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席向阿富汗先王陵献花圈
新华社喀布尔04日电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向阿富汗先王穆罕默德·纳迪尔·沙阿的陵前献了花圈。
陪同刘主席的有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亲王和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沙夫·苏海尔。
献花圈时，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刘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以及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陈枫也在场。
先王陵位于喀布尔市附近的一座山顶上。
在仪式结束后，刘主席和其他中国客人站在陵墓旁俯瞰了历史遗迹巴拉·希萨尔城堡，它是从1878年开始的第2次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战争的战场。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到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王后到机场迎接，喀布尔十万多市民夹道欢迎
刘主席和夫人拜会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王后，哈希姆·迈万德瓦尔首相拜会刘主席
新华社喀布尔0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到达这里进行友好访问。
他们受到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霍梅拉、政府官员和阿富汗人民的非常热烈而盛大的欢迎。
喀布尔今天下着雨。
十万多市民在雨中等候了几个小时，在从机场到四十柱宫的二十公里长的路上夹道欢迎中国客人。
刘主席的专机在上午十时整着陆。
当刘主席在机舱门口出现的时候，聚集在机场上的两千人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国王和王后最先走上前去迎接刘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
走到飞机旁去迎接中国客人的还有国王的叔父沙阿·瓦利·汗·加齐元帅；
首相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和夫人；
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和他的夫人；
人民院议长阿卜杜勒·查希尔；
长老院议长阿卜杜勒·哈迪·达威；
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
外交大臣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
国防大臣汗·穆罕默德将军。
查希尔·沙阿国王接着引导刘主席走上铺着红地毯的欢迎台上，在奏中国和阿富汗两国国歌后检阅了仪仗队。
礼炮鸣了二十一响。
穿着民族服装的儿童向中国客人献了花。
接着刘主席走到列队欢迎的官员面前，阿富汗国王把内阁成员、高级军官、喀布尔省长和喀布尔市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介绍给刘主席。
喀布尔机场今天装饰着两国的国旗和用中文和普什图文写的“阿中友谊万岁”的横幅。
系着欢迎标语的彩色气球迎空而上。
喀布尔繁华地区的所有高大建筑物上和主要街道都挂起了中国和阿富汗两国的国旗。
一路上搭起了用红布围起来的拱门，上面用中文和普什图文写着“欢迎贵宾”的标语，挂着刘主席和阿富汗国王的画象。
在排列在从机场到宾馆的途中的欢迎人群中，有留着长白胡须的缠头的老人，中、小学生，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农民。
他们高呼欢迎口号，用中国话向客人说：
“你好！”
他们向客人乘坐的汽车队撒了无数的鲜花。
欢迎的人群里还有抱着婴儿或带领着几岁的孩子的男男女女，生动地表现阿富汗人民多么热爱他们邻邦中国的人民。
在喀布尔市商业区，欢迎人群更加稠密，车队在震耳的“欢迎，欢迎”的欢呼声中差不多以步行速度徐徐地行进。
在好几个地方，穿着民族服装的舞蹈家伴着鼓声和民族乐器旋律跳舞，欢迎中国客人。
刘少奇主席不断向热情越来越高的欢迎群众挥手答谢。
车队到达四十柱宫。
在宫里的大厅中，一群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的儿童表演了优美的民间歌舞，用来向中国伯伯和婶婶表示欢迎。
国王和王后同刘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亲切地交谈。
国王和王后谈起了他们前年在中国的访问。
国王说：
“我们两国之间隔着高山和密林，但是交通情况改善了，你们只要几个钟头就来到这里。
我们希望我们的互相访问会加强我们已经存在的亲密友谊。”
今天到机场欢迎刘少奇主席及其随行人员的还有各国外交使节。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陈枫和夫人，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沙夫·苏海尔博士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喀布尔04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古尔罕纳宫拜会了国王查希尔·沙阿和王后霍梅拉。
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拜会时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章汉夫，汪东兴，冯铉，汪道涵，赖亚力和张彤。
在座的还有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和夫人，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外交大臣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和宫廷王室典礼局副局长奥斯曼·奥卢米。
新华社喀布尔04日电
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04日上午在四十柱宫拜会了刘少奇主席。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座的还有阿富汗外交大臣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
迈万德瓦尔首相的夫人、刘少奇主席的夫人和陈毅副总理的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乌鲁木齐04日电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应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新疆和田，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访问。
陪同访问的还有：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冯铉，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等。
和田各族各界人民今天到机场热烈欢送刘少奇主席和夫人。
八时许，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林渤民，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中共和田地委书记黄诚、专员努尔约夫等陪同乘车来到机场，人们兴奋地欢呼：
“欢送刘少奇主席！”
“欢送陈毅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一群各民族少先队员向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等献了花束。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在登上飞机前，同赛福鼎、林渤民、铁木尔达瓦买提和黄诚、努尔约夫等握手告别。
随后，刘少奇主席站在机舱门口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这时机场上再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附图片）
刘少奇主席在喀布尔机场受到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喀布尔市民的热烈欢迎。
图为刘少奇主席在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前右）陪同下，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前往阿富汗飞经巴基斯坦领空时
刘主席致电问候阿尤布总统
新华社喀布尔04日电
刘少奇主席04日上午在前往阿富汗飞经巴基斯坦领空时，给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去了问候电。
电文说：
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阁下：
在我前往阿富汗飞经贵国领空的时候，谨向阁下，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致以友好的问候。

华东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七条要求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领导农业
会议强调指出：
广大农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根本动力
本报上海讯
中共中央华东局最近召开华东农业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问题。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后，提出了今后华东地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七条要求，号召农村各级领导进一步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用毛泽东思想领导农业，为逐步地建设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斗争。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各省市有关负责人，部分地委、县委负责人和少数公社、大队的干部。
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认为，近几年来，华东农村各级领导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比过去有所进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农村中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由于广泛地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农村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精神变物质，革命促生产，华东地区虽然这几年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而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仍然连续四年大幅度上升。
各级干部在这过程中，又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突出政治的伟大意义的教育。
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单位的干部突出政治还不够自觉，不是事事处处突出政治，而是抓抓放放，做做停停，有的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单纯业务观点，有的存在不从政治原则着眼的事务主义作风，有的存在把业务同政治平列起来的折衷主义错误，有的存在政治工作只当作临时措施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就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不相适应。
始终要坚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会议认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就是始终要坚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农业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
会议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由于农民长时期内仍然存在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因此，不论在生产顺利发展的时候，或者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或者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实际，不仅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农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把生产迅速推向前进，而且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例如，个别单位在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没有突出政治，生产就停滞不前；
也有个别单位，在生产连年上升以后，一度忽视了突出政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乘机抬头。
所以，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丝毫不能忽视突出政治。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农民，是一个战略任务
会议指出，农业战线的一个战略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农民，使他们逐步摆脱小生产者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从一家一户看到集体，从小集体看到大集体，从大集体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广大农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根本的动力。
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当广大农民提高了觉悟，认识了“谁养活谁”这个根本问题以后，就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反封建斗争，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农民进一步提高觉悟，解决了为谁种田的问题，把种田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以后，就会眼光远大，胸怀宽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并且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向大自然进军，把社会主义农业迅速推向前进。
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的山东茌平县双庙公社双庙大队，江苏淮阴县高埝公社头堡大队，一个是鲁西大平原上的盐碱涝洼地区，一个是洪泽湖边上的“锅底洼子”，历来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很低，依靠国家救济。
近几年，这两个单位的党支部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干部和社员树立了敢于革命的雄心壮志，和旱涝碱等自然灾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生产条件一年年变化，粮食产量一年年上升，现在，都已经成为有余粮卖给国家的单位。
上海郊区嘉定县的徐行公社，江苏启东县的大兴公社，都是沿江沿海的高产单位，一部分干部和社员在生产连年发展以后，都曾经出现安于现状的自满自足思想。
由于公社党委及时地把富了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否可以把发展生产的脚步停止下来的问题，尖锐地摆到大家面前，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许多人摆脱了“一对小夫妻，两个小把戏（孩子），三间小堂屋，四分自留地，五只老母鸡”这一小农经济小康思想的束缚，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和不断革命的观点。
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造了新的增产条件，探索出新的增产途径，实现了高产更高产。
这些单位的事例，使到会同志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在集体化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
这次会议还提出，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华东农业战线虽然在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方面有了一些进展，有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灌溉电气化，但总的说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还是十分低的。
从现在起，必须把这件工作摆到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作出规划，积极试点，积累经验，从各方面创造条件，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会议认为，由于我们的农业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的，因此，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就可以更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而且，存在决定意识，还可以使农民逐步改变“一把锄头就能种田”的状况，和现代化大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思想影响。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突出政治的核心
农业战线怎样突出政治？
根据华东各地的经验和会上的讨论，大家认为，这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农业，把农业生产、技术、业务置于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之下。
具体说，主要有七条：
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促进干部和群众革命化。
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1位，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广大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觉悟，改进工作；
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改造他们小农经济的世界观。
干部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时要组织农民学习，辅导农民学习。
这一条是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核心所在，坚持了这一条，就能够带动其余的六条。
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起抓。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
三大革命既不是平列的，也不是孤立的，既要有一个纲，又要一起抓；
既不要当脱离政治的盲目实践家，又不要当脱离实践的空头政治家。
三、发扬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
大寨精神普及得愈快愈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愈有成效。
要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在精耕细作上下苦功夫，并且要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四、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认真实行四大民主。
只有坚决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实行四大民主，是关系到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发扬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情，群策群力，办好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
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
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
只有严格执行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是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不能把共产主义教育和党的现行政策混淆起来。
六、狠抓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党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挥党支部在三大革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并且要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创造更多的“四好”社队、培养更多的“六好”社员为目标，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
比学赶帮超都要突出政治，思想领先，学人先学志，帮人先帮心，虚心找差距，敢于超先进。
七、狠抓活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切工作中去。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抓活思想，做人的工作。
抓活思想，干部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参加劳动，一定要发扬民主，并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
要善于分析，抓住本质，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关键在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领导干部革命化
会议强调指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的革命化，特别是县委以上领导干部的革命化。
领导干部不带头实现革命化，就不可能以革命化的要求去要求群众；
领导干部不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改造农民；
领导干部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胜利的斗争；
领导干部安于现状，胸无大志，也就不可能挺起腰杆领导群众不断革命、彻底革命。
这次会上，各省市一些县委领导同志介绍了他们单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领导革命化，突出政治的成功经验。
山东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自然条件比较差，县委部分同志曾经存在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工作中消极适应，催耕催种。
1964年，县委领导同志带着问题，以整风精神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革命；
并且发动下面干部提意见，帮助县委革命；
又对照先进地区找差距，挖思想，加深自我革命；
接着县委成员又分别带着《实践论》和镢头下乡，蹲点闹革命。
这样做的结果，县委的革命自觉性迅速提高，工作中能够突出政治，从而使全县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面貌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华东农业战线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对黄淮平原、山区丘陵和沿江沿湖沿海三类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会议指出，现在华东农业战线形势很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并且以“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自己的工作，做冷静的促进派，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全面完成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华东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七条要求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领导农业
会议强调指出：
广大农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根本动力
本报上海讯
中共中央华东局最近召开华东农业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问题。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后，提出了今后华东地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七条要求，号召农村各级领导进一步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用毛泽东思想领导农业，为逐步地建设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斗争。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各省市有关负责人，部分地委、县委负责人和少数公社、大队的干部。
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认为，近几年来，华东农村各级领导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比过去有所进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农村中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由于广泛地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农村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精神变物质，革命促生产，华东地区虽然这几年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而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仍然连续四年大幅度上升。
各级干部在这过程中，又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突出政治的伟大意义的教育。
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单位的干部突出政治还不够自觉，不是事事处处突出政治，而是抓抓放放，做做停停，有的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单纯业务观点，有的存在不从政治原则着眼的事务主义作风，有的存在把业务同政治平列起来的折衷主义错误，有的存在政治工作只当作临时措施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就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不相适应。
始终要坚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会议认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就是始终要坚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农业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
会议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由于农民长时期内仍然存在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因此，不论在生产顺利发展的时候，或者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或者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实际，不仅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农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把生产迅速推向前进，而且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例如，个别单位在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没有突出政治，生产就停滞不前；
也有个别单位，在生产连年上升以后，一度忽视了突出政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乘机抬头。
所以，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丝毫不能忽视突出政治。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农民，是一个战略任务
会议指出，农业战线的一个战略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农民，使他们逐步摆脱小生产者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从一家一户看到集体，从小集体看到大集体，从大集体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广大农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根本的动力。
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当广大农民提高了觉悟，认识了“谁养活谁”这个根本问题以后，就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反封建斗争，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农民进一步提高觉悟，解决了为谁种田的问题，把种田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以后，就会眼光远大，胸怀宽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并且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向大自然进军，把社会主义农业迅速推向前进。
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的山东茌平县双庙公社双庙大队，江苏淮阴县高埝公社头堡大队，一个是鲁西大平原上的盐碱涝洼地区，一个是洪泽湖边上的“锅底洼子”，历来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很低，依靠国家救济。
近几年，这两个单位的党支部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干部和社员树立了敢于革命的雄心壮志，和旱涝碱等自然灾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生产条件一年年变化，粮食产量一年年上升，现在，都已经成为有余粮卖给国家的单位。
上海郊区嘉定县的徐行公社，江苏启东县的大兴公社，都是沿江沿海的高产单位，一部分干部和社员在生产连年发展以后，都曾经出现安于现状的自满自足思想。
由于公社党委及时地把富了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否可以把发展生产的脚步停止下来的问题，尖锐地摆到大家面前，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许多人摆脱了“一对小夫妻，两个小把戏（孩子），三间小堂屋，四分自留地，五只老母鸡”这一小农经济小康思想的束缚，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和不断革命的观点。
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造了新的增产条件，探索出新的增产途径，实现了高产更高产。
这些单位的事例，使到会同志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在集体化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
这次会议还提出，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华东农业战线虽然在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方面有了一些进展，有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灌溉电气化，但总的说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还是十分低的。
从现在起，必须把这件工作摆到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作出规划，积极试点，积累经验，从各方面创造条件，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会议认为，由于我们的农业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的，因此，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就可以更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而且，存在决定意识，还可以使农民逐步改变“一把锄头就能种田”的状况，和现代化大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思想影响。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突出政治的核心
农业战线怎样突出政治？
根据华东各地的经验和会上的讨论，大家认为，这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农业，把农业生产、技术、业务置于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之下。
具体说，主要有七条：
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促进干部和群众革命化。
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1位，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广大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觉悟，改进工作；
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改造他们小农经济的世界观。
干部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时要组织农民学习，辅导农民学习。
这一条是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核心所在，坚持了这一条，就能够带动其余的六条。
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起抓。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
三大革命既不是平列的，也不是孤立的，既要有一个纲，又要一起抓；
既不要当脱离政治的盲目实践家，又不要当脱离实践的空头政治家。
三、发扬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
大寨精神普及得愈快愈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愈有成效。
要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在精耕细作上下苦功夫，并且要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四、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认真实行四大民主。
只有坚决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实行四大民主，是关系到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发扬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情，群策群力，办好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
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
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
只有严格执行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是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不能把共产主义教育和党的现行政策混淆起来。
六、狠抓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党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挥党支部在三大革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并且要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创造更多的“四好”社队、培养更多的“六好”社员为目标，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
比学赶帮超都要突出政治，思想领先，学人先学志，帮人先帮心，虚心找差距，敢于超先进。
七、狠抓活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切工作中去。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抓活思想，做人的工作。
抓活思想，干部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参加劳动，一定要发扬民主，并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
要善于分析，抓住本质，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关键在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领导干部革命化
会议强调指出，农业战线突出政治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的革命化，特别是县委以上领导干部的革命化。
领导干部不带头实现革命化，就不可能以革命化的要求去要求群众；
领导干部不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改造农民；
领导干部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胜利的斗争；
领导干部安于现状，胸无大志，也就不可能挺起腰杆领导群众不断革命、彻底革命。
这次会上，各省市一些县委领导同志介绍了他们单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领导革命化，突出政治的成功经验。
山东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自然条件比较差，县委部分同志曾经存在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工作中消极适应，催耕催种。
1964年，县委领导同志带着问题，以整风精神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革命；
并且发动下面干部提意见，帮助县委革命；
又对照先进地区找差距，挖思想，加深自我革命；
接着县委成员又分别带着《实践论》和镢头下乡，蹲点闹革命。
这样做的结果，县委的革命自觉性迅速提高，工作中能够突出政治，从而使全县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面貌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华东农业战线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对黄淮平原、山区丘陵和沿江沿湖沿海三类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会议指出，现在华东农业战线形势很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并且以“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自己的工作，做冷静的促进派，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全面完成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无理措施后暂时撤离雅加达
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人员回京
我外事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以及中外记者到车站欢迎
新华社04日讯暂时撤离雅加达回国的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记者和工作人员，在分社社长张海涛率领下，今天上午回到北京。
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记者和工作人员，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无理宣布“暂时封闭”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以后，于04月01日乘飞机撤离雅加达的。
今天到车站欢迎的，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德青，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文委副主任史怀璧，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副社长缪海棱、邓岗、王敏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王揖，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首都其他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常芝青、穆欣、史迈、吕梁、柯在铄，以及首都新闻工作者。
张海涛等同志走下火车以后，各方面的负责人和首都新闻工作者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并向他们献了花。
来北京暂时会合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驻会书记阿布库斯（叙利亚）、陈泉璧（中国）、曼努维拉（锡兰）、摩里逊（南非）、杉山市平（日本），到车站欢迎。
前往欢迎的，还有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驻中国的记者，以及在北京的其他国家的一些新闻工作者。
张海涛等同志是在04月01日乘飞机回到广州的。
他们受到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王阑西，广州市副市长罗培元，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各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欢迎。
张海涛等同志04月01日路过金边的时候，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文化参赞和新华社驻金边记者，到机场欢迎和欢送他们。

宫本显治等同志离广州回日本
新华社广州04日电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同志和代表团部分团员、随员今天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国。
到车站欢送的有中共中央中南局第1书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赵紫阳和书记处书记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李坚真，以及中共广州市委第3书记曾生等。
少先队员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代表团副团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冈正芳同志已于日前回国。

陪同刘主席和夫人出国访问人员名单
新华社04日讯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的，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还有：
章汉夫　外交部副部长
汪东兴　公安部副部长
冯　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汪道涵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赖亚力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张彤　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

乌鲁木齐、伊宁市穆斯林欢度古尔邦节
新华社乌鲁木齐02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穆斯林们，01日欢欢乐乐地度过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
乌鲁木齐各民族的穆斯林和阿訇们，在01日清晨到各清真寺坊举行了聚礼仪式。
为了让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干部、工人和农民欢度节日，乌鲁木齐市各机关、工厂和郊区人民公社，放假三天。
01日，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民族人民，互相走访贺节。
汉族干部、工人和居民也纷纷到信仰伊斯兰教各兄弟民族家中拜节，到处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气氛。
01日清晨，伊宁市有数万名穆斯林分别在著名的清真寺举行了宗教仪式。
聚礼完毕，穿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人们，互相走访贺节，问候“萨拉姆”（平安）。
这天，伊宁市到处歌声嘹亮，喜气洋洋。
穆斯林们都到自己喜爱的地方去参观和游览。
全市的四十多个文化室全部开放。
很多人都在这里欢聚，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
乌鲁木齐和伊宁的商业部门为了穆斯林们欢度节日，供应了比往年更多的民族特需商品。

县委的“班长”为什么必须发扬民主作风，如何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陕西省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以人民利益为重
这些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我们在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是，与党和毛主席的要求，与焦裕禄同志比较，问题还很多。
就县委本身说，有集中不够的问题，但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发扬民主不充分。
党委会议虽然照样开了，问题虽然经过集体讨论，但因为一部分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充分发表意见，效果并不好。
这样作出的决议，有时不完整，有时有比较大的片面性甚至错误。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有认识问题，有方法、作风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县委书记的世界观问题。
我就没有焦裕禄同志那样好的民主作风，他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在县委会议上，他对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重视，全神贯注的听，而且要问清一些重要情节。
我就不是这样，在县委会议上，对于那些因为受水平限制讲话比较罗索，不易一下使人得到要领的发言，我就不那么爱听，甚至阻碍人家发言。
有时对于某些自以为不正确的意见，更不愿意耐心地听下去。
这样就影响了一些同志发表意见的积极性。
党的民主集中制，能不能很好实行起来，关键就在于“班长”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作风。
如果“班长”的作风不民主，会开得再多、再长也不过是虚有形式而已。
所谓真正的民主作风，绝不是一句空话，没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没有一个彻底、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作风。
焦裕禄同志正是有了这样的群众观点和世界观，才有了真正的民主作风。
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造成了民主的气氛，影响和带动了别人，使会议开得那样好，那样生动活泼，各抒己见，自由地、反复地进行讨论。
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班长”来讲，能不能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能够自我革命，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能有个人私心杂念。
要作到这点，最根本的还是学好毛主席著作。
近两年来，县委委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虽然有了较大进步，但是仍然学的不够好，特别是活学活用不够。
我们体会：
解决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
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积极的、自觉的执行者。
汉阴县委书记赵文举

充分发扬民主带好“一班人”
县委书记要当好“班长”，把县委这“一班人”带好，就要充分发扬民主。
最近在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中，结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刻。
毛主席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批评了那种“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的现象。
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才能使党委会取得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一致，才能真正调动县委成员的积极性。
焦裕禄同志在这方面是个好榜样。
我过去很少主动与县委委员们事先“通气”，往往把问题一下子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由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决定，或者做出的决定不够完善，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结果影响其他同志的工作热情。
为什么？
关键就在于我缺乏民主作风，不能虚心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我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先入为主，脑子里有个框框，自认为有把握；
一是任务比较紧的时候；
还有一种是我认为该办的事人家没有办，向我申述理由就不乐意听。
很明显，先入为主的框框往往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不认真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就势必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任务紧，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确实有困难，但也正因为紧，更需要集思广益，在群众中找出正确的方法和措施。
发动大家讨论的过程，也就是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过程，个人说了算，势必没有统一的行动。
有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别人不对，其实不然。
事物总是复杂的，该办的没办往往有着种种原因，不让人家说明理由，问题又怎么能够解决呢？
前年03月，县委决定要迁移一所病院，到了08月还没有办好，我不问青红皂白把负责这件事的同志批评了一顿。
实际上并非他不想办，而是存在着实际困难。
这样的批评，人家怎能心服呢？
再说，即使是那个同志有错误，只是生硬的批评也不解决问题，对方也难以接受。
作为一个县委领导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耐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才不至于阻塞言路，把事情搞坏。
去年县委讨论种红花草，我主张由前年的二十四万亩翻一番，增加到五十万亩，即占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并要求全县都按比例去办。
当时有个同志提出只能种四十万亩，我没有“在意”，也没有要他进一步说明“理由”。
初步方案下达后，下面有的拥护，有的反对。
于是，我到几个公社去了一趟，听一听，看一看，才了解到反对的有三种情况：
一是田地低洼，水很难排出去，不能种；
一是土地薄，长不好，种了等于不种；
一是地少，晚秋作物多，茬口排不开，不能多种。
后来，我们就改变做法，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要求：
低洼地区只在少数高田里种；
土地薄的就尽可能翻犁下粪进行点播；
土地少的就套种；
其他宜种的丘陵地区就多种。
结果全县种了五十三万亩，长得也不错。
事实说明，最初那个同志认为只能种四十万亩虽然不对，但却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而我的五十万亩的指标虽然可行，但要求一律按耕地面积的一半去种却是主观主义的。
如果不是后来认真研究了下面干部的意见，纠正了这个错误，那么五十万亩是肯定不能实现的。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委要充分发扬民主，做好领导工作，当“班长”的，就不但要认真考虑其他党委委员的不同意见（包括错误的意见），而且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第1，做到“不耻下问”，“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第2，加强调查研究。
下面的意见有对的，有不对的，只有亲身做调查，自己心里有了底，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决定取舍。
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这不仅是个领导作风问题，而且也和个人的思想修养有关。
回想我之所以听不进反对的话，归根到底就是有“领导说了算”的情绪，怕接受了别人的反对意见，有损自己的威信。
这实质上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怪。
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能够虚心倾听别人的一切意见，把“一班人”带得那样好，也就是因为他心里只有革命，没有自己。
安徽庐江县委书记
项凤林

发扬“争”的精神
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首先是县委领导核心有战斗的团结和思想认识上的一致。
而做到这点，必须发扬“争”的精神。
“争”，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只有在原则问题上展开争论，团结才有基础，才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更好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前几年，我们县委成员之间害怕争论，害怕意见分歧不好办，所以遇到了矛盾就感到为难。
结果，工作上是各守一方；
思想上得过且过。
真正是“河水不犯井水”。
去年，我们县委反复学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有关文章。
这一学，思想明朗了，视野开阔了，认识到争与不争、敢争与怕争，是个精神状态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
毛主席说：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年来我们针对县委领导上不同时期的思想状态，先后开展了十多次的大争论，有时一个问题反复争论了四、五次。
其中有对双季稻种植面积的大、小之争；
有在推广优良品种上的所谓“险”与“稳”之争；
以及兴修水利工程上有靠大寨精神，还是靠国家支援的两种思想之争，等等。
这一系列的“争”，使得县委领导思想认识一致了，团结增强了，作风踏实了。
正是由于“争”，揭开了我县农业生产落后的盖子，把我们原来一直不敢正视的问题（例如我县1963年粮食单产在全专区倒数第2的情况）公开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找到了差距，下了苦干实干的决心。
实践证明，几个有争论的问题，都变成了几个大突破，促进了去年粮棉大幅度增产。
有分歧就要统一，要统一就要争；
争要言之有理，符合实际，而这就要找根据。
根据从哪里来？
根据来自两头：
一头来自毛主席思想和中央、省、地委指示，一头来自实际、来自人民群众。
开展“争论”，促使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我们下去蹲点，也促进了机关革命化。
通过争论，大家发挥了主动性，增强了责任心。
由于每一个问题的决定，都充分发扬民主，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大家对全县工作好坏，都感到自己有责任。
一些县委同志说：
“在这里工作十几年了，真正站在自己部门，考虑全县工作，还是从今年开始。”
从“不争”到“争”，从“怕争”到“敢争”的过程，反映了我们精神状态的变化，当然这也仅仅是初步的变化。
安徽望江县委副书记
于吉位　徐海波

善于倾听逆耳之言
要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他们敢于提出意见和批评。
这首先要县委领导班子真正执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当班长的要善于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
这样，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我们县委领导班子还不够齐心一致，主要是我这个当班长的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处理好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把这“一班人”带好。
从学习焦裕禄的事迹中，我深深感到：
我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平时与委员谈心少，征求意见不够。
有时开会前又不出“安民告示”，大家不了解议题，没有充分准备，往往使会议纠缠在业务性、事务性的问题中，对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讨论很不认真。
即使讨论了，也因我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或因自己讲的多，别人讲的少，使大家的意见不能充分说出来，集体智慧不能充分发挥。
结果，形式上决定了，实际执行不通，行动不齐；
有时甚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
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只是一个作风问题，而且是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有没有树立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的问题。
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才能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
今后，我决心以身作则，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虚心倾听来自下级的批评，不断改造思想和作风，使县委成为一个坚强的、彻底革命化的领导核心。
城固县委书记　高维屏

把自己的位置摆对头
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
根据我的体会，最主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头。
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还是放在群众之上？
革命化，是先从自己化起，还是先化别人？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首先是改造自己的思想，还只是为了改造别人？
这个位置摆不对头，以领导者自居，群众观点必然淡薄，必然自以为是。
第一把手必须把自己置于集体领导之中、群众之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时时事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接受群众监督，是一个负责干部具有民主作风的基础。
这也是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
只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赤胆忠心，才能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因此，我认为摆对位置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前提。
延川县委书记　张央洁

毛主席语录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关于健全党委制》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在背后议论。
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民兵工作必须用毛泽东思想领路
沈阳部队号召向吉林省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学习
广州部队推广凤山县长洲乔音两区民兵工作经验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连续四年被评为四好武装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在县委的领导下，把领导民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实现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根本，有效地促进了民兵基层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发出通知，号召所属各级武装部门和全体武装干部，结合贯彻林彪副主席提出的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向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学习的活动。
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大力组织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从1964年开始的。
他们根据过去的实践经验，逐步认识到民兵工作必须用毛泽东思想领路。
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民兵的头脑，以政治统帅军事，才是加强民兵建设、实现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根本保证。
整个武装部的二十几名干部，人人自觉地当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员、组织员、辅导员，深入基层，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帮助到哪里。
武装部长吴会臣，去年年初在马滴达公社柳树河子大队参加地方中心工作期间，起早贪黑利用业余时间，准备材料，了解民兵学习情况和思想问题，一个排一个排地辅导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政工科干事崔汉英，到春化公社了解民兵工作时，各民兵连正在学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论述，他就边了解情况，边抓紧时间给民兵作辅导，下乡十天，就给九个民兵连做了辅导报告。
动员科参谋陈元凤，经常注意阅读书报刊物上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参考材料，并把一些对基层民兵有启发作用的材料搜集起来，带在身上，随时随地向民兵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在组织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根据民兵人多、面广、分散的特点，在民兵排设立了学习辅导员，帮助民兵学习。
武装部的干部下乡，就把帮助这些辅导员提高辅导能力，作为自己重要任务之一。
作训科参谋霍凤有，在马滴达公社柳树河子大队民兵连，看到辅导员在辅导民兵学习《为人民服务》时照本念，效果不大。
他就通过和民兵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把看到的民兵热爱生产、关心集体的好人好事汇集起来，给民兵们重新作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辅导报告，使民兵学习理论和实际联系了起来，既教会辅导员工作办法，又提高了民兵的学习热情。
他们还狠抓典型，树立样板，推广学习经验。
珲春县人民武装部全力领导和组织民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力地促进了民兵的思想革命化和民兵工作三落实。
许多基层民兵单位已经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民兵活动的中心内容。
广大民兵在“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的口号下，在参加集体生产、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抗洪抢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训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据新华社南宁04日电
广西凤山县长洲、乔音两个区的民兵，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加强人民武装建设的根本途径，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民兵们决心处处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生产上打头阵，当改天换地的突击手，把社会主义的山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民兵工作上坚决贯彻三落实，把山区变成铜墙铁壁。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党委最近发出通知，介绍广西凤山县长洲、乔音两个区的民兵和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并且号召各级武装部门和广大民兵，开展学凤山、赶凤山、超凤山的活动。
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的经验。
长洲、乔音两区，是偏僻的山区，散居着壮、汉、瑶等兄弟民族。
解放前，这里的人民备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苦难深重。
解放后，他们做了国家的主人，生产发展了，生活逐步上升，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
1962年，在人民解放军和各地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影响下，民兵中已有少数人自动地开始读毛主席的书。
1963年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雷锋高大的形象及其成长的道路给了民兵很大启示。
大家决心象雷锋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且逐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推向高潮。
两年多来，这两个区的民兵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懂得了种田、当民兵都是干革命，在生产建设和民兵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们在生产上勇于当闯将，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带动群众开展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斗争。
从1963年以来，两个区的民兵带头修筑了数以百计的小型水利，营造了上千亩林木，开垦了大片荒田。
久加公社第2队所在地，过去是个“七天不雨成旱，下雨01日成涝”的地方，年年有灾。
1964年以来，这里的民兵带动群众，开渠引水，兴修水利，把百分之八十的“望天田”，改成了“保水田”。
长洲公社十三队的砖窑门有一次烧塌了，队里的民兵个个以张思德为榜样，冒着高温，参加抢修，他们奋战三小时，就把烧塌的窑门抢修好。
民兵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懂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和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的道理，提高了建设人民武装的自觉性，实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现在这里民兵组织健全，活动经常。
他们积极练武，靠山练山，有水练水，练思想，练作风，练体力，学习射击、刺杀、投弹、游泳等技术。
器材不够自己做，没有教员自动学。
长洲公社两个民兵干部到县领枪，看到县公安队练刺杀，就细心观摩动作，回来教民兵练。
他们在山区建立起巩固的人民防线，一声令下，都能召之即来。
广大女民兵在积极参加练武的同时，还想到一旦有战争，男民兵要上前线，后方要女民兵担负生产重活，就纷纷地学犁学耙，准备承担生产任务。
民兵们坚定地说：
“我们已经作好了自己保卫自己的准备，敌人敢来，就叫它有来无回。”
（附图片）
“红色尖兵连”班长张万明和民兵们同读毛主席语录，学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意义。
毛国斌　陈先泉摄

“班长”要善于集思广益
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是“班长”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充分发扬民主，群策群力，这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原则的大事。
发扬民主的关键往往在于“班长”耐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自己的意见。
一般地说，听赞扬的话，听符合自己意见的话，是容易入耳的；
批评的话，不符合自己意见的话，甚至是反对自己的话，许多人是不容易入耳的。
有些人听正确的话还可以，听错误的话就不行了。
为什么会如此？
有意识问题，也有认识问题。
有些同志当了“班长”，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他人之上，常常是“我说了算”。
如果掺杂上个人的“面子”、“威信”等等，就更不易听进别人的意见。
另外，也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同志头脑里作怪，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人们由于工作经验、社会实践等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意见，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班长”的领导艺术，正是在于多方面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加以分析和比较，产生出正确的领导来。
如果一个人只听顺耳的话，不听逆耳之言，他的思想就不会全面，也就无从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不能分辨事物的是非，就谈不到有正确的领导。
由此可见，不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使自己的主观同客观实际相分裂，这样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一个革命者有无民主作风，最根本的是个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
要真正能够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就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群众观点。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乐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
虽然身为“班长”，能时时置身于群众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能“从善如流”、“集思广益”，而不是包办代替、独断专行。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国家政权
苏哈托用武力挟持苏加诺交出权力，任命反共新内阁
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在政府机关进行清洗
新华社04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最近采取一系列步骤，完成了它们的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计划。
在陆军司令苏哈托03月18日下令逮捕十五名印度尼西亚内阁成员、并且宣布改组内阁之后，右派将领集团在03月27日又挟持苏加诺总统任命了一个新的反共内阁。
据安塔拉通讯社和雅加达电台报道，印度尼西亚陆军司令苏哈托03月18日上午假借苏加诺总统的名义，下令对第1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第3副总理哈鲁尔·萨勒和其他包括内政、司法、宣传部长在内的十三名部长实行所谓“保护性拘留”。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苏哈托在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曾经“派伞兵和坦克开往苏加诺的独立宫”，“坦克上的大炮瞄准着独立宫”。
当天下午，苏哈托宣布由苏丹·哈孟库·布沃诺、阿达姆·马利克、鲁斯兰·阿卜杜加尼、伊达姆·哈利德和莱梅纳等五人组成内阁主席团，以代替苏加诺总统在02月21日改组内阁后任命的由苏班德里约等四名副总理组成的内阁主席团，还指定十四位部长来代理被他拘捕或撤职的部长们的职务。
03月27日，右派将领集团又挟持苏加诺总统宣布了一个新的内阁名单。
据雅加达电台广播，这个内阁由六名副总理组成内阁主席团，分别领导二十四个部。
六名副总理中的五名副总理是苏哈托在03月18日任命的，这次又加上了苏哈托本人。
在二十四个部中，就有十四个部的部长是军人。
同时，在02月21日内阁改组中被苏加诺撤职的纳苏蒂安，也被重新任命为“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部长级副总指挥。
法新社的报道说，“苏加诺今晚（03月27日）宣布的内阁表明，陆军仍然处于最高地位。
主席团显然是由反共分子控制的。”
美联社说，“纳苏蒂安作为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副总指挥能够在政府中掌握相当大的权力”。
美联社在03月20日报道苏哈托逮捕内阁部长和改组内阁时说：
“苏加诺已被迫把这个国家的一切军政权力交给苏哈托。”
苏加诺之所以还被保留元首的名义，只是因为“武装部队想利用他作为傀儡领袖”。
雅加达电台03月27日广播了苏哈托“关于新内阁组成的说明”。
苏哈托说，这次成立新内阁是“一系列斗争的胜利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他还说，“我们的斗争还很长久，虽然如此，胜利的希望已经开始实现了。”
03月28日，据雅加达电台广播，原来负责警卫苏加诺总统的查克拉比拉瓦警卫团也已被宣布撤换，由陆军宪兵营代替。
查克拉比拉瓦警卫团团长沙布尔准将已经在03月28日把权力移交给宪兵司令苏迪戈。
宪兵司令部已经委任宪兵中校诺曼·沙多尼领导的宪兵伞兵营负责总统的警卫任务。
据合众国际社03月19日报道：
总统府警卫团在03月18日下午即“被解除了武装”。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这次夺取政权的行动，是从苏哈托03月11日派遣陆军和伞兵部队包围总统府，以武力要挟苏加诺总统交出国家权力开始的。
自从苏加诺总统02月21日宣布内阁部分改组后，受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支持的右派学生和暴徒在雅加达不断举行示威，包围总统府，捣毁一些政府部门，造成一片混乱与恐怖气氛。
03月10日，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调集伞兵突击队和西利万吉师的精锐部队趁着宵禁时开进雅加达并占据阵地。
当苏加诺总统在03月11日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发现总统府被包围后即乘直升飞机前往茂物。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立即派出三名将领在03月11日下午去茂物宫，向苏加诺总统提出要他交出权力的最后通牒。
根据雅加达电台和安塔拉通讯社的报道，苏哈托是在03月11日晚间开始以苏加诺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的。
他在第1个命令中宣布，他受权“采取被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来保证治安、平静局面”，并“保证总统”的“个人安全”。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项命令表明“苏哈托已经从苏加诺总统手中接管了全部国家权力”。
苏哈托在03月12日发布一项命令，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据雅加达电台报道，苏哈托在这项命令中宣布：
“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包括其所有自中央至地方各级的各部分组织以及所有同它同一宗旨和在它统属、庇护下的组织；
宣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全部境内受禁止的组织；
这项决定即日生效”。
据雅加达电台广播，苏哈托在03月14日又发布一项命令，限令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有关的群众团体的“全体领导成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在03月底以前“自首”。
苏哈托说，“如果在限定的日期没有自首，有关的负责当局将采取坚决的措施。”
苏哈托同时还“要求所有的政党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等待政府做出进一步决定的同时，不接受和收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在它统属、庇护下的以及同它同一宗旨的群众团体的成员。
凡违反这个规定的组织，将对他们采取坚决的措施。”
03月31日，苏哈托又发布一项命令，“指示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把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在它统属、庇护下的群众团体的成员清洗出去”。

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组织政治书记盛赞中共站在反帝反修斗争前列
毛泽东哲学著作增加了各国共产党人改造现实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战争的规律成了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行动的必要指南
苏联领导勾结美帝反对亚非拉解放斗争是对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
新华社04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组织政治书记埃利亚斯·塞曼不久前发表文章，强烈谴责现代修正主义勾结美帝国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热烈赞扬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站在世界人民斗争的前列，同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展开坚决斗争。
这篇题为《反帝和反修斗争中的中国》的文章已印成小册子发行。
文章在序言中指出：
“如果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能够解放被法西斯入侵者占领的祖国并追击到柏林，那么中国共产党今天正站在全世界人民面临的最宏伟的事业的前列，同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投降活动作战。
如果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全世界人民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各国共产党人参与了这一政策的执行，那么反美统一战线的政策可以使革命力量转入战略进攻来摧毁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方。
因此，当代的基本任务就是支持和发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斗争，以便摧毁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的政权。”
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这些目标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并增加了共产党人改变和改造现实的能力。
得到了最高表现的通过辩证法认识现实的这种能力，使中国共产党可以继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在这个党的一切活动领域中把它提高到最高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根据它自己的长期革命经验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的原则，对于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共产党人实现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工具和一个决定性的援助。”
文章说：
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组织正在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改建阿根廷共产党，鼓舞着它的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革命精神，是越南人民敢于同遭到群众憎恨和打击的帝国主义敌人的武力进行较量和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
文章在谈到“人民战争”问题时说：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每一个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这些规律今天成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行动的必要指南。”
文章在回顾了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经历的光辉历程之后指出：
“只有通过这些巨大的斗争锤炼出来的党，只有受到象中国共产党经受的这种高温锻造的党，才能反抗修正主义，才有资格占据苏共现领导放弃的位置。
就是说，占据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位置。”
文章还谈到“领导人和群众的一致，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制定的政治路线，是中国革命的精髓。”
文章说，“中国的全部革命经验所遗留下来的主要东西，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阐述的革命原则，这些原则今天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共处政策提出了伟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
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遗产是人民战争的原则，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中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它是在一切帝国主义附属国推进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修正主义投降活动中保卫了这一遗产。”
文章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原则时指出：
“自力更生原则贯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国人民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和打败共同敌人的能力。
因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支持，是对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贡献，但不能代替各国人民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使命。”
文章接着强烈地谴责了赫鲁晓夫在1960年下令从中国撤退专家和撤销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文章说：
“这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完全格格不入的措施，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设法获得自身解放的一国人民的决定才能与之相比。
它只符合企图奴役一个摆脱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落后状态、英勇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种大国政策。”
文章指出：
“这些修正主义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起的帝国主义合伙者的客观作用，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们起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在世界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的敌人的作用。”
文章揭露说，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基本目的是“阻止、限制和击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斗争，以此为代价来保持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一方面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效劳，另一方面为苏联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
这些特权阶层背叛了苏联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谋求自己的利己主义的利益。”
文章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比作猎人和猎狗。
文章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的狗，而分裂和分化它们的方法是，加强被压迫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让帝国主义猎人打败和瘫痪民族解放斗争。
同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将使苏联党和国家的修正主义领导同在苏联共产党、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中的马列主义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文章在谈到关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问题时说：
“当中国同志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时，他们坚持了确定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可能和必须战胜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的立场。
帝国主义虽然象老虎一样强大而凶恶，但是在各国人民革命意志面前暴露出它的纸老虎的实质。”
文章说，“六亿五千万男女在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教导的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永远的解放；
使帝国主义受到自从光荣的10月革命以来最可怕的失败。
他们学到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点，并且今天能够把这个教导传播给正在和将要从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象中国人民已经取得胜利一样，这些人民也必将取得胜利。”
文章热烈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反帝立场。
它说“中国同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有效地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斗争的决心，直接反映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言论以及它的对外政策所执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同中国人民进行并准备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实践完全一致的。”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中国同志正确地说：
我们不要战争，但是也不怕战争。
就是说，中国不会牺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同帝国主义共处。
如果这招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将进行积极防御。
就是说，将通过打击帝国主义最疼的地方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如果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就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根绞索将慢慢地勒死它，并将有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消灭这个共同敌人的革命行动。
甚至美国人民也将在世界反革命的主要中心组成世界反美统一战线的巨大支队。”

美帝支持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搞政变
华盛顿官员公然喝采并表示要加紧“援助”右派英国政府和“马来西亚”当局对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变“非常满意”
新华社04日讯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发动的军事政变，得到了美国、英国和“马来西亚”的喝采和支持。
在印度尼西亚陆军司令苏哈托接管政府权力的次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格林03月12日在电话中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纠纷正在以“和平和良好的方式”加以处理。
格林还说，他预料新的军事当局将对左派分子采取行动。
前美国驻雅加达大使琼斯03月13日把苏哈托接管政权说成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一个合理行动”。
他对苏哈托“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人物”这一点特别感到满意。
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03月14日对记者谈到是否给予印度尼西亚以“经济援助”的问题时说，美国“从未在现在或永远地排除恢复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
美新处同一天在一条消息里说，“关于给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美国其他官员指出，美国从未排除过有朝01日恢复这种援助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尔03月13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题为《印度尼西亚的接管受到美国的欢迎》的报道露骨地说，“印度尼西亚传来的消息说明苏加诺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约翰逊政府昨天感到很难掩饰它对这些消息的高兴。”
报道说，“官员们在为了帮助陆军战胜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耐心的外交活动，并在苏加诺显得走下坡时保持几个月的审慎的沉默后，洋洋得意地发现他们的期望实现了。”
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现在“仍然不愿发表可能使正在露头角的陆军领导感到难堪的公开评论。
他们已经在转而考虑如何用经济援助拯救印度尼西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3月16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剧烈变动的官方反应是谨慎的乐观。
没有排除在今后某个时候恢复美国的援助”。
美国官员们“不能克制一定的乐观情绪，尽管他们想尽量克制”。
美联社03月13日从新加坡发出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新军人政权宣布，它的外交政策将是‘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一般地反西方的。”
“新的军方有力人物苏哈托的声明还宣布苏加诺总统的‘粉碎马来西亚’运动将继续进行……但是这里西方外交专家们并没有由于这种说法而过分不安。
他们认为这主要是说给国内的人们听的。”
“他们不能够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些人的行动是狡猾和谨慎的。”
合众国际社03月12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军事头目已经宣布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如果这进一步使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对国家政策发生影响的话，那对美国是有利的。”
《纽约时报》03月13日的社论一再为苏哈托接管政权叫好。
社论说，“在新政权方面一种特别令人感到鼓舞的情况是，被黜免的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大概将担负重任。”
社论说：
“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未开发的资源，是东南亚最富裕、人口最多、位于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国家。”
美国希望印度尼西亚将通过“谈判”来“解决同马来西亚的纠纷”，并“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中最后可能同菲律宾人建立规划已久的马菲印尼联邦，并在世界最动乱不安的地区之一建立一个新的和平联盟。”
《华盛顿明星晚报》03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高兴地说，“苏哈托正在控制局面”，“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只能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情况”。
英国官方和报刊对苏哈托接管政权也表示高兴并且寄予希望。
正在苏格兰从事竞选活动的英国首相威尔逊03月12日在听到苏哈托接管政权的消息后，立即同外交大臣斯图尔特用电话就这个问题交谈了十分钟。
接着，斯图尔特在03月14日发表谈话说，如果印度尼西亚任何政府谋求同“马来西亚”以及它的其它邻国“和好相处”的话，他们可以得到这一点，因为它的邻国和英国都有“诚意”。
他还说，英国准备看到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起到同它的众多的人口和资源相称的“领导作用”。
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华尔克03月14日在吉隆坡说，印度尼西亚陆军以“非常满意”和“和平”的方式接管政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印度尼西亚陆军部长苏哈托将军采取坚定的反共政策，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迹象，这可能意味着本地区政治局势走向改善的开端。”
华尔克还说，“如果印度尼西亚方面有意就对抗问题举行谈判，英国与马来西亚政府都将会感到兴趣”。
英国有影响的《泰晤士报》03月14日发表社论赞扬苏哈托接管政权。
社论说，印度尼西亚现在“可望改变”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
《每日电讯报》同一天的社论说，“新政权可能把精力全部用于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
这样也就将消灭对抗政策中的最危险的因素。”
这家报纸03月22日的社论还赞扬苏哈托说：
“在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接管政权后的十一天中，他越来越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
拉赫曼集团也对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接管政权表示高兴。
据新加坡报纸03月13日报道，“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03月12日说，印度尼西亚局势“令人鼓舞”，
“真正的国家主义分子已从亲共集团手中取得政权”。
据合众国际社从吉隆坡报道，“马来西亚”副总理拉扎克03月13日在马来亚民族联合机构年会上讲话时说，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掌握政权是“反共力量的巨大胜利”，
“‘马来西亚’热烈欢迎在雅加达出现反共政权和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他还说，他希望对抗将“停止”，“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将会恢复。

日本共同社和西方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发动政变经过
苏哈托是怎样使用武力篡夺政权的？
日本共同社和西方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发动政变经过
新华社04日讯
雅加达消息：
日本共同社和西方通讯社从雅加达发出的报道，透露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发动政变、篡夺政权的经过。
共同社驻雅加达记者渡边03月13日报道了苏哈托从苏加诺总统手中接管政权的经过。
报道说：
“苏加诺总统把实权交给苏哈托，是以陆军突击团的便衣部队11日潜入正在举行内阁全体会议的总统官邸院内、掷刀杀死担任警卫的卫队士兵开始的。
陆军突击团的便衣部队11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投掷短刀杀死卫兵，进入了总统官邸院内，官邸周围被取去部队番号的隶属不明的部队（西利万吉师）包围了。
在十一时四十五分，苏加诺总统收到卫队给他的‘隶属不明的部队进来了，形势危险’的警报后，中途退席，同第1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第3副总理萨勒乘直升飞机去茂物宫避难。”
报道说：
“国防部长萨比尼、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阿密尔·马哈茂德、基本工业部长穆罕默德·优素福等三将军为了向总统提出陆军逼迫他交出权力的事实上的最后通牒，紧接着乘汽车追赶去茂物的总统。”
“三将军到达时，茂物宫周围聚集了许多学生，气势汹汹。
卫队刚进行威胁性射击，就从另外的方向传来了枪声，紧接着出现了全副武装的西利万吉师的队伍，他们要求卫队放下武器，卫队就被解除了武装。
西利万吉师的四个营的兵力完全包围了茂物宫，在解除卫队的武装以后，进入了宫内，因此总统也无能为力了。”
“三位将军在中午时分会见总统，提出要求书。
据说，苏加诺总统最初说要会见陆军部长苏哈托，要求放缓时间限制。
签署是在晚上九时进行的。”
报道说：
“陆军领导人在听了作为使者的三位将军的汇报后，在当天晚上立即召开四军（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小型会议，逼迫其他三军采取统一行动。”
报道说：
在陆军突击团采取行动前，“苏哈托陆军部长在预定在12日举行的军区司令会议前夕召开陆军领导人会议，表明采取行动的方针，并且向前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报告了会议的决定。”
美联社03月12日也报道说：
“苏哈托和被撤职的国防部长纳苏蒂安于本月初在万隆和雅加达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之后，终于设法把武装部队的所有首脑拉到他们这一边。
这些人中包括亲苏加诺的将军们，如新国防部长萨比尼少将和雅加达卫戍司令阿密尔·马哈茂德准将。
他们在本周初向苏加诺发出一项最后通牒，叫他在星期六以前除掉苏班德里约。”
报道说：
“将军们星期五（11日）傍晚会见了苏加诺，……苏加诺现在需要把所有的权力交给陆军。
苏加诺最后在星期五午夜前不久签署了一个文件，把这些权力交给了苏哈托。”
路透社03月12日从雅加达报道说：
“今天（12日）清晨苏加诺总统在面临愈来愈增长的学生骚乱和陆军反对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命和权力托付给陆军首脑苏哈托中将”。
报道说，昨天（03月11日）晚间，“许多陆军领导人同苏加诺总统谈到凌晨。
与此同时，伞兵突击队和西利万吉师的精锐部队趁着宵禁时开入这个城市占据阵地。”
共同社驻雅加达记者渡边03月19日报道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逮捕苏加诺总统的内阁部长和改组内阁的经过。
报道说，苏加诺总统“16日通过前第3副总理萨勒发表的苏加诺声明，是脱离了同军方达成谅解的原则的片面的东西，好象深深地激怒了军方，反而巩固了军方的团结，对于苏加诺总统来说，则成了最后的一次反抗。”
03月16日，苏加诺总统通过第3副总理哈鲁尔·萨勒发表声明，对“有一些社会人士企图把自己关于总统助手班子的意见甚至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强加于总统”，表示“非常遗憾”。
他宣布作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委任者，他“只能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万能的真主负责”，他“有充分的自由来指定他的助手”。
苏哈托在03月16日也发表声明，否认他从苏加诺总统手中接管了国家权力，并且伪称：
苏加诺“仍然行使国家元首的权力”。
但是，共同社03月19日的这篇报道说，“军方根本没有因为总统16日出乎意外地发表声明而动摇”，“陆军宣传处长苏布罗托为了堵住左派卷土重来，在当天晚间下令把报纸和广播机关置于直接监视之下，苏哈托陆军部长则下令逮捕苏班德里约。……逮捕是在18日清晨四时半实行的，被捕的部长多数躲在总统的迎宾馆里。
总统则在18日早晨在卫队的护卫下坐汽车去茂物了。”
报道说，从03月17日半夜起包围总统府的装甲部队、装甲车队和西利万吉师等部队大约有三千人。
到03月18日上午十时以后，这些部队留下一部分，其余的都撤回营地了。
报道说，“在这次军方行使实力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军方作了周密的考虑：
逮捕部长，却又不伤害苏加诺总统。
军方的方针是始终保全总统。
这样做大概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尽管事态正常化的步子有些放慢，但保全在人民中间还受到广泛支持的总统是有利的。”
共同社驻雅加达记者渡边、藤井03月28日报道了03月27日宣布成立新内阁。
报道说：
“印度尼西亚政局由于27日改组内阁而告一段落。
名义上是改组内阁，而实质上则是成立新型的内阁，也可以说是把纳苏蒂安—苏哈托的军部领导体制用制度确定下来的内阁。”
报道说：
“事实上已经被束缚住手足的苏加诺总统只能朝着成为‘象征’的道路前进。
预料苏哈托、马利克、苏丹·哈孟库·布沃诺等副总理以及由在他们背后的纳苏蒂安将军掌握实权的主席团，将逐步扩大‘通常的职权’范围，一点一点地取消苏加诺总统的发言权。”
报道说：
“在这种过程中，可能遇到苏加诺总统的抵抗，也可能多少遇到些挫折，但是根本不能设想会发生推翻现体制的事情。
纳苏蒂安将军在这次改组内阁中虽然将只担任部长级的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副总司令，……预料不久将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台上来。”
报道说，新内阁所面临着的是外交和经济问题。
“特别严重的是如何重建面临破产的印度尼西亚经济。
因此，首先势必要依赖外国的紧急援助。”
预料纳苏蒂安将“重新研究同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逐步地采取接近西方的政策”。

佐藤政府向中日两国人民的新挑衅
本报评论员
03月29日，日本佐藤政府悍然拒绝我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
在这之后，它又继续对中国进行诬蔑和攻击。
这是佐藤政府蓄意破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是它敌视中国人民、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中国人民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
加强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过去若干年来，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和日本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间的人员往来、文化经济的交流，有了发展。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四次访问中国，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现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派代表团访问日本，是一种礼尚往来，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亚洲团结反帝的事业，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
对于这样合情合理的和完全正当的事情，为什么佐藤政府拼命地要加以反对和阻挠呢？
这决不是偶然的。
佐藤政府上台以来在中日关系上的所作所为，是一部破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可耻记录。
它千方百计地破坏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它粗暴地拒绝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入境。
它百般破坏和阻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现在，它又无理地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
这一切充分证明：
佐藤政府一再标榜的什么中日两国要“友好相处”，什么在对华问题上要“向前看”，完全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鬼话。
佐藤政府说什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会“干涉日本内政”。
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佐藤政府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同它算一笔账。
正是日本反动派，对中国内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甚至野心勃勃地觊觎中国领土。
同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匪帮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是佐藤政府。
公然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策划“两个中国”阴谋的，也是佐藤政府。
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论，妄图染指我国台湾省的，还是佐藤政府。
佐藤政府应该记住：
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账，是迟早要清算的。
最近以来，佐藤政府的反华气焰十分嚣张，摆出一副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的架势。
它劲头十足，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包围和“遏制”中国的帮凶和打手。
在国内，它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扩军备战，制订进攻中国的秘密军事计划。
在国外，它加紧串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印度反动派和其他一切敌视中国的反动腐朽势力，为美国拼凑一个反华联合阵线，竭尽犬马之劳。
它甚至明目张胆地叫嚣日美“安全条约”适用范围包括中国、越南、朝鲜，扬言要派兵出国。
佐藤政府所以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敌人，是因为在日本反动派看来，站了起来的、坚决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它们在亚洲重建三十年代殖民霸业的最大障碍。
因此，佐藤政府采取敌视中国人民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就不足为怪了。
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佐藤内阁是一个疯狂反华的内阁，是一个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向外扩张和侵略的内阁，是一个死心塌地让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内阁。
佐藤政府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必然要再次把日本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
佐藤政府所奉行的反动政策，是同日本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日本人民决不会允许一小撮反动派这样倒行逆施。
日本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是要求同中国友好的。
破坏日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只是佐藤政府。
这一次，佐藤政府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已经激起了日本广大人民和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日本社会党的声明指出：
这“不但赤裸裸地暴露了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态度，而且暴露了它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压力的屈辱外交的姿态”。
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副团长岩间正男指出，佐藤政府的这一措施是对“广大日本人民的挑衅。”
日本著名评论家中岛健藏指出：
“这不仅是对社会党的进攻，而且是对全体日本人民的进攻”。
日本反动派蓄意恶化中日关系，只能在日本人民中进一步暴露它们的反动面目。
决定日本命运的，不是日本反动派，而是日本人民。
佐藤荣作之流想阻挠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过是螳臂当车。
我们正告佐藤政府：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你们的先辈东条英机，反华反了好多年，结果是被送进了坟墓。
你们如果要坚持反华到底，除了落个同样的下场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在穗首次演出
舞蹈团演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受热烈欢迎
陶铸副总理接见舞蹈团领导人和主要成员
新华社广州04日电
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今晚在这里举行访问中国的首次演出。
艺术家们演出的富有民族特色和浓厚生活气息的歌舞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和夫人曾志，广东省代省长林李明和夫人余珍，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阮群英，观看了几内亚艺术家们的演出。
来自西非友好国家几内亚的艺术家们，今晚用中国话演唱了中国歌曲《东方红》，以及他们来中国后特地为中国观众赶排的表演唱《战斗的非洲歌颂毛主席和他的伟大事业》。
他们演出的精采节目，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又重演了一次。
今晚的演出以合唱《佐利巴》开始。
歌唱家库雅特·索里·康迪亚以他那高昂嘹亮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住了观众。
艺术家们表演的其他五个歌舞节目中有舞蹈“母亲”，这个舞蹈反映了几内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祖国的斗争中，一位英勇牺牲的战士的母亲的经历。
艺术家们在富有非洲民族特色的咚咚鼓声中所作的热情奔放的演出，常常激起观众热烈的掌声。
演出前，举行了开幕式。
曾生在开幕式上讲话，他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向几内亚艺术家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他说，中几两国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向相互同情，相互鼓舞。
他祝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在我国的演出获得最大的成功。
舞蹈团总团长西索柯·阿马杜在讲话中说，他怀着荣幸和愉快的心情，在今天答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阁下，于1965年在几内亚难忘的访问期间对舞蹈团的邀请。
他表示为中国和几内亚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欢欣鼓舞，并祝这种友好关系与日俱增。
出席开幕式和观看演出的，还有对外文委代表郑之辅、中国演出经理公司代经理丁波以及当地文艺界人士。
几内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员库亚特·巴拉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陶铸副总理和夫人等走上舞台，同演员们热烈握手，对他们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
新华社广州0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和夫人曾志，今晚接见了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总团长西索柯·阿马杜、副总团长库雅特·索里·康迪亚和夫人，以及舞蹈团的主要成员。
陶铸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陪同接见的，有广东省代省长林李明和夫人余珍，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阮群英，对外文委代表郑之辅，中国演出经理公司代经理丁波等。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随员库亚特·巴拉也在座。
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03月31日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总团长西索柯·阿马杜、副总团长库雅特·索里·康迪亚率领的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
曾生和西索柯·阿马杜在宴会上讲话的时候都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把中几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几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深厚的。
曾生还向带来了几内亚人民友谊的几内亚艺术家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祝他们在中国的访问演出获得成功。
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一行六十人是应对外文委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在30日晚乘飞机到达广州的。

匈驻华大使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解放日
谭震林副总理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04日讯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郝拉思·尤若夫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解放二十一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中匈友好协会会长屈武，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应邀出席酒会。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出席了酒会。
（附图片）
04月04日，暂时撤离雅加达回国的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记者和工作人员，在分社社长张海涛率领下乘火车回到北京。
图为在车站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喀布尔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
它位于阿富汗东部，在兴都库什山南麓，是一个四面环山，海拔约两千米的美丽的高原城市。
喀布尔河纵贯全市，河的南岸是旧城，北岸是新城。
全市面积约十八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十八万。
喀布尔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英雄城市，在这里，阿富汗人民曾经数次打退了敌人的侵略。
阿富汗历史上有过三次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在1919年的第3次抗英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二万多人在喀布尔全部被歼。
至今，喀布尔市内耸立的梅旺德战役纪念碑和独立纪念碑，都是阿富汗人民英勇奋击英国侵略者的光荣标志。
“喀布尔”这个字的本意是“贸易中心”。
在古代，它就是著名的横贯东亚和西亚远达欧洲的“丝绸之路”所经过的重要城市之一。
中国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提到高附，它就是今天的喀布尔。
现在，喀布尔更以崭新的面貌，成为阿富汗全国的商业和交通的枢纽。
它有好几条公路通往全国各地和巴基斯坦、伊朗等各邻国，还拥有几条与邻国相通的航空线。
随着近年来的发展，喀布尔拥有纺织、毛纺、水泥、火柴、肥皂、制革、大理石、瓷器、木器等工厂企业以及面包联合工厂和发电站，这里有阿富汗最高学府——喀布尔大学。
在喀布尔的国家博物馆里，陈列有远古石器、铜器时代以及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遗物，它们表明了阿富汗古代的灿烂文化。
（新华社）（附图片）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鸟瞰。
喀布尔市四面群山环抱，拔海一千八百米。
喀布尔河从两山间穿城而过。
它是一座历史名城。
　新华社发

奈温主席接见耿飚大使
新华社仰光04日电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04日下午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政府文化代表团去非洲三国访问
新华社04日讯
由文化部副部长李琦率领的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六人，今天乘飞机赴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商谈文化合作协定1966年执行计划并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宋一平、赵辛初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刚果（布）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库拉·丹尼尔，几内亚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凯塔·阿塔纳兹也到机场送行。

我新任驻伊大使
曹痴到达伊拉克首都
新华社巴格达03日电新任命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曹痴03日上午到达这里。
到机场欢迎他的有伊拉克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卜杜勒·瓦杜德·谢赫利和一些国家驻伊拉克外交使节。
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和中国留学生也到机场欢迎。

美帝国主义在南越的侵略和控制走到了它的反面
南越敌占区反美反阮高其傀儡的示威继续扩大
傀儡集团内讧白热化　约翰逊政府惊慌不安
据新华社04日讯
西贡消息：
南越美伪控制区城市人民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政权的示威继续发展，同时，南越傀儡集团的内讧也剑拔弩张，走向白热化。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南越美伪控制城市包括大叻、归仁、芽庄、顺化等地的人民继续举行反美示威。
大叻市三千名学生04日举行了示威。
美联社的消息说：
“学生们要求推翻中央政府（阮高其傀儡政权）和使这个城市不再作为美军休息娱乐中心”。
大叻的美军当局害怕事态扩大，要美国侵略军“都呆在营地内”。
同一天，芽庄数以千计的示威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美伪当局不得不宣布戒严令。
归仁市的大批学生也举行了静坐示威。
顺化市人民继续举行示威游行，一个学生领导人03日晚发表谈话说：
“我们反对美国对越政策”，“越南（南越敌占区）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
随着南越敌占区人民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政权的示威的不断高涨，阮高其集团同03月10日被他们“革职”的伪第1军军长阮正诗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阮高其0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他将对第1军总部所在的城市岘港“采取军事行动”，把它“夺回到政府手中”。
他说：
“至少有三营精锐的伞兵已作好准备，可以接到通知后马上行动”。
他还征用了越南航空公司的所有飞机，准备把军队运到岘港去。
在岘港方面，三个月以前由阮正诗推荐上台的岘港伪“市长”阮文曼在阮高其宣布要对岘港“采取军事行动”后说：
“如果派兵前来，大概会有巷战。”
据合众国际社04日发自岘港的消息，岘港市的“佛教徒和学生用棍子和石块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同阮高其可能派来岘港镇压反政府示威的任何政府军队作战。”
据报道，美国统治集团对南越傀儡集团内讧的激化，特别是南越敌占城市人民反美运动的高涨，极为惊慌不安。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03日晚上在电视节目中也竭力为阮高其打气。
他说，“尽管目前掀起了政治动荡的危机，但是看来阮高其政府不大可能垮台，因为武装部队在西贡掌握着根本权力。”
他要这个分崩离析的傀儡集团“应该合作”，并且迅速地建立所谓“立宪体制”。
（附图片）
图为03月22日，南越岘港举行反美和反对阮高其傀儡政权的集会和示威。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0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以团长山口圭一为首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友好代表团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后，郭沫若副委员长设宴欢迎日本客人。
参加接见和宴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和有关团体的负责人。

阿富汗首都披上节日盛装欢迎刘主席访问
苏尔坦亲王和人民院议长说刘主席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新华社喀布尔03日电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民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来访。
喀布尔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从机场通往贵宾馆的街道两旁和主要建筑物上，挂起了阿中两国国旗。
有些街道上还搭起了彩牌楼，上面挂着刘少奇主席和阿富汗国王的巨幅肖象，和写有“欢迎”和“阿中友谊万岁”字样的横幅。
不少建筑物和商店门面粉刷一新。
预定为中国客人表演的阿富汗民族体育运动
“抢羊”比赛的马队已从外地赶到首都。
艺术家们在赶排音乐节目。
一位艺术家热情地说，“我要唱一支中国歌给刘少奇主席听，以表达阿中友谊。”
03日，这里的晚报都通版刊登了刘少奇主席的照片。
有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我们国王和人民的客人》，它详细地回顾了阿中两国友谊的发展。
社论说：
“一年半前，阿富汗国王和王后陛下对友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
中国朋友对阿富汗国王非常热情的接待是两国人民相互睦邻友好感情的最好例证。”
这篇社论说，阿富汗人民一向以敬佩的眼光看待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这同我们的斗争是相似的。
社论确信，刘主席的来访，必将进一步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新华社喀布尔03日电
阿富汗朋友热烈欢迎刘主席访问并盛赞中阿友谊。
阿中友协主席苏尔坦亲王最近在这里接见新华社记者说，阿富汗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刘少奇主席的来访。
这次访问将对进一步发展阿中友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说，阿中友谊象两国的古老文明那样悠久。
近年来这种友谊更加发展了。
阿中边界的划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条边界将永远是阿中友谊的象征。
苏尔坦亲王说，值得骄傲的是阿中两国从未发生过任何争端。
两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有着亲密的友谊，它们都希望和平，一直是和平友好相处。
他表示相信，阿中友谊将不断巩固和发展，而刘少奇主席的来访必然会使这种友谊推向新的高潮。
他还说：
“作为阿中友协主席，我将努力使阿中友谊不断发展。”
阿富汗人民院议长阿卜杜勒·查希尔说，1964年11月阿富汗国王访华和刘少奇主席目前访阿，对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说：
“阿中友谊有着正确和坚实的基础，两国相互尊重，都遵守万隆原则。”
他说，阿中两国本着友好的兄弟般的平等的精神，解决了边界问题，并且进行了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为进一步发展友谊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这位议长说，阿富汗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历史上遭受过殖民主义的苦难，它对中国怀有同情感。
今天中国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后，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这给阿富汗以信心和勇气，使它相信也能象中国那样克服困难。
他祝愿中国繁荣和进步。
阿富汗官方的东方通讯社社长库什卡基说，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访阿“将是继阿富汗国王和王后陛下访华后，阿中友好关系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附图片）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在喀布尔的古尔罕纳宫拜会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右三）和王后霍梅拉（左二），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拜会时，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等也在座。
图为拜会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锋　林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
“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
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
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
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
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
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
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
——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
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
真理愈辩愈明。
真理是驳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
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
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
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
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
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
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
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1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
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跟“单干风”无关；
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他自己回答道：
“1959年08月02日至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
’接着0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17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09月17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20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
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
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
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
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
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1959年06月16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
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
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
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
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
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
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2篇文章，即发表于1959年09月21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
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证据呢？
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
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
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
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4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
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
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
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
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1960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
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
“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按：
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
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
他说：
“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
③
（四）吴晗同志说：
“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
——见吴晗《谈历史剧》。
此文发表于1960年12月25日《文汇报》。
据吴晗同志自己说：
《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
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1961年05月03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
他说：
“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
“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
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
又说：
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
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吴晗同志在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了《论历史剧》。
他说：
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1961年《戏剧报》第9、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05月18日吴晗同志作答）。
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
“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
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
他说：
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
又说：
“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
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
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1959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
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
④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
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繁星说：
《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
“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
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⑤。
史优（即孟超）说：
《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⑥。
方三也说：
《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⑦。
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⑧。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
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
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
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⑨，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
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
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
这是多么正确啊！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
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
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
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
历史是无情的。
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
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
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
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
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
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
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⑩单取一个“骂”字。
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
。
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
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
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
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
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
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
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
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象《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
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熜有不少批评；
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
他首先歌颂朱厚熜“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
继而又替朱厚熜辩解，说“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
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
“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
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
这一点，连朱厚熜也是清楚的。
朱厚熜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
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
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
？
又秘密地对徐阶说：
“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
？
朱厚熜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
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
“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
？
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熜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明史》本传记载：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
瑞自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
瑞曰：
‘信然乎？
’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
他说：
“噫！
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
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
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熜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
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
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
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别。
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
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1959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1961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
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
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
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
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
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
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
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
例如：
吴文：
“你比汉文帝怎样？
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
这些年呢？
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大有出入。
“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
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
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
“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吴晗同志则写作
“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
“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
“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
主要的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象话。
《名山藏》原文是：
“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
“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
《名山藏》上下原文是：
“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海瑞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
抓住陛下一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
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己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
《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
《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
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
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
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
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
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
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
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
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
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
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
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
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
《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
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
《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
——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
阶级斗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
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
他说：
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
《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
“《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
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
？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
同志们，朋友们：
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吴晗同志也是这样。
吴晗同志自己说过：
“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用”。
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
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
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
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
《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
《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
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
“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
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
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
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
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
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
“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
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
第5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
“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
又对海瑞说：
“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
第7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
（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
哼！
哼！
哈哈，哈哈！
乌纱帽吗？
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纱帽！
喏！
喏！
（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
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
《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
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
《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1，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2，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
通过“海瑞”唱出：
“海瑞罢官姓名香”；
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
“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
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
“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
“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
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1959年、1960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3，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01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
这里喊出了：
“海青天回来吧！”
第4，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
“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
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
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
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是够威风的了。
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
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
脑子一转，计上心来：
要杀他几个再走；
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
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
这不是更有戏吗？
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
他说：
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
方三说：
《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
。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们绘声绘色地说：
“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
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中止。
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
？
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
“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
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
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
。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
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
。
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
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
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
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
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
封建法律以严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
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
徐阶属于“八议”之列。
按明律规定：
“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
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
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
“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
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
？
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
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
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
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
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
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
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
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
“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
？
海瑞自己也说：
“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
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目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惫，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
。
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
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1960年11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
可是，到了1961年08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
他说：
《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
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1960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
为什么在1961年08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
这是故弄玄虚。
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
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
《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
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
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
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
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
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
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
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
退职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胜利了，没有“罢官”。
写这段故事不行吗？
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
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
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
说穿了，《海瑞罢官》是：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
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
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
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09月21日《人民日报》。
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09月17日。
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
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
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
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
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
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
（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
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
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己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
如说：
“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
又说：
“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
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
不是。
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呢？
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
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
“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
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
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象《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
例如，他说：
“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
“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
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
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
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
“为民请命”；
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
反对“乡愿”；
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
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
请问：
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
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
是的，这话说过；
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
吴晗同志没有说；
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
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
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
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
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
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
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
“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
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
《海瑞罢官》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
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
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了。
周予同先生说：
“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
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
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
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
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
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
周先生是说：
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
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
因此，周先生叹息说：
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
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
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
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1957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1958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
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
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
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
“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
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1959年08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
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
全会指出：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
“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全会还特别指出：
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
这是完全错误的。”
“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
。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
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
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
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
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
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1959年至1961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
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
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
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
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
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
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
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
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
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
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
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
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
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
实质上，这既是对从1958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
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
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
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
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
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
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
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
试问：
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吴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
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
。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
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1959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
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
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
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
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
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
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
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
②载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
③《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
1961年02月18日《北京晚报》。
④《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灯下集》，第一四一、一四三页。
⑤《“史”和“戏”》。
1961年02月16日《北京晚报》。
⑥《也谈历史剧》。
1961年03月17日《北京晚报》。
⑦《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
1961年03月11日《北京日报》。
⑧《评〈海瑞罢官〉》。
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⑨见时汉人发表于1966年02月10日《人民日报》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⑩见1959年06月16日《人民日报》。
？
梁云龙：
《海忠介公行状》。
见《海瑞集》，第五四○页。
？
谈迁：
《国榷》卷六四。
？
见《海瑞集》，第二二二页。
？
丁学雷：
《〈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1966年02月12日《解放日报》。
？
《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以下引自《海瑞罢官》的话，不另注出。
？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
1961年03月11日《北京日报》。
？
邓允建：
《评〈海瑞罢官〉》。
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
曲六乙：
《羞为甘草剂，敢作南包公》。
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
《谈历史剧》。
1960年12月25日《文汇报》。
*八议，即规定有八种人犯了法，须由大臣评议，经皇帝批准，
减轻罪等。
这八种人是：
“亲”、“故”、“功”、“贤”、“能”、“勤”、“贵”、“宾”。
亲，指皇帝的亲族；
故，指皇帝的故旧朋友；
贤，指有德行的（符合地主阶级道德规范的）官吏；
能，指地主阶级有“才能”的官吏；
功，指对封建王朝有功勋的官吏；
勤，指忧勤地主阶级国事的大臣；
贵，指官高爵厚的地主阶级分子，明律规定，三品以上的文武职事官都属于贵；
宾，指前代帝王的子孙。
总之，八种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他们在法律上享受特权。
？
《明律集解》附例，卷一。
？
黄秉石：
《海忠介公传》。
见《海瑞集》，第五六七页。
？
《告养病疏》。
《海瑞集》，第二四一页。
？
见1966年01月07日《文汇报》。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27页。
？
见1959年第17期《红旗》。
？
见《学习集》，第二七三页。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