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副总理在拉合尔市民欢迎刘主席的招待会上重申
中国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维护民族独立
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克什米尔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一定会胜利
刘主席出席拉合尔的市民招待会和巴中友协午宴
新华社拉合尔29日电29日下午在这里举行市民招待会，欢迎刘少奇主席。
会上，陈毅副总理在一片欢呼声中讲话，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可动摇的。
有五千人参加了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在拉合尔近郊的夏利马尔公园举行的这一招待会。
去年这个地方曾经受到印度侵略者的威胁，但是英勇的巴基斯坦军民终于击退了侵略者。
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在西巴基斯坦省督马利克·阿密尔
·穆罕默德·汗和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的陪同下到达公园的时候，屋顶上响起了嘹亮的号角声，数百名女学生把玫瑰花瓣撒在铺着红地毯的路上。
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侯赛因在招待会上致欢迎词。
他说：
“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拉合尔人民对你这次访问所感到的极其愉快的心情。
拉合尔人民对我们的中国兄弟和他们的伟大诚恳的领袖们的热爱，是很难找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达的，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话。”
他说：
“巴基斯坦人民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人民自决权利的支持，这种权利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都保证要给予他们的。”
他说：
“今天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着对你的热爱来欢迎你的时候，我们也引以自豪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为他们人民的繁荣、光荣和伟大而作出的牺牲构成了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不倦的努力和你们的崇高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青年以新的热忱向繁荣的道路上前进。”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全文见第2版）中说，拉合尔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他说：
“去年巴基斯坦人民奋起抵抗印度武装侵略的时候，拉合尔人民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你们在强敌侵犯的情况下，奋勇抗战，不怕牺牲，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为巴基斯坦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巴基斯坦人民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终于击退了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主权。
你们的胜利表明，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拉合尔人民和全体巴基斯坦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陈毅副总理指出：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克什米尔印占区人民不愿意再忍受残酷的统治，掀起了英勇的斗争。
这是理所当然的。
印度一天不停止压迫，克什米尔人民就一天不会停止反抗。
正如阿尤布·汗总统所指出的，‘除非克什米尔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印巴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
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克什米尔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正义斗争，是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陈毅副总理强调指出：
“支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抗印度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他又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支持。
他说，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这种友谊是真诚无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一再为雷鸣般的掌声和响彻云霄的
“中巴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讲话后，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和中国客人相互赠送了礼物。
许多人挤到讲台附近，去亲眼看看中国国家领导人。
刘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站起来向他们挥手致意。
美丽的夏利马尔公园今天披上了节日盛装。
公园大门上面用电灯组成的中文和乌尔都文标语“中巴友谊万岁”大放光彩。
当中国客人的车队往返公园时，数以万计的群众密密层层地站在马路两旁向他们热情欢呼和招手。
出席市民招待会的有国民议会副议长埃拉希、西巴基斯坦省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安瓦尔、西巴基斯坦省政府的部长以及当地各界知名人士。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也出席了市民招待会。
新华社拉合尔29日电西巴基斯坦省首府拉合尔的巴基斯坦—中国友好协会29日下午在这里举行盛大午宴，招待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出席了午宴。
当刘少奇主席走进宴会厅时，全场热烈欢呼鼓掌。
宴会厅内悬挂着用中文和巴基斯坦文字写的巨大横幅，上面写着：
“巴中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巴中友谊比原子弹还强大！”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支持我们反对印度侵略！”
拉合尔巴基斯坦—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贾·阿·夏纳瓦兹夫人在午宴前讲话说，巴中两国人民之间在古时就有联系，只是由于帝国主义来到亚洲，这种联系才中断了。
她说：
“近年来这种联系的恢复不仅使古时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是对在亚非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
她说：
“我们两国在过去几年中重建的亲切关系，大大有助于加强友谊。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人们必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去年09月，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发现了这个真理。
当离我们今天所在地十二英里的地方响起隆隆的枪炮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擦亮了，我们心里鲜明地分清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谁是空谈友谊的人。
我们决不会忘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友谊，在这场战火中结成的联系是永恒不变的。”
夏纳瓦兹夫人指出：
“去年对我们发动的战争现在已经结束。
但是，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伟大斗争还没有结束。”
她接着说：
“在反对亚非人民的活动中，侵略势力是用多种语言讲话的。
对我们，他们使用非暴力的甜言蜜语；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他们用和平的名义讲话，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只相信使用武力。”
她说：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取得自决权利之前，反对这些反动势力的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不论他们是在克什米尔，或在罗得西亚，或者是在越南。
直到那时，巴基斯坦人民不会放下武器，他们决不会在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方面进行妥协。
在这方面，我们同亚洲的朋友们和弟兄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说：
“中巴两国人民都非常珍视中巴友好，并且为这种崇高友谊的不断增长而感到高兴。
但是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害怕我们之间的友谊，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
他说：
“中国人民也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我们同巴基斯坦人民一样，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只有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才能解决。
我们深信：
中巴友好关系通过双方努力，将会继续发展。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陈毅副总理还说：
“拉合尔巴中友好协会为巩固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说：
“你们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
我深信，你们所作的努力，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陈毅副总理最后表示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午宴上，宾主们互相畅叙友谊。
乐队高奏中国和巴基斯坦民族音乐。
午宴自始至终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出席了午宴。
出席午宴的五百多位客人中还有：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西巴基斯坦省省督马利克·阿密尔·穆罕默德·汗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为革命开车驾船、修桥筑路、装卸搬运
交通战线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榜样
交通部召开学习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
据新华社28日讯全国交通系统涌现了一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树立了为革命开车驾船、为革命修桥筑路、为革命装卸搬运、为革命干一切工作的思想，在各自不同的平凡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长江航运公司奉节航道段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地以张思德和白求恩两面镜子，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两把尺子，教育和鞭策自己，在川江三峡天险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航道上，成年累月坚持同洪水、暗礁、急风暴雨作斗争，全心全意为行船服务，全段做到了灯光明亮、标志鲜明。
为了掌握川江的自然规律，他们不避艰难险阻，摸水性，斗礁石，测风情，终于取得了管好航道的主动权，连续三年确保了行船安全，成为全国航道工作标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三○八筑路队，战斗在终年积雪、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
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千年不化的冰冻地带和悬崖峭壁上修通了公路，初步改变了以往高原公路通不过、联不上的局面，为祖国边疆建设作出很大贡献。
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在“彻底”和“完全”四个字上狠下功夫，把交通服务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
上海轮船公司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他处处为旅客着想，热情为旅客服务，不嫌脏、不怕累，不论是抱孩子、洗尿布、挑行李，还是照料生病的旅客，凡是旅客需要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都自觉愉快地做，真正成为一名人民勤务员，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受到旅客们的赞扬。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职工，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
他们处处以阶级利益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广东粤河驳船驾长刘源富和四川嘉陵江木船船工罗洪元，在运输过程中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和落水的人们，曾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同激流漩涡搏斗。
几年来，罗洪元带领群众抢救国家粮食、钢铁等物资总值达五十多万元。
刘源富先后从水中救起二十多人。
我国援助也门公路专家组修理工李文杰，最近在也门一次火灾事故中，不畏烈火烧身，抢救轧石机而光荣负伤，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国际主义精神。
广州海运局南海一五五轮全体船员，是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
他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因而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一五五轮职工担负我国和越南、柬埔寨之间的运输任务。
他们每一次航行，都面临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不是敌机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就是敌舰在前面阻拦，但是全体船员个个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挑衅，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被人们誉为交通战线上的“海上硬骨头”。
最近，交通部在北京召开了交通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交通部认为他们给交通系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树立了榜样，号召全国交通系统职工向他们学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刘主席向真纳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卡拉奇30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30日下午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的陪同下，在这里访谒了巴基斯坦第1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
刘少奇主席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前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献给真纳先生”。
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一同前往谒墓。
前往谒墓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成千上万的人民站在通往陵墓的公路两旁向刘少奇主席热烈欢呼和鼓掌。

刘主席在数十万人欢呼声中到卡拉奇
巴基斯坦政府和当地高级官员、各界知名人士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卡拉奇30日电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的陪同下，30日中午乘专机从拉合尔到达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
几十万市民站在街道两旁，挥动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旗，奏起音乐和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
在卡拉奇机场上欢迎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的有，巴基斯坦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哈桑、巴基斯坦海军总司令阿·勒·汗海军中将、当地政府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
数以千计的欢迎群众聚集在机场的大阳台上和广场上。
当刘少奇主席向他们挥手的时候，他们纷纷向中国客人撒玫瑰花瓣。
他们发出的“欢迎刘少奇主席！”
“欢迎陈毅副总理！”
“巴中友谊万岁！”
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在卡拉奇的街道上，竖立着刘少奇主席的巨幅画象和中巴两国国旗。
悬挂在街道上的横幅，上面用大字的中文和乌尔都文写着：
“欢迎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的领导人”、“人民中国万岁”、“巴中友谊万岁”和“亚非团结万岁”。
当车队经过的时候，胸前挂有刘少奇主席肖象的徽章的姑娘们向中国客人挥手致意。
穿着制服的童子军吹起了号角。
一些欢迎者高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巴基斯坦人民决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巴基斯坦学生反对美国侵略”，“支持越南自由战士的斗争”。
刘少奇主席和随行人员30日离开拉合尔时，受到热烈的欢送。
西巴基斯坦省督马利克·阿密尔·穆罕默德·汗和西巴基斯坦省政府各部部长以及数以千计的当地人民到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
排列在街道两旁的密密层层的群众欢呼口号，并向中国客人说“再见”。
在离开拉合尔以前，刘少奇主席在他们居住的西巴基斯坦省督府的花园内种了一棵芒果树，陈毅副总理也在那里种了一棵白果树。
他们还参观了一个农产品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显示出巴基斯坦最近几年在推广新品种和改良种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同中国领导人一起从拉合尔到达卡拉奇的有：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附图片）
右图：
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在拉合尔近郊的夏利马尔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欢迎刘少奇主席。
图为刘少奇主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摄
（传真照片）

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事
今天本报发表了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见第4、五版），接着还要陆续刊登牡丹江市创办青少年之家的经验，长春市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少年导向农村的经验。
这三个城市的具体做法各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突出政治，从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出发，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出发，来认识和解决管好教好城市未升学青少年的问题。
这三个市实行全党动手，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办法，把未升学的和暂时还不具备就业条件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
这就能够培养这一部分城市青少年成为革命的新一代，为他们将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是革命的希望。
我们党和国家向来是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是一贯重视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工作的。
新中国建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教育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
近几年来，在城乡积极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举办了大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
还举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这就使青少年有了更多的入学读书的机会。
但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对文化要求的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仍然不能满足全部青少年入学读书的要求。
在未升学的青少年中，大部分年龄较小，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生产劳动的技能，还不能参加生产劳动。
在人口相当集中的大中小城市，对于这一部分青少年入学读书、也就是对他们管理教育的问题，应当而且可以早些解决。
把城市青少年全部组织起来，管好教好，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事，是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的大事。
这是贯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场严重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的青少年是在激烈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成长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在争夺青少年。
无产阶级以最大的热情关怀和教育他们，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习惯势力也在竭力影响他们。
帝国主义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
我们的青少年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也可能走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个斗争的结局，关系到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革命红旗是不是永不变颜色的问题。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反动的东西对青少年施加影响，企图在我们后代身上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
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
因为对这些青少年缺乏有组织的管理和教育，就使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有更多的机会对他们施加影响。
事实证明，这些青少年，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本质是好的，有革命上进心；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管理教育得法，就可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
到农村去，可以成为好农民；
到工厂去，可以成为好工人；
到商店去，可以成为好店员；
到部队去，可以成为好战士。
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对他们进行引诱、腐蚀和麻醉，把他们引入歧途，变成社会上的消极的因素。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政治任务。
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市的初步经验说明，要管好教好这些青少年，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办学方向。
我们积极地为这些城市青少年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他们的升学问题，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的高度，对我们的革命后代全面负责的问题。
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培养青少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教育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要对他们经常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学好了又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学校怎样办，教什么，怎样教等等问题，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思想。
我们要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就要通过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去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女，也教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少年，真正把这一部分青少年争取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一方面来。
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城市的情况还说明，要办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必然要经过一系列尖锐的思想斗争。
要坚决地、不断地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要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要让学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
要反对片面强调学习文化、业务和片面追求升学。
要打破旧框框，反对所谓“正规化”、“一律化”等错误的指导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针对青少年的不同情况和客观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把青少年统统管好教好。
我们坚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办好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把青少年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一代。
事实证明，凡是坚决这样做了的，就能收到显著的效果。
牡丹江市青少年之家，在创办初期，曾经一度只是满足青少年的升学愿望，大抓补习文化，或者只注意安排就业，结果仍然有人发怨言，挑肥拣瘦，拈轻怕重。
后来，他们突出了政治，狠抓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就使青少年有了正确的方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有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应当记取的。
管理教育这些青少年的学校和教育单位的办学方针，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农村培养劳动后备力量。
这类学校和教育单位的一切管理和教育工作，都应该根据面向农村的要求进行安排。
青少年上山下乡之后，农村的各级党、团组织和社、队干部，要热情地关怀他们的成长，妥善地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教育；
城市的有关单位仍然要作为他们的后方，继续关心他们，支援他们，对他们负责到底。
应该看到，把城市中未升学的青少年统统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并且有计划地把他们输送到农村，这不仅是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大事，而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教育青少年一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
把城市未升学的青少年统统组织起来，管好教好，并且安排好就业，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
这项工作，涉及教育、劳动、计划、工业、农业、共青团、妇联、街道组织等有关部门。
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管，群众团体和学校也应该管。
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积极协作，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把这项工作办好。
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市对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所以做得好，关键就在于当地党委亲自抓了这件事，并且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这项工作，相信一定有不少很好的经验，希望加以总结提高，创造出更好的经验。
全国所有的城市一定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切实把青少年管好教好，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体现人民友谊的花朵
——欢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访华演出
周巍峙
当着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几十万巴基斯坦群众用美丽的鲜花，兴奋的笑脸，响亮的掌声，动人的民间歌舞和“中巴人民友好万岁”的口号声热烈欢迎我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同志时，巴基斯坦的艺术家们也来到中国进行访问演出，带来了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情和不断加强友好往来的强烈愿望。
我们首都的艺术工作者热忱地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巴基斯坦的友谊使者，文化使者。
特别对我这个在1964年到过巴基斯坦的艺术工作者来说，能在1965年、1966年接连看到巴基斯坦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更感到亲切，对他们在中国首都进行的成功演出感到十分兴奋。
中国与巴基斯坦在一两千年以前，就有着传统友谊，古代的“丝绸之路”就从拉合尔的北部经过，我们两国之间学术文化的交流更是频繁。
这种传统友谊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中国、巴基斯坦和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在一百多年以来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样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都有加强亚非国家团结，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抗拒外来干涉，维护民族尊严，坚持独立自主道路的强烈要求，也都有着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抵御西方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的迫切任务。
特别是当前，在反对当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就更加重要了。
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的节目表现反抗外来侵略，表现保卫祖国决心的歌和舞占了比较突出的位置。
这说明巴基斯坦人民和艺术家们热爱祖国、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
他们演出的舞蹈“种靛青的农民”就描写了在两百年前，在孟加拉一个村落里（它在现在的东巴）的农民斗争。
在这个村落里，人民生活得平静而愉快，雨季的云彩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农民们兴奋地播上了稻种，男女农民在一起欣喜地劳动着。
但是穿着靛青颜色的燕尾服的帝国主义者来了，侵略者拿着鞭子鞭打他们，强迫他们种植靛青，不让种稻米。
这样，殖民者可以得到暴利，而农民们则面临着饥饿。
那里有压迫，有剥削，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农民们起来暴动了，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的农场主。
这个舞表现了勤劳勇敢的巴基斯坦人民的革命传统。
巴基斯坦西北地区民间乐器“沙林达”独奏，演奏了一首在人民中非常流行的歌颂巴逊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反对侵略的乐曲。
它的粗犷有力的旋律，表现了山区人民的朴质健壮的性格，乐曲有抑有扬，象叙述着壮烈的故事。
它把我们引到古老的战斗的年代里去，从那刚毅的琴弦上演奏出来的那种深邃的斗争感情，使人念念不忘。
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战士生活的舞蹈还有一些，如“边境部族的节日”、“喇叭之声”等。
巴基斯坦艺术家还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也表现了两国人民之间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
这种心情在他们演唱的中国歌曲当中有很鲜明的表现。
他们两位女歌唱家唱了《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和《南泥湾》等三首中国歌曲。
他们唱得那么亲切，富有感染力，使观众们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欢笑起来。
外国女歌唱家独唱《团结就是力量》，我还是第1次听到。
她唱时感情很健壮，节奏很清楚，也使人不自觉地按着歌曲的节奏轻轻地打起拍子来。
她们唱完后都受到观众的欢迎，不得不在热烈的鼓掌声中再重唱一次。
表现劳动是巴基斯坦民间舞蹈的特长，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表演的“快乐的渔夫”，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无论男女演员在演劳动动作时，既好看，又那么明确和富有民族特色。
如撒网、收网、捕鱼、扛鱼等等舞蹈动作，并不复杂，有时仅一、二个典型动作就交代清楚了。
音乐伴奏也配合得好，他们表现农民劳动时也同样具有准确性和感染力。
巴基斯坦古典舞蹈如卡塔克（踢跶舞）是具有高度的技术和丰富的表现力的，节奏变化多，动作快，身躯抖动时，十分均匀，舞姿更是多种多样，有丰富的表现力。
有些集体性的舞蹈如“新加色舞”，三人的动作都很准确，看起来非常整齐，象一个人在表演。
如果没有平常的刻苦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好的。
其它有些舞蹈也都富有民族色彩，表现各种生活情景和人物感情也都各有其特点。
孔雀舞更显示了特殊的风趣。
巴基斯坦的民间歌曲和器乐演奏是非常动人的。
中国观众对这些音乐节目也特别欣赏。
这里有些曲子也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如《渔民歌》就描绘了东巴渔民在宽广交叉的河流上从早到晚边捕鱼边歌唱的情景。
东巴民歌《马车之歌》也是歌声悠扬，笛声迷人。
“阿尔里柴”的独奏声，对我是这样的熟悉，使我想起在1964年我们访问巴基斯坦时，我在海德拉巴听过的“阿尔里柴”的动人笛声；
使我回想起许多美丽的巴基斯坦城市、农村、河流、山地和在那儿生活着、劳动着、斗争着的一亿巴基斯坦勤劳勇敢的人民；
还使我想起1964年我们中国艺术工作者在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卡拉奇、海德拉巴、达卡等地演出时，热情的观众们给予我们的很大鼓舞的情景。
而巴基斯坦政府和艺术团体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巴基斯坦人民对我们的诚挚情谊，更使我们至今难忘。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而且这种友谊随着时代的前进还会不断加深的。
巴基斯坦艺术家在两年中接连访华两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请巴基斯坦艺术家朋友们把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带给巴基斯坦人民，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附图片）
苗地速写

刘主席在拉合尔看文艺表演
新华社拉合尔29日电刘少奇主席和夫人29日晚上在西巴基斯坦省督马利克·阿密尔·穆罕默德·汗、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的陪同下，在这里观看了文艺表演。
这次表演是在旁遮普大学礼堂举行的，第1个节目是以中国著名革命歌曲《生产大合唱》的调子演唱的颂扬中巴两国友谊的大合唱，这个节目博得了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其他的节目包括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各种民间歌舞。
这次表演是由西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吴拉姆·纳比·梅蒙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刘主席的一部分随行人员也观看了这次表演。
观看表演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高级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我共青团代表团返京
新华社30日讯 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道义率领的中国共青团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共青团第8次代表大会后，今天回到北京。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等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贝特勒斯库。

日中友协青年妇女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30日讯由新日本妇女会东京都千代田区分会副会长杉田日出子率领的日中友协青年妇女代表团一行十八人，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蕴玉等。

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到京
新华社30日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一行四十八人，在团长坎马·富贡率领下，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是应中国老挝友协邀请来中国访问演出的，这是他们第2次来我国访问演出。
到车站迎接老挝朋友的，有中老友协会长连贯，对外文协副会长任映仑，以及首都文艺界人士王元方、丁波、周巍峙、李椽等。
在北京的老挝贵宁·奔舍那夫人到车站迎接。
今天车站上锣鼓喧天，首都文艺工作者吹奏起欢快的中国民间曲调，欢迎和感谢老挝艺术家再一次带来老挝人民的战斗友情。

肯尼亚参院竟通过反华动议蓄意破坏两国关系
我驻肯大使馆向肯政府提出抗议
肯政府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新华社30日讯肯尼亚参议院03月01日通过了一个反华动议，恶毒地攻击中国领导人，破坏中、肯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问非洲时，针对非洲人民高涨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曾在讲话中提到非洲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煽动反华，对周恩来总理这一讲话任意歪曲，在一些非洲国家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在这以后，肯尼亚的一些英文报刊，甚至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官员也不止一次地对这一讲话进行了恶意的攻击。
肯尼亚参议院通过的这个动议竟然不顾事实，粗暴地把周恩来总理这一讲话说成是“破坏性的讲话”，甚至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自从那次讲话以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中确实发生了若干起政变、危机和暗杀事件”。
这一动议分明是在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03月17日就这一反华动议向肯尼亚政府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
照会严正指出，这一动议硬把帝国主义最近在非洲策划的一系列反动政变、暗杀等等事件，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联系在一起，这只能被认为是毒化两国正常关系的一个蓄谋。
照会还指出，由此动议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肯尼亚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肯尼亚当局要把中肯关系引向何处？
本报评论员
最近，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正对非洲人民进行猖狂反扑，到处兴风作浪，妄图阻挡非洲历史的前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尼亚参议院在03月01日通过了一个旨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议。
肯尼亚参议院的这一动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国政府一向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
当然，既然要反华，总得找个借口。
肯尼亚的某些人就抓住了周恩来总理访非时谈到的“非洲革命大好形势”这句话大作文章，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
人所共知，周恩来总理讲的“非洲革命大好形势”，是指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族革命而言。
觉醒了的非洲各国人民要求彻底摧毁殖民统治，彻底肃清殖民势力，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要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总理对非洲形势所作的结论，完全符合非洲的现实。
然而，肯尼亚的某一些人，却对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肆意进行歪曲，并且硬把一些非洲国家发生的军事政变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扯在一起。
但是，谁都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猖狂的反扑。
最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发生的一系列反动军事政变，大多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所策动的。
肯尼亚当局企图把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干的勾当，推到中国的头上，这是既荒唐，又可笑的。
中国人民同肯尼亚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把这看作它们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巨大障碍。
它们猖狂地煽动非洲国家反华，它们挑拨离间，企图破坏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关系。
对周恩来总理讲的“非洲革命大好形势”这句话，首先发起攻击的，是帝国主义。
现在，肯尼亚参议院重弹这种老调，甚至正式通过诬蔑中国的动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适应谁的需要呢？
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中国政府为促进中、肯两国的友好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维护和发展中、肯友谊，有赖于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
肯尼亚参议院通过的反华动议，不能不被认为是肯尼亚方面蓄意恶化和破坏中、肯两国正常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
我们希望肯尼亚政府以两国友谊为重，切实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否则，正如我国致肯尼亚照会所指出的，“由此动议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肯尼亚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陈毅副总理在拉合尔市民招待会上讲话
中巴人民深厚的战斗友谊经得起考验
拉合尔欢迎盛况激动人心体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挚友谊
新华社拉合尔29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29日在拉合尔市民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省督阁下，尊敬的布托部长阁下，尊敬的乔杜里·穆罕默德·侯赛因副主席阁下，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这次到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
昨天，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千千万万的拉合尔人民热情洋溢地欢迎我们。
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现在，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又为我们举行了这样亲切友好的招待会，使我们有机会同拉合尔各界人士会见。
我代表刘少奇主席和我的同事们，向全体拉合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拉合尔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古城。
我们在这里参观了精美的建筑，欣赏了著名的古迹。
巴基斯坦人民的天才、智慧和光辉的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拉合尔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去年巴基斯坦人民奋起抵抗印度武装侵略的时候，拉合尔人民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你们在强敌侵犯的情况下，奋勇抗战，不怕牺牲，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为巴基斯坦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巴基斯坦人民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终于击退了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主权。
你们的胜利表明，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拉合尔人民和全体巴基斯坦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
我们这一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可动摇的。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克什米尔印占区人民不愿意再忍受残酷的统治，掀起了英勇的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
印度一天不停止压迫，克什米尔人民就一天不会停止反抗。
正如阿尤布·汗总统所指出的，“除非克什米尔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印巴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
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克什米尔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正义斗争，是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这种友谊是在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真诚无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支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抗印度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给予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多的支持。
你们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国际讲坛上驳斥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各种诬蔑。
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曾记得，1964年我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你们这座英雄城市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坚实的基础，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两年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愿我们两国人民在今后的斗争中继续互相支持，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发展、更加巩固。
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附图片）
03月29日，西巴基斯坦省首府拉合尔的巴基斯坦—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盛大午宴，招待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出席了午宴。
图为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讲话。
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不合身材的外衣
一贯积极复活军国主义并且公开进行复仇主义叫嚣的西德政府，最近忽然向许多国家散发了一份所谓“和平照会”，大谈什么“全面裁军”、“保证欧洲和平”，要向世界描绘一幅西德“和平政策的图景”。
这是西德军国主义势力为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全球战略，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一个阴谋。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到亚洲。
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欧洲执行步步退让的绥靖主义政策，在这方面给美国帮了大忙。
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放松它在西欧的侵略部署，不过是要更加倚重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罢了。
特别是由于法国要拆散北大西洋集团，西德在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而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则认为这是它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
这就是波恩政府这一次采取的外交行动的背景。
从华盛顿和波恩看来，由西德政府装出一副“和平”姿态，以掩人耳目，是大有必要的。
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进一步复活西德军国主义，同时也有利于美苏之间做成所谓“防止核扩散”一类的政治交易。
因此，如果以为美国已经改变扶植西德复仇主义势力的政策，欧洲的局势有了真正的缓和，那真是活见鬼。
但是，西德政府披上这样一件“和平”外衣不是太不合身材了吗？
谁都知道，在美国扶植下已经复活起来的西德军国主义势力，一直就想要走复仇主义道路。
波恩政府的“和平照会”中虽然讲了许多动听的“和平”字句，但也隐藏不了它的狐狸尾巴。
这个照会重申西德政府的一贯立场：
要恢复1937年希特勒德国的边界，要实现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重新统一”，要通过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集团取得核武器。
所有这些难道就能够说是什么“和平政策的图景”吗？
波恩当局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得很。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30日讯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今天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展出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有近四百件，分“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专政”、“浴血战斗”、“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原则永存”五部分。
展出的前言中有马克思的语录：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受人敬仰。
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展出的文物资料，是英国朋友斯·哥·霍金斯夫妇收藏的。
霍金斯的父亲曾给他遗留下一批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收集。
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霍金斯夫妇曾数次到过巴黎。
展览会上陈列的一幅幅绘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绘画的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歌颂了巴黎无产者在1871年03月18日起义以后，同法国卖国政府首脑梯也尔的军队，浴血奋战的情景，以及起义战士高举武器，欢呼人类历史上第1个无产阶级政权宣告成立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展览会上还陈列着写有“公社共和国”字样的铜质徽章，公社成立后铸造的银币，公社社员使用的战刀，国民自卫军一个连队的账本，以及报道公社各项活动的报刊等。
巴黎公社成立后，发布了一系列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法令。
这里展出的就有关于成立国民自卫军、改善面包房工人工作条件、废除高工薪以及关于宗教和国家分离等法令。
这里还陈列着“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回答凡尔赛匪徒玩弄“和谈”阴谋所发表的声明。
声明中说：
“不，巴黎的劳动妇女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
在今天，媾和就是背叛！”
一些绘画和图片还记下了公社战士在公社存在的最后一周，同凡尔赛匪徒进行殊死战斗的英雄事迹。
会上展出了有名的“公社社员墙”图片，当年在这堵墙下，最后的一批公社战士进行了坚决抵抗，全部壮烈牺牲。
人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的象片。
这位女英雄在公社失败后，昂首对着法庭上的法官说：
“……我因参加创立公社而感到自豪。
假如你们留下我这条命，我决不停止呼吁报仇，假如你们不是胆小鬼，那就杀死我吧！”
所有这些展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从这里看到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始终充满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这是马克思在九十五年前的伟大预言。
展览厅内陈列着马克思1871年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发言记录的复制品，这个记录中就写下了马克思的上述名言。
人们在这里还看到了《国际歌》谱曲手稿复制品，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战士祝贺巴黎公社诞生和歌颂公社原则的书刊、邮票等文物和资料。
展览在今天开幕的时候，应邀来我国访问的霍金斯夫妇同对外文协会长楚图南，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徐彬如，以及首都各界人士，观看了展览。
满头白发的霍金斯在展览厅看到首都观众踊跃前来参观的情况，非常感动，不禁流下眼泪。
这些文物资料在首都展出一周后，还将运到上海展出。

法国限美国军队和基地一年内撤走
今年07月前法国将撤回北大西洋集团中的法军
新华社30日讯巴黎消息：
法国29日向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提出一份新照会，表示法国准备在今年07月以前撤退这个集团军事机构中的法国军官和军队。
法国还建议给一年的时限让大约三万美军、九个美国空军基地和四十个军事设施撤离法国领土。
此外，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盟军司令部也须在同时迁走。
这是法国正式向盟国提出的关于美国军队和基地撤离法国以及法国准备从大西洋集团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撤回军官和军队的时间表。
这是法国为履行其03月07日的决定、同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体系断绝关系的第1个具体行动。
在此以前，美国总统约翰逊曾经通过种种方式对法国施加压力，想迫使法国回心转意。
03月22日，约翰逊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实行军事“一体化”和“互相依赖”的必要性，表示对戴高乐提出的“盟国军事力量驻扎在法国领土上有损法国主权的意见感到迷惑不解”，并且认为“它们的驻扎是明智和高瞻远瞩地运用法国的主权”。
23日，约翰逊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发表演说时，又表示要决心同其他盟国一起来“维护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力量”。
25日，美国又给法国照会，要法国“进一步阐明政策”，以便美国“同其他盟国磋商”。
然而，法国总理蓬皮杜28日通过电视讲话重申法国要退出北大西洋集团“一体化”组织的决心。
他说，因为这种“一体化”可能会把法国“卷入一场既同欧洲无关、又同北大西洋无关的冲突中去”。
29日下午，法国外交部召见美、英、西德、意大利四国外交代表，递交了上述内容的照会。
30日，法国又把同样的照会交给了其他盟国。
法国的新行动又使美国官员陷于一阵手忙脚乱之中。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兰尼兹尔（他也是驻欧美军司令）29日赶紧动身回美国，打算用两周时间商谈有关撤退的事宜。
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鲍尔在巴黎召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盟国代表举行了没有法国参加的十四国会议，再一次企图动员十四国力量来反对法国。
据法新社报道，鲍尔在会上提出了法国行动“是否合法”、法国退出的军事后果以及谁负担财政开支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消息说，鲍尔“向盟国叙述了华盛顿对整个问题的看法”。
但是，法国评论员塔布伊在《今日巴黎报》上写道：
“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法国改变自己的决定，因此，要威胁法国和企图动员法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伙伴起来反对法国，就不再有效了。”

秘共《红旗报》盛赞中国是支持各国革命的根据地
中共是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突击队
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一切反华阴谋必遭失败
新华社30日讯利马消息：
秘鲁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已经以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是“支持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巨大根据地”。
文章说，“帝国主义者、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进行的一切肮脏阴谋必将失败。
最后胜利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篇题为《我们向伟大的中国革命致敬》的文章说，中国革命是继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第2个历史事件，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章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问题。
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合作化，都是在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通过人民自力更生而完成的。”
文章说，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已成为支持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巨大根据地。
它的领导人真诚地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坚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突击队’。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说谎、诽谤和挑衅的名副其实的攻击的原因。”
文章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的人民有特殊的原因要强调伟大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世界意义。
这些人民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前遭受的同样的压迫和剥削。
显然，中国革命的教益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应该根据每个具体的现实情况加以吸取和利用。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从而使修正主义者感到恼火和恐惧，使帝国主义者暴跳如雷。”
文章最后说，“秘鲁共产党向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热烈而激动地表示完全的革命支援。”

约翰逊和甘地夫人发表公报大肆诬蔑中国
印政府进一步投靠美国为美国侵略政策效劳
在越南问题上将继续充当兜售美国“和谈”骗局的掮客
甘地夫人在美国发表演说再一次表示要充当美国反华急先锋
新华社30日讯华盛顿消息：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29日结束了同美国总统约翰逊为期两天的会谈。
会谈的结果表明，为了乞求更多的美元，印度政府正在进一步卖身投靠美国，为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效劳。
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说明，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美国给予印度更多“援助”的问题、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和越南问题等。
公报说，会谈是“坦率和友好的”，“总统和总理认为，这次访问又一次肯定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坚强的友好联系”。
甘地夫人在28日还奴颜婢膝地说，她每一次访问美国都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她在29日又说，“印度对美国来说同美国对印度来说一样重要。”
公报表明美印两国要联合反华。
公报颠倒是非地把印度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中国对印度推行“侵略政策”，并且说什么“这种侵略政策构成了对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威胁”。
为了显示自己作为美国反华急先锋的身份，甘地夫人29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还再一次诬蔑中国对印度采取“威胁姿态”，并且诽谤中国不希望印度次大陆有和平，中国感兴趣的是那里“尽量发生动乱和不稳定”。
为了替印度脱下了“不结盟”的外衣，卖身投靠美国的丑行遮羞，甘地夫人还说什么“北京试图破坏印度的不结盟政策”。
公报还表明，在越南问题上，印度将要进一步充当兜售美国的“和谈”骗局的掮客。
公报说，在这方面，总统解释了美国“奉行的政策。
总理解释了她的国家为使这一问题得到公正和和平的解决而继续表示的关切和作出的努力。”
甘地夫人后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还露骨地说，印度是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在越南继续谋求和平的工作中始终起建设性的作用”。
她还鼓吹重新召开十四国日内瓦会议，作为兜售美国“和谈”骗局的场所。
关于印巴关系，公报装腔作势地说要进一步“恢复（印度）次大陆的和平局势”，但是甘地夫人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表明，印度心目中的印度次大陆的所谓“和平”，就是要巴基斯坦放弃反对印度侵略的斗争，任由印度霸占克什米尔。
关于印度乞讨“美援”的问题，公报说，约翰逊向甘地夫人保证，美国政府“深有兴趣，要参加国际的努力，特别是在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领导下作出的努力，来帮助印度……”。
“总统和总理讨论了印度由于去年空前干旱而产生的紧急的粮食要求”，“总统向她保证，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慷慨地参加为缓和印度目前缺粮问题而作出的国际努力。
总统对甘地夫人说，他打算很快向国会提出一个特别咨文，请国会批准美国的这种援助。”
公报还说，甘地夫人欢迎约翰逊关于成立“印美基金会”的建议。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为了加强美国对印度的文化渗透，约翰逊28日已决定从美国向印度抛售的剩余小麦所得到的款项中抽出相当三亿美元的印度卢比来成立一个“印美基金会”，来促进印度的所谓“教育和科学”活动。
在会谈结束后，甘地夫人准备在03月30日前往纽约，并将在04月01日取道伦敦返回新德里。

约翰逊和甘地夫人发表公报大肆诬蔑中国
印政府进一步投靠美国为美国侵略政策效劳
在越南问题上将继续充当兜售美国“和谈”骗局的掮客
甘地夫人在美国发表演说再一次表示要充当美国反华急先锋
新华社30日讯华盛顿消息：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29日结束了同美国总统约翰逊为期两天的会谈。
会谈的结果表明，为了乞求更多的美元，印度政府正在进一步卖身投靠美国，为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效劳。
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说明，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美国给予印度更多“援助”的问题、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和越南问题等。
公报说，会谈是“坦率和友好的”，“总统和总理认为，这次访问又一次肯定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坚强的友好联系”。
甘地夫人在28日还奴颜婢膝地说，她每一次访问美国都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她在29日又说，“印度对美国来说同美国对印度来说一样重要。”
公报表明美印两国要联合反华。
公报颠倒是非地把印度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中国对印度推行“侵略政策”，并且说什么“这种侵略政策构成了对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威胁”。
为了显示自己作为美国反华急先锋的身份，甘地夫人29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还再一次诬蔑中国对印度采取“威胁姿态”，并且诽谤中国不希望印度次大陆有和平，中国感兴趣的是那里“尽量发生动乱和不稳定”。
为了替印度脱下了“不结盟”的外衣，卖身投靠美国的丑行遮羞，甘地夫人还说什么“北京试图破坏印度的不结盟政策”。
公报还表明，在越南问题上，印度将要进一步充当兜售美国的“和谈”骗局的掮客。
公报说，在这方面，总统解释了美国“奉行的政策。
总理解释了她的国家为使这一问题得到公正和和平的解决而继续表示的关切和作出的努力。”
甘地夫人后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还露骨地说，印度是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在越南继续谋求和平的工作中始终起建设性的作用”。
她还鼓吹重新召开十四国日内瓦会议，作为兜售美国“和谈”骗局的场所。
关于印巴关系，公报装腔作势地说要进一步“恢复（印度）次大陆的和平局势”，但是甘地夫人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表明，印度心目中的印度次大陆的所谓“和平”，就是要巴基斯坦放弃反对印度侵略的斗争，任由印度霸占克什米尔。
关于印度乞讨“美援”的问题，公报说，约翰逊向甘地夫人保证，美国政府“深有兴趣，要参加国际的努力，特别是在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领导下作出的努力，来帮助印度……”。
“总统和总理讨论了印度由于去年空前干旱而产生的紧急的粮食要求”，“总统向她保证，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慷慨地参加为缓和印度目前缺粮问题而作出的国际努力。
总统对甘地夫人说，他打算很快向国会提出一个特别咨文，请国会批准美国的这种援助。”
公报还说，甘地夫人欢迎约翰逊关于成立“印美基金会”的建议。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为了加强美国对印度的文化渗透，约翰逊28日已决定从美国向印度抛售的剩余小麦所得到的款项中抽出相当三亿美元的印度卢比来成立一个“印美基金会”，来促进印度的所谓“教育和科学”活动。
在会谈结束后，甘地夫人准备在03月30日前往纽约，并将在04月01日取道伦敦返回新德里。

美苏合作鼓舞了西德军国主义复仇野心
西德政府公然向苏联东欧国家等提出“和平照会”
叫嚷要用“和平手段”实现并吞民主德国的“统一”
据新华社波恩28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西德政府25日向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递交了一份“和平照会”，企图利用美国同苏联在西欧推行“缓和”政策而把战略重点移到亚洲的这种新形势，用“和平”、“裁军”的词汇来掩盖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野心，以麻痹欧洲各国人民对这种野心的警惕。
被西德总理艾哈德说成是“描绘了德国（指西德）和平政策的图景”的这个照会，参加了美国和苏联的大合唱，说什么要防止“摧毁所有的国家、人民和全世界的新战争”，要实行“世界范围的全面而有监督的裁军”，要“放弃使用武力”而实行“国际合作”。
但是，透过这些迷惑人的词句，这份照会坚持的是西德政府的一贯立场：
一、要实现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所谓德国“重新统一”；
二、要恢复1937年希特勒德国的边界；
三、要通过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集团染指核武器。
根据艾哈德25日在议会对这份“和平照会”内容所作的介绍，西德政府在照会中强调了“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重新统一的决心”，也就是所谓通过“自决”去“公正地解决德国问题”，作为西德“和平政策”的第1个落脚点。
艾哈德说，只有这样，“为安全和裁军作出的所有努力……才能取得决定性和持久性的成就”。
照会表示西德要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
它说，西德正在“试图以各种方式改善同东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这“鼓舞”了西德政府去“继续执行这种方针”。
它还表示相信“苏联一再宣称它不希望战争”这一点是“认真的”，并且建议由西德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交换“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
但是，一谈到边界问题，照会就掩饰不住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对东欧国家的领土野心。
它说：
“只要没有从自由选举中产生的一个全德政府承认其他的边界，德国就继续存在于1937年12月31日的边界之内。”
在有关裁军和核武器的问题上，照会仿效美国和苏联的腔调，主张“核国家达成一致意见，不把核武器交给其他国家支配”，要求无核国家“表示放弃生产核武器”，并且准备接受“国际监督”。
它宣传西德赞成“逐步减少在欧洲的核武器”，并且主张对裂变物质的用途进行“监督”。
但是，在作出上面种种姿态的同时，艾哈德政府的这份照会表明，西德绝不肯放弃依靠美国染指核武器的野心。
它明目张胆地声称，包括西德在内的北大西洋集团“所有盟国将共同负责参加核防务”。
西德政府的这份“和平照会”立刻受到了美国的欢迎。
在照会发出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说，这是西德“政策的重要声明”，“很有建设意义，很有进取意义”。
英国外交部也正式表示“欢迎”。

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月刊揭露苏共领导同美帝瓜分世界阴谋
苏共领导搞联合行动是为了同美帝联合
马列主义者同苏共领导没有共同的东西
新华社30日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月刊1965年12月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领导人的假反帝》的文章指出，苏联今天的政治路线的目标是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瓜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显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揭露苏联宣扬的所谓反帝联合阵线。
文章说：
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是区分真反帝还是假反帝的分水岭。
文章说，苏联并不对越南战争以美国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感兴趣。
事实上这是同它的和平共处政策相矛盾的，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只有用一种方法才能被打败：
不是同它和平共处，而是同它斗争到底。
文章说，苏联是要在越南媾和，以这一种媾和作为美国侵略者“体面的”出路。
总之，苏联竭力为这些人类的罪魁祸首谋求体面的出路。
在进行这一可耻的活动时，它得到美帝国主义所有走狗，特别是得到美国国务院兄弟般的鼓励。
文章指出，作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苏联领导人，想把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失败变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胜利。
事实上，他们恬不知耻地扯谎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越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基本原因；
他们恬不知耻地扯谎说，中国同志不要反帝统一战线，这使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受到了影响。
很清楚，企图帮助美国人在越南谋求一条“体面的”出路，同时又宣扬能够粉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的反帝阵线的团结，这是两种绝然不同的前途。
文章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的企图采取坚决揭露的态度，事实上对加强反帝斗争做了不少的贡献。
因为同苏联修正主义者联合就意味着在放弃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基础上联合；
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联合恰恰就是间接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合作。
今天的真相就是这样的：
苏联领导人今天宣扬的反帝阵线的联合就是一切准备向美国讹诈让步的人的联合，就是一切准备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共处并屈从于美帝的人的联合。
今天，揭露这种联合的欺骗性是马列主义者的一项基本任务。
文章说，按照苏联观点进行反帝统一斗争实际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什么是开展这种斗争的基础呢？
这一斗争将会把反帝的各国人民引到什么样的前景中去呢？
看一看苏联在印巴冲突中采取的虚假的中立主义态度就足以回答这些问题了。
这一虚假态度掩盖了它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实际支持。
苏联政府无论是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干预，还是对修正主义各党进行的全面干预也好，都贯穿着必须尽快在双方之间实现停战局面的指导路线，而没有判断究竟是谁侵略，没有谴责这种侵略。
总而言之，苏联人在印巴冲突中表现出他们是那些不考虑侵略者的罪责和被侵略者的申诉，而宁愿伙同美帝国主义者和神父来祈求停火。
文章说，美苏观点的一致，清楚地证明了今天苏联政治路线的目标在于同美帝国主义一起分割世界。
因而和平共处路线就是苏美瓜分世界的路线。
难道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有什么共同东西吗？
显然没有，中国同志说得好，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同苏联共产党的观点是一致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西德政府出人出钱帮助美国侵越
西德一味为美国侵越战争效劳必同遭可耻失败
新华社河内29日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2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西德政府同美国勾结，为美国侵略越南南方战争效劳。
声明指出，由特派大使、原希特勒党卫军军官施密特·霍里克斯率领的西德的一个政府代表团目前正在西贡活动，以便同美国和西贡伪政权讨论加强西德为美国侵越战争效劳的具体措施。
声明指出，在此以前，西德政府已经提供成亿的马克，以装备西贡傀儡军队和帮助它建设后勤基地。
西德政府还为美国生产炸弹，提供制造毒气和化学毒药的技术人员、资料和经验。
西德报刊曾经多次透露，西德政府派遣了许多干部和军事人员到越南南方，并且正在策划成立外籍兵团派往越南南方。
声明说，西德政府的这些罪恶行动，是美国嗾使更多的仆从国参加侵略越南南方战争的计划的一部分。
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集团背叛西德人民的真正利益，企图以派遣雇佣军到越南南方来换取美国帮助它们染指核武器。
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西德政府的上述阴谋和行动，坚决要求西德政府立即停止它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中同美国的勾结。
声明呼吁西德人民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及时制止西德当局的罪恶魔爪。
声明说，美国侵略者正在越南遭到惨败，并且必将遭到完全的失败。
如果西德政府一味顽固地出人、出钱来帮助美国侵略越南南方，那么它必须对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而且它必将遭到同美国侵略者一样的可耻下场。

《马来亚箴言》月刊赞赏马列主义政党抵制苏共二十三大
苏共二十三大是赫鲁晓夫残局的延续
新华社30日讯伦敦消息：
《马来亚箴言》月刊03月号发表关于莫斯科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说：
那些认识到这次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声名狼藉的修正主义者遗留下来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残局的延续的人，都赞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抵制苏共二十三大的立场。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了苏共请他们参加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的邀请。
据悉，有几个同样接到邀请的兄弟党也拒绝了邀请。
苏联一再传来消息说，在二十三大上可能考虑“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表明修正主义领袖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决定和政策受到了反抗，尽管他们自己不想作出改变。
但是，必须指出，这些领导人没有权利“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就象他们当初没有权利谴责斯大林和勾销斯大林的工作那样。
斯大林和斯大林的功绩活在、并将继续活在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内心深处和他们的革命事业中。
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抵制苏联共产党的第23次代表大会，并不是一个反对苏联兄弟共产党人以及其他真诚的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的行动，而是对那些出卖他们神圣事业的人的一个抗议行动，是一个声援他们的积极行动。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
中共太原市委员会
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的一种好形式
电视工读中学把没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使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是1964年09月举办的。
太原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随着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
这些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年龄较小，既不能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城市就业也有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过去几年，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增办一些普通中学，多招收一些学生；
组织和动员厂矿企业举办走读班，还组织一部分学生回原校补习，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每年仍然有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呆在城市，闲散起来。
其中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沾染了某些坏习气。
这些情况说明，如何管好教好城市未升学的青少年，不仅是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而且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
为了把升不了学的高小毕业生管好教好，进一步普及城市初中教育，我们创办了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把他们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一定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这些学生经过三年学习以后，既有条件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也有条件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
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原来只有初中一个年级，二十六个班，现在已有初中一、二两个年级，七十一个班。
教师和辅导员由三十二人增加为九十人。
设班布点由城区扩展到厂矿和近郊农业生产大队。
学生的生产劳动基地也逐步地建立起来，城区三十三个班的学生与三十三个厂社就近挂钩，参加工业生产；
郊区十四个班的学生，就地参加农业生产。
电视工读中学的教学形式比较简便灵活。
教师利用电视设备，在电视台统一讲课，学生就近编班，分散在各个设有电视机的教室里听课。
每班配备一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辅导员，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听课，辅导学生自习，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开展各种有意义的课外活动。
学校已经开设的课程，有普通初中的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并准备增设工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和外语课程。
学生每星期六个半天上课，三个半天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三个半天是自习和课外活动。
建校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
电视工读中学是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的好形式之一，它为没有考取初中的高小毕业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特别重要的是，电视工读中学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的办法，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这就大大有利于青少年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继续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多来，我们体会到举办这种学校有以下的好处：
首先是少花钱，多办事。
这种学校用的教师少，教的学生多，设备简单，只要有一个教室，一部电视机，一些桌凳，一个辅导员，就可以增设一个班。
经费开支比办同样规模的普通中学省得多。
第2，提供了培养教师的条件。
每个班都设有一名辅导员，他们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又要辅导学生学习，还要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这就有助于把他们锻炼成为一种新型教师。
第3，讲课教师受着荧光屏小、时间短的限制，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少而精”、“启发式”的原则，才能教好，这也促使教师开动脑筋，改革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年多来，我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依靠群众勤俭办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大寨、大庆为榜样，充分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电视工读中学刚成立时，只有十名行政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
学校全部家当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架打字机。
学校和市级机关业余大学、市文史馆挤在一个小院子里。
办公的家具，都是从业余大学借用的。
面对这样一个穷底子，要办一所能容纳七百名学生的学校，究竟怎么办呢？
有的人认为：
“办学校就得国家花钱，要不就不要办！”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
“我们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
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大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寨、大庆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充分依靠群众，克服一个个困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办电视工读中学，首先每一个班需要有一部电视机。
当时学校已招收了二十六个班的学生，需要二十六部电视机，但全部购置费只能购买二十部电视机，还有六个班缺乏电视机。
在电视台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技术革新，把六十元一根的室内“洋”天线，改为自制的“土”天线，每根成本只合二元。
把一百一十九元一根的室外“洋”天线，改为自制的“土”天线，每根成本五十元。
原先计划每个教室添置窗帘和电视机的架子，以后都没有做，把省下的钱买了六部电视机。
有了电视机，还要有学生听课的地方。
我们就发动群众，号召有关单位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从关心青少年出发，腾出房屋，帮助学校解决教室问题。
这些房屋比起普通学校的教室来，虽然条件不够好，但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地把学校办起来了。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教学？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和电视台的同志参观了北京电视大学，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经验。
但是，如何把人家举办成人业余高等电视教育的经验，用于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电视工读中学，这还是一个难题。
大家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一股子敢于闯的干劲，即使失败了，得出教训也可以借鉴。
在新事物面前，决不能疑虑重重，停步不前。
于是，大家决心突破这个难关，参照北京电视大学和普通中学的经验，从电视工读中学的特点出发，拟出了学制课程、教学形式、时间安排、设点布局等方案，并且制订出一些规章制度。
讲课教师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进行了反复试讲，辅导员在电视台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和维护电视机的知识和技术。
这样，终于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开学上课。
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要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教育他们。
学校办起来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由于电视工读中学招生对象多是没有能够考上普通中学和原来不打算升学的学生。
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学业成绩比较差，有的人思想觉悟不高。
入校初期，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在课堂上贪玩吵闹，有的班简直乱得上不了课。
本来有些教师和辅导员就认为学校摊子小，设备不好，房屋破旧，有点心灰意冷，又看到这样一些学生，越加发愁起来，不愿意长期干下去。
这个问题，既反映了一些人不理解办好这所学校是一个关系到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也反映了他们还存在着追求旧型正规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害怕艰苦的思想。
在充分暴露思想的基础上，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帮助大家提高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
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组织教师和辅导员深入学生的母校，深入学生的家庭，深入街道，进行广泛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学生中间，多数学生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
由于有些学校和家长没有抓紧对孩子的教育或教育不得法，致使有的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许多活生生的材料，深深地教育了教职人员，大家认识到管好教好这些青少年，正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具体体现，正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严重阶级斗争。
因此大大加强了政治责任感，决心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管好教好这些学生。
但是，有的教师和辅导员对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还缺乏教好的信心，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沾染的恶习较深，不容易教育过来，流露出消极畏难情绪。
抓住这个问题，又组织大家开展了一场大辩论。
辩论的中心是对待学生是一分为二，全面地看，还是片面的只看他们的缺点？
是发展的看，还是静止的看？
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是会进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少年争夺过来。
从阶级教育入手
要管好教好青少年，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教育学生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办法是从阶级教育入手。
明确了管好教好学生的重要意义，坚定了管好教好学生的决心和信心以后，先从整顿纪律做起。
在整顿工作中，有些辅导员操之过急，采取简单的办法企图压服学生，结果失灵了。
以后，又空讲大道理，也不解决问题。
原因何在？
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后，才弄清学生纪律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不懂得为谁而学。
因此，管好教好学生的中心一环是教育他们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
为了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首先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并且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扫墓，请老工人、老红军、贫下中农讲革命斗争故事，讲家史，开展学习雷锋、王杰的活动，开展团队活动和小民兵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了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开始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和积极向上的新风气。
为了使青少年得到全面的发展，学校一方面注意争取设点单位、挂钩劳动的厂社、学生家长和社会力量，都做管理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强调辅导员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许多辅导员通过与学生同学习，同劳动，同活动，逐个地摸清了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对症下药，循循善诱，从而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
永定路电视班学生李根源，经常骂人打架，惹事生非。
这个班的辅导员平淑华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访问了他的家庭，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个老工人，妈妈早就死去，在家无人教育，家务劳动又重，养成一种孤傲和粗野的性格，还发现他同校外的一些行为不好的人有来往。
平淑华全面了解了李根源的情况后，改变了原来只看李根源缺点的片面观点，经常细心考察，发现这个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劳动很积极，她就抓住这个优点，表扬他。
对于李根源生活上的困难，主动进行帮助，使李根源感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主动向老师靠近。
平淑华抓住李根源的这个转变，就联系他的家史，对他进行阶级教育，辅导他学习毛主席著作。
李根源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初步懂得了将来要为人民服务好，现在就得好好学习，逐渐树立了为革命学习的正确目的，能够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大办好事。
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捣蛋鬼”大有转变，被评为优秀队员，还被选为班主席。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广大学生安心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友爱。
今年以来，已有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团课学习，提出入团申请，有些人已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电视工读中学也受到学生家长和广大群众的热烈赞誉。
在劳动的熔炉中锻炼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他们说“练了手，红了心”。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学习生产技能，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电视工读中学建校一开始，就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和工农业生产劳动。
从去年03月开始，学校进一步和三十三个厂社签定合同，实行厂校挂钩，形成固定性的生产劳动基地。
这些厂社大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学生容易学会，也比较安全。
同时，这些厂社又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适应学校分散设班的特点，便于组织学生就近参加劳动。
参加劳动的具体办法是，辅导员带领学生每周进厂劳动三个半天，固定车间，固定工种，固定师傅，随师学艺。
厂社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
三年毕业以后，根据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的可以参加工业生产劳动，有的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又工又读，使学生有了两个课堂：
学校教室和厂矿的车间，生产大队的田间；
有了两套教师：
学校的教师、辅导员和工人师傅、贫下中农社员，使学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学生一进厂、社，就向他们进行劳动目的和劳动意义的教育，还给他们讲厂史、社史、老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
学生没有亲身经受过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听了老工人、老贫农讲的充满血泪的家史以后，认识到旧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认识到剥削阶级的本质，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个别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也进一步认识到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决心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
在劳动中，老工人不仅传技术，而且教思想，经常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影响学生，教育学生。
学生们看到师傅争分夺秒的革命干劲，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爱护公共财物的高贵品质，深受感染。
他们说：
“活榜样站在身旁，学习就要先学师傅的先进思想。”
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学生劳动得更起劲了，组织性、纪律性更强了。
一些厌恶劳动的学生，变成热爱劳动、不怕脏、不叫苦的好学生。
他们高兴地说：
“练了手，红了心”。
生产劳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活知识，而且有助于把书本知识学活。
他们可以用实际知识验证书本知识，又可以用书本知识理解和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学生劳动时，教师也定时参加劳动。
开始，有的教师还强调教学任务重，时间紧，不愿参加劳动。
经过一段劳动实践，许多人都尝到了劳动的甜头，从而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也促进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
探索电视教学的特点
用电视教学，师生不见面，讲课教师和辅导员必须密切配合，改进教学方法，加强辅导工作。
应用电视设备，向青少年系统地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这还是个新的课题。
电视工读中学的讲课教师大部分来自普通中学，他们只有面授的经验，没有接触过电视教学，缺乏搞好教学的信心。
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全校教职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首先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
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几篇文章，进一步懂得了“工作就是斗争”的意义；
必须克服困难，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而大大增强了搞好电视教学的勇气和信心。
电视教学，教师和学生不见面；
学生只是在一尺见方的荧光屏前听课。
在这种条件下，要使学生听得清，看得真，记得下，就对教师提出了很多要求。
比如，讲的内容要精，速度要适当放慢，语言要特别清楚，板书要十分工整。
讲课教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进行教学。
有的教师为了掌握讲课速度，通过收听广播，向播音员学习；
为了使板书写得整齐，在教案上划了黑板，苦练硬功；
为了使教学“少而精”，反复钻研教材，找出重点和难点，反复进行试讲。
同时，他们还和电视台摄象人员紧密配合，使自己的姿势，讲课的速度紧紧跟上摄影机的转动。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初步掌握了电视教学的规律。
学生反映：
“电视教学听得真，看得清，记得下，和老师当面讲差不多。”
教师们还充分发挥了电视教学一些特有的优越条件。
如政治课讲到雷锋时，就放映了《雷锋》的故事片。
通过这些改革，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
量。
由于教师讲课不能同学生直接见面，加上班多学生多，很难对学生进行辅导。
于是就在每个班配备了一个辅导员（大都是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
他们不仅辅导学生文化学习，而且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教师板书时，辅导员在电视机旁的黑板上也板书；
教师讲到重点的地方，辅导员提醒学生注意；
学生自习的时候，辅导员更能发挥主导作用，在黑板上写出作业题来，让学生板演；
有学生提问，他要答问；
要帮助学生重温已讲过的东西，必要时还要再讲一讲。
学生记日记、写作文，辅导员给批改。
语文教师只教语文，数学教师只教数学，而辅导教师要门门辅导。
怎样才能使辅导员把各门课事先掌握好呢？
具体做法是，校部在每星期六下午，召集一次教师、辅导员例会，汇报工作，布置任务，交流经验，各科教师提出下周的教学内容、讲授重点和应注意的地方，让辅导员先学一步，并写出辅导提纲，向辅导员传授教学方法。
辅导员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鼓舞下，精心备课，耐心辅导，有的抽时间给学生补习高小课程。
他们既是学生学习的辅导员，又是学生政治思想的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劳动组织员。
他们每天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并辅导学生学习。
他们又学又教，又工作又劳动，自己也得到了提高。
领导重视各方协作
山西省委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各有关部门在解决经费、教师、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
电视工读中学从筹办的时候起，山西省委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几次开会研究和解决学校的重大问题。
有关领导部门在解决经费、购置电视设备、配备讲课教师和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大力的支持。
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积极赞助，把办好电视工读中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
许多中小学和机关、厂矿等设点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把管好教好青少年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积极给电视班提供教室、桌凳等教学设备和取暖设备，并指定专人管理本单位的电视班。
劳动部门、工业管理部门积极为学生安排生产劳动场所。
卫生防疫部门指导学生做眼睛保健操，保护学生的视力。
总之，办好电视学校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有关方面积极协作，也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
由于学校设点分散，在各个电视班的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学制、课程、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安排，由学校统一制订，讲课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
各班辅导员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领导。
辅导员的理论学习、党团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也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负责。
电视班设在中小学校的，各校都把电视班当作本校的一个班级看待，有的还指定本校教师兼任电视班的副班主任，兼教音乐和体育课。
电视工读中学所以取得以上成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也是在教育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现在看来，这条路子是走对了，但仅仅是迈出了第1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的革命精神，奋勇前进！
（附图片）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双塔西街电视班二年级学生在南城区铁木加工社参加劳动。
这是老工人魏世文（左）在给学生作技术指导
新华社记者王文西摄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海边街电视班辅导员马秀华在辅导学生自习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供稿
右边是“洋”天线，左边是他们自制的“土”天线景忠民摄太原电视台现场教学班数学教师杨玉秀正在教代数
新华社记者王文西摄

人人都说我变好了
李根源口述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整理
我叫李根源，今年十六岁，是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二年级的学生。
我刚到电视班的时候，是出名的“捣蛋鬼”、“打架王”、“差等生”，老师拿我没有办法，同学都恨我，怕我。
现在，认得我的人都说：
李根源变好了。
我是怎样从一个“捣蛋鬼”变成了优秀队员的呢？
我怎样沾染上坏习气的
我爸爸是一个拉平车的老工人，妈妈长期有病，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1958年，妈妈死了，两个姐姐也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
家里没人照顾我，我就经常在外边玩，打架。
回到家里，还得担水、做饭、洗衣服、补衣服。
到了学校，我经常惦记着家里的事，老师讲的听不进去，学习成绩一直很差，再加上爱捣蛋打架，一些老师都不喜欢我。
我在小学里念了六年书，就捣了六年蛋。
我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
高小毕业以后，我没有考上中学。
1964年06月到10月，我在家里整整闲荡了四个月，成天在外边玩。
从高小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了几个“朋友”。
我跟他们一起打过弹子。
有一次，我跟他们在街上走着，他们忽然进了一个院子。
我在外面等了一阵，不见他们出来，跟进去一看，院里有个老头，我的那些“朋友”正在跟老头倒卖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引我进了饭馆，分给我半碗面吃。
就这样，我慢慢地受到了那几个所谓
“朋友”的坏影响，逐渐地沾染了坏习气。
“我也会跟她作对”
1964年10月，小学里的校长跟我说：
“电视工读中学招生了，你去电视班学习吧。”
我爸爸和大姐也这样说。
我对上电视学校不感兴趣。
我的眼睛不好，老师让我坐在第2排，我偏要坐在最后一排。
上课的时候，我在后面出洋相，逗得大家回过头来看我；
我把炉灰挑起来，弄得满教室乌烟瘴气。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学把大米装在钢笔杆里，看见谁在用心听讲，就对准谁吹过去。
一学期下来，我的代数只考了十六分。
我常常跟同学们打架。
我个儿高，力气大，打架是从来不吃亏的。
我打了人，还不准他们告诉老师，谁要告了，我就把他打得更厉害。
就这样，我打遍了全班的同学，我不但欺负同班同学，而且还欺负所在学校的小学生。
我从班内打到班外，又从学校打到街坊上。
我们电视班的辅导员平老师是刚从中学毕业出来的。
我瞧她对我也没有办法。
我故意气她。
她说我几句，我也顶她几句。
我想：
哼！
她跟我作对，我也会跟她作对！
在老师的教育下
慢慢地，我发现平老师对我的态度挺好，经常跟我谈思想，起初我爱听不听的，可是平老师很耐心，我爱听，她也谈；
我不爱听，她也谈。
她还给我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兵——廖初江》这本书，让我好好学习，并且指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
慢慢地，我能听她的一些话了。
我暗暗想：
平老师在我身上下这么大的辛苦，天天这样跟我谈思想，平老师真正是为了我好。
平老师带我们到胜利装订社去劳动。
说起劳动来，我可带劲啦。
我从小就爱劳动，爱拣重活干。
进了电视工读中学，一边读书，一边劳动，这一点倒是对我的劲。
我劳动起来不怕脏，不怕苦，而且干得快。
平老师发现了我这个优点，当众表扬了我，还让我帮助别的同学。
老工人见我干得好，也表扬我。
我居然也能受到表扬，这真是想也没有想过的事。
在劳动中，我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我常迟到，爱说笑，干轻活儿有时候马马虎虎，不注意质量，干重活儿有时候不注意安全。
可是老工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我逐步能遵守劳动纪律了。
同时，我也慢慢地改掉了学习上不遵守纪律的坏习惯。
从劳动这一点开始，平老师对我的表扬和鼓励越来越多了。
说也奇怪，从前老师总是批评我的缺点，可我怎么也改不了这些缺点；
现在平老师越是表扬我的优点，我就越想克服自己的缺点。
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他们都跟我一起玩，并且帮助我学习。
我爱好体育活动，大家让我担任班上的体育委员。
我开始为全班的事操心，为全班的同学服务了。
平老师让我学毛主席著作，我起初不知道毛主席著作究竟说些什么。
在平老师的启发下，我学习了《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
我看到《为人民服务》里说：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这几句话，就象对我说的一样。
我在全班会上发言说：
“过去我讨厌别人批评我，现在我才知道，同学们批评我是帮助我。
我一定接受批评，好好改正。”
学了这几篇文章以后，我对毛主席著作有了兴趣。
我省下钱买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开始学习。
平老师还给了我一本笔记本，我学了以后，就把心得写在笔记本上。
平老师在学习上和生活上都对我很关心。
她知道我基础差，就帮我补课，当面批改我的作业，星期天还让我到她家里去补习功课。
我的钢笔坏了，不能做作业，平老师就把自己的钢笔给了我，使我很受感动。
从“捣蛋鬼”到优秀队员
我真的变了。
过去我是连自己也管不好的，现在我不但能管好自己，而且能帮助别人了。
一年级下学期期中，我被选为班主席。
我除了做好班主席工作以外，还尽量多给周围的人做好事。
我的学习成绩也在逐步上升，上学期代数成绩达到了七十八分。
老师们都说我变好了，邻居们也说我变好了，我爸爸也不再打我了，过去被我打过的小学生、小朋友，也跟我亲近起来了。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被学校评为优秀队员。
那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我想，要不是党和政府为我们办起了电视工读中学，象我这样的“捣蛋鬼”，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哪里会成为优秀队员呢？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青少年一代的关怀。
我一定要继续前进，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接班人。

做辅导员就是干革命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辅导员平淑华
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
我是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的辅导员。
当学校刚开学的时候，有的学生家长搞不清电视学校是干啥的；
学生们对电视学校也不感兴趣。
有的是来看“小电影”的。
由于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明确，加上有些学生思想品德和学习基础较差，班内的秩序较乱。
上课时，有的看小说，有的唱歌，有的睡觉，有的甚至打人骂人起哄。
能做作业就算是好的了，有的干脆连抄本也不带。
我感到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
正在这个时候，学校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想，党培养了自己十几年，如果现在离开，就是当了逃兵。
学校领导和同志们也鼓励我干下去。
他们说：
“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
在组织的教育和鼓励下，终于安下心来。
我开始了解学生的情况。
原来班里的学生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女，有许多是双职工的子女。
有的家长忙于工作，对孩子缺少教育，一些孩子沾染了坏习气。
这些家长说：
“我们在工厂的时间长，和孩子见面的时间还没有你多，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多么恳切的嘱托啊！
我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我开始认识到，教育工作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做辅导员就是干革命。
想到这里，我心里豁然开朗了，精神愉快了，愿意做这个工作了。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自己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班里还是乱哄哄的，怎么办？
最初，我用制度硬卡，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能解决问题。
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等文章。
毛主席说：
“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着手深入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完全是想捣乱。
有的是基础差，上课听不懂，才不感兴趣。
有的认为电视学校比不了普通中学，课程也少，学不到东西。
有的感到学校生活枯燥、单调，除了听课、劳动，就是上自习，没有文娱活动。
针对这些问题，我一面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一面在具体问题上给他们一些帮助。
对基础差的学生，加强了辅导，帮助他们补习功课。
我又把普通中学的考题给学生们试做，有的也能做出来，消除了他们认为电视学校学不到知识的想法。
我也请家长来参观、听课，有些家长看到电视机图象清晰，教师话音响亮，也消除了用电视无法进行教学的想法。
同时，请小学的体育、音乐课教师兼课，充实了课外活动的内容，使学生的正当要求得到了满足。
然后，我又向他们原来的小学和他们的家长和街坊作调查，逐步摸清了班里学生的情况。
最初，我好心好意地帮助同学，他们却不理我，甚至还跟我顶撞，根本意识不到老师是关心他们。
这时，我又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认识到要把学生教育好，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例如，通过了解，知道李根源在小学一年级时，母亲就死了，他父亲是一个老工人，家里无人照顾，还得自己做饭，常常迟到。
因此我就主动帮助他解决一些困难，还告诉他如何争取时间把饭做好。
从此，他认识到老师是在真心帮助他，师生的感情好了，他也一天天进步了。
我也关心全班同学，在生活上和劳动中处处以身作则，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大抓阶级教育
同学们年龄小，只给他们讲抽象的大道理，是不易接受的。
于是，我就通过活生生的事例进行阶级教育。
首先，组织同学们访问劳动人民的家庭，写家史。
通过这一活动，启发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谈家史，让他们认识过去的苦。
其次，我还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请“三老”（老红军、老党员、老工人）作报告。
通过谈家史、讲革命故事，启发学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965年05月，结合全民皆兵的教育，班里组织了小民兵活动，去牛驼寨登山。
出发前，我给学生讲：
“民兵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象解放军那样严格遵守纪律，互相帮助，才能战胜敌人。”
在登山活动中，互相帮助，大的帮小的，男的帮女的，使全体同学都登上了山顶。
通过活动，使同学们受到了教育，加强了团结。
那天，还参观了革命烈士陵园，邀请老共产党员赵炳玉大爷给同学讲解放太原的经过。
在这个基础上，我进一步给学生讲毛主席著作。
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同学们思想觉悟提高了。
过去李根源一发现别人向老师反映他的情况就打人，学习后，他说：
“今天我知道了，大家给我提意见是为了帮助我。”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教育和耐心的帮助，同学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根源原来是班里的“小霸王”，现在变好了，设点单位评他为优秀队员，以后又被选为班主席。
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学生学习上的困难要结合起来，我除了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外，还组织“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好的帮差的，差的主动学。
在批改作业时，发现了普遍性的错误，我便在全班里讲；
如果是个别学生的问题，我便找他面谈，这样做效果很好，学生很欢迎。
学习上的思想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得到了解决。
我班同学开始对代数不感兴趣，郭继仙同学看见代数书后面有征求意见栏，他便写道：
“编者同志：
这本书太难了。
再简单一些，我就没有意见了。”
针对这个活思想，我们学习了《愚公移山》。
许多同学说：
“愚公能搬掉两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搬掉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难道我们就不能克服学习上的这点困难吗？”
在启发诱导和具体的帮助下，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自动组织了学习小组，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学习代数，到期末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
劳动育新人
1965年03月，组织学生到胜利装订社参加劳动。
开始劳动时，同学们感到新鲜，后来干了一阵，有点不耐烦了。
订本子时撕掉一两张，他们嫌麻烦，不再补足。
老工人看见了，便批评说：
“本来封面注明是三十张，你订的只有二十八张，如果把这些抄本卖给你们，愿意不愿意？
我们工人做事，要对人民负责，可不能马虎！”
工人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学生。
有的同学说：
“衣服脏了，手脏了，但是思想红了。”
通过劳动，不仅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我自己。
过去自己只是指手划脚，很少实际干，同学们也对自己疏远。
我看到工厂干部参加劳动，自己也实际干起来。
通过劳动，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在课堂上，师生界限很分明。
进厂劳动，师生界限就不明显了。
我比最大的同学只大四岁。
我和他们一块劳动，大家也认不出谁是老师。
我和他们一块当徒弟。
有时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学生学的技术比自己多了，我就向学生学习。
师生间的感情在劳动中巩固起来。
同学们有什么思想问题，愿意主动跟我交谈了。
开班会的时候，能互相提意见，我给学生提意见，学生也能给我提意见。
这样，就更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了。
辅导员要对学生全面负责
短短一年的时间，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劳动观点加强了，人人争着办好事。
前些日子，我拉开抽屉一看，里面有五把推子。
我问他们是谁送来的，他们都不说，最后还是别的同学“揭发”出来的。
原来是有的学生从家里拿来推子、肥皂等，办起了“理发站”。
有的学生以前打骂设点单位的小学生，现在变成小辅导员了，他们利用星期日给小同学放幻灯，还替小同学理发。
他们还帮灶房打扫、洗菜、送菜、掏灰渣，炊事员很受感动。
一年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深深认识到，辅导员要对学生全面负责。
辅导员和学生同上课、同劳动、同娱乐。
既管政治思想，又管学习；
既管劳动，又管生活；
既要辅导语文，又要辅导政治、数学、理化和其他各科。
因此，辅导员要全面抓学生，使他们能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要管好教好学生，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摸清情况，对症下药，循循善诱，千万不能随便给学生戴落后的“帽子”，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他们。
对于他们的缺点固然不能忽视，但首先要注意发现他们的优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只要我们学校、工厂、社会和家庭各方面互相配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就能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
（附图片）
平淑华在学生家里进行辅导新华社记者王文西摄

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辅导员牛兴泉
我要挑起这副重担子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是全校有名的乱班，学习成绩很差，以前两个辅导员都被学生气走了。
我到这个乱班，能搞好吗？
我第1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一面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一面纷纷议论。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又调来一个毛孩子！”
课堂里顿时乱起来。
我看了看学生的座位，有五个空着，就问：
“人去哪儿了？”
大家先是不吱声，后来一个女同学冲着我说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脚底抹油溜跑啦！”
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了解了一下，这五个缺课的学生是：
阎来根、戴拉栋、贾进生、季善卫、林正山。
第2天课堂上还是乱嘈嘈的。
林正山、贾进生、阎来根闹得很厉害。
第3天，他们五个又都不来了。
过了几天，他们几个故意破坏班里的电视教学设备，弄断了保险丝，弄坏了电源开关，拆掉了天线皮，课上不成了。
当时我气极了，狠狠批评了林正山、戴拉栋。
面对这种情况，我思想上很苦恼，回到家里，整夜合不上眼。
我想，我干不了这事情，还是让我干别的吧。
可是又想，在这节骨眼上，我撒手不干，不是当逃兵吗？
我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力量。
我想眼前的工作，虽然有很大困难，可不能把重担子推给别人呀。
我下定决心要挑起这个重担子。
抓问题要抓主要的，我决定先研究这五个最调皮捣蛋的学生。
我先后访问了他们的家长，访问了他们过去所在的小学，还访问了居民委员会。
了解的结果是，他们不仅在学校里调皮捣蛋，而且在校外表现也不好。
但是，我又了解到，他们大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的根子正，他们的这些不良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
他们的年纪还小，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是可以改造好的。
学校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我不承担起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思想教育同吃饭、打仗一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思想工作也要一步一步地做。
我首先了解了这五个孩子的个性和爱好，主动地接近他们。
他们爱打球，我和他们一起打球；
他们爱游泳，我和他们一起游泳。
我还和他们一起练习摔跤，在生活上尽量关怀他们。
我跟他们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和他们熟了。
于是，我利用机会跟他们谈心，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过去的错误，启发他们的上进心。
阎来根在家里不听话，家长经常打他骂他，可是越是打骂，来根就越闹别扭。
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一面热情地找他谈心，在生活上关怀他，爱护他，使他感到集体的温暖；
一面又劝他的家长要多从正面教育孩子，不要打骂。
来根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跟我更加接近了。
有一次，少先队进行队日活动，阎来根不是队员，我让他留下来做作业。
不料他悄悄地去拿了晋生纺织厂的一面红绸旗，裁成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兴致勃勃地到动物园玩去了。
同学们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起初很生气，想狠狠地批评他。
可是一转念，他为什么要冒充少先队员呢？
这里不是反映他认为当一个少先队员是光荣的吗？
我还是应该从正面来教育鼓励他。
于是我便找来根谈话。
我跟他说：
“拿工厂里的红绸旗裁作红领巾，冒充少先队员，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想当一个少先队员的愿望很好。
你为什么不争取当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呢？
你过去虽然有过不好的行为，但是只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可以进步的。”
他听了我这番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表示以后一定要决心改正错误，并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
原来他们五个人在校内外做的一些坏事，都是在幕后人的勾引和策划之下进行的。
我以前也想过，这些孩子身上的坏习气，不是他们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可是我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具体。
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认识。
我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着年青的一代。
教育和改造这些孩子，是一场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严重斗争。
摸清情况对症下药
为了进一步改造这五个孩子，必须从根子挖起。
我在学校领导和设点单位的指导帮助下，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
阎来根、戴拉栋、季善卫、林正山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我就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有一次，我们到青年俱乐部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接着我又请劳动单位的老工人刘师傅讲述他童年的苦难遭遇。
这两次对大家的教育很大，尤其是戴拉栋的感触更深。
原来戴拉栋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挑担卖菜的，一天卖不了几个钱，一家五口，有时连豆腐渣也吃不上，还经常要挨打受气。
戴拉栋把刘师傅的遭遇跟自己的家史联系起来，十分感动，也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季善卫的爸爸是五好工人，我就经常同他进行联系，从家庭和学校两方面对季善卫进行教育。
季善卫慢慢地也有了进步。
在阎来根、戴拉栋等的带动下，林正山也有了转变。
贾进生家庭出身不好，他背着家庭包袱，自卑感很严重。
他认为象他那样的孩子，即使变好了，老师、同学也不会看得起他。
针对这个活思想，我注意发现他的优点，肯定他的进步。
有一次，我们参观公安局拾物招领处，那里展出了许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这五个学生看了以后感受很深。
在回校途中，贾进生拾到二分钱，交给了我。
我想：
二分钱虽少，意义却不小，这里蕴藏着贾进生思想转变的新苗头啊！
于是，我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他。
有一天，我给他讲了鱼姗玲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事迹，并且说明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
当天晚上，他到我办公室来了，向我谈了过去的错误行为。
从此，贾进生也逐渐转变过来了。
在加强阶级教育的同时，我还组织他们到太原五金牌照社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使孩子们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培养了劳动习惯，并受到了工人优良品质的熏陶，这就进一步帮助他们克服了以前沾染上的坏习气，树立起良好的新风气。
通过一系列的阶级教育，孩子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划清了是非界限。
他们表示：
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现在，五个孩子都变了，全班的面貌也变了，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设点单位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全班二十三名同学都写了入团申请书，参加团课学习，并且有的已经入了团。
（附图片）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二年级学生在太原市五金牌照社参加劳动。
这是他们正在进行铝锅蒸具加工。
新华社记者王文西摄

电视教学会影响视力吗？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是利用现代化的电视设备进行教学的。
开始，有些学生的家长和学生担心用电视教学会影响视力。
为了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从电视学校成立以来，我们就注意了对电视班学生的视力保护工作，加强了学生用眼卫生教育，改善了教学环境。
事实证明，按照国家卫生要求，教室采光系数达到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窗户透光面积与地面积之比），良好的采光对电视教学并没有影响。
电视工读中学的学生的视力情况究竟怎样呢，从1964年以来，我们对电视工读中学的西羊市、校尉营、双塔西街、永定路四个电视班的一百名学生进行了连续八个月的视力变化动态观察。
在视力检查的同时，并对教学环境、视力减退原因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是：
1965年04月第1次检查，视力差占百分之二十六，以眼数计占百分之二十三。
06月第2次检查，基本未改变。
1965年12月复查，视力差占百分之二十五，以眼数计占百分之二十一，从四个电视班八个月总的观察情况看，电视班学生视力呈现好转趋势。
从学生视力发展趋势看，视力好转的比视力继续减退的所占比例较大，视力好转的占百分之十九点五，视力下降的占百分之八。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电视工读中学实行边学习边劳动，学生课业负担较轻，户外活动较多，适当安排劳动，睡眠时间充足。
同时，各电视班认真保护学生视力，坚持做眼睛保健操，也有很大关系。
太原市卫生防疫站

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赵一民
提要“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虚幻的共同体。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清官”不能起到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作用。
星宇同志认为，“清官”同情人民在主观上是真诚的，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说法。
法定权利同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
否定“清官”的存在，不是把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关于历史上的“清官”问题，星宇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清官”》①。
他肯定在封建社会里是有“清官”的，并认为：
“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
“清官”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打击豪强的习惯权利，对于劳动人民有好处；
“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如“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等等。
我不同意星宇同志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不同意见写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一、“清官”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清官”，“清官”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它纯粹是封建皇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虚构。
它以“公正”的、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起着美化封建政权，美化封建社会，欺骗人民的作用。
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
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就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错误之中。
星宇同志正是这样，他认为“清官”不是“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封建社会里所以没有“清官”，这是由封建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
封建官僚是这种本性的集中代表者，在每一个官僚看来，他登上天子之堂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飞黄腾达。
中国古书中“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话，正反映了这一普遍的规律，无一例外。
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吞噬一切的豺狼。
马克思极为概括的指出：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②。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说还有例外的“清官”。
“清官论”者认为：
在千百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清官”，不信你看古籍中有记载。
并且肯定地说：
“历史记载是冲不破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
可敬的先生！
你说错了，历史记载不是客观存在，即使它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何况这些记载又是出自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由于受阶级利益、阶级偏见的驱使，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
不是连地主阶级自己都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吗？
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反倒说它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
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封建史学家所做的历史记载，不仅能冲破，而且必须冲破，不冲破它，就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冲破它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客观上既然不存在“清官”，做为“清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幻的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呢？
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是“清官”的创造者和热烈的宣传者。
皇帝希望他的官僚都是“廉吏”、“清官”，企图实现巩固其统治，传万世之业的美梦，以增加国库收入，供给他个人挥霍，满足其私欲。
所以，有些皇帝曾严惩过贪污。
如朱元璋曾对于奸贪严重的官僚，使用了极为残酷的刑法。
最后，他还是颇为慨叹地说：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
期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
（《明朝小史》卷二）既然“俱系奸贪”，为什么又有“廉吏”、“清官”之称呢？
这正说明了皇帝对其官僚也是用两手的：
一手是惩办贪污严重者；
另一手是对贪污不太严重而手段又巧妙者，称之为“廉吏”、“清官”，并用“圣训”、“谕旨”表彰他们，做为其他官僚的榜样；
同时，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统治，欺骗人民。
这就是皇帝“制造”和表彰所谓“清官”的两个目的。
“清官”也是封建官僚用来美化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外衣。
贪官们为了欺上骗下，往往都以“清官”自命。
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接近于死亡的边境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更加千方百计地求助这一幽灵，做为维持本阶级统治的救命草。
因之，他们便给所谓“清官”加上了艺术的、神圣的光彩，搬上了舞台，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公案”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扩大宣传。
他们也知道，“戏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书本”，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更是进行奴化教育的最好方式。
所以，自元以后，便出现了《三勘蝴蝶梦》、《灰栏记》、《三女抢板》等“历史剧”，以及《包公案》、《大红袍》、《施公案》等小说。
他们企图给包拯、海瑞之流穿上神圣的外衣，来消灭农民的反抗，挽救地主阶级的危亡。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官僚的压榨。
现实生活告诉人民：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正如列宁所说的：
“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③。
这就是说，农民对封建官僚不抱有幻想。
当然，农民这个阶级也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农以上的农民中，可能有些人对于封建官吏抱有一定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农民的主体。
退一步说，即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认为有“清官”，它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
比如鬼神，并不因为过去的人们认为有鬼神，它就存在了。
农民中有人相信封建官僚中有“清官”，这不过表明他们受了地主阶级宣传的欺骗而已，也决不能得出“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的结论来。
二、所谓“清官”是不是“封建制度自我
调节的工具”？
国家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时才产生的，但它又“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出现。
即从表面上看，它好似整个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它是维护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⑤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压迫和镇压农民的政治工具，他们如果没有这一暴力机关，一天也无法存在。
所谓“清官”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
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离开这架机器。
令人遗憾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星宇同志在写这篇文章时，是企图批判吴晗同志的“清官”是“站在农民一边”、“是人民的救星”的荒谬论点。
但他又虚设了另一个对立面，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主义的手段，为吴晗提供了理论基础。
所以，吴晗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
“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其“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点”，并表扬星宇同志“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了”。
星宇同志主要论点是：
“清官”“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
“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
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
这里的问题是，调节谁和谁的矛盾呢？
星宇同志认为，“清官”打击超出法定权利而过分剥削农民的豪强，很显然，所谓“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的作用，就是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按照星宇同志的说法，似乎所谓“清官”的出现，竟然可以调节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
这里，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1，封建社会里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调和或调节（在这里调和与调节是同义语——作者注）呢？
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也不能调节的，因为它是对抗性的矛盾。
第2，封建国家是不是调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工具呢？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封建国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镇压农民的暴力机关。
因之，农民起义时，总是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以打倒封建国家为目的。
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3，所谓“清官”是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呢？
我认为，所谓“清官”实质上和贪官一样，也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
只要看一看享有“清官”盛誉的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发布的《保甲法再示》中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
他说：
“前日矿徒穷民，计图衣食，情犹可恕。
今劫村杀人，罪不容诛矣。
尔等可一心力防捕。
拒捕者，随即杀之。
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
尔等试思，毋贻罪悔。”
（《海瑞集》上册，第一八五页）从这一段话中可看出，海瑞并没有调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当时，在淳安县就有些农民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杀他们的人，剥夺他们的财产。
海瑞给他的乡兵们下令，要“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了。
在这里，海瑞所发挥的不是阶级矛盾调节器的作用，而是刽子手的职能。
可见，星宇同志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不自觉地陷入阶级矛盾调和论的泥坑了。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连带主义国家学说已唱熟了的滥调。
他们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退了一步固守住自己的阵地，说什么“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以用此来掩饰国家的阶级本质，欺骗劳动人民。
这些滥调在四十多年前已被列宁驳得体无完肤了。
即使如此，只要还有资产阶级，它总是不肯自动的退出这一阵地，放弃这种观点。
如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张知本还说过：
“建立国家之目的，应该为调和阶级冲突，以谋社会共同利益之进展。”
（《宪法论》，第11页）
星宇同志说：
“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
‘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
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
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海瑞集》上册，第37页）。
‘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这种观点更为荒诞。
为贫苦人民而工作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海瑞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表白的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实践活动。
还是让我们看看海瑞的所作所为吧！
在他给刘石圃的信中说：
“吴中刁讼，略无分毫事情而驾为天大之说，诚可骇畏。
生亦未尝不重处也。
除发府县外，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满发驿充徒。
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脱逃，解人告称，闻此重处声也。
生心喜之，谓可以消息刁讼矣。”
（《海瑞集》下册，第四四○页）什么是“刁讼”？
海瑞说过：
“民风刁险”，可见“刁讼”是刁民之讼，即是贫苦人民之讼无疑了。
贫苦人民去打官司，无非是因为“饥寒疾苦”或“冤抑沉郁不得其平”。
而海瑞却把它称为“刁讼”，还认为此风不可长，便对他们施以酷刑，甚至“候月满发驿充徒”。
并且，他知道去打官司的贫苦人民走到半路便被吓跑了，非常高兴。
可见，海瑞的为“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仕之”，不过是封建官场上冠冕堂皇的粉饰之词而已。
而星宇同志却认为，这些话“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在于证明海瑞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
这不能证明什么别的，而只能更加表现了星宇同志离开了阶级分析。
还必须指出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手段。
他一方面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含糊其辞的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另一方面，他又用曲解马克思的话的办法，肯定了所谓“清官”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等等思想，“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我们把被星宇同志曲解了的这一段话全引出来，加以分析。
马克思说：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⑥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政治观点等，但是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动不受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常常把那些“传统和教育”的要求，当作他行动的“出发点”。
马克思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揭露了在“传统和教育”下遮蔽着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和教育”的阶级性和欺骗性。
而星宇同志却用它来说明，所谓“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不是曲解又是什么？
这难道不是把封建阶级的“传统和教育”超阶级化了吗？
其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要根据他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评价。
马克思告诉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同他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
星宇同志对这段做了剪头去尾引证后，便根据所谓“清官”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和言辞加以判断，把他们的官场门面话，当作他们的主观思想形式，当作评价他们的标准。
因之，必然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来。
三、所谓“清官”是否以封建定法为武器，
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所谓“清官”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从而发挥其调节阶级矛盾的工具的作用，这是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中的基本线索。
下边我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看法。
第1，对于封建定法的理解问题。
星宇同志在解释封建定法的本质时说：
“统治者的贪欲却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一般来说，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越这个界限的统治权利。……如果剥削程度超过了这界限。
那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
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只要不过分地超越封建定法的界限，便不会引起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来，一定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统治就不会崩溃。
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是地主阶级过分地超越了封建定法的界限造成的。
请看：
在星宇同志的笔下，封建王法和封建国家、封建官僚一样，也成为阶级矛盾的调节器了。
同时，在星宇同志看来，所谓“清官”所以能起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就在于它坚决维护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在这里，我们必须揭开封建定法的迷。
我认为，法与国家一样，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封建定法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地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是武断的、特权的、不受任何限制的。
在这种法律下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的权利。
在这种压迫法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没有调节阶级矛盾，正是阶级矛盾的表现。
它是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做杠杆，强迫农民维持下来的“秩序”，皇帝和官僚都是这种压迫法执行者。
因之，农民与封建定法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农民战争爆发后，它不仅要打倒封建国家，也要废除封建定法。
而星宇同志却在赞美它，说它是可以调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
还说什么只要封建统治者，不过分超越它所规定的界限，就不会引起农民起义来。
其根据在哪里呢？
根据是有的，那就是实用主义法律学说。
第2，关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关系问题。
星宇同志虽然说过，“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但他实际上是把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对立起来，并认为“清官”的本质就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从两者的对立中，星宇同志便给所谓“清官”找到了活动的地盘，给所谓“清官”是阶级矛盾的“调节器”找到了理论根据。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下面来研究一下星宇同志提出的论据。
其一，星宇同志为了证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对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段话：
“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
⑦不错，马克思在这里是区分了习惯法与定法，但是马克思强调的是它们的一致性，即它们
“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见，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
星宇同志完全是曲解了马克思的话。
其二，星宇同志还引用过马克思另一段话：
“决不能维护这些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做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该给以某种惩罚。”
⑧星宇同志以此为据，便肯定以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是“‘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本质”。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曲解。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远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贫民的习惯权利作辩护的。
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还不觉悟，马克思是在号召德国的贫民起来，向德国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习惯权利。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单纯反对封建习惯法，也反对了德国的封建定法和封建制度。
星宇同志不是混淆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界限？
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吗？
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官僚中有较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但这不是划分所谓“清官”与贪官的标准，更不能把较为守法的封建官僚当作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否则又把封建王法置于何地呢？
四、否定“清官”的存在，是不是把所有
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有的人认为，不承认封建官僚中有“清官”和贪官之分，就是对封建官僚都一律看待，不是“一分为二”，这样秦桧与岳飞便没有什么区别了。
好大的帽子啊！
可惜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诡辩。
我们要问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那一位告诉过他们，在评价封建官僚时，必须区分出“清官”和贪官来？
这种区分难道不是从地主阶级的史书、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中，照抄照转来的概念吗？
这一点，在星宇同志的《论“清官”》的文章中开始就说明了。
以地主阶级区分它的官僚的标准，做为无产阶级研究封建官僚的根据，这能算是“一分为二”吗？
我们对于所有封建官僚是一律看待，但又不完全一律看待。
因为，所有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都是贪官污吏，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其根本方面。
所以我建议，给包拯、海瑞为代表的这批封建官僚摘掉“清官”的帽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取消“清官”的概念。
但是，对他们又不能完全一律看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
如我们肯定岳飞是英雄，并不因为他是“清官”，而是因为他反抗了落后民族金人的侵入，曾对历史起过推动作用。
对于海瑞也是一样，他修吴淞江，对当时应天府一带的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不是“清官”。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尊重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象无产阶级一样，给历史和历史人物以科学的总结和评价。
我们决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也不否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他们以批判的总结，才能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才能“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必须和当前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
而决不能象“清官论”者一样，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标准，或者以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评价封建官僚的标准，把海瑞之流拉出来，赞美歌颂一番。
这不是批判继承，这是旧东西的复活。
因之，我们必须给“清官论”以严肃的批判。
①星宇：
《论“清官”》，《人民日报》1964年05月29日。
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
②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三○二、一四三页。
③《列宁全集》第15卷，第一八一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一四八一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一四九至一五○页。
⑦《资本论》第3卷，第一○三五页。

谈马克思关于两种权利的一段话及其译文
申徒
在有关海瑞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的论文曾经引用1842年10月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一三五页以下）中有关习惯权利
（法）的一段文字，以之作为辨析“清官”行为的根据。
我觉得这段话引得不太全面、不太恰当。
引用不当，部分原因可能是原文的某些段落和词句翻译得不够确切或不够明确。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原意，我把书中谈到习惯权利
（法）的那一段，同原文前后进行了核对，对某些关键性词句作了一些我认为较合原意的修改。
现在把有关段落抄录于后，并把我理解马克思这一大段话所得的几点意见一并提出，供大家讨论时的参考。
马克思在这篇辩论中说：
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
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伸张权利，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
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
我们更进一步认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一无所有的自然群众的权利。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
这些习惯产生于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时代，当时根据埃及的传说，所有的神都以动物的形象出现。
人类就象分裂成许多不同种的动物群，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
世界上不自由的时代要求不自由的法；
因为人类法体现着自由，而这种动物的法与之相反，却体现着不自由。……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后者象附在岸土上的水螅一样，它只有许多只手，为上种人拣取土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
因为如果说在自然动物界中工蜂杀死雄蜂，则在精神动物界中，恰恰相反是雄蜂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
当特权者从法定权利向其习惯权利作呼吁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态，后者现在实际上已变成纯粹是动物的假面具了。
贵族的习惯权利按其内容说是与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对抗的。
它们不能制成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法状态下的形成物。
这些习惯权利同法律形式及其一般性和必要性相对抗，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它们是习惯的非法权利。
因此，不能以之与法律相对抗，而只能作为法律的对抗物加以废除，甚至有时还要加以惩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这是他的习惯而不再是不法的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因为是家风而可以原谅一样。
如果一个人故意犯法，那末应该惩罚的是这种明知故犯；
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那就应该惩罚他的这种不良习惯。
在存在着普遍法律的时代，合理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制定法所规定的习惯，因为权利并不因为被制定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它只不再单纯是习惯罢了。
对于一个有合法权利的人，法（权利）成为他自己的习惯；
这个法将对没有合法权利的人贯彻执行，尽管它不是后者的习惯。
权利（法）之为权利（法），并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这个偶然事实；
相反，习惯成为合理的，却是因为权利被制定为法，因为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作为同制定法并存的一种各别领域，习惯法（权利）只在这个法（权利）并存于法律之外，即只在习惯是制定法的一种预示的场合，才是合理的。
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
在法律里，特权阶级不仅使他们的合理权利得到承认，而且他们的不合理欲求甚至也还经常得到承认。
特权阶级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因为法律已把他们权利的一切可能效果都预计在内了。
因此，他们要求这些可能效果，这也只是作为menusplaisirs（注：
小乐趣，外快）的领域，其目的是使法律里已按其合理界限加以规定的同一内容，在习惯里在合理范围之外使他们的癖好和欲求得到更多的发挥余地而已。
如果说贵族的习惯权利是一些和合理法（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则贫民的习惯权利是同现行法的习惯相对抗的。
后者的内容所对抗的不是制定法的形式，它所对抗的毋宁是它自身的缺乏形式。
法的形式倒不是同它对立并存，而是它还没有获得这个形式。……
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权方面，只限于为现存的权利制定其形式，把它提升为普遍的法律。
在没有权利的场合，也就不去制定这种形式。……
这些立法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权利，正象我们在中世纪一切制度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以一定的所有权的不固定性为基础的。
它究竟是属于私有财产或公共财产，都不能绝对肯定，它是一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
立法工作用以认识这种二重形态的工具就是理智；
而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真是一件伟大而令人赞叹的工作，因为只有片面性才会从无机的稀糊中拣出那特殊的东西而给予它以一定的形式。
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
每一种东西要成为什么东西，必须把自己孤立起来，分裂成为孤立的东西。
理智把世界的每一内容纳入一种固定的范围，并把这一流动的内容凝结成为化石，从而表明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没有这些众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应用了抽象私法中那些现存的范畴（其格式见之于罗马法），取消了所有权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固定形态。
由于立法者的理智把自己的国家特权取消了，他也就认为更有理由把这个不固定的所有权对贫民阶级的责任也加以取消。
然而它忘记了，即使单纯从私法角度讲，这里也有两种私权（法），占有者的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所有权的国家特权，去掉的只是这些特权的胡作非为的性质，而赋以它们以民事的性质。
中世纪的一切权利形态，其中也包括所有权，在各方面都是二重的、二元的、分裂的，而理智也就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对抗这种矛盾的规定，但理智仍然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权对象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早被确认的私有财产的性质，而由于前者的原始性质和它的偶然存在只是属于先占权的范围，也就是属于这样一种阶级的先占权的范围，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被排除于任何其他所有权之外，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同那些所有权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在贫民阶级的习惯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权利的根源是肯定的、合法的，而习惯法（权利）在这里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不过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国家的有意识的划分中还没有找到它的应有的地位。”
从马克思上述这一长段话里，我认为有四点情况应该指出：
（一）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揭露的，主要是从德国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法的那种掩盖特权阶级兽性的普遍形式的假相。
这正是当时《莱茵报》展开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时德国一般法所表现的情况。
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要着重揭示欧洲中世纪劳动人民在专断蛮横凶暴残酷的封建法制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二）在揭露林木盗窃法的实质的辩论中，马克思无疑是在为贫民阶级伸张权利（贫民的习惯权利）。
不过，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确也存在着一些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残余观念。
而且，当时马克思是在德国容克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不得不就普鲁士现行地方法的情况出发进行揭露与批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马克思在上述这段文字中一再指出，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只可能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剥削者血腥镇压与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兽性权利的表现。
它是“违法的”，不合理的；
这里所谓违法，马克思指的是违反法的人性理念。
但是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些特权阶级的所谓习惯权利的整个内容，不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包括它们一切可能的效果，都已全部预计于特权阶级法律之内了。
他说：
“他们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
他指出，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
如果还有什么的话，也只能是特权阶级的一些额外享受。
（四）但是我认为马克思这一长段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意思是：
如果要谈剥削阶级法所反映的矛盾，指出其表现的二重性，要加以一分为二的话，那只能是“占有者的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正象马克思所说，已由特权阶级立法者的“理智”加以统一，即统一于肯定剥削制度与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一面了。
贫民阶级的习惯权利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得到任何法律形式的承认与肯定。
根据上述意见，我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所说的话里是得不出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清官”和“贪官”或豪强恶霸在观念上的区别的任何理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