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22日
整个上午开党组会，对于提拔新生力量的问题讨论得最久。
到讨论准备12月底召开的业余创作会议的报告时，王书记因事走了，由我主持会议。
这个报告草案问题很多，最主要的缺点是对象不明确。
这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从乡下寄回的意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而且建议：作为经验教训，可考虑谈谈三年困难时期中的自由化问题。
当然，草案很快便在讨论中被否决了。
我这个人脑子总是容易发热，因为对草稿不满意，一时又想不到适当的人协助安旗另起炉灶，我自告奋勇，承认亲自参加，而且把戈也拖了进来。
下午，由于一封约稿信的提示，向编辑部建议：大力组织反映大寨式的社队稿件。
必须集中、突出，不能零敲碎打地搞。
而且批评了几句：北京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展览，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宣传，已经搞了相当久了，而刊物竟未认真响应！
晚饭前，洪钟来告诉我：《孔雀飞来》是修正主义的作品，叫人大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