的字句，进行刻毒的谩骂。
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还不值得星宇同志和我们每一个愿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而斗争的同志警惕和深思么？
（原载1966年04月14日《文汇报》）

“七嘴八舌”好！
朱润林
上海有个弄堂工厂，增产节约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产量一增再增，质量好上加好。
前往取经的人可真不少。
有的人看到这个厂生产搞的这么好，便问这个厂的领导：
“你们一定有什么绝招吧！”
这个厂的领导回答道：
“我们什么绝招也没有，全靠职工‘七嘴八舌’地提办法，‘七手八脚’地实际干。”
有人一想到“七嘴八舌”，就和人多语杂，吵吵嚷嚷联系起来。
一想到“七手八脚”，就和做事忙乱，没有秩序联系起来。
“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不要吵翻了天，乱了套么？
要不得，学不得。
其实，这种旧想法，才是真正要不得的。
根据这个工厂的经验来看，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高潮。
原因很简单：
直接参加生产实践的工人，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看得最清楚，对增产的潜力心里最有底。
“七嘴八舌”的议论过程，就是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
这个办法就是“群言堂”。
它不会吵翻了天，只会吵翻了“一言堂”，吵翻了洋框框和旧框框，实在是好得很。
“七手八脚”地干，就是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干的过程。
干革命，搞建设，不能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闷头干，要靠广大群众轰轰烈烈、热气腾腾地大干。
这是搞好增产节约运动的最牢靠的办法，绝不会“乱了套”的。
职工群众大闹增产节约运动，要统一于一个指导思想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只要我们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七嘴八舌”和“七手八脚”，就一定能把增产节约运动搞好！

丰收喜讯（套色木刻）姚天沐

为农民医疗（剪纸）康德休

光荣伟大的道路
——推荐长纪录片《敢教日月换新天》
高汉
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我国人民终于完成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把一个破碎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先进的、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大跃进速度前进的新中国。
影片《敢教日月换新天》所概括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历史事变。
引导中国人民取得这个胜利，并将继续取得胜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影片《敢教日月换新天》所描绘的，就是我国产生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
今天，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没有忘记自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痛苦，也没有忘记世界上还有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正在尽力支持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坚决与世界人民公敌美帝国主义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现代修正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影片《敢教日月换新天》也反映出了中国人民这样一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思想，通过大量珍贵、稀有的历史资料镜头，和强烈的革命激情表现出来，就使这部影片成为一篇内容丰富、形象感人的政论。
通过这部影片，观众可以看到一幅旧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可以知道，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从来就象今天这样美好。
那时候，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互相勾结，盘踞在人民头上，把一切坏事做尽做绝。
工人和农民，即使象牛马一样劳动，终年也不得温饱。
孩子们刚一懂事，就去摇橹、缫丝、行乞……。
只要统治者一变脸，劳动人民马上就会尸横道路，关进牢笼。
算起来，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离今天只不过十几个年头。
影片告诉我们，今天人们能够在毛泽东阳光下自由劳动、欢心歌唱，是因为千千万万革命先辈前赴后继地进行了无数次英勇的斗争。
离开了这一点，要想赢得革命的胜利，是根本办不到的；
但是，一旦人民有了这样的觉醒和勇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胜利就变成了必然。
影片用中国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论证了毛主席的两个著名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通过这部影片，每个观众都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开始的另一条艰苦卓绝、宏伟壮丽的道路。
它让我们感受到，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帝国主义分子等在一旁看我们的失败。
他们幸灾乐祸地说我们只能在鞍钢种高粱。
但是今天，不但鞍钢早已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之一，而且全国到处工厂林立、道路宽广，人民公社的农田如同织锦，自己制造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过去拣煤核的苦孩子成了工厂的领导，普通的木匠成了技术革新的闯将，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千百万男女民兵，个个雄姿英发，荷枪实弹，守卫着我们自己的天空、土地和海洋。
是什么力量使生活改变得这么快？
影片表明：
千百万工农群众，一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拿起武器，就闯出了一条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解放道路。
同样，亿万劳动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闯出另一条新的、以总路线为旗帜的道路。
尽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自然界给我们制造了重重障碍，但是，所有这些都被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所粉碎。
当然，敌人并未死心，我国人民在和各种困难斗争中也磨练得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
影片用解放军、大庆、大寨这三面旗帜，雷锋、王杰、焦裕禄这样的英雄，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以后，那种不可阻挡、不可战胜的气势。
正由于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全世界赢得了朋友。
目前，在我国各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一天比一天高涨。
推进这个运动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头一件大事。
在这个时候，广泛上映影片《敢教日月换新天》，意义显得尤其突出。
只要我们在影片中亲眼看到毛主席在1954年我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讲话的镜头，听一听他的讲话，就一定会强烈地感受到。
毛主席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目前国内外“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不正是这一伟大预言逐步实现的明证吗？
让我们永远怀着毛主席指示给我们的钢铁般的信念，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小老虎”变化的启示
方天白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变的，人也是时时刻刻在变的。
一二○五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五好标杆队”。
这个队有个工人叫许万明，干劲特别足，大家叫他“小老虎”。
1963年，队的领导忽视了政治，“小老虎”情绪逐渐低落，变得落后了。
以后，队领导重新突出政治，许万明又重新变为“小老虎”。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
这是因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在斗争的缘故。
这种斗争，有人做过很好的比喻：
象拔河一样。
拔河，表面平静，其实激烈，双方都以全力争夺那根绳子。
思想斗争也是这样。
无产阶级思想要把这根绳子拔过来，非无产阶级思想则想把它拔过去，是没有一时一刻的安宁的。
脑子里的这根绳子不是别的，就是人们用来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准绳。
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作为工作和生活的准绳，就能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象小老虎一样无畏。
相反，如果让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人的精神面貌就会立即大变，变得畏首畏尾，目光短浅。
自然，在一二○五钻井队，象许万明同志这样的变化，是比较突出的。
但从这个队由于忽视政治而丢掉了“标杆”，以后重新突出政治又跨进了先进行列的情况来看，可知有这种变化的人，也许并不很少，不过变化的程度不同罢了。
这个队的干部在生产开始下降时，也曾马上找原因。
找来找去，却是“井架偏，钻杆弯，砂子没捞净，滚筒不够圆”，就是没有找到人们脑子里的变化。
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方才把阶级斗争这条“纲”找到了。
从此，不但井架、钻杆、砂子、滚筒等等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马上打出了全油田第一口质量全优样板井。
真象俗话所说的：
在哪里丢掉的，还得往哪里去找。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革命队伍和人们的思想领域中来。
举一纲而万目张。
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永远突出政治，使每个人都象小老虎一样，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抓不住这条“纲”，就是订一千一万条措施，找一千一万条原因，也仍然不能把生产和工作搞上去。
一二○五钻井队的经验教训，不是十分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吗？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
有斗争就有变化，重要的问题是朝着什么方向变。
自觉地朝着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方向，今天变一点，明天变一点，才能达到这个“化”。
缺乏这种自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会给思想上的敌人以可乘之机，甚至被“拉了过去”。
因此，必须时时警惕，才能不断前进。

登上井架望北京
安徽淮北袁庄煤矿工人乔巴
钢铁井架耸入云，
登上井架望北京，
千里山川万里路，
越看越光明。
早晨望北京，
一轮朝阳东方升，
红光灿灿照矿山，
井上井下齐欢腾。
夜晚望北京，
北斗星儿亮晶晶，
光辉溶进矿灯里，
头顶亮光夺乌金。
北京城呵北京城，
城里住着咱引路人；
毛主席挥手朝咱笑，
咱革命干劲增十分。
登上井架望北京，
北京是革命的航标灯，
咱一心一意跟党走，
高举红旗向前进！

贫下中农的好医生
河北涿县卫生工作队　史庆云
张宏义是河北涿县向阳公社沙窝大队的半农半医的医生。
他去年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劳动，秋后，公社成立了半农半医训练班，支部选送他去学习，虽然刚刚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医生了。
“刚学了几个月的小青年，也能给人开方治病么？”
一开始，好些人都是这么说的。
事实最能让人信服。
去年10月，那时，他刚学习不久，有一天回家，刚要进村，只见从果园里用小车推出一个人来，魏文大叔斜躺在小车上，原来他腰疼病又犯了，到了家，病人疼得一个劲儿哼哼，脑门上已出了一层冷汗。
张宏义想：
我给他扎扎也许能止住疼，前几天老师才讲过治腰疼的穴位，可是我要扎坏了怎么办呢？
短暂的几分钟，“扎”和“不扎”这两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来回倒了好几次。
他到底决定了：
我学医就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该用的时候怎能往后退？
于是，他大胆地说：
“我给大叔扎扎吧！”
病人疼得没顾得回答，守在旁边的病人的妈妈说话了：
“你刚学这么两天，扎得了吗？”
可是一看儿子疼得那样，心里也着实难过，又接着说道：
“你试试吧！”
这时张宏义拿出针，选好穴位，消了毒，一针，两针……连扎了七针，一个多钟头把针起了，病人说：
“轻多了。”
第2天早上，宏义去时，见魏文正拄个棍子在院里呆着，忙把他扶到炕上又扎了五针。
晚上宏义再去看他，魏文说：
“多谢你费心，以后你就别惦记着了，明天我就干活去。”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咱村的张宏义能治病了。”
“扎针扎得还挺好呢，这下看病再不用上外村请医生了。”
从那以后，找看病的越来越多。
宏义只要听谁在窗户外头喊他，他如果正吃饭，撂下筷子，就跑了出去。
要是在黑夜，不管刮风下雪，也会腾一下子起来，穿好衣服就走。
有一次，魏山家的两个小孩都病了，四个小时注射一次青霉素，他在家里定好了闹钟，还不放心，又嘱咐他妈听着钟响。
闹钟一响，他起来就往外走，就这样连着好几宵，两个小孩终于恢复了健康。
魏振元的二闺女病了，宏义跑了去，小孩已经昏迷，宏义一边听着，一边检查，他给注射了药，不放心，跑到公社把老师请来，老师诊断同意他的处理方法。
六个小时以后，小孩从昏迷中醒过来，全家人都欢喜的了不得。
醒过来并没有脱离危险期，一点也不能麻痹大意，张宏义索性把被子搬了来，睡在小病人旁边，说是睡，其实，他两天两夜没合眼哪！
他拿着书，瞧一段书，看看病人，再看看表，到了该打针的时候，给小孩打了针。
白天该吃饭时，不声不响走了，回家吃完饭，又不声不响来了。
有一回振元的母亲死扯硬扯要留他吃饭，说什么他也不答应，他说：
“我要吃您的饭还算什么新医生，党就白培养我了。”
宏义的爸爸妈妈是在苦水里度过来的。
逃荒到了这村。
他爸爸从十七岁给地主扛活，直到解放，分了房子分了地。
爸爸常对宏义说：
“我象你这么大什么活儿不干？
挑大桶、耪地推磨，一天也闹不上一顿饱饭，共产党要不来，你还想念书？
你可得好好为穷人办事，一点不能懒哪！”
宏义每天晚上去看病，妈妈都等门，宏义看书，妈妈也常陪着。
提起宏义的刻苦学习劲，老师夸，同学夸，爸爸妈妈妹妹也没有不夸的。
上课时候，张宏义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好象老师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撒种似的埋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练好打针，他一下挨一下往自己胳膊上扎，他说，非这样不能练出真本事来。
为了学针灸，他买了几张针灸挂图贴在墙上，一吃饭他就端着碗站在那儿，瞅着。
在路上，宏义总是一边走，一边背。
说到劳动，社员就象夸他治病一样，夸他劳动好。
他干活，按老乡的话说，傻和和的傻干，什么脏啊累啊，这两个字眼跟他不沾边，干什么也不肯落在旁人后头。
他每天学习回来，不进家门，直接上果园去。
果园就在村边，树苗有的还没长起来，间种了好多庄稼，他到了那里，队长叫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
这次植树，社员五点钟起他也五点钟起，跟社员一块栽树，到了时间再上学。
我曾问过宏义：
“你学习这么用功，守着病人两天两夜不合眼还要看书，你那儿来的这么大精力啊！”
他回答的很简单：
“是毛主席的书，给了我用不完的劲头。”
说着，他从桌子上递给我一个小本本，上面写着“主席著作学习笔记”八个字，我翻开来，一字字，一行行，看着，读着，好象我听见了这个贫农儿子的心的跳动。
他写道：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和广大穷人在旧社会受尽了苦，这次党培养我当医生，我要是不好好学，好好干，就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
宏义的铿锵的心声，一直在我心里回响着，在我们的农村里，有多少个张宏义正在成长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