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27日讯
由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洛率领的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以后，今晨乘飞机离开北京。
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丁西林、连贯、乐松生、朱子奇、赵政一、杨骥和首都各界一千多人到机场欢送。
苏米亚洛主席登上飞机前，和张奚若、廖承志等握手告别。
欢送的群众挥舞着花束，高呼“欢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支持刚果（利）反帝爱国武装斗争”等口号，向贵宾们致意。

周总理接见并宴请比斯塔副主席
同日接见和招待尼泊尔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2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经济计划部秘书巴卡·巴哈杜尔·塔帕，外交部官员西尔瓦尔。
周总理同比斯塔副主席等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方毅，韩念龙和夫人王珍，杨公素，戴平等。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夫人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总理设宴招待尼泊尔贵宾。
新华社2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康·曼·辛格·巴斯尼亚特，和由他率领的尼泊尔友好代表团成员：
全国评议会副议长纳·库·普拉丹，全国评议会议员莱·夏希，尼中友协司库梅·卡·坎萨卡尔。
周总理同巴斯尼亚特团长等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楚图南、韩念龙、胡愈之、周叔迦等。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总理设宴招待尼泊尔贵宾。

周总理陈副总理同比塔特部长继续会谈
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同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今天晚间在友好的气氛中继续举行会谈。

宋任穷同志和夫人会见并宴请李宗仁先生和夫人
新华社沈阳27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1书记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东北参观访问的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
宋任穷同志表示热烈欢迎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前来东北参观访问。
他还向李宗仁先生等介绍了东北地区的情况和东北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同时被邀参加会见的，还有程思远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
李宗仁先生一行是在今天从秦皇岛乘火车到达沈阳的。
今天会见时在座的，有陪同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前来东北参观访问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人金城、姚仲康，李宗仁先生的旧友刘仲容，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政协辽宁省委员会主席黄火青和夫人马新，人民解放军驻沈阳部队首长陈锡联和夫人王萱梅，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强晓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张树德，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白潜，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宁武，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车向忱，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巩天民，中共辽宁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章岩等。
会见后，宋任穷同志和夫人钟月林宴请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

日本青年朋友在京参观访问和联欢
据新华社27日讯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界青年代表，今天分别到北京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医院、机关和人民团体等二十多个单位进行参观访问和联欢，更广泛、更深入地同首都劳动人民、各阶层人士和青年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日本青年朋友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日本青年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参观访问和联欢过程中，中日两国朋友有的开怀畅叙友情，有的在一起尽情地高歌欢舞。
许多动人的情景，表明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再一次激动着两国人民的心。

比塔特部长设宴招待我国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陈毅罗瑞卿副总理等应邀出席
比塔特部长陈毅副总理讲话共祝第2次亚非会议获得成功
新华社27日讯
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今晚举行宴会，招待我国领导人。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罗瑞卿，应邀出席了宴会。
比塔特部长和陈毅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祝愿亚非团结日益增强，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2次亚非会议获得成功。
比塔特部长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事实上，国际气氛的真正改善仍然受到危险的破坏。
这一方面是因为，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恐怖的平衡，随着最近几年中的缓和局势而产生了幻想，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这种开始缓和的局势仅仅局限于一些富有的国家的关系之间，这样就大大助长了帝国主义重新对小国进行直接干涉，大大助长了扩大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局部战争。
比塔特部长说，对越南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最近的多米尼加事件和在非洲实行分化的阴谋，都证明现在还不安全，这种不安全经常威胁着占人类三分之二的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发展。
他说，第3世界各国人民决心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强暴战胜公理的企图。
比塔特部长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恢复民族独立、实现统一的合法愿望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必须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才能在越南实现和平，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战士和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
他说，将于11月0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2次亚非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们相信，它将发扬第1次万隆首脑会议精神，从而大大超过第1次万隆会议。
为此，我们要保持警惕，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企图破坏我们两大洲各国的团结的阴谋和挑衅。
比塔特部长表示相信，存在于阿中两国之间的诚挚友谊和真诚合作关系，将会在阿中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得到巨大的发展。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拉巴·比塔特部长在北京访问期间，同我们就进一步发展中阿友好合作关系问题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召开第2次亚非会议的问题，进行了亲切、有益的会谈，从而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
陈毅副总理说，中国人民一贯重视亚非各国人民相互间的团结和合作。
我们团结得越牢固，合作得越密切，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就越大。
11月05日将要在阿尔及尔举行第2次亚非会议。
我们深信，这个会议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第1次亚非会议的成果，进一步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和友好合作关系。
陈毅副总理说，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是战斗的兄弟友谊。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推进革命事业和发展民族经济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衷心地希望，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姬鹏飞、王炳南、李聚奎、张彦、罗青长、杨琳、丁西林、石西民、谢怀德、张天云、潘振武、贾若瑜、张铁生、勇龙桂、刘希文、乐松生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胡利出席宴会作陪。
其他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驻中国的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毛主席刘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27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成员：
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侯赛因·迈斯卢卜，国防部代表哈姆扎维中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以及姬鹏飞、赖亚力、林兆南等。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穆罕默德·胡利也在座。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成员。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代表团
谢富治副总理等率领中央代表团由北京动身去拉萨
代表团包括中央部门、二十七个省市区、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六个文艺团体三百六十多人日前陆续出发前往拉萨祝贺
新华社27日讯
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代表团，在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拉萨。
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副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张经武，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徐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平杰三等，以及各族各界群众数百人。
代表团团员共七十六名，其中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农业部副部长吴振，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彤（回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田富达（高山族），内务部优抚局副局长李法庄，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高世坤，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陆石，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汪洋，商业部政治部副主任陈洁，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芦川，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局长成润，教育部人民教育社副总编辑廖一帆，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李永春，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赵希武，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洛风，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德华（蒙古族），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张志专，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藏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副处长韩戈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李宗海（回族）。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任景龙、办公室主任李长猛。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
他们是：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河北省副省长郭芳，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林英，山西省副省长武光汤，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蒙古族），辽宁省副省长陈先舟，吉林省副省长张文海，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于天放，甘肃省副省长赵文献，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马信（回族），青海省副省长李芳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山东省副省长陈雷，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安徽省副省长张祚荫，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江西省副省长彭梦庾，广东省副省长赵卓云，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覃应机（僮族），四川省副省长桑吉悦希（藏族），贵州省副省长吴实，云南省副省长史怀璧，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主任刘子义，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林锦章，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生根达结（藏族），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子毅，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王乃三，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梁华新（僮族），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谢威。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
他们是：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副州长南明学（朝鲜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强巴索仁（藏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伊尔哈力（哈萨克族），中共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副书记塔衣尔（柯尔克孜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田荆贵（土家族），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林岳川（黎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华尔功臣烈（藏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彝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韦茂文（布依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王德安（苗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妇联副主任杨初桂（侗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欧根（白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刀治国（傣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李子清（傈僳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许文安（哈尼族），中共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书记石有才（景颇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县长阿多美（藏族）。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中，共有二十个少数民族的代表。
有六个文艺团体共三百六十多名文艺工作者，已在日前陆续出发，前往拉萨祝贺。
这些文艺团体是中国京剧院二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师生组成的文艺队，重庆杂技团，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一个队。
前往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徐子荣、梁必业、谢扶民、连贯、赵伯平、萨空了、谢鹤筹、萧望东、贺彪、刘皑风、李玉奎、黄庆熙、张含英、刘复之、于桑、高登榜、梅龚彬、崔月犁、康永和、惠庶昌、吴綪、萧贤法、王仲珊等。

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代表团
谢富治副总理等率领中央代表团由北京动身去拉萨
代表团包括中央部门、二十七个省市区、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六个文艺团体三百六十多人日前陆续出发前往拉萨祝贺
新华社27日讯
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代表团，在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拉萨。
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副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张经武，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徐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平杰三等，以及各族各界群众数百人。
代表团团员共七十六名，其中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农业部副部长吴振，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彤（回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田富达（高山族），内务部优抚局副局长李法庄，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高世坤，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陆石，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汪洋，商业部政治部副主任陈洁，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芦川，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局长成润，教育部人民教育社副总编辑廖一帆，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李永春，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赵希武，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洛风，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德华（蒙古族），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张志专，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藏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副处长韩戈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李宗海（回族）。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任景龙、办公室主任李长猛。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
他们是：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河北省副省长郭芳，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林英，山西省副省长武光汤，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蒙古族），辽宁省副省长陈先舟，吉林省副省长张文海，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于天放，甘肃省副省长赵文献，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马信（回族），青海省副省长李芳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山东省副省长陈雷，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安徽省副省长张祚荫，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江西省副省长彭梦庾，广东省副省长赵卓云，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覃应机（僮族），四川省副省长桑吉悦希（藏族），贵州省副省长吴实，云南省副省长史怀璧，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主任刘子义，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林锦章，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生根达结（藏族），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子毅，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王乃三，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梁华新（僮族），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谢威。
代表团团员中还有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
他们是：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副州长南明学（朝鲜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强巴索仁（藏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伊尔哈力（哈萨克族），中共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副书记塔衣尔（柯尔克孜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田荆贵（土家族），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林岳川（黎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华尔功臣烈（藏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彝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韦茂文（布依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王德安（苗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妇联副主任杨初桂（侗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欧根（白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刀治国（傣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李子清（傈僳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许文安（哈尼族），中共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书记石有才（景颇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县长阿多美（藏族）。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中，共有二十个少数民族的代表。
有六个文艺团体共三百六十多名文艺工作者，已在日前陆续出发，前往拉萨祝贺。
这些文艺团体是中国京剧院二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师生组成的文艺队，重庆杂技团，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一个队。
前往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徐子荣、梁必业、谢扶民、连贯、赵伯平、萨空了、谢鹤筹、萧望东、贺彪、刘皑风、李玉奎、黄庆熙、张含英、刘复之、于桑、高登榜、梅龚彬、崔月犁、康永和、惠庶昌、吴綪、萧贤法、王仲珊等。

董副主席接见日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27日讯
董必武副主席今天上午接见了由毛利与一率领的日本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吴德峰、张志让、韩幽桐等。

西藏一批翻身女农奴女奴隶当选县长
在革命斗争生产斗争中她们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新华社拉萨26日电在旧社会最受压迫、最受歧视的西藏女农奴、女奴隶当中，最近有十一人当选为正、副县长。
这批女县长年龄大的三十二岁，年轻的二十四岁，平均年龄二十六岁。
她们过去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
许多人从小就成了农奴主的“会说话的牲畜”，整天当差服苦役，有些人的父亲被农奴主逼死，母亲受到侮辱。
在西藏的革命斗争中，她们阶级立场坚定，斗争坚决。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她们在西藏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以及在生产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并且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其中不少人还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或其他学校学习过。
她们在当选县长以前，都在乡、区里担任过工作，具有比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这批藏族女干部在当选为县长前的多年工作中，表现都很出色。
她们总是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奴隶出身的隆子县副县长扎西央宗在担任新古区区长时，遇到山洪暴发，麦萨乡的大片庄稼受到洪水威胁。
她立即带领这个乡的翻身农奴，跳进汹涌的急流里筑坝。
经过一夜的苦战，终于堵住了洪水，保住了一百多克（一克相当一亩）庄稼，群众称赞她是党的好干部。
农奴出身的江达县县长三朗哈姆，在担任中共昌都县拉多区委副书记期间，常常住在贫苦牧民的帐篷里，和牧民们一起劳动。
为了克服冬季饲料不足的困难，她带领牧民们开了一千八百多克地，种植饲料和牧草。
在牧区发生雪灾的时候，她又不避艰苦，领导牧民抗灾保畜。
在旧社会，西藏女农奴、女奴隶的社会地位，比男农奴、男奴隶更低。
她们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还受到种种的束缚。
民主改革后，她们和翻身男农奴、男奴隶一起当家作了主人。
她们中间有许多人当了干部。
现在西藏全区有藏族女区委书记五十人，女区长一百五十六人，还有成千的藏族妇女担任其他工作。

李书城先生逝世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书城先生，因病于1965年08月26日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李书城先生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
定于08月29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堂举行公祭。
公祭后李书城先生骨灰移至八宝山。
李书城先生治丧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于树德、王任重、王芸生、邓初民、冯乃超、平杰三、刘宁一、朱蕴山、沈德纯、李范一、李德全、杨显东、张体学、张治中、张难先、张奚若、陈劭先、陈叔通、邵力子、周恩来、周苍柏、胡金魁、钱昌照、徐冰、章士钊、梅龚彬、曹禺、蒋光鼐、程潜、傅作义、蔡廷锴、熊十力、熊克武、熊秉坤。

西北戏剧战线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革命现代戏在舞台上取得优势
新华社兰州27日电
本社记者综述：
一年多以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西北地区戏剧战线上，发生了很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突出地表现在舞台上的革命现代戏逐步取得优势，各地戏剧工作者学习“乌兰牧骑”的革命精神，纷纷上山下乡为农民和牧民服务，戏剧队伍的革命化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收获。
一年多以前，西北地区的戏剧舞台上，革命现代戏的演出数量还很少。
去年，西北地区的戏剧工作者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地学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近年来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坚决地进行了戏剧革命。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不仅一些便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的话剧、歌剧等演出了许多革命现代戏，而且过去被认为只适宜演传统戏的一些剧种，也都把革命的现代戏搬上了舞台。
一年多以来，西北各地演出了几百出革命现代戏，其中近二百个剧目是西北地区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
这些革命现代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反映了各个战线上火热的斗争生活。
一批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回、哈萨克、藏、土、塔吉克等各族人民英雄人物的形象，也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走上了舞台。
随着戏剧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到农村去、到牧区去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在戏剧工作者中逐渐形成一种风尚，特别是今年以来，他们学习了“乌兰牧骑”的革命精神，上山下乡演出更为活跃。
青海、新疆的每一个自治州和专区都有了“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工作队。
各省（区）的专业剧团，特别是大批县剧团，实行了一团多队、一专多能，努力创造上山下乡演出的方便条件。
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仅在今年上半年内就上山下乡演出三百三十多场，观众达四十万人次。
陕西省旬阳县文工团在最近的两个多月中就跑遍了四个区的十六个公社，演出八十九场，观众达八万一千多人次。
新疆阿勒泰专区文工团在交通不便的牧区演出，经常把戏送到牧民的帐篷里。
有一次，他们在阿苇滩公社为一个半身不遂卧床十四年的老牧民演出，在牧区传为美谈。
戏剧工作者在下乡时不仅演出，还把毛主席著作和各种革命书籍送往农村、牧区，帮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
西北地区戏剧革命的大好形势，更重要的表现在广大戏剧工作者在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同工农兵结合，促使自己革命化劳动化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戏剧工作者们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实践，带着戏剧工作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年多以来，全区大约有二分之一的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下乡下厂下连队受锻炼。
他们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操练，逐步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创作的丰富源泉。
西北地区的戏剧革命中另一个可喜现象是，很多地方的工人、农民、战士、机关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地参加了评戏活动，帮助戏剧工作者写好演好革命的现代戏，而且直接参加了业余创作和演出。
各兄弟民族的业余戏剧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青海的藏族等，都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出了革命现代戏。
群众性的业余创作和演出活动活跃起来，对促进一些专业戏剧工作者革命化，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革命现代戏要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
——在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摘要）
陶铸
这次会演，共有三千多个戏剧工作者参加，全中南地区所有大的剧种都有剧目参加演出，一共演出了五十多个剧目，历时一个半月，这在中南区是空前的，而且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这是一次对中南地区革命现代戏力量的很好的检阅，为革命现代戏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演解决了两个大问题：
首先，通过会演，组成了一支包括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工作者和舞台美术工作者在内的有相当战斗力的演革命现代戏的队伍。
这支戏剧艺术大军，不但有决心要演好革命现代戏，而且有能力演好革命现代戏，通过会演大大地增强了演好革命现代戏的信心。
如果说，在会演前我们提出的“一定要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经过这次会演，提出“革命现代戏要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的口号，也是正确的。
因为过去我们想演革命现代戏，但总是担心能不能演好，特别是感到有些剧种，表现现代生活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
还有些老演员，长期以来只是演传统戏，究竟能否演好革命现代戏也信心不足。
这个问题，这次基本上解决了。
事实证明，所有剧种和老演员、新演员，都能演革命现代戏，而且绝大多数演得很好。
其次，通过这次会演，我们有了一批自己创作的革命现代剧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比较差的和差的只是少数。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对中南地区演好革命现代戏有决定的作用，并将在今后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革命现代戏要占领舞台
对于这次会演的意义，必须作足够的估计。
我们一定要大长革命现代戏的志气，大灭那些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反动的传统戏的威风。
这次会演就是最好的检阅力量，组织战斗，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旧东西开火。
这次组织了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增强了信心，又拿出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革命现代剧目，有了“炮弹”，我们就可以组织全线进攻，就有希望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鬼妖怪等统治舞台的状况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把那些反动的东西统统地赶出舞台。
我们所说的全部地占领舞台，既包括了所有城市，又包括了广大的农村。
同时，所谓占领，是指革命现代戏要在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两个方面都能够把传统戏彻底比垮，要做到内容好，又好看，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群众再也不留恋旧的传统戏。
只有这样，才能说革命现代戏真正占领了舞台。
这次会演以后，我们就有可能着手来解决真正占领舞台的问题了。
我们要这次参加会演的剧目加工修改，作为中南区革命现代戏的“法定”剧目；
还要把全国的、外区的好剧目都搜集起来，积极地加以移植；
再加上中南各省、区原来有的、没有参加这次会演的好剧目，我们就起码可以挑选出一百个以上的比较优秀的革命现代剧目。
这是革命现代戏的一个巨大的基本建设。
全区各个剧种，都可以从这一百多个剧目中挑出一批比较适合自己演出的剧目，编好演好，把舞台占领起来。
所有这些剧目，在今后演出中还要继续加工，不断充实和提高；
同时还要继续大力搞创作。
这样，革命现代戏的基础就越来越雄厚了，“炮弹”就越来越多，就可以逐步地做到解决全部占领舞台的问题了。
我们戏剧艺术队伍，一定要有使革命现代戏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的雄心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十六个年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极为迅速地向前推进，在戏剧舞台上让革命现代戏取旧的传统戏剧而代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革命现代戏就一定可以演好，一定会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也就保证可以全部占领舞台。
社会主义的戏剧是为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是为了表现作为我们社会的主人翁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而主要地又是演给他们看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为强大的。
旧的传统戏，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垄断了舞台，劳动人民是根本没有地位的；
就是舞台上出现了劳动人民的形象，也往往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没有作为的小人物。
公子带书童，小姐带丫环，将相带家院，皇帝带太监，在旧戏中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革命现代戏则根本不同了，劳动人民成了舞台的主人，他们的英雄形象，品德崇高，光芒四射。
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生活，刻苦努力，编好演好革命现代戏，广大群众是一定会欢迎我们的。
这是客观的需要，也是时代向我们戏剧艺术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我们是取得革命胜利十六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还不能使革命现代戏占领戏剧艺术领域，那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戏剧艺术工作者就会被劳动人民所抛弃！
当然，我们不是把所有传统剧目一概丢掉，今后一个也不准演出。
过一段时间，等到革命现代戏把舞台占领住了，传统戏还是要演一点的。
各个剧种可以从自己的传统剧目中挑选一小部分比较好的，经过整理加工，作为一种“副业”，参加演出。
这样的剧目，应当是多少有点教育意义的，也可以使演员学点基本功的，还可以帮助人们懂得点历史的。
有的同志担心将来继续演出一小部分传统剧目，革命现代戏将会受到冲击，甚至垮下来，这是低估了革命现代戏的生命力和缺乏信心的表现。
事实上，这次会演就有不少优秀剧目是完全能够牢固地占领舞台的。
且不说象《英雄工兵》、《电闪雷鸣》、《朝阳》这些优秀话剧是旧的传统戏剧所无法相比的，就是京剧与各个地方剧种参加这次会演的一批小戏，如河南演出的京剧《传枪》、曲剧《游乡》、越调《斗书场》和《扒瓜园》；
湖北演出的汉剧《借牛》、楚剧《双教子》；
湖南演出的花鼓戏《补锅》、《打铜锣》和《烘房飘香》、祁剧《送粮》；
广西演出的彩调《三朵小红花》、广东演出的山歌剧《彩虹》、汉剧《一袋麦种》；
广州部队演出的歌剧《红松店》等，不但思想性较高，而且艺术性也高，非常好看。
以我个人来说，看过这次演出的革命现代戏《传枪》，就再不愿看传统戏《姑嫂对枪》了；
看了《借牛》，就不想看《小放牛》了；
看了《补锅》，就不想看《拾玉镯》了；
看了《游乡》，就不想看《追韩信》了；
看了《双教子》，就不想看《三娘教子》了。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拿出更多的好剧目来，革命现代戏完全占领舞台就稳有把握了。
为此，各省、区一定要十分重视现代革命题材的戏剧创作和改编移植已有的好的革命现代剧目的工作，要把这方面的力量认真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开展工作，把“炮弹”准备得足足的，把攻击的火力组织得强强的。
革命现代戏不但要占领城市的戏剧舞台，更重要的还要占领广大农村的舞台，戏剧艺术队伍必须向农村大进军。
为此，除了生产大队要办好文化室，开展业余的文艺演唱，区或相当于区的公社要办好电影幻灯宣传队以外，每个县都要成立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县以上的专业剧团要加以整顿，有计划有组织地下乡巡回演出。
这样，专业剧团、文艺宣传队、电影幻灯宣传队和文化室等，都大力开展农村文化艺术活动，这就和打仗一样，有主力，有游击队，又有民兵，各路人马互相配合，我们就能够做到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
革命现代戏必须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是我们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个问题的很好解决，就能保证革命现代戏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否则，这个目的就不可能达到。
我们文艺批评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标准是第1位的，艺术标准是第2位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戏剧艺术也绝不能例外。
其实，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坚持艺术为其本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我们不掩盖自己的观点，而一切剥削阶级，则不敢公开自己的主张，虚伪地标榜所谓“超阶级”的艺术。
政治第1，艺术为政治服务，这是大前提，是文学艺术的根本方向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确，或者动摇，就要犯错误。
但是，政治观点必须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
所谓政治第1，艺术第2，两者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也可以说：
政治决定艺术，这里所说的艺术是政治的艺术；
艺术表现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是艺术的政治。
也正如林彪同志所指出的，政治与艺术两者的关系不是混合，而是化合。
所以，政治第1，绝不是说艺术就不重要了，可有可无了。
单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却没有艺术感染力，既不成其为艺术品，也不可能很好的体现政治内容；
它是不可能具有战斗力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
因此，好的革命现代戏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只强调其中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这是文艺问题上两条战线斗争的长期的任务。
在戏剧艺术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根据当前文艺战线的情况，应当突出哪个方面呢？
是要强调反对忽视政治，还是强调反对忽视艺术呢？
总的来说，现在大演革命现代戏才刚刚开始，过去许多戏剧艺术工作者忽视政治的偏向才刚刚扭转过来，或者有些还没有扭转过来，所以当前需要大力强调的仍然是戏剧艺术坚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戏剧工作者要坚决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的生活，确立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
当前，对每个戏剧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演好革命现代戏，坚决地、高度自觉地运用戏剧武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因此，就必须继续强调政治方向，强调政治挂帅，强调重视阶级斗争，强调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
否则，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
但是，在强调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忽视艺术的偏向。
特别是作为领导来说，要及时注意纠正目前已经出现的某些只讲政治、忽视艺术的苗头。
有一些同志对革命现代戏往往满足于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就算了，他们或者是片面地理解政治第1的原则，把“第1”当作“唯一”；
或者是不愿意深入生活，只能够拿出“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来；
或者是怕犯错误，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政治条文就可以“保险”了，生怕讲求艺术性容易“犯错误”。
这些思想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治觉悟不高和对革命事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这对于演好革命现代戏是极为不利的，对于社会主义戏剧艺术占领舞台是极为不利的。
领导上如果不及时注意克服这种情绪，其结果必然会把革命现代戏的名誉搞坏；
那些反对演革命现代戏的人，就会抓住这些“标语口号式”的拙劣作品作为把柄来反对我们。
必须看到，演革命现代戏是戏剧战线的一场大革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将来还可能出现反复的。
这种反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政治，在方向问题上犯了错误所引起；
另一方面就可能是由于我们忽视了艺术，以致大家不愿意看，“授人以柄”，给反对革命现代戏的人制造口实。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我们戏剧艺术大军演好革命现代戏，既有强烈的革命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我们一定要不辜负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一定要使反对革命现代戏的人永远失望！
更多地更高地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
革命的戏剧，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没有戏剧。
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这是革命现代戏的灵魂，也是能否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关键。
我们要求革命现代戏占领舞台，也就是要有感人极深的各种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去占领广大观众的心。
在这方面，这次会演业已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开辟了一条大道。
在会演的剧目中，工、农、兵、学、商，党、政、军、团、群，男、女、老、少、幼的形象都有，其中有一批革命英雄人物形象非常高大，感人极深，教育意义极大，比传统戏的人物形象有意义多了，也好看多了。
革命现代戏的题材范围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两个革命阶段，民主革命阶段的题材可以写，应当写，而且还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去写，但要更多的写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东西，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塑造社会主义阶段的英雄人物上面。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大意义时，曾经说过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多数同志搞过民主革命，并且很坚决，很勇敢，但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大家思想准备不足，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有些人就不行了，落伍了。
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觉悟。
社会主义革命要兴无灭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要革新，要改造。
我们完全相信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我们也必须足够认识兴无灭资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放松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
戏剧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工具，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兴无灭资的责任，塑造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的英雄形象，用以教育人民。
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当然也可以达到以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教育观众，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目的，但是毕竟没有表现当前题材、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戏来得直接和亲切。
通过大演革命现代戏，在舞台上多表现社会主义阶段的英雄人物，这些新型的英雄人物就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景仰和学习的榜样，激励、鞭策、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象《电闪雷鸣》中的雷凯忠，《人欢马叫》中的吴广兴，《英雄工兵》中的丁战，《朝阳》中的林恒，《游乡》中的杜娟等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很可爱，很高大，给人的教育十分深刻。
现在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戏剧艺术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真正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培养对工农兵的深厚感情，然后才能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
为了成功地塑造英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解放思想。
要大胆地揭露矛盾，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戏。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
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样，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最普遍最大量地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人民中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
有各种各样的先进人物，也有形形色色的有缺点错误的人。
我们的革命现代戏也就应当以主要力量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
对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工农兵英雄人物，要热情地赞扬；
对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旧社会习惯势力影响的落后人物，也要积极地进行教育、帮助和批评，团结他们，改造他们。
因此，在现阶段，在明确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强调兴无灭资的前提下，提倡革命现代戏（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更多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这样，革命现代戏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题材就会十分广泛。
当然，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虎视眈眈，国内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还不甘心于失败，所以敌我矛盾也还是存在的，丝毫不容忽视。
革命现代戏也应当反映这方面的斗争。
这次会演中有一部分剧目就是反映敌我矛盾的，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今后这方面的剧目还要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革命现代戏应当更多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要紧紧抓住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的主题和题材，塑造出更多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
而要塑造好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形象，只有大胆地揭露矛盾，通过描写和刻划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才能更好地完成。
害怕接触矛盾，或者只是一般地揭露了矛盾，却没有进一步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
这次会演的很多好剧目，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它们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并不比反映敌我矛盾的剧目的效果差，证明过去有些人害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忌讳这个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对许多戏剧艺术工作者说来，是新的课题，不够熟悉，因而也就不够大胆，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
这次会演的事实说明，不少同志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要很好加以总结，并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检验和提高。
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一讲劳动人民的缺点就是丑化劳动人民，就是“暴露人民”，因而缩手缩脚，生怕犯方向性的错误。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只要是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服从于表现正确主题思想的需要，又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那末，写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教育，提高他们，不但可以允许，而且是社会主义戏剧的职责。
戏剧传统的继承和革新
各个剧种都有其自己的特色，有其传统的唱腔和表演程式。
演革命现代戏，应当善于继承传统，使它为我们所用，这样就可以做到保持各个剧种的原有特色。
各个剧种都拥有自己的观众，如果把特色搞掉了，观众是通不过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演革命现代戏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原有的一套表演手法，那也不行。
象旧戏中的水袖，兰花手，靡靡之音，低级趣味等，必须坚决抛弃；
有些表演程式，在表演现代人物时也应当有所创新。
这就是“推陈出新”的方针。
食古不化和乱改一气，都是不对的。
为了把革命现代戏演好，老演员在表演中要有意识地多吸取新的生活养料，敢于打破妨碍演好革命现代戏的旧框框；
新演员则要刻苦地练好基本功，多向老演员学习传统唱腔和表演程式。
小戏是轻武器，轻便灵活，反映现实快，创作和演出比较容易，很适合于到农村演出，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要占领农村舞台，主要就是靠小戏短戏。
这次会演的剧目中，小戏和短戏占了一半，并且大多是经过多次锤炼的优秀剧目。
这是革命现代戏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广为移植。
从这批剧目来看，多数都是表扬好人好事、讽刺落后事物的，是一种新的喜剧形式。
这对于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很好的手段。
但是，要编好和演好小戏短戏并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编导和演员没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和过硬的表演技巧，是难以使这形式短小的剧目，寓意深刻，妙趣横生的。
所以，多编多演小戏短戏，又是训练编导和训练演员的重要途径。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中南西北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重大成就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中南区规模空前的戏剧观摩演出大会，15日在广州闭幕。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1书记陶铸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革命现代戏要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的总结报告。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历时一个半月。
会上，中南五省（区）和武汉、广州部队共演出大型和小型革命现代剧目五十一个。
参加演出的剧种，除话剧、歌剧、京剧外，地方戏曲有：
豫剧、曲剧、越调、汉剧、楚剧、湘剧、湘昆、花鼓戏、祁剧、桂剧、彩调、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山歌剧，共十九个剧种。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标志着中南全区的各个剧种在创作和演出革命现代戏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化，为革命现代戏迅速而全部占领舞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参加大会演出的剧目，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
在不少剧目中，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都刻划得光采夺目，朴实可亲。
这些英雄人物为人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们崇高的品德激励着人们革命的斗志。
保持原来剧种的特色，批判地运用传统艺术，同时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也是这次大会演出中的一个成就。
广东粤剧院演出的《山乡风云》，在使革命内容与粤剧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结合方面，作了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在批判地运用古老剧种的音乐表现现实斗争生活方面，湖南省湘剧院的湘剧高腔《山花颂》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这次大会演出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二十五出精采的小戏。
这批小戏的最大特点是轻便灵活，便于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
每个戏里的人物一般是三五人，少的只有两人；
布景、道具都比较简单，有的戏里一件道具兼作几用，有的根本没有什么道具，全靠演员表演。
人们称赞这批小戏是文艺为农民服务的“轻骑捷旅”，是社会主义戏剧战线上的“轻型武器”。
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由于戏剧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
从去年春天以来，全区戏剧工作者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重新学习了毛主席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戏剧革命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而且认识到要写好和演好革命的现代戏，塑造出新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戏剧工作者本身就必须革命化，必须熟悉工农兵生活。
这一年多来，全区戏剧工作者纷纷采取多种形式，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
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就党对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革命现代戏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要面向农村等问题，向出席大会的部分人员作了讲话。
据新华社兰州电
历时一个月的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6日在兰州胜利闭幕。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在这一个月中，来自西北五省（区）和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的二十二个演出单位，先后演出了三十五个话剧、歌剧和京剧，以及六十七个歌舞、说唱节目。
突出地塑造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是这次观摩演出的绝大多数剧目的一个共同特点。
《昆仑战风雪》里在抗灾斗争中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藏族牧民公保太、罗尔丹；
《今朝风流》中办一切事情都“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党支部书记常翠林；
《战油田》里既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青年钻井队长巴赛特等英雄人物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教育。
这次观摩演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剧作中对西北各兄弟民族在社会主义时代崭新的精神面貌有强烈的反映。
青海的藏族、土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宁夏的回族等兄弟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斗争，都得到反映。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在演出大型、中型的革命现代戏的同时，还演出一批短小精悍、含义深邃、富有战斗性的小戏和小节目。
人们认为这些紧密配合实际斗争的富有战斗性的小节目和小戏的演出，将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牧区、工厂、连队，推动西北地区的戏剧工作者更好地把戏剧艺术纳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观摩演出大会上，来自西北各地的戏剧工作者还交流了戏剧革命和现代戏创作等方面的经验，使到会者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加了把戏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
在观摩演出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1书记刘澜涛作了重要讲话。
在大会闭幕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作了总结报告。
胡锡奎指出，西北地区进行戏剧革命的基本经验是：
老老实实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老老实实地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老老实实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戏剧队伍；
老老实实地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和认真地抓好创作。
他强调指出，这次观摩演出大会以后，各地应该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地彻底地把文艺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面向农村的轨道上来。
他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大问题。
他要求各地每年至少要有二分之一的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每个剧团每年应有二分之一的力量上山下乡，下工厂，下连队，演出中小型节目。
专区和县的剧团要以更多的时间深入农村、牧区演出，更要用文工团或宣传队的形式开展活动，以适应广大工农兵的需要。
所有的剧团都要向“乌兰牧骑”学习，培养多面手，一专多能，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为了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观摩演出大会以后，各地必须作出长远的和近期的规划，并且经常督促和检查执行的情况。
胡锡奎说：
为了将文艺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面向农村的轨道上来，应该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由工人、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文化工作队，派他们到农村和牧区去进行文化工作，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在城市和农村、普及和提高、大型剧目和小型剧目的关系上，实行农村第1，普及第1，小型第1。
大中城市剧团的方向，应该是大中小结合，以中小型为主，大型为辅，保质保量。
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出席了闭幕式，并且讲了话。
石西民在讲话中代表文化部热烈祝贺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勉励大家要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更多地创造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好的作品。

刚果（布）总统应邀访苏
新华社莫斯科26日电刚果（布）共和国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代巴应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从08月17日到25日在苏联进行了访问。
访问期间，马桑巴—代巴总统同苏联领导人柯西金、米高扬举行了会谈。
马桑巴—代巴总统已于25日离开基辅前往平壤。

08月27日，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举行宴会，招待我国领导人。
图为拉巴·比塔特部长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08月2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由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康·曼·辛格·巴斯尼亚特（左一）率领的尼泊尔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08月27日，董必武副主席接见由毛利与一团长率领的日本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08月2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前左四）和夫人（前左六）。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坚决反对卖国条约　要求解散卖国的“国会”
汉城学生决定建立护校队展开联合斗争
朝鲜北部五万青年集会声援南部学生的斗争
新华社平壤27日电汉城消息：
南朝鲜汉城许多大学的学生今天决定建立“院校护卫队”，来抵抗朴正熙集团对学校的武装袭击。
这一决定是在汉城九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大会上作出的。
各校学生代表决定展开联合斗争。
他们已经组成一个“护校战略司令部”，来领导各校的护校斗争。
据南朝鲜通讯社和电台报道，在高丽大学举行的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决心书”和“给百万学生的号召书”，要求立即废除卖国的“韩日基本条约”，把卖国的国会交给国民审判，立刻把它解散；
严办闯进学校胡作非为的白色恐怖分子；
释放被拘押的学生；
立即取消没有宣布但实际上已在执行的“戒严令”。
代表们决定为上述要求展开静坐斗争。
他们说，如果到08月30日中午的时候，上述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将从静坐示威转入联合的“实力斗争”。
会议参加者表示，为实现上述要求，学生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他们警告说，朴正熙应当对目前的局势承担全部责任。
据报道，高丽大学的五百多名学生，今天举行了奋起大会。
学生们在会上高呼：
“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武装军人滚回去！”
“国防长官回答：
什么是国军的任务？”
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的四千多名学生今天中午举行了护校集会。
她们重申“卖国的韩日条约无效”。
她们谴责军队袭击学校，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她们在会后开始举行通宵静坐示威。
汉城大学十一个院系的学生代表今天也举行会议，决定在29日举行学生救国大会。
朴正熙集团今天进一步对青年学生采取法西斯镇压手段。
十一所大学被“暂时封闭”，二十名学生领导人被“开除学籍”，三十八名参加示威的学生受到非法处罚。
朴正熙集团还宣布，将惩罚“不能阻止学生闹事”的学校领导人，汉城大学的校长已被撤职。
汉城现在处在全副武装的伪军的严密防卫之下。
除了汉城市卫戍司令部所属的军队以外，南朝鲜伪军第6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已经开进汉城。
汉城的每一个警察局都驻着一连伪军。
满载伪军的卡车和装甲车在街头巡逻，这些伪军都带着上了刺刀的枪支。
汉城市目前实际上已经处于戒严状态。
据新华社平壤25日电平壤市两万多名青年学生24日在牡丹峰青年公园举行集会，表示积极声援南朝鲜学生的救国斗争。
在集会上，学生们一再振臂高呼：
“烧毁‘韩日条约’卖国文件！”
“打倒卖国贼朴正熙集团！”
“把美国侵略者立即从南朝鲜赶出去！”
“坚决粉碎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入侵南朝鲜的阴谋活动！”
会上还通过决议，表示要坚决与南朝鲜学生并肩斗争到底。
据新华社平壤26日电开城市两万青年学生，25日举行集会，他们愤怒高呼：
“打倒卖国贼朴正熙集团！”
“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南朝鲜立即赶出去！”
同一天，海州市七千多青年学生举着各种标语和漫画，高呼口号，举行集会，声援南朝鲜青年学生的斗争。
新华社平壤27日电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编辑部评论说，南朝鲜青年学生的斗争火焰越烧越旺。
朴正熙诬蔑南朝鲜学生示威的言论和他的任何挣扎绝不能扑灭南朝鲜人民的斗争火焰。
南朝鲜人民终将打倒朴正熙集团，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祖国疆土上赶出去。
评论指出，朴正熙25日发表“特别谈话”，诬蔑学生示威“扰乱了社会秩序”，是什么阻碍“国家发展”、阻碍“现代化”的“亡国征兆”。
评论指出，朴正熙出卖祖国神圣的领土、领海和渔场，又用一些虚伪言论掩盖它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叛逆行为，任意诋毁爱国学生，是为它更加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学生制造借口。

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正义斗争
日本和平友好团体代表团向南越解放阵线代表团和越驻华使馆赠礼
新华社27日讯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和平友好团体代表团，今天上午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赠送礼品，表示日本人民和青年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代表团团长林毅把五十四面红旗送给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
红旗上写着：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
“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民族解放斗争！”
“不许把冲绳、小笠原和日本本土变成侵略亚洲的军事基地！”
“日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团结万岁！”
在这些口号的周围，写满了许多团体和个人的签名。
林毅还把日本人民和青年为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正义斗争而募集的捐款三百五十一英镑，以及有关支援越南的一些书籍、宣传画和纪念章等交给了陈文成。
陈文成接过礼品后，紧紧握住林毅的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日本人民把收复冲绳的斗争同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救国的斗争连结在一起，这是日本人民同越南人民团结战斗的生动表现，使我们深受感动。
陈文成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解放军的纪念章等赠送给了日本青年。
代表团团长林毅代表全团还向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黄北赠送了红旗、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和纪念章等礼品。
林毅说，我们日本人民和青年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
我们举行抗议集会、募捐、签名来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
当我们听到B—52美国轰炸机从冲绳起飞轰炸越南时，我们感到非常愤怒。
我们决心收复冲绳，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
黄北参赞对林毅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介绍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青年和人民英勇地进行反美救国斗争的情况。
他说，在越南北方有一百多万青年参加“三准备”运动，他们在同美国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起了骨干的作用。
黄北最后请林毅转达越南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
他说，日本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日本人民和青年反美斗争的胜利，对越南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他祝愿日本人民和青年在反美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日本和平友好团体代表团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赠送礼品时，在北京的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在场。

希腊一工会主席到京
据新华社27日讯
希腊比雷埃夫斯公共汽车售票员工会主席瓦西里斯·帕帕斯塔菲达斯，昨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我人民团体捐款救济智利灾民
新华社圣地亚哥电
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林平24日交给智利内政部长贝尔纳多·莱顿一份中国红十字会给智利红十字会的电报，对智利因遭受飓风发生严重水灾表示慰问，并且为灾民捐助七万元人民币。
内政部长莱顿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慰问和捐助表示衷心感谢。
正在智利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方明也在23日交给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主席奥斯卡·努？
斯一份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电报。
电报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给智利灾民捐助两千美元。

最强烈谴责约翰逊政府镇压黑人的法西斯暴行
艾地主席号召声援美国黑人斗争
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充当美帝国主义忠实帮手
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强烈地谴责约翰逊政府对美国黑人的流氓和强盗行径、法西斯和野蛮暴行。
艾地说，自从美国洛杉矶的黑人在08月中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以来，美国黑人反抗约翰逊政府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斗争火焰越烧越旺。
它鼓舞着美国全国各地的黑人去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艾地在揭露美国政府对黑人的暴行的时候说，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鼓吹的“美国生活方式、民主和人道主义”；
也是他们在南越、刚果、多米尼加和其他地方所实行的伎俩。
他们的所做所为不是别的，只是流氓和强盗行径、法西斯和野蛮暴行。
美帝国主义者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道道地地的继承者。
艾地说，为了对付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约翰逊政府采取了两面政策。
它一方面派军警用武力镇压黑人，另一方面又采用鼓吹“和平解决”和许下某些“诺言”等欺骗手段，企图削弱黑人的斗争。
艾地说，在对付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方面，美帝国主义者有他们的忠实的帮手，这就是他们的孪生兄弟现代修正主义者。
为了掩盖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修正主义者在给约翰逊政府涂脂抹粉，把它装扮成似乎是“爱好和平的”政府。
艾地并举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一套作为例子。
艾地说，他们诽谤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是什么“野蛮的”和“广泛的破坏行动”。
艾地指出，美国黑人反对种族压迫和歧视的斗争是同美国人民争取真正的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
美国的黑人问题是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问题，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
美国白人工人的责任是无私地和大力地维护和促进黑人反抗约翰逊政府和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种族压迫和歧视的斗争。
他还说，这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责任。
艾地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再一次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革命的声援和无保留的支持。
他还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敦促政府没收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切美国资本，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

罗素著文谴责约翰逊一面使用暴力一面却鼓吹非暴力
美国黑人正奋起反对奴役和压迫
必须结束美国的军事扩张和控制
新华社伦敦27日电
罗素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洛杉矶的抵抗》，将由美国《事实》杂志发表。
文章全文如下：
我以某种疑惑不解的心情读了美国许多自由派的和黑人领袖对洛杉矶美国黑人革命暴动的反应。
谁能否认全体黑人居民一致奋起反对几十年来他们不得不忍受的生活条件这一事实呢？
可以引以为训的是，那些对于有关选举权的正式立法如此强调的人们直到黑人采取革命行动时才发现美国黑人的真实处境。
洛杉矶的黑人居民居住在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的拥挤情况和卫生条件触目惊心，人们除了上大街去呼吸一点空气和舒展一下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白人警察就象一支迫使奴隶阶级循规蹈矩的占领军一样。
在历史上，镇压贫苦人民的行动总是激起革命的，但是当这些人因为种族关系而受到屈辱和轻蔑时，压迫就分外残酷，暴动就具有了民族的性质。
被压迫的黑人民族正奋起反对他们三百年来的奴役状态。
人民为什么不应该起来反对他们在警察监狱里被枪杀、被拷打致死的处境呢？
洛杉矶黑人居民的人口密度是每英亩二十七人，为洛杉矶白人居民人口密度的五倍。
疾病发病率也同样高。
这一点越来越清楚：
美国黑人正在发现，压迫他们的制度是不可改革的。
就美国的军事工业系统来说，一方面依靠剥削和统治（象在越南那样），而另一方面却对美国国内的黑人条件实行革命性改革，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只有美国黑人才能充分了解美国在越南、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或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其它地区实行的压迫的性质。
总统大声疾呼地反对他所谓的暴力和骚乱。
过去我从来不认为总统是非暴力的鼓吹者。
在越南、在刚果，他没有鼓吹非暴力，他鼓励州警察使用警犬、毒气和枪弹的时候也没有鼓吹非暴力。
只是当黑人忍无可忍而以暴力手段进行自卫，来反抗他们忍受已久的暴力压迫时，约翰逊总统和那些同他抱同样想法的人才突然反对暴力了。
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1步是拆毁美国的一切贫民窟，而在那些地方修建起足够的新住宅、学校、医院及文化设施。
除此以外，应当特别为美国的被压迫阶层制订职业训练计划，提供充分的受教育机会。
而实行这样的计划就要求结束美国的军事扩张和控制。
在东南亚进行压迫战争的同时是不能实行这一计划的，而不对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实行根本改革也是不可能实行这一计划的。
难道大企业、它的军人伙伴以及保卫这种伙伴关系的情报机构有可能容许对美国社会关系实行这种改革，或是放弃他们对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天然资源的控制权吗？
不可能，不管有多少改良主义的立法都没有可能实行这样一种改革。
因此，我希望被压迫的黑人现在的充沛的革命情绪能得到有组织的政治上的表现，我希望白人，特别是比较贫苦的那一部分白人居民，会开始认识到他们是怎样被利用了。
这样一种联盟到时候可能改变美国的局面。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联盟，美国就会开始要用军法统治和恐怖来维持的公开法西斯统治，就会继续压迫黑人民族和同他们的处境相似的白人。
白人中的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至少可以做到，了解并支持黑人的斗争。
必须用这种了解和支持来对待洛杉矶事件。

谴责佐藤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本青年参加中日青年联欢
日本青年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
青年团体代表连日到外务省和首相官邸示威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
一千三百名日本青年昨天晚上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佐藤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本青年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会议是由日本接到参加大联欢邀请的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中立工会联合会、民主青年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团体联合发起的。
被政府拒绝发给护照的十六个团体的青年代表团参加了这个集会。
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政府阻挠日中青年的友好往来，并要求立刻发给护照。
大会还打电报表示支持正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大会通过呼吁书，要求在日本各地开展抗议行动。
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塚田大愿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参加大会的青年们同广大青年团结起来，继续斗争。
社会党议员原彪指出：
“我们的真正敌人美帝国主义在阻挠日中青年的往来。”
与会的青年还在会场内踊跃捐款，支援各地来的代表继续在东京坚持斗争。
这时，十五个团体的代表们相继走上主席台，表示斗争决心。
他们高举着抗议的标语牌，有的穿着写满抗议字句的背心，大家手挽着手，一起高唱《东京—北京》之歌。
被日本政府拒发护照的十六个团体的青年代表，不顾警察的镇压和殴打，自08月10日以来，每天到外务省和首相官邸去举行静坐示威，坚决要求发给护照，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附图片）
08月26日，日本一千三百名青年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佐藤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本青年参加中日友好大联欢。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越南北方军民又击落美机六架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此间今天中午公布，越南安沛省军民26日击落美国飞机三架，击伤多架。
这样，自去年08月05日以来，越南北方军民已击落美国飞机四百九十六架。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此间今晚公布：
越南广平省军民26日晚间击落入侵的美国飞机一架。
这样，从去年08月05日以来，越南北方击落的美国飞机总数已达四百九十七架。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据此间今天晚上公布，越南义安省军民24日击落美国F—4型喷气式飞机二架。
据第3军区补充报告，宁平省军民在24日击落美国飞机三架的战斗中，活俘了一些美国飞行员。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24日、25日和26日，分别打紧急电报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美国强盗飞机23日、24日和25日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老街、广宁、宁平、清化等省的许多居民区、经济设施和卫生单位。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苏加诺总统的演说
新华社27日讯
苏加诺总统17日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演说的全文如下：
兄弟姊妹们，
请铭记在心，请牢牢记住，今天是独立宣言二十周年！
今天正好是二十周年！
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
就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我们——苏加诺和哈达——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发表神圣的08月17日宣言，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我在讲话的结尾说了这段话：
“我们现在已经独立了。
再也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另外的纽带。
从这一时刻起，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
一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持久和万古长青。
如果真主允许的话，愿真主为我们的独立祝福！”
今天，在这个时刻，我感到我的心同我的人民的心，同我的国家的心，同革命的心融合在一起。
我的思想和感情同所有热爱和保卫我们的诞生地印度尼西亚的人的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不论他们是在从沙璜到马老奇，从班达亚齐到苏加诺门的城市里还是村庄里，山区里还是海岸上，并且也同今天在地球五大洲各地站在岗位上的我们的爱国的姊妹们和兄弟们的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的名字不是苏加诺，不是苏班德里约，不是阿里，不是伊达姆，不是艾地，不是达达普也不是瓦鲁，不是苏托也不是诺约，不是萨里纳也不是法蒂玛——今天我们的名字是印度尼西亚！
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今天我们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部长，不是公务人员也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也不是渔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艺术家，不是学者也不是新闻工作者——今天我们是爱国者！
加托特卡贾式的爱国者！
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事业——不仅仅是今天，而且是从今以后——我们的事业不单纯是政治，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文化，不仅仅是科学，不仅仅是军事——我们的事业是独立！
确实，我们感激赐福于我们大家的万能的真主，因此我们今天也赞美真主的伟大。
真主是伟大的！
真主是伟大的！
真主是伟大的！
兄弟姊妹们，和我同命运共患难的人们，我的战友们，
如果我们今天感到激动，如果我们今天流下了眼泪，请不要感到难为情。
我不感到难为情，我感到自豪，我们由于对国家的无限的热爱而激动。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爱国主义的眼泪。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谩骂我们，嘲弄我们，嘲笑我们，那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些人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就是这些人为了这个世界的最神圣的理想——全人类的独立和自由——有足够的勇气活着，也有足够的勇气去死。
独立二十年是革命锻炼的二十年
让它渗入你们的思想，让它渗入你们的精神，请想一想这个事实：
我们已经独立了二十年。
在历史上二十年意味着什么呢？
这要看，兄弟姊妹们，这要看我们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的贡献！
只要我们暮气沉沉，只要我们的精神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屈服为历史所支配，而不努力来争取成为历史的缔造者，那就别说二十年，甚至二百年，然而是暮气沉沉的二百年，这样的二百年将好象什么也没有似的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是的，似乎什么也没有。
但是，只要我们进行抵抗，战斗，破后再立，破坏后再建设，想象和创造的时候，只要我们具有神鹰和雄牛的精神，只要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战士，正如我们在这二十年所证明的那样，那就别说二十年，就是两年，然而是作出这样巨大努力的两年，这样的两年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上，将被当作效法的榜样。
我们是真的适宜地、合适地度过了刚刚过去的二十年吗？
世界经历了许多革命。
其中最伟大的革命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
那些革命早在我们的革命之前就发生了，那些革命先于我们的革命。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到今天为止产生的结果，那我不仅不对我们的1945年08月革命不感到害羞，而且我足够大胆地——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革命确实是伟大的！
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不认为金钱或财富是最宝贵的财产。
对我们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财产。
而在人的身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觉悟。
觉悟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许多不同的觉悟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觉悟。
就这种政治觉悟而言，在过去二十年受到革命锤炼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真正值得我们自豪。
印度尼西亚人民很幸运，没有受到这样的资产阶级精神的熏陶：
“尽你的一切力量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任何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
印度尼西亚人民还很幸运没有受到这种机会主义精神的教育：
“真惨，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1947年和1948年反殖民侵略战争中有这么多受害者倒下去，别让战争再爆发”。
然而，兄弟姊妹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倘若我们能够自己作出抉择，我们应该如何度过那二十年，你们应该回答：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愿意就象过去这二十年那样再过这二十年。”
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就应该是这样！
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歌：
诞生在
暮气沉沉、没精打采岁月中的人
永远记不起他们走过的道路。
我们，英勇岁月的儿子……
却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情。
是的，我们是英勇岁月的儿子。
我们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儿子，我们是可怕的威力强大的风暴的儿子！
我们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民族！
我们锻炼自己！
我们锻炼我们的时代！
我希望同另一位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一起怀着敬意地说：
啊，生命——
您的热情，您的脉搏，您的力量
是决不可能被压制下去的。
任何人、任何女神、任何妖魔鬼怪都压制不住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脉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意志。
我们有决心，因此，我们就能够做得到。
二十年前，我们决心要独立，因此，我们就能够独立。
今天，我们决心要捍卫我们的独立，因此，我们就能够捍卫我们的独立！
过去二十年，我们一直体面地生活（这是就这些字眼的最深刻的意义来说），就象人们本来应该生活的那样。
以后，我们是否能按照我们应当生活的那样，作为战士而体面地生活，这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事情。
斗争是永远不停的。
对一个战斗的国家来说，前进是无止境的。
我们不应当半途而废。
不仅因为我们应当完成我们已经开始做的事情，而且因为停止斗争是同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天性完全不相容的。
裹足不前是可耻的，丢人的。
后退意味着毁灭，裹足不前就是完蛋。
我们只有一个口号：
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今天，我想向我的人民、向全世界、向创世主报告一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作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分子的我在这二十年的历史时期所作的一切努力。
由于我在这二十年的期间里从未离职，由于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喉舌，在每年08月17日都担任说明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的态度和立场的发言人，请允许我引用我在每年08月17日的讲话——从一九四五到1964年总共二十次讲话——中的一些片断。
这些讲话是一条一直贯穿下来的红线。
1945年
我在1945年08月17日的讲话中说：
“现在，我们真正把我们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已经到了。
一个国家只有有足够的勇气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够屹立于世。”
1946年
在我发表的《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的演说中，我提出了“我们爱和平，但是我们更爱独立”的口号。
1947年
在我发表的《排除障碍》的演说中，我强调指出：
“我们不想被打垮。
因此，我们就还击……在荷兰人进攻以后……他们开始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和分裂的政策……因此，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必须‘团结一致，掌握政权！
’”
1948年
在我发表的《整个群岛洋溢着共和国精神》的演说中，我宣布：
“独立并不会使种种问题就此结束，独立倒是会引起种种问题，但是独立也开辟了解决那些问题的道路。
只是由于没有独立才没有解决种种问题的道路。……我们的房子被包围了，他们想毁灭我们的家园。……团结起来！
殊途同归。
如果我们想团结一致，我们肯定就会团结一致！”
1949年
在我发表的《保持神鹰精神》的演说中，我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万事圆满的境地，我们仍旧处在一种过渡时期——要保持神鹰的精神！”
1950年
在我发表的《从沙璜到马老奇》的演说中，我指出：
“不要以为我们大家把三色旗扯了下来就是贡献了足够的力量了。
只要在东歪西斜的房子里还有悲叹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完成！
竭尽全力，继续战斗下去。”
1951年
我在《争取安宁、幸福》的讲话中说：
“愿你们自己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调和一致，能够非常适当地配合起来，愿你们自己的利益不要驾乎公众利益之上！”
1952年
我在《希望与现实》的讲话中呼吁：
“恢复独立宣言的精神……恢复它的真正的实质，即第1、民族独立的精神，……第2、有准备的精神，……第3、团结的精神，……第4、建设的精神。”
1953年
我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团结的能力，深深扎根于我们印度尼西亚的灵魂中的‘互助合作’的能力，以及建国五项原则的团结力量”的重要性。
1954年
我在《遵循自然法则》的讲话中强调：
“在原则和行动上，我们将以‘殊途同归’和建国五项原则继续展开反对任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5年
我在《继续飞翔吧，神鹰！
》的讲话中提出了五项任务：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民族团结，……必须清除一切破坏团结的势力，……我们必须在各方面继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继续为扫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而斗争，特别是为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我们必须举行大选。”
1956年
我在《充实你的生活吧》的讲话中肯定地说：
“过去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措施，我们必须继续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措施……。
不要半心半意，不要动摇，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是一个无止境地前进的‘战斗的民族’。”
1957年
我在《决定性的一年》的讲话中说：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真正是人民的革命……。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和繁荣的社会，一个‘民有、民享’的社会。
我们的斗争的整个作法的特点必须继续保持人民的特点……有领导的民主！”
1958年
我在《挑战的一年》的讲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1958年的人民的觉悟更高了，他们再也不会弄不清楚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他们再也不会弄不清楚谁是忠诚的和谁是叛徒，……谁是真正的领袖，谁是充当外国走狗的领袖，……谁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谁是伪善的领袖，……在象目前这个面临挑战的时刻，我们比过去更加应当重新加强团结……。
团结是历史的要求。”
1959年
在我的题为《我们的革命的重新发现》的讲话中（这篇讲话后来得到全国的赞同并被批准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我确定了我们的革命“基础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五个基本问题”，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社会力量，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敌人。
1960年
我在《我们革命的进程——象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的讲话中强调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有能力把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联合起来；
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是言论和行动上的革命者；
绝对有必要贯彻实行土地改革；
这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绝对有必要根除一切恐惧病、尤其是恐共病；
一切民族力量都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对抗；
必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
1961年
我在《革命、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和民族领导》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心中充满解除人民疾苦的任务的正义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心中也充满对那项任务负责的精神；
我还指出，如果没有下述三点，我们的伟大斗争就不可能胜利，这三点是：
革命、民族的进步意识形态和民族的领导。
1962年我在《胜利的一年》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加强民族阵线的工作，以便制止革命从内部受到腐蚀；
我们的革命已达到“靠自力发展”的水平——“在前进的基础上前进，在发展的基础上发展”。
1963年
我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回声》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如果革命不是不断地进行对抗”，“如果革命不构成一种实际的纪律”，“就没有革命”；
需要“各方面的成千上万的干部”；
经济宣言必须实施；
因为“经济宣言是经济方面的‘政治宣言’”，不得有背离它的行为；
我们的世纪是“新兴力量的世纪”；
我将采取主动来召开新兴力量会议。
最后在1964年
我在我的人所共知的《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讲话中提出了“革命的六个规律”，即革命必须对敌友采取正确态度；
它必须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进行；
破坏和建设必须同时进行；
第1阶段必须首先完成，然后进入第2阶段；
我们必须忠于我们自己的革命纲领，即政治宣言；
革命必须有支柱，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必须有适当的干部；
我还规定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和文化上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三项有力的原则。
支持一切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就是支持自己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和同胞们，
抱有同样理想的同志们，
从所有这一切可以明显看出——是的，从我们在这二十年中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革命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地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
它的前进当然不是容易的，它向着更高水平发展当然不是没有任何牺牲的。
我们尝尽了世界上的所有艰辛和痛苦。
打击、冲击、错误、失败和牺牲生命——我们经历了一切事情。
我们甚至感谢真主使我们经历所有这些事情。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肯定会成为我通常称之为癞蛤蟆式的民族或愚蠢的民族的那种民族之一——这样的民族也许希望生存，但是却被生活的困难吓倒了，这样的民族只是想过优裕的生活，它们逆来顺受地吃着好吃的食物，即使这些食物是别人强迫他们咽下去的。
噢，不！
感谢真主，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民族。
我们不是小草。
——我们是一棵榕树！
我们不是绵羊——我们是雄鹰，我们是雄牛！
由于我们在这二十年间所受的考验和苦难，由于你们大家在这二十年间所经历的痛苦，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在国际生活舞台上不算数的国家。
今天我们是一个既得到我们朋友的尊敬而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害怕的国家。
今天我们不仅是一个受到重视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受到极大重视的国家。
请看看帝国主义报纸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是怎样变得发狂吧，请看看这些报纸在谈论我们的时候所用的一切恶毒字眼吧！
但是也请看看我们朋友的报纸是怎样赞赏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成就的。
这证明我们是走着正确的道路！
请允许我在这个讲坛上奉告帝国主义的报纸不要停止反印度尼西亚的宣传，因为这些宣传对我们有好处，对我们有帮助！
我感谢那些是我们真正朋友的友好国家的报纸所讲的赞誉的话，这些话鞭策和鼓舞着我们。
我希望这些朋友如果看到印度尼西亚的缺点，不厌其烦地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提出批评。
我们的共和国在宣布独立的这个二十周年的时候，从国内外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电报和信件，从国外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事实上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也愿在这个讲坛上代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人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一切真正鼓舞我们的同情之辞表示谢意。
就象过去二十年的情况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将不会不履行它的国际任务——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并且用我们拥有的一切东西来支持一切争取独立的斗争，不管这些斗争是在什么地方进行和由谁进行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支持这些斗争，事实上就是支持自己，支持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独立的理想。
今天，我们来自各国的战友和我们一道聚集在这里。
他们就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
在座的有来自革命的非洲、来自革命的拉丁美洲和来自革命的亚洲的代表；
在座的也有来自欧洲的代表。
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兄弟姊妹们，今天我要求你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求你们考虑问题时思路更宽一些。
在我们共和国第1个十周年的时候，我曾请你们考虑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会面临什么。
现在，我想请你们考虑我们至少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将要面临的问题。
这个独立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确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兄弟姊妹们，原因是，在1945年08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知道如何抓住机会，我们很勇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且巧妙地利用这股势头。
如果当时我们信任盟国或者相信日本的诺言，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永远都不会获得独立！
我在《建国五项原则的诞生》的演说中不是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小节，因为如果我们拘泥于小节并且过于讲究的话，我们就永远得不到独立吗？
我在那次讲话中不是曾经把关于独立的决定比作结婚的决定吗？
我说，我们决不应该等待有了一幢好房子，等待有了地毯，等待有了鸭绒被，等待有了全套的桌椅，等待有了一盒银匙和银叉，等待有了一套婴儿的衣服，然后才敢结婚。
相反，当时我说过，任何人只要有一幢小木房、一条草席和一口饭锅就能够结婚！
我在那次讲话中不是还说过，当列宁决定进行10月革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他当时没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没有电台，没有铁路，也没有托儿所。
印度尼西亚民族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
呵，兄弟姊妹们，当时不仅我所作出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预言实现了，而且甚至连我所预言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产物——印度尼西亚独立的需要和条件都成为现实了。
我们并不是只敢于斗争而不敢于胜利的民族，不！
我们敢于斗争，我们也敢于胜利，因此在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运动的最宝贵的帮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以后，在1945年08月中旬，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
当时，在东欧，由于东欧国家游击战士们的斗争，由于苏联红军的积极援助，一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约束，建立了称之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国家。
但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是最先把帝国主义的枷锁投入历史的大海中并建立一个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如我们1945年宪法的序言所规定的，这个共和国是“独立、团结、自主、公正和繁荣的”，是以建国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越南和朝鲜——胡志明的越南和金日成的朝鲜——的同志们也采取了行动。
不用说，亚洲的这些革命不仅震撼了太平洋和亚洲；
它们甚至震撼了全世界。
由于这个原因，兄弟姊妹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建立一个反帝轴心，即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人为的轴心，不是的！
这是历史进程本身所形成的最自然的轴心。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本身经历过涨潮和退潮和起伏的波涛。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流是汹涌的潮流、高涨的潮流、前进的潮流、进攻的潮流、胜利的潮流！
有时由于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国内的反动分子在我们当中制造分裂警惕不够，我们的共和国曾经几乎被毁灭的灾难所压倒。
在那样的时候，我很痛心，因为要是共和国被分裂了，那么我将感到就象我的心也被撕碎了一样。
但是仅仅是痛心或苦恼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此，在那种时候，我总是深深感到不安，我总是在正确的方针指导和指引下，非常仔细地研究各种原因和问题，在所有必要条件都具备时我就作出决定的，的确，我总是会采取行动，采取行动，再一次地采取行动。
因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在最后时刻是由在正确的时刻采取的正确行动所决定的。
这就是需要我们的领导、需要我们的政治家风度的地方。
兄弟姊妹们，很明显，始终应当抱着象岩石般不可动摇的决心作出一切决定和采取一切行动的。
现在我们在歌颂我们的08月革命，因此从我们过去二十年的全部经验、甜的经验和苦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就极为重要。
有些领导人说实践是理论之母和经验是最好的教员；
他们的话的确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我自己也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胜利之母。
例如我们同殖民主义者谈判的经验。
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在战场上不可能被打败的迪波内戈罗终于在谈判桌上陷入圈套。
但是，迪波内戈罗的经验对我们只是间接的经验，而间接的经验决不象直接经验那样深刻，情况总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未在山间避暑地林芽椰蒂或“伦维尔号”船上犯过错误，那末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谈判中将仍然是天真的。
正是由于我们从经验中得到教育，因此我们就不再天真了。
因此，当美国政府代表埃尔斯沃思·班克来这里时，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中就决定撤走美国的“和平队”。
这样，我们对付帝国主义的成熟性就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这一切还使我们了解为什么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同现在仍在扔炸弹和发射火箭的，简单地说，仍在继续进行侵略的美国进行谈判。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并不决定于枫丹白露而是决定于奠边府！
正如我常常说的那样，解放西伊里安并不决定于伦敦或莫斯科，华盛顿或联合国，而是在西伊里安的丛林中决定的！
因此，只要我们学习并从中得出结论，每一个经验都是有用和宝贵的！
在这个愉快的时刻，让我们从伟大的08月中学习到尽可能多的东西，让我们自学或是集体学习。
即使是现在，能够从我们二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也是极大的，我说是极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教训将使我们受用无穷。
以后，当我们同现时代的历史相离较远的时候，人民可以而且将从中吸取的教训会更多。
历史学家、其他的学者、政治家、作家、艺术家、记者，所有的人以后都将研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革命。
他们也许将摇着头吃惊地说：
“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多的伟大成就呢！”
兄弟姊妹们，请你们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人，你，你和你，你们全体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
我常常提醒你们，你们谁都不应这样想：
“呵！
我只是一个人，没有我，斗争也会继续进行”。
这样的人宁愿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
我们的革命的规模是这样巨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不被卷进去。
一个人要么站在革命一边和参加革命，要么拒绝革命并反对革命！
不存在中立者，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者。
我们独立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了。
兄弟姊妹们，这二十年不是普普通通的二十年哪！
这二十年是多么不平常啊！
在这二十年里，我们巩固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共和国，建立了一切强大的机构——包括武装力量，我们击败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各种反革命行动，恢复了我国领土的完整，而且最重要的是唤起了人民的觉悟，从而使我国的人民锻炼得象现在这样坚强如钢，也就是说成为了团结的、并且正在加强这种团结的人民，斗争的、并且正在展开这种斗争的人民。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连我也感到奇怪，不知这一切是怎么成为可能的，我自己是怎么给予必需的领导的。
可是，兄弟姊妹们，正象我好几次向你们指出的那样，历史是按客观规律发展的。
如果我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领导人因为看不到这些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失败，那么历史当然会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产生新的领导人。
可是，由于我们懂得这些历史的客观规律，由于我们忠实地按照这些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我们能够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巨大任务。
而且只要我们忠于历史的规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有钢铁般的决心，我们就能够移走赛梅鲁山，甚至奇尼巴罗山。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独立宫前面，在我们雄伟的民族纪念碑下面，在勇敢的英雄迪波内戈罗塑象前面，在愉快和令人兴奋的阳光照耀下，在世界各方的亿万朋友的充满同情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们是来总结我们的过去的，因为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它的过去和将来之间的。
如果一个国家不时常总结过去的经验，如果一个国家不决心摧毁过去的那一切的消极东西，发展过去一切积极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就永远不能够建立、指导和发展它的前途。
我说，我们已经做了总结，做了收支对照表，因为事实上作为一个斗争的国家，我们业已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历史就象一个簸谷子的姑娘一样，已经分清了黄金和渣滓，分清了精华和糟粕。
我不仅向我亲爱的国家、而且向国外的所有战友们、向世界上所有新兴力量提出这个总结，作为磋商的材料。
因为最后印度尼西亚革命和他们的革命必然会发生联系，以便我们共同完成我们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攻击。
谁都能作出自己的估计，能估计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结果。
这还包括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们的估计是最不好的，我们也欢迎，因为这是把旧世界的陈旧观念和新世界的新观念拿来对比的材料。
一切被压迫人们都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我一再说过，二十世纪是世界帝国主义完蛋的世纪。
“帝国主义式的和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奴役我们太久了，在建立人类和平的时代，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了！
人类和平！
所有人类的和平！
别了“帝国主义式的和平”，永别了！
欢迎，人类和平！
永远欢迎！
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的会议上，我解释了将使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变成帝国主义的死亡线的辩证法规律。
卡尔·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产儿”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它的挖墓人，这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我们大家，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们，我称之为贫民的人们，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一起，同时，都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兄弟姊妹们，没有比这更大的光荣了！
自从二十年前宣布独立以来，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豪过，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感动！
看看这些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眼睛吧——闪烁得比太阳更为光辉灿烂！
看看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决心吧——比钢铁更为坚强！
啊！
你们帝国主义者，你们再也不可能击败印度尼西亚人民了，不可能了！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自豪了！
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
我们的人民还要击败帝国主义！
我们的人民将获得胜利！
啊，是的，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普通人民的力量，他们低估了单纯的人民的力量。
甚至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只有在贵妇和高贵的绅士之间，或者在官僚资本的经理们或地主或放债者中间才感到舒服。
确实，有革命的领袖和反动的领袖，有真的领袖和假的领袖！
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在对付人民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不是人民的过错；
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在越南、在刚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到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不是人民的过错。
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殖民主义的标准、用英镑或美元来衡量这些人民。
他们象高利贷者一样，计算东南亚有多少亿人民，在中东有多少亿人民，在非洲有多少亿人民，在拉丁美洲有多少亿人民，在大洋洲有多少万人民。
“给他们那么多的美元，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不懂得，在今天已经贬值的各种货币中，英镑和美元贬值得最为厉害。
也许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吧？
那你们就自己看吧：
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为了在东欧一亿人口中进行颠覆活动，花了一亿美元。
可是现在，为了在东南亚两亿人口中进行颠覆，正在花十亿美元。
这就是说，美元至少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五分之一！
而且，这些美元还没有给美利坚合众国买来同情和友好；
恰恰相反，似乎这些美元引起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感和敌对。
还是因为亚洲人比欧洲人价值更高一些呢？
只要我们坚定地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干涉和侵略。
因为帝国主义永远不会赞同苏加诺式的独立、西哈努克式的独立、毛泽东式的独立或者是布迈丁式、哈菲茲式、纳赛尔式、杜尔式、凯塔式、恩克鲁玛式、尼雷尔式的独立。
至多他们会赞同，甚至赞助蒋介石式的、朴正熙式的、阮高其式的、冲伯式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式的“独立”。
可是，帝国主义把赌注押在象蒋介石之类的“斗士”身上也有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腐化的分子，他们把不管是多少美援都用于饱私囊，而一点也不或者是用极少的部分来反对革命。
兄弟姊妹们，甚至帝国主义傀儡也对我们有益呢！
我们自己，兄弟姊妹们，我们自己不应当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革命。
革命只能用革命的标准来衡量！
革命不能用教科书上的标准来衡量，即使这些书是牛津、康奈尔或其他大学的秃顶教授编写的也好。
看来我仍然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因为仍然有人把帝国主义的教科书看作是衡量无可指责的思想的标准，是碰不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帝国主义的“神圣使命”或“白人的负担”难道是“神圣的法律”吗？
啊！
兄弟们！
走入了歧途的人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们如何按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一场革命呢？
每一件事必须细加察看。
它是不是为了大众的福利，是还是不是？
为了大众的福利——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为了大众的福利！
虽然会有些个人的损失，虽然有些人的企业会少赚一些利润，但是只要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的，他们就必须接受。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人会有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小洋房，更多的电气冰箱，更多的空气调节设备，虽然有些人能送他们的子女到欧洲甚至“外层空间”的学校去，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的话，那么就必须拒绝。
除非——除非，我说，他已经成为了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或者已成为某个外国的一个居民！
除非他已对革命犯了罪或背叛了革命！
看看工人和农民吧，我们革命的主要支柱！
他们确实无愧于被称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
他们毫无怨言地、平心静气地工作、生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一个工人想要得到足够的工资为他的子女购买课本，难道这是不合理的吗？
如果一个农民想要得到一小块地，难道这是不合理的吗？
这使我想起了卢德鲁克民间艺术家所说的：
“如果你有一把锄头而没有地，你到哪里去用它呢？”
但是我们当中有人想当贵族，想当老板，自认为是革命的主人或共和国的指导者，然后又声称，应该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不是他们，相反地，却是共和国应该为他们作出牺牲……这些人，这些暴发户、庸人和剥削者应该“晋升”为努沙坎邦安（关犯人的岛）的居民！
我一向说阶级斗争应当从属于民族斗争。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种呼吁已经得到了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理解。
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贪污分子和盗窃国家财富的骗子手继续进行他们实际上反对共和国和反人民的“活动”，那么如果有朝01日集团之间的斗争爆发起来并烧毁这些贪污分子和骗子手的奢侈生活时，就别大惊小怪了！
我们的革命已不再处于实验阶段。
我们不能再进行实验了。
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法律已经形成。
就象一支足球队，我们决不能让还没有“准备好”的、还没有熟练的队员上场。
我们的革命已找到了自己的形式，革命的现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需要、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
因此，昨天是进步的人，今天可能已倒退了；
昨天是革命的人，今天可能变成反革命了；
昨天是激进派，今天可能变得软弱起来。
因此，兄弟姊妹们，我们当中谁也不要仅仅因我们过去的功绩而骄傲。
“我讨厌这些废话！”
即使你在1945年是个“小将军”，但是如果你今天分裂革命的民族团结，如果你现在在纳沙贡阵线中制造混乱，如果你是今天革命的主要支柱的敌人，那么你就变成反动势力了！
另一方面，即使你过去什么也不是，即使你现在什么也不是，如果你忠于革命，那么你就是个革命的力量！
这些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的力量，这些就是我要毫无例外地团结在一起的、我要团结成一支力量的革命力量，以便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就象横扫大洋的台风”！
自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去世后，我们的世界就极少出现伟大的领袖。
以前，在我年轻时，刚投身争取自由的运动时，我知道许多伟大人物。
但是其中有许多人现在不再听说了。
部分原因是有些人死得太早，部分原因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不忠于他们自己一度选择的革命事业了。
对革命道路的坚贞是一个人能够继续参加争取自由的运动和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第1个条件。
人民的力量比原子弹具有更大的威力
革命总是同时需要物质和精神工具的。
有简单的物质工具，而随着目前科学发展也有现代化的、最新的物质工具。
我知道，凡是在我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身份把我们的武装部队四个军种的武器现代化时，凡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开辟同国外的航空业务或者使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视台设备现代化时，帝国主义报刊就以轻蔑的口吻谈到我，说我在搞——如它们是这样说的——“威望工程”。
这确实也是非常可笑的新闻和政治笑话！
帝国主义者确实还有美元，有核弹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威望，哈，哈，这些帝国主义者却谈我们的威望！！
民族纪念碑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
横贯苏门答腊的公路是不是也算“威望工程”呢？
如果是这样，那末，苏门答腊人民，请你们伸开双手，衷心地接受这个“威望工程”吧，因为由于它，苏门答腊的威望确实会提高！
但是你们西方报刊的代表们请注意，如果真主允许的话，我还要在加里曼丹、在苏拉威西、在马鲁古、在努沙登加拉，在西伊里安建设其他巨大的工程！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扫除了文盲——这是不是也算“威望工程”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没有联合国帮助解决了卫生保健问题、教育问题和食物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些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发射了它的电离层火箭——这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
什么样的威望，谁的威望？
对，是独立的威望，我们独立的人民的威望！
我们是誓死，誓死保卫这种独立，必要时——我过去也说过——我们要用原子弹来保卫独立！
但是不要忘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团结，人民的斗争也是原子弹，事实上甚至比真正的原子弹具有更大的威力！
不要认为我们的精神工具或武器不如我们的物质工具或武器。
而且，物质设备、技术设备等等仅仅是设备而已。
必须使用这种设备，但是谁是使用者呢？
我们的政策使用它，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革命使用它！
但是不要倒过来！
06月25日，我以民族阵线最高领袖的身份发出了五点指示，即：
一、提高民族意识和加强民族戒备；
二、把民族纪律和民族责任放在第1位；
三、传播茂物宣言和纳沙贡行动准则的精神来加强民族团结；
四、把民族利益放在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之上；
五、领会并忠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五个法宝”：
纳沙贡、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法宝、自力更生。
自从那时以来，我的指示确实都贯彻了，因此这五个法宝在社会所承担的事业中都付诸实施了，我感到很高兴。
革命的“五个法宝”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事实特别令人鼓舞，并值得骄傲。
我的这些观念——纳沙贡（一九二六）、建国五项原则（一九四五）、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一九五九）、《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法宝（一九六四）、自力更生（一九六五）——事实上只是我发掘出来的。
头两个是从我国的社会中发掘出来的，后三个是从08月革命中发掘出来的。
我感谢我的兄弟姊妹们，他们把我的这五个观念当作革命的法宝。
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知道他的想法符合革命的需要了！
我要求你们进一步传布我的这五点指示，加以领会并忠于这些指示，因为民族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些指示是否得到正确的执行。
纳沙贡、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三条有效的原则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全都有助于革命的民族团结，也就是说它们全都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的。
它们都是团结的工具，都是革命的工具。
前些时候我说过，我们应当充满“纳沙贡精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充满革命团结的精神，目的是要使我们人人都念念不忘民族团结。
我们光是充满纳沙贡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充满建国五项原则的精神、政治宣言—乌斯德克精神、《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三条有效原则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帝国主义报纸也津津有味地用轻蔑的口吻议论苏加诺。
它们说，苏加诺只会提出一些口号或制造一些简称。
我的答复也是非常简单，帝国主义者不是也在提出一些口号，制造一些简称吗？
“粮食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
“原子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
“奶粉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是：
苏加诺的口号为人民所接受和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他们的口号为人民所拒绝和遭到人民的咒骂，区别就在这里！
他们痛恨纳沙贡，并不是因为这个简称是由七个字母组成的（印度尼西亚文“纳沙贡”是由七个字母组成的——译注）；
他们痛恨新兴力量也并不是因为这个简称是由N、E、F、O这几个字母组成的。
不！
他们痛恨我们的简称，是因为他们痛恨这些简称的内容，是的，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简称的内容，害怕它们的力量和威力。
他们所痛恨的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
外国报界的代表也可以记下这一点：
印度尼西亚今后将产生更多的口号和简称。
这些口号和简称不仅表达了人民的利益，并且人民也容易记住，从而为我们革命的道路指出方向。
这是我们的人民路线，这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这些口号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纲领和概念的简洁的提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模仿性的革命。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土生土长的。
如果有什么模仿性革命，那么这种革命必定失败。
因此我一向欣赏有创造性的人，他们敢想，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知道如何提出好的概念来。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革命原则，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革命学说，我们就不能成为好的革命家。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充满了创造性的精神，如果我们没有创造性，如果我们不绞尽脑汁思考问题，我们同样也不能成为好的革命家。
革命同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甚至要取得革命本身的胜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善于决定机动灵活和谨慎的斗争策略。
但是……我们在战略方面是不能灵活的！
我们决不要做机会主义者！
革命不断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因此革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就是我所说的越来越高的革命要求。
殖民主义政府不需要爱国的公务员；
只要那些公务员是专家就行；
事实上，他们越不爱国就越好！
相反，在我们革命的初期或者第1阶段，爱国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条件，那怕他们缺乏技能。
然而在今天，公务员如果不既是爱国者又是专家，就将难以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
对革命的领导人和干部来说，也是这样；
只有技能或者只有好的品质，对他们来说是已经不够了，革命的领导人和干部必须既有好的品质，又有技能。
我国革命真正前进到较高的水平，也可以从我国逐年取得的成就中看出来。
就拿1964年08月17日到1965年08月17日这段时期来说——今后我就把两个08月17日之间的时期称之为独立宣言执行年——在这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里，我国取得的胜利比以前各时期更多更大。
在这个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我只提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有：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
和我们懂得了一个国家的独立王冠在于自力更生；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扭转方向盘的决定；
解散“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和它的报纸、代理人和头目；
清除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的反革命集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其他进步国家在第2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使这次会议具有反帝的性质；
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十周年；
在第2次亚非会议推迟以后在开罗举行小型首脑会议，那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脑会议；
接管美国公司；
在最近，仅在几天以前，由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联邦陷入一片混乱。
这些胜利不是小胜利！
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那只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象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象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纪律严明，在统一的领导下，向敌人的堡垒发动进攻！
联合国必须承认错误和彻底改组
关于联合国：
联合国，照它目前的机构，是不能再保持下去了。
它袒护台湾，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
它袒护以色列，损害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它袒护南非，损害非洲；
它袒护“马来西亚”，损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利益。
联合国显然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损害各国的独立。
1960年，我就要求改组联合国和迁移联合国的所在地。
现在我的要求是：
联合国必须承认错误，它必须彻底改组。
否则，联合国将不仅作为一个空谈的讲坛成为笑柄，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将作为比前国际联盟更坏的机构受到谴责，甚至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加在一起还要糟糕！
一个资本主义议会顶多“代表”和镇压它自己的人民，而联合国却“代表”和镇压朝鲜人民、刚果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和各地的被压迫人民！
关于扭转方向盘：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扭转方向盘的决定，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
它的经济意义肯定是巨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扭转方向盘，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的背离经济宣言。
它的政治意义同样巨大，因为扭转方向盘也意味着打倒政治冒险家，他们企图把改良主义或者超阶段论偷运进来，企图混淆革命两阶段的意义。
此外，扭转方向盘也具有伟大的教育意义，它教导我们不要凭主观制订计划，不要凭主观处理经济问题，总之，它教导我们摆脱一切主观主义、片面性和粗心大意！
关于“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
这个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想要“假借苏加诺主义的名义，扼杀苏加诺的学说和搞掉苏加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的确，有些人真心诚意地接受我的政治主张，建议把我的学说称为“苏加诺主义”，但是“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国的某些主要报纸承认，它们的政府“过于匆忙”地出来支持“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因而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怀疑。
这不是偶然的！
即使它没有美国的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也一定能够分辨肉和鱼，分辨善意和恶意，认识“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实质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记得，这个“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同一个罪恶计划有关，显然，除了政治罪行如分裂民族团结，混淆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力量的团结）的意义等等，“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还同一般罪行有关。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采取步骤封闭“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报纸。
我还要提出警告：
不要让在这家报纸和那家报纸上遭到禁止的“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主义”被偷运进其他新老报纸中来！
关于恐怖分子匪帮：
卡托索维约、苏莫基尔、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反革命匪帮的被消灭，是重大的胜利。
我要向积极参加消灭这些匪帮的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感谢，特别是“西里横仪”师立下了杰出的功勋。
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恐怖分子匪帮的被歼灭，应该是对众人的警告：
不要试图在印度尼西亚玩弄反革命之火！
早在十九年前，我就在1946年的08月17日的演说中发出警告：
“政府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有最深刻的理解和最强烈的信念，因此始终设法谋求统一、始终设法避免分裂、始终指明如下的历史教训：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可是，政府同时必须加强作为一个政府的地位……任何一个破坏分子都将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适当的措施来对付他们。”
关于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不结盟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印度尼西亚认为，不结盟是反帝的不结盟。
如果不反帝，那么这样的不结盟实际上已经是结盟了，因为这种不结盟有利于帝国主义。
“不结盟”至多可以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有关系，但是人们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反对殖民者的人之间采取“不结盟”态度！
根据这个清楚和毫不含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我亲自领导下对第2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那次会议的确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会议。
革命的不结盟胜利了，模棱两可的不结盟失败了！
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赞成“第3种力量的理论”，因为印度尼西亚看到世界只分成两个阵营：
革命的新兴力量为一方，反动的旧有势力为另一方。
这是对目前世界形势作客观分析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在明年召开的新兴力量会议——愿真主保佑——也是客观的趋势！
关于第1次亚非会议十周年：
第1次亚非会议或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有力地表明了亚非人民的反帝决心。
我们能够抗击和粉碎对万隆精神的一切诽谤和其他诬蔑，这种诽谤和诬蔑把这次亚非会议说成是“种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通过纪念第1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的隆重典礼和我们两大洲使者之间的会晤和交换意见等等活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大加深了。
一切破坏这次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势力完全惊慌失措，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仅如此，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本身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极其重要的政治教育，因为这一活动使他们对国际问题更加关心，也加强了他们支持仍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兄弟们的责任心。
关于“小型首脑会议”：
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2次亚非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第1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部长级代表团到达了阿尔及尔；
由于筹备第2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最后决定把首脑会议推迟到11月初举行，我亲自领导的国家元首级的代表团只到达开罗。
不言而喻，帝国主义者拼命设法破坏第2次亚非会议。
比如，在“英联邦”会议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但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本身的发展。
本·贝拉被推翻而由革命委员会接替之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立即承认布迈丁领导下的新政权，这不仅是因为考虑到第2次亚非会议，而且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认为这种发展是进步的发展。
有一些领导人担心碰上象本·贝拉那样的遭遇，但是这恰恰证明他们是代表既得利益的领导人。
本·贝拉的垮台应该是对每一个领导人告诫：
领导人一旦同人民的利益有了距离，他就一定要垮台。
当时我们在开罗利用第2次亚非会议延期的机会，在我的兄弟纳赛尔，阿尤布·汗，周恩来和我之间安排了一次首脑会议——法国报纸称之为“小型首脑会议”。
这次“小型首脑会议”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
印度尼西亚仍然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
不希望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采取虚伪态度
关于美国资本：
在1957年接管荷兰资本和在1963年接管英国资本以后，在今年年初，印度尼西亚人民接管了美国资本，这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利不受积极援助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的美国的攻击。
这些资本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监管之下。
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正在建设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自己的民族经济。
在今天的世界上，“社会主义”的确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现在没有一个不愿受到本国人民敌视的政府，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的。
奇怪的是，在这些“社会主义”中间，有一些“社会主义”在同一个国家里无耻地同帝国主义资本搞在一起！
是的，甚至有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民族民主改革，却宣称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印度尼西亚不希望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采取虚伪的态度。
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它的革命仍然处在民族民主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刻将要到来，那时，不再有帝国主义资本，地主手里的土地已经重新分配。
显然，还有帝国主义资本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不用说社会主义，连建设民族经济都不可能！
由于这个原因，建设没有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不能够修改的原则。
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对美国的态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美国政府本身是很清楚的。
整个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美国是否将停止支持“马来西亚”，和同印度尼西亚重新友好，还是相反地硬要支持“马来西亚”和敌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就是目前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政府把这一切衡量一下，那将是一件好事，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完全有权把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敌对的任何外国资本收归国有，或者甚至加以没收。
关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个产物的弱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几百遍。
全世界都知道，在阿扎哈里领导下首先爆发北加里曼丹革命的文莱，反对“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虽然帝国主义报纸大张旗鼓吹嘘“马来西亚”的经济是“繁荣的”，但是那里的工人反对越来越恶化的生活条件的行动，是掩盖不了的。
同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由于奉行贯彻殊途同归的精神的政策，到处受到赞扬，印度尼西亚人民和睦相处，但是在“马来西亚”，不断发生种族骚乱。
这一切证明，“马来西亚”这个产物的确是强迫的。
“马来西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压倒”中国人。
我有一次开玩笑说：
“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矛盾比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的矛盾更尖锐。”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是不管原因何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是事实。
不错，“马来西亚”开始从内部垮下来。
它将彻底瓦解和粉碎！
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保住“马来西亚”！
东古、英国、美国，甚至天上的众神都不能保住“马来西亚”！
这件事明确表明英国在各地奉行的殖民政策的彻底失败。
英国在西印度群岛联邦上失败了，在中非联邦上失败了，在南阿拉伯联邦上失败了，现在在“马来西亚联邦”上又失败了！
同胞们，
革命同志们，
我们的斗争始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在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形势。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后二十年，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仍然只是一个理想，仍然只是一个希望。
现实情况是：
作为帝国主义“文明”的结果，许多国家仍然在无止境地受苦受难。
帝国主义者最喜欢自称“文明”；
他们也最喜欢把我们看成“不开化”，所以他们不得不用军队、舰队和军事基地来“使我们开化起来”……他们在带来“文明”的时候是够慷慨的，他们不惜一切财富和物资，如果他们认为我们采取“抗拒”态度，那么他们就轰炸我们：
他们轰炸马鲁古，轰炸柬埔寨，轰炸老挝，轰炸古巴。
在这个时候，似乎最采取“抗拒”态度的是越南人，所以执行华盛顿的“神圣任务”的人们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对越南人民投下大量的炸弹……。
如果这个，“神圣任务”完全失败，那么当然过错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些“不开化”的人身上！
从地球那半边来的人，被称为“和平保卫者”，在自己国家里处理自己的事务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越南人民，反倒被叫作“侵略者”。
兄弟姊妹们，不是越南就一定是美国发了疯。
两者都发疯是不可能的，两者都神志清醒也是不可能的！
兄弟姊妹们，你们可以自己得出结论：
谁发了疯，谁神志清醒！
最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逐步升级”的战争的“原因”是要“阻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胡伯伯对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如果美国人民真的要这样的话；
如果越南人民要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反对呢？
自决权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决定自己希望有什么样的政府的权利。
甚至在“独立宣言”里也规定了这一点的！
发表“独立宣言”的人民是不是已经丢弃了这个伟大的文件？
美国应该从整个东南亚完全滚出去
如果我们听任美国继续侵略越南，就将对我们的国际生活的整个秩序形成严重的威胁。
今天对越南进行侵略，明天就可能对世界另一个地方进行侵略。
事实上，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进行了侵略。
因此，为了我们各自的安全，为了我们集体的安全，我们爱好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反对美国的这一侵略，必须积极支持我们的越南兄弟。
我愿意奉劝美国政府——我希望他们还能接受劝告——承认他们的错误，立即完全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
对美国政府来说，责备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愿意谈判”，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如果美国不撤出越南，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不准备和平解决的正是美国。
美国最好认识这一点：
他们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从整个东南亚完全滚出去！
如果他们不愿意撤走，那么就要失去一切，失去一切！
美国和英国，你们瞧着吧！
目前这个时代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
目前这个时代是反帝的时代。
目前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
作为一个饱经斗争的人，我懂得帝国主义是决不会自动投降的。
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投降，也就是说被强大的力量，被国内和国际上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力量所逼迫才会投降。
新兴力量会议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我要通过新兴力量会议，努力联合国际上一切革命力量。
我把这一点叫做“国际上的纳沙贡”，那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同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以便打击已经受了伤的、残忍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重建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帝国主义和没有剥削的世界。
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增加了国际形势的有利因素。
理由是，虽然在我们的外国朋友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或者希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来加强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地位。
很明显，联合国现在不能为所欲为了，因为联合国必须考虑那些敢于甚至在没有联合国的情况下生活的国家和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态度，是对联合国的最尖锐的批评，如果联合国愿意的话，就让它睁开眼睛看一看吧！
为了促进亚非团结，我最近派了第1副总理苏班德里约，由情报部长和两位国务部长陪同，访问了中东四个国家和八个非洲国家。
这次访问更加加深了我们和被访问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我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对这个称为“自力更生的旅行”的代表团的欢迎表示感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要表明，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缩小国际合作，而是扩大国际合作，特别是同样处于新独立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自力更生所拒绝的是依赖帝国主义，而不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总是在别的国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外国军事基地又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印度尼西亚的许多群众团体已经主动建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年内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反对外国军事基地的国际会议。
印度尼西亚政府欢迎这一倡议，因为召开这一会议的主张是符合万隆精神的。
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积极地反对新殖民主义。
有两个因素使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更加危险。
第1是因为人民对它的方法和做法还不够了解，这就是说，人民对这种新的制度还没有充分的经验。
第2是真正的统治者往往不容易识破，因为新殖民主义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统治，是远距离控制的统治，是“从遥远的地方”统治的。
我始终采取这样的立场作为我的出发点：
帝国主义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帝国主义者！
那就是为什么，当帝国主义开始兴风作浪和玩弄他们的鬼把戏时，我就说：
“拿你们的援助见鬼去吧！”
对他们说了见鬼去吧之后，他们现在反而又要设法接近我们，又向我们建议提供“援助”了。
但是我知道，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会不要代价向我们提供“援助”的。
因此，问题在于：
提供的“援助”是不是附有直接或间接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懂得如何尊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必须完全结束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切颠覆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继续积极支持北加里曼丹、安哥拉、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葡属”帝汶、“法属”索马里、南也门、阿曼、南非、西南非洲、贝专纳、巴苏陀兰、斯威士兰等国家人民的独立斗争。
尽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整个领土已恢复独立，尽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从印度尼西亚彻底消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但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得到解放的领土，那怕只有掌心那么大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不会认为它的斗争已经结束了！
我始终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粉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个原则问题。
兄弟姊妹们，
国内的形势对我们革命者也十分有利。
今天，政治宣言宣布以来整整六年了。
由于教育、训练——革命的锻炼——和继续不断地进行组织，今天，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是值得自豪的。
如果对这样的人民进行更好的组织，进行更战斗化的训练，对他们进行有具体目标的更有效的教育和用更准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来执行受苦难人民自己的委托，那就是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发动攻势。
自从发表茂物宣言以来，民族团结越来越巩固了，特别是因为清除伪善的拥护政治宣言分子的步伐加快了。
然而，我们不能对已经实现的这种团结感到满足。
我们必须把以纳沙贡为核心的革命的民族团结，变成我们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
在这方面，民族阵线可以起重要的作用。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最近因为民族阵线总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做法象公务人员，不象人民的领导人。
对它作了“严厉批评”之后，它现在采取了新的措施，就是叫做“下放”的“工作方法的革命”，它现在采用了正确的领导方法，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它正在鼓励人民发挥自觉的积极性庆祝独立日国家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为今年宣布独立二十周年正确地采用了“联合起来，为执行印度尼西亚革命五个法宝而奋斗”的口号。
随着政治宣言—乌斯德克、建国五项原则和纳沙贡越来越深入人心，反动派要公开反对这一切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因此近来变得十分明显的是，伪善者和“口蜜腹剑”的人增多了。
大家都声称同意政治宣言，大家都声称同意建国五项原则，大家都声称同意纳沙贡。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说衡量革命者的主要标准是言行一致的时候，请注意我这句话。
判断你们的领导人，判断人们，判断一切人，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
如果他们误入歧途，就把他们踢出去。
我们也必须用言行一致的标准来判断国家机构、群众团体、政党和其他机构。
我愿意特别号召各个政党在加强它们在目前的政治宣言攻势中的作用方面，互相展开竞赛。
革命政党是鼓励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十分有效的工具。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怀疑这一点，就是怀疑政治宣言的真理。
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一点：
必须是革命的政党。
那些不革命的，或者更坏，甚至是反革命的政党，就没有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的权利。
禁止平民党的行动证明，如果政党误入歧途，如果它们分裂我们的团结，政府也就毫不犹豫地对政党采取行动。
我号召拥护政治宣言的政党进行清党，继续肃清它们内部的伪善分子，“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分子，“社会党右翼”分子，纳沙贡恐惧症分子，没有骨气的人和伪君子，等等，作为拥护政治宣言的政党继续进行竞赛，为受苦难的人民的委托服务，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展开攻势。
我号召国家机构真正地同人民结合。
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够了，更不会服务得过份了。
不要象殖民主义的文官那样害怕人民。
你们的源泉在于人民，你们的力量在于人民，你们必须把一切荣誉归于人民！
人民是你们的热情的泉源。
加强革命的民族团结实行三项原则
我号召全体人民用一切办法加强革命的民族团结。
要根除只是为了原则、思想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原因而反对合作和团结的任何原则主义。
今年03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禁止反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反对宗教的宣传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
这是一个极好的决定，这证明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了解它的责任。
注意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用最大的容忍精神来执行这个决定！
人们最近在热烈讨论我提出的关于成立第5军种的主张。
正如我过去所说的，每一次我提出一种新主张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反应，遗憾的是，这些反应有时候是受“旧有势力”教科书的影响的。
此外，我因为提出了这种主张，就被指责为“抄袭”别人。
但是，我对于给予我的主张的一切支持感到满意。
我们要永远从事实出发。
事实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把矛头和枪口指向我们。
事实是，保卫国家需要我们大家做出最大的努力，根据我们的1945年宪法第30条，“每个公民都有参加保卫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彻底的考虑以后，我将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我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感到十分自豪，因为它是现代化的，它随时准备行动，能够打击不论从哪方面来的敌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各种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在1946年曾经说过：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他们象鱼和水那样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话。
请记住，水没有鱼可以存在，但是鱼没有水就没法生存。
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是革命的武装部队。
保卫革命，就是保卫人民。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必须成为这一崇高防务中的核心力量，但是象我们这样岛屿那么多、海岸线那么长、领空那么辽阔的国家，除非在必要时把人民武装起来，也就是说如有必要时，把在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武装起来，否则我们就维护不了我们国家的主权。
总之，兄弟姊妹们，我们应当集中注意执行在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这篇演说中讲到的三项行之有效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正确性，甚至为去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筹备第2次亚非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所承认和赞同。
我们必须记住，这三项原则必须做到，三者不可分割，没有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文化特点，反过来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把全副精力用来贯彻执行这三项行之有效的原则，因为它们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兄弟姊妹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一直在战斗，流汗、胼手胝足地劳动着。
这种独立自主现在已经取得了。
我们不能再听从任何人的使唤。
我们不依赖任何人，我们不去乞讨！
我们必须共同支持这种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共同保卫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
国家的建设和特性的建立，都应当继续有力地进行，以加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正如我们关心身体的健康一样，我们今天也必须一心一意地加强民族和睦——各宗教之间、包括外国血统的各个种族之间的和睦——完全没有任何歧视或种族主义的民族和睦。
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内政方面，也就是说，按照合作国会所提出的要求，在撤销关于一个政党党员不得担任地区领导人和地方政府执行机构成员的禁令，地方领导人和地方合作国会议长的职权分开，以及地方合作国会领导机构纳沙贡化以后，还应当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建立三级自治区。
经济上自力更生！
兄弟姊妹们，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
前些时候，我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中说过，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手中的资金和自己力量，并且尽量利用它们。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富足中的贫穷”这句过时的老话。
我们具备为解决“衣食”问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那些妨碍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人应当送交人民司法的法庭和历史的法庭。
我们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我国的人民是勤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经纪人、高利贷者、买青苗者、农村恶魔等吞没了。
我曾经给予对革命怀疑的人足够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我曾经给予充分的机会来实行土改；
我甚至推迟了期限，如果必要，我愿意再延长一年；
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再说一遍，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我曾经给予充分的机会使企业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但是许多企业委员会还是处于停顿状态；
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才能实施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原则。
文化上的特点！
兄弟姊妹们，还有什么比这更美丽？
我们不仅在地上，在水中，在空中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我们还有文化财富。
我们的文学、艺术、舞蹈、音乐都是丰富多采的。
我们还具备建设印度尼西亚新文化的一切必要条件。
这种新文化要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要明确地为人民服务。
破旧必须立新。
我们对于旧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态度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态度，我们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清除外国帝国主义文化。
因此，不放映英美帝国主义电影，开展反对“硬壳虫”音乐、廉价文学、疯狂的舞蹈等等的运动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必须在我们民族文化的锦旗上绣上“乌斯德克”的金光闪闪的“克”字（“克”字是印度尼西亚文中的文化一词的缩写——译者注）！
我们的文化应该是革命的文化，就象我前几天在梭罗说过的，这种文化应当成为“时代的使者和群众的使者”。
我们不仅是“优美的产物，象花和蜜的精华；
而且也是工农兵的产物——革命的精华”。
兄弟姊妹们，
这些就是《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中的三个有效的原则，是作为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结晶、作为在四十年历史中不断形成的我们的民族概念的结晶的五个法宝的一部分。
我完全知道，你们，兄弟姊妹们，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日用品的不断涨价，我非常同情你们，情况允许的话，物价上涨是可以制止的。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一切困难看作是印度尼西亚革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一切成就的一种代价。
把这一切困难同我们如果不是按着急事先办的原则来搞革命而本来会遇到的困难比较一下吧！
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根本没有灵魂或精神的革命，以致我们的革命被看成为“随波逐流的革命”，或者成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工具，那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不是按着急事先办的原则来保持团结和统一，印度尼西亚不是已经要按照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而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吗？
如果不是有三项人民命令，印度尼西亚怎么能够使西伊里安回到祖国的权力范围呢？
如果不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和“全面斗争约章”的叛乱和颠覆活动呢？
如果不接管外国的公司，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不是依然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吗？
如果不执行粉碎“马来西亚”的两项人民命令，印度尼西亚不是还处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帝国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吗？
要是没有我们的“急事先办”的政策，我们怎么能够在1964年12月31日宣布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再没有人不识字，而且接着又下命令实行义务教育呢？
的确，我们是在以某种精神，某种目标和战略进行革命和战斗。
我们已经把在使我们民族和国家建立在一个二十世纪的新世界基础上这个问题优先处理；
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的光荣，我们有为建成这个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作出任何牺牲的准备。
在真主的保佑下，印度尼西亚民族能够作出任何牺牲。
我们对付得了反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而没有垮台，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我们执行了三项人民命令而没有垮台，而且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我们正在执行两项人民命令而没有垮台，结果是……马来西亚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已经一团糟了。
喂，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人先生们，当然，我们得作出各种牺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遇到各种困难，但是请注意，我们没有垮台，我们没有饿肚子，我们没有灭亡。
你们的预测错了。
相反，你们这些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家伙们，你们倒是越来越要毁灭了，你们越来越迅速接近垮台了。
对于我们来说，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只会对印度尼西亚革命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精神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有利。
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印度尼西亚有了新的精神，使它坚强团结，使它象钢铁一样坚决，给了它安排自己国家事务的自由，“取得自由的自由”。
我们愿意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付钱，付一笔“发展费”，付出牺牲和全部力量。
要使自力更生成为革命传家宝
由于“急事先办”的战斗方法，我们现在来到了自力更生精神的阶段。
我们的革命一旦到达自力更生精神的阶段，进一步的发展就只是一个执行的问题了。
因此，兄弟姊妹们，把舵转到全体印度尼西亚民族手上来，使自力更生精神成为你们的精神，使革命的“五个法宝”成为你们的法宝。
兄弟姐妹们，你们为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了战斗，作出了各种牺牲；
现在，把自力更生精神和“五个法宝”变成你们的武器吧，使它们成为你们为革命服务的传家宝吧。
请记住，你们使革命有了它的精神，因此你们必须保持对这种革命精神的忠诚，保持和发扬这种革命的精神。
这种革命的精神已经成熟了，它将在“自动的成长”中发扬光大。
啊，我的人民，印度尼西亚民族，我的勇于斗争、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在社会生活中文雅诚恳的人民，你们可以为你们在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因此我冒昧地向所有的人，朋友和敌人都在内，作一个报告，对朋友来说，这是商谈的材料，对敌人来说，这是对抗的武器。
而对你们，我的人民，印度尼西亚民族，这个报告是一个证据，证明朋加诺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喉舌，印度尼西亚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印度尼西亚力量的体现者。
真主许可的话，我将依赖真主的保佑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祈祷，继续领导印度尼西亚革命。
二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
我们已经通过了我们革命的最重要的阶段。
但是，我们还不能歇下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后必须继续保持警惕；
我们还得继续前进、前进、再前进，取得新的成就和胜利，作为冲击革命障碍和革命敌人的新力量的新胜利。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已经有了五个法宝的时候庆祝伟大08月二十周年的。
五个法宝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精神以及四十年历史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民族概念。
纳沙贡法宝在1926年首先诞生，因为纳沙贡团结的确是最有效的武器，过去我们用它赢得了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们现在用它来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
第2个法宝是建国五项原则。
建国五项原则是1945年06月诞生的，当时历史这个母亲已经怀着好几个月的身孕，独立这个婴儿快要出世了。
当时最必要的任务就是发现建国的基础，建国五项原则就是应运降生的。
第3个法宝是政治宣言，它是我们独立的共和国开国十四年之后才诞生的，这件法宝是革命的总纲领，它的实质是不容更动和修改的。
第4个法宝是《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个有效原则，这个法宝是在我们有了同帝国主义者，同联合国等打交道的各种经验之后，才在去年诞生的。
第5个法宝是自力更生。
这是我今年特别提倡的，它获得了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切拥护政治宣言的报纸和全体进步人民的自发的赞同。
自力更生不只是在今年实行的原则——有一部分人民已经把今年称为“自力更生年”——，而是一个长期的原则，只要我们还在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只要我们还面对着帝国主义，这一原则就一直适用。
大概我们今后的整整十年，或者整整二十年，都将成为“自力更生的年代”！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不，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宣言攻势，我们的革命攻势。
我们今后的任务很重很多。
我们要走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这五个法宝，这就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最近，有人在到处宣传，说什么苏加诺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一家荷兰报纸甚至把现在这个时期称做“苏加诺死前时期”。
帝国主义者为了展开这个宣传运动，调动了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甚至算命先生！
兄弟姊妹们！
苏加诺不过是一个凡人。
兄弟姊妹们，象你们一样，我的寿命也是掌握在真主手里。
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如果真主允许的话——献出我的一切为我们的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革命服务。
如果真主允许的话，苏加诺要永远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在普通人民，小百姓，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中间。
我国有一位诗人说过，他“愿意再活一千年”。
我也愿意再活一千年。
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谁都活不了一千年。
但是我祈祷现在归纳在五个法宝里的我的主张和学说再活一千年！
因为这些是我国独立的“五项法则”。
因此，带着犹如你们心中不灭的火焰一样的这五个法宝永远前进！
有了这五个法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对我们来说，失败是再也不可能的了，正如对帝国主义来说，胜利是再也不可能的一样！
相反，帝国主义的失败是阻挡不了的，正如我们的胜利是阻挡不了的一样！
胜利是斗争的果实。
因此，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力量、才能、技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去争取我们已经能望得到的最后胜利！
我们必须团结，团结，团结，如同手上的五个指头团结一样！
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坚定，坚定，如同汹涌奔腾的大海里的礁石一样坚定！
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勇敢，象雄牛和神鹰一样勇敢！
是的！
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前进，永远前进，在一切方面发动政治宣言的攻势！
永远前进！
决不后退！
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一旦自力更生，就永远自力更生！
真主允许的话，我们定能取得胜利，因为真主同我们在一起。
　（文内插题为本报编者所加）

四连整风纪事
刘凯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每当想起毛主席这些激动人心的指示，我就联想起了四连的整风运动。
一
我们一团第4连从冀中到晋绥边区后，同志们都很不习惯。
在晋察冀走的是平原，到这儿天天爬山；
在晋察冀多半时间是打仗，到这儿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
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
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
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
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整风。
整风，这个词听起来都很新鲜，怎样领导整风，更没经验。
我们连单独活动，离团部二百多里，连长负伤住了医院，全连的担子都放在我和副连长的肩上。
看了团政治处的整风指示后，我向副连长说，开个支委扩大会研究一下吧。
他说：
“行啊，咱们这个连队，真该整整风，兵都是一九三七、1938年的老资格，一大半又是当过警卫员、通信员、理发员的，这些‘员’，就是难领导，怪话牢骚一大串，这回非好好整一下不行。”
显然，他和我一样，也没弄清楚整风的真正内容，认为整风，就是“整整”那些“怪话司令”。
到了支委扩大会上，更是如此。
一排长张德欣同志听说要整风，第1个发言，开口就说：
“就是该整风！
象次明远、田元益两个怪话大王，不把他们的油腻擦擦，拉不开栓啦！
班长管理不了他们，我说说，还和我顶嘴！”
“这怪你们平时教育不够。”
副连长插了一句。
“教育？”
一排副答了话：
“次明远、田元益这样的人，你磨破嘴皮，他只当耳旁风！
教育好他们，除非神仙下凡！”
他们提出的两个战士，是我们连出名的人物。
次明远，整天把帽沿拉得和眉毛齐，裹腿打到膝盖上，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嘴不住，逗逗这个，捅捅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讲起怪话数第1。
田元益，又是另一个类型：
裹腿打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管棉衣或单衣，发给他多大穿多大，从来不收拾，整天价没个利索劲。
他说怪话的本领，比次明远又强似一倍，一张口，不是带刺，就是叫人笑破肚皮。
他俩到一块，不是抬杠，就是顶嘴。
论嘴快声音高，次明远第1，论俏皮刻薄，又数着田元益。
对这样的战士，应该怎么认识呢？
这是干部之间时常发生争论的。
整风，就单是整这种人吗？
我望着支委们，希望继续发言。
“咱们连有些同志怪话是多。”
支委、七班长慢吞吞地说，“可是，每次打仗，他们都报名参加突击队。
就说田元益吧，雇农出身，革命坚决；
咱们连到晋绥来时，他发疟疾留下了，病还没好，就死赖着人家去陕甘宁的部队，跟着跑了两千多里路，过了四道封锁线，找四连来归队，不能说他没优点……”
“怪话讲得好，总不能算优点吧！”
一排长固执地说。
“那当然”，七班长说，“所以党中央、毛主席才叫咱们整风哩！”
“我同意七班长说的。”
一班长说，“整风，是整歪的那一面，不能因为整歪的，把正的也忘了。
就说我们排黄纪堂吧，他是个直性子，看不惯的事，爱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其实是个好同志。”
经过一番讨论，同志们对整风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最后决定：
第1步，先找那些爱讲怪话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摸摸到底有些什么问题；
然后再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中午开饭前，我把各班一些所谓“怪话司令”召集来了。
他们都闹不清开什么会。
连务会？
都不是班排长；
党员会？
又有非党员。
次明远捅捅黄纪堂：
“伙计！
这是开什么会呀？”
黄纪堂还没开口，田元益接过去说：
“什么会？
这不是明摆着——‘司令员’大会。”
人到齐了，我告诉大家：
连里要整风，先找些同志开个座谈会。
来的都是四连的老同志，了解情况多，平时也有些意见，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提出来。
我还担心会开不热烈，怕大家不敢提意见，谁想话刚停，次明远就打了头一炮：
“我说。
连长就是不关心病号。
病号饭光是小米稀饭，病号想吃点豆面，他说吃豆面犯病。
我没听说过，吃豆面会犯病。”
他略停了一下，望望我，又说：
“王士臣同志住医院，秋天还盖个夹被，指导员怎么不想想他冷不冷？”
这头一票，投到连长和我的名下，我顿时感到脸有些发烧，生怕自己的脸色会影响发言，便插话说：
“这个意见很好！
同志们继续提。”
“指导员，咱们现在是什么社会？”
冷不防田元益这样问我。
“什么社会？”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咱们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党统治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你问这做什么？”
“唔，”他搕搕小烟袋锅，不紧不慢地说：
“既然不是奴隶社会，我们副排长怎么说张正祥同志是奴隶性呢？”
这一句话，象针刺到我心里。
在自己工作的连队里，干部这样训人，自己还全然不知道。
“都是革命同志嘛！”
田元益装了袋烟，巴巴吸了两口，又说：
“奴隶，这话是不能用在革命同志身上的。
指导员你说对不？
我们排长也跟我打过招呼：
‘田元益，你老实点。
你给我个初一，我给你个十五。
’听，他要给我小鞋穿哪！
我这脚，穿小鞋能不疼吗？”
他这一番尖锐的发言，使座谈会更热烈了。
气氛越来越严肃。
连长有军阀残余呀，指导员不关心同志进步呀，排长“训”人呀，伙食账不公布呀，炊事员饭做得不好呀……每个人讲起来都滔滔不断。
我听着，记着；
有的意见，虽然不是点着我的名提的，可是作为这个连的政治工作干部，对一切问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这时才深深感到自己工作不深入、不细致，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许多问题怎么没发现？
怎么没深一步了解？
直到外边吹哨子开饭，座谈会才暂时结束。
我当即向同志们表示：
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
明天就让司务长公布伙食账；
新调的炊事员不称职，很快调换。
大家听了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二
连队执行新的任务，转移到了东坡村。
这儿是我们活动的老地区，群众和我们熟得很。
还没到宿营地，各班就沿路拣柴准备送给房东。
到宿营地，我把背包一放，就到了班里。
同志们正忙着：
有的擦枪，有的打铺，有的挑水、扫院子。
小小的山村一片欢乐景象。
我走到七班院子里，次明远正集合着一群小学生在教歌；
七班长正用自己的学习纸给房东糊窗户。
我问他座谈会后有什么反映，他说反映很好，提了意见的同志都说心里痛快，有的说，干部改了毛病，他今后也不讲怪话了；
有的说今后生产要加劲。
我问干部有什么反映，他皱皱眉头，说：
“干部不高兴的多。
四班长说，往后班长更难当了。
排长、副排长都不痛快。”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问他。
“我心里也有些嘀咕。”
他小声说，“指导员，照这样整法，全掀了干部的底，今后怕更不好管理。
有的同志会更自高自大哩！”
问题很清楚：
战士欢迎这样的整风，干部却有了顾虑。
我也有些担心，怕产生极端民主化，于是便向团政治处写了个报告，请示今后怎么办。
吃饭的时候，我把干部对整风的反映，向副连长说了，他说：
“看样子，整风要先整干部。
干部整好了，都改了毛病，部队管理我看不成问题。
是不是找干部们座谈座谈？”
他的话提醒了我。
饭后便找干部们交谈了一番，决定召开全连的民主大会。
第2天，军人大会开始了。
战士们坐在背包上，吸着从山里采来的榛叶子。
爱开玩笑的，今天也严肃起来。
会议开始，我先讲了话，说明今天开的是军人大会，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对领导的，对生活上的，以及个人的错误思想，都可以讲，都可以说说心里的话。
我的话音刚落，发言一个接一个。
怪不得其他连的同志说“四连战士的嘴，象黄河的水”，老同志们，谁也没顾虑。
虽然提的有些事和上次座谈会差不多，可是举例各有不同。
尖锐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被战士们点了名的干部，一个个低着头，有的不停地往小本上记。
说真的，全连开这样的民主大会，战士们这样批评干部，我做指导员以来，还是头一次经历呢！
开完会回到连部，心里很乱。
想想大家提的意见，脑子里总摆脱不了那些责备。
特别想到给连长左学贤同志提的那些意见，心里还有些不平。
我和左连长一块工作多年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十分了解他。
他勇敢、正直、坦率，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他从十九岁当兵，跑遍了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八路军。
每每谈到他的经历，他总这样对我说：
“老刘啊！
混了多年，找到党，找到八路军，才算真正找到了家！”
他军事知识很丰富，熟悉各种枪的性能。
不管什么枪，闭眼能拆开，摸着黑能装起来。
一排的六五机枪老的没牙了，打起来好卡壳，经他一收拾，又呱呱叫起来。
当然他也有缺点，管理生硬，“训”起人来没个深浅，有时会把战士“训”得哭鼻子。
可是，他为的是连队好啊！
偏偏有些同志不了解他的心情。
病号吃不上豆面，怨他不给吃，说他留着豆面给自己娶媳妇。
我越想越气得慌，心想：
算啦，这个风不整啦！
照这样整下去，极端民主抬头，干部更难当了。
看看副连长，他也是闷闷不乐。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
通信员看我们这样，也悄悄地说话，悄悄地走路。
晚饭，我们也是闷着头吃的。
晚饭后，到各班走了一趟，看到战士一个个很高兴。
谈到民主大会的事，有的说，把意见倒了出来，心里痛快了；
有的说：
“干部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今后一定要克服缺点，好好进步。”
次明远还特别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
“指导员，我向你保证，往后再不讲怪话了。”
晚上，躺在门板上，想着白天的会，想着战士们的话，心里又渐渐平静了。
特别是想到在冀中那段艰苦的斗争——部队分散活动，同志们整天爬道沟、吃野菜，不论环境多么紧张，斗争多么残酷，没有一个人动摇。
许多同志离家很近，也不肯回去。
他们都是烈火中炼出的真金啊！
同志们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今天讲了些他们不满的事，说了些激动的话，我又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
战士们都把连队看成自己的家，把干部看成长辈一样，生了病，负了伤，自然就需要干部照顾他，鼓励他。
可是，我们做干部的，又做得怎么样呢？
记得一次我得病住了医院，团长从平川给我带来八斤桃，当时自己多么受感动，病好象立刻减轻了许多。
反过来想想，自己对连里的病号又怎么样呢？
王士臣生病住医院，我就很少想到他。
天冷了，也没派人去送棉花。
这些，同志们提得不对吗？
再说，就是有个别同志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象说连长有意不给病号吃豆面等，也是难免的呀，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我是个连的干部，是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能一会高兴就有劲，一会不高兴就泄气呢？
这是个人患得患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呀！
整风，一定要很好地整风……。
第2天一早，我们刚起来，团部侦察员来了。
单独活动，平时很少见到团部的人，侦察员一来，我们很高兴。
他把两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和一些文件、报纸给我后，又口头传达说：
“团长、政委叫你们今晚出发，夜十二点以前赶到太汾公路，配合三连伏击交城去文水的敌人。……”
“好哇！”
副连长一听打仗，就眉开眼笑了，立刻要通信员通知各排准备。
我拆开团政治处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的整风报告的批示。
除了指示下一步的整风步骤外，并特别提到给我们送来几份重要文献，要我们好好学习。
这些文献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
我贪婪地读着：
“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
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可是，这些，我们作的怎样呢？
正象文献上指出的，我们有些同志有骄气，对战士蛮不讲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爱听恭维话，受不得批评。
毛主席这些话象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读着文献，又是兴奋，又是惭愧。
“老刘，你钻到书里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副连长走进来，“今晚要执行任务，咱们研究一下吧？”
我向他说：
“嘿，这下可解决问题啦，你快看！”
“解决了什么问题？”
他莫名其妙地说。
“这些文献，解决了咱们整风的问题。”
我说着递给他看。
副连长读了一段，就高兴地嚷道：
“老刘，这上边说的，和咱们连的情况一样啊！
咱们一定要开展自我批评，天天洗脸，绝不留一星半点灰尘在脸上，要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他激动地指着文献上的话，象是重复，又象是保证。
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党的整风方针更加明确了。
决定执行完战斗任务后，继续把连队的整风运动贯彻下去。
连队紧张地准备出发，补子弹袋的，擦枪的，收拾鞋袜的，一片出征的气氛。
我从班里刚回到连部，二排长提着一双破鞋来了，哭丧着脸说：
“指导员，小黑子把这双烂鞋扔给我，非要新鞋不行，你看怎么办？”
小黑子，名叫李树勋。
年纪小，长得又黑，所以连里同志很少叫他名字。
别人的鞋都是补了又补，他不会补，也不学补，一直把鞋穿得前后通风。
怎么办呢？
每人只有一双鞋，哪里给他去换新的！
我看看这双鞋，鞋底还好，收拾一下还能穿几天，就向二排长说：
“你先回去吧。”
我拿过那双破鞋，向通信员说：
“你有锥子、麻绳吗？”
通信员见我要动手补，赶忙来夺。
于是我们两个一人一只，很快就钉补好了。
又刷刷干净，送给了小黑子。
不一会，小黑子跑来了。
他进门低着头，眼里噙着泪花，很难为情地说：
“指导员，我……”他很沉痛地检讨了自己。
说实在的，给他钉补鞋时，我并没想到很多，只是想：
他不会这活，先替他钉钉补补，打完仗再说吧。
谁想他会为此感动得流泪呢？
本来想批评他几句，可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安慰和鼓励他了。
他擦了把泪，说：
“指导员，你别说了。
往后我一定学会自己拾掇自己，再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从这件事，我联想到许多。
所谓教育战士，绝不是单纯的批评，也不是生硬地说道理。
可惜，过去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是那么明确。
当天晚上，我们急行军赶到洪相附近，打了一个伏击战。
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仗。
这一仗，歼灭敌人不多，搞掉敌人几辆汽车，打死几个押车的敌人士兵。
正象战士们说的：
“老虎吃蚂蚱——碎拾掇”。
虽然没过瘾，可也解了馋。
这一仗也看出：
尽管军人大会上战士们给干部提了许多意见，甚至有的说了些刻薄的话，可是一上战场，仍是个个服从命令听指挥。
许多战士比整风以前更勇敢、更坚决了。
干部原先顾虑的今后不好管理，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
打完仗回来，连队稍微整顿了一番，又继续转入整风运动。
我们忙着给干部读毛主席的文章，给战士们读模范战士的故事。
经过一番座谈讨论后，全连又举行了大会。
会上，我的检讨还没结束，战士张正祥突然站了起来，喊着：
“报告，不能光怨干部，我这顽固脑袋也有毛病！
过去净说怪话，自己不进步，怎么能怨干部……”他的话没说完，次明远坐不住，站起来了，二排长站起来了，一排副站起来了，一向不紧不慢、发言从来不抢先的田元益，也抢着检讨自己。
原先计划是先给干部提意见，然后再开检查官兵关系大会，没想到这个大会竟变成官兵关系检讨大会了。
干部们纷纷检讨爱兵不够，战士们纷纷检讨尊重干部不够。
激动、热烈、团结的气氛充满了会场。
每个人不只是检讨过去，还纷纷下保证，订计划。
副连长激动得嘴唇发抖，大声说：
“今后我决不特殊！
同志们吃什么，我吃什么；
同志们没进房子，我决不进房子；
打仗，我先冲锋；
出差，我带头……”
会场上响着热烈的掌声。
全连一百多颗心凝结在一起，团结得象一个人。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啊！
三
继伟大的整风运动而起的，是尊干爱兵运动。
连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在两天内赶回水子里秋收，我们开始了急行军。
出发前宣布了一天走一百里，同志们仍是满面笑容。
爬山时，副连长扛着一挺机枪，走得满面流汗，不时转回身去叫着：
“加油哟！
爬上山顶就凉快了！”
“加醋哟！”
活跃分子次明远比从前更活跃了，随着副连长的鼓动声叫嚷着。
“加什么醋！”
田元益又故意逗他：
“到水子里吃莜麦炒面，加了醋还能吃吗？”
连队在一片欢乐声中，登上了高山。
休息的时候，副连长又向大家招呼着：
“戴好帽子，不准脱衣服啊！”
“那是谁？
想喝鸡汤吃鸡蛋了！”
有人看到脱了衣服乘凉的同志，这样说他。
“喝鸡汤、吃鸡蛋”这两句话，从整风以后成了一种专门语，因为不管哪个同志病了，伙房总是想办法弄点鸡汤或鸡蛋给他吃。
副连长病了两天，各班同志用自己节省的津贴费买鸡蛋慰问他。
弄得副连长病没好，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行军时，你看吧，你争我的枪，我争你的背包。
每个人都累，每个人又想在最累的时候帮助别人。
过小河时，连部几个通信员非要把我背过去不行。
我说：
“我又不是个孩子，怎么还要你们背？”
他们说，我的眼近视，怕踩不准河里的石头滑倒了。
同志们想得多周到啊！
一路上，边走边谈，怪话再也听不见了。
我插到班里走，只见黄纪堂还有些沉默，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低声说：
“指导员，整风以后，我别的问题没有了，只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指导员，”他又小声说：
“我参加八路军时间也不短了，受党教育的时间也很长啦，嗨，只怪我自己不进步，往后请党继续考验我吧！
我就是这么个问题。”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他虽然说得不那么明确，事实上也很明确，那就是要求入党。
我望着这个整风以后有了很大转变的战士，心里想着：
党的大门，不正是应当为这些出身好、觉悟高、受过严酷战斗考验的同志敞开着吗！
整风后，每个人在变化，全连在变化。
这种变化，处处都会感觉到。
宿营地到了。
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住过的小山村。
司务长看房子回来，说这里只能住下连部和两个排；
另一个排，要到五里路外一个村去住。
要是以往，叫哪个排去，总少不了有几句怪话。
今天，副连长一说二排去，二排长痛痛快快带起就走。
副连长也跟着送他们去了。
“怎么还要送呢，”二排长笑着说，“五里路一迈脚就到了。”
“走吧，我要去看看。”
副连长说着仍随他们走去。
这时，我想起他的爱兵计划：
战士们没进房子，他决不进房子。
看来，他是坚决要做到这些的。
这时，又听到几个班长谈放哨的事。
一排长和一排副两个人路上就商量好了，向班长们宣布：
他们放哨，让大家休息。
为这事，班排长之间又争论开了。
听着这个令人高兴的争论，望着远去的第2排，以及正嘻嘻哈哈准备进房子的一排、三排，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四连，我们的第4连，正象今天的百里行军一样，迈开快步向前进！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