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新任大使贝迪亚科·波库
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21日讯
加纳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贝迪亚科·波库，今天下午偕同大使馆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后，刘少奇主席同波库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等。

北方广大地区下了一场好雪
新华社21日讯广大北方地区下了一场好雪。
这场雪是从19日夜间开始的。
19日夜间到20日早晨，河北东北部、北京地区和辽宁东部先后下雪。
20日和21日，雪区逐渐扩展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全省、辽宁大部地区和内蒙古不少地区。
现在雪区在继续南移，北方不少地区降雪已经停止。
这是一场下得比较普遍的雪。
其中，山西太原以北、河北石家庄以北、陕西榆林地区和北京市下得较大。
晋西北、保定和石家庄部分地区和北京市部分地区下了大雪。
山西岚县降水量为二十毫米多，兴县二十毫米；
河北涿县二十毫米，满城十七毫米，徐水十六毫米；
北京市房山县接近十五毫米，市区也在十毫米以上；
榆林地区府谷县为七毫米多。
内蒙古、陕西大部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辽宁、山东和河南各地一般下的是小雪。
去冬以来北方下雪不多，这场雪下得较好，对小麦返青和春播会有好处。
但是各地仍要继续注意预防春旱的问题，各种预防春旱的播种准备工作仍应抓紧。
雪后应即大力组织积雪保墒的工作。

总政治部通知全军文艺体育团体
组织小型文工队深入基层
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全军文艺体育工作者，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关于部队文工团要组织小型文化工作队，深入到基层，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把组织文化工作队当作1966年的工作重点。
通知指出，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的指示非常重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按这些指示去做，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毛泽东文艺方向，为工农兵服务；
就可以在部队文艺体育队伍中更好地突出政治，加强战备，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指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就可以更有利于使文艺工作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通知要求全军文工团（队）、军乐团（队）、体工队，1966年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除担任特定任务的人员外，所有人员一律组成文化工作队深入基层，于02月份开始分批陆续下去。
文化工作队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具体任务是：
演出、辅导、创作、服务、调查，并通过这些活动进行锻炼，更好地加强文艺体育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丰富生活，促进创作，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文艺体育事业的革命接班人。
文化工作队下去的时间应在半年以上。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相结合
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在斗争洪炉中改造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
据新华社21日讯
适应文化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各地文艺工作者正在形成一个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实际斗争的热潮，以加强思想改造，进一步促进文艺队伍的革命化。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了电影放映队等长年在农村活动的基层文化队伍以外，目前已经有十六万多名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
这批文艺大军是最近一年来陆续开赴农村、工矿生产第1线的，绝大部分在农村深入生活和工作。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有的则根据演出、创作等不同的任务和业务特点，采取文化工作队、专业演出队、创作小组和蹲点调查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一边深入生活，一边开展工作。
现在，大多数省市的文艺单位，上山下乡的人员都达到或超过了本地区、本单位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少地区和文艺单位有半数以上的人经常在农村和工矿活动。
各地文化部门正在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使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逐步走向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保证许多文艺单位都能够做到经常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在基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分之一的人到农村和工矿参加文化普及工作；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本单位坚持日常工作。
这样交替轮换，每个专业文艺工作者每年就可以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的时间同工农兵生活在一起。
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分析当前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的特点和意义时指出，这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进军；
也是文艺界大学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同工农兵相结合，促进文艺队伍革命化的百年大计。
这批上山下乡的文艺工作者中，包括各地文化部门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人，以及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出版、曲艺等方面许多著名的作者、演员、导演、编辑、演奏人员等。
他们这次下去，不象过去有些人下乡只是为了“收集创作材料”，而是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改造思想为主要目的。
这次下乡的大多数人员一到农村，就直接深入到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坚持和贫农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真正放下架子，做群众的小学生，一心进行思想革命，努力做到“人下乡心也下乡”。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多人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镜子，随时随地照自己、比自己、想自己，找差距，学先进。
广大职工和贫农下中农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社会主义的“新愚公”们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和踏实精神，使下乡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同时，为今后在创作中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积累着宝贵的思想和生活基础，他们用“雪中送炭，火暖自身”这句话，形容这次下乡所尝到的甜头。
有些人刚刚从农村回来不久，就再度要求下去。
许多人常常亲切地说：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农村这个家！”
在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同时，下乡下厂的文艺工作者还通过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幻灯和图书发行等几个主要的渠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把革命文化送到最基层去，送到工农群众中去。
许多过去比较经常在农村活动的专区、县一级的艺术表演单位和电影放映队，现在更合理地制定了下乡演出规划，力求使农民们能够多看到戏和电影。
不少过去下乡较少的省市一级的文艺团体，也进一步面向农村，派小分队轻装出动，上高山，下远乡，送戏上门，开始被农民称做“庄户剧团”。
许多文化工作队还紧密配合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述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当地的好人好事，大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并且积极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兴无灭资，移风易俗，进一步巩固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一些由文化行政和专业人员组织的综合性工作队，在深入蹲点的过程中，还着重了解和研究农村和工矿文化革命中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听取广大贫农下中农对文化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研究文化工作配合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
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下乡文艺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领导。
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亲临第1线，着手研究解决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许多下乡下厂的文艺工作者在来信中纷纷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在群众斗争和劳动的洪炉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充实，更加坚强。
（附图片）
文化部和所属单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一支文化工作队，到广东花县花山公社为农民演出，并且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
图为文化工作队为农民演出舞蹈《艰苦的岁月》。
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摄

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
目前，全国大约有十六万文艺工作者下农村、下厂矿、下连队。
这支文艺大军，跟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工农兵服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这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进军。
我们祝贺这支文艺大军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最正确、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路线。
这条文化革命的路线，要求文艺工作者革命化、劳动化，同时要求劳动人民知识化，使文化逐渐成为全体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
文艺工作者革命化、劳动化的根本道路，就是深入工农兵，与工农兵相结合；
特别是要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到农村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现在，这十六万文艺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正在农村锻炼，有的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参加文化工作队、专业演出队、创作小组等等，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
今天，在我国农村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深入进行，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发展。
五亿农民，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在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中，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表现出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涌现了大量的可歌可颂的新人新事。
今天的农村，也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重要阵地。
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的火热斗争中，同广大贫农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在劳动和斗争中认真锻炼自己，就一定能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劳动化，就一定能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普及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文艺工作者在农村，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共同生活，并肩劳动，深切体会到贫农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立场，看到贫农下中农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顽强斗争精神。
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逐步坚定了改造自己、为工农兵服务、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决心。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农村斗争、生活的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这种同农民结合的自觉性，是个良好的开端。
文艺工作者说得对：
“要演好革命戏，先做革命人。”
只有真正投身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熟悉工农兵，学习工农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实践，才能写好、演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才能真正以革命的文艺武器为工农兵服务。
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只有走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为了服务先要改造这一条道路，紧紧地抓住改造自己这个中心环节，到农村去才能有收获，才能服务得好。
过去，有些文艺工作者也下过乡，也到过农村。
可是，他们往往只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收集素材，而把自己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
有的主观上也很热心去演戏，但不考虑戏的内容是有益还是有害；
有的也很热心去普及文化，却不根据群众的需要与可能，忘记了文化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孤立地发展，变成为文化而文化。
这些教训是必须记取的。
今天到农村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深入生活、努力学习、参加斗争、改造自己放在第1位，不能把本身的业务放在第1位，更不能浮光掠影地去“体验”生活，或者单纯收集素材。
优秀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原来是演员，1958年起才搞创作。
这些年来，他经常下部队，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部队；
起初下去主要是为了创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写不出好东西来。
为什么？
他开始认为是表达能力的问题，后来才认识到还是思想、生活不过硬，自己对兵的理解，不象兵对兵的理解那样深。
从此，他下决心好好当兵，参加野营，跟战士一起干，身子下去了，心也下去了，思想感情逐渐和战士打成一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欧阳海之歌》这一部反映和歌颂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品，终于创作出来了。
由此可见，只要认真改造自己，努力学习，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一定会提高本身的业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投身到广阔的农村革命斗争洪炉中的文艺工作同志们：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抓住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个中心环节，同贫农下中农打成一片，同他们同甘共苦，逐步懂得他们的心，逐步懂得他们的爱和憎，懂得他们需要什么或不需要什么。
只要真正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路线，坚持不懈，积以时日，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不仅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也将起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开辟多快好省的道路
天津用大协作方法制造三种汽车
綦江齿轮厂同各地工厂协作制成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
新华社天津20日电
天津市一百三十二家工厂用较短的时间、较少的费用试制成功了三种汽车，结束了天津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现在，这三种汽车——轻型卡车、越野汽车和旅行汽车已经成批投入生产。
这三种汽车的诞生，是天津市职工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
对于原来只能生产一部分汽车配件的天津职工来说，要在短时间之内多快好省地制造出汽车，没有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方法是办不到的。
要建设“大而全”的工厂吗？
不成！
因为这样做，既花费国家大量投资，也不合理。
采取集中在少数工厂生产、扩散出一部分零件的办法吗？
也不成！
这样做，不适合天津的具体情况。
天津职工走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是依靠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道路。
他们根据天津市这个老工业城市的特点，决定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潜力，采取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汽车生产。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全市汽车配件行业按专业化协作的精神，进行了企业的调整改组。
按照统一设计、分散生产、集中装配的原则，把汽车的全部零部件、铸锻毛坯件和橡胶、塑料、玻璃等非金属部件，分发到一百三十二个工厂生产，并且实行多级交叉大协作。
在每一级的协作中，又实行了保质量、保数量、保时间和送上门的“三保一送”。
这就把以生产汽车为中心的汽车配件行业和有关行业的一百三十多个企业，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一股劲，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要制造汽车，就要数以百台计的专用设备，数以千套计的工艺装备。
这些困难问题，没有难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
他们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大家动手搞设计，大家搞工艺装备，大家搞专用设备。
他们仅仅花费九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制造出了七千套工艺装备和四百三十台专用设备。
这些充满了群众智慧的设备，都具有结构简单、质量好、效率高、花钱少的特点，不少还达到了先进水平，保证了又快又好地生产汽车的需要。
三种汽车的诞生，也是各有关行业和有关城市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结果。
在汽车试制生产过程中，不仅得到天津市各行业、科学研究单位的大力帮助，而且还得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唐山等城市的大力帮助。
新华社重庆19日电
国产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已在重庆綦江齿轮厂诞生。
它是綦江齿轮厂职工同上海等地六十多家工厂的职工采用大协作的办法制造出来的。
这种被命为“红岩”牌的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经过了长途行驶考验，并且由设计、制造、使用的十多个单位进行“三结合”鉴定证明，它的质量很好。
“红岩”牌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比过去我国进口的同类型汽车跑得快，转向轻便，装卸灵快，耗油量低，检修起来也比较方便。
这种重型汽车，是矿山生产、基本建设等运输量大的生产建设单位的重要运输工具。
它的试制成功，为我国汽车制造工业增加了新品种，同时也培养和锻炼出一支掌握重型汽车生产的技术队伍。
綦江齿轮厂过去只能生产汽车配件，现在试制成功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是全厂职工同兄弟厂职工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主管汽车设计的五名技术人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以大庆设计人员为榜样，打破设计上的洋框框、旧框框和烦琐哲学的束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采取“三结合”的方法进行现场设计。
这样做的结果，及时解决了许多设计上的疑难问题，使设计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
“红岩”牌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的诞生，也是全国各有关单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全面进行生产技术大协作的结果。
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多个厂矿企业担负了试制这种产品的协作任务。
这些单位所担负的协作件，一般都是按时或提前交货，质量规格符合要求。
有的单位不仅为二十五吨汽车生产了零部件，而且还向綦江齿轮厂提供了许多技术资料，主动传授了生产技术经验，对保证重型汽车的按期试制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从焦裕禄同志事迹中，我深深体会到，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
对党“忠”字在心，对革命“公”字当头
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出色代表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后，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在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1962年冬天，焦裕禄同志被派到了那里，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多么困难啊！
但是，他从困难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说出了“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壮语。
他有带病查风口、探流沙、“亲自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的实干精神，又有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的决心。
总之，焦裕禄同志对严重困难是承认它、摸清它、战胜它。
这是他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困难的光辉榜样。
和焦裕禄同志比较，我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回想我在遇到困难时，只是口里叫困难，却没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困难究竟有多大份量亲自去掂一掂，对群众的要求去深入了解，对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缺乏认识。
至于如何想办法克服困难，树雄心战胜困难，做得更不够了。
从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中，我深深体会到：
干革命，任何时候都会遇到困难，问题是用什么态度对待它。
如果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以革命的思想为指导，承认它，认识它，战胜它，就一定可以很快变困难为顺利；
如果被困难吓倒，就不可能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领导的思想千万不能落后啊！
学习焦裕禄同志，停留在口头上是不行的。
我们玉树的条件不比兰考差，草高水多，对发展畜牧业很有利。
问题就在于我们县委领导成员有没有焦裕禄同志那股劲头：
对党“忠”字在心，对革命“公”字当头，对人民“诚”字在怀。
人的因素第1，思想工作第1，去“私”破“难”，无往不胜。
我决心以焦裕禄为镜子，照思想，查行动，不断改造自己，为使玉树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而努力奋斗！
青海玉树县委常委
白马东周（藏族）

先进地区的干部怎样学习焦裕禄
苍溪县干部回答是：
一定要虚心学，象焦裕禄那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防止骄傲自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底
据新华社成都21日电在生产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群众生活获得显著改善的先进地区的干部，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学习焦裕禄同志？
四川北部山区一个先进县——苍溪县的领导干部回答是：
一定要虚心学，学习焦裕禄同志那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防止骄傲自满，决心“为山区人民当一辈子长工”。
苍溪县1965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出现了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因此，这个县已被人们赞扬为“以粮为纲，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认真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好样板”。
西南各地纷纷派人到这里参观取经。
当中共苍溪县委正在考虑、研究当前全县的生产、工作时，载有焦裕禄同志光辉事迹的报纸来到了这里。
县委书记陈亮学《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文章直到深夜三点多钟，写下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心得。
在他的带动下，县委领导干部都认真学习，并且联系实际，进行座谈讨论，以焦裕禄为镜子，找了差距。
在学习讨论中，他们认识到，焦裕禄同志在兰考时，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在困难当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
今天，他们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分为二地看待苍溪的形势。
县委书记陈亮说，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不能前进。
县委领导应该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有这样的自觉，要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去发现新的矛盾，这样才能主动地带领群众及时前进。
他说，在成绩面前，一分为二，继续前进，那就是用自己的言行向干部和群众说明：
我们为人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终身的任务。
过去跟群众一道进行革命斗争获得些成绩，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今后怎样，还要重新做起，从头接受考验。
县委的同志们从学习讨论中提高了认识，又联系实际，检查了工作。
他们认识到：
前段时间，有些领导干部忙于机关工作，没有很好深入基层，这样下去，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
部分社队看到小春作物苗状不错，有麻痹思想，还有些社、队的备耕工作抓得不紧。
这些都说明在顺利的形势下，出现了不关心群众利益的思想苗头。
根据这一情况，县委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下去，加强调查研究，突出政治，树立“为山区人民当一辈子长工”的思想，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底。
同时，安排了当前的工作。
第1，全县干部结合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找出差距，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第2，自下而上总结1965年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时，找出缺点和差距。
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找出差距，切实改进。
第3，对当前生产加强领导。
县、区、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要“扎”下去，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注意抓第一手资料，抓活思想，亲手去做发动群众搞好生产的工作。
第4，及时检查社员在当前生产中的困难，关心群众生活，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时候注意发扬民主，劳逸结合，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焦裕禄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是我要很好学习的。
焦裕禄同志为了彻底改变兰考面貌，他坚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教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紧依靠群众，同内涝、风沙、盐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是值得我很好学习的。
以焦裕禄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为镜子，我找出了思想、作风等方面的很多差距，在革命的领导方法方面差距更大。
我县也有不少象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那样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先进典型，三八大队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三八大队是全县的农业先进单位。
这个大队的人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革一穷二白的命，凭自己的双手，经过十年苦干实干，在历史上“七旱八涝九不收”的情况下，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排灌系统，基本上解除了旱涝灾害的威胁，粮、棉产量稳定增长。
1965年粮食平均亩产五百零四斤，为解放初期1949年的六倍多，九百多亩棉花也闯过了亩产百斤皮棉关，为解放初期的十倍。
但是，三八大队的经验，却未能迅速推广，变为全县的生产水平。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县委没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缺乏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没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从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水平这个最根本的愿望出发。
我们对先进事物和群众的智慧、创造，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推广三八大队经验中，不能把三八大队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远大革命理想突出出来。
在推广先进经验时，也往往是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对各地学习三八大队经验中出现的活思想，没有抓准，解决问题缺乏针对性。
为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完成党与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尽快地改变南阳县的面貌，县委决定：
第1，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带着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我个人，一定要带头学好，使毛主席思想首先在我头脑扎根。
以县委为核心，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让广大干部、群众都能够自觉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2，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在全县范围内就为什么要学“三八”、能不能学“三八”、怎样学“三八”为题，进行大辩论；
要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学会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技术、业务的关系。
第3，坚决实行一点带多点、多点推动全面的典型示范的方法，以三八大队为样板，合理布点，挂钩连片，并把县委原确定的十二个推广三八大队的样板扩大到七十七个，大力开展学“三八”人，建“三八”田、赶“三八”产的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并不断总结推广中的经验。
河南南阳县委书记　魏兆铭

兰考县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的老贫农刘宗行是焦裕禄到兰考后，向全县推荐的第1个贫农英雄。
这是刘宗行和他饲养的牛犊。
新华社记者　邓历耕摄

填补了我国化学纤维机械制造工业的一个重要空白
上海十七个女青年制成一万二千孔喷丝头
纺制人造棉的关键部件——一万二千孔的、孔径比头发丝还细的喷丝头，已在上海正式投入生产。
用于纺制人造棉的喷丝头，好比蚕儿的头，有了它才能吐出丝来。
在此以前，上海生产的喷丝头，孔较大，只能把粘胶纺成人造毛和人造丝，不能纺成更细的人造棉。
有了这种小孔径的一万二千孔喷丝头，就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喷丝头上的孔数增加后，只要前道工序的工艺参数作相应改变，粘胶纤维喷出量也可以相应地增加。
因此，生产多孔喷丝头，对发展化学纤维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重要作用。
多孔喷丝头，是上海化学纤维机械配件厂的十七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二岁的女青年试制出来的。
她们在上海有关研究单位、工厂和本厂其他工人的协作下，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填补了我国化学纤维机械制造工业的这个重要空白。
这种喷丝头的技术要求很高。
在一只象普通茶杯口大小的金铂坯上，要均匀地钻出一万二千个孔；
每一个小孔，连一根头发丝也穿不过。
底坯和一万二千个孔的内壁，还要求精光雪亮，照得出人影。
记者在上海第3人造纤维厂，看到了这种喷丝头在纺丝机的酸浴池里连续不断向上喷丝的情景。
雪白的粘胶丝经过抽伸成型，滑润而光洁。
这家工厂的厂长告诉记者，这批喷丝头的连续受高压冲击能力、孔径垂直度和光洁圆正度，都比较好。
由十七个女青年组成的上海化学纤维机械配件厂喷丝头小组，成立不过两年。
组里没有一个工程师、技术员。
一个车工师傅，另外两位在其他厂做过一年左右喷丝头检验工作的工人，就算是她们中的行家了。
不少人认为，这里没有试制和生产一万二千孔喷丝头的条件。
这个小组的女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有了勇气，学出了胆量。
她们议论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干，认真下功夫，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她们以顽强的毅力，积极摸索工艺，刻苦钻研技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为了表彰她们那种勇挑重担的精神，今年年初，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命名这个小组为上海市红旗青年突击队。

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
时时刻刻都想着人民
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我也是县委书记，担子本来是一样的重，党的要求是一样的高，焦裕禄同志为革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而我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好。
原因在那里呢？
千条万条，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有效地运用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去。
承认差距是一回事，缩短差距又是一回事，因此，我决心奋发图强，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迎头赶上去。
本来，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是革命的带头人，头脑中要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才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今后，我一定以焦裕禄同志作榜样，首先带头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树立起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革命世界观，扔掉一切个人杂念，深入第1线，和全县人民一起，脚踏实地地大搞三大革命运动，为彻底改变全县面貌坚决奋斗。
河北围场县委书记赵梦久

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告诉我们：
要全县干部、全县工作突出政治，首先要县委领导突出政治，要县委领导突出政治，关键在于：
我们当“班长”的首先要突出政治
我在想：
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大大有益于兰考人民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条，是他突出了政治，他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挂了帅，他真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
要学习焦裕禄同志，就要象他那样突出政治，象他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用一致，言行一致。
过去，我们在口头上也常讲突出政治，政治思想工作也做了一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政治总是突不出，这是为什么？
通过学习，对照焦裕禄同志，使我深深体会到：
关键问题是：
对突出政治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平列起来，有时甚至颠倒过来，错误地认为生产好就是政治好，因而在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总结工作时，常在生产措施上打转转，没有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下功夫。
结果政治上不过硬，带来了生产不过硬。
没有很好地突出政治，归根到底又是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
没有象焦裕禄同志那样，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不少，作用也不小，但学得不如焦裕禄同志那样认真，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不如焦裕禄同志那样严格；
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教育别人的，为了解决某一项工作问题。
由于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因此没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在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学习态度问题，归根结蒂又是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就有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
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主要是他和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他深深懂得，毛主席著作讲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要讲的话，毛主席的一言一语，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对毛主席著作有了深厚的感情。
他迫切需要把毛主席著作学好，用毛主席思想去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我们要学好毛主席著作，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自己自觉的行动，必须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踏踏实实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做到学用一致，言行一致。
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也告诉我们：
要全县干部、全县工作突出政治，首先要县委领导突出政治，要县委领导突出政治，关键又在于我们当“班长”的突出政治。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体会不深。
我们过去是言教多，身教少；
看到下面的问题多，严于责己少。
焦裕禄同志身教重于言教，在全县干部、全县人民面前做出了突出政治的样子，因此他讲出的每一句话是实在的，是有份量的，他的一言一行在影响着全县干部、全县人民。
焦裕禄同志的这个活榜样，使我们进一步懂得：
我们是全县革命人民的带队人，我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县人民、对全县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担负着党和全县五十万人民交给我们的重大责任。
要很好地不折不扣地完成党和全县人民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抱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严肃地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尽速实现思想革命化，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
江苏江宁县委书记华子泉

济南制成高速轴承试验机
供科学研究部门和精密轴承厂用来试验高速轴承性能的仪器，最近在济南材料机厂试制成功。
高速轴承主要应用在牙科医疗器械、高速印刷机、高速摄影机、磨床高速主轴、高速陀螺仪和喷气发动机的主轴上。
新制成的仪器可以试验每分钟十二万转的轴承的结构、材料性能，校验轴承的极限转数，并且能够随时测量轴承由于高速运转而产生的外圆表面磨擦热的温度。
这种高速轴承试验机本身设有特殊冷却装置，可以在高温、高速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据新华社讯）

牡丹江制成碳化硼微粉
高级研磨材料——碳化硼微粉，最近在牡丹江化工材料厂试制成功。
近代机械工业特别是尖端工业的发展，对许多机器零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加工要求，既要求达到规定的尺寸和几何形状，又要求有很高的表面光洁度。
碳化硼微粉可以部分地代替天然金刚石，用来研磨各种高硬度、高精度的金属零件。
这种研磨材料，我国过去都是依靠国外进口。
现在，这个厂已经开始成批生产这种产品，供应全国一百八十个工业企业。
牡丹江化工材料厂是在1958年由两名机关干部和七个家庭妇女创办起来的小厂，设备条件很简陋。
但是职工们在有关单位的帮助下，经过二百三十多次的试验，终于掌握了这种高级人造研磨材料的生产规律。

话剧《安第斯山风暴》在京公演
展现了一幅拉丁美洲人民风起云涌进行革命斗争的宏伟图景
新华社21日讯
反映拉丁美洲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八场话剧《安第斯山风暴》，今天在首都正式公演。
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第1个以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大型话剧。
来自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朋友，在公演前的预演期间看了演出以后，称赞话剧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现实。
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山麓的拉丁美洲外宾说，《安第斯山风暴》，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拉丁美洲人民风起云涌进行革命斗争的宏伟图景，是拉丁美洲人民反美斗争风暴的缩影。
话剧通过一支农民武装游击队的产生，和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正确领导下，登上安第斯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发动农民和印第安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后取得奇袭美国军事基地的胜利，集中地揭示了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觉醒，燃烧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烽火。
话剧还无情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加紧扩大对拉丁美洲的侵略，残酷屠杀和镇压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罪行。
《安第斯山风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
这个话剧团的文艺工作者，把创作和演出《安第斯山风暴》，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看作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从去年03月就开始了剧本的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声明和关于国际主义、人民战争等问题的论述，收集了大量拉丁美洲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资料。
他们还从有关领导同志那里，得到了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艺术处理等方面的许多指示，使创作质量不断提高。
话剧排练期间，还得到来中国访问的一些拉丁美洲朋友的热情帮助。
他们给演员们讲拉丁美洲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故事，帮助演员熟悉拉丁美洲人民的风俗习惯，有的还热情地教演员跳拉丁美洲民间舞蹈。
话剧正式公演以前，已经预演了六十多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反复修改。

铁路车辆运用现代油漆喷涂新技术
我国制造成功大型静电喷漆设备
经过初步使用，喷涂效率高、质量好、省油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油漆工人的劳动条件
最近，一台用于铁路车辆油漆喷涂的大型静电喷漆设备，在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研究制造成功。
静电喷漆就是利用很高转速并带有高压电场的喷油杯，把油漆甩出去，使雾化的油漆分子带上负电，工作物表面带上正电，利用正负电互相吸引的作用，使油漆迅速而均匀地喷到工作物上。
静电喷漆是现代油漆喷涂的新技术。
新制成的这台大型静电喷漆设备，经过初步使用，比用落后的喷枪和刷子进行车辆油漆喷涂效率高、质量好、省油漆，特别是由于油雾带电，不能在空气中停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油漆工人的劳动条件。
现在，一个油漆工人在操纵室里一按电钮，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辆货车的喷漆工作，而过去用人工涂刷得十二个人用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齐齐哈尔车辆工厂的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在研究、制造大型静电喷漆设备当中，七学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克服了部分人存在的“大面积静电喷漆国内没有，在外国资料上也找不到，我们根本没有门”的无所作为的思想；
职工们三学《愚公移山》，树立起不怕苦、不怕难的革命意志。
没有资料，他们就到实践中反复试验。
没有设备就自己造，没有材料自己找。
就这样，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几百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这台设备。
（附图片）
我国自制的大型静电喷漆设备正在喷涂铁路车辆。
铁道部机车车辆工厂管理总局供稿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02月06日的反华声明
本报讯
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02月06日刊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对中国政府声明的答复》。
全文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对中国政府声明的答复
中国政府已就我在01月02日演说中作出的宣布和随后古巴对外贸易部的声明发表了两个声明企图为它在同古巴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行为进行辩解。
中国政府借那个国家一名对外贸易部的假设的“官员”之口发表的这些声明是极端阴险的。
决不会有人相信在中国，一名对外贸易部的普通和不知名的官员能发表谈话把一个相互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成是说谎者，这些谈话由于其政治背景和无礼的形式包含着严重影响古巴和中国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首先必需说两件事：
第1：
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因为这些谈话只能出于中国政府最高级人士之口。
第2：
这种方法是不诚实的，同时也透露出蔑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因为这等于说，一个小国的总理的谈话只配由中国对外贸易部的一名匿名的低级官员作出答复，尽管所讨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那个国家。
我们将不使用这种虚伪的、蔑视人的做法，因为我们不习惯于这样做，而且不论在关于维护我国尊严还是在我们应该对别人的尊重方面我们也并不区分大国和小国，不管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怎样。
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越出了严格地以有关贸易交换的数字和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讨论的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讨论这些材料和数字几乎是无益的了。
然而，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企图维护的断言和结论也不应不加以回答。
01月02日，我并没有想就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性质的措施作出判断、说明和评定，虽然有足够的判断材料使我可以这样做。
我只局限在说明从中国的进口将意外地急剧减少。
我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辩解的理由和这件事将会立即给我国带来的后果。
我原文这样说：
“……有种产品由于违反我们的意志的原因今年将遇到困难，这种产品是大米。
我根据我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报告来说明一下我们将得到较少大米的原因。
“报告说：
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1966年的指导方针是继续增加贸易额，从而继续近几年的趋势。
“1966年计划出口额达一亿一千万（比索），进口额达一亿四千万（比索）。
“与前几年相比，这种数额预定我们方面交售更多的糖，而由另一方交售更多的大米。
“11月中旬，我们的代表团在我们部的司长伊萨梅尔·贝略同志率领下到北京讨论1966年的贸易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应该在哈瓦那签字。
在几次与中国当局会晤后，中国当局正式提出下列意见：
“食糖——中国方面不能接受（古巴方面）建议提供的八十万吨食糖，理由如下：
“（一）他们这一年取得了丰收。
“（二）1961年苏联贷给了他们五十万吨食糖，规定用同种商品偿还。
今年他们利用向古巴购买的部分糖还清了苏联这批食糖。
“（三）中国人民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
“1965年向古巴提供达二十五万吨的大米数量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向中国大使提出了要求。
“虽然丰收，但是他们认为1966年（供应大米的）数量不可能超过1964年，即十三万五千公吨，原因如下：
“（一）必须进行储备，以防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二）必须援助越南；
“（三）其他粮食生产不足，他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因此必须用一些大米来为此换取外汇。”
“当我们的代表团提出利用剩下的1960年的一千万（比索）的贷款，支付根据我们的进出口数字将会在1966年出现的（贸易）差额的一部分时，中国方面回答如下：
“决定利用经济贷款问题不在它的权限之内，应该在政府一级提出。
但是就他们所能交给我们的产品和数量来说，供应额已达到最高限度了，因而也是最后确定的供应额了。
“他们说，因而，贸易额将差不多达到1964年的水平，
因为贸易将是平衡的。
“对外贸易报告说，这些建议产生的贸易问题是：
虽然中国方面说我们的贸易将达到1964年的水平，但是由于不象前几年那样允许有一个差额，实际上达到1964年水平的仅仅是我们的出口，而我们的进口值将下降到比从1961年到1965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从1961年起，象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做的那样，我们通过年度贸易议定书建立了贸易交换关系。”
对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中国方面无法批驳和掩盖其中的任何实质之点。
他们仅限于争论一个问题：
古巴1966年从中国的进口额是否确实将低于1961年以来历年的进口额。
他们无法否认，古巴提出的出口额，包括八十万吨糖，将达一亿一千万比索，而古巴提出的需要额估计为一亿四千万比索。
他们无法否认，中国政府拒绝了八十万吨糖的建议，也无法否认为了辩护而提出下列理由：
“（一）他们这一年取得了丰收。
“（二）1961年苏联贷给了他们五十万吨糖，规定用同种产品偿还。
今年已利用向古巴购买的部分糖还清了苏联这批食糖。
“（三）中国人民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
他们无法否认，他们1966年只同意交售十三万五千公吨大米，就是说，比去年少十一万五千公吨，比提出的需要量少十四万五千公吨。
也无法否认，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是：
“虽然丰收，但是他们认为1966年的（供应大米的）数量不可能超过1964年，即十三万五千公吨，原因如下：
“（一）必须进行储备，以防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二）必须援助越南；
“（三）其他粮食生产不足，他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因此必须用一些大米来为此换取外汇。”
他们无法否认，当我们的代表团提出动用一千万比索的贷款支付将会出现的（贸易）差额的一部分时，中国方面回答说，应该在政府一级提出这个问题，而就他们所能交的产品和数量来说，供应额已达到最高限度了，因而也是最后确定的供应额了。
他们无法否认，还通知古巴代表团——在以前任何一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贸易将是平衡的，在贸易术语中这等于说，不能期望任何贷款。
他们实质上无法否认，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提出了四点：
（一）把我们的食糖出口额限为仅仅六十万吨，而食糖是我们用以支付我们的进口的基本产品；
（二）供应的产品数量已是最高限度和最后确定的；
（三）今年取消（贸易）差额；
（四）我们消费中的传统的，有影响产品——大米将比去年减少将近一半。
他们无法否认，这几点是在1965年年底完全突然地向古巴方面提出的，自然，我们的政府事先对这竟然是中国政府对古巴的新贸易政策毫无所闻。
我再说一遍，他们无法否认这些实质问题的任何一个，仅限于谈一个次要问题，即古巴1966年从中国的进口额是否确实低于1961年以来的历年的进口额。
他们在01月09日的声明中为了歪曲这一点而采用的办法是谈贸易总额。
他们不提供任何其他材料，就断言说，我在01月02日宣读的古巴对外贸易部的报告关于进口额将低于这几年的任何一年的说法是虚假的。
但是，古巴对外贸易部在01月12日的答复中提出了从中国进口的实际数字：
1961年　九十八点六
1962年　八十九点八
1963年　九十点八
1964年　一百零九点三
1965年　一百二十八点九
1966年　（八十五点零）
中国政府在01月30日的新的声明中再次避开实质问题而坚持这种同前几年的比较办法，企图驳倒古巴对外贸易部使用的方法，辩解说古巴对外贸易部使用了三类数字；
而它，据说是根据议定书的货单，硬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是：
1961年　一百零八点零零
1962年　六十二点零零
1963年　七十七点六一
1964年　九十五点一一
1965年　一百二十七点零零
1966年　（八十四点五零）
好吧：
让我们看看古巴对外贸易部是怎样计算出它的数字的。
1961年、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古巴对外贸易部是根据可能存在的最精确的材料——实际进入和输出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商品——来计算的，因为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即议定书上协议的数字在其执行过程中发生大大的改变。
至于1965年，在12月对外贸易部提供报告的时候，是完全不能使用这一种以进出商品总量为基础的方法计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一年还没有结束，此外还因为需要一定时间来收集、核实和整理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述那一年，（对外贸易）部被迫不得不使用议定书上规定的数字，虽然，正如上面说过的，这种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大大脱节。
同样，关于正在开始的1966年，（对外贸易）部只能依靠中国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的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商品数字。
关于1966年，难道中国政府不也是以这些材料作为基础进行比较的吗？
而且，中国政府也是使用了几种不同类的材料：
一类是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和六五年的：
议定书的单子；
另一类是1966年的：
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
只是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材料和古巴对外贸易部的材料之间有一个实质的不同，那就是古巴对占进行分析的六年中的三分之二时间，即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和六四年所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真实地表达两国交换发展节奏——是精确地根据实际到达或离开国家的商品的；
而中国政府的材料则完全无视这一事实，是依据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意见的，即：
一张纸上议定的商品单子比真正到达一个国家或另一国家的商品更有价值。
这些商品有时候是超过议定书规定的数额的，1962年就是这样的，那一年议定的是六千二百万（比索），而收到的则是八千九百八十万（比索）——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材料，而我们算进了我们的数字中。
另外几年，如1961年，向古巴进口的议定额是一亿零八百万（比索），而实际到达的进口额为九千八百六十万（比索），这才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我们就是这样计算的。
相反，1966年，不存在要收到的商品超出协议额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中国方面断然宣布——这是以前任何一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提供的（商品）数量是最大限度和最后确定的。
中国方面提出不同类别为理由，显然是居心险恶，以便蒙蔽外行，掩盖他们的立场的弱点，使人们认为古巴对外贸易部不负责任地玩弄数字。
我在01月02日的演说中同样说过：
“……我考虑到如下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每人的大米消费量很高而食糖消费量极低，我自己考虑到如下事实，同古巴相反，在中国售给居民的食糖的价格比大米高三四倍，而在古巴，大米的价格比糖高一二倍，我想，更多地用食糖交换大米可能对两国互相有利。
因此，我向他提出了据我看来对那个国家和对我国都非常有利的这个建议：
我们准备用两吨食糖交换中国给我们的每吨大米。
“正如我对你们说的，我是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而提出这一建议的。
其中考虑到国际分工的原则，考虑到这样的事实：
我们是传统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是食糖生产者，我们是善于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每公顷甘蔗中得到很高产量的食糖，而我们的大米的情况不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同样的经验，没有大量的水，没有巨大的河流，没有最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大地区，我们没有最好的技术，我们没有最好的品种的种子，而甘蔗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还表示：
“应该说，那一次，回答高于我们的期望。
他们接受了提议，他们甚至提出，可以不以我们说的那种方式进行交换，而是，他们继续付给食糖同样的价格，我们也对大米继续付给同样的价格。”
关于这一点，他们否认了什么呢？
他们否认所建议的交换比例确实是二比一，而是三比二。
关于这一方面，古巴对外贸易部原文说得十分清楚：
“1964年10月在哈瓦那就1965年贸易议定书开始了会谈，这是随后在北京要继续会谈的初步会谈。
“中国方面已经同意在那一年供应我们十五万吨大米，这比1964年的数字（十三万五千吨）稍有增加。
古巴在1965年将得到十五万吨大米，价格随品种不同而异，每吨在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比索之间，用来交换的将是等价的约十六万五千吨糖，价格规定为每磅六点一一分。
“正是在这时，古巴革命政府总理建议增加大米换糖的贸易，——正如新华社稿件内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所说——每年用三十七万吨糖交换二十五万吨大米。
也就是说，中国不是提供十五万吨而是二十五万吨大米，古巴不是提供十六万五千吨而是三十七万吨糖。
从算术上来说，古巴约多提供二十万五千吨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如果这种算法不错，那就是说比例几乎恰好是二比一。
“因此，总理说古巴的建议提出在两吨糖换一吨大米的基础上增加糖换大米的贸易，那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政府就这些无可争辩的论点和材料回答说，“古巴对外贸易部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了一些莫明其妙的数字，证明卡斯特罗总理所说的古巴用两吨糖换中国一吨大米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看来，对中国政府来说，把数字简单地加一下要花很大的力气，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数字就是莫明其妙的数字。
中国政府所犯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分析数字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头批的十五万吨大米议定的价格约等于十六万五千吨糖的价格，也就是说比例是一比一点一，这是早已确定的，当时我建议将约十六万五千吨糖增加到三十七万吨，也就是说，多提供二十万五千吨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比例是二比一），这个数字加上按另外的价格议定的数量，就是说古巴将得到的这项产品的数量是二十五万吨。
他们仅限于比较总数。
但是，不论他们用什么标准来分析这些数字，下述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即他们只向古巴多供应十万（吨）大米，就多得到二十万零五千（吨）糖。
难道他们能否认这个建议对中国人民十分有利吗？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如下几点，他们也已经不得不承认这几点：
（一）古巴政府在1964年底提出了一项以糖交换大米的特别建议。
（二）古巴建议是以提供比原来规定的等价数量更多的糖来交换大米为条件提出的。
（三）由于这个建议，他们同意提供二十五万吨大米。
（四）正如我在01月02日所说那样，他们同意了提供我们所要求数量的大米，然而没有接受一个比原来规定的较高的糖的价格。
古巴政府如何解释了中国的答复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中国同意把对古巴的大米出口增加到二十五万吨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提议的一个肯定的答复，在我们的提议中我们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种国内消费中如此重要的产品的每年需要量。
当时我们认为，拒绝作为相应让步而接受较高的糖的价格，是和中国政府在它与我们的关系中所一贯采取的合作精神一致的，而我们从没有认为，这就是拒绝承担供应我们每年最低限度的需求的义务。
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只是为期一年的照顾，而这种解释与我们的建议完全不同。
这种解释表明了他们办事情时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是一种对古巴方面的诚意的背叛行为。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政府竟象暗藏着一把匕首一样，完全单方面地保留对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限度的解释权，事先根本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经过讨论，而这恰恰发生在我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在别的市场上买到大米的时候。
由于中国政府方面意外地急剧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我们不得不规定这样一个定量。
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古巴是从1962年开始对居民实行每人每月六磅大米的定量供应的。
这一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是十二万吨。
其后，1963年和1964年我国每年向古巴出口大米十三万五千吨，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没有变动。
1965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几乎增加一倍，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也并没有因而增加。
1966年，根据双方初步商谈的数字，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诚然是比1965年减少了，但仍然高于1962年，而同1963年和1964年相等。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怎么能把古巴减少对居民的大米供应量，硬要同中古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恬不知耻的。
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在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古巴还从其他市场得到供应；
由于美国的封锁，我们在许多可能的供应者方面遇到越来越大的政治性困难；
除了墨西哥以外，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同古巴进行贸易；
那些没有断绝往来的国家，如乌拉圭和其他一些国家，在美帝国主义于1964年0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协商会议上颁布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之后，也这样做了。
在那次会上，在指控古巴向委内瑞拉革命者运送武器的罪名下，采取了反对古巴的措施，结果，这些国家被迫断绝了同我国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
此外，为了我们在可能的少数几个地方得到大米，我们的购买力由于所谓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而受到了限制。
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在所指的那几年中食糖价格是多少。
根据伦敦交易所累积平均价格，价格情况如下：
1962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八九（美）分
1963年——离岸价格每磅八点五零（美）分
1964年——离岸价格每磅五点八八（美）分
1965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一八（美）分
1965年最后五个月的平均价格如下：
08月——一点八七（美）分
09月——一点九三（美）分
10月——二点零八（美）分
11月——一点八五（美）分
12月——二点零四（美）分
就是在价格这样坏透了的这一年12月，我们的对外贸易部收到了意外的消息，即中国政府将比上一年少提供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而且比需要量少了十四万五千吨。
古巴政府怎么能够避免减少居民在1966年的大米份额呢？
中国政府怎么能够硬要不顾这些真实情况而毫不脸红地断言：
“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国在1966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象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
自然，古巴政府——正如我将在后面要解释的一样——是有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做的。
但是，在解释这一点之前，我们要问：
如果古巴政府，知道中国人民的食糖需要量是六十万吨，象他们的代表向我们代表团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回答说，我们想把交售量降低到三十万（吨），因为我们需要出售余糖来获得用来购买各种粮食的外汇，那么中国人民将会怎么想呢？
但是，尽管古巴遭到了最近六十年中最厉害的旱灾，它的（糖）产量将不是等于去年，而是比去年少，食糖在世界其它市场上的价格已达到最近几十年最低的水平，而且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们封锁，但是，我们不是（把供应量）减少到三十万（吨），而是建议提供八十万（吨）。
我们糖少了却提供更多，而您们大米多了却提供更少。
我们在旱灾、封锁和低价的情况下建议增加我们主要的贸易产品的交售量。
您们承认获得了丰收，却对我们几乎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大米交售量。
此外，中国政府的代表们申辩说，必需进行大米储备以为美国一旦发动侵略做好准备。
难道古巴不是正面临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的或更大的美国侵略的危险吗？
在一次侵略中，如何能把一粒粮食运到离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好几千浬的我们海岸呢？
古巴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国境能得到供应呢？
根据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义务的概念，显然，象我们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比较薄弱的、比较容易遭受侵略的国家，是没有权利考虑储备的，甚至于没有权利保持在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情况下所被迫规定的一个微薄的供应份额的。
我们没有把这种份额的减少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
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的美帝国主义者首先有责任；
其次是中国政府，因为它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封锁；
第3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了中国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中国政府在它01月09日的声明中说：
“中古两国的贸易谈判年年有，在谈判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也年年都有。
可是，卡斯特罗总理过去从没有采取过现在的做法。
为什么现在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在哈瓦那召开的前夕，卡斯特罗总理却突然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呢？
这是值得人们很好地想一想的。”
中国政府在1966年01月30日的声明中，则更加阴险地坚持说：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古巴对外贸易部的回答，我们认为它并没有回答我在01月09日谈话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那就是，中古两国1966年贸易的初步谈判正在进行，古巴政府如有不同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为什么卡斯特罗总理突然在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议召开前夕，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呢？”
在同一篇声明的最后，它怀着最恶毒的意图，重复同样的含沙射影的、诡谲的，恬不知耻的思想说：
“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国在1966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象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
可是古巴方面在我们两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团的初步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就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并且把减少居民的大米供应量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这确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古巴方面这样做的目的另有所在！”
它三次都坚持同一个思想，它这样说似乎是当时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同前几年完全一样，似乎这种关系一直处于最大的和谐中，似乎是在1965年12月谈判之前根本没有发生严重扰乱了这种关系的严重事件，因而古巴政府的立场是不合逻辑的，莫明其妙的、不正常的、可疑的：
是最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别有用心。
天晓得什么别有用心！
它企图以最卑劣的恶毒心肠，用含沙射影的、狡猾、诡谲的方式散布怀疑。
提出这个论点是十分居心险恶的，因为中国政府打算利用某些问题不曾公开这种情况来企图欺骗人和混淆视听。
如果考虑到，古巴政府本来并不想采取透露这些问题的痛心步骤，这种做法就尤其令人憎恶。
我在01月02日的演说中严格地限于谈贸易方面发生的困难，没有评价中国的行为，也没有更深入地谈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得不宣布以前发生的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是令人十分痛心和十分不愉快的，过去发生的那些问题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为的真正动机。
同时，中国政府说什么01月02日似乎同三大洲会议有什么联系，似乎这不正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国庆节，庆祝1959年起义军的胜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同人民一起举行群众大会，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它企图完全无视这个节日的性质，完全无视我们应当向人民说清楚即将出现的新困难这一事实。
这一切同三大洲会议完全没有关系。
正是我们可以说，恰恰在这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的前夕，在由于气候不好、由于我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特别低而遇到严重困难的一年，在帝国主义阻挠或阻止我们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进行贸易的严酷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我国进行了一次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
中国政府选择不到更适当、更合宜的时机来给予我国人民严重的打击了，尤其严重的是，这正好发生在即将举行三大洲人民之间的团结会议的时候。
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地想一想的。
我们下面要谈的话，我们本来在01月02日就可以说了，本来当时就可以解释中国政府这种行动的动机。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恰恰是这个政府的背信弃义、伪善、恶毒的影射以及对我们这个小国的轻蔑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贸易会谈开始之前三个月，1965年09月14日上午十点，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和我，我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讨论我们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完全清楚知道，关于在我国散发有关政治问题的宣传材料，特别是有关那些会加深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分歧的问题的宣传材料一事，我们采取什么立场，因为古巴政府已就这方面向他们表示过意见，甚至公开说过，但是中国政府在古巴的代表们完全不理睬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不承认作为主权国家只属于我国政府的权力。
古巴政府的这一立场已在1965年03月13日在（哈瓦那）大学前十分明确地说明了。
在那里，我们还很好地详细叙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的意见。
那次，我们明确无误地说明：
不依靠成百万的军队的力量，不依靠原子威力的我们这些小国，我们象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小国有足够的本能镇静地看到并懂得，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这些分裂和分歧对我们比对任何人影响都大，我们的处境特殊，这里离美国这个帝国九十浬，那边受到美国飞机的袭击。
“问题不在于在理论和哲学的范畴内分析有争论的各个问题，而是要考虑这一伟大的真理：
面对一个进攻性的敌人，面对一个日益富有侵略性的敌人，分裂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分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从世界上出现第1个革命者，从革命成为群众本能地参加的社会现象起直到自觉地进行革命，革命成为人民完全理解的任务和现象（这种情况是当马克思主义出现时发生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人类的任何时期，在敌人面前的分裂从来都不是正确的战略，从来都不是革命的战略，从来都不是明智的战略。
“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思想的教育：
一切分裂的东西都削弱力量，一切破坏团结的东西对我国人民来说都是坏事，而对帝国主义是好事。
我国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懂得必须团结，团结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团结是群众的要求，团结成了全体人民的口号。
我们要问，难道帝国主义已经消失，我们要问，帝国主义难道不是正在袭击越南北方，我们要问，难道那里的人民——男人和女人不是正在死亡吗？
“他们要使谁懂得，他们要使谁相信，分裂是有利的，分裂是有益的？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在那里取得进展吗？
难道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执行的战略吗？
难道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者为了扑灭越南南方的革命运动在那里执行的策略吗？
帝国主义者先在报复的借口下空袭越南北方，然后自认有权在它高兴时对越南北方进行袭击，并继续利用大量飞机对付越南南方的战士。”
帝国主义者保留着进行自己尽可能最少牺牲的这种空战的权利，他们用几百架飞机进行轰炸，以后再耀武扬威地用直升飞机去救被击落的飞机驾驶员。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非常舒服的战争！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只丧失某些工业品（即丧失一些飞机）的战争！
毫无疑问，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北方人民正在经受着这一切！
他们亲身受到这种痛苦，因为，在那里，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男人和妇女都在死亡，这些人是榴霰弹的牺牲者，是美国轰炸的牺牲者。
他们还毫不犹豫地宣布，他们打算继续进行这一切，因为，甚至连对越南北方的袭击也没有能克服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分裂。
谁能怀疑，这种分裂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鼓舞呢？
谁能怀疑这一点，即一个对帝国主义敌人的统一战线会使它们动摇，使它们在进行冒险攻击和在世界的那部分地区实行愈来愈无耻的干涉之前会更加踌躇不决地进行考虑呢？
他们能使谁相信这一切呢？
他们用什么论点，用什么逻辑来做到这一点？
从这里得到好处的是谁呢？
是帝国主义者！
受害者是谁呢？
是越南人！
谁蒙受了损害呢？
是社会主义的威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威望！
这必然使我们感到真正的痛心。
因为，对我们来讲，解放运动不是一句蛊惑人心的空话，而是我们的确一贯感受得到的口号！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的中心；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当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真诚，绝对大公无私的，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不是在资产阶级选举中得到政权，而是通过手持武器地进行斗争的，我们是以六年来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抗击了帝国主义的陷害和威胁的人民的名义这样说的！
我们是以这样的人民的名义说话的：
他们在为了加强革命运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革命方面毫不动摇，当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的领土上，根据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充分的、绝对的权利，采取了我们永远不会后悔的绝对合法的行动，同意在我们的土地上，安置热核战略导弹时，这个人民毫不动摇地冒了热核战争、对我们发动核进攻的危险！
此外，我们不仅同意运来导弹，而且我们还不同意运走导弹！
我认为，这对谁都完全不是秘密。
我们代表人民说话，我们是一个不接受美国佬的贷款、也不接受那种用于和平的粮食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同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丝毫的联系，也就是说，在革命的信念和真诚性方面谁也没有教导我们，谁也没有教导我们！
就象谁也没有给我们的1895年和1868年的解放者指出独立和尊严的道路一样，我们是发表第1个和第2个哈瓦那宣言的人民，这两个宣言我们不是从任何文献中抄袭来的，它们是我国人民深刻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纯洁的表现。
因为这是我国革命的感情，这是我国革命在所有必须证明的场合得到证明的思想，是毫不犹豫地、毫不变节、毫无任何矛盾地得到证明的思想。
因此，我们有权问——正象许多其他各国人民不得不问一样——这些分歧对谁有利，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敌人有利吗？
当然，我们有充分的权利，有绝对充分的权利——我认为谁也不敢怀疑这种权利——把这些分歧和这些拜占廷式的斗争从我国和我国人民内部排除出去。
最好要知道，是我们的党在这里宣传！
我们的党在这里制定方针！
在这里，这是涉及我们权力范围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希望引起不和的苹果传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不愿意——的话，谁也不能把引起不和的苹果私运进来！
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者！
我们唯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是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
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与之斗争的唯一对手就是帝国主义！
我们的立场是一个：
我们主张给越南一切必要的援助！
我们主张，用武器和人员进行这种援助！
我们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为越南冒必要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何严重的国际纷乱中，我们都会是帝国主义第1批的攻击目标之一，但是这并不使我们担忧，我们从来没有为此担忧。
这就是我们十分坦率、十分真诚的有根据的公正的立场，这个立场的出发点是我们有思想的权利，有判断的权利，有采取我们认为最正确、最革命的措施和行动的合法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谁也不要幻想可以给我们上革命者的课。
我希望不要犯低估和无视我国人民的气质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美帝国主义犯了一大堆，它的特点之一是蔑视其他的人，蔑视和低估小国人民。
这个帝国主义犯了低估我国革命的人民的巨大的、非常大的错误。
如果其他的人也犯类似的错误，那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的真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团结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将来我们也决不是任何人的卫星国！
对我们来说埋伏的危险很大，但是不能用拜占廷式的分歧和学究的饶舌来对付它，不能！
而要用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顽强性和进行斗争的决心来对付它。
不能靠分裂的革命者、互相辱骂的革命者和互相攻击的革命者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而要靠革命队伍的团结一致来对付帝国主义。
对于那些不相信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策略的人，我们对他们说，对我们来说，在这里，在我们的小岛上，在我国的领土上、在离帝国主义者九十浬的第1道战壕里，这正是正确的策略！
我们将按照这种想法来调整我们的路线，调整我们的行动。
不顾这个绝对明确的立场——这是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我们要遵循的路线的毫不含糊的反映——中国政府，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它的外交代表们，对我国增加了宣传品的寄送和更加大批散发。
革命武装部09月12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代表们一直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军官中大量地有系统地散发这些材料。
这种宣传品寄到革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各军的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的领导机构的参谋部、各政治部的负责人，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用私人地址直接寄给我们武装部队的军官们。
有时候，中国代表们企图直接同古巴军官们进行接触，有时候，他们竟和军官们接近，其任务显然是争取个人，目的是劝诱变节，或者也许目的是搞情报。
同武装部的这份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在许多政府文职官员中也这样大规模散发宣传品，尽管没有那么厉害的程度。
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容忍这样的事情；
这是对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存在的最最基本的互相尊重的准则明目张胆的破坏。
我们的革命国家不能允许，通过背叛我国用来接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们的信任、友谊和兄弟之情的活动来影响军事和行政干部的类似企图。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09月14日我们不得不用最强烈的言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因为他的大使不在——表示我们的愤慨，我们的抗议和我们关于停止这些活动的要求。
我们很清楚地对中国政府的这位代表说，这种手段和做法，同美国驻我国大使馆过去在企图干预古巴内政和用这种和那种方式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民族时，所使用过的完全一样；
我们国家已摆脱了那个距我们海岸九十浬的帝国主义取得解放，它不准备允许另一个强国从二万公里以外把类似的做法强加给我们；
我们坦率地认为中国政府代表们的态度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和损害了在我们国境内完全属于我们政府的特权；
不论要付多大代价，我们政府不准备容忍这类事情。
在以充足的理由和强烈的限定词广泛地阐明了这几点以后，我们对与中国政府有紧密联系的分子在世界某些地方进行的诽谤古巴革命的运动表示了我们的抗议，从我们观点来看，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代表们不尊重就大批散发掺入政治性问题的宣传品提出的要求一事更加严重。
尽管最明确和断然地提出了这一警告，中国政府及其代表以至高无上者的傲慢无礼和完全蔑视我们国家的态度寄来了八百多邮袋载有政治宣传材料的新闻公报，以便在古巴散发。
在上述这次会谈以后，到达的有：
09月份：
三十七期新闻公报二百份
三十八期新闻公报一百九十份
三十九期新闻公报三千八百一十六份
10月份：
四十期新闻公报七千四百四十八份
四十一期新闻公报六千八百一十六份
四十二期新闻公报四千八百二十七份
四十三期新闻公报一万零四十三份
11月份：
四十四期新闻公报七千一百七十八份
四十五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七十一份
四十六期新闻公报二千二百零四份
四十七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六十八份
12月份：
四十八期新闻公报一千二百七十四份
四十九期新闻公报九百一十份
五十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二份
五十一期新闻公报一千三百一十一份
五十二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九份
一　月　份：
第1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九十九份
第2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七十五份
第3期新闻公报一千二百份
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直接和亲自提出警告后，从外面向古巴寄来的新闻公报的总数是：
五万八千零四十一份。
同样，那天之后中国驻古巴代表们印刷和积累的数万份其他新闻公报和政治性材料也散发了。
同样，有关宣传材料继续源源不断地送到武装部队参谋部、各军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领导机构参谋部、政治部负责人那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09月14日已经通知我们，他将向他的国家的政府汇报并且将对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
（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最起码的解释，它继续进行它的活动，当我们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讨论1966年的贸易时，它以由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而采取的野蛮的经济报复的形式作出了非常明确和清楚的答复。
当然，这种活动将会停止。
一旦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有权问：
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了解了中国方面在贸易谈判中的明显的敲诈勒索立场，中国政府怎么能企图使古巴政府屈辱地向更高一级提出请求，恳求他们给我们一笔贷款，接受我们的八十万吨食糖，再给我们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象前几年一样接受我们的贸易差额呢？
中国政府这样的企图，只能被解释为完全藐视我国的表现；
完全无视我国人民性格和尊严感的表现。
已经不是大米多少吨的问题，不是也受到影响的多少平方米的布匹的问题，而是对各国人民远为重要和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在明天的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就能有权对别的小国人民进行讹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
是不是在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明天的世界上，从存在阶级社会的世界以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国家以及现代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使用过的那种最卑劣的海盗、压迫和强盗的手段还会盛行下去。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

本报编者按语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联合反华声中，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继01月02日公开攻击中国之后，02月06日发表了冗长的声明，积极参加了反华大合唱。
卡斯特罗总理在这篇反华声明里，使用了大量恶毒的语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口大骂。
他指责中国“不诚实”，“恬不知耻”，“居心险恶”，“背信弃义”，“伪善”，“极端阴险”，“怀着最恶毒的意图”，“暗藏着一把匕首”，进行“敲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使用“最卑劣的海盗、压迫和强盗的手段”，对古巴进行了“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
他甚至说什么中国“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封锁”（指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说什么中国代表同古巴军官接触“目的是劝诱变节”，说什么中国的手段和作法“同美国驻我国大使馆过去在企图干预古巴内政和用这种和那种方式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民族时，所使用过的完全一样”。
这篇声明，把中国说得简直是罪大恶极，简直是坏透了。
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革命果实的斗争。
中国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我们历来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大国不该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该欺负大国，大家都应当讲原则，讲道理。
卡斯特罗总理在他的声明中，借口中国向古巴出口大米问题和中国在古巴发行印刷品问题煽动反华，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关于大米问题的真相，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在今年01月09日和01月30日的两次谈话中，已经列举事实，说得清清楚楚。
卡斯特罗总理并没有能够驳倒这些事实，却硬要把古巴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法，实在太不高明了。
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理应根据互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事。
双方在贸易谈判中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
怎么能够因此就把一贯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从各个方面支援古巴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骂成是跟帝国主义一样，骂成是对古巴进行“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呢？
几年来，古巴不但没有改变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蔗糖单一经济，反而实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国际分工的原则”，继续发展这种畸形状态，使古巴遇到严重经济困难，难道这是中国人出的主意吗？
难道这是中国人的罪过吗？
关于印刷品问题的真相，同样是很清楚的。
中国使馆和中国书报发行机构，在古巴发行公报和书刊，阐明中国的政策和主张，这是完全正常的，是光明磊落、无可非议的。
为什么古巴驻华使馆可以在中国散发宣传古巴观点的印刷品，而中国驻古巴使馆就不能这样做呢？
为什么让苏共领导的反华宣传品在古巴大量发行，而对于中国的印刷品却象害怕洪水猛兽那样畏惧呢？
为什么对本国的干部和军官，对本国的人民群众，那样没有信心呢？
现在，世界上反华之声甚嚣尘上。
在反华合唱队中增加了一位卡斯特罗总理，也没有什么不得了。
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摆出一副似乎很了不起的架势，其实都不可能加重什么份量，只不过是自我暴露而已。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管是大国总理还是小国总理，也不管是总理还是一般干部，究竟能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取决于他革命还是不革命，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还是讨好美帝国主义，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实行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总理，他在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邪路以后，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尊重”，这不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吗？
卡斯特罗总理曾经积极地鼓吹“停止公开论战”。
但是，他从去年03月起就对中国连续进行攻击，今年01月02日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诬蔑中国，02月06日又发表反华声明。
卡斯特罗总理在反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他究竟要走到那里去，人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从前骂的不说。
现在呢，在外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现代修正主义者骂我们；
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
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
我们的态度是，由他们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答复。
对于卡斯特罗总理攻击中国的言论，我们至今还没有做系统的答复，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
卡斯特罗总理02月06日的声明是一篇有用的材料。
我们现在把它全文刊载在这里，并且用多种语文向世界各地广播。
希望中国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读一读这份材料，想一想它提出的许多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比利时共产党《人民之声》周刊指出
卡斯特罗喊的是团结干的是分裂
新华社21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
比利时共产党机关刊物《人民之声》周刊01月14日以《卡斯特罗跟着苏联修正主义领导走》为题发表评论。
评论说：
卡斯特罗大谈特谈帝国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事实上，他已选择了他的阵地。
卡斯特罗仰仗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的鼻息，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
步步妥协就会很快地变质。
卡斯特罗嘴里喊团结，却选择了分裂。
他嘴里喊“尊重”兄弟党，但实际却对中国进行卑鄙而阴险的诬蔑。
他是在哈瓦那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而且，说来凑巧，恰恰是在三大洲会议开幕之前进行这种诬蔑的。
卡斯特罗着重地肯定，他曾建议以两吨古巴糖换一吨中国大米，而且他以为这种交易的有效性是长期的。
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千方百计地阻止同古巴的贸易……
事实上，这是一个可耻的、完全虚伪的演说，这篇演说蓄意颠倒黑白，竭力进行反华。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指出
卡斯特罗参加反华大合唱
新华社科伦坡21日电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02月10日在科伦坡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揭露了卡斯特罗最近的反华言论。
02月18日《劳工报》以《卡斯特罗参加反华大合唱》为题刊载了这份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说，“卡斯特罗猛烈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这甚至使许多外交界人士感到震惊。
在政治方面消息灵通的人士很久以来就预料到这种发展。
古巴一些时候以来迅速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是苏联每天一百万卢布的援助使它在这条道路上滑下去的。
卡斯特罗已逐步被拉到同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方面去，所根据的一项谅解是：
他不支持拉丁美洲的任何反美革命运动。
这项协议是通过莫斯科策划的。
无怪乎我们最近没有听到约翰逊谴责古巴了。”
公报指出：
“当然，卡斯特罗必须为这种和平共处付出代价。
他必须攻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共同敌人。
卡斯特罗利用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开幕的机会发动了他对中国的攻击。
他毫无根据地攻击中国拒绝卖给古巴大米，从而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感到震惊。
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位锡兰代表提到，这个插曲使古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中的影响马上下降了。
当中国给予回答并且揭露了卡斯特罗的谎言的时候，古巴的声誉进一步下降了。”
公报接着说，“现在，卡斯特罗诉诸谩骂——毫无事实根据。
他的演说一定会使柯西金和约翰逊——卡斯特罗今天的保护人——多么高兴！
但是肯定严重地损坏了古巴在所有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形象。
用谩骂的方式攻击被美帝国主义特别指为它的主要敌人的国家，是不能够证明一个人自己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的。”
“古巴所发生的情况是可悲的。
但是一切进步的人都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仅从古巴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格瓦拉退出古巴政治舞台，而且从其他外国政治难民退出古巴政治舞台，可以衡量出古巴离开革命的道路的程度。
这些其他外国政治难民过去到古巴避难，而现在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是不适宜的了。”
公报指出：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古巴完全从属于苏联修正主义。
它们协力把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三洲会议填满修正主义分子，而不让革命者去参加。
我知道一个例子。
我去年12月曾在北京。
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左翼哥伦比亚人被邀请出席哈瓦那会议。
他领到古巴的签证，然后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去要求发给从苏联过境的签证，因为到哈瓦那去的唯一道路是经过莫斯科。
苏联大使馆拒绝发给签证。
他重新到古巴大使馆去，解释了这种情况。
（古巴大使馆）要他把护照拿出来。
他很爽快地交出了护照。
几分钟之后，护照还给了他，而古巴的签证给撤销了。
公报最后说，“麻烦的事情在于，一旦你开始向下坡滑去，你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底。”

卡斯特罗02月06日发表反华声明以后
古巴宣传机器掀起反华歇斯底里
报纸大肆煽动，电台日夜广播，千百次重复卡斯特罗对中国的诽谤
新华社21日讯
哈瓦那消息：
在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02月06日发表长篇反华声明以后，古巴开动了它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古巴掀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反华歇斯底里。
古巴报刊普遍用煽动性的标题刊登了卡斯特罗的反华声明。
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在第1版以整版的篇幅，用五种不同类型的字体，刊登了共二十行攻击中国的大字标题。
主标题是：
《菲德尔对中国政府声明的回答，中国政府背叛了古巴人民的信任，实际上参予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应当说明两件事：
中国声明包含着巨大的伪善，并暴露出蔑视其他人民的感情。
》其中“中国政府背叛了古巴人民的信任”这一句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所用的字体，比《格拉玛报》报头的字体还要大。
与此同时，哈瓦那电台日夜反复广播卡斯特罗的反华声明，千百次地诽谤中国。
接着，在以后的几天里，又连续播送各种攻击中国的消息。
《格拉玛报》在07日、08日、09日连续刊登据称来自古巴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等支持卡斯特罗反华的声明、决议和信件，一些机构举行“战斗会议”的消息以及反华的漫画和照片。
这家报纸在09日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按语中宣布，它“收到数以千计的电报，这些电报支持古巴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这家报纸在11日又在《支持菲德尔对中国政府的答复》这一占八栏地位的标题下，刊登了约三百个全国各级组织的名单和一些信件的照片。
这家古巴共产党机关报还用《菲德尔的声明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反应》这一标题，报道了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报纸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为卡斯特罗反华声明叫好的评论。
其中被引用的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包括：
《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美国人日报》、《纽约世界电讯报》和《纽约邮报》等。
它引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话说：
“这不单纯是经济性质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坚持在古巴武装部队中散发宣传品。”

南斯拉夫报纸的评论
附和卡斯特罗诬蔑中国“实行粗暴的经济制裁”和“进行干涉”的说法，挑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行为“发出警告”
《战斗报》02月08日以《中国大米》为题，发表了诬蔑中国对古巴政策的评论，摘要如下：
近来愈益经常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古巴—中国关系正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内疏远和冷淡下来。
围绕着中国减少供给古巴大米而爆发的政治冲突，一下子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两国间的复杂关系，并表明古巴方面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大米的不正当交易的真正原因并非经济性的。
卡斯特罗谴责北京“纯粹出于政治原因而实行粗暴的经济制裁”，并以许多异常激烈的辞句和批评阐明了争端的实质。
争端的实质是相当简单的：
现在这样的古巴在走自己的道路时，在捍卫这条道路免受所在半球范围内的攻击时，也击退了中国对其独立的侵犯。
古巴不愿进一步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
但是，由于暴露了整个这一事件的背景使人得出结论：
古巴的这一态度将会改变。
卡斯特罗把中国代表在哈瓦那所使用的方法同美国大使馆当时——如他所说的——“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相比。
这一对比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古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北京去年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及为什么较多的亚非国家对象哈瓦那现在所说的同样情况——中国企图干涉他国内政——发出了警告。
《共产主义者》周报02月10日以《对古巴的压力》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在附和卡斯特罗攻击中国干涉古巴内政的说法后写道：
这些情况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企图进行干涉和对古巴政府施加压力，严重损害了中古关系。
但是，显然，这次比以前某些情况都更清楚和更突出得多地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中努力保持独立自主的和平等的伙伴的身份。

印度尼西亚右派报纸的评论
为卡斯特罗反华叫好，认为“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是“在维护自尊心方面的一个良好范例”
《建国五项原则之火报》02月07日的短评说：
现在正在考虑同中国的关系。
请问，如果已经考虑了，怎么还要考虑或者继续考虑呢？
快点吧！
俗话说：
时间不等人，你知道吗？
时间宝贵。
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
这是在维护自尊心方面的一个良好范例。
《印度尼西亚先驱报》02月09日发表社论说：
我们与卡斯特罗总理有我们的分歧，特别是自从09月30日运动发生以来……这是一个有胆量的人。
他勇敢地抗拒了美国、并在最困难的恫吓下生存下来。
今天，他勇敢地抗拒了另一个大国——人民中国，在迄今为止是任何国家对北京进行的一次最猛烈的攻击中，卡斯特罗称中国“伪善，虚假，口是心非，毒物，等等。”
不管进行这次攻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自称知道整个情况——我们知道一点！
菲德尔是一个知道保卫他的政府和国家的荣誉的人！

印度报纸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使美洲国家组织得到一些安慰”
《印度斯坦时报》02月0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卡斯特罗的攻击》的社论说：
“中国上月在古巴革命七周年的时候号召整个拉丁美洲闹革命，但是现在卡斯特罗总理强烈谴责它打算以反对俄国的书刊颠覆古巴武装部队……拉丁美洲对曾经导致美洲国家组织采取行动的亲卡斯特罗的革命感到不安。
现在哈瓦那和北京发生不和，这应当使美洲国家组织得到一些安慰。”

哈瓦那的选择使苏联人感到特别满意会便利同华盛顿恢复接触
法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攻击中国同美国“合谋”使人们“大为吃惊”；
哈瓦那的“选择”使苏联人感到特别“满意”，会“便利同华盛顿恢复接触”
法新社02月06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
这里的一些共产党问题专家今天晚上对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猛烈攻击人民中国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他指责中国同美国合谋破坏古巴经济这一点完全感到吃惊。
这些专家指出，去年年底，人民中国曾通知古巴说，它不再向古巴供应大米来换取食糖。
这里认为这一行动是表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一种迹象，因此，卡斯特罗总理今晚激烈的演说并不完全出人意外。
但是说中美合谋的这种指责却使他们大为吃惊，因为中国的宣传总是说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反对中国利益方面有暗中的协议。
以前，谁也没有指责过美国人同人民中国一起来反对古巴。
《世界报》02月08日发表了题为《菲德尔的逻辑》的社论，摘要如下：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对北京政府进行指责的激烈的语调可能使人感到惊异。
诚然，这位“最高领导人”一直是以直言不讳而称著，但是，他在此之前始终避免在使社会主义世界分裂的分歧中公开采取偏袒态度。
因此，应当认为，卡斯特罗出于非常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才作出这种可能预示着他的政府同北京领导人之间完全破裂的惊人的举动。
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哈瓦那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苏联人有理由感到特别满意）仅仅是莫斯科和北京彻底决裂的过程的第1个阶段。
总之，外国人士势必注意到，古巴总理的这次穷凶极恶的抨击，是在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去哈瓦那谈判一项古巴和苏联之间新的贸易协定这件事同时发生的。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古巴的经济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要依赖苏联的巨大援助，而中国人去年09月对同古巴缔结的贸易协定提出异议特别厉害地激怒了卡斯特罗。
但是，如果把这场争吵缩小为“几斤大米之争”，那是不了解古巴的现实情况。
这个小国对中国进行指责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
中国人在三大洲会议期间在委员会内和会外进行辩论时所持的格外明显的固执态度以及北京继续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叛徒”的宣传运动，都无疑促使了这位古巴总理决不能再容忍这种对他家里的干涉。
《震旦报》02月07日以《讹诈、威逼、出卖，这是卡斯特罗攻击北京的新词汇》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哈瓦那和北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可来往了。
争吵的起因是这两国间贸易的一种物质概念：
大米。
事实上，卡斯特罗在两个共产主义之间长期动摇不定、甚至在某个时期由于粮食供应的原因而企图使它们互相竞争，最后，他终于选择了莫斯科，这也是古巴式的选择。
这种选择是如此的热烈和强烈，以致观察家们猜测，在外交上事情是否将到此为止。
卡斯特罗直言不讳：
他谴责北京领导人对古巴共和国表现出“轻蔑”、“伪善”和“无礼”。
在哈瓦那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大篇罪状中，“讹诈”、“威逼”、“出卖”的字眼出现了五十多次。
古巴希望什么呢？
首先，除了化为乌有的革命空想外，它试图再生。
同“黄种老大哥”的断绝关系到一定时候难道不会便利同华盛顿恢复接触吗？
莫斯科对于所有这一切表示满意。
法新社记者多德02月07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
大米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引起爆炸、使古巴政府恼火并促使它公开大发脾气的，是北京继续进行的毫不示弱的政治宣传。
卡斯特罗抓住了这个时机。
据卡斯特罗的声明说，去年09月14日，多尔蒂科斯总统和他本人曾要求北京代办停止在古巴军官和高级官员中散发中国的政治新闻简报和进行宣传。
观察家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古巴领导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进攻”的情况下采取的态度可能进一步削弱拉丁美洲革命者的亲中国的集团。
自从卡斯特罗01月15日的讲话以来，这些革命者已成为少数派并处于守势了。
那时他谴责“那些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托洛茨基派的分裂活动代理人”。
可以认为这是对北京的影射攻击。
今天的攻击是正面的。
《费加罗报》02月08日发表了该报驻纽约特派记者发出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的公开谴责以及哈瓦那和北京之间出现的事实上的决裂已在国际外交人士中引起巨大轰动。
但是，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而言，应该承认，他的政权的经济生存过于完全依赖莫斯科，以致他不可能在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下就象他已做的那样在讲话中对共产党中国进行谴责。
从而得出结论，即事实上卡斯特罗的所作所为是为莫斯科打算的，在这之间，仅有一步之差，许多人已经跨过了这一步。
无论如何，华盛顿是高兴地看到哈瓦那谴责北京“对小国实行讹诈、威逼、压迫、侵略和扼杀”，尽管卡斯特罗还说，共产党中国这种做法是仿效“美帝国主义”。
但是，如果哈瓦那和北京之间的决裂是一种预兆和信号，即是说如果这种决裂标志着苏联和它所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决定最终和正式地把毛泽东中国开除出共产主义大家庭，那么，古巴昨天的谴责将真正形成不是对古巴来说，而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美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是“古巴政策的一个里程碑”；
说他用“大骂中国人”来“酬谢”苏联；
说这种做法也可能是“为使共产党世界公开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敌对阵营作准备”；
认为必须等待卡斯特罗的“好戏中的下一场”；
宣传卡斯特罗对中国的诬蔑“不一定是在说谎”
美联社02月06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卡斯特罗指责共产党中国在同古巴的贸易方面使用勒索办法，从而使得古巴同中国的关系几乎濒于破裂。
合众国际社02月06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消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今天以他通常对美国使用的那种愤怒的字眼指责中国在一笔引起争议的糖换大米的交易中“背叛了”古巴，为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封锁出力。
这是卡斯特罗对中国人进行的最为强烈的抨击。
《华盛顿明星晚报》02月0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毛泽东政府的大肆攻击使人毫不怀疑，他在莫斯科同北京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已经同莫斯科共命运。
当然，他很难不这样做。
他的生存要靠苏联继续提供援助，这种援助每天为一百万美元左右。
如果这种援助切断了，他怎么办呢？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使卡斯特罗获得他从苏联得到的那些慷慨帮助。
北京决定停止同哈瓦那的大米交换食糖换货协定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菲德尔对此大发雷霆，说这使毛政权参与了“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
无论如何，菲德尔已经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为讹诈者、勒索者、进行颠覆活动的侵略者、伪君子、犬儒主义者、说谎者和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事业的背叛者。
这种批评使人觉得，卡斯特罗可能很快断绝同北京的外交关系。
如果他这样做，这可能预示着毛和莫斯科也将分道扬镳，因为莫斯科能够指挥菲德尔的一切行动。
《纽约时报》02月10日刊登了理查德·埃德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古巴：
在扩大裂痕》，摘要如下：
继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日谴责北京以后，古巴在加剧它同共产党中国的激烈争论。
人们普遍认为，卡斯特罗总理这次演说是古巴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仅次于它同美国决裂以及同苏联结成联盟的行动。
令人诧异的是，古巴的指责的激烈和严重——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指责之一是说他们企图拉古巴军官当间谍。
更值得重视的是，正在国内大事宣扬这种指责。
到目前为止，古巴的官方立场是它在共产主义的内部争论中不偏袒任何一方，而且无论如何不让这些争吵张扬出去。
卡斯特罗不时同俄国和中国闹别扭，但从来不曾对古巴公众透露过，只不过偶尔有些暗示。
在他的星期日的讲话中，卡斯特罗抛开了这一切先例。
他对国内的供应不足直言不讳，而且丝毫不打算缩小中国少卖米、少买糖的决定可能对古巴造成的损害。
他谴责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宣传品，说这种行径“同美国大使馆在我国的所作所为一色一样”。
他说，问题是，在明天的革命的世界中，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所使用的“海盗、压迫和捣乱等最恶劣的手法是否还要继续存在”。
北京最近暗示苏联和美国是一路货色，但现在卡斯特罗争辩说，中国才是象美国的国家。
分析家们对卡斯特罗为什么这样做，提出了初步的假设。
最简单的一个假设是，中国减少大米供应以及当他上月宣布贸易量降低时中国方面指责他说谎的做法，令他暴跳如雷，他认为继续掩盖裂痕已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种假设是，在苏联默许他关于加紧在拉丁美洲进行革命鼓动的计划后，也许是在取得了苏联进一步的经济援助后，他同意大骂中国人来作为酬谢。
第3种假设是，卡斯特罗可能计划清洗政府和军队里面他认为忠诚有问题的分子，也许是去年在同总理发生一系列分歧后从古巴消失的格瓦拉的伙伴。
《纽约先驱论坛报》02月12日至1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全是共产党人演出的惊心动魄的好戏》的社论，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已经证实了许多人怀疑的东西。
上个月他第1次对北京大发脾气的原因远不止光是在食糖交换大米的贸易协定上有分歧。
在哈瓦那和北京最近这个回合的唇枪舌战中间，他告诉我们，真正令人心痛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试图颠覆古巴的武装部队。
卡斯特罗可能象北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说谎者；
但是当他指责他的前中国朋友“讹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以前这种语言只用来骂美国——时，他不一定是在说谎。
他对北京进行这种指责使人认为，共产党古巴可能正准备同共产党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在这一场红色大卫同红色歌利亚打架的非凡好戏后面，可能还有多得多的东西。
最近来自莫斯科的谣言说，克里姆林宫终于已经决定同北京作最后的正式破裂。
卡斯特罗提出的反对毛泽东的理由可能是为使共产党世界公开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敌对阵营作准备的。
当到了进行唱名表决来判决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问题时，古巴作为一个受大国欺侮和侵犯的小国，预计可能会博得其他共产党小国的同情。
如果要求卡斯特罗进一步拿出中国背叛的证据，他可能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必须等待卡斯特罗在这场全是共产党人演出的惊心动魄的好戏中的下一场。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评论
莫斯科电台如获至宝
两天内十七次转播卡斯特罗反华声明
莫斯科电台华语节目02月08日和09日摘要广播了卡斯特罗02月06日反华声明，共播十七次。
现将08日广播内容刊登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01月份中国报纸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向古巴供应过去商定的大米数量一事发表了谈话。
02月六号，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发表声明答复中国负责人的谈话。
现在就请听卡斯特罗同志声明的简短摘要。
卡斯特罗同志说，中国政府通过这个国家对外贸易部某负责人做出的声明是极端阴险的。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在中国对外贸易部某某一个不知名和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竟会发表谈话，把一个同之保持正式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成撒谎者，并有鉴于这一声明的政治内容和不恭敬的形式而可能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指的是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严重地被乌云笼罩。
卡斯特罗同志在他的声明中援引了大量官方资料说明中国方面为了辩护减少同社会主义古巴的贸易额而引举的论点是以歪曲事实为基础的。
卡斯特罗同志把中国政府就古巴居民大米供应量提出的论据称为可耻的。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说，尽管1963年、1964年和1965年中国增加了对古巴的大米出口，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并没有增加。
有鉴于此，总理引举了一系列资料，谈到除了也向其购买大米的墨西哥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谈到糖价在世界市场上跌落，从而影响到国家购买其他产品。
卡斯特罗同志在谈到1966年的古中贸易协议谈判时说，我们拥有数量较少的糖却提出较大的供应量，你们拥有数量较多的大米却提出较少的供应量。
我们在干旱、封锁和低价的情况下建议增加我们主要贸易品的供应量，你们承认获得丰收，却把大米供应量减少将近百分之五十。
卡斯特罗同志说，中国政府事实上加剧了美国佬对付古巴的封锁。
卡斯特罗同志说，今年古巴大米定量所以减少，我们不只是归罪于中国政府，责任首先应当由把军事封锁强加于我们的美帝国主义者承担，其次应由事实上加剧了这一封锁的中国政府承担，最后应由相信了中国政府国际主义精神的我们自己承担。
卡斯特罗的声明中，大量篇幅谈到古巴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和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所持的立场。
他说，谁会置疑这一分歧鼓舞了帝国主义者，谁会置疑面对着帝国敌人统一战线会迫使他们动摇，迫使他们在开始自己的冒险主义进攻之前，开始他们在世界这一部分日益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之前好好地考虑一下。
卡斯特罗同志指出，分裂只会使社会主义的威望受到损害。
古巴总理在声明的最后说，中国政府的奢求只能解释为完全不尊重我国，完全无视我国人民尊严的性质和意义的证明。
这里所谈到的已不是吨数较多或较少的大米，不是业已被减少的平方米较多或较少的纺织品，而是对人民主要和重要得多的问题，这就是大国在明天的世界里是否会赋予自己讹诈、勒索、施加压力、攻击和扼杀其他小民族的权力。
海盗行动、压迫和海上走私这样一些自从出现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君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以来便存在的并存在于现今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恶劣的手法，是否将在革命者为其确立而斗争的明天的世界里占统治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发表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完全有理由”
《红色权利报》02月07日以《卡斯特罗拒绝中国的声明》为标题，刊登消息说：
古巴政府总理菲·卡斯特罗星期日坚决拒绝了中国与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同时掀起的反古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减少了所商定的对古巴的以糖交换的大米供应量，它在对外贸易部的一位不知名的官员的声明中解释了这一点。
菲·卡斯特罗对此发表了声明：
“决不会有人相信，在中国，外贸部的一位普通的不知名的官员会发表声明，指责与它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谎……而这种声明以其政治背景和不尊敬的形式会严重损害象古巴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种态度已越过只能把贸易交换数字和数据作为依据的讨论的界线。”
卡斯特罗在声明的其它部分中还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散发了大量的宣传材料。
古巴领导人在去年09月就指出这种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古巴的抗议不予以理睬。
卡斯特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只有利于帝国主义敌人，鼓励它进行冒险的侵略和干涉。
卡斯特罗说，谁从中得到好处呢？
帝国主义者。
谁是受害者呢？
越南人。
而谁蒙受损害呢？
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国际革命运动的威望。
卡斯特罗把中国代表在古巴的宣传活动称作是破坏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为，指出古巴政府不愿意继续容忍这种活动。
《劳动报》02月08日发表题为《令人奇怪的做法》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突然决定，使古巴人民的供应问题受到严重威胁。
古巴政府被迫把大米的供应量减少一半。
自然，在采取这样重大的措施时，有必要向人民解释它的原因。
古巴的这种完全有理由的步骤，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应。
菲·卡斯特罗星期日在公开演说中反对了中国荒唐的做法和侮辱性的提法。
古巴公众的愤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其它国家——其中也有我们的共和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中也有不愉快的经验。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突然的步骤在这个年轻的革命国家中引起怎样的困难的话，那么就会充分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波兰报纸发表文章
诬蔑中国做法涉及古巴“主权问题”
《华沙生活报》02月11日就中古贸易问题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哈瓦那记者克鲁平斯卡的文章，题为《古巴—中国的争执问题》。
摘要如下：
今年年初开始的古巴和中国之间围绕中国1966年剧烈的减少对古巴大米供应问题的公开争论，已经明显地超过贸易关系的范畴，而进入政治方面。
星期天古巴报纸上公布的菲·卡斯特罗总理的声明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在大米问题上中国的决定是具有“政治背景的经济迫害”。
声明估计，这一决定是中国对多尔蒂科斯总统和卡斯特罗总理关于反对在古巴军官和当地民政机关的领导人中，大量散发中国的旨在加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分歧的宣传品的强烈抗议的“回答”，这一活动是由中国方面进行的和在抗议后仍在继续的——尽管去年03月份卡斯特罗总理坚决反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分歧，同时他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没有权利在古巴进行政治宣传。
目前，大米问题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异常严肃的责备不仅是政治团体注意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哈瓦那和所有居民注意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基本的消费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触及的是人民特别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

英国报刊和通讯社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虽然可能保持“革命宣传”，但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比以前小了”；
说美国官员对此感到“高兴”；
说卡斯特罗认识到同美国“共处的必要性”
路透社02月06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
美国官员今天拒绝就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攻击发表意见，虽然据了解他们私下是怀着某种程度的高兴心情来看待哈瓦那和北京的分裂的。
长期来，华盛顿有一种看法，认为对这位古巴领导人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苏联，而他则倾向于赞成北京在支持武装革命方面采取的更为积极的方针。
这些官员私下说，对卡斯特罗说来，现在似乎已不再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方面靠向北京。
《泰晤士报》02月07日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请中国滚蛋》，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十分猛烈地攻击中国对古巴本身、对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和对世界共产主义都有重大意义。
（他进行这种攻击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古巴已经决定满足肚皮而不要满足精神了。
俄国人能供应东西，而中国人不能。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作出选择变得更加必要了。
不管他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何在，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呼吸起来可以轻松一些了，卡斯特罗很可能在他的邻国中保持他的鼓吹革命宣传。
但是，现在言语之后继之以行动的可能性比以前小了。
《每日电讯报》02月08日发表题为《不精明的中国人》的社论说：
现在卡斯特罗发表了十分厉害的长篇攻击演说，把中国人骂出了古巴。
他在演说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相提并论，指责他们干了各种各样背信弃义的事。
所谓大米交货量减少只是争吵的一部分。
这一指责的真正实质部分是中国在武装部队和官员中间进行反苏宣传从而干涉了古巴内政。
在适当衡量俄国无疑已经对卡斯特罗施加的压力后，中国人遭受这一挫折，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同别人打交道时手段笨拙。
在西方，中国在古巴的挫折可能引起某种满意的情绪。
路透社02月08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
在卡斯特罗总理激烈攻击北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后，这里的外交观察家猜测古巴和中国之间可能断绝外交关系。
他们说，就卡斯特罗星期日指责中国企图颠覆古巴武装部队的声明的激烈程度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很难找到先例。
《论坛》周刊02月11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古巴和共处》的社论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猛烈攻击成了上周末的报纸大标题。
卡斯特罗知道，由于离佛罗里达只有九十海里，共处的必要性……是根本性的。
古巴人曾经处在一场核交锋会造成的深渊的边缘。
他们接受了教训，而中国还得接受这个教训。

西德报刊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把他自己推到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苏共领导收回了它的“红利”
《法兰克福评论报》02月14日社论说：
究竟卡斯特罗的这种怒气冲冲的攻击在政治上是否聪明，还要等着瞧。
许多迹象表明，他现在表现出急剧改变阵线，把他自己推到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
而正好是这个事实，过去促使拉丁美洲的许多关心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对卡斯特罗的不信任不断增长。
《明镜》周刊02月14日的一期载文说：
卡斯特罗的背离北京，也无非是莫斯科的压制的结果。
年复一年，苏联每天把一百万美元倾入卡斯特罗的银柜，而古巴的经济则年复一年地愈来愈依附于苏联。
现在克里姆林宫收回它的红利了。
卡斯特罗这个也为北京所争取的拉丁美洲革命的英雄，被派到同北京进行思想意识战争的最前沿的战壕中去了。
当他在发表演讲痛骂黄种的讹诈者、并冒公开破裂的危险时，一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人在背后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他来到哈瓦那，以便保证向古巴提供更多的苏联援助。

中尼友好合作的又一范例
我援尼修建的砖瓦厂和仓库举行奠基仪式
新华社加德满都18日电在中国帮助下建设的尼泊尔砖瓦厂的奠基仪式18日在拉利特普尔举行。
尼泊尔工商大臣纳金德拉·普拉萨德·里贾尔在仪式上说，这座砖瓦厂的修建“是尼泊尔和中国友好合作的又一范例”。
他说，“中国这样一个友好国家十分关心尼泊尔的经济发展，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他对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参赞李步霄在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希望中尼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
这座工厂是根据中尼两国1961年09月05日的经济援助协定补充议定书建设的。
大部分建筑工程已在去年10月动工。
按照尼泊尔的习惯，奠基仪式在修建过程中举行。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19日电
加德满都仓库的奠基仪式19日下午在这里举行。
加德满都仓库是在中国的支援下建设的。
尼泊尔工商大臣纳金德拉·普拉萨德·里贾尔主持了这个仪式。

嘴巴封不住
《印度斯坦时报》透露，汉弗莱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继续提供“美援”的三项条件，并且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条件之一是：
制止公众批评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
美国侵越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使约翰逊政府感到应付为难。
因此，汉弗莱乘印度政府乞讨“美援”之机，提出了“制止批评”这个条件。
但是，尽管印度政府一口应承，它又怎能封得住印度人民的嘴巴呢？
事实上，美国这种卑劣的做法只能引起印度人民新的谴责。

威尔逊访美后去莫斯科访问
拉拢苏联推销美国和谈骗局
新华社伦敦21日电英国首相威尔逊应苏联政府邀请今天动身去莫斯科进行四天访问。
在动身前，威尔逊向记者透露，他将同苏联领袖们“十分坦率地讨论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越南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重大国际问题”。
关于越南问题，威尔逊毫不掩饰他这次访苏的目的是和苏联领导人商谈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的身份倡议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来实现约翰逊的“无条件讨论”阴谋。
他说，“我们曾经采取了种种主动行动，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各个方面到会议桌旁来”。
威尔逊是在去年12月访问华盛顿以后宣布接受苏联邀请的。
和威尔逊同行的有工艺大臣卡曾斯和负责裁军事务的国务大臣查尔方特。

布托外长批驳汉弗莱关于巴中关系的谈话
巴基斯坦并不认为存在中国的威胁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21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20日晚上在卡拉奇发表声明说：
“美国副总统认为，巴基斯坦‘充分知道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这种看法使我感到惊异。
巴基斯坦的一贯态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形成对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任何威胁。
这仍将是巴基斯坦的态度。”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是在访问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后，在澳大利亚堪培拉讲这番话的。
美国新闻处报道了他的这些话。
布托在声明中说：
“特别是，自从中印边界冲突以及此后美国向印度提供武器以来，巴基斯坦一再采取这种立场。
巴基斯坦总统和巴基斯坦政府曾经屡次明确表示，继续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
布托指出：
“据报道汉弗莱说过，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尤其’要取决于我们（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共产党中国的活动和意图的共同理解’。
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我们明确地反对使美国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的前提的态度，都不能证明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即：
巴基斯坦同美国或印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或目标有着共同的理解。”
布托说：
“美国对于向发展中的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援助爱附加什么条件就附加什么条件，这当然是美国的自由。
但是，就巴基斯坦来说，它不接受对于它按照自己民族利益的要求而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的独立性的任何限制。”

彭真市长赠金边王家代表消防队员服装
新华社金边19日电
北京市市长彭真赠给柬埔寨王家驻金边代表狄潘一百套消防队员服装的交接仪式，18日在这里举行。
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斯雄在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彭真市长赠给狄潘阁下的这些微薄的礼物，正是我国首都北京全体人民对金边人民怀着深厚友情的证明。”
郑斯雄说，“柬埔寨军队和人民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它的泰国和南越走狗的侵犯和挑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并且取得了节节胜利。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
狄潘在讲话中向彭真市长、北京市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他说：
“我们不能忘记，柬中两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的团结，加强了我们对于今后摆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胁和某些兄弟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统治的信心。”
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金边市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我对外文委设宴欢送罗文化代表团团员
新华社20日讯
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今晚设宴欢送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的三位团员：
希波什、波列加和乔治。
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罗驻华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和代表团团员、罗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贝特勒斯库也应邀出席。
出席作陪的有对外文委副主任史怀璧。

抗议美国侵略者在菲搜罗侵越炮灰
菲律宾人民奋起举行示威
新华社20日讯
马尼拉消息：
据《马尼拉纪事报》20日报道，菲律宾洪裔礼示市数千名工人和市民，19日上午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反美示威，抗议美国搜罗菲律宾人去为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充当炮灰，抗议美国使用克拉克机场来进行侵略战争。
示威群众高举着标语牌从市区出发，到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大门前举行声讨大会。
前国会议员埃米略·科尔特斯在会上说：
“越南战争是美国搞的，不是菲律宾的”。
他指出，美国打赢不了这场战争，菲律宾把自己的人派去替美国人卖命是没有好处的。
他警告说，菲律宾出兵越南就等于向越南宣战。
示威群众把一份九点宣言交给了美国基地当局。
这份宣言详细地陈述了菲律宾人对美国人的仇恨。
据马尼拉的报纸报道，现在，菲律宾的反美大会和示威游行正在风起云涌。
在最近九天，工人、学生、青年和各阶层人民，包括一些市长和地方官员，已三次走上马尼拉和洪裔礼示的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要菲律宾派军队去南越，抗议菲律宾当局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附图片）
02月19日，菲律宾数千工人和市民示威游行，抗议美国要菲律宾派军队去南越。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沃伊捷克主席和阮友寿主席
分别电唁陈叔通副委员长逝世
新华社21日讯
朱德委员长收到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斯特凡·沃伊捷克发来的吊唁陈叔通副委员长逝世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朱德同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逝世，我代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谨致诚挚的哀悼。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
主席　斯特凡·沃伊捷克
新华社21日讯
朱德委员长收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发来的吊唁陈叔通副委员长逝世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朱德阁下：
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老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深感痛惜。
我代表越南南方人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陈叔通老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
主席团主席　阮友寿律师
1966年02月19日于越南南方

瘟神到那里　那里逐瘟神
新西兰人民激烈示威反对汉弗莱兜售美国侵略政策
越南朝鲜报纸谴责汉弗莱到亚洲策划扩大侵略战争
据新华社河内21日电越南《人民报》21日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到南越、泰国、老挝、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地方进行活动，是约翰逊集团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新罪行。
评论指出，汉弗莱从开始出发到现在，他的言行都充满着好战的气味。
评论指出，汉弗莱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还要去南朝鲜、日本访问。
这表明，约翰逊集团正在大力迫使他们的仆从为侵略越南的战争作出更多的“贡献”，不仅是在物力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他们提供炮灰，充当美国侵略军的替死鬼。
汉弗莱的这些活动也正好说明了美国侵略者在侵略越南战争中狼狈不堪的处境。
据新华社平壤21日电朝鲜《劳动新闻》21日就美国副总统汉弗莱正在亚洲进行的活动和即将于22日到汉城进行“访问”发表评论指出，汉弗莱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从亚洲傀儡中搜罗更多的炮灰，以便把檀香山会议策划的扩大侵越战争计划付诸实施。
评论说，汉弗莱22日汉城之行的目的也是要南朝鲜提供更多的炮灰。
据新华社21日讯
惠灵顿消息：
瘟神到那里，那里逐瘟神。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20日在到达新西兰首都兜售美国加强侵越战争的政策时，到处都遇到新西兰公众的示威，他们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据美联社报道，有一个示威者袭击了汉弗莱的汽车。
汉弗莱走出汽车时“看来有点发抖”。
进行干涉的警察同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直到警察把示威者推开，他才走进了美国大使馆。
汉弗莱在美国大使馆“恢复了精神”以后，在一大批保安人员的保驾下前往新西兰议会大厦。
这时，一些被警察拦阻住的示威群众有意呼喊纳粹分子欢迎希特勒的口号“胜利万岁”，来表示他们反对一个希特勒式人物的到来。
汉弗莱为了避开议会门前的数百名示威者，让汽车开到议会的边门，他从边门走进议会大厦。
在汉弗莱到议会大厦以前，冒雨举行示威的数百名群众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
“我们反对越南战争”，“许多新西兰人都支持我们”。
这个美国副总统在新西兰当局的保驾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广播演说，出席了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的宴会，竭力兜售美国政府的侵越政策。
汉弗莱还鼓吹美国的联苏反华政策，他说，西方国家同苏联已经达成“一个较好的谅解”，“我们认为苏联是世界稳定的一支力量”，“而北京政权则是另一回事”。

纪念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遇害一周年
美国黑人举行示威游行
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使越来越多的黑人走上暴力革命道路
新华社21日讯
纽约消息：
很多美国黑人20日在纽约市哈莱姆区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纪念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遇害一周年。
美国黑人们还决定在21日举行纪念马尔科姆·爱克斯的集会。
坚决为争取黑人自由而斗争的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是在去年02月21日在纽约市哈莱姆区一次黑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被美国反动派杀害的。
马尔科姆·爱克斯原是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主席。
他生前积极为争取美国黑人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并且主张美国黑人在反对种族压迫，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可以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
他的这种主张遭到了政府当局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忌恨。
在遇害前他就曾经受到过美国反动派的多方威胁，但是他坚持不屈，继续为美国黑人的权利而斗争。
美国反动派谋杀马尔科姆·爱克斯的卑鄙罪行，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在他遇害后，在纽约有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大约三万人前往殡仪馆瞻仰了他的遗容。
马尔科姆·爱克斯的血没有白流。
美国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教育了美国广大的黑人群众，使他们更坚决地投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这一年来，美国黑人斗争疾风暴雨般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觉醒到只有走马尔科姆·爱克斯所指出的革命暴力的道路，才能使自己真正得到解放。
去年08月间洛杉矶市瓦茨区七千黑人拿起武器进行英勇的抗暴斗争，标志着美国黑人的新觉醒。

越外交部声明谴责美机空袭老挝丰沙里和中国总领事馆
美国必须停止扩大侵略老挝战争的罪行
新华社河内2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飞机18日空袭老挝丰沙里市和扫射中国驻老挝丰沙里总领事馆。
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越南南方的惨重失败，不断使用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加紧准备派遣美军侵占中、下寮地区，阴谋把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
美国的这些行动和阴谋，正在遭到老挝人民、印度支那其他各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强烈谴责。
声明说，最近，美国和老挝的亲美派又使用飞机向老挝解放区进行狂轰滥炸，使用步兵向波罗芬和富科特山地区的老挝爱国力量发动进攻。
它向丰沙里市进行轰炸、扫射是一个新的“升级”和把战争扩大到整个老挝的步骤。
这一行动粗暴地践踏了老挝的主权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揭穿了美国政府的假仁假义的欺骗论调。
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严厉谴责美国轰炸丰沙里市和中国驻丰沙里总领事馆，并且声明：
万象集团也要对由于他们追随美国侵略者所引起的后果负责任。
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要求美国及其走狗必须停止一切加强和扩大老挝战争的行动，并且要求它们必须严正履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声明说，越南人民坚信，兄弟的老挝人民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并且一定能够赢得辉煌的胜利。

邦迪的牛皮
约翰逊的特别助理麦·邦迪从西贡回到华盛顿后说，现在美国比一年多以前较有理由对越南局势抱有希望，“那时是在走下坡路，现在走上坡路了。”
邦迪的牛皮只能令人发笑。
但如果所谓“走上坡路”，是指美国将进一步“升级”扩大战争，那倒是确切的，不过，其结果只能比一年多以前更快地“走下坡路”。

阿报谴责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狂妄计划
裁军会议成了美苏勾结的交易所
苏联领导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反华得到美帝支持
新华社地拉那18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8日发表评论指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之间策划阴谋的新交易所。
他们在会议上大肆宣扬缔结不扩散核武器协议的“意义”。
评论说，赞同这样一个协议，就等于要各国人民在一个用原子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面前放下武器，并屈从于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狂妄计划。
缔结这样一个协议的阴谋还在于对所谓“国际合作的反对者”进行莫须有的指责，并且利用这个协议来打击所有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人们、打击一切为争取真正的裁军、保卫自由和国家主权而进行斗争的人们。
评论还谴责印度反动派在裁军会议上的反华叫嚣。
评论说，印度代表在裁军会议上配合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挑衅性的诬蔑，把裁军会议变成了反华讲坛。
印度代表颠倒黑白，无耻地说中国是解决裁军问题的障碍，中国不考虑国际安全利益等等。
评论说，这种对中国的恶意诽谤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联合反华行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联合反华是因为中国坚决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是因为中国成了苏美实现敌视各国人民的自由、社会主义和国际真正安全的计划的不可摧毁的障碍。
新华社地拉那19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9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修正主义者同日本反动派的勾结。
文章说，长期以来，日本在美帝国主义反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全球战略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在美帝国主义的一贯支持下，日本正迅速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文章指出，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以亚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时，日本佐藤政府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接近和合作正在加强。
日本外务大臣椎名01月份对苏联的访问说明了这一点。
苏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诚挚和有益”的会谈的目的就在于使两国的合作具体化和策划反对亚洲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秘密阴谋。
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靠拢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当作他们联合反对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工具。
文章说，苏联领导人为了掩盖他们同日本军国主义者靠拢的卑鄙目的，大事吹捧佐藤政府，说什么这个政府对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努力”等等。
因此，莫斯科电台现在正在谈论什么苏日之间维护和平利益的“联合行动”。
苏联《新时代》杂志则鼓吹苏日关系的改善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任何蛊惑性宣传都掩盖不了日本政府的反动性。
正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佐藤政府是奉行着投靠美帝国主义和为日本垄断资本效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