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参加新共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奥克兰
威尔科克斯等同志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06日讯
奥克兰消息：
由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06日下午到达新西兰的奥克兰。
代表团是应新西兰共产党的邀请，前来参加新西兰共产党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努涅斯、奥斯特勒和麦克劳德等同志的欢迎。
新华社06日讯
应新西兰共产党邀请，前往新西兰参加新西兰共产党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率领下，已在0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许立、张香山等。

我们从抗灾中受到一次突出政治的教育
抓阶级斗争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一个县里，工作头绪多，生产任务重，党的县委会究竟是抓政治促生产，还是就生产抓生产？
是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只抓催种催收？
这是思想认识上的根本问题。
过去，我们对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
虽然在口头上经常强调抓政治，但是在思想认识上总以为生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因此，在具体工作上，抓生产措施多，抓政治工作少；
在领导方法上，一般的政治号召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少；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对自然条件看得多，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看得少；
在学习外地经验上，具体技术学得多，革命精神学得少；
在组织干部学习上，学习具体业务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少。
结果是：
成天辛辛苦苦，成绩不大。
经过农村阶级斗争的实践，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对政治与生产、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关系，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们认识到：
生产斗争时时刻刻都脱离不了阶级斗争。
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人总是阶级的人，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思想观点，以一定的劳动态度与精神状态，去从事生产活动的。
所以，只有在生产斗争中抓阶级斗争，抓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推动生产健康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通过去年的抗灾斗争，我们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去年，我县遭到了旱、雹、风、虫等灾害，小麦和棉花等作物损失很大。
怎么办呢？
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主张“搞副业，抓现成，各显神通度灾荒”；
阶级敌人也趁机出笼，说什么“整天学大寨，这可把大灾学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狠抓政治工作，狠抓两条道路的斗争，调动一切抗灾斗争的积极因素。
县社两级干部深入受灾社队，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学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大学大寨人受灾后旗不倒、志不屈的革命精神，并组织大家讨论是靠集体经济的威力来战胜灾害呢，还是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呢？
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的心里亮了。
他们说：
“集体经济是咱的命根子，抗灾要靠集体经济。”
“没灾，咱走大寨的路，遭了灾，还是走大寨的路。”
广大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一些人的资本主义倾向，汇成了一股依靠集体抗灾斗争的铁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住了各种灾害。
六个月后，全县粮棉都获得了丰收。
这是突出政治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最近，我们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一年来抗灾斗争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大抓各级干部思想革命化，集中地解决了以突出政治为核心的“五破五立”问题。
（1）大破消极松劲，退坡换班的思想，大立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彻底革命精神；
（2）大破胸无大志、满足现状的“守摊摊”思想，大立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3）大破靠天靠地靠国家支援的思想，大立靠党靠群众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4）大破形而上学观点，大立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
（5）大破一团和气不讲原则的思想，大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
会后，广大干部的革命精神大振，纷纷深入实际，下乡蹲点，领导群众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
山西霍县县委
书记　王光裕
副书记　梁星楼

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这就是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突出政治，抓紧阶级斗争这条“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有些县委同志，过去为什么“谈生产指标津津有味，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呢？
有些企业党委同志，过去为什么以“外行”自卑，放弃对技术人员的领导呢？
有些参加物资交流会的同志，过去为什么总想“捞一把”“留一手”呢？
问题就在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就势必离开无产阶级政治，势必迷失社会主义方向。
领导农业当然不能不抓生产；
领导工业当然不能不搞技术；
领导商业当然不能不讲买卖。
问题在于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朝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方针政策办事。
比如，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是依靠政治挂帅还是依靠工分挂帅？
是依靠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依靠发展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在生产过程中，在经营方式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无所不在。
如果看不到这些，仅仅看到高粱、玉米、谷，只抓水、肥、土，只是就生产抓生产，不问道路，不管阶级，那就会迷失方向，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而不自觉。
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政治和业务关系的大讨论中，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
谈生产指标津津有味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
近来，我反复考虑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农忙季节，会挤掉政治工作？
在顺利的条件下，会忘了政治工作？
为什么不能做到时时、事事、处处坚持突出政治？
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我找到了答案：
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观点，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把突出政治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保证一时的生产任务的完成，就不能自觉地坚持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可是，我们由于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突出政治也就不够坚决。
平时口头上说要政治挂帅，一抓实际工作却把政治工作作为完成某一项具体任务的手段，具体任务完成了，政治工作也就完了。
实际上这就是把政治摆在业务的从属地位。
在农忙季节，我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生产进度、数字、报表之类的东西，整天为生产进度着急，认为什么东西能把生产进度尽快地“突”上去，就是好办法。
于是，往往丢开政治，就生产来抓生产，直到“完成”了任务，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任务是不是真的“完成”了呢？
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呢？
很少去过问。
检查工作时，也是问进度、要数字的多，很少过问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
上行下效，我们这样干，下面的干部也就照样干。
久而久之，什么“政治与业务轮流挂帅”、“农闲突出政治，农忙突出生产”等等错误说法就出来了。
从解放十多年来的历史看，土地改革时期，在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
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阶级斗争的观念就逐渐模糊和淡薄了。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季节接一个季节的生产，我们的眼光被粮食、甘蔗、花生、芝麻等等挡住了，不能清醒地看到阶级斗争的形势。
任务一紧，就这样想：
“政治放一放不要紧，先把生产‘突’上去再说。”
谁知，就在我们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的时候，资本主义思想就抬头，甚至泛滥起来了。
比如，去年秋季大忙的时候，我们想：
政治工作放一放不要紧，丰收了，有了物质基础好做工作，先集中力量抓生产吧。
于是，一头埋下去抓生产和建设。
结果，有的地方丰收以后浪费粮食；
有的生产队只顾自己不顾国家；
有的富裕农民喊着要分光吃光等等。
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后来，才认识到这是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的恶果。
这不正是上级党委批评的那种“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对阶级斗争却懵懵懂懂”的情况吗！
？
现在检查起来，我们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　林德升

技术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技术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
只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技术工作才有正确方向。……
过去，我们以为在国营企业里，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工厂是党在领导，只要埋头把生产搞好就行了；
现在看来，这是很错误的看法。
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工厂企业的各项工作中依然存在。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技术部门反映得最明显。
我们厂的技术队伍内部，过去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比如不少技术人员迷信书本，迷信洋人；
有些人把技术看成私有财产，封锁垄断，甚至弄虚作假，争名夺利；
技术上不民主，有不少青年人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制，等等。
在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情况下，工厂的技术工作长期以来不能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产品设计十几年来几乎原封未动，有人形容是“老人抄洋人，新人抄老人，抄来抄去还是四十年代的水平，跟在别人后边爬行。”
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于对技术工作的领导没有突出政治，没有在技术工作中抓紧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把技术神秘化了，以为自己是外行，放弃了对技术工作的领导，没有认识到技术领域，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
近一两年来，我们开始对技术部门加强政治领导，大抓技术队伍的革命化，组织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结果，技术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去年全面完成了新产品设计任务近一百套，完成了二十六个重点科研课题，实现了三十七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
事实充分说明，突出政治，技术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技术人员的思想作风才会焕然一新。
过去大家坐在大楼里设计；
现在到水电站工地上，边劳动，边设计。
过去有的人埋头在室内写书，写不出有用的书；
现在出院和工人三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技术民主也大为发扬了，过去少数人说了算，青年技术人员没有发言权；
现在大家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从反复实践中去闯经验，找办法。
过去，技术人员认为毛主席著作里没有“大S”（积分符号），没有“豆芽菜”（微分符号），不能解决技术问题；
现在认识到从毛主席著作中可以学到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来指导解决技术工作中的问题。
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突出政治，根本上是一个方向问题，也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在技术工作中突出政治，就是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技术路线，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使技术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张作鹏

按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做生意还是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做生意
在一次突出政治的物资交流会上打了一个兴无灭资的胜仗
1965年全国三类物资交流会当年12月份在天津召开。
这种会是做买卖的会，如果不突出政治，就会助长单纯业务观点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
这次会议政治挂了帅，开成了一次“兴无灭资”的大会。
在这次交流会上，三类物资成交额，比上一届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
可是离各代表团提出的要货额，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想争“热货”，“捞一把”；
有的人手里有“热货”，想先留一手，不肯轻易拿出来。
因此，这次交流会能不能开好，能不能更好地支持国家的生产建设，关键在于如何一方面使大家多拿出缺货，一方面使缺货合理成交，保证急需。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一场斗争：
按共产主义风格办事，还是按本位主义办事？
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做生意，还是按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做生意？
交流会领导小组一开始就要求把这次会开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会、改造思想的大会，明确提出，会议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定要贯彻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两个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三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
会议前六天，大家不谈生意，集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全局观点、增产节约等语录。
当时，王杰的日记刚发表，大会也抓紧组织学习。
各代表团成立了党支部，大会设立了党委办公室，抓紧做思想政治工作。
不少代表团讨论了算小账与算大账、为什么不愿意多供货等思想认识问题。
会上的政治空气浓厚了，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受到了批判，社会主义经营作风发扬起来，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气象。
会议发扬了全局观点。
不少代表团通过挖掘内部潜力，增加了“热货”的供货量。
黑龙江代表团了解到不少省份在水利建设中需要杂木棍，便把供应量由一千五百万根增加到两千五百万根。
山东、湖南、云南等省，也增加了草帽辫、杂木、竹篾等物资的供货量。
对于一部分供应不足的物资，各代表团都把供货、要货计划摆到桌面上，民主协商，按照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和传统关系的原则，合理分配。
会议发扬了抢困难、送方便的共产主义风格。
例如，北京市代表团分配到的擦机器的回丝不够用，天津、上海就主动增加供货。
内蒙古代表团分配到四百担桔子，后来了解到吉林省春节市场更需要，就主动让给吉林。
不少代表团还本着自力更生、支持生产的精神，重新审查了要货计划。
有些本地有资源、可以就地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用其他物品代替的原料，就下决心在本地组织生产，不再向外要货。
这样一来，到会议后期，供货计划反而超过了要货计划；
比较缺乏的商品，也得到了合理分配，保证了重点需要。
各个代表团的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
个别“老生意经”曾经担心：
“自己发扬风格，如果别人不发扬，岂不吃亏？”
在这些事实面前，他们也认为自己的“老套套”应该改改了。
交流会的经过说明，要政治挂帅，非经过斗争不行；
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态度。
例如会议过程中，有人迟迟不把“热货”拿出来，领导小组抱定不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让步的决心，不是去说情，而是进行正面教育，启发觉悟。
交流会临近结束，领导小组了解到有个别代表团还有“热货”没有拿出来，也没有迁就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毅然决定按期闭幕。
这种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态度，保证了这次交流会自始至终能突出政治，并为今后的交流会进一步清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张春辉　周于蕃

迈万德瓦尔首相设宴招待刘主席和夫人
刘主席和夫人访问赫拉特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喀布尔05日电
阿富汗首相穆·哈·迈万德瓦尔05日晚上在这里的喀布尔饭店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宴会。
他在宴会上建议为“伟大的中国的繁荣和进步”而干杯。
他还祝阿富汗和中国的友谊继续发展。
刘主席在祝酒时说：
“昨天，喀布尔人民冒着大雨夹道欢迎我们。
他们表达的真诚友情，使我们深受感动。
中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也怀有同样真诚的友情。
中阿两国人民都用他们所能表达的形式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友情。
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他建议为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干杯。
宴会是在下午八时开始的。
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入饭店的时候，受到首相和他的夫人的热烈迎接。
中国客人还同阿富汗内阁阁员、其他高级官员、将领、议会两院议长、喀布尔省省长和喀布尔市长以及他们的夫人热烈握手。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也出席了宴会。
宾主双方在客厅和餐厅里亲切交谈。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宴会后，阿富汗艺术家表演歌舞，欢迎刘主席和其他的中国客人。
阿富汗艺术家用中国话演唱的中国歌曲和用阿富汗民族乐器演奏的音乐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赞赏。
新华社喀布尔06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06日上午访问了阿富汗第3大城市赫拉特，受到了赫拉特省政府、赫拉特市政府和当地人民的亲切欢迎。
他们在06日下午已经返回喀布尔。
陪同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章汉夫副部长和其他中国客人到赫拉特访问的有：
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内政大臣阿卜杜勒·萨塔尔·沙利奇、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沙夫·苏海尔以及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陈枫等。
赫拉特机场上挂起了阿富汗和中国的国旗。
当贵宾们从专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赫拉特省省长米尔·阿明努丁·安萨里、赫拉特省司令官阿卜杜勒·加法尔将军、赫拉特市市长阿塔·纳克希本迪、赫拉特警察司令乔马·哈桑和其他高级军官和官员以及赫拉特市民的热烈欢迎。
赫拉特省省长米尔·阿明努丁·安萨里在赫拉特饭店举行午宴，欢迎刘主席和夫人。
当刘主席和夫人乘车进城的时候，五万多名缠着白色、灰色和其他颜色头巾和戴着紫羔皮帽的市民和村民站在道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
从机场到市内的十公里长的道路上，搭起了挂着阿中两国国旗、披着红布和写着“欢迎”口号的拱门。
有些欢迎的人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客人而爬到了树上或汽车顶上。
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人在边道上飞快疾驶以便赶上车队。
刘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参观了礼拜五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可以容纳八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它建于七百六十多年以前，后来又经过几次重建。
壮丽的精巧的建筑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筑物外表上几乎全部镶嵌着七彩的砖瓦，在阳光下显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建筑物有四百多个砖砌的拱顶，整个清真寺没有一根梁。
刘主席参观了清真寺里的一个瓷砖镶嵌工场，对工人们的精湛的手艺很感兴趣。
刘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走过清真寺的院子的时候，人们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客人还参观了比扎德公园。
这个公园是以一位对十五世纪的波斯艺术有过深远影响的著名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
他们还参观了在公园里的高哈尔—沙德王后的陵墓。
赫拉特是一个拥有约十万人口的城市，位于阿富汗的西部。
它是中世纪时期连接欧亚两洲的通商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
这个城市到处是常青的松树，遍布着代表阿富汗伊斯兰古代文明的历史遗迹。
赫拉特地区以中亚洲的谷仓而闻名，并且盛产水果和手工艺品。
当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06日上午离开喀布尔去赫拉特时，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和外交大臣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到机场送行。
在中国客人返回喀布尔时，这两位大臣又到机场迎接。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1966年02月12日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任重同志们：
这次省委召开各县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重点是讨论如何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这个问题，讨论怎样突出政治，怎样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同志们批评省委过去对这方面抓得不够，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各县委的同志检查，说过去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好，那么，责任首先在省委。
省委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可以摆一百条、一千条，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突出政治不够。
这一条必须坚决改，快改。
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克服这个缺点、错误。
省委已就突出政治的问题发了指示，把突出政治、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我们全年领导工作的第1位。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就是没有突出政治，根本就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说突出政治不够，政治挂帅不够。
同志们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时候，以从严的精神要求自己，严肃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好的，也是必要的。
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成绩，就原谅自己，忽视我们的缺点、错误，特别是这样重要的缺点、错误。
可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夸大。
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全面地总结我们的工作。
对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还有不少同志不那么清楚，位置没有摆正，有折中主义以及其他的错误思想。
有些同志总是就生产论生产，总是对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非常感兴趣，而对阶级斗争，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兴趣就不很高。
就生产论生产，只看禾苗好坏，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这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同志是在搞折中主义、实用主义、修正主义。
就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认识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个人在内，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好，政治思想水平不够高，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多一些，辩证法少一些。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盲目性，嗅觉不灵。
因此，我们要力求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
现在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讲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一切
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要统帅一切，而不是别的统帅一切。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一个任意的政策，或随便提出的口号。
什么是政治？
毛主席给政治下的定义是：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政治。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来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从来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一切、统帅一切的。
全国解放以前，我们党领导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当然是政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搞土地改革，搞镇压反革命，搞三反、五反，这都是革命，都是政治。
从没收官僚资本到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共产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进行的。
这次革命运动，不仅改变了所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也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1957年，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且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
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系列的革命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下进行的。
1958年开始大跃进。
那年01月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同志不要做空头政治家，要又红又专。
红就是政治好，专就是业务好。
毛主席提出要学点业务，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又提出不要因为要学点业务，学点技术，就忽视政治，忽视思想工作，变成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他要求我们的干部又红又专，以红带专。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忘记了它，忽视了它，是不是就会风平浪静没有斗争了呢？
不，“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们忽视或忘记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就会向我们猖狂进攻，阶级敌人就会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侵袭、瓦解我们的党，同时对工人、农民也进行腐蚀和分化瓦解，那就会象毛主席所说的：
“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②毛主席在他的著作、讲话中无数次地讲过阶级斗争的问题。
1962年又讲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年了，今后还要继续搞。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直搞到三个差别消灭、共产主义实现为止。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这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挂帅。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是阶级斗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阶级斗争。
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贡献。
我们突出政治，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保证建成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如果不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修正主义就要当权，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中国就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状况。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胜利地完成，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的保证就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加以彻底解决。
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抓革命、促生产。
同志们都经过实践，这都是你们亲身经历过的事，请你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每当我们抓革命、抓政治挂帅抓得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发展得快、发展得好？
凡是不抓政治、不抓革命或者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搞不好，其他各项工作也搞不好。
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1957年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抓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大鸣大放大辩论，整风整党的基础上出现的。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
正如毛主席在《送瘟神》那首诗中所形容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这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1958年工作中有没有问题呢？
也有。
由于我们脑子发热，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
毛主席在1958年讲过：
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劳逸结合，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搞强迫命令，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我们犯错误，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
真正的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我们工作中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政治挂帅不够，挂得不好，决不是政治挂帅挂多了挂坏的。
我们政治挂帅挂得不好，或者说没有挂起来，最主要的还是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
我们这个时期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好的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讨论中，有些人好象认为党的这些政策又可以不要了，这是十分错误的。
问题是从1961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们只顾了抓具体政策，抓生产，抓生活，忽视了阶级斗争，忽视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乘机向我们猖狂进攻。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党内，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腐蚀侵袭。
那两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没有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
当然，我们口头上也讲过要政治挂帅，要抓阶级斗争。
讲是一回事，有没有认真抓是另一回事。
我们那时讲过三个坚持：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阶级路线，坚持技术改革。
但是，你那样讲了，并不等于你就没有责任了。
你说要三个坚持，怎样坚持呢？
反对什么东西呢？
没有调查，没有下去蹲点，因此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到，总以为问题不严重。
1962年秋季，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教导体会不深刻，说我们湖北省问题不严重。
经过这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湖北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有，并且在一部分地区还相当严重。
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仍然要政治挂帅，仍然要抓住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不断革命。
从1962年冬天起，我们强调了抓阶级斗争。
不过1963年抓得不大好，1964年上半年也抓得不大好，从1964年下半年起，才抓得比较好一些。
但阶级斗争到底严重不严重，这个问题还不能说都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
目前就许多同志来说，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这还是主要的。
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省1962年是增产的，也算是丰收的；
可是1963年、1964年和1965年，这三年是我们解放以来生产发展最快的。
这样的增产，在座的同志有没有想到过？
为什么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呢？
这还不是因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
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有这样的结果呢？
我看决不可能。
回想历史上，1953年我们省的农业生产也有过较快的发展。
那一年生产为什么好？
还不是因为1951年、1952年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搞了三反、五反。
1954年大水灾。
1955年情况不好，无非是右倾思想作怪。
1955年冬天，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抓了农业合作化，反对“小脚女人”，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搞十二年规划，大抓技术改革，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实践经验证明，毛主席所讲的：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如果说过去我们犯过错误，走过一些弯路，碰过一些钉子，认识不够，还有许多盲目性，现在，就要通过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亲身的体会，来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
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1位，必须用政治来统帅一切。
怎样用政治来统帅一切工作
有的同志提出，把政治工作摆在第1位，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道理是懂了，但到底怎么做，感到没有办法。
提出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政治统帅一切的道理，是真懂而不是假懂。
只要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具体做法就会在实践当中产生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好经验。
不论军队或地方，都有很多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特别是最近报上介绍了河南兰考县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领导群众艰苦奋斗，改变兰考的面貌，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听说大家学习他的事迹时很感动，对照他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感到自己很不够。
这很好，要有这种精神。
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党学解放军，学什么呢？
就是要学解放军怎么突出政治，做政治思想工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解放军有无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活的好榜样，我们要学；
地方上工业有大庆，农业有大寨，我们也要认真学。
怎么学大庆，怎么学大寨，学它的什么？
李雪峰同志对我讲过，大寨的经验归纳起来用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
由于有大寨式的党支部，有大寨式的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农民），因此才创造了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有的同志在讨论中往往把政治与生产对立起来，好象抓了政治工作，就会放松生产，把政治工作抓好了，生产反而会搞坏。
这样看问题是片面的，是形而上学。
政治与生产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挂帅挂得好，精神就会变物质，生产就会好，而不是相反。
我不相信有哪个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很坏，而集体生产会搞得很好。
相反，如果说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很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很高，干劲很大，但生产却搞得很坏，我也不相信。
你们那个相信有这样的怪事，请拿出一个典型材料来！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到底怎么提法，就农村工作来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提：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齐抓。
在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
这样提、这样做行不行？
请同志们考虑。
有些同志争论：
到底政治是目的，还是生产是目的？
如果说生产是目的，政治是什么？
有的同志说，政治是手段，生产是目的，因而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
也有的同志说，政治是目的，生产是手段。
一般来讲，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如果把它简化成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是目的，政治是手段，那就是错误的。
“为生产服务”，为的什么“生产”？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自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支援世界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我们政治挂帅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经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
总而言之，不仅要把我们一国建设好，而且还要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有的同志提出人与物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军队的同志懂得最清楚。
毛主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去年林彪同志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十分透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中人的因素第1的道理。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由美国人出武器、出钱、出顾问团指挥的飞机加大炮。
我们军队少，装备差，却打败了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军队，政治思想第1，人的因素第1，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越南南方还不是这样？
还不是装备差的人民军队、游击队，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南越反动派？
古今中外，一切革命战争，无不证实人的因素第一这个普遍真理。
当然，打仗也不否定物的因素的作用，如武器、弹药等，但人和物比较起来，人的因素是第1位的。
打仗靠人，难道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吗？
我们在生产中也并不否定物的因素，没有土地、种子、肥料、耕牛、农具，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怎么能生产呢？
但是，要知道，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的。
生产力本身是人与物的对立的统一，而人的因素是最生动、最积极的因素。
在剥削制度下面，劳动者不仅是剥削者的奴隶，同时是生产资料的奴隶。
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或破坏。
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普遍真理。
同志们都知道不少这样的事例：
同样的土地、农具、气候条件，可是，生产的结果却往往大不相同。
有的皮棉亩产两百多斤，有的只产几十斤，这不是人的因素第1是什么呢？
大庆和大寨的客观条件并不好，可是他们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政治工作，强调做人的思想工作呢？
就是为了要教育农民为革命种田，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种田，为支援世界革命种田，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用社会主义思想，用革命到底的思想来教育农民，向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
干劲怎么鼓法？
我们就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再加上关心人民生活，靠这两条来鼓人民的干劲。
这两条中那一条更重要呢？
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农民为革命种田的觉悟这一条是主要的，应当摆在首位，这就叫政治挂帅。
同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
也就是毛主席讲的：
把政治工作摆在第1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
在这里，我们和修正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讲物质刺激，讲金钱挂帅，根本不讲革命，不讲政治。
如果说讲政治，那也是讲修正主义的政治。
其结果是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向资本主义倒退。
有的同志说，既然讲政治挂帅，好象评工记分、生产队核算、改善人民生活都可以不要了，这是误解，是错误的。
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干什么？
生产还有一个目的嘛！
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那里呢？
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使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机器的主人。
他们是为自己生产，又是为集体生产，为国家生产，为支援世界革命生产。
我们党的方针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分配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只有正确执行这些政策，才能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更加清楚地看到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
才能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对立的统一，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千万不可片面理解。
劲可鼓而不可泄。
问题是鼓什么样的干劲。
要鼓正确的干劲，不能鼓错误的干劲，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鼓干劲，要善于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当然，没有革命热情，满足现状、甘居中游或者落后自满的人，是不可能有求实精神的。
焦裕禄同志满腔革命热情地来探求兰考县的实际，看兰考县的“三害”是怎么造成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正确的措施，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向“三害”作斗争，努力改变兰考的面貌。
我们象焦裕禄同志这样做，就是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
不这样做，就可能是个人主义挂帅。
一个党有一个什么挂帅的问题，一个人也有什么挂帅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
我们一个党、一个领导机关、一个人，不受这种思想支配，就要受那种思想支配。
这回大家不是也对比了吗？
我们湖北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县、区、公社、大队，也有一批比较落后的县、区、公社、大队。
事物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状态，这是必然的。
但我们要做工作，总要不断地改变它，要使先进的更先进，使中间的向先进看齐，使落后的改变面貌，赶上去。
为什么有些地区先进，为什么有些地区老落后？
同志们可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我看，是不是政治挂了帅，挂得好不好，搞没搞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条主要原因。
凡是那些落后的地区，多半是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的地方，再就是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省委1959年提出“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的口号，强调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可是后来，我们在有些地方改得不适当，犯了一些错误。
所以，1960年省委总结经验教训时加了一句：
“乱改就减产”。
这样就全面了。
实践证明：
凡是正确地认识了大跃进中的成绩和错误，正确地接受了经验教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真正按照这四句话去做的，这几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很快；
凡是不这样搞，怕字当头，稳字当脚，不敢改革，甚至把改得对的也放弃了，良种也不要了，条播也不搞了，水利也不办了，这样的地方就进步很小，或者没有进步，甚至倒退。
当然，对落后地区我们省委有责任，帮助不够。
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着急，也不要泄气。
要振作起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扎扎实实地搞上去。
省委再三讲，省、地、县各级党委，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突出政治，狠抓政治思想工作，少抓生产中的具体事情。
生产环节，分机器、分化肥，要交给业务部门去搞。
我特别强调了，对于那些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等，希望你们这一辈子都不要感兴趣。
有些同志对我这个说法误会了，说：
你这一讲，我们县委就不要抓生产了。
谁说县委不要抓生产呢？
不是说要又红又专，要学点业务，学点科学吗？
我们领导农业生产，就要学点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
我那样讲，是要我们党委的负责同志多抓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少抓一些日常的生产、业务、技术等工作，少搞一些事务主义，而不是说要县委不要抓生产，不领导生产。
我们要三大革命一齐抓，县委怎么能不抓生产呢？
焦裕禄同志不是抓了生产吗？
要象他那样抓生产中的大问题，不是抓小问题。
县委书记不要代替“生产队长”。
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
今后我们办点、蹲点，一律要这样做。
党委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抓些什么呢？
我看讲多了也抓不了，就是抓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五个不可忘记，即：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党委今年抓，明年抓，永远要抓住这五个不可忘记，这就做到政治挂帅了。
党委经常抓这五个方面的工作，讨论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检查这五个方面的工作。
我看只要这五个方面抓好了，就能调动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保险生产一定搞得好。
这五个方面抓不好，就是天天讨论生产问题，生产也搞不好。
具体到下边怎么抓法，过去做得不够好，你们作检讨，我们也要作检讨。
今后下去检查工作，发现哪个队生产搞得不好，是落后队，首先就要问生产为什么没有搞好？
要向党支部作调查，向贫农、下中农作调查，看看这个地区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是什么样子，贫农、下中农有什么生活问题、思想问题。
从这些方面着眼去找生产落后的原因，而不是就生产论生产。
首先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或者领导是否关心群众生活上去找原因，还要从政策上找原因，看政策上有哪些规定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
找到原因，加以解决，生产落后的面貌就可以改变。
至于说还有没有生产上、技术上的问题？
也会有的，一般来讲，这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
只要把上面这五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让干部、群众去讨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脱离了干部、贫农、下中农的思想问题，就生产论生产，不抓活思想，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关心贫农、下中农的生活疾苦，即使是发现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生产技术上同样存在着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只有通过说服、讨论、试验，把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会议上讨论了“五好”和比学赶帮超的问题。
要广泛开展这个运动，搞个开门红，又要红到底！
口号是不是可以这样提：
“五好为目标，比学赶帮超”。
开展这个运动，一帮一，一对红，一面红旗带一片，百面红旗带全县。
先进单位对比较落后的单位要帮，你赶我，我帮你，希望你超过我。
比什么，学什么，赶什么，帮什么，超什么，都以五好为目标。
谁先进，谁落后，都以五好为标准。
五好当中政治思想好是第1个条件。
不要把增产多少或单产高低，作为第1条。
这样搞，就把政治思想工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了，而不是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把一个一个问题孤立起来。
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期，革命就得到发展，走向胜利；
凡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挂帅的时期，革命就遭受挫折，遭到失败。
解放十几年来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
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项工作，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好的，工作就好；
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差的，工作就差；
凡是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就必然走上邪路。
所谓政治挂帅，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我们要把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等联系起来看。
这些都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
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空喊政治挂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国内进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世界革命问题的指南。
应当怎样看国内的问题，看世界的问题，认识国际形势？
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进行分析和判断，不然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
现在世界上阶级关系、阶级力量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正在搞反华大合唱。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表面强大，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实际上非常虚弱，都是垂死的东西。
要记住：
敌人反对我们、骂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
他越骂得凶，越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革命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如果修正主义分子不骂我们，奉承我们，叫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同他们差不多，成为修正主义或者半修正主义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越骂我们，就越暴露他们自己。
他们的人民会想一想，为什么要骂中国，中国是好是坏？
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
现在美帝国主义把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矛头对准我们。
好，这就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革命了，而且反对别人革命，做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一心想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
我看这也是做梦。
帝国主义内部还有矛盾，它同现代修正主义就能合作得好？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乱子，都不要惊慌。
要相信人民。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有的已经起来斗争，有的迟早要起来斗争。
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迟早要灭亡，他们的寿命是不会很长的。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客观形势的发展，还将再三证明是对的。
当然，世界革命也和我们中国革命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遭到一些挫折，甚至严重的挫折。
但是，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规律。
不坚定地相信这个真理，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学？
怎么用？
就是林彪同志讲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有些同志讲，不知道带什么问题学，学了也不会用。
我个人是不是就会了呢？
不能这样讲。
是不是完全不会？
也不是。
究竟带着什么问题学？
学了怎么用？
用它干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见解，归纳起来，是要带着两方面的问题学，在两方面用。
即：
带着思想上的问题学，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
用来改造思想，用来改进工作。
改造思想，不仅是改造别人的思想，而且首要的是要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
“打铁先要本身硬”。
光改造别人的思想，不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那样的思想工作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脑子里经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要每天洗脸、扫地、打扫灰尘。
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情。
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改造思想是“洗脑筋”。
洗脑筋有什么不好？
思想上有脏东西，就要把它洗掉，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洗掉。
坏思想不去，好思想不来，这也是对立的统一，不破不立。
改造思想，改什么？
就是毛主席讲的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然，方法论也是世界观，分开讲，也可以，实际上是分不开的。
要教育我们所有的干部、党员，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
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具备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或者叫宇宙观。
世界观问题是根本问题，是立场、观点问题。
每个同志都要懂得，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要兴无灭资，要经常注意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帮助别的同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让这两种思想“和平共处”。
毛主席讲，没有党内斗争，我们党的生命就会完结。
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斗争，就等于思想停止了，死亡了。
不前进就会后退，不是逐步走向彻底无产阶级化，就会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成资产阶级化。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人的思想变化就是如此。
什么叫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所谓无产阶级思想，就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
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无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无非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
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兴无灭资。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想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方法论的问题就不重要了，或者方法论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在实际工作中，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动机好，方法不对，还是达不到目的。
毛主席强调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就是鉴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学多了，辩证法少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就会出现烦琐哲学。
一个案子写多少万字的材料，统计表报搞那么多。
有的同志提出“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
我们接受批评，我们省委要改，你们也要顶，不该填的表报一律不填。
有的人不发表格，发调查提纲，结果比统计表还复杂，你们也不填就是了。
对于“五多”，要采取各种办法抵制。
要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要学习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特别要学好《矛盾论》。
不是提倡唯物辩证法吗？
《矛盾论》是写辩证法写得最好、最全面、最系统的一篇文章。
真正把《矛盾论》读通了，就真懂了辩证法；
多懂一些《矛盾论》，就多懂得一些辩证法；
不懂《矛盾论》，就不懂辩证法。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提议同志们很好地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三篇文章。
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也要好好学习。
特别是省、地、县三级党委，要通过学习，检查工作，改进领导，一定要有具体措施，要有实效。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各级党委的根本工作方法。
总之，要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怎么学？
举个例子来讲。
毛主席一再强调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
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同志们看事看人是否都学会了两分法？
讲成绩就忘掉缺点、错误，讲到缺点、错误又看不到成绩；
讲到困难看不到光明，讲到光明又看不到困难，这就不是两分法，而是形而上学。
我们过去犯过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今后也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就要马上纠正。
难道这也很难吗？
贫农、下中农对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都会用两分法来分析，政治水平相当高。
相反，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同贫农、下中农比起来，政治水平却不如他们，对问题看不清楚，又自以为是，不肯听取群众意见。
这就不能不犯错误，碰钉子。
因此我们要提高自觉性，努力学会用两分法去看人看事，力求减少盲目性、片面性。
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工农兵学习。
无疑，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有责任向工农兵进行教育，向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
而为了做他们的工作，首先就要向他们学习。
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在学毛主席著作，有些积极分子学得很好，用得很好，写的文章也很好，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写不出来的。
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不要迷信教授，不要迷信伟人、作家、哲学家，有些所谓出名的“哲学家”，往往不懂哲学，是假哲学家。
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课堂，走出书斋。
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走。
北京市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不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吗！
我们要老老实实向工农兵学习。
我参观过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受到了教育。
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来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运动。
这个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动力！
有的同志讲，文化低，学不到，用不到。
这不是理由。
不识字也可以学，可以听别人读，不懂就问别人。
既学毛主席著作，又学文化。
有的同志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同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联系不起来。
那要看你是不是真正下了功夫。
只要下决心，有高度的革命热情，有高度的阶级感情，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哪个人学不到、用不到。
只能说有人学得快点、多点，用得好点。
有人学得慢点、少点，用得差点。
这样的差别是有的。
根本学不到、用不到的事是没有的，除非是懒汉，根本不想学，那就没法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学生的一封信。
她说：
思想上的问题和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在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解答的。
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我认为是真理。
中国乒乓球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赢得世界冠军。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一篇讲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吗？
没有。
可是徐寅生同志却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武器，写了一篇怎样打乒乓球的好文章。
徐寅生同志二十多岁，我们在座的同志大都在三十岁以上，有的四十、五十了，再不学就要落后了。
所以，同志们为了革命，要用满腔热情学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要做到老学到老。
要革命到底，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到底。
我们每个同志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宣传员。
这是我们的义务。
不论工农兵、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是革命战士。
为革命工作，为革命奋斗一生，要立场坚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
要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处处以身作则，宣传毛泽东思想。
开会、谈话、在家里、在外面、和贫农、下中农谈心，都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要象雷锋、王杰那样，不仅用嘴巴宣传，而且要用行动来宣传。
身教重于言教。
同志们！
我们要求你们这样做，也希望你们监督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做得不对，就请你们批评。
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今年向大家介绍过孝感县委八个字的工作方法。
他们的八个字是“值班、蹲点、劳动、学习”。
值班，就是说，县、区、公社直到大队支部、贫协、大队长、副大队长，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轮流值班，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不值班的，就下去蹲点。
蹲点要参加劳动，不仅仅是为劳动而劳动，而是要通过参加劳动，进行群众工作，进行科学试验，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
学习，在家值班要学习，蹲点的带着毛主席著作下去，一样要学习，还要参加群众学习，领导群众学习。
后来，我们又在这八个字上帮他们加了两个字：
民主，成为十个字。
民主，就是说办一切事都要发扬民主，先民主，再集中。
下去蹲点，不要站在群众头上指手划脚，要同群众商量办事。
哪些事要办，哪些事不办，哪些事先办，哪些事后办，都要同群众商量，同贫农、下中农、基层干部商量。
要真正地商量，先听群众的意见，再发表自己的看法，群众有不同的意见，要反复酝酿，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不能一去就当先生。
党委会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准一个人说了算。
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以上十个字——“值班、蹲点、劳动、学习、民主”，建议各县也都照着办，大家看行不行？
有的同志提出，从实际出发有时候与执行上级指示有矛盾，怎么办？
办法：
第1是可以暂缓执行，第2是立即向上级报告。
至于有些小事，例如什么时候下秧、什么时候积肥等，上面本来不该管的，却硬要管，出的主意又与下面实际情况不符合，下面可以不执行，也不必报告。
这不算无组织无纪律。
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向上面报告，一直可以报到省，报到中央。
同志们，民主是个大问题，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群众路线？
我们工作中犯错误，除了没有认真领会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之外，我认为主要的还在于两条：
一条是没有蹲点，再一条就是民主不够。
如果有这两条，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发现和纠正得更早、更快一些。
蹲点和民主搞得好一些，了解实际情况多一些，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毛主席的思想。
林彪同志提倡吃透两头，看来不吃透“下头”，就难以吃透“上头”，反之，亦然。
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不经过实践，不碰钉子，往往不能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
现在我们照上面的十个字办，努力做到“吃透两头”，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工作方法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县委怎样更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县委的具体事可多了，那么多的部门都要来找，要处理日常工作，还要蹲点，还要劳动、学习……。
如果一个县委书记不能比较闲一点，有一点时间看书，作调查研究，同下面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谈心，想问题，就是辛苦忙碌到浑身是病，工作也还是搞不好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改进县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可以分几条战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分头负责。
该分给业务部门办的事，就交给业务部门负责去办。
县委领导干部，轮流值班。
县委书记管总的，除了主持县委会议、抓学习以外，就是下乡蹲点，还可以抽时间跑一跑面，不要老在家里坐办公室。
你们看这样办行不行？
“这一边不放心，那一边害怕。”
县委书记自己不直接抓生产业务，让别人抓，总不放心；
分工管生产的同志也有点怕，怕抓不好。
我看，你当书记的也不要不放心，负责管生产的同志也不要害怕。
只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就不会把事情办坏。
就是出点毛病，也不要怕。
同志们要懂得，具体事情错一百件，无伤大体，大政方针（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或生产上的重大措施）只要错一件，就会全盘被动。
不抓大政方针，天天打杂、催耕、催种、催收、催交，结果工作还是搞不好啊。
再者，具体事情的处理，并不是件件都能联系到重大原则上面去的。
有些具体事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分工负责的同志就要大胆负责。
处理错了，改过来就行。
我们对各部门的同志讲过，大事情要请示报告，日常事情你们大胆处理，办错了，省委替你们担担子。
总之，要搞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必须实行毛主席说的八句话：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各方去办。
办也有决，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按照这八句话去办，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今天我讲的没有哪一个是新鲜问题，用湖北人的说法就是“炒现饭”。
现饭也不坏，加点油、盐一炒，蛮好吃嘛！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政治挂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不过我加的油、盐不多，现饭不一定炒得好吃，好在会议还有几天，有什么意见，大家还是敞开思想谈。
不要因为我讲了，你们就不讲了。
还要讲，特别是要批评省委领导的缺点、错误。
我讲得不对，你们就批评，我就改正。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四七七页。
②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第13期《红旗》。

不怕厂房“老”只怕思想“老”
卫海铁工厂工人　张泉根
我们厂的厂房和设备都很差，但是，我们厂的产品汽车钢板弹簧的质量，赶上了长春第1汽车厂，现在还在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哩。
记得1964年初提出赶长春，以“三老”赶“三新”的时候，有同志说：
“芦席棚怎么能和钢骨水泥比高低？”
现在，事实作了回答：
“芦席棚”不比钢骨水泥低，还有可能比钢骨水泥高。
什么道理呢？
道理就在于，我们的厂房虽然“老爷”，设备也“老爷”，但是我们工人不“老爷”（上海话，即不破旧的意思）。
赶超先进水平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设备、技术、厂房等等都是。
但是这一切条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这个条件。
同样是人，解放前后大不相同。
解放前，我们铁匠为资产阶级做牛马，看到的是老板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哪有心思搞生产呢。
解放后，我们当家作了主人，自己掌握了命运。
我们生产为革命，越干越有劲，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无产阶级闹革命，就是要靠自己动手，来创造各种条件，来改造客观世界。
只要思想不“老”，老的厂房老的设备，都是可以改变的。
现在，我们厂的条件和过去就已经大不相同了。
但要赶超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要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改变厂房和设备的面貌。

前方和后方
走近卫海厂小小的工夹模具保管室，常常会听到敲敲打打和锉磨金属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保管员许洪源并不满足做好份内的保管工具的工作，他还学会了一套翻修、装配和加工的本领，把高质量的工夹模具及时送上前方。
有时，他还主动改进模具，帮助生产工人提高产品质量。
许洪源说：
“只要有革命志气，每个岗位都能打头阵。”
他人在“后方”，却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时刻在为“前线”的赶超先进出力。
生产如同战斗，后方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支援前方，工作岗位在后方的人，思想不应当留在后方，应当和前方的人同呼吸共战斗。
许洪源的任务是保管工具，可是，他却大大越出了保管的范围，把工具翻修、装配、加工。
这说明他身虽在后方，心却在前方，为了支援前方，他创造性地做后方工作。

厂小，革命志气不能小
——记上海卫海铁工厂从“大打铁铺”成为新技术先进单位的斗争
上海有一个小工厂，设在芦席棚下，只有二百来人。
九年来，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不断革新生产技术，生产的钢板弹簧的质量，赶上了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同样产品的质量。
这个小工厂名叫卫海铁工厂。
抓阶级斗争促生产斗争
1958年，卫海铁工厂的工人还成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落后的方式生产。
他们迫切要求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
虽然这些来自小打铁铺的职工有强烈的翻身感，但由于刚公私合营不久，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重，劳动纪律松弛，互相不团结。
有些人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生产情绪不高。
一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还没有形成。
隐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个别反、坏分子兴风作浪，公开挑拨工人和党的关系，鼓动工人闹福利，闹奖金，并且散布“铁匠造机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流言，动摇职工改变生产面貌的信心。
这时，工厂党支部成立了，铁匠队伍有了一个领导核心。
这个年轻的党支部一开始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是立即发动群众搞技术革命，还是首先组织阶级队伍，从提高职工的觉悟入手？
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看到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要想单纯地抓好生产是不可能的。
于是决定狠抓阶级斗争，挑选了二十多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立场坚定的工人，作为阶级斗争的骨干，重点培养。
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了个别反、坏分子。
职工们在这场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敌我，加强了团结。
他们认识到，那些打着“为工人闹福利”旗号的人，原来是妄图把工人拉回受剥削受压迫的老路上去。
这样，党和团的组织壮大了，一支骨干队伍开始培养出来，阶级队伍初步纯洁了。
支部又向工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大讲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大讲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
全厂职工觉悟普遍提高，要求改变落后生产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
但是，铁匠能不能造机器呢？
有人妄自菲薄地说：
“凭着斗大的字只识两箩，铁匠能造机器？”
有人满怀信心地说：
“我看能造！”
第1个站出来说话的是江苗涛。
这个抡大锤的一把手，年纪不过三十岁，已经打了十多年铁。
他说：
“铁匠一定要造机器，我们不能赤手空拳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就是要吃天鹅肉，就是要为无产阶级争气！”
党支部支持这个先进的苗子，组织顾耀祖等几个铁匠跟他一起，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响。
几双打铁的手，拿起了粉笔，围在地上画草图，作模型，经过半年多的摸索，终于造出了一台卷耳机。
铁匠造的第1台机器是粗糙的，但是给大家破了迷信，壮了胆量。
党支部抓住这件事，在厂里大宣传，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
全厂出现了技术革命的热潮，造出了一台台的专用设备。
疾风知劲草
在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年月里，卫海铁工厂面临了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
那时，产品有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
一部分工人支援外地、支援农村去了，从其它一些厂调来的工人嫌这里生产条件差，不安心工作。
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是抱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还是消极悲观，畏难退缩？
疾风知劲草。
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更高地举起了总路线的红旗，大家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大讲毛泽东思想，激发革命热情。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李玉林谈自己从小给地主作长工的悲惨遭遇。
他的话音刚完，一个个工人都激动地站起来诉苦。
这些在旧社会被称作“臭铁匠”的人，都有一肚子苦水。
工人冯贵堂拉开衣服，指着肚子上的伤痕，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
解放前，飞溅出来的红铁钉嵌在他的肚子上，老板不给医治，他只能用报纸贴在溃烂的伤口上，最后还是被一脚踢开，流落到农村讨饭。
回忆旧社会，越忆越苦；
对比新社会，越比越甜。
大家从议论中议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
干部和工人，两个苦瓜一根藤，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钢板弹簧的任务不足，他们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
他们又努力提高钢板弹簧的质量。
干部和工人一起，大讲大议提高质量的意义。
群众性的摸索钢板弹簧生产规律的科学实验活动，在全厂展开了。
卫海铁工厂工人大部分被旧社会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干活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
工人出身的副厂长吴庙祥，从小也只读过五年书，对制造钢板弹簧的好多道理同样不懂。
他带着几个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每一个老师傅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四十一条热处理工艺。
制造钢板弹簧的四十多道工序，就这样都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
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
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二十五万次。
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没有参加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技术革命持续不断。
到1963年，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五十多台，全厂百分之八十五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三老”赶“三新”
钢板弹簧的质量被评为先进，来参观学习的人多了，表扬多了，部分职工中自满情绪暗暗滋长。
有人说：
“这下可说是钢板大王了。”
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
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
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1汽车厂比，比出了六项差距；
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
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上及时提出：
首先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面貌跟创业时比，是大不相同了；
可是跟长春第1汽车厂比，毕竟还差得远。
有人说，长春是“三新”——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
我们是“三老”——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
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
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三老”怎么能赶“三新”呢？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
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和解放军的革命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
职工们说：
“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
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
大家分析：
“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
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
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
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
于是，卫海职工提出：
“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六个质量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
造出喷丸机；
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
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喷丸处理是一种表面强化的新工艺，就是用大量象菜籽般大小的钢丸，以很高的速度打击钢板弹簧的表面。
当时卫海铁工厂没有喷丸机，生产的单片钢板弹簧，在疲劳试验机上连续弯曲二十五万次就断了。
如果造一般喷丸机，可以延长到六十万次以上。
如果造世界上才出现不久的一种更高级的应力喷丸机，则可以延长到一百万次以上。
卫海厂职工决心从平地一步登上高峰，设计、制造应力喷丸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突击队。
“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
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
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堆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
大热天，喷丸机机身象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
台风暴雨的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
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砂轮震得手发麻，他们说：
看它还能震得散我们的骨头！
为了创造机器设备，许多人真是着了“迷”一样。
1964年，“三机”制造了出来，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1汽车厂。
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攀了一峰又一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决心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报记者　贺昌华　吴复民

“土办法”是好办法
卫海铁工厂技术组组长　钱锦伟
我厂工人在技术革新中，设计制造成功一台液压——电器控制的淬火机，来参观的同志都说这台机器设计得很巧妙，一只只巨大的手掌一样的夹具，夹着烧红的钢板，有规则地在冷却油池里，来回摆动；
之后，夹具便自动把淬好火的钢板丢在池底，再跳出油面，等候第二块钢板到来。……
把淬火件在油池里来回摆动，这道操作工序很重要，它可以使钢板冷却得快，硬度均匀，热处理变形少。
这个操作，是我们在多年的手工淬火的经验结晶。
无数次的操作实践证明，这是比较好的淬火方法。
这个模拟手工操作作出的设计，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设计制造新机器，有两条路好走。
一条是照抄洋机器，既现成，又稳当，但是不可能走到人家前面去。
我们厂冒着风险，壮着胆量，走了另一条路，即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依靠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来制造机器。
有人说，这是“土办法”。
我们说，这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条正道，是个好办法。
“土办法”，就是从群众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办法，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它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切洋办法洋技术都是从土办法来的，一切科学技术知识都是从劳动中发源的。
如果我们照抄洋机器作设计，就只能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走。
如果我们去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自己来创造，我们就走到了头里，别人就只能来抄我们的了。
我们设计制造的淬火机，在某些方面不是走在别人前头了吗？

小厂怀大志
卫海铁工厂铁匠出身的技师、副厂长　顾耀祖
有人问我们：
“为什么卫海厂变化这么快，变化这么大？”
我们的回答是：
就因为大家有一股敢于跟最强者较量的志气。
这些年在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斗争中，我们体会到，作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志气。
一个人有了革命志气，就能对革命有较大作为；
一个厂有了革命志气，就能对革命有较大贡献。
“敢”与“不敢”，一字之差，实际差了十万八千里。
1958年，有同志说我们铁匠“斗大的字不识两箩”，造不出机器；
我们就是敢造，结果成功了。
1964年初，党支部提出质量要一年赶上长春第1汽车厂，有同志说“吓佬佬”；
我们就是敢以“三老”赶“三新”，结果也赶上了。
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没有机器，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
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
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
今天，我们要在几十年内走完人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没有这股志气就是不行。
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
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
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他们有他们的条件，我们也有我们的条件。
我们最根本最可贵的条件就是有毛泽东思想。
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革命志气，我们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敢同最强者较量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志气，可以说是同最强者较量的志气，这能力，可以说是同最强者较量的能力。
世界先进水平，不就是最强者吗？
我们决心要赶上和超过它，不就是敢同最强者较量吗？
上海卫海铁工厂就是敢同最强者较量的一个典型。
这个原来基本上用手工操作的“大打铁铺”，经过九年的艰苦奋斗，居然在产品质量方面赶上了国内最现代化的长春汽车厂，这是何等的志气，何等的能力！
卫海铁工厂不但敢同国内最强者较量，而且敢同世界最强者较量。
它在赶上国内先进水平之后，正在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继续奋斗，这又是何等的志气，何等的能力！
小小的卫海铁工厂，可以被看作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形象。
九年之前，它不也是“一穷二白”的“弱者”吗？
可是，由于它敢于同国内最强者较量，善于同国内最强者较量，现在也成了我国钢板弹簧生产的最强者。
我们整个国家只要敢于同最强者较量，而且善于同最强者较量，不也一定能够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弱者”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吗？
同最强者较量，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战斗本能和伟大使命。
无产阶级要推翻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比社会主义还要高级的共产主义，没有同最强者较量的革命气魄和战斗精神，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也就是敢同最强者较量的精神。
争上游就是争做最强者，如果不敢同最强者较量，凭什么力争上游呢？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国方针，也就是敢同最强者较量的方针。
图强就是做个最强者。
如果不敢同最强者较量，谈什么奋发图强呢？
我们提倡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也就是提倡同最强者较量。
大庆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典范，是这些方面的最强者。
如果我们不敢同这个最强者较量，可以断言，是学不好，赶不上，超不过的。
敢同最强者较量，就不能走别人的老路，而要创自己的新路。
同国外的先进水平较量是如此，同国内的先进水平较量也是如此。
卫海铁工厂，当它照搬长春汽车厂的技术的时候，就赶不上长春汽车厂；
当它独创自己的技术的时候，就赶上了长春汽车厂。
道理就在这里。
敢同最强者较量，也就敢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虽然自己离高标准可能很远，但不是“望而生畏”，而是“望而生劲”，别人那样高，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鼓一把劲攀上去呢？
因此，敢同最强者较量，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动力。
有了这种动力，就能变得有力，就能力争上游，就有可能成为最强者。
要敢同最强者较量，还要善同最强者较量。
有了敢较量的革命精神，还要有善较量的科学态度。
这样才有可能把同最强者较量的革命志气，变成同最强者较量的革命能力。
才有可能把做最强者的主观愿望，变成最强者的客观事实。
卫海铁工厂的巨大成就，正是敢较量和善较量相结合的结果，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结果。
学习卫海铁工厂，就应当学习它的这一点。

“迷”得好
一个厂休日的早晨，卫海铁工厂电工王泉金，提着菜篮子去买菜。
那些日子，卫海厂正在造“三机”；
铁匠出身、仅仅只学过一个半月电工技术的王泉金，负责设计“三机”上的全部电器线路。
王泉金脑子里尽想着电器的事，想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天拎着一只空篮子，又径直向一家电器商店跑去。
在那里，他又请教，又画图，直到十一点半，才喜洋洋地回家。
手上提着的，还是一只空篮子。
人们说，王泉金是造机器入了迷。
不，王泉金迷的不仅是造机器，他迷的还有更远大得多的东西。
就是说，他迷的不仅是革新，首先是革命。
只有成为“革命迷”，才能成为忘我的“革新迷”。

克什米尔公众领袖加尧姆说
中国真心诚意支持克什米尔人民斗争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06日电
曾经在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受到刘主席接见的克什米尔公众领袖萨达尔·阿卜杜勒·加尧姆04日说，刘少奇主席表示支持克什米尔人民的明确保证，鼓舞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
他说，中国对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的支持是真心诚意的。
加尧姆在自由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接见《巴基斯坦时报》记者时说，中国领导人象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亲密朋友那样同他们谈话。
他又说，他的热情表明中国领导人多么深切地感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他表示相信，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将从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得到鼓舞，他们将继续为他们所珍视的自决目的作出牺牲。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完成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计划后
宣布要投靠美国停止对抗“马来西亚”
正在针对苏加诺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
华盛顿再次拍手叫好，赞赏右派将领集团的反动措施
新华社06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在完成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计划以后，正在针对苏加诺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自雅加达的消息表明，右派将领集团显然对目前的状况还不满足。
03月31日，在雅加达再次发生了属于右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的学生们的示威，要求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给苏加诺总统的任期规定一个期限，剥夺他的“终身总统”的称号。
学生们要求遵守印度尼西亚1945年宪法的规定，这个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并设有副总统，作为总统的合法继承者。
接着，苏哈托在02日发表讲话说，“为了内阁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应当通过合作国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表达”。
他在05日更露骨地说，“拥有最高权力的是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而总统不过是一位执行协商会议决定的国家政策的官员。”
苏加诺总统“是从属于协商会议的”，“总统不是独裁者，他不拥有无限的权力”。
纳苏蒂安也在05日发表讲话，主张“立即清洗和完善合作国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便根据1945年宪法的精神和规定尽快举行会议”。
如前所述，这个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并设有副总统，作为总统的合法继承者。
纳苏蒂安一再强调要按1945年宪法办事，不言而喻，是想自封为副总统。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03月31日在《新领导人想要放逐苏加诺》的标题下，刊登了一条雅加达报道。
报道说：
“印度尼西亚新内阁中的主要文武领导人现在深信，必须剥夺苏加诺的全部权力，甚至或许要把他放逐”。
报道说，“正在大力孤立苏加诺和使他失去作用。
例如，在新内阁中，他不能直接同部长们打交道，而须通过控制各部的最高的三个人（苏哈托、马利克和苏丹·哈孟库·布诺沃）。”
《纽约时报》05日发表社论说，“苏加诺的活动范围现在是严密地受到限制的。
他的电话、来客和行踪全都受到军方监视。”
这家美国报纸还大为赞赏地说，“印度尼西亚陆军领导人正在熟练地控制着击败苏加诺总统的缓慢的、迂回的、小心的过程。”
日本的时事通讯社04日从东京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内阁建议苏加诺到国外长期休假。
据说，有些领导人要求完全恢复1945年宪法，要求苏加诺任命纳苏蒂安担任现在空着的副总统职位。”
新华社06日讯
雅加达消息：
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新成立的反共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的阿达姆·马利克04日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公开表示印度尼西亚将奉行投靠美国、停止对“马来西亚”的对抗的政策。
据报道，马利克04日在雅加达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说，“自从我们国内最近发生一些事件以来，印度尼西亚已经重新获得……包括西方国家的同情”。
他说，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外交政策方面的措施应该是在不损害民族利益的条件下，朝向扩大印度尼西亚与外界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财经上的合作。”
马利克说，印度尼西亚将“设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使这种关系很快平稳起来”。
马利克在04日的讲话中还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考虑加入各种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从而能更容易地解决国内和国外的紧迫问题。”
印度尼西亚是由于美、英帝国主义把“马来西亚”塞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965年01月07日宣布退出联合国的。
马利克在04日讲话中还进一步表示，对于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将一直敞开和平解决的大门”。
在这以前，马利克03日在参加茂物总统府举行的“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会议后说，“一旦会谈开始，（同马来西亚的）军事对抗就将缓和”，“我们并不想边打边谈”。
马利克在04日的讲话中还公开地攻击中国。
他附和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把印度尼西亚政府在09月30日事件以前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说成是“依靠”中国。
在这以前，马利克在03月31日在对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闭口不谈印度尼西亚反动势力犯下的无数疯狂反华罪行，竟说什么中国应对两国之间的关系“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叫嚷改善两国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日本《每日新闻》05日就马利克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发表评论说，这个谈话表明印度尼西亚“新政府公然亮出了超出不结盟路线的范围、倾向西方的色彩浓厚的，大胆的基本外交政策”。
共同社04日的评论说，马利克的讲话，“似乎是完全摆脱了苏加诺、苏班德里约的外交路线”，“这样大胆而直率地提出‘新路线’的事实，使观察家们也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对马利克的这个向美国表示亲善的谈话，立刻表示欢迎。
据美国新闻处报道，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赖特当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说：
“我们注意到这位外交部长所说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打算尽最大努力使同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融洽的谈话。
我们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一样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03日刊载的雅加达消息报道，印度尼西亚“对恢复西方援助特别是美国援助的试探已经在进行中”，“马利克已经同美国大使格林会晤”。
日本共同社04日报道说，马利克的这个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是新政权成立后第1次公开宣布打算同美国改善关系，同时，印度尼西亚盼望美国的经济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04日表示欢迎印度尼西亚回到联合国。
他说，这是“令人欢迎的消息”。
吴丹正研究如何使印度尼西亚能够回到联合国的问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03日说，缓和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是“作为取得迫切需要外援的一个先决条件”。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完成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计划后
宣布要投靠美国停止对抗“马来西亚”
正在针对苏加诺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
华盛顿再次拍手叫好，赞赏右派将领集团的反动措施
新华社06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在完成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计划以后，正在针对苏加诺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自雅加达的消息表明，右派将领集团显然对目前的状况还不满足。
03月31日，在雅加达再次发生了属于右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的学生们的示威，要求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给苏加诺总统的任期规定一个期限，剥夺他的“终身总统”的称号。
学生们要求遵守印度尼西亚1945年宪法的规定，这个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并设有副总统，作为总统的合法继承者。
接着，苏哈托在02日发表讲话说，“为了内阁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应当通过合作国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表达”。
他在05日更露骨地说，“拥有最高权力的是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而总统不过是一位执行协商会议决定的国家政策的官员。”
苏加诺总统“是从属于协商会议的”，“总统不是独裁者，他不拥有无限的权力”。
纳苏蒂安也在05日发表讲话，主张“立即清洗和完善合作国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便根据1945年宪法的精神和规定尽快举行会议”。
如前所述，这个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并设有副总统，作为总统的合法继承者。
纳苏蒂安一再强调要按1945年宪法办事，不言而喻，是想自封为副总统。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03月31日在《新领导人想要放逐苏加诺》的标题下，刊登了一条雅加达报道。
报道说：
“印度尼西亚新内阁中的主要文武领导人现在深信，必须剥夺苏加诺的全部权力，甚至或许要把他放逐”。
报道说，“正在大力孤立苏加诺和使他失去作用。
例如，在新内阁中，他不能直接同部长们打交道，而须通过控制各部的最高的三个人（苏哈托、马利克和苏丹·哈孟库·布诺沃）。”
《纽约时报》05日发表社论说，“苏加诺的活动范围现在是严密地受到限制的。
他的电话、来客和行踪全都受到军方监视。”
这家美国报纸还大为赞赏地说，“印度尼西亚陆军领导人正在熟练地控制着击败苏加诺总统的缓慢的、迂回的、小心的过程。”
日本的时事通讯社04日从东京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内阁建议苏加诺到国外长期休假。
据说，有些领导人要求完全恢复1945年宪法，要求苏加诺任命纳苏蒂安担任现在空着的副总统职位。”
新华社06日讯
雅加达消息：
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新成立的反共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的阿达姆·马利克04日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公开表示印度尼西亚将奉行投靠美国、停止对“马来西亚”的对抗的政策。
据报道，马利克04日在雅加达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说，“自从我们国内最近发生一些事件以来，印度尼西亚已经重新获得……包括西方国家的同情”。
他说，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外交政策方面的措施应该是在不损害民族利益的条件下，朝向扩大印度尼西亚与外界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财经上的合作。”
马利克说，印度尼西亚将“设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使这种关系很快平稳起来”。
马利克在04日的讲话中还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考虑加入各种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从而能更容易地解决国内和国外的紧迫问题。”
印度尼西亚是由于美、英帝国主义把“马来西亚”塞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965年01月07日宣布退出联合国的。
马利克在04日讲话中还进一步表示，对于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将一直敞开和平解决的大门”。
在这以前，马利克03日在参加茂物总统府举行的“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会议后说，“一旦会谈开始，（同马来西亚的）军事对抗就将缓和”，“我们并不想边打边谈”。
马利克在04日的讲话中还公开地攻击中国。
他附和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把印度尼西亚政府在09月30日事件以前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说成是“依靠”中国。
在这以前，马利克在03月31日在对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闭口不谈印度尼西亚反动势力犯下的无数疯狂反华罪行，竟说什么中国应对两国之间的关系“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叫嚷改善两国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日本《每日新闻》05日就马利克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发表评论说，这个谈话表明印度尼西亚“新政府公然亮出了超出不结盟路线的范围、倾向西方的色彩浓厚的，大胆的基本外交政策”。
共同社04日的评论说，马利克的讲话，“似乎是完全摆脱了苏加诺、苏班德里约的外交路线”，“这样大胆而直率地提出‘新路线’的事实，使观察家们也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对马利克的这个向美国表示亲善的谈话，立刻表示欢迎。
据美国新闻处报道，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赖特当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说：
“我们注意到这位外交部长所说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打算尽最大努力使同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融洽的谈话。
我们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一样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03日刊载的雅加达消息报道，印度尼西亚“对恢复西方援助特别是美国援助的试探已经在进行中”，“马利克已经同美国大使格林会晤”。
日本共同社04日报道说，马利克的这个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是新政权成立后第1次公开宣布打算同美国改善关系，同时，印度尼西亚盼望美国的经济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04日表示欢迎印度尼西亚回到联合国。
他说，这是“令人欢迎的消息”。
吴丹正研究如何使印度尼西亚能够回到联合国的问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03日说，缓和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是“作为取得迫切需要外援的一个先决条件”。

澳共《先锋报》揭露苏联新领导更加卖力推行投降路线
苏联领导加紧勾结美国和反动派进攻革命运动
澳共（马列主义者）弃绝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叛徒
新华社06日讯
墨尔本消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机关报《先锋报》在03月份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一篇文章，揭露苏联新领导比赫鲁晓夫更加卖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同美国等国反动派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盟来进攻革命运动。
这篇以《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立两周年》为题的文章说，两年以前，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立了。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同修正主义决裂了。
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分裂出去了。”
文章说，“在历史上每一个紧要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修正主义出现。
“今天，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遇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危急的情况。
“全世界人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一切都在动荡之中。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拼命企图使局面稳定下来。
他们越是拼命企图挣扎，局面就动荡得更厉害，对他们的制度的挑战也就越强烈。
“修正主义就是在这种动荡的局面下出现的。
它的作用是要帮助‘稳定’局面：
维持住现状。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出现了。
他们竭力企图维持现状，不准革命，不准人民斗争。
“赫鲁晓夫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了。
他的继承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者，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加卖力地在继续推行赫鲁晓夫路线。
“他们所以更加卖力，是因为自从赫鲁晓夫垮台以来，帝国主义的处境是更加困难得要命了。
“他们同反动派——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反动派——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盟来进攻革命运动。”
文章还说，“在澳大利亚国内，修正主义集团追随赫鲁晓夫主义者”而且“这个集团越来越露骨和毫不掩饰地企图使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去适应资本主义”。
文章说，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高举澳大利亚民族独立的旗帜，高举争取民主权利、提高生活水平和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旗帜。
最近两年来，它大大加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的斗争。
它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
只有那些经典著作才说明，理论和实践一致是革命斗争的精髓所在。”
文章最后说，“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弃绝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叛徒。
它无疑要越来越努力地工作，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来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

西哈努克亲王严正表明柬埔寨政府的正义立场
警告印度尼西亚反动分子：
柬埔寨不受威胁！
柬埔寨舆论猛烈抨击反动将领集团投靠美帝干涉柬内政
新华社金边06日电
据柬埔寨新闻社报道，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03月28日在干丹省讲话时说：
“我来警告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分子：
我们不接受要挟。
但愿他们不要认为能够吓住我们。”
西哈努克亲王在这个讲话中，提到了外国通讯社从雅加达报道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说，印度尼西亚驻柬埔寨大使要在一项外交照会中“警告”柬埔寨，说什么如果柬埔寨允许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那里召开它的书记处全体会议，它就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不怕拥有原子弹、氢弹的超级大国——美国”，那么，印度尼西亚的威胁“也将不可能给我们深刻的印象”。
柬埔寨的舆论也强烈地谴责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的挑衅行为，指出它们公然威胁柬埔寨，并且肆无忌惮地干涉了柬埔寨的内政。
柬埔寨国家电台03月29日的评论说，“几周以来在雅加达发生的许多变化，无疑说明了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新领导人认为应当采用新的调子。
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种调子开始象帝国主义者的调子。
他们甚至对柬埔寨使用了这种调子”。
《礼貌报》03月29日的一篇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反动军人的警告同法西斯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
它说：
“印度尼西亚的这一警告是有害地干涉柬埔寨公正的内政的明确例证。”
它指出：
“全体柬埔寨人民拒绝印度尼西亚反动派这一可耻警告，认为这一警告是来自帝国主义所策划的行动。”
《礼貌报》指出，自从印度尼西亚的09月30日运动遭到镇压以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无端地挑起各种事件，以反对所有奉行和平政策的国家，甚至肆无忌惮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施加暴行。
柬埔寨《最新消息》03月29日的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这个警告是别有意图的，这是篡夺了政权的和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苏哈托和纳苏蒂安军事集团的挑衅行动。
自从这一集团掌握了政权以来，各军事组织的报刊就不断地污蔑和攻击柬埔寨。”
评论说，“如果苏哈托和纳苏蒂安企图进行挑衅，六百万柬埔寨人民是不怕这种威胁的，相反的是，高棉人民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予以回击。”
《柬埔寨电讯报》03月28日说：
“在《武装部队报》发表了卑鄙（攻击柬埔寨的）文章以后，雅加达公开地干涉我国的内政，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号：
‘新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已落到爱好和平与尊重各国国家主权的人民的敌人的手里。”
《柬埔寨电讯报》03月29日的社论说：
“这种威胁既可笑又可恶”，“叛乱集团要求什么呢？
要我们放弃同中国的友谊吗？
要我们赞扬它的军事政变，赞扬它的镇压平民和胡作非为吗？”
柬埔寨《金色土地报》03月30日写道，这种不友好的“警告”是以苏哈托等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反动将领集团的挑衅。
这家报纸说，“这个集团已经卖身投靠大洋彼岸的好战的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者。”

越南《人民报》和日共《赤旗报》谴责美帝支持印度尼西亚右派搞政变
美帝及其走狗要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向前迈进
新华社河内06日电
越南《人民报》最近发表评论指出，印度尼西亚近来非常严重的局势，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发动的一场美国操纵的政变。
评论接着说，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印度尼西亚亲美反动派最近采取的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这个国家的其他爱国和进步力量的措施兴高采烈。
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走狗也不掩饰他们的高兴。
“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声称，印度尼西亚的局势“令人鼓舞”。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这种态度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他们公开干涉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且更强有力地证明，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危险的敌人。
评论说，印度尼西亚亲美反动派的行动表明，他们正在准备进一步加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这个国家的全体爱国进步人士的恐怖和屠杀。
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一个大监狱，在那里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民遭到杀害。
这个国家的反动势力正疯狂地执行他们消灭印度尼西亚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破坏印度尼西亚革命成果、扼杀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精神的阴谋，以使印度尼西亚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和美国的新型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美国在东南亚和世界的侵略政策服务。
评论指出，越南人民密切地注视着印度尼西亚的亲美反动派在这个国家中制造的严重局势，强烈地谴责这些反动分子，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内，采取的恐怖行动。
新华社东京05日电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04月03日发表文章指出，自从去年09月30日运动到目前的军事政权成立为止的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按着“将领委员会”的政变计划进行的。
文章在叙述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人民和反华暴行后说，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使节，向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要求援助。
这使美国也不隐蔽对印度尼西亚局势的高兴。
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在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越来越凶恶地推行侵略政策。
在这个广阔的地区，美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与和平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在印度尼西亚，加纳以及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发生了右派或军队发动的政变。
文章说，这在激烈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不奇怪的。
但是，人民在同这些困难进行斗争的同时更加明确地认识了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真面目，也认清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文章说，要消灭在人民中间广泛而深入地扎了根子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会克服这一困难，向前迈进。
文章还揭露日本佐藤政府在帮助巩固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统治方面充当美帝国主义帮凶。
文章说，佐藤政府于今年03月19日决定对印度尼西亚提供紧急经济援助。
接着，外务省于03月23日又明确表示，它正在研究由日本倡议组成包括美国、西德、荷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参加的“东京俱乐部”（暂定的名称），作为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际援助的机构。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残酷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事政权，给予援助，企图把它巩固下来。
但是，美国由于害怕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公开“援助”会遭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因此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要奉命充当美国的帮凶。

阿富汗王后宴请刘主席夫人陈副总理夫人
刘少奇主席夫人访问阿富汗妇女协会
新华社喀布尔05日电阿富汗王后霍梅拉05日在古尔罕纳宫举行午宴，招待刘少奇夫人和陈毅夫人。
午宴之前，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出席这次宴会的有：
贝尔格丝公主；
玛丽亚姆公主；
艾哈迈德·沙阿王储的夫人哈图拉；
国王次子的夫人利卢马·侯赛尼和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的夫人等。
迈万德瓦尔首相的夫人也出席了午宴。
出席午宴的还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陈枫的夫人。
新华社喀布尔05日电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陪同下，05日上午在这里访问了阿富汗妇女协会，受到一千七百名阿富汗妇女、姑娘和儿童的热烈欢迎。
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的夫人陪同她们访问。
阿富汗妇女和女学生站在协会的道路两旁向中国客人欢呼，挥动中国和阿富汗的国旗，向她们抛撒鲜花，高呼“阿中友好万岁”的口号。
阿富汗妇女协会举行茶会招待中国客人。
04日刚从中国访问回国的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团长、阿富汗妇女协会会长萨利哈·法鲁克·埃特马迪夫人在茶会上讲了话。
她代表阿富汗妇女热烈欢迎中国姐妹访问阿富汗。
她说，勤劳、积极和智慧的中国人民十六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了她不可磨灭的印象。
她祝两国妇女和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刘少奇夫人在致答词中说，中国人民对勤劳勇敢的阿富汗人民，怀有深厚的友情。
她说：
“阿富汗妇女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曾作出贡献。
你们的巾帼英雄玛拉拉伊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打败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在阿富汗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她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妇女参加了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衷心地希望，阿富汗姐妹们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刘少奇夫人说，中国妇女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以高度的热情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妇女决心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克服一切困难，充分发挥她们的潜力。
中国妇女愿意同阿富汗姐妹们互相学习，共同前进。
她还说，中阿两国妇女通过相互访问，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建立了亲密的姐妹情谊。
她说：
“我们相信，两国的友谊将象兴都库什山一样，绵亘不断，巍峨长存！”
接着，中国客人参观了协会举办的刺绣班、编织班、打字班和其他训练班以及托儿所和幼儿园。
一群穿着艳丽多采的民族服装的阿富汗儿童用中国话对客人们说：
“阿姨好！”
并且表演了阿富汗民族舞蹈阿丹舞。
陪同刘少奇夫人的还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陈枫的夫人和大使馆其他外交人员的夫人。
（附图片）
04月05日，阿富汗首相穆·哈·迈万德瓦尔在喀布尔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宴会。
图为宴会前刘少奇主席和阿富汗首相穆·哈·迈万德瓦尔（右二）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04月05日，霍梅拉王后（左五）在喀布尔王宫举行宴会，招待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
图为宴会前宾主合影。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从图片看03月26日纽约群众大示威
03月26日，纽约十万公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约翰逊政府侵越战争的运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示威行动。
下午一时十五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从第94号街出发，穿过纽约最繁华的五马路，向纽约的中央公园集中，最后就在那里举行抗议集会。
参加示威行列的，有许多学生、青年、退伍军人、黑人、工人、作家、艺术家、教师和其他各阶层人士。
在游行过程中，纽约的木偶剧团还在街头表演了以反对美国侵越政策为题材的傀儡戏。
尽管一小撮特务、流氓和法西斯分子对游行进行捣乱破坏，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坚决地向目标行进。
左面三幅照片是游行队伍中的几个情景。
上图是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六百名退伍军人和两百名妇女、儿童。
中图是从纽约哈莱姆黑人聚居区前来的黑人队伍。
他们举着“不要为美国种族主义者作战，把我们的黑人士兵召回来，黑人反对越南战争……”的巨幅标语。
下图是参加示威行列的学生队伍，他们的标语上写着：
“立即停止越南战争”。

印度反华迎合美苏需要
甘地夫人访美后到莫斯科受到苏领导人热烈捧场
印总理为美苏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勾结充当联络员
新华社05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结束到美国乞讨“援助”的访问后，在04月02日和03日又到苏联进行了两天的访问，并在03日回到了新德里。
苏联新领导对这位在访问美国期间大肆发出反华叫嚣的印度总理给予极为热情友好的接待，双方并且吹捧在共同反华中结成的“印苏友谊”。
据塔斯社和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数次会谈。
柯西金赞扬甘地夫人是“印度和苏联之间友谊的密切联系的象征”，“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尊敬”。
甘地夫人大谈所谓“印苏关系所特有的建设性精神”，并且表示“印度竭力在今后也加强同苏联的友谊”。
双方还大肆鼓吹所谓“塔什干精神”。
甘地夫人一面扬言印度要“准确地根据塔什干宣言的精神”行事，但是她又趁机攻击巴基斯坦对印度进行了“各种挑衅”。
据各方面的消息透露，甘地夫人在这次莫斯科之行中，为美苏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勾结充当联络员。
印度的《爱国者报》04日报道说，甘地夫人同柯西金“就双方关心的广泛问题”、“特别是越南问题”进行了会谈，甘地夫人扼要谈到她在美、英等国进行访问和讨论的情况。
甘地夫人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的讲话中，曾公开表示要为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和谈”骗局效劳。
甘地夫人在莫斯科机场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印度目前十分关心越南的事态，……我们力求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甘地夫人还邀请柯西金访问印度，柯西金已经接受了邀请。

“帐篷城”——
美国黑人的住所
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和沿密西西比河从孟菲斯到维克斯堡的“三角地带”等地，出现了一些“帐篷城”。
“帐篷城”的居民是流离失所的黑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亚拉巴马州，一些黑人因为参加了选举登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就被房主驱逐，无处安身，只得住在临时搭成的“帐篷城”里。
在“三角地带”，有一万二千名黑人农业工人和佃农，由于耕作机械化而遭受排挤，被逐出庄园。
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的人，在帐篷里栖身，餐风露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
美国《民族》周刊说，美国众议员雷斯尼克（纽约州）到美国南部出现的一些“帐篷城”去跑了一趟，回到华盛顿以后，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说，“帐篷城”的情况和密西西比黑人的情绪，可能造成“使我们大家丢脸的全面的游击战争”。
他说，除非约翰逊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瓦茨区发生的事件与将要在密西西比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次茶话会而已”。

庆祝中越民航运输协定签订十周年
我民航总局举行宴会
新华社06日讯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张西三今晚举行宴会，热烈庆祝中越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签订十周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和使馆官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黎松山，应邀出席了宴会。
张西三和陈子平大使在宴会上致词。
他们热情称颂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战斗友谊，并祝两国民航事业的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出席宴会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余立金、彭德清、黎明、孙晓村、潘振武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廖承志会长宴请日本客人
新华社06日讯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山口圭一为首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友好代表团、以深田肇为首的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以井出正孝为首的日本水产代表团和以和田正系为首的日本中医代表团。
宾主在宴会上先后祝酒。
他们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出席宴会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
宴会前，廖承志接见了四个代表团的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椎名的“内政”
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攻击中国组织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是“严重干涉（日本）内政。”
理由是：
大联欢作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议。
中日两国青年表示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成了干涉日本的内政，这实在是奇闻。
只能有一种解释：
日本的“内政”就是美国的“外政”。
至于说到中国人民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那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在这个问题上，正是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内政进行了严重的干涉。
椎名大放厥词，实际上表明佐藤政府打算利用“内政”手段来阻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罢了。

波士顿群众示威反对美国侵略越南
四名青年当众烧毁征兵证以示抗议
新华社讯
波士顿消息：
波士顿一批居民03月31日在法院门前举行示威，参加示威的四名青年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征兵证，以表示他们对约翰逊侵越战争的抗议。
这些示威者曾经在03月25日在波士顿陆军基地外面举行反战示威，并因而受到法院的传讯。
但是示威者并没有被当局的迫害吓倒，他们在出庭前再次举行了示威。
示威者在法院门前受到数十名暴徒的殴打，一些人被打伤。

约翰逊加紧向美国人民进攻
史元
美国侵越军费的直线上升，使美国财政收支更加捉襟见肘，通货膨胀益趋严重，约翰逊政府向美国人民的进攻随着也加紧了一步。
约翰逊已经表示，他将在这个月要求国会再增税五十亿美元来应付危急局面。
不久前，约翰逊还侈谈什么“为越南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并没有使我们的资源遭到不能忍受的重担”，他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表示：
“有人叫喊说，我们必须作出牺牲。
我们倒要问问他们：
他们要牺牲谁？”
但是，言犹在耳，美国人民已经再次被迫勒紧腰带，来为侵越战争作出“新的牺牲”了。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一面作出甜蜜的诺言，一面又在暗中下绊子。
约翰逊的这套反革命两手，不但用来对付各国革命人民，而且也用来对付美国人民。
大家知道，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这本是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强加在美国人民头上的一场灾难。
美国广大人民因此付出了重大牺牲。
现在约翰逊反而以所谓防止物价上涨和制止美元贬值为名，决定再增税五十亿美元，使美国人民进一步遭受重税盘剥。
约翰逊政府采用欺骗手法来把侵越军费的重担压在美国人民头上，暴露了它在执行不得人心的侵越政策上是何等心虚胆怯。
当然，不管约翰逊怎样善于玩弄江湖骗术，他也无法掩盖美国统治当局为应付侵越战争，加紧进攻美国人民的铁的事实。
就在约翰逊大吹其美国的财富应付侵越战争“绰绰有余”声中，美国的汽车和电话消费税增加了。
同时，在约翰逊的建议下，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一项“加紧征税法案”：
两年内向美国人民提前征收多达六十亿美元的所得税。
除了这套“无增税之名，而有增税之实”的约翰逊的“财政巫术”（美国《新闻周刊》语）以外，美国州和地方的赋税也比一年前增加近百分之十。
所有这些都表明，只要约翰逊继续沿着侵越战争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人民的灾难就必将日益深重。
约翰逊在今年年初就向美国国会备案说：
“如果东南亚的事态发展得需要额外的经费，我将毫不犹豫地要求必需的款项”，因此，约翰逊的五十亿美元增税，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这样，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运动，今后也必将更加发展，使约翰逊政府的处境日益不妙。

美国密西西比州黑人学生再度奋起示威
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遭到激烈反抗
一批失业农业工人到华盛顿白宫前搭起帐篷示威抗议庄园主迫害
据新华社06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密西西比州劳曼城大批黑人学生连日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争取黑人权利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迫害，并且抗议学生们在学校内所受的种种恶劣待遇。
示威者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了搏斗。
04日，劳曼城约五百名大、中学校黑人学生在奥尔康学院里集合，分队游行，并且高唱黑人斗争的歌曲。
这时，当局出动了大批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的警察到现场镇压。
他们不许学生游行，并且悍然施放催泪弹。
学生们被迫自卫，用砖头、石块和玻璃瓶跟警察搏斗。
据官方宣布，有三十五个示威者被警察逮捕。
这天晚上，三百名黑人群众前来声援示威学生，但是七八十个警察把守着校门，不许他们进去。
据报道，劳曼城的一百八十名警察在这天夜里戒备森严。
当局还从别的地方调来了近二百名国民警卫队。
第2天，黑人学生又接连举行了三次示威。
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晚上，示威群众增加到二千名。
当他们聚集在校园里准备游行时，很多警察赶到现场，企图把他们驱散。
学生们又勇敢地和警察展开了搏斗。
接着，近二百名国民警卫队也赶来参加镇压。
但是示威学生不顾种种迫害，仍然聚集在一起，高唱斗争歌曲，坚持示威。
这一天又有八名黑人学生被捕。
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
美国佐治亚州考德尔县的三百名黑人为了抗议黑人学校中恶劣的学习条件，在03月31日举行了一次向县法院进军的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到法院以后，就愤怒地撕毁了悬挂在法院草坪上空的一面美国国旗，并且把他们自制的一面旗帜升了起来。
这面旗帜上面写着：
“现在就要自由”。
据新华社05日讯
华盛顿消息：
九十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被逐出庄园的黑人农业工人和佃农03日在华盛顿游行示威，并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搭起帐篷，就他们的绝望处境向约翰逊提出愤怒的抗议。
这些黑人失业者是在上月31日到华盛顿来为抗议他们的遭遇而斗争的。
他们被庄园主和农场主残酷地剥夺了职业和家园。
在冬天里，他们被迫扶老携幼地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城和格林维尔城郊外搭起帐篷、餐风露宿。
（附图片）
03月31日，美国佐治亚州考德尔县的三百名黑人为了抗议黑人学校中恶劣的学习条件，举行示威。
图为示威的黑人群众在县法院前撕毁一面美国国旗。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美国广大人民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南越
美国《国民前卫》周报说美国人民抗议示威目标明确规模空前
南越解放通讯社说南越人民决心同美国人民一起打败共同敌人
据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
《国民前卫》周报02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民03月25日——26日抗议约翰逊侵越战争的全国规模大示威的重大意义。
文章说，“在美国，这次抗议行动超过了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去年10月发起的抗议行动，这表明，反战运动有了重大的发展，以回答约翰逊政府干涉越南的逐步升级的做法。”
文章说，这个协调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这个国际抗议日是反战运动的重大成就。”
这位发言人说：
“自从（去年）10月以来，大批人已经从对战争表示怀疑变为积极反对战争。”
“尽管（当局）采取了新闻封锁和其他刁难的办法，但是示威游行超过了我们所期待的一切。”
“在美国，03月25日——26日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正在明显地同群众接触。
我们正在接触到新的人民。
在我们收到的来自参加这次行动的全国各团体的消息中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
‘新的人民，更大的示威游行’。”
文章说，全国协调委员会估计有一百二十五个地区参加了这次抗议行动。
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抗议行动的规模都比以前大。
文章指出，不但参加示威的人数比以前多了，而且斗争目标也比以前更明确。
文章说，“立即把军队撤回来”这句口号曾经一度是非常有争论的口号，但是现在在大多数抗议行动中，这句口号已作为正当的主张被接受下来了。
《国民前卫》周报同一天还发表一篇社论说，03月26日运动必然使美国人民对约翰逊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同他们的关系进行更深刻的考虑。
“同样，对抗议者来说经验教训也是明显的：
即示威游行是收到效果的，是反对战争机器斗争中的必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只有在这种示威游行导向一个有组织的、强有力的运动，这个运动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根本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候，示威游行才会真正有效。”
社论还说，“在其他许多国家，在南越本地，也同时举行主要是关于美国政策的示威”。
南越示威群众提出的反美口号“直接揭穿了华盛顿的宣传，即说什么美国军队呆在南越和美国飞机轰炸北越是为了保护自决权。
事实是，越南——北方和南方——人民要美国军队撤走，他们要美国军队现在就撤走。
美国和越南示威者的要求的一致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政治上的必然性。”
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最近就美国人民开展抗议约翰逊政府侵略越南战争的运动发表评论指出，越南南方人民决心同美国人民一起，为打败越南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而斗争。
评论说，在最近开展的抗议约翰逊政府侵越战争的“国际抗议日”活动中，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成千上万人民，纷纷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说明了美国人民对约翰逊集团的战争政策的极大愤慨。
评论还谈到反对约翰逊政府侵越战争的“国际抗议日”运动，不仅在美国侵略者的巢穴北美洲变成巨大的风暴，而且还席卷了所有各个大洲。
评论表示，越南南方人民怀着打败越、美两个民族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同美国人民一起为实现两个民族的正当愿望而斗争。

美帝到处碰壁
03月28日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在《明天展望》一栏中忧心忡忡地谈论美国目前在全世界到处碰壁的窘况，反映出了美国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的狼狈处境。
现将该文摘译并加批语发表如下：
人们越来越感到，美国在世界上干的事情太多了。
美国现在发现，只要什么地方出事，它就受到谴责。
美国青年甚至必须承受随着执行国际警察的使命所带来的伤亡。
（美帝国主义要推行独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到处进行干涉和侵略，就自然要到处遭到反对和谴责，这就是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多少人分挑这个担子。
在南越，将领们的争权夺利使美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化。
在南越军队中，开小差的比率仍然很高。
政治上简直是一团糟。
因此，美国势必要挑起这副代价高昂的越来越重的担子。
（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南朝鲜作出了重大的帮助。
有直接关系的澳大利亚，也要增加它的帮助。
但是，一些有利害关系的大国都宁愿站在一旁。
法国事实上正在尽其所能绊美国的脚。
（事实上，法国是要摆脱美国的羁绊。）
亚洲不过只是美国陷进去的一个最明显的麻烦地区。
不管你往哪里瞧，到处都是同样情况。
（的确是反美风暴到处兴起。）
在拉丁美洲，人们把大多数麻烦都归罪于美国的政策。
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美国援助看来并没有被人家领情，反而招来大量批评。
（这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看清，美“援”不过是美国的一种侵略工具。）
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尽管美国给了援助和派了军队，局势仍然是一片混乱。
在西欧，法国的戴高乐要美国滚蛋。
黑非洲的一些新国家，尽管得到大规模援助，仍然处在混乱之中。
（事实证明，哪里美国投入的“援助”越多，哪里就越混乱。）
世界的事物如此纷乱，而美国又在那些事情中陷得如此之深，以至国务卿腊斯克私下说，越南固然重要，却只占去他不到六分之一的时间和注意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并不是说美国在南越的困境不叫腊斯克之流伤透脑筋，而只是说明美国总统、国务卿要伤脑筋的事情太多罢了。）
这是真实的，尽管美国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防务和对其他国家援助上已花了八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试图获得某种稳定。
开始有了一种想法，也许是有什么根本上错了。
（当然，美帝国主义想要独霸世界的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英国工党组成新内阁
据新华社伦敦05日电
在03月31日大选中再次上台的英国工党05日组成新内阁。
据首相威尔逊宣布，新内阁的主要成员没有变动，其中包括：
首席国务大臣兼经济事务大臣布朗，外交大臣斯图尔特，国防大臣希利，财政大臣卡拉汉，贸易大臣杰伊，联邦关系大臣博顿利。
据宣布，英国03月31日大选的最后结果是：
工党在下院六百三十个席位中获得三百六十三席，保守党二百五十三席，自由党十二席，北爱尔兰共和国工党一席，另一席为没有表决权的议长占有。

英雄坚守富科特山
老挝爱国军民接连五次打退进攻予敌重创
“老挝之声”电台欢呼爱国军民在富科特山的辉煌胜利
新华社康开04日电
据“老挝之声”电台04日广播：
守卫川圹省富科特山地区的老挝爱国军民，从03月04日到28日，接连打败敌人的五次进攻，打死敌人一百七十名，俘虏多名，并且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据新华社康开05日电
“老挝之声”电台04日发表评论，热烈欢呼守卫川圹省富科特山地区的爱国军民在今年头三个月中取得的辉煌胜利。
评论说，从去年12月30日到今年03月25日，富科特山地区爱国军民在战斗中共歼灭敌人五百九十名，打落美国强盗飞机三十九架，打伤一百零二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评论强调指出，老挝爱国军民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精神，是敌人任何飞机和大炮都动摇不了的。
评论指出，敌人虽然遭到了惨重失败，但是它们是不甘心失败的，还会向富科特山和川圹省解放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评论号召老挝爱国军民进一步提高警惕，发扬英勇精神，作好一切准备，对于胆敢来犯的敌人给以更加沉重的打击。
新华社康开05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05日广播，老挝川圹省爱国军民04月02日击落美国F—105型飞机一架，打伤多架。
巴特寮电台还广播，老挝桑怒省南邦地区的游击队03月06日击落美国直升飞机一架，机上三名美国军官和两名泰国军官被烧死。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06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由深田肇率领的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钱大卫、文迟等。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在座。
新华社06日讯
郭沫若副委员长今天上午接见了日本中医代表团团长和田正系，代表团团员犀川龙，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等。

高级的行乞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访美回国后一再表白，她去美国并不是为了乞求“援助”。
印度报业托辣斯也反复宣传这一点。
但是，这个印度的宣传机器有一段为印度总理捧场的话，却很有意思。
它写道：
甘地夫人“对于中国对亚洲的威胁所作的估计以及就印度致力协助遏制它所作的说明，看来给了约翰逊总统深刻的印象，约翰逊总统当即宣布他的国家准备通过国际上的努力协助印度的经济发展”。
这就完全露了底，原来印度总理是靠向约翰逊献反华之策来邀赏。
这的确不是一般的行乞。

不能回避要害问题
——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方求
提要　《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
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
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
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我们同意思彤同志对它的评价：
这是一个挑战。
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
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1959年08月02日至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
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
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
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
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
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
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里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己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
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
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
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们把它一一剥开来看一看。
（一）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1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
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
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
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
《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06月16日。
那是什么时候？
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
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
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牛不相及；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
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
果然，没有过多久，到了一九六一、1962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1959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1960年11月写成，一九六一、1962年发表与演出。
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
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
一个“退田”、“除霸”、“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一个“站在人民方面”、“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
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
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
不，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不平。
一“骂”一“罢”。
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
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
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
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
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
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谴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
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
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
“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
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
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
“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二）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2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1960年11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1961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
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们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
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1962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有想到，反而把它同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出来。
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
“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
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
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
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
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01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
什么时候能够刮起一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
要理解一九六一、1962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1960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出和发展。
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出和出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
“写成于1960年11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集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
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
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1958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
这些并不是1961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1960年11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
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
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
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
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
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
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
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1957年五、06月；
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03月。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
《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
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1962年；
《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1960年末或1961年的年初和年中。
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
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1961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
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产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三）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3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
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出《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在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白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
“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
“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
“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
“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
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
那里有丝毫“目的性不清楚”！
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
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是时势不同了。
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
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
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
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
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自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
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
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
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
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
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4条理由，他说：
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
请问吴晗同志，从1959年到1961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还有，在一九六一、1962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一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1958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
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
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
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
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
革命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
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出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
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
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
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本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
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
“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3卷第三七○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①思彤：
《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人民日报》1966年01月13日。
②转引自澄宇：
《〈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北京日报》01月18日。
③吴晗：
《海瑞罢官》单行本，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④吴晗：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1961年02月18日。
⑤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1961年第9、十期合刊。
⑥吴晗：
《论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⑦吴晗：
《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新闻业务》1962年第7期。
⑧吴晗：
《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3期。
⑨吴晗：
《谈写文章》，《人民日报》1962年05月15日。

海瑞的骂与哭
周克
提要　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
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吴晗同志曾写过一篇《海瑞骂皇帝》，他说：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
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
查《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其中并没有说他骂过皇帝，却说他哭皇帝，“终夜不绝声”。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篡改历史呢？
这里包藏着极其恶毒的政治阴谋。
说穿了，就是借海瑞“骂”皇帝之名，来骂党、骂社会主义。
为了彻底揭穿吴晗同志这一卑劣伎俩，让我们把历史事实摆一摆。
吴晗同志说海瑞“骂”过皇帝，其根据是海瑞上嘉靖的《治安疏》，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治安疏》的内容。
从“治安”二字便可以知道他上疏的目的。
海瑞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
就是认为要维持封建统治的百年大计，必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君，一是执行政策的臣，君要正君道，臣要尽臣职。
在《治安疏》里，他要求皇帝正君道时，先对嘉靖吹捧一番，说嘉靖“天质英断，睿识绝人”，上之可以赶上尧、舜、禹、汤、文、武，下之亦可以超越汉光武、唐太宗等。
同时又指出嘉靖的许多缺点，说“陛下之误多矣”，如“赋役增常”，“礼佛日甚”，“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
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
又引老百姓的话，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云云。
吴晗同志认为这是“海瑞骂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从中得出了“海瑞骂皇帝”的结论。
海瑞为什么要上《治安疏》？
据他说，是“受国恩厚矣”，所以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
他为了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惜“冒死”进言。
因此，有人说海瑞的《治安疏》是爱皇帝，并没有骂皇帝。
当然，要说海瑞没有骂过几句，也不尽然，甚至有几句却乎骂得很厉害。
但这种“骂正”是出于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所以嘉靖处罚海瑞时，下的命令说海瑞“詈主毁君，不臣悖道”（《世宗嘉靖实录》卷五五五），把他关进监狱，拟处以死刑。
然而，他背地里却夸奖海瑞，把他比作殷朝的大忠臣比干。
海瑞上《治安疏》完全出于“忠君报国之心”，目的是维护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
明朝皇帝深切了解海瑞的心情，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主观是真诚的。
所以明朝皇帝并没有辜负海瑞的“忠心”、“赤忱”，重用他为应天巡抚。
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于海瑞的忠诚也是一致地赞扬不已。
在封建时代，每个朝代都有极言敢谏之臣，为皇帝出谋献策以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
对皇帝上《治安疏》，痛论当时天下大事，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海瑞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而吴晗同志竟把海瑞对其主子的效忠表现，颠倒过来说成是“骂”皇帝，岂不荒谬。
至于海瑞是怎样哭皇帝的呢？
海瑞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忠心耿耿向嘉靖上疏，嘉靖反而把他关进监狱。
按常理说，海瑞对于嘉靖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至少是受了委屈的。
当狱吏告诉他，嘉靖已死，他即将被释放并有希望被重用时，按一般封建官吏来说，他是应该感到高兴的。
然而，海瑞却并没有高兴喜悦，反而伤心痛哭。
这该如何解释呢？
根据海瑞生平的言论和行动，海瑞对明朝统治阶级抱着无限忠诚，对嘉靖寄予极大希望。
他的信念是对他的封建皇朝及皇帝尽忠，虽死而无怨。
他坚决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出狱而高兴。
嘉靖虽然处罚过他，但他认为嘉靖一死，可能影响统治者的政权，可能使稳定的政局动荡不安，如再出一个象明武宗正德（嘉靖的哥哥，死后无子，嘉靖以藩王入京继位）那样昏乱的皇帝，则更将动摇朱明王朝的国本。
所以海瑞之哭，是为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封建王朝的兴衰而哭。
这就更证明了海瑞是封建王朝中最忠实的奴才。
我们评论海瑞，对他哭皇帝这一幕应该特别重视，仔细分析。
海瑞所表现的特殊面貌，确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所称道的所谓“忠臣孝子”的坚韧精神，这完全可以说明海瑞是个什么人。
海瑞的面貌和本质表现得如此清楚。
海瑞从他的阶级情感出发，从他的封建道德出发，他对嘉靖的忠诚爱戴，对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持，是始终如一的。
所以他的“骂”与爱是一致的，“骂”与哭也是一致的。
吴晗同志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注意海瑞是不是骂，而只取敢骂不敢骂。
他说只有海瑞骂过皇帝，并且骂得很痛快。
意思说谁也不敢骂皇帝，而海瑞敢了，因此赞扬海瑞“真是铮铮一汉子”。
吴晗同志这样提法，这样拍手称快，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历史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以明史“专家”著称的吴晗同志心里也是明白的。
那末，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肆意篡改历史呢？
这是偶然的错误吗？
不！
只要提一提吴晗同志写作、发表《海瑞骂皇帝》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其用意就暴露了。
在吴晗同志大肆歌颂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机，配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向党向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
右倾机会主义者骂党、骂社会主义、骂三面红旗。
吴晗同志也大写文章，鼓吹“骂”，宣扬海瑞对皇帝“骂得非常之痛快”。
吴晗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海瑞罢官》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卷土重来
张国民
提要　海瑞一生有两次罢官，但根本没有“失败了再干”的思想。
吴晗同志蓄意歪曲史实，目的是鼓动失败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正当那些自命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失败、被罢免撤职之时，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写别的，偏偏要选中“海瑞罢官”这个题材，七易其稿，非“破门而出”不可呢？
他说过，创作历史剧必须“密切结合当前需要”，选取“有现实意义的题材”。
看来，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党批判那些自命海瑞者反人民，他就竭力把海瑞美化成“为民作主”、“为民谋利”、“为民除害”、“受民爱戴”的劳动人民的“救星”。
那些自命海瑞者攻击人民公社“搞糟了”，他就大写“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退田才能使民安”。
党要那些自命海瑞者认罪，他就竭力鼓吹“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
“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可怕杀身之祸”。
那些自命海瑞者被撤了职，他就说“阴谋陷害理不当”，“海瑞罢官姓名香”，“清名千古永流芳”。
党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他就大肆鼓吹“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
这正是同党唱对台戏。
这正是“密切结合”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当前需要”，替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要他们顽固到底，重整旗鼓，继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奋斗。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晗同志蓄意歪曲史实，强调海瑞“失败了再干”，其居心是十分险恶的。
海瑞一生有两次罢官。
一次是上《治安疏》被嘉靖罢官下狱。
那次他连死都准备好了，罢官更是意料中事。
所以这是心甘情愿的，扯不上“失败”，更扯不上“失败了再干”的问题。
另一次是任应天巡抚时。
他在这次被罢黜时所上的《告养病疏》中说：
“赐臣回籍，永归田里。”
同时在给操江御史吴时来的信中说：
“生已促装南归，以俟后之君子，而生不与矣。……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由此可见，海瑞在这次罢官时只是既愤懑而又灰心丧气，根本没有“失败了再干”的思想。
吴晗同志之所以要歪曲史实，强调“失败了再干”，正是为了鼓动那些失败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现在说自己“完全是为古而古”，“《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气息也闻不到了”，只不过是笨拙的遁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