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工交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用整风精神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大力突出政治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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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日讯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工业交通战线连续两年取得重大胜利，开始执行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形势下召开的。
这是一次突出政治的会议，是一次重新系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办工业、办企业的指示的会议，是一次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部署工作的会议。

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使大家对如何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如何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业、办企业，在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

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整风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用以虚带实、一分为二的方法，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会议过程中，组织了一批先进典型报告，还推荐出七十个大庆式先进单位。
大庆油田、上海市、第二机械工业部、锦州市、西南地区、晋东南专区、石油部、化工部、冶金部、铁道部的同志先后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全国工业交通战线上先进人物代表王进喜、田凤林、冯玉萍、陈鑫煜、黄荣昌、刘源富等同志也先后在会上作了典型报告。
会议还组织全体同志参观了大庆油田展览会。
所有与会同志听了报告、看了展览，震动很大，感到形势逼人，纷纷以大庆和其他先进单位为样板，大找差距，使会议的讨论，生动活泼，步步深入。

会议着重讨论了突出政治的问题。
实际上这次会议就是一次对突出政治的大检查、大辩论。
大家认为，近两年来，工业交通战线突出政治有了很大的进步，掀起了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出现了广大群众精神振奋的新气象。
但是，同解放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现在，总的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
大多数单位，一方面是政治工作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对突出政治在认识上和方法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有一部分干部，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在工作中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抓不住中心，抓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是折衷主义观点。
有的人甚至把政治和业务颠倒过来，在工作中不问政治，见物不见人。
这是单纯业务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不承认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的。
经过讨论，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不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彻底驳倒这两种错误观点，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突出政治。

会议通过对八年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肯定了伟大成绩，指出了缺点，划清了正确与错误的界线，明确了正面与反面的经验，使大家对三年大发展、三年调整、两年新的生产高潮的八年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
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突出政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而决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
进一步认识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内容，主要是：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避免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立革命化的领导核心，健全党委制，永远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彻底走群众路线；
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无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总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议对当前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
大家认为，当前形势很好。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我国工业交通战线连续两年取得了重大胜利。
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广大群众精神振奋，生产高潮稳步上升，基本上做到了干劲大、步子稳、发展快。
这一年，不仅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很高，更重要的是，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品种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增多，物资消耗的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业收入的增加，其幅度之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
但是，还必须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平衡，真正自觉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干部和单位还只是一部分；
企业管理还没有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经验；
生产潜力还挖掘得很不够；
工业内部还有薄弱环节。
所有这些说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要在我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根据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目标，确定了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工作总的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政治，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支援国防，支援农业，促进工业生产新高潮，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具体方针有以下六项：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力突出政治。

第二，广泛开展学大庆、创五好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实现企业革命化。

第三，多快好省，好字当头，努力增产，狠反浪费，促进工业生产新高潮。

第四，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在赶超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中突出“超”字。

第五，大力支援农业，巩固工农联盟。

第六，积极支援国防，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贯串上述六项方针的中心是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必须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切工作的首位。
在今年上半年内，工业交通战线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企业，都要用整风的方式，开展一次关于如何突出政治的大检查大辩论。

为了保证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工作方针的实现，会议还确定了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政治工作的要点。
这就是，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批比一批搞得更好；
大力开展学大庆、创五好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坚持四个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
积极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
坚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

会议要求工业交通各部门、各企业党委狠抓领导革命化，吃透两头。
一头，必须认真学习、紧紧跟上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
另一头，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蹲点，参加劳动，了解情况，抓活思想。
同时，还要求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大好形势面前，要当冷静的促进派。
形势越好，工作越有成绩，越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
只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做到突出政治，团结全体职工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取得更大胜利。

会议由薄一波、陶鲁笳同志主持。
陶鲁笳同志在会议开始时作了报告。
薄一波同志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
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的部长、政治部主任，各省、市、自治区的经委主任和工交政治部主任，以及三十六个省辖市主管工业交通工作的负责同志。
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工会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于一月二十七日开始，三月五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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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三日讯 首都城区和近郊直接选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区的广大选民，今天兴高采烈地投票选举第六届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全市的一千多个投票站里，前来投票的选民今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他们以坚决让“印把子”牢牢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的庄严态度，认真地选举各行各业中的先进人物到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里来。

首都今天一片喜庆景象，革命乐曲震响着全城。
大街小巷和许多高大建筑物上挂起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积极参加选举，行使当家作主的光荣权利”、“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大幅标语。
各个投票站里都挂着国旗和毛主席象，有的还在门口搭起了彩牌。
许多选民刚过零点就去投票站投票。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和广大选民一起投票选举了区人民代表。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也和选民们一起到投票站投了票。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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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作者：莫千里/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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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师领导干部在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时，针对一些现实思想，如认为自己革命多年，“战争关”“艰苦关”也闯过来了，思想已经“定型”了，革命化没有什么问题了，等等，深入学习“老三篇”，用“完全”“彻底”作标准，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反复对照检查自己，提高自我思想革命的自觉性。

思想要永远年青

学习中，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首先就有些人思想上存在的“老”字进行了分析。
经过认真探讨，大家认为，论年龄，不过四十上下，正是壮年，谈不上老。
但为什么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老”呢？
说穿了，一个是思想上的“老气”’，一个是背上了“老资格”包袱。
大家说，这“老气”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格格不入的。
人老是自然法则，思想“老”却不是法则。
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应该永远是朝气勃勃，永远是年青的。
师政委刘永寿曾经见过白求恩。
他说，那时白求恩年纪已经不小，他所以能够不远万里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表现了“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就是因为他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胸怀，有一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心。
刘永寿表示要象白求恩那样，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放在心里，永远奋发图强。
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年龄多大，精神上永远应该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丢掉“老正确”包袱

接着，大家分析了有些人觉得自己受党的教育时间久，没有犯过大的错误，一直是“老正确”的思想。
同志们指出，一个人参加革命时间久，没有犯错误，无疑是今后继续革命、不犯错误的基础。
但是，如果因此背起“老正确”的包袱来，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应该看到，大半辈子跟党和毛主席走，并不等于自己思想和工作中没有缺点，重大问题上一贯站在正确的方面，也不等于自己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梯上，自觉性都很高。
事实上，有时候是半自觉，有时候是不自觉，而是被形势“推着走”的。
就是过去自觉性比较高，也应该懂得“不进则退”的道理。
副师长叶川说，党把自己放在领导岗位上，如果不自觉，就会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或别的私心杂念。
因此，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毫无私心杂念，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

不当故步自封的“老行家”
学习中，大家还分析了一些同志觉得自己是从连队滚爬出来的，对基层工作是“老行家”，凭“老本”也能指导工作的思想，认为这是骄傲自满情绪的另一种表现。
同志们指出，经验多固然可贵，但是经验多的人，只有对新事物满怀热情，不断实践，不断用新经验充实原有的经验，才能使过去的经验在新情况下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故步自封，就会使原有的经验渐渐由有用变成无用。
毛主席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以“老本雄厚”自居，盲目自满，就会失去对新事物的敏感。
上头的东西不再认真研究，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不再重视，使不可避免地会“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成为脱离实际，头脑空虚的人。
大家认为，必须彻底纠正这种安于现状的自满情绪。
已有的成绩，比起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事业，始终是微不足道的。
要看到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对每个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不骄不躁，在新事物面前、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能做好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委托。
（莫千里、杨子才）

作者：吴秀夫/彭朝丞/张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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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舰艇部队领导干部，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中，决心带头实现思想革命化。

这个舰艇部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去年崇武以东海战时，沉着勇敢，迎着激烈的炮火，挺立在指挥台上，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学习焦裕禄同志，大家认为，也应当象海战中带头冲锋那样，带头实现思想革命化。
业务长龙锡华说：“焦裕禄同志讲过，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真枪实弹的战斗中，干部身先士卒，战士就能猛打猛冲，在看不到炮弹、听不到枪声的革命化问题上，领导走在前头，群众就能紧跟上来。”
怎样在思想革命化上带好头呢？
他们认为，标准不高不算带头，根子挖得不深不算带头，言行不一不能带头。
大家说，带头革命化主要是看行动，要给部队拿出样子来。

大家认为，带头思想革命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就是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大家决心象焦裕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大家还认为，带头思想革命化，必须到群众的现实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
艇长范哲启说，焦裕禄同志是在同兰考“三害”顽强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质的。
今天，我们处在对敌斗争的前线，这也是锻炼我们革命者的大好场所。
我们要坚决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接受群众的监督，带领群众一起在革命化道路上前进。
（吴秀夫、彭朝丞、张哲明）

作者：袁良/王文彬/王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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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团党委在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中，重温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根据有的同志认为“小风撼不了大树，小毛病动摇不了革命大志”，因而对自己思想改造要求不严的情况，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
讨论的结果是：凡是私心杂念都是个人主义；
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如不彻底克服，就会慢慢发展；
忽视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也会逐渐忽视大问题上的私心杂念。
因此，要坚持思想改造的高标准，彻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使自己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成为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

比出来的差距

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焦裕禄同志是共产党人忘我精神的模范。
从领导兰考人民战胜“三害”，到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论大事、小事，他只有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私心。
这是焦裕禄同志最可贵的一点，是他彻底革命化的表现。
有的同志说，自己恰恰在这一点上认识不足，做得不好，总觉得自己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和长期锻炼，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一辈子坚定地跟党走是没有问题了，打起仗来领头冲锋也不会含糊，对平时的一些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便不大在乎。
有的认为，领导干部只要在大的方面掌好舵，有点小毛病也是小风撼不了大树，动摇不了革命大志。
这种思想认识和焦裕禄同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高贵品德比较起来，差距是多么大啊！

小风撼不了大树吗？

小毛病能不能动摇革命大志？
大家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大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只是斤与两的关系，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个人主义。
如果我们在思想革命化上“尺子”不严，标准不高，对形形色色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不加警惕，不予抵制，慢慢地就会解除思想武装，结果必然由“小”变“大”，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政委王庆云说：“姑息迁就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好比房子漏了雨不补，再牢固的根基也要慢慢被冲垮。”
参谋长于德义说：“不怕一个人存在私心杂念，最怕的是对私心杂念采取‘谅解’的态度。”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会忽视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
大家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对时常露头的所谓“小问题”上的私心杂念，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以为是“区区小事”，而看不清“小事”也是阶级斗争在头脑中的反映。
二是存在着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情绪，认为自己是“老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存在一些小毛病算不了什么。
三是缺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会扔掉一切私心杂念，达到大公无私的思想境地。

革命化一定要高标准

大家认为，认真对待私心杂念，就是要在思想革命化上树立高标准。
许多同志谈到，平时总觉得自己的思想、工作还差不多，但和焦裕禄等先进人物一比较，按毛主席的教导一衡量，便又发现了很大不足。
“尺松量不出严尺码”，必须自觉地树立高标准，才能自觉地向私心杂念作斗争。
大家认为，革命化的最高标准，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把毛主席的话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最高原则，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不论想什么，做什么，不管是大工作，小工作，大问题，小问题，都用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要求，去完成。
这样，私心杂念，才会及时察觉，坚决克服。
（袁良、王文彬、王少荣）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目前，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同全国其他战线一样，是一片大好形势。
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有所改变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大发展了。
这是三年大发展、三年调整、两年生产新高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逐步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对这种大好形势还要作冷静的分析。
我们只是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我们只是开始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
企业管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干部中懂得用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还只有一部分。
比起我们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来，比起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来，我们已有的成就只能使我们感到非常不足，而不应该有丝毫自满。

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制定的。
按照总路线精神办企业，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经过八年的伟大实践，我们已经取得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丰富经验，制定了一整套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同时出现了体现总路线精神的大庆和大批大庆式先进单位。
这就有力地证明，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基本之点有哪些呢？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企业中的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两种思想的斗争，表现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比如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规章制度，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还是照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套呢？
是树立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呢？
还是保持单纯任务观点和单纯盈利观点呢？
是艰苦奋斗，坚持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呢，还是贪图安逸，放弃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呢？
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还是助长资产阶级思想呢？
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是保持和扩大这三个差别呢？
这些统统是关系到企业向共产主义逐步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逐步倒退的大问题。
我们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关键是要在企业中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产业大军。
而要建立这样一支产业大军必须经过一场严重的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那种以为我们的企业只有单一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既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又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实际。
一方面，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企业同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企业内部来，反映到工人阶级内部来，甚至反映到企业的党组织内部来。
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中的职工，只有一部分是血统工人，更多的是不久以前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各种知识分子，要把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职工无产阶级化，不经过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
同时，企业中还有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分子。
要使他们脱胎换骨，无产阶级化，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做人的工作，实质上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活思想，对人进行阶级教育的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阶级斗争同生产斗争同科学实验常常是联在一起的，企业中最大量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常常是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表现出来的。
我们强调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促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处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
这样，就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统一起来了，就把企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统一起来了，就把企业的三大任务：出产品，出人材，出经验统一起来了。
这样，企业的生产愈发展，企业的职工队伍就愈革命化。
这样，企业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不仅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条件，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准备着精神条件。
抓企业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抓在企业中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产业大军的关键，是从根本上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生产的关键，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产生的关键。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彻底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社会主义企业，不仅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也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
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伟大的革命运动。
因此，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去办，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去办。
这就必须把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贯彻到企业的三大革命运动中间去。
这是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同修正主义企业的一个根本标志。

企业中生产的发展，要依靠广大群众，企业中技术的发展，也要依靠广大群众。
对这一点，有的人还缺乏认识，或者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我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国家的主人，不但是生产的主人，也完全应该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
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熟练的操作技术，使他们对企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
无数事实证明在科学技术上能不能依靠广大群众，是科学技术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的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企业在发展科学技术中要贯彻群众路线，也应当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
我们在企业中要加快“歼灭”科学技术上的“敌人”，仅仅靠技术人员这样的“正规军”是不行的，必须同时靠广大工人群众这样的“地方武装”和“民兵”。
这就是我们提倡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三结合。
真正贯彻了三结合，也就真正在生产技术中贯彻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也就真正贯彻了生产技术中的群众路线。
在企业中如果只在阶级斗争中和生产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不同时在科学实验中大搞群众运和，只能算半截子群众路线，不能算彻底的群众路线。

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彻底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开始有了一些彻底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的制度。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一项带根本性的制度。
两参是：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工人以国家主人的身分同干部一起参加管理。
一改是根据企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广大职工的实践经验，改革企业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的规章制度更加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有利于企业生产的发展。
三结合是在解决企业生产技术问题的时候，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形式。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是贯彻办企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是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的制度。
认真执行这项制度，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就有了保证。

要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消除对群众运动的误解。
有人一听说群众运动，以为只是开大会，大轰大嗡。
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搞形式主义。
其结果，不仅不能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还会损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真正的群众运动应当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企业的党组织对广大群众做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解决他们各不相同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这是非常细致而扎实的工作，这是群众运动的最基础的工作。
有了这种扎扎实实的思想发动工作，才会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自觉的行动，这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在企业的三大革命运动中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上了我们的宪法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根本制度，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是民主。
集中首先是集中正确的意见。
如果没有民主，群众有意见还没有讲，从哪里来的正确意见，又从哪里集中呢？

企业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和问题都很复杂。
真正了解这些情况和问题的，是天天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实践着的广大职工。
拿制定计划和办法来说，企业领导者只是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
工厂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企业领导者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提出这样那样意见，真实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才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出适当的计划和办法。
如果没有民主，不让干部和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情况和问题不明，只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
所以，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集中，这种集中又有什么用呢？

要发扬民主，就要让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
这是群众教育领导的方法，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
提倡这种方法，就可以在我们的企业里，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才能保证广大职工群众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才能保证广大职工敢于同一切离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象作斗争，同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

我们的一切机关和一切干部，应该接受两种监督，一种是来自上面的领导的监督，一种是来自下面的群众的监督。
这两种监督缺一不可。
企业当然不能例外。
这种来自下面的群众的监督十分重要，是来自上面的领导的监督无法代替的。
企业中的不少问题，往往领导机关还没有发现，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就发现了。
有了群众的监督，就可以更及时地发现和解决企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各种问题。
这对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就这一点说，民主集中制也是保证企业的职工群众监督企业领导的制度。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坚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毛泽东同志还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这就是三大革命运动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理论根据。
如何坚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呢？
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总结经验。
总结经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
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揭露缺点。
我们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两个方面，成绩方面和缺点方面。
成绩会鼓舞信心，缺点能抑制自满，既有信心，又不自满，自然能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如果只有成绩，没有缺点，那还有什么继续前进问题呢。

为了坚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每一个企业既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又要有短期的战役目标。
完成了一个任务，就要立即提出新的任务；
攀登了一个高峰，就要向另一个高峰前进。
国民经济的需要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
任何自满和停顿，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这种斗争和改造一放松，思想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方面的不断革命，才能使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不断前进。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保留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一个企业的核心力量是企业的党组织。
这个党组织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有了这样的党组织，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坚持不断革命，也就是说才能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要保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也就是革命化的党委会。
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党委会，首先要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坚决扭转在这方面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状况。
扭转这种状况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上狠下功夫。
领导者只有深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线去学去用，才能真正学得活，用得活，才能使领导和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个别指导和一般号召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密切结合起来。
才能抓住企业中的主要矛盾，解决企业中的最关键的问题。
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算是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要保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决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就是说，一方面，来自上级各个行政业务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任务，一律要由企业的党委按照企业的情况统一部署，而不能超越企业的党委各行其事。
另一方面，企业中任何系统的工作，如共青团、工会、妇女、民兵等等工作，都必须在企业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首先保证企业的中心工作的完成，而不能各自为政。
无数经验证明，没有一元化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坚强有力的领导。

要保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还要加强党的基层工作。
这就要求党要管党，反对党不管党。
这就要狠抓支部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每个党支部成为企业革命化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成为革命化的战士。
有了这样一支革命化的党的队伍，才会有革命化的产业大军，才会有革命化的企业。

目前，在我国工业交通战线上，已经兴起了两个高潮，一个是生产高潮，一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
这两个高潮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在生产高潮中，广大职工迫切需要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最高指示”；
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又大大推动着生产高潮的发展。
这两个高潮的同时出现和密切结合，绝不是偶然的。
这是广大职工自觉地抓革命促生产的产物，自觉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产物。
企业的领导者只要投身到这两个高潮中，抓住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促进生产高潮，就可以保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可以保证生产高潮健康地发展，就可以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任务胜利完成，就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生产沿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前进。

（四月三日）
===== 我大使馆照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最强烈抗议右派又疯狂袭击我驻棉兰领事馆-并强烈抗议右派组织暴徒破坏抢劫楠榜等地华侨学校；
社团；
商店和住宅

新华社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四月二日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提交一份照会，最强烈地抗议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第三次疯狂袭击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严重事件。

照会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左右，有一千余名自称为“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阿里夫·拉赫曼安贝拉旅”的暴徒，来到中国驻棉兰领事馆门前，高喊“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中国领事馆”、“赶走中国领事”和“驱逐中国侨民”等反华口号。
一部分暴徒强行闯入领事馆院内，蛮横地在中国领事馆升起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劫走了中国国徽和领事馆的铜牌。
他们还在领事馆大厅门上挂起大幅纸版，上面写着“北苏门答腊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阿德尔玛·苏里阿尼·纳苏第温营”字样，张贴了许多辱华、反华的标语，并把一份所谓的“声明书”丢在领事馆院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恣意诽谤和污蔑，公然威胁中国领事，要他“立即离开印度尼西亚”，并且叫嚷，“关闭中国驻棉兰的代表机构”。
到下午一时三十分，有一些暴徒又疯狂地跳墙闯入领事馆后院，用石块猛击领事馆的门窗，抢走一些物品。
他们还爬上屋顶，捣毁屋瓦和天花板。
他们对领事馆的袭击破坏，持续了两小时三十分之久。

照会强调指出，在这次严重的事件中，专门负责守卫中国领事馆的军警，对暴徒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领事馆看守人员虽多次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也被置之不理，可见棉兰地方当局对暴徒的纵容已到何等程度。

照会指出，这次事件的发生，是在领事馆人员已无法正常执行其职务，奉命刚刚撤至雅加达之后，也是在大使馆特别照会了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通知有关地方当局保护领事馆及其看守人员的安全之后。
这种侵犯领事特权，无视国际法准则，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罪行，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的愤慨。
对上述暴行事件，中国大使馆特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照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上述暴行公开道歉，立即归还被暴徒劫走的中国国徽和领事馆的铜牌，严惩事件的肇事者和主使人，赔偿中国领事馆的一切损失，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国领事馆及其看守人员的安全，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它说，由这类挑衅事件的再三出现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承担责任。

新华社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四月二日照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袭击、破坏和抢劫楠榜、占碑等地华侨学校、社团、商店和住宅的严重事件。

照会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楠榜省的鹿勿洞、丹绒加冷市有自称为“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的暴徒一千余人，在参加了“支持苏加诺总统授权苏哈托中将的群众大会”后，分批向当地华侨社团、学校、商店、住宅进行疯狂的袭击、破坏和抢劫。
暴徒沿途高喊“驱逐支那人”、“同北京断绝邦交”等反华口号，随后，他们冲入楠榜华侨总会办事处，公然劫走中国国旗，撕毁刘少奇主席的挂象，捣毁门窗、家具和办公用品，并以利刀威胁总会负责人，声言要进行“接管”。
这些暴徒随后又捣毁了华侨妇女会、华侨青联会和福建会馆三个团体的会所和华联、新中、青联三所华侨学校，并对数百户华侨商店和住宅恣意进行了破坏和抢劫。
在暴行中，暴徒还用利刀、铁棒刺伤和击伤华侨多人，其中毛锦洲、邓保和、李景星三人的伤势尤为严重。

照会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暴徒在进行“游行示威”以前，取得了楠榜军事当局签发的准字，地方当局事先既未设法防止暴行事件的发生，在长达四小时的暴行过程中，又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
而在发生上述事件的同时，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对占碑地区的华侨，也进行了同样的种族主义的暴行，有几所华侨学校受到严重的破坏，并被非法侵占，有些华侨商店和住宅也遭到捣毁。

照会说，中国大使馆对上述暴行事件，表示极大的愤慨，特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侮辱中国国旗和国家领导人的粗野行为，公开道歉，严惩上述事件的肇事者和主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华侨团体、学校和华侨个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赔偿华侨财产的损失，对被破坏的华侨商店，设法协助其复业，对因受破坏而丧失生计的华侨，应给予救济和安置，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社三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打电报给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匈牙利解放二十一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拉伊·久洛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向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匈牙利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

据新华社三日讯 陈毅外交部长今天打电报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彼得·亚诺什，热烈祝贺匈牙利解放二十一周年。

新华社三日讯 西贡消息：西贡和顺化的一万多市民二日又举行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大示威，使华盛顿当局深感不安。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西贡市五千多名学生和市民二日晚上聚集在西贡的主要大街和广场上举行反美大示威。
他们举着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政权的横幅，并且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等反美口号。
示威群众不顾傀儡当局的阻拦，冲过铁丝网障碍物，向市中心进发。
消息说，示威群众群情激昂，“他们攻击看到的任何美国人”，“挥着拳头大骂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官邸外面的卫兵”，“朝美国人喊：‘滚蛋’”。
当示威群众行进时，有的美国人吓得急忙躲起来。
有一个美国兵驾驶着摩托车企图从人群中冲过，立即被示威群众抓住痛打，这个平时趾高气扬的美国侵略者，这时吓得浑身发抖，跌跌撞撞地逃跑了。

示威群众还包围了西贡的电台，直到深夜仍然不散。
惊恐不安的西贡傀儡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他们投掷催泪弹，殴打示威群众，并且逮捕了两名示威群众的领导人。
示威群众同警察展开搏斗，用石块进行还击。

在顺化，二日也有五千人举行了示威游行。
参加示威的人中有许多伪军警和伪政权人员。
岘港的数百名警察三日也举行了反对阮高其集团的示威。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由于局势十分紧张，南越美伪统治区各大城市之间的空运已经中断。

据报道，华盛顿当局对美国在南越陷入新的困境深感不安。
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约翰逊正“小心谨慎地、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南越爆炸性的局势。
合众国际社说，“（美国）政府正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注视着（南越）棘手的、严重的政局”。
“政府人士在其他地方表明，（南越）局势是人们感到深刻不安的原因。
这里还有一种明显的挫折感，因为美国现时无法作任何事情来缓和阮高其总理面临的危机。”
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也不得不考虑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是局势可能变得对阮高其说来极为困难，因而他可能不得不下台。”
美联社也说，华盛顿的权威人士担心，如果阮高其倒台，对约翰逊政府将是“一个严重的挫折”。

作者：戚本禹

几年来，吴晗同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
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
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同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吴晗同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同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却不得不说，吴晗同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
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同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
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
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同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同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
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时间表”开始，吴晗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

吴晗同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前。
好象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1）

但是，吴晗同志竟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
不是有人说吗？
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
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
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
可能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同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
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同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
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
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
……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
（2）在那时，只要有谁少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同志的严厉指责。
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
（3）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
（4）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同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
他曾经不胜激愤地向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
（5）可是，奇怪的是，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皇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

吴晗同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同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就用吴晗同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同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
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
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
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
再往下，什么“徐世勣只能叫徐勣”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同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
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
至于吴晗同志后面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
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
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
即是说，吴晗同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
“醉翁之意不在酒”。
吴晗同志不过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同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
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
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
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
（6）是吴晗同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
不是，吴晗同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
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
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
吴晗同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
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
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7）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
它比任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
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同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
这就是吴晗同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
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同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同志更高的需要呢？
这就是吴晗同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

资产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
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摇旗呐喊，争生存的权利。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
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
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
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吴晗同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
不是吗？
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
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一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出来骂一骂呢？
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就在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
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
一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
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
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有看过吴晗同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同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高呼呢？

（二）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加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竟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
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
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正在吴晗同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
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一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
多么猖狂，多么嚣张！
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
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同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
事实上，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同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
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
远的不去说它了。
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吗？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
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
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

《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同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
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

第二，是“为古而古”。
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
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辩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同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吴晗同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
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
为什么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明？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
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
一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
一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同志：这究竟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
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同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是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
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反右倾”的尾声同吴晗同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同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
不是。
因为吴晗同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
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
脱离了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见了。
吴晗同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
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
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
当初，吴晗同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
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是没有的。
吴晗同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
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
（8）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
（9）

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
（10）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
（11）

这些话都是吴晗同志以前经常说的。

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
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
“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
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
（12）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
“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13）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
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14），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
（15）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
“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同志的主张，吴晗同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同志排除万难，“破门而出”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
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同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

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全心全意拥戴吴晗同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
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
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同志，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
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
“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
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
（16）好个不用“细说”！
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
岂不白费了功夫？
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人们懂得，提几个问题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同志对繁星同志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
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
“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
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17）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同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你装什么“糊涂”！
“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
接着，吴晗同志向对方将了一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同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
（18）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苦、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9）

吴晗同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
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且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
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
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
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
什么叫“刚直不阿”？
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
“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
什么叫“乡愿”？
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20）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
（21）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一向反对“是今非古”（22），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23）的吴晗同志，怎么会“为古而古”！
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
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
吴晗同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同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
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同志剧本的情节。
吴晗同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24）的贫苦农民哪里会有这样的感情！
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
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
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

“海青天，回来吧！”
（25）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
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末，可以看看吴晗同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同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
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同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
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
尽管吴晗同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26）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
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

“回来吧！”
的“海青天”又是谁？

吴晗同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同志的戏剧放到吴晗同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27）上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同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

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
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
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

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
“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
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
为谁鼓气？
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同志不是呐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
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同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28）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
正象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
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同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三）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同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
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
难道吴晗同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
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
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29）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qiǎn？

吴晗同志解释道：这鱼qiǎn说的就是于谦。
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同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
怎么问题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同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
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
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
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同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
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同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同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
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
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同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干风”、“翻案风”。
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吴晗同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
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流亡”“饿死人”。
什么人民怀念“好官”。
（30）同《海瑞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
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同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
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棵“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同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
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
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
“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
（31）有人也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
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同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
“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
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辩解，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呢？
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
也不然，反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
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
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
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
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
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己会来写的。
革命的人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
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
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
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出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
什么原因呢？
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
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
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
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士最宝贵的品质。
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品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这是吴晗同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视一下吴晗同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同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

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

不会的！
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同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干的学术问题。
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同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
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
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
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
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吴晗同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
（32）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
其实，吴晗同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
在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
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
吴晗同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
寻什么“根”？
究什么“底”？
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
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
（33）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一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同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
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
（34）原来吴晗同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
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同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
（35）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
文章的末了，吴晗同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同志这样的同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吴晗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1）吴晗：《海瑞骂皇帝》，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海瑞罢官》，《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一月号。
《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
以下引用上述文章的话，一般不再注明。

（2）《吴晗同志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3）（8）（9）（10）（11）（12）（13）（19）（23）（24）（35）《学习集》，第二六七、二二二、二四二、二四六、二五五、六二、六三——六四、一六六——一六七、十七、二五一、八六页。

（4）（5）（15）（22）《灯下集》，第一三八、一九七、一六七、六五页。

（6）海瑞的《治安疏》原文是：“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扰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
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
遂谓陛下为是己拒谏。”
海瑞这里是在骂“诸臣”，而不是象吴晗同志所写的那样，“骂”皇帝为“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有关引文见《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一九页。

（7）《明史列传·海瑞传》。

（14）（18）（26）（27）（30）《春天集》第二三七、一六一、一四五、一六一、二一四页。

（16）繁星：《“史”和“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晚报》。

（17）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20）《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21）《孟子》尽心章下。
这里按焦循《孟子正义》的解释，朱熹云“言不顾行”乃乡愿讥狂者，不取。

（25）戴不凡：《〈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28）史优（孟超）：《也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晚报》。

（29）《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新建设》一九六一年六月号。
于谦在明代中叶反对民族压迫斗争中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这里谈的是吴晗同志利用这个历史人物宣扬他的“海瑞精神”，并不是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

（31）羽白：《〈海瑞罢官〉基本上应该肯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文汇报》。

（32）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光明日报》。

（33）（34）《史家谈治史》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

（原载四月二日《人民日报》）
===== 炮连突破夜间专业技术训练难点的实践说明；
-用政治统帅技术才是阳关大道-干部战士深有感触地说；
用毛泽东思想练兵；
内容最丰富；
道理最透彻；
听了心里亮堂，做起来主动自觉，训练路子越走越宽阔？

作者：白天氛/苏寿年/沈静

编者按：迫击炮连夜间专业技术训练的实践告诉我们：军事训练要练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

在军事训练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就能使干部战士树立为革命练武的思想，明确投一弹、瞄一枪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样，就充分调动了群众练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练武看成是革命战士的一种责任，任何艰苦困难都不在话下。

在军事训练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就能使干部战士变得勇敢。
“炮筒子虽然不能上刺刀，我们炮兵的思想上要上刺刀，要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
迫击炮连在军事训练中培养了这种勇敢精神，一旦打起仗来，干部战士就能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冲能冲得上，守能守得住。

在军事训练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就能使干部战士掌握唯物辩证法，使人变得聪明。
既有革命精神，敢想敢干，打破“框框”，做改革军事训练的闯将；
又有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探索规律，一步一步地去突破技术难关。
迫击炮连这样做了，就使夜间专业技术训练搞得又快又好。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团八二迫击炮连在夜间专业技术训练中，自始至终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首位，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改进夜间专业技术训练。

一定要政治统帅技术

八二迫击炮夜间训练，是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去年十月，他们接受了夜间训练任务，究竟怎么训练法？
开始，有人提出：“打得准，这是技术问题，技术不过关，一切都是空的。
要从突击技术难点入手。”
这个意见遭到了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学习了广州部队某炮团榴炮一连突出政治改革训练的经验后，明确了在军事训练中，必须用政治去统帅技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从根本上提高人的觉悟，提高人掌握技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并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解决专业技术问题。
可是，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著作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武器，用来解决专业技术问题能行吗？”
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展开了一场讨论。
大家列举了大庆油田靠“两论”起家，搞出了石油；
大寨依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穷山恶水的面貌，获得粮食丰收的事迹。
还有的同志用本连参加扩建虹桥机场的切身体会来进一步说明问题。
当时，他们连担负编扎钢筋网片任务，不仅工量大，时间紧，缺乏工具器材，更困难的是在技术上一窍不通。
派人向工人学习，老师傅讲，要掌握这门技术，一般得半年，最快也要三个月。
可是，大家学了毛主席《愚公移山》、《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关于重庆谈判》和《实践论》等文章后，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
他们对待困难的态度一是不怕，二是实干，结果只用了七天时间就掌握了编扎技术，三个月完成了原计划要八个月的施工任务。

真理越辩越明，大家越谈心里越亮堂。
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人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最大的勇敢，最大的智慧。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是军事训练的阳关大道，这样训练出来的战士，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提高战士的觉悟，培养勇敢精神

在训练中怎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
他们认为，要通过训练的过程，用毛泽东思想去提高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去培养勇敢精神。

夜战同时也是近战，主要靠人的觉悟和勇敢精神。
他们就把“勇敢——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条件”，作为军事训练的首要一课。
在这一课里，着重讲解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有关革命英雄主义的论述。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又反复学习了林彪同志有关培养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的指示。
在学习中，以提高认识为主。
有些干部战士说：“步兵的刺刀短，打仗靠近战；
咱们火炮射程大，打仗靠远战。”
“步兵要刺刀尖上见红，靠的是勇敢；
炮兵要炮弹头上见红，凭的是技术。”
究竟炮兵打近战还是打远战？
究竟炮兵打仗靠勇敢还是凭技术？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讲到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作战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一些战例，讲到南越军民用迫击炮夜袭美军机场和不久前我海军部队用小艇吃掉美制蒋军的大兵舰等战例，说明近战夜战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战斗传统，最能发挥我们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也是敌人最害怕的一手。
师炮兵主任还给大家讲了本部队炮兵英雄孔庆三的事迹：他在朝鲜新兴里的一次夜战中，率领全班把火炮推到距敌人二十米的一个小高地上，用肩膀抵住炮身，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步兵班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大家听了很受感动，认识到：炮兵打仗需要技术，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勇敢精神。
炮筒子虽然不能上刺刀，我们炮兵的思想上要上刺刀，要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

要敢于近战夜战和刺刀见红，最重要的问题是培养不怕死的精神，有勇于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以往八二迫击炮战斗队形的配置，总是在千米之外。
他们根据夜战的要求，决定把战斗队形配置尽量向前推进。
有人认为这样容易引起伤亡。
许多同志用本部队的一些战例，来阐明毛主席关于“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教导。
有的同志还用孔庆三的英雄事迹阐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说明抵近射击的重要。
认识提高了，战斗队形的配置问题，也就很快得到解决。

他们还根据八二迫击炮的特点，以及部队的活思想，讲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课，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水平。

树立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在训练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要在提高人掌握技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民主，使大家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既有革命精神，又有求实态度。
在这次夜间训练中，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迷信条条框框，墨守成规，踩着别人的脚印走；
还是大胆创新，走自己的路？
他们联系实际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等论述，大破迷信思想和自卑心理，树立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经过三天的热烈争论，终于提高了认识，大家说：“前人的一切经验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提高起来的。
前人没有的经验，我们要去总结，教材上没有的，我们要去实践，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要去探索。”
“革命就是要改天换地，不能去跟在别人后面爬，没有路，我们自己闯出一条来！”
干部战士的革命精神树立起来了，他们又发动大家大摆夜间训练中的困难和技术难点，并且再次组织大家学习《矛盾论》，分析困难，抓主要矛盾。
他们认为，夜间射击技术训练中，有距离测量、炸点观察和修正问题，有阵地上灯光和声音控制问题，有阵地设置和准备问题等等。
然而，在这许多困难当中，最难解决也是最关键的，是距离测量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好办了。
抓住了主要矛盾，全连上下，就一齐开动脑筋，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去解决。
大家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困难，不怕麻烦，坚持反复实践，反复试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们终于创造出“双标杆测距法”和“抵近测距法”，解决了夜间对各种目标都能打得准的问题。

夜间测距的难题解决了，大家的信心和劲头更足了，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群众对训练革新提出了二十一项建议，革新了九十一件器材，从测距到射击，从观察到修正，在作业方法和作业器材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配套成龙。
干部战士深有感触地说：“死搬教范教程，越学越死板，象在磨道里走路，老跳不出条条框框的圈子；
用毛泽东思想来练兵，内容最丰富，道理最透彻，听了心里亮堂，做起来主动自觉，训练路子越走稳宽阔。”
（白天氛、苏寿年、沈静）

作者：聂小甫

学大庆艰苦为荣

铁道兵某部进入新区施工时，大讲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论述，大学大庆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干部战士纷纷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造“干打垒”房屋。
他们还设计出一种省工省料的“双层房”。
战士们从山上砍来小树棍，编成墙，糊上黄土，这种房屋花钱少，住起来舒适。
（聂小甫）

自己动手制造工具

铁道兵某部四连认真执行勤俭修路的方针，积极利用废料加工各种工具。
连里设有铁工组和修理组，工程上用的钢钎、斧头、扒钉、铁镐等都是自己制造，自己修理。
各种木柄也都是自己加工。
工作服、手套等防护品破了，就自己缝补。
去年以来，光是利用废料加工就节约了一万七千多元。
（王世明）

爱惜国家一钉一木

铁道兵某部十一连在施工中爱惜国家一钉一木。
他们用水泥的时候，都要带个箩筐去，专选破了包的水泥抬。
备料时，把沾有泥的石渣洗干净才送到拌和机里，不浪费一筐石渣。
战士郭洪华扒渣时发现了几个小钉子，就一颗一颗地拣起来，他说：“一颗钉子就是人民的一滴血汗，我们要象王杰一样时刻为革命节约。”
（光泽、全强、庆海）

积极参加储蓄

铁道兵某部十三连主动和当地储蓄所取得联系，建立了一个临时储蓄站，战士们再也不要跑三十多里路到镇上去储蓄了。
义务储蓄员包祥智为了搞好储蓄工作，还不断向战士们宣传毛主席关于节约的思想。
现在，勤俭节约的风气遍及全连，大家都踊跃参加储蓄，支援国家建设。
（蔡伯洪）

节约生活用电

铁道兵某部十三连正确认识勤俭节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为国家精打细算，注意节约生活用电。
他们把营房的电灯，由六十瓦以上改为二十五瓦；
营地到工地的路灯和俱乐部等地方的电灯，也由一百瓦改为四十瓦。
同时，把可有可无的电灯全部取消了。
他们说：“我们在工作上要高标准，在生活上要低标准，尽量为国家节约！”
（吕才桂）

作者：周松文/黄连信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这天是星期天。
团长和往常一样，来警卫排和战士们过假日。
他看见有个新同志独个儿在发闷，立刻使他连想起前几天警卫排长说过，有部分新同志不愿当警卫员。
于是他招呼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
同志们一听，都高兴地把首长团团围住，静静地听着：

“那一年，我刚入伍，一心想要上战场杀敌报仇。
可不想当了个警卫员，成天站岗放哨，看到别人杀敌立功，手心里直痒痒，心里老憋着个疙瘩。
有天晚上，首长开会回来，要火速赶往前沿阵地，我们班里有两位同志，保卫着首长奔往前线。
想不到在半路上遇上了几个敌人，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位同志也被两个敌人死死抱住。
正在这时，他忽然看见首长和一个敌人扭在一起，情况很危急。
他不知从哪儿来那么大劲，一下把两个敌人甩开，掏出手榴弹，拉开了弦。
敌人见手榴弹‘吱、吱’直响，都吓呆了，他趁机一个箭步上前抱住首长滚下山坡。
只听‘轰隆’一声，敌人完蛋了，他保卫首长脱了险。”
听到这里，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团长又语重心长地说：“从这以后，使我认识到，警卫员站岗、担任勤务，同样是为革命出力啊！
没有一心为革命、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是搞不好这个工作的。”
故事讲完了，原来独个儿在发闷的新同志阎春林表示说：“首长，我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为世界革命站一辈子岗！”
（周松文、黄连信）

作者：周冀苍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作者：周冀苍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作者：郑隆坤/孙柱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新战士下连后，纷纷要求去看看祖国的大海。
连队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次活的思想教育。

星期天，副指导员洪成年和在连里蹲点的马干事带领新同志来到了海边。
新战士乍一看到辽阔的大海，感到非常新鲜，非常激动。
这时，马干事指着左面的炮楼，对大家说：“同志们！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证！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从这里侵入我国，犯下滔天罪行的。”
接着，他又讲到过去八国联军也是从这里下手，打进了北京……。
讲完这段历史，马干事掏出一张报纸，指着报纸上的地图给大家说：“今天，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正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我国，他们在越南疯狂地扩大侵略的战争，在我国周围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军事基地，准备重走日本法西斯的老路，企图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
马干事讲到这里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
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守卫祖国的大门，随时准备消灭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新战士听着马干事的讲话，心里象海潮一样翻腾着。
这蔚蓝色的大海，这海边的一草一木，对他们更加显得亲切了，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战备观念，苦练过硬本领，随时准备粉碎一切胆敢入侵的敌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郑隆坤、孙柱）

栏目：小课堂

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为悼念张思德同志牺牲所作的讲演。
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县人，他出生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以后由一位贫农妇女刘光友把他抚养成人。
刘光友家里很穷，房无一间，地无一垅。
张思德长到十二岁，就给地主放牛割草。
一九三三年，他十七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这一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同志牺牲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地点在陕北安塞县，年龄二十八岁。
为了悼念张思德同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了追悼大会。
毛主席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在会上讲了话。

毛主席当时发表这篇讲演，一方面表达了对张思德同志的悼念，另一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和发扬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革命精神。

为什么要发扬张思德的这种精神呢？
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为我党我军在思想建设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党我军进行一切工作和斗争的根本出发点，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必须树立的革命世界观。
毛主席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是不断这样教导我们的。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要革命，就要首先解决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们的一生应该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一句话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指导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今天我们学《为人民服务》，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去年给广播事业题词说：“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这不仅是对我国广播事业极其重要的指示，也是对我们全体革命干部和战士极其重要的指示。
我们只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观点，才能不仅当好国内的革命促进派，而且当好国际的革命促进派，才能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段落大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论述了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里指出了：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
所谓完全、彻底，就是没有半点私心，就是全心全意。
这不光嘴里说，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切实这样做，如果只做到了一部分，那就是半心半意，如果一点也不做，那就是假心假意。
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段，论述了对“死”的看法。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概括地说，“死”的意义有“重”和“轻”的不同。
什么是分辨“重”和“轻”的标准呢？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
如过去的封建统治者曾提出这样的标准：皇帝要大臣死，不死就是不忠；
父亲要儿子死，不死就是不孝。
资产阶级则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赚钱，死了也是值得的。
我们的标准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我们分辨死的意义的轻重标准，就在于是不是为人民的利益。

“死的意义有不同”这个道理，就是教导我们：活，要为人民利益而活；
死，要为人民利益而死。

第三段，论述了对待批评的态度。
毛主席首先论述了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并举出一个接受正确建议的例子；
然后归结到“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样一条原则。
毛主席说，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世界上的主张、办法很多，可是总起来说，不外好的、错的两种。
我们分辨好的和错的标准，就是人民的利益。
凡是对人民有利，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就是好的，我们就把它坚持下去。
反过来，凡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就是错误的，我们就改正。
只要大家按这个标准办事，认识一致，行动一致，那么我们这个队伍怎能不兴旺起来呢？

第四段，论述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团结奋斗的问题。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真理。
问题是对这个牺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是害怕牺牲而不敢革命呢？
还是不怕必要的牺牲，努力奋斗，但又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呢？
这是要不要革命的界限。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困难要有正确的态度。
有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容易悲观失望，容易看不到成绩、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成绩，看不到光明，怎么“提高我们的勇气”呢？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这是教导我们：既要看到困难和不利的方面，也要看到成绩和有利的方面；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充满战胜困难的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第五段，论述了为人民服务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就是说，在革命队伍中，不管职位高低，凡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高尚的工作，就是有前途的工作。

总起来说，这是一篇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章。
这些基本观点，是我们干一辈子革命所必须反复学习和实践的。

要着重领会的问题

一，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立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世界观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又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这就地毛主席对生死问题的重要论述。
我们应当如何领会呢？
概括起来说，应当是，活着要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死也是为人民利益而死，这就是完全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一生。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来领会。

一、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是分辨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重要标志。

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假心假意为人民服务，是要经过许许多多考验的。
但是当革命需要我们勇敢献身的时候，却是各种考验中间最过硬的考验。
在这种考验面前，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还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没有丝毫含糊的余地。
因此，只有树立起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革命世界观，并随时有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才算达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党是革命的党，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我们要革命，就不害怕必要的牺牲。

二、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是我们的榜样。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无数的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在生死问题上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
如刘胡兰在就义前用两只眼睛狠狠瞪住敌人，向阎匪军官大喝一声：“我咋个死法”！
在听到凶恶的敌人的回答后，她昂首挺胸走到了铡刀跟前，英勇就义。
当时她才仅仅十五岁，但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
正象毛主席亲笔题词说的那样，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再如夏明翰烈士。
他在就义前，凶手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提笔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同志们，后来人是谁呢？
后来人就是我们。
那么，作为后来人我们怎么办呢？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他们怀着高度的阶级仇恨，为革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如董存瑞舍身炸地堡，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杨根思拉响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等等。
这些英雄的事迹，大家是很熟悉的。
当前，我们正在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的英雄事迹。
麦贤得同志在头部受重伤、神智昏连的情况下，全不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放在心上，一心想到消灭敌人，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坚持到战斗胜利。
这种无产阶级硬骨头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当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视死如归。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就是这样。
去年七月十四日，他帮助人民公社训练民兵。
当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时候，他为了掩护在场的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大家也都知道欧阳海烈士。
他是为了抢救一列乘坐五百名旅客的列车，而英勇牺牲的。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生前的誓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这些英雄们都是不怕死的人，最勇敢的人。
一个革命者如果连死都不怕，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使他害怕的东西了。

但是，也有一种死是比鸿毛还轻的。
毛主席说：“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象《红岩》中的甫志高，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标，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出卖了江姐和韩英，成了革命的叛徒。
这种人是没有好下场的，甫志高还不是被双枪老太婆枪毙了，王金标也被韩英枪毙了。
他们的死就比鸿毛还轻，遗臭万年。

三、为革命视死如归不是偶然的。

一个人在革命需要的时候，能勇于牺牲，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贵品质的最高表现，而这种高贵品质是靠平时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
不能设想，一个活着为自己，事事怕吃亏的人，能为人民去抛头颅、洒热血。
所以说，没有私心，才能最勇敢。

英雄人物所以能做出英雄的事迹来，正是他们平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一点一滴地挖掉自己的私心，逐步提高阶级觉悟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王杰在他日记中是怎样说的。
他写道：“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胜利勇于牺牲。
是共产党员那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个人安危。”
他写道：“一旦祖国需要，我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永不变心。”
他又写道：“只要真正需要，当牺牲的时候，革命者想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努力以此来换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王杰平时的行动，哪里最困难最危险，他就挺身而出，奋勇当先。
施工当中，爬高空，钻毛洞，在拱顶上打炮眼的是他，有了哑炮，争先去排除的是他，冬天架桥，第一个跳下冰水的也是他；
在抗洪斗争中，带头在水中探路的还是他。
从王杰所说所做的可以看出，他在平时就非常注意培养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
他的英勇牺牲，就是他为人民利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革命精神的最高表现。

四、怎样正确理解毛主席说的“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一句话？

一个革命战士，在革命利益、人民利益需要的时候，应该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并不等于不必珍惜自己的生命。
比如我们搞施工，如果有的同志为了给大家露一手，不按操作规程办事，不注意安全，出了事故，这就不对了。
这是不符合革命利益的，因此也不是真正的勇敢。

我们对生死问题要有辩证的观点。
打仗的时候，我们讲究战术，是为了消灭敌人；
在平时，我们锻炼身体，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工作。
这和贪生怕死是根本不同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讲一讲《王若飞在狱中》这本书里的一段对话。
王若飞同志在狱中度过了五年零七个月，他在对敌斗争中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有一次一个难友问他：“黄先生（他化名叫黄敬斋），听说你的官司很严重，你怎么总是乐呵呵地，一点也不发愁？”
王若飞同志答：“我干的事，不是发愁的事。
至于能不能熬出牢门，愁有什么用！
把自己愁坏了，就是出去，也成了废物，那不更坏吗？”
当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难友又问了：“我有一件事弄不懂，你打官司时，骂国民党，骂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也不怕，豁出一条命，真够条好汉子；
可是，坐在牢里，还天天练操，那样日习夜练，又好象很爱护自己的身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若飞同志听见问得有意思，就笑了起来，他说：“这很简单：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要损害我们的真理，我必须拚命保护我们的真理；
我爱护身体，是因为有了健壮的身体，才能更有力地卫护我们的真理。
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那个难友又问：“如果反动派明天杀了你，你今天的爱护身体不是白搭了吗？”
他又回答：“敌人就是下一刻钟杀我，我这一刻钟还要爱护身体。
我活在世上，不是为敌人活着，是为我们的事业活着。
不是等着被敌人杀掉，而是要杀敌人。
我们和他们是死对头。
我们为什么要按它的要求办事呢？”
我们要象王若飞同志那样，活是为人民利益而活，死也是为人民利益而死。
这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二，党叫干啥就干好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这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断地和私心作斗争。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思想改造，一点一滴地挖掉私心。

私心是什么呢？
就是个人主义。
它的表现是：以“我”为圆心，以个人的名利、地位等为半径，划来划去跑不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
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它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所以，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地自觉地改造思想，一点一滴地挖掉自己的私心，党叫干啥就干好啥，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王杰同志说过：“在我们国家里，不论干什么工作，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能干出名堂来。”
确实是这样，掏粪的工人也能当全国劳动模范，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少奇主席曾经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和你老时是一样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当清洁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
我们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志们，刘主席的话说得多好啊！
时传祥同志的事迹不是生动地说明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人民需要，不论什么工作都是有前途有出息的工作么！
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丰福生同志过去是干炊事员工作的，而炊事员工作在有些人的眼里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
可是在我们国家里，凡是人民需要的，就是大有可为的工作。
丰福生同志不就是在炊事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成了全国全军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么？

沈阳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李素文同志，不久前是营业员。
营业员在过去也是被认为站柜台的、侍候人的，也是被认为没有出息的。
但是，李素文同志说：“我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就是营业员工作。
我把营业员工作做好了，就有利于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能够通过我的手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上，使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她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联系得多么好，而且认真地这样做，就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现在成了商业战线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应当具有伟大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但伟大出于平凡，没有大量的、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就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
当农民还是当工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开飞机还是站岗放哨、搞施工等等，这都是轰轰烈烈革命事业中的不可缺少的分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具体的表现。
要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不管职位高低，担子轻重，条件好坏，只要党需要，就是有前途的工作，只要人民需要，就应该愉快地去做。
雷锋说：“共产党员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放到哪里哪里亮。
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一切革命者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今天干这工作，明天干那工作，是会有变化的，但是不管它千变万变，只要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心不变，就能应付万变。
让我们好好体会王杰同志说的话吧：“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我们应当象他那样，干什么工作，都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就在哪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

总之，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就是要全心全意，不能大半个心为革命，留着小半个心为自己，不能有一点私心。
王杰说：“多一分私心，就少一分革命的思想。”
只有根除私心，才能树立起一心为革命的世界观。

一个人在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时候，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从革命利益出发，但他不可能一贯地一心一意为革命。
所以，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只有树立起革命世界观，才能时时、事事、处处从革命的利益出发。
因此，毛主席又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王杰学张思德，是抓住了他的高贵品质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革命世界观问题。
我们学《为人民服务》，也要象王杰那样，抓住这个根本问题。
而树立革命世界观的根本方法，就是读毛主席的书，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又说：“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整顿党的作风》）懂不懂，看行动。
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成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就必须坚决执行。
要执行好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象王杰那样：“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
这就是我们能否树立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这个革命世界观的关键。

思考题

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怎样对待生死问题？

三、怎样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自己应该怎样努力？

本期小课堂是空军某部指导吴玉琪同志给连队讲课的记录稿。
他讲得很好，读了之后，能够帮助我们给战士讲好这篇毛主席著作，也能够直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篇著作。
本报曾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发表过他给连队讲《为人民服务》这一课的经验，现在再将他讲这一课的记录稿发表，作为连队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的辅导材料。
编者

作者：古远兴

我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工作过两年。
他的模范事迹，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人，家里很穷。
他十二、三岁就给人家割草、放牛。
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
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同志在战斗中非常勇敢。
有一次，他一个人从敌人手中夺得了两挺轻机关枪，自己虽然负了伤，但是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次，他发现两个敌人正在追赶我们一个小同志，他不顾一切，赶上前去，一枪打倒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吓得逃跑了，使那个小同志脱离了危险。

张思德同志从来不怕困难。
长征时，他曾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
一九四二年冬，张思德同志调来我们队里，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对他说：“张思德同志，咱们队的任务很重，工作很苦啊！”
他回答说：“队长，我不怕苦。”
对于革命工作，张思德同志从来不计较，不挑拣。
他以前当过班长。
一九四二年部队整编，由于工作的需要，党调他去当战士时，他很高兴地对别人说：“班长和战士的职责不同，但都是为党工作。”
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有一次，天还没有亮，他就出差了。
回来的时候，他没赶上吃早饭，也没有休息，就去参加生产。
冬天，部队修桥，张思德同志不顾天冷水凉，带头跳到水里去干活。
打窑洞的时候，不论是推土还是背石头，他总是比别人推得多、背得重。

在团结友爱，帮助同志方面，张思德同志作得也很好。
他当班长的时候，经常帮助战士们站岗。
行军的时候，他主动去作一些勤务工作。
宿营时，他找锅烧水给战士们洗脚。
发衣服的时候，他先让别人领到满意的衣服，而他自己呢，剩下什么就是什么，穿着不合适，他就自己动手改一改。
那时候布鞋很少，我们大多数时间是穿草鞋。
张思德同志打得一手好草鞋，经常给缺鞋的同志打草鞋，还想办法打出一些花样来，使穿鞋的同志满意。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开荒生产，自给自足，部队冬天烤火用的木炭也是自己解决。
我们队派张思德等同志到山里烧炭。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不幸，因炭窑崩塌，张思德同志光荣牺牲了。

为了悼念张思德同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九月八日举行了追悼大会。
毛主席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且在会上讲了话。
毛主席这次讲话，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里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
RW：张思德；
先进事迹

栏目：小词典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出，或轻于鸿毛”（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泰山是山东省中部的一座大山。
鸿毛就是雁的羽毛。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都要死的，有的人死得很有价值，比泰山还重；
有的人死得毫无意义，比鸿毛还轻。

法西斯

精兵简政

五湖四海

哀思

作者：孙乐义/李素文

两把尺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而是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不断改造思想、不断改进工作，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

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我就有这样的体会。
过去，我学的遍数不少，没有跟自己结合起来，学了以后，也就算完了。
后来，结合了自己的工作、思想去做，慢慢体会到，只有结合实际才能学得深，才能用得上，才会更愿意学。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我学了四个字，就是“完全”和“彻底”。

“完全”和“彻底”是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离开这个高标准，工作就做不好。

“完全”和“彻底”就象两把尺子一样，用这两把尺子一量，就知道思想上还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大工作还是小工作，都应该按照这个高标准去完成。

每一件工作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教导，都离不开“完全”和“彻底”这个高标准。
要把自己改造得好一些，把每一件工作都做得好一些，就得每天用这两把尺子，来量量一天的思想，一天的工作。

我为人民服务的落脚点在哪？
应该落脚在每一个同志的身上，干好烧火做饭的事，管好大家的生活。
我应该热忱关怀挨冷受冻的同志。

——孙乐义

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使我逐步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现在，谈谈我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几点体会：

一、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性质决定的。
党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除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别的目的。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为人民服务，必须树立革命的世界观。
要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正确的动机，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人民，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
一个人一时一地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只有经过学习、实践、认真地改造思想，树立起革命的世界观，才会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才会做到党需要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三、为人民服务，要敢于同困难作斗争。
搞革命，搞建设，就要吃大苦，耐大劳，就会有牺牲。
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每克服一次困难，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提高了一步，克服的困难越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越牢靠。

四、为人民服务，要正确地对待错误和批评。
有了错误，大胆揭露，迅速改正，就能使自己接受教训，不断前进。
对待别人的批评，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考虑，看成是对自己的帮助。

五、为人民服务，要苦练过硬的本领。
练出一手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能更多地把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变为现实。
当然，要在业务技术方面精益求精，也离不开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有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会可以去学，不懂可以去钻，学到了本领，也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六、为人民服务，要靠大家。
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每个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认真学习，积极工作，不怕困难；
但是，光这样还不够，必须发动大家一起工作。
“一人红，红一点；
点点红，红一片；
片片红，红满店”。

七、为人民服务，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只有这样，才会把商业工作当做政治工作去做，为了革命做生意，为了革命站柜台，为了革命卖一辈子菜。
要时时刻刻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解放，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

——李素文

栏目：文化园地欧阳海之歌

编者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应当怎样正确地运用这一武器呢？
仔细地读一读小说《欧阳海之歌》中的《正确处理》和《与人为善》两节，会使我们得到生动的答案。

副指导员薛新文工作上是积极的，但是他遇事不认真调查研究，凭印象办事，错误地责备了战士刘延生不说，还主观地把骄傲自满的帽子扣到欧阳海的头上。
如何正确地对待这种不恰当的批评？
又如何正确地向领导提出批评？
这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尖锐斗争，也是党性原则和私心杂念的尖锐斗争。

在这一场复杂的斗争中，欧阳海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高指示，切切实实用在自己的行动中。
他受了委屈，没有丝毫抱怨，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又做到了热情的帮助，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坚持了与人为善的精神。
终于促进了领导的进步，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的团结。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用党性原则和不正确的东西作斗争，和自己斗，和别人斗。
这种斗争，是会碰到困难的。
这个难，就难在你是不是能够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不是能对党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
如果你彻底铲除了私心杂念，你就会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也就会听得进各种批评意见，即使是听到了错误的批评，也能够受得起委屈，经得起摔打；
同时也就会真正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勇敢地、毫无顾忌地批评别人，不犯自由主义，也不致于简单粗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我们应当从欧阳海身上吸取力量，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对党负责，敢于讲话。
我们也应当从薛新文身上吸取教训，努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培养自己的民主作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造思想，做好党的工作。

正确处理

欧阳海来到七班，他象一团火，把七班战士的积极因素全都调动起来了。
在一次战术演习之后，连长关英奎满意地指出全连以七班的动作为最好，值得全连学习；
还特别提到了刘延生的进步。
在受到表扬之后，一些新的矛盾，又出现在欧阳海的面前……

欧阳海掏出小本记下连长的表扬，也记起了曾武军在来信中嘱咐过的话：“听到表扬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还有哪些不足。”
是呵，同志们虽然都有了进步，可是班里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就拿小刘来说，他总是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地对什么都不太在乎。
特别是组织纪律性上还有问题。
欧阳海想：“有了进步就应该对他要求得更严格些，对他来讲，单靠鼓励已经不够了……”
薛新文朝这边走了过来，看见欧阳海正在小本上写什么，问道：

“七班长，写什么呢？”
“没写什么，”欧阳海递过小本说，“无非是班里的一些情况。
今天连长又鼓励了我们，我想……”
“听到了表扬可别晕乎呵！”
薛新文接过小本扫了一眼，“尤其是现在，全连都拿眼睛盯着你们，看你们能不能经受住表扬的考验。
欧阳海，能不能继续前进，可就要看你们这会儿的思想过不过硬了！”
“副指导员，我们保证继续努力！”
“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担心小刘。
你对他要克紧点哩！
要出问题的话，我敢保险，八成就会出在他身上。”
“不会吧。
小刘最近有很大的进步，组织纪律上……”
薛新文打断他的话说：“欧阳海呀，不是我又批评你，你这种思想就容易出问题。
小刘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也挺喜欢他。
可是对他不能随随和和的。
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捅个漏子。
……”
正说着，刘延生满脸泥巴，呼哧呼哧地跑了过来。

“副指导员，你在这儿呀！
害得我好找。”
小刘一扬手，随着一声“缴枪不杀”，飞过来一个圆溜溜的东西。

薛新文赶忙用手接住，一看，原来是个红薯。

“红薯！
这是干吗？”
“给你吃的嘛！
我刚才在水里洗了两遍，保证卫生。”
薛新文把手里的红薯看了又看，眉毛一拧，怀疑地问道：

“小刘，你这红薯是哪儿来的？”
“要吃你就吃，别管哪儿来的。”
“你得先告诉我，哪来的？”
小刘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刚才我打那块红薯地里路过，有……”
“什么？”
薛新文猛地站了起来，“你这个小鬼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
刚才营里还嘱咐，不要踩坏了老乡的庄稼，你可倒好，连人家地里的红薯都给刨来了！”
“你，你……”小刘也楞住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刨人家地里的红薯呵？”
“不用问我就知道，我敢保险！”
薛新文指着不远的一块红薯地说，“刚才我看见你在那儿拱来拱去的，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都怨我，刚才少说了一句话，可你……”
“同志，不了解请况别……”小刘刚想冒炮，欧阳海发觉他的情绪不对，连忙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制止道：

“小刘！”
“他，他……”小刘轻声地嘀咕着，“他冤枉我嘛！”
“瞧！
这小鬼多不虚心。
我不能因为你给了我一个红薯，就连原则也不要了呵。
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我不能不管！”
“我无组织无纪律？
……”小刘说着，眼泪涌了出来，气呼呼地到一边去了。

“欧阳海，你看看，你看看，到底是出事了吧！
我早就提醒过你，对小刘要克紧点，你思想上一直也没引起重视！”
薛新文说，“这个问题可不能再拖了，今天你们抓紧时间开个班务会，好好批评批评他。”
“副指导员，这个会……”
“这个会一定要抓紧，别跟他嘻皮笑脸的！”
薛新文把红薯塞到欧阳海手上，拔腿就走。

“副指导员，你上哪儿去？”
“去检讨嘛！”
薛新文生气地说，“刚才教导员问我，连里有没有损害老乡庄稼的事，我还一个劲地说，我敢保险，咱们三连不会出这样的事……这下连人家的红薯都刨来了，我还不得赶快检讨官僚主义去？”
说完，人已经走远了。

欧阳海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望望手中的红薯，望望站在一边还在生气的小刘，琢磨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刨了老乡的红薯，又当面和代理副指导员顶撞，这当然应该进行严厉的批评。
可是这又不象小刘做的事。
记得小刘曾经说过，他三岁的时候，就从妈妈口里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
一直在革命家庭里生长的孩子，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的优良传统是不能动群众的一针一线吗？
另外，从小刘今天的情绪来看，这件事当中一定有个什么原因。
不然，他不会是这个态度的。
“对！”
欧阳海心里说，“应该相信刘延生同志，一定要把这件事闹清楚以后再处理。”
演习结束以后，小刘还把嘴撅得老高，开晚饭的时候，他也只随便扒了两口就回宿舍去了。
欧阳海想：“小刘的情绪还没转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开会也好，批评也好，都不会起到真正帮助小刘的作用。”
他问小刘，红薯到底是哪儿来的，小刘又撅着嘴不肯讲。
欧阳海和副班长魏武跃合计了一下，决定把班务会往后推一推，自己又跑回到刚才演习的山头上来。

山坡上有好几大片红薯地。
欧阳海本想能够碰着在地里干活的老乡，找他们问问情况。
可是社员们都收工回家去了，地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欧阳海有点作难：情况弄不清楚，怎么帮助小刘呢？

无意间，欧阳海发现田塍上有一个用小棍作成的箭头，顺着箭头望去，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箭头。
他感到有些奇怪，步子也不由自主地沿着箭头指引的方向挪动着，终于在红薯地边上发现了一个用土块压着的小纸包。
欧阳海打开纸包来看，里边包着两毛钱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老乡同志：

练兵本是保国防，慰问红薯不敢当。
留下“光洋”两毛整，革命传统要发扬。
此致

革命敬礼

一个小红军战士

望着纸条上这几笔连飞带舞的字，欧阳海知道是小刘的笔迹。
尽管从纸条上还看不出更详细的情况，但是小刘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为什么不想吃饭的原因都清楚了。
欧阳海揣起纸条和钱，飞快地朝连里跑去。

刘延生还坐在操场边上生闷气，欧阳海来到他跟前。

“小刘，红薯到底是怎么来的？”
刘延生望了望班长没吱声。

“小刘，”欧阳海问道，“你说你今天的态度对不对？”
“我反反复复地想过了，”小刘还是撅着个嘴，“我没啥不对的。”
“那……，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吧？”
“我不听。”
小刘低着头没有动。

“雷锋同志的故事呵！”
欧阳海说。

刘延生抬起头来，望着班长眨了眨眼睛。

“雷锋同志很注意节约，”欧阳海说道，“有一次，他去参加运动会，大热的天，赛完了一个运动项目，又热又渴，很多人都去买汽水喝。
雷锋同志也拿出钱来，准备去买一瓶来解解渴。
正好，这时候供水站送来了开水，他就把钱又收起来，转身走了。

“有个新战士说，雷锋也太小气了，连一瓶汽水都舍不得买。
雷锋一听，把嘴撅得高高的，气得连晚饭也不想吃了……”
“什么什么？”
刘延生觉得奇怪，“不会吧，雷锋同志怎么能这样呢？”
“他觉得冤枉嘛！”
欧阳海还是绷着脸说，“你也知道，雷锋同志为了支援人民公社，把他多年来积攒下的两百块钱都捐献了。
那新战士还说他小气，他能不觉得委屈吗？”
“那也不会！”
刘延生认真地说，“我敢肯定雷锋同志决不会这样！
他会好好向那个同志解释的。
……这段故事一定是你自己编的。”
“对。
这故事的结尾是我编的。
雷锋同志当时是耐心地向那个新同志作了解释，讲了很多为什么要节约的道理。
可是，”欧阳海严肃地说，“副指导员今天批评了你，为什么你把嘴巴一撅就走了呢？
就算有些情况还不够准确，为什么你不好好地向他说明情况，反而气得连饭都不想吃了呢？
你不是说过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吗？”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嘛！”
小刘分辩道，“红薯是老乡慰劳我的。
我不肯要，他们死活非塞给我不可，说练兵太辛苦，给我解解渴；
还说，这是社员的一片心意，你怎么能不要呢！
我没有办法，只好拿了过来。
我要掏钱给他们，他们不肯收，我只好回来了。
走了没几步，我还是觉得不好。
记得我爸爸说过，他们打游击的时候，老乡送来一些吃的东西，也是不肯要钱，他们就悄悄把……”
欧阳海接过来说：“把光洋埋在地里，留个纸条，是吧？”
“是呵！
这有什么错？
我向老红军学习也不对呀？”
“在红薯问题上你是没有错。
可是雷锋同志不买汽水也没错呵。
可别人就不象你这个样子！”
欧阳海说，“你好好想想，你今天对待副指导员的态度对不对？
为这么点小事就生气，就不想吃饭应不应该？
今天连长表扬了你，你应该拿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才对呵！”
小刘低着脑袋没吱声了。

“对待批评，应该领会上级的精神；
有些情况需要说明，就好好地解释。
象你这样做，那还行呵？
我们常说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什么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以雷锋同志作榜样来要求自己了呢？
你想想，雷锋要是处在你今天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对待？
雷锋同志买不买汽水是件很小的事，可是要想把他对待意见的正确态度学到手，还要我们多努力才行呵！”
刘延生惭愧地望了望班长，又点了点头。

与人为善

欧阳海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红薯这件事，刘延生并没有甚么错误，他没有按照代理副指导员薛新文的意见，去开会批评刘延生，使得不了解情况的薛新文对欧阳海产生了新的误会。
薛新文和刘延生谈话的时候，批评了欧阳海，说他对战士姑息迁就，不负责任。
这些话被欧阳海无意中听见了，激起了他内心的思想斗争。

欧阳海这两天在琢磨一个问题。
他把自己到七班以后碰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帮助刘延生同志的一些方式方法问题，都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
想来想去，不明白错在哪里。
他想：“既然代理副指导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必然有他的道理。”
可是，自己又一时找不到答案。

今天中午七班又召开了一次班务会，检查了班里的薄弱环节，找了找和一班、四班的差距。
欧阳海一方面批评了小刘的任性，同时也检讨了平素对他的帮助不够，要求不严。
这些，小刘都接受了，也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
可是当会后欧阳海个别向小刘提意见，说他那天晚上不该和代理副指导员当面顶撞的时候，没想到小刘火了。

“班长，你这么来处理问题可缺乏点原则性。”
小刘说着站了起来，“我们那叫争论问题，不能算是顶撞。”
“争论问题？”
“当然哪！
同一个红薯问题，两种处理方法，得到两种结果。
你说，我们不该弄清楚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吗？”
“领导上批评批评也没错嘛，领会上级的精神就对了。”
“不！
精神要领会，问题也要弄清楚。”
小刘说。

“作为我们来说，不应该强调领导上的方式方法。
再说，你那样去争论也解决不了问题，弄得不好不会影响团结。”
欧阳海说，“小刘，找个机会你去代理副指导员那儿解释解释。”
“我没得可解释的！”
刘延生委屈地说，“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去争论争论也是应该的。
他处理红薯问题就是不对嘛，我解释啥？
……要解释你去解释。
以后，我再也不提意见，再也不争论问题了。”
“小刘，你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班长，你这个批评我更不能接受。
怎么叫‘与人为善’？
他工作上有缺点，你不让我提意见；
他还没察觉自己的问题，你不让我争论；
问题没闹清楚，你还让我去解释；
我坚持原则不去，就不是‘与人为善’！？

……班长，你这道理说服不了我！”
刘延生气得眼圈红红的跑了。
跑不几步，他又转回来说，“你明知道他不对，还不去提意见，我看你才不是‘与人为善’哩。
你这叫自由主义！”
正是和小刘的这段谈话，正是“与人为善”和“自由主义”这几个字，使得欧阳海又琢磨起问题来：“自己不计较领导上的批评，这是对的。
但是这能叫做‘与人为善’吗？
不宣扬自己的长处，也是对的；
但是看见别人的不足也不具体地指出来，这不正是自由主义吗！”
刘延生的那儿句话给了欧阳海很大的震动。
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不能处处事事按照主席的教导去做。
他想起第一次学习《反对自由主义》时，只记住了一个不要背后乱说，以为不背后乱说就是没有自由主义了。
其实这种理解该多么肤浅呵！
他心里说：“主席号召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要我们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原则放在第一位。
没有很高的党性修养，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欧阳海决心再从头认真地学学主席的这篇文章。
他坐在操场边上捧着《反对自由主义》一遍一遍地念着。
念完了，他觉得主席举出的那十一种，好象都没有具体地涉及到如何对待上级同志的缺点；
可是合上书本想想，又觉得书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针对自己解不开的问题说的。
毛主席一开头就说：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毛主席的指示该有多么具体呵！
自己是个党员，薛新文同志也是党员，为什么不能从党员对党员的角度，来谈谈彼此的意见，相互争论争论呢？
《反对自由主义》中“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一段话，好象正是批评我的。
欧阳海感叹地说：

“小刘真是又单纯，又真挚。
到底是延安生的，从小就在革命家庭的培育下，养成了耿直、实事求是、有错就改的好品质。
他的是非异常分明，怎么认识就怎么去做。
看见上级有某些不足，他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心事，不争论，不斗争他就坐不住。
这才是真正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相反，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过于犹豫了。
这是思想水平不高的反映，也是农民意识、个人主义还没有彻底断根的一种表现——应该这样来认识自己。”
欧阳海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代理副指导员把自己的全部意见都谈出来。

星期六晚饭后，同志们都上俱乐部准备文娱晚会的节目去了，欧阳海抽空来找薛新文。
一进门，看见他正在和一个新战士谈心，欧阳海又赶忙退了出来。

“七班长，有什么事吗？
进来坐嘛！”
薛新文说，“我也正有事要找你哩！”
“我……我等会儿再来吧。”
欧阳海说。

“进来坐嘛，我们这就完了。”
欧阳海走进房去，看见九班的一个新战士在场，心里想：当着一个新同志的面给代理副指导员提意见影响不好。
他说道：

“副指导员，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好嘛！”
薛新文说着转身告诉那个新战士，“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以后午休的时候，一定给我好好躺着，可不许乱跑了，呵？”
“是。”
新战士敬完礼就走了。

薛新文给欧阳海倒了一杯水，让他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心里揣度着欧阳海的来意：大概是前天晚上批评了他之后，来检查他们的骄傲情绪来了。
到底是立过多次功的老同志，醒悟得就是快。
他见欧阳海还没吱声，问道：

“拉这么长的过门干什么？
有事快说嘛！”
欧阳海想了想才说：“还是关于小刘刨红薯的那件事。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是一个支部的，我想从一个党员的角度来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这还有啥可谈的？”
“我觉得这里边反映了几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我越琢磨越觉得非谈不可。”
薛新文一听这个话头，有点吃惊。
他说：

“哟！
……那你就说吧。
我也认真听一听。”
欧阳海把前天晚上熄灯以后来找小刘时偶尔听到的那些话，以及事后小刘介绍的一些情况都谈了，说道：

“我把这些事都归纳到两个问题上来：一个是如何开展正确的批评；
一个是如何进行自我批评。
我觉得你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缺点。
在批评上，你比较主观，不注意调查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
可是你对小刘的两次批评都过于主观了些。”
“不就这一次嘛！”
薛新文说。

“头一次，他拿香火是为了晚上练投弹，这是他苦心琢磨出来的一个窍门。
你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他出洋相；
第二次的红薯问题也是这样。
公社的同志看他小，练兵练得满头大汗，送了两个小红薯给他。
他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
为了挽回影响，他学习老红军，把钱悄悄埋在那块地里。
他这么做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你又批评他违犯了群众纪律。
本来，这些事稍微作点调查研究就能弄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你呢，急着忙着把他批评哭了不说，自己还跑到教导员那里责怪自己管教不严，作了个不必要的检讨。
这两次批评动机虽然是好的，但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效果却恰恰相反，达不到帮助同志的目的。”
“唉！
工作忙，人手少，总不能次次都去调查研究完了才……”
“不。
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欧阳海接着说，“你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在自我批评上，我觉得你又不够虚心。
前天晚上你找小刘谈话的时候，他把你批评不准确的毛病指出来了。
我认为这很难得：一个入伍不到三个月的新战士，敢于破除情面给你提意见，正是出于爱护首长、关心首长。
我们应该先考虑意见对不对。
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
对待战士的意见，怎么能当场就顶回去呢？”
“我是觉得他那种要求本身就不对头。
——反正咱们俩是谈问题。
不同意的都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薛新文说，“一个战士能光强调领导上的方式方法吗？”
“小刘的要求并不过分嘛！
他要你多调查研究，这是对的。
你说他碰不得挨不得，实际上是你自己不准他碰，不准他挨。
毛主席说：‘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有一家老乡给我们的一位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
毛主席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说那个老乡很有觉悟，说老百姓敢给‘长官’提意见是天大的好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是这样来评价提意见的人的。
我们自己怎么能一听到意见，就责怪提意见的人太娇气了呢！
我觉得这正说明你太娇气了！”
欧阳海的这个故事和这段分析，使薛新文有点受不了。
他心里虽然佩服这个小班长，觉得他的分析无懈可击；
但是自己又一时拉不下脸子把这些意见全部接受过去。
为了平静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倒了一杯水慢慢地喝着，停了一会儿才问道：

“你还有吗？”
“还有。
我觉得你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不管是主观武断也好，不管是不够虚心也好，都是因为过于自信才造成的。
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遇到情况就会轻易地作出结论；
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听到相反的意见就容易不冷静。
这种自信再加上对战士的积极因素估计不足，恐怕就是你既不注意调查研究，又听不进群众的意见的主要原因。”
薛新文参军六七年了，由于比较能干，又能吃苦，总是听表扬的时候多，听批评的时候少。
尽管由于工作方法不够细致，碰过一些钉子，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今天，欧阳海作为一个战士，为了帮助领导做好工作，竟能这么细致认真地给他提意见，并且谈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合情合理，这使他很受感动。
可是这些意见又同时使他有些担心：一个战士这么爱谈理论问题，是不是有些自负呢？
哪怕有一点自负的因素在内，作为一个干部、一个比他参军早两天的同志，难道能够把这个担心埋在肚里吗？
不能！
不谈是不负责任的。
应该及早地提醒他才对呵！

“你谈完了吗？”
薛新文问道。

“就这些了。”
欧阳海说，“你参军比我早，受党的教育比我多，我分析的不一定对。
上级号召我们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它来看待问题。
我文化浅，理解得不深不透，学的也太少，恐怕有很多地方引用错了，最好你自己再学学。
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对主观主义的危害谈得很深刻。
支部几次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交流会，你都因为忙着一些劳动活儿没有参加上。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损失。
支部书记关英奎同志工作也很忙，可他每次都从头至尾地参加了。
……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还是只供你参考吧。”
薛新文见欧阳海不说话了，低着头踱到一边去。

欧阳海望着他的背影，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提意见。
他埋怨自己道：“应该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要是自己能早一点按照主席的教导来做，那该有多好呵！”
这时，他好象卸掉了一个思想上的包袱，感到周身轻快。
他亲切地望着薛新文，等待他的回答。

（这是第八章《新的考验》中的两节。
本报在选载时作了删节）

作者：毛泽东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反对自由主义》

作者：辰生
栏目：文化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