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团由雅加达回到昆明
李雪峰副委员长路过缅甸时电谢奈温主席
新华社昆明19日电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雪峰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昆明。
到机场欢迎的，有云南省省长周兴，副省长张冲、张天放，昆明市副市长经竹如，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龙泽汇、曲仲湘等。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由李雪峰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十二天的友好访问之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这里回国。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副议长苏巴米亚、鲁克曼、穆萨林和夏胡，联络部长鲁曼比以及议员们和政府的高级官员。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对外贸易部长潘英到机场欢送。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也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仰光19日电
由副委员长李雪峰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从雅加达回国途中，今天下午在这里作了短暂停留。
缅甸外交部特派官员吴吞丁，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临时代办萧明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到机场迎接和欢送代表团。
李雪峰在离开缅甸时打电报给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对中国代表团在缅甸停留时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

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到京
首都千余人在机场欢迎苏米亚洛主席和代表团成员
新华社19日讯
由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洛率领的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萧向荣、丁西林、宦乡、连贯、乐松生、杨骥和首都各界一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有，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易霍姆·谬申古，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驻开罗代表帕拉西德·基东加，代表团秘书亨利·迪翁加，人民解放军军官约翰·马里·乌塞尼和约克·卢莫纳。
今天，机场上彩旗飘扬，当刚果（利）贵宾们到达时，机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锣鼓声和欢呼声。
人们挥舞着花环和彩带，高呼“中国刚果（利）人民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花。
外交学会秘书长王荫圃，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朱子奇专程赴上海，今天陪同贵宾来北京。

周总理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1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几内亚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和由他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团员，有阿拉萨纳·迪奥普夫人，经济发展部工业协调办公室主任布巴卡·巴，邮电部副工程师依卜拉依玛·尤拉。
接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钟夫翔和夫人李田征，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外经委委员常彦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卡马拉·马马迪也在座。

周总理接见并宴请赞比亚代表团
李先念副总理同穆登达团长会谈
新华社1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赞比亚农业部长伊利贾·穆登达，和由他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成员：
罗伯特·马卡萨、查尔斯·桑尼克罗夫特、利阿拉比和齐利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姬鹏飞、汪道涵、程照轩、向英、赖亚力、谢丰。
接见以后，周总理设宴招待赞比亚贵宾。
新华社19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农业部长伊利贾·穆登达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姬鹏飞、汪道涵、程照轩、宋一平、刘希文、赖亚力、谢丰。
赞比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代表团成员罗伯特·马卡萨、查尔斯·桑尼克罗夫特、利阿拉比。

《红旗》重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发表编者按语
毛泽东同志阐明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现实意义
新华社19日讯
《红旗》杂志第9期，将于08月21日出版。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前夕出版的这一期《红旗》，特别刊印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红旗》编者按语说：
“今年09月0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本刊这一期特别刊印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论文。
这篇论文所阐明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了伟大的指导作用。
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注释：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毛泽东同志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1937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1946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非常清楚，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今天，对于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期《红旗》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这个总标题下面，发表了北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朱洪元、高崇寿、徐光宪、龚育之、艾思奇、于光远的六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讨论了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
这期《红旗》发表的文章还有：
李哲的《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徐稚的《大石塔农村的变革》。

薄一波副总理和夫人举行宴会
热烈欢迎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薄副总理和迪奥普部长讲话共叙中几人民的友谊
新华社19日讯
薄一波副总理和夫人胡明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几内亚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和夫人，以及由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薄一波副总理在宴会上说，中几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两国在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彼此合作，互相支援。
他指出，几内亚政府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对增进中几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薄一波副总理赞扬了几内亚人民在塞古·杜尔总统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他说，中国人民衷心地祝几内亚人民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薄一波副总理说，全世界人民现在都十分关心越南的局势。
英雄的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表示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坚决地同所有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各国人民一道，尽一切可能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薄一波副总理还说，最近，美国黑人兄弟掀起的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镇压的斗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严厉谴责美国统治集团对美国黑人的血腥镇压，并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
迪奥普部长在讲话中转达了塞古·杜尔总统和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他说，中国人民建设国家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决心，对于正在寻求实现人民的真正幸福和世界和平的途径的国家说来，正是一个榜样。
迪奥普部长说，在同中国进行了好几年坦率的合作之后，几内亚人民能够很好地估价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党所怀的崇高的理想，能够很好地估价你们毫无条件地支援世界上，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真正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而进行的斗争。
他说，每当世界上出现有可能扰乱世界和平的问题时，我们了解中国对此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赞赏你们的勇敢和正直的思想。
我们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种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持的明朗态度。
我们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世界和平，为了各国人民争取自己彻底解放的斗争，你们是会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的。
迪奥普部长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几内亚工作的中国专家的良好表现。
他说，中国专家和我们在一起，为巩固我们的独立，建立我们的独立的繁荣的国民经济而工作，他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几内亚人民利益的。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朱学范、乔冠华、钟夫翔、赵志刚、李玉奎、屈武、颜金生、常彦卿，以及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柴泽民。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卡马拉·马马迪，其他非洲国家驻中国的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阮友寿主席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中国人民的彻底支持更加强了南越人民的抗战力量南越人民决心紧握枪杆赶走美帝解放南方统一祖国
新华社19日讯
毛泽东主席最近收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的来信，感谢中国人民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同时，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也收到了阮友寿主席的来信。
上述信件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08月12日面交给周恩来
总理的。
阮友寿主席致毛泽东主席的信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敬爱的主席：
我代表越南南方人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致以最热烈和最崇高的敬意。
越南南方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正义的抗战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和宝贵的同情和支持，感到无限振奋。
您在1963年08月29日发表的关于越南南方问题的历史性的声明，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并再一次表明了中国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唇齿相依的亲密的战斗团结的友谊，更加强了我们战胜美国侵略者的坚强力量。
现在，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在越南南方无可挽救的败局，正在大力加强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已把数以万计的美国军队和一些仆从国家军队派进越南南方，不断把强盗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同时，散播所谓“无条件讨论”的诡诈论调，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本质。
但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1965年03月22日五点声明已指出，越南南方人民坚信，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任何疯狂阴谋，任何诡诈论调，任何现代化武器或军队，都不能使具有爱国精神的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屈服，都不能动摇他们决战决胜的意志。
在伟大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彻底的同情和支持下，我们越南南方人民决心紧握枪杆，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把美帝国主义赶出越南南方，解放越南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为民族解放斗争、保卫东南亚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我们越南南方人民极其钦佩伟大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榜样。
中国人民在以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旗帜下，胜利地进行了长期抗战，以自己光辉的榜样，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自我解放的斗争。
现在，中国人民正以勤奋的劳动和自力更生的高贵精神，建设着富强的中国，为世界人民的崇高革命事业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越南南方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伟大中国人民的这些光辉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真诚地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趁此机会，我代表越南南方人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向您表示衷心的和最深切的感谢，并祝您身体健康。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阮友寿律师（签名）
1965年06月01日于越南南方

陈毅副总理设宴招待亚非客人
苏班德里约副总理宴请陈副总理
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今天中午举行午宴，招待前来这里参加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些亚非客人。
出席午宴的有：
叙利亚外交部长哈桑·穆拉维德，几内亚对外贸易和银行部长穆萨·迪亚基特，坦桑尼亚商业和合作部长巴布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沙里夫将军。
出席午宴的还有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杨琳，外交部顾问章文晋。
午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宾主频频为亚非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团结干杯。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印度尼西亚第1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今天中午在他在这里的寓所举行午宴，招待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出席宴会的有印度尼西亚国务部长穆约诺·赫兰邦、移民和合作部长阿查迪、外交部第1副部长苏维托和第2副部长哈索诺。
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杨琳、外交部顾问章文晋，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革命干劲·民主风气·领导作风
编者按：
江苏启东县近几年连续获得了粮食棉花双丰收。
从今天本报发表的启东县委书记的讲话和农业部调查组的报告（登在第2版）里，可以看到：
自觉地使人的认识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是启东县委有成效地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指导思想。
启东的经验证明：
只要坚持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人们认识的发展，就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人们认识的发展。
启东的经验同时又证明：
要想正确地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
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生产当中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县一级的干部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较好地领导一个县的人民群众发展生产；
公社干部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较好地领导一个公社的人民群众发展生产。
启东县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一方面要求各级干部经常做调查工作，使领导的认识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又不超越客观实际，形成比较正确的领导意见；
另一方面强调发扬生产民主，教育干部认真组织好群众性的讨论、群众性的调查、群众性的总结，倾听群众的意见，用群众的实践经验来充实、修正领导的意见。
这样，他们就在反复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贯串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不断提高干部领导生产的水平，不断提高群众从事生产斗争的干劲和本领。
光是领导干部从群众的经验实践中提高了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导和启发广大群众从自己的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水平。
决不可认为只有领导干部需要作调查研究，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调查研究，只能接受领导者的调查研究的结论。
其实，如果离开了群众性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活动，领导干部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反过来说，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提高了，领导干部经过调查研究得到的认识就会更丰富、更精确、更生动。
启东县委定期组织干部和群众一起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每经过一次调查、总结，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本领和干劲都有所提高。
事实说明：
在群众中加速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就能加速由物质变精神、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也就能促进农业生产更快地发展。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干劲
本报讯
中共江苏启东县委书记刘仲侯，今年03月在启东县区委、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摘要如下：
现在大家劲头不小，积极性很高，这是很好的气象。
问题是怎么样来鼓干劲，鼓什么样的干劲。
我们所讲的鼓革命干劲，就是鼓符合客观规律的干劲，也就是在革命的唯物论和革命的辩证法的指导下鼓革命干劲，用科学的态度鼓革命干劲。
就拿我们县的当前治蚕豆蚜虫的工作来说，大家积极性很高。
但是，劲头用得科学不科学呢？
现在可以看出，有的地方治得很好。
象希士公社一大队把虫害压缩到百分之十六点七，这就是干劲用得科学的结果。
也有些地方治虫时药水用得不少，人工花得不少，结果治不好。
这些地方不是没有干劲，干劲是有的。
问题是发挥干劲不符合客观实际。
再拿棉花药剂拌种来说，大家干劲也很足，可是有些地方就是干劲用得不对头。
天汾公社检查发现九大队拌药的八个生产队中，有三个队是用六六六粉拌的，这就不对了。
不能光喊治虫、治虫、治虫，不能光喊拌种、拌种、拌种，还要看我们究竟懂不懂治虫、拌种。
用六六六拌种，这件事是县供销社的同志搞错了。
供销社的同志下去支援农业，干劲很足，但盲目性是要害人的，要把事情搞坏的。
讲密植，主观也要符合客观。
现在有的地方的同志盲目地认为越密越好。
最近不少同志去崇明参观，有些同志热呼呼的，回来就要推广。
崇明有崇明的玉米种（早发、秸矮）；
崇明有崇明的施肥法。
总之，崇明有崇明的条件和经验。
我们这里应该怎么做，一定要动脑子想一想，结合本地情况，不要生搬硬套，否则就会吃亏。
惠平公社五大队每亩种了玉米五千九百株。
干劲很足，作务也是规格化的。
但这样的密度，会不会得到反面的结果？
我现在没足够材料证明他们肯定要失败。
五大队的同志恐怕也没足够材料证明这种做法肯定会增产。
汇龙区技术推广站有个对比试验材料，去年四种密度，四种产量。
证明三千五百株产量最高，三千株次之，四千株最低。
今年肥料水平比去年高一些，密度就可以适当地增加，但不是越密越好。
小面积试验是可以的；
大面积，是靠它吃饭的，不能“压漏宝”！
棉花一定要狠抓三苗（早苗、全苗、壮苗）。
有人认为启东抓三苗很不容易。
但不是不可以做到。
要研究，要掌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可以全苗的。
有人认为早种就一定可以全苗，有人认为密了就一定可以增产。
同志们，不要片面性，简单化。
要好好讨论，好好学习辩证法。
同志们，有不同意见要敢讲，敢于争论。
科学就是科学，要老老实实的。
棉花播种，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这里地温一般稳定在摄氏十二度以上就可以出苗。
但出苗后，能不能经住低温、阴雨？
能不能顶住病害？
如果不行，早苗就会变迟苗，条件不好还要死苗。
不能只看现在的地温气候，不顾以后会出现的问题。
什么时候播种最为适宜呢？
根据我们启东多年试验的结果来看，大约在每年的04月20日到05月05日。
04月中旬种的，下旬出苗，下旬种的，05月上旬出苗。
可是04月下旬往往有冷空气，过去四年04月下旬的气温都低于十五度，早苗容易受冻；
05月上旬气温低于十五度的情况较少，容易保苗。
所以说04月20日以后下种为好，不是越早越好。
去年为什么早种？
那是因为气温比往年高了四到五度，但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如果今年仍来这样的气温也可提前种。
现在下面有的15日种，有的12日种，有的10日种，还有的07日就种，似乎越早越好。
1956年我们过早播种，结果是大减产。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同志们，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可能导致失败，失败和成功互相转化的条件就是看我们的主观愿望符合不符合客观实际。
总之，要实事求是，要沉得住气。
改变落后，并不是简单化地来个“早”就可以办到了。
不能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
适期播种非常复杂，不能轻率从事。
讲干劲，一定不能做思想懒汉，要调查研究，要虚心学习，要对比总结，要自己搞试验，要冷热结合，无论如何不要简单化。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这是一个人们常谈的问题，也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各社、队正在发动群众，讨论棉花播种工作。
有些地方讨论得不好。
原因是县委没有认真抓。
是不是有人认为讨论是可有可无的？
有没有这种说法和想法？
队干部是不是非常重视群众讨论？
认为非有不可？
同志们抓生产进度抓得很紧，而抓群众讨论是不是也有这种劲头，开展了讨论的队，是否作到真正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倾听群众不同意见，好好分析，上情和下情结合？
好象有这么一点味道，组织讨论就是要人接受干部制定的技术措施；
如果群众有什么怀疑，好象就没有达到目的。
惠平公社五大队的讨论，就是要群众接受玉米每亩留苗五千九百株。
是不是有要农民原原本本地接受农业局的技术措施这种味道？
大家常说，办事要听党的话，什么叫听党的话，自己是不是完全清楚？
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能不能真正发扬民主？
同志们，群众是主人，群众要革命，要当家作主，要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要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还是相信农业局的力量？
毛主席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要启发群众提高觉悟，增强能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会研究问题，会想问题。
群众懂得政策，懂得科学，就可以更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搞好生产，搞好建设。
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好象只有自己才能解决问题，搞好生产，这不是群众观点。
群众听党的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要跟干部讲清楚，不仅群众要听党的话，首先干部要听党的话。
党叫我们发扬民主，党叫我们好好听群众的话。
以生产斗争讲，党叫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广大群众，离开群众将一事无成。
去年全县亩产皮棉一百三十多斤，首先是群众苦干出来的。
以科学实验讲，党叫我们讲科学，搞革新，一切要经过试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我们实行领导、群众、技术员三结合，推广先进经验。
经过几年的丰收，群众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滥用科学的威信。
一切要走群众路线。
普遍开展生产问题的讨论，实行生产民主，这样是不是就不好领导了呢？
同志们，我们是想高产的，群众也是想高产的。
只要我们很好地把道理讲清楚，群众是会接受的。
即使我们讲清道理，群众还是不接受，我们也应等待。
只有充分暴露矛盾，才可以早些解决矛盾。
既要群众路线，又要积极领导。
没有积极领导，也就没有群众路线。
尾巴主义也不是群众路线。
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
某种新技术推广不开，怎么办？
这要做具体分析。
我们提的意见是对头还是不对头？
看准了还是看得不准？
是我们错了群众不同意，还是我们对了群众不同意？
是不是我们做了积极工作、示范对比后群众不同意？
如果我们确实做了工作，示范对比，群众还要看一看，我们也不能强迫命令，还要等待。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作领导干部的自己保守，安于现状，不去调查，不去实践，对新鲜事物不去支持，不去促进，不去积极推广，而是自己做了“盖子”。
县委做了盖子，就全县推不开；
区委做了盖子，就全区推不开；
公社党委做了盖子，就全公社推不开。
这一点我们领导同志要警惕。
首先在干部中要提倡民主作风，实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县委还有不够民主的地方，同志们可以批评。
我们照原则办事，不患得患失，冤枉批评也吃得消。
我们一定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任何地方都可以考验。
在处理公社和县的关系时，你们要特别注意坚持原则；
在处理公社和大队干部关系时，你们要特别注意发扬民主。
民主讨论搞得好的地方，已吃到了甜头。
这事公社党委要亲自抓。
民主讨论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生产上的问题，而且是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部分。
抓住这个工作，就可以发扬革命精神，提高政治觉悟，千斤担子大家挑。
民主讨论，要花它几年工夫，造成一个风气。
在领导作风上下功夫
怎样使技术措施落实到生产上呢？
这就得在我们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上好好下功夫。
这里简单谈谈领导方法上几个具体问题。
点面结合。
我们强调的是点面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有这样一个苦恼：
抓了面丢了点，只抓点不抓面。
不解决这个矛盾，点面结合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没有点，怎么使主观符合客观？
没有点，就不能很好地去认识世界。
要认识世界，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解剖麻雀，不能靠走马看花去认识矛盾，解决矛盾。
要认识矛盾，解决矛盾，非下马看花以至亲自种花不可。
但是，客观世界是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
点上的情况又不一定都反映面上的情况。
不同田块，不同的生产队，情况是不一样的。
海东公社的同志讲：
点上看看没得虫，就认为没有虫，天下太平；
但跑到面上一看，虫还很多。
有些地方，点上的问题解决了，不等于面上解决了；
还有点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而面上已解决了。
到面上跑跑，可以打开眼界，认识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便于以点带面。
点是为面服务的。
多看几步棋。
在做这一段工作时，领导上就应考虑到后一段的工作。
惠和公社第5大队的做法是好的。
他们玉米一种好，立即排了十三项工种，样板小队兵分六路干，开现场会，全面推开。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走这一步，看下一步。
丰收后，就要踏踏实实地去做更艰苦、更多的工作。
给群众要不断地鼓劲，防止麻痹大意。
如果做完了一段工作后，认为蛮好了，缺乏一个向前冲的干劲，夜郎自大，那就要落后。
工作落实。
我们必须强调工作落实，防止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东西。
工作怎么样落实？
反复检查才能真正落实，反复检查才能不断提高。
检查不能只查物不查人。
从事情查到人，查到群众思想通不通，查到领导作风深入不深入，思想坚定不坚定。
落实，首先是思想落实，首先是人的工作落实。
抓措施，一定先要抓思想，抓作风。

以思想革命带动产品设计革命
济南第2机床厂设计人员通过参加劳动，听取工人意见，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认识，改进设计
据新华社济南19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工厂里的设计人员进行产品设计革命，是不是要“下楼出院”，以思想革命当先？
从济南第2机床厂的情况看来，回答是肯定的。
济南第2机床厂不久前就机械产品设计革命问题开展了一次讨论。
这次讨论揭发出这个工厂在产品设计中的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设计人员开始进行设计改革，并收到了初步的效果。
刚开始讨论时，不少设计人员认为，“下楼出院”是针对专业设计院说的，跟工厂里的产品设计人员关系不大。
有的说：
我们身在工厂，不住楼，不在院，设计科跟车间门对门、户对户，成天跟工人生活在一起，要革命似乎没有什么可革的。
也有人认为，自己对有些外国资料还没有“吃透”，哪有什么框框呢。
根据这些情况，工厂党委组织了设计人员调查访问小组，深入车间班组，一边劳动，一边调查设计工作中的问题。
他们在第2车间劳动时，一位老工人对压力机齿轮外罩的设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原来这种外罩是直径两米的整体，设计人员坐在办公室里，主观臆断整圆体不好加工，就想当然地把它设计成两个半圆形，然后再拼起来。
但是，由于半圆形加工时容易变形，工人们为了保证质量，不得不先把它做成个整圆形的，然后按照设计图纸要求把它割开，到最后装配时再把它拼接起来。
工人们说，这种产品设计是自找麻烦，看起来，设计人员跟我们空间距离很近，可是思想距离很远。
第4车间的一位老工人，也向调查访问小组提出压力机上的行程开关碰块容易坏的问题。
行程开关碰块，是装在压力机冲头上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一向是按照国外的资料设计的。
它是长方形的，接触面比较大，开动时容易损坏，一坏就得停车，影响生产。
以前虽然经过几次改进，但始终没有跳出国外的“框框”。
这次讨论中，工人又提出意见，设计人员仍然认为外国也是这样设计的，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改进办法。
但是，一位老工人说，“产品设计革命，首先得设计思想革命，打破洋教条。
我来试试看。”
他拿起钻子剔开关碰块，又用锉刀锉，把长方形的碰块接触面改为圆弧形的。
因为圆弧形比长方形接触面小，经他一改，机器开动时就不易损坏了。
这样，设计人员认为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调查访问，济南第2机床厂的设计人员认识到，产品设计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实际上是思想没有革命。
他们揭发了设计工作中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只按“条条”“框框”办事，不作调查研究；
受外国资料的束缚，不敢越雷池一步；
片面追求设计图面美观；
以及手续制度繁杂等问题。
接着，他们又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办了一个产品设计革命化展览会，以实物进行自我教育。
许多设计人员看了展览会后说：
过去总认为自己搞的产品设计是完美无缺的，现在才知道不管是设计思想还是设计的实物，都有不少东西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符合的。
设计人员一边讨论，一边行动，对一些不合理的设计，先易后难，由简及繁地进行改革。
如：
刨床进刀不准，是这个工厂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
刨床进刀是靠进刀箱帮助的，这个厂的进刀箱是照搬外国设计生产的。
过去，由于受到洋书本洋条文的束缚，产品设计人员虽多次听工人反映进刀不准，总是不敢大改。
设计人员思想解放后，打破了洋框框，根据老工人多年的操作经验，改革了进刀箱，经过试验，效果良好，现已投入生产。
经过讨论，设计人员克服了“闭门造车”现象，全厂已有百分之四十的设计人员到三十多个工厂用户去进行劳动和调查研究，征求用户意见，为今后的正确设计创造条件。
根据用户和工人的意见，设计人员已经把长达三万多字的刨床电气说明书缩短为四千五百字。
修改后的说明书，简明扼要，用户和工人普遍欢迎。
目前，济南第2机床厂关于产品设计革命化的讨论还在进行着。
经过这一时期的讨论，许多设计人员的设计思想和阶级感情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越来越多地从产品设计中表现出来。
许多工人反映，设计人员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设计时不仅虚心听取工人的意见，而且还通过参加劳动来鉴定自己的产品设计得是否合理。

启东县怎样领导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
农业部调查组
启东县是江苏省南通专区的一个县，在长江入海口的北岸。
全县八十七万人，一百一十三万亩耕地。
主要农作物是棉花。
1963年全县皮棉平均亩产七十九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份的水平。
1964年又大幅度增长，平均亩产皮棉达到一百三十一点七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二斤，都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粮棉双高产，是启东县人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结果。
1962年以来，启东县领导部门在领导和组织全县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把革命精神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启东县的同志们，是有雄心壮志的，他们不断革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比较突出。
而这种精神，是建立在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他们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抓第一手资料，抓当时当地的主要矛盾。
在启东，逐渐形成了两种调查研究习惯。
一种是普遍调查，就是在每年秋收以后，对所有的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产量进行排队，排出高产的、平产的、低产的，然后从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技术措施、经营管理等方面，分别研究原因，发现问题。
另一种是重点调查，就是抓住深入基层及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关键性问题，选有代表性的典型，作重点调查，特别是选择不同的类型，作对比调查。
在广泛的、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寻找主要矛盾；
找准了，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1962年，启东县粮食丰收，但是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
这一年刮了三次台风。
一些人把棉花减产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台风，说“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
究竟为什么减产呢？
县委进行了普遍调查和典型调查，特别是对比调查了“条件基本相同，主观努力不同，结果大不同”的七对典型。
其中有一个是寅阳公社七大队第6生产队，这个队处在长江入黄海的口上，受台风的影响最大。
但是，他们在台风到来之前，施肥，培土；
台风过后，抢施肥料，加强管理。
由于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努力，皮棉亩产八十一斤。
另一个是永和公社十九大队，由于一些干部放松领导，没有努力领导社员完成植棉计划，在棉田里夹种了一些谷子、花生、大豆，结果皮棉亩产只有三十三斤。
1963年春，县委认真地分析了这些调查材料，逐步认识到：
1962年棉花减产，台风是有一定的影响，但关键还是人的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在1963年整个生产过程中，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工作放在第1位。
这一年棉花产量就上去了，全县亩产皮棉七十九斤，超过了本县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1963年底，在丰收的形势下，有些干部和社员说：
“今年的天是人做的，侍弄棉花是一无缺点的。”
“要想再高上去，正如南瓜长在油瓮里，捧不出来”，“明年只能稳，不能跳。”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怎样促进1964年的农业生产呢？
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呢？
他们还是从调查研究入手。
他们把高产的、平产的、低产的生产队排队对比，发现增产的潜力还很大。
而阻碍前进的主要问题是自满保守思想。
有两个典型事例：
一个发生在惠和公社五大队，一个发生在希士公社一大队。
这两个大队都是县的样板大队，亩产皮棉都在百斤以上，前者比后者还高三斤皮棉。
但是惠和公社五大队没有带动周围的大队，而成为“独养子”。
希士公社一大队却带动了周围的三个大队，把普通水平变成了先进水平，共同实现了亩产百斤皮棉。
为什么惠和公社五大队成为“独养子”呢？
主要是公社的一部分同志和不少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对待先进的五大队态度有问题，不是不相信，就是片面强调“条件不同”。
而希士公社的各级干部，对待先进的一大队，采取了虚心学习的态度，他们“三不相信”：
不相信学不到，不相信做不到，不相信赶不上。
县委抓住这个问题后，就在1964年春天，通过大学解放军、大庆、大寨的运动，批判了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三自”思想，在全县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
在全年整个生产过程中，他们抓住每一个重要环节，不断地破“三自”思想，结果棉粮产量又一次大幅度上升。
1964年底，他们又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连续两年大幅度增产，广大群众干劲越来越足，有些干部飘飘然起来，不太注意走群众路线了，不太注意发扬生产民主了，不太注意按客观可能办事了，有些先进技术的推广不坚决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了。
这种情况虽然只是苗头，但值得严重注意。
因此，在今年03月下旬专门召开了区委、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这就抓住了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潮持续发展的关键。
启东县在技术措施上也很注意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例如，对棉花密植的调查研究，连续地进行了七年，每年都组织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同群众相结合，进行几百块棉田的调查对比。
1958年和1959年，全县棉花密度为每亩四千九百株左右。
这两年，县委共组织二百多人次，调查了一千五百九十四块棉田，证明每亩五千五百到六千株的产量最高，比全县平均亩产量高百分之十二。
县委推广了这个调查成果，到1963年，全县棉花密度普遍达到五千五百株。
1963年，耕作条件有了新的变化，县委又组织力量，专门对亩产百斤皮棉以上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进行调查，查明这些高产队的棉花密度，都在每亩六千株左右。
去年推广这一调查研究的成果，并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对于全县棉花空前大丰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启东县在许多单项措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还发展到对整个耕作制度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
1959年以前，启东县一度因为扩大麦田面积，挤掉了一些蚕豆和绿肥作物面积，结果地力消耗过大。
县委对整个耕作制度进行了调查，认识到必须缩小麦田面积，扩大蚕豆面积；
做到麦子地里套种棉花，蚕豆地里套种玉米，并且在玉米地里间种大豆和赤豆；
到秋播时，茬口调换过来，麦子播种在玉米地里，蚕豆播种在棉花地里，不种棉茬麦。
这样就有利于培养地力了。
经过几年来的推广实践，现在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轮作、间作、套作相结合的，半棉半粮、半麦半豆的，两年四熟的耕作制度。
启东县委正因为重视调查研究，所以在领导生产运动中能做到胸中有“数”，能够认真地接受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正确的就坚决不办。
因此，能够在不同时期内，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一抓到底；
能够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一个，胜一个。
在生产斗争中放手发动群众
启东县在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中，强调走群众路线。
他们反复强调“千斤担子众人挑”，反复强调只有发动几十万农民群众，实行“革命种田、科学种田”，千方百计地提高群众的革命干劲和种田本领，才有可能形成和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并使高潮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他们是怎样在生产斗争中放手发动群众的呢？
一是组织群众总结生产经验。
从1962年开始，每年冬春，全县都要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群众民主讨论，总结上一年的生产和安排下一年的生产。
主要是摆成绩、比进步，查漏洞、比差距，找原因、挖潜力，议措施、定计划。
现在，每个生产阶段，都要进行民主讨论。
许多队还进行群众性的“踏田对比讨论”，就是选择条件大体相同的高产队同低产队，或高产田块同低产田块，组织干部和社员到田间去，当场调查对比，展开讨论，当场比成绩，查漏洞，挖潜力，而且算贡献，算积累，算收入。
这样做，对人们的教育非常深刻，对促进生产非常有效。
二是组织群众开展比学赶帮。
主要做法是抓两头（先进和后进），带中间。
县、区、公社、大队都树立起“五好”标兵队，队里还评出“五好”社员，做到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同时，加强对后进队的帮助，从县、区、社抽调了一百二十个比较强的干部，到后进队担任实职。
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明确抓两头的目的：
把广大面上的群众带动起来，使面上的生产水平提高到先进的生产水平。
每个生产阶段，都根据农时特点的不同，组织不同内容的比学赶帮。
冬春季节，主要是通过民主讨论，进行思想发动，同时在农田水利、改良土壤等基本建设方面，比自力更生，比革命精神，比高标准高质量。
夏季，正是作物旺长时期，农活集中，劳力紧张，各项措施要步步跟上，因此，不开大会，不组织远距离参观，只进行近距离参观，谁有一点好处就学。
夏季以后，是当地灾害性气候集中时期，这个时期就比两手准备，迎战灾害，比顽强战斗，顶住困难。
秋收季节，是考验最后成果的时候，强调现场参观，大评大比。
这样，就使比学赶帮运动一环扣一环、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把广大的面带动起来，全县各社队做到相对地均衡增产。
几年来，启东县各级领导干部，经历着一个领导方法的转变过程。
这就是：
从主要依靠会议、文件、电话、表报等进行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亲手作出“样板”来领导群众运动。
这样，就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了起来，使社员群众看得见，容易学。
县、区、公社、大队都有自己的样板，全县形成了一个样板体系。
这个体系，成了各级干部进行领导工作的中心，成了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中心，成了广大干部和社员学习科学技术的中心。
启东县在学习先进经验上，有两种方法：
一是组织干部和社员，主要到近距离的标兵队参观访问；
一种是请标兵队的代表来传授经验，当场表演，现身说法。
县委几年来也不断派出负责同志，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
三是组织群众进行科学实验。
启东县强调领导干部首先亲自搞实验和学技术。
现在，多数公社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基本上掌握了棉花栽培技术。
所有公社和一部分大队、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技术员。
全县共举办了六百多所红专学校（基本上做到一个大队一个），共有六万八千多名学员，学习中强调做什么学什么。
通过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普遍提高。
在棉花栽培技术方面，由以前的“下种稀稀朗朗，埭头弯七弯八，浇粪没头没脑，治虫稀里轰隆”的技术水平，提高到现在的初步掌握早培早发、早熟高产的一整套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粮棉关系上，初步掌握了合理轮作、套作、间作，用地、养地相结合，促进粮棉双高产的一整套耕作技术。
一些公社社员说：
“我们现在是新式的技术，新式的农活，新式的产量。”
启东县在生产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和种田本领。
通过民主讨论，使广大农民群众总结自己的生产实践，提高认识；
通过比学赶帮，促进广大农民群众学习先进经验；
又通过科学实验，把自己的、外地的先进经验逐步提高，促进新的生产实践。
这样循环往复，就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干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干劲和本领，使全县正在逐步形成一支既有政治思想觉悟、又有科学技术水平的农业劳动大军。
正是这支劳动大军，掀起了农业生产新高潮，实现了粮棉双高产。
现在，启东县的广大群众，干劲十足，充满信心地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既准备彻底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任务，又准备进一步搞好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改革；
并且千方百计地准备大搞多种经营，在抓好以粮棉为主的各种农作物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林业、渔业和副业生产。

新兴县商业人员没有增加，有些单位还有所减少，购销业务却一年比一年扩大，满足了农村市场不断增长的需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商业部门实行了亦工亦农劳动制度
据新华社广州18日电广东省新兴县商业部门在供销社系统和一部分国营商业单位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劳动制度，不仅能够促进商业进一步面向农村，而且可以解决商业部门人力不足，节省企业开支，并为公社生产队增加一部分收入。
新兴县是一个半山区，全县二十五万多人口。
现有商业人员和商业网点设置，不能满足农村市场的需要。
但是，由于实行了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这几年不仅没有增加职工，有些单位还有所减少，而购销业务却一年比一年扩大。
目前新兴县商业部门实行的这种劳动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临时帮圩（即农村集市）工；
二、季度合同工；
三、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村代销代购员。
据县财贸部门提供的材料，1964年，全县供销社系统一共雇请了临时帮圩工七千零五十个工，合同工三十四个，设立了三十六个农村代销点。
临时帮圩工的特点，是圩日来、闲日走，一般劳动时间只有大半天，即在圩日购销最旺，人手不够的时候，帮助供销社门市部或食品站售货。
圩散了，这些人也就回去了。
车岗供销社饮食商店只有五个营业员，每逢圩日，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顾客还不满意。
后来雇请了三个临时帮圩工，每圩营业额从原来的一百元增加到两三百元。
车岗公社的食品站，原来只有一个售货员在圩上卖肉，群众买肉要排队。
有了临时帮圩工以后，增设了两三个猪肉档，群众买肉不用排队了，销售猪肉的头数从每圩平均五头增加到二十头左右。
新兴县不是经济作物区，但是，每年也有不少烟叶、蔬菜和水果要供销社收购和加工。
到了冬季，食品公司还有大量制腊肉的任务。
每当这些产品大量上市和加工季节，收购和加工部门就感到人力很紧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初，这些部门都雇请临时工。
但是，临时工有它的局限性，不便于管理，不利于比较快的提高技术和掌握业务知识。
于是，各部门在实践中就慢慢发展为既雇请临时工又雇请合同工。
合同工通常在农副产品收购和加工的旺季来做工，有半年为期的，也有两个月或一个月的，旺季过了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
新兴县有十二个公社，一百五十八个大队，三千多个生产队。
但是，供销社在农村的购销网点只有一百二十四个。
有一部分大队还没有商业网点。
特别是在一些离圩镇较远又没有商业网点的地区，群众购买东西和出售产品都很不便。
早在几年前，供销社为了方便群众，就在一些大队设立了代销点。
车岗公社有二十二个大队，现在已有十六个大队设立了十九个代销代购点。
今年上半年，这些代销代购点的营业额共达十万零五千六百元，占车岗供销社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生产资料除外）。
上述几种亦工亦农劳动者，都是经过生产队和大队选择审查，公社批准，使用单位同意的。
大多数都是政治思想好，劳动好，身体健康，为人正直，办事公道的党员团员、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
因为这些都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其劳动报酬一般都是与生产队按比例分成，生产队按其交回的现金记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分配。
代销代购员目前全部采取记工分办法，所得手续费全部交回大队，作为一项副业收入。
有的也可以由生产队支给一些零用钱，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
据县供销社不完全统计，去年供销社系统的亦工亦农劳动者，总共交回给生产队现金一万三千多元。
这对于支援生产队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农民在供销部门帮工期间，同商业职工一起，经常受到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有比较快的提高。
他们回到生产队以后，大多数都能自觉地向广大社员宣传国家的购销政策，并在执行政策中起骨干带头作用。
同时，由于他们同广大社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能够经常把广大社员对商业部门的意见，及时反映上来，帮助商业部门改进工作。

美帝指使蒋帮为它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罪证
被我击落的四架U—2飞机残骸在京展出
新华社19日讯
被我空军部队击落的四架美制蒋帮U—2型高空侦察机的残骸，将从20日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
这是美帝国主义指使蒋帮多次派出间谍飞机窜犯我大陆上空进行侦察活动，并为它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罪证。
这四架U—2型飞机，是在1962年09月09日，1963年11月01日，1964年07月07日和1965年01月10日，窜犯我华东、华北地区时，被我英勇的人民空军部队击落的。
U—2型飞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制造的。
它由美国情报机关直接掌握。
从1956年以来，美帝国主义就经常利用它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活动。
这种间谍飞机比较轻便，它可以飞到高空两万一千米左右，最快速度约每小时八百公里。
驻扎在台湾的U—2型飞机全部由美国控制，直接为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
飞机的使用、供应、维修、指挥都操纵在侵台美军手中。
今年04月间，在这里曾经展出了被我军击落的三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飞机残骸，现在，又展出四架U—2型飞机残骸。
这些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的。
它在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不断派遣间谍飞机进行军事挑衅，中国人民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给美国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南越伪军兵变多
南部中区上半年发生兵变五十二起
参加者捣毁指挥所消灭美伪四百余
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
越南南方南部中区伪军队伍极度慌乱。
许多伪军士兵在越南南方革命运动日益壮大的形势下，坚决抛弃为美国强盗充当炮灰的道路。
今年上半年，越南南方南部中区除了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伪军士兵脱离敌人队伍以外，还发生了五十二起兵变。
参加兵变的士兵，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军事支区指挥所、二十二个哨所和一个“招返中心”（伪政权妄图要解放军和人民向它投降的组织），毙伤和生俘敌人四百十三名，其中有十三名美国侵略者和一名伪县长。
此外还烧毁汽油库一座、油料仓库两座，缴获三百九十九件武器、十二件通讯器材和成万发子弹。
在上述五十二起兵变中，有三十五起发生在敌人所谓“重点绥靖”地区的新安、槟椥和美萩等省。
美国侵略者在伪军士兵反对侵略战争的情绪日益高涨、伪军组织日益崩溃的危机面前无比惊慌，不断使用收买、欺骗和法西斯的手段来妄图阻止伪军士兵的这种爱国行动。

南越军民上月猛打猛攻歼敌万余
烧毁岘港汽油千余万公升　毁伤朔庄机场美机七架　一举攻占达淑县城
新华社河内1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军民07月份在各个战场上向美伪军发动猛烈进攻，进行了大小五百八十一次战斗，歼灭和瓦解敌军一万零三十八名，其中打死打伤七千七百二十三名、俘虏一千一百八十三名，另有一千一百三十二名开小差。
在被打死打伤的敌军中，包括八百六十一名美国侵略者和澳大利亚、南朝鲜仆从军。
报道说，在07月份内，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积极贯彻彻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发扬坚决勇敢的战斗精神，全歼敌军五个营、十四个连和十八个排。
这样，今年以来，南方军民已经歼灭和瓦解敌军近十一万五千名，其中全歼敌军二十五个营，一百二十六个连和四百二十三个排。
解放武装力量还摧毁和迫使敌人撤出了三十九个据点，击毁敌人军车五十八辆，击伤十九辆，击落和炸毁敌机六十五架，使今年以来被击落和炸毁的敌机总数达到五百十一架；
击沉和击毁敌战舰二十艘，击伤十六艘，缴获各种武器一千六百四十五件，其中有两门一零五毫米大炮。
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伪军更加迅速瓦解。
数以百计的伪军拒绝执行“扫荡”命令、要求退伍，或发动兵变，烧毁碉堡，携械向人民投诚。
解放武装力量在各地人民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昆嵩省的都莫隆、多乐省的纯敏两个县城，广义省吐舍、石安和土龙木省的边朔三个市镇，十二个乡和四十四个村。
（编者注：
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南越军民总共消灭美伪军近十万五千人。
也就是，今年以来，南越军民平均每月都保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万人以上的庞大纪录。
在这种重大消耗下，南越伪军早已难于补充，只能越打越少越弱，美国疯狂增兵又怎能填满这无底洞呢？）
新华社河内18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在08月05日袭击岘港空军基地附近巨大的油库时，烧毁了装有一千三百七十万公升汽油的八个油池。
人民武装力量还烧毁了九辆货车和两个地下汽油池。
他们在这次袭击中炸毁了七座地堡，打死打伤一百五十名敌军，炸毁了一辆M—113两栖装甲车，一辆军用车，并且缴获大批武器。
消息说，美国侵略者多年修建起来的汽油库、军营和军火库都化为灰烬。
新华社河内1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朔庄省人民武装力量08月02日晚猛烈炮轰离西贡西南面一百五十公里的美国直升飞机基地——朔庄机场。
据初步消息，在这次炮轰中，美国直升飞机被击毁击伤七架，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二十三名。
守卫机场的美伪军营房和机场仓库也被炸毁。
新华社19日讯
西贡消息：
越南南方解放军18日夜晚向昆嵩省省会昆嵩市西北的达淑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并迅速占领了这个县城。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18日晚七时左右，解放军向达淑县城的伪军特种部队营地发动猛烈炮轰，伪县政府和敌人的弹药库迅速着火爆炸，接着，解放军发起冲锋，突破了特种部队营地的外围防御，与敌人展开了近战，一举攻占了这座县城。
达淑县城位于昆嵩市西北十四号公路附近。
合众国际社说，达淑县城被解放后，伪军在昆嵩省就“只控制省会和省会附近的一个县城以及昆嵩市稍北的一个团部驻地”了。
达淑是解放军今年雨季开始以来在昆嵩省攻占的第3个敌军重要据点。
在此以前，06月25日，解放军攻占了达淑东南十四号公路一条支路上的都莫隆县城；
07月06日，又攻占了达淑到昆嵩市之间十四号公路上的德都县城。
据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
越南南方南部各省游击队和群众连续出击敌人，获得显著战果。
08月06日夜间，边和省庄崩村的游击队和群众袭击了包葛“战略村”，打散敌人“民卫队”一个排，毙、伤敌人多名，活捉五名，缴获各种武器一部。
同一天，游击队还炸毁了十五号公路上的一座桥梁。
07月30日，西宁省果油县游击队截击了由美国侵略者亲自指挥、向成德乡大举“扫荡”的一团伪军，消灭敌人二十名，包括两个美国侵略者。
在茶荣省，07月上旬，当地游击队和群众在袭击中，消灭敌人五十五名，其中有一名美国侵略者，还击毁敌人大卡车一辆，烧毁伪军两座兵营，缴获了一批武器。
在迪石省，07月上半月，游击队出击敌人十五次、打死打伤伪军五十九名，击毁敌人汽艇一艘。
（附图片）

南越游击队一女神枪手弹不虚发
用十二发子弹毙伤敌军十二名
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南省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用十二发子弹打死敌军十名、打伤两名。
在广南省游击队员大会上，安荣获了“神枪手”的称号。

南越解放军切断敌人交通命脉美伪集团困守孤城有路行不得
几条战略公路支离破碎，西贡等地蔬菜粮食也靠空运维持
新华社河内电
据此间报纸最近报道，今年以来，英勇善战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加紧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使敌人的许多重要交通命脉陷于瘫痪，许多城市成为被包围的孤岛，补给十分困难。
报道说，在南越的交通干线——从广治省延伸到西贡市的一号公路上，敌人的列车遭到人民武装力量成百次的袭击，桥梁被炸毁十多座。
人民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已经把这条交通干线切成支离破碎的一段段。
02月07日阳辽—？
谷大捷后，从富美县到蓬山县的三十二公里长的一段路被切断了；
06月09日嘉礼战斗后，从春禄县到藩切市的公路也陷于瘫痪；
最近，巴嘉、广义、安新、三岐、岘港等战斗连续告捷后，敌人从广义省南部到顺化市的交通线遭到严重的破坏。
美国强盗竭力想把头顿、藩切、金兰湾、芽庄、归仁、广义、朱莱、岘港、芙拜等沿海九个军事基地加固起来，企图以此作为立足点，然后互相连成一条防线。
但是在一号公路被摧毁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一企图已成泡影。
加固起来的基地，无法通过陆路连接起来，补给发生严重困难。
距西贡市仅六十五英里的咸津，就没有足够的汽油供应为城市照明用的发电机。
甚至许多城市的美国驻军也没有电用。
岘港是美国在南越的最大军事基地之一，但是这里也几乎完全依靠远洋轮船补给。
从西贡市经波来古、昆嵩等基地直达顺化市的十四号专用公路，也遭到严重破坏。
今年05月以来，经过巴拉、东帅等几个战役后，这条战略公路也被摧毁了。
把归仁和波来古连接起来的长达三百公里的十九号公路，也陷入瘫痪状态。
在补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敌人从07月17日到22日，出动了包括步兵、伞兵、海军陆战队等八个营共五千人的军队，在三十架B—57型轰炸机的掩护下进行大“扫荡”。
但是，尽管敌人费了这么大的劲，在它们仅仅运送了二千吨物资之后，这条交通线又重新陷于瘫痪。
而美伪集团为了保护这条交通线派来的八个主力营和战略后备军，也不得不慌忙撤走。
美伪集团的巢穴——西贡市，目前也因为从这里伸向各地的交通线绝大部分被切断而动荡不安。
从西贡到禄宁的十三号公路、从西贡到大叻的二十号公路已完全瘫痪。
美伪集团不得不用飞机为西贡运送蔬菜，为大叻供应粮食。
此外，南越的四号公路、九号公路、十五号公路、二十二号公路等，以及分布在南越各地的省际公路，也处于人民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
在第5联区，甚至离市区五公里的敌人也得靠飞机空运来补给。
水路运输也常常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袭击。
人民武装力量在江河上筑起许多拦河坝，使敌人的船只不能来往，而且还在江河两岸到处进行伏击。
仅今年上半年，就击毁了五十五艘敌船。
现在美伪集团正在为交通命脉被斩断而惊慌失措，不断叫嚷运输飞机和船只不够用。
它们甚至打算向外国购买飞机，并修理第2次世界大战后被抛弃了的船只以应目前之急。
（附图片）
南越人民武装把敌人战略公路切得支离破碎，使美伪军队狼奔豕突，无路可走。

抗议被派去南越卖命
美国一黑人士兵绝食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黑人士兵温·贝尔顿从11日起绝食，抗议美国军方派他加入第1骑兵师前赴南越卖命。
贝尔顿16日被指控违抗指挥官的命令而被关在哨所栅栏内。
美国陆军发言人说军方16日曾命令贝尔顿进食，不然他将受到军法审判。
但是贝尔顿不顾这种威胁而继续绝食。

澳大利亚人民强烈抗议澳帮凶军在南越暴行
孟席斯政府又悍然增派三百五十名炮灰去南越
新华社墨尔本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
澳大利亚人民强烈抗议澳大利亚士兵在南越犯下的罪行，并且要求把澳大利亚军队撤出南越。
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报道的澳大利亚士兵屠杀南越人民的消息和他们焚烧南越农民的房屋的照片在澳大利亚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这几天来澳大利亚掀起了抗议浪潮。
新南威尔士州的二十八个工会发表呼吁书，要求召回澳大利亚军队，给南越人民以自决权。
陆军部长接到了大部分抗议书，据说他对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的消息非常恼火。
写这条消息的新闻记者已经被禁止同在南越的澳大利亚第1步兵营接触。
新华社19日讯
堪培拉消息：
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昨天向议会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即将增派一支三百五十人的部队去南越，增援今年05月派去的一营澳大利亚仆从军。
这是甘心为美国侵略政策效劳的孟席斯政府敌视越南人民的又一可耻行动。
在南越的澳大利亚军队充当美国侵略者的帮凶，遭到了南越人民的严厉惩罚，伤亡数字不断增加。
孟席斯同时宣布，要把明年的征兵人数从原订的六千九百人增加到八千四百人。
在这前一天，孟席斯政府还在向议会提出的一九六五——一九六六财政年度预算草案中，要求把军费再增加八千一百万澳镑。
孟席斯曾在今年06月中旬去美国“访问”。
他在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美国高级军政官员会谈后曾经透露，他打算秉承美国意旨，进一步增加军费和增派仆从军去南越。

美国侵略南越的军需物资运输紧张
包租大量民航飞机从东京运往西贡
新华社讯
东京消息：
据《赤旗报》17日揭露，美国军方包租的美国民用飞机每天都满载着军队、武器和弹药，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到西贡、冲绳和汉城去。
《赤旗报》说，去年，一共有一千零六十六架这样的民用飞机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往越南，执行军事任务。
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百四十五架飞机从东京飞往越南。
据说，每月装运的军用物资达四千吨。
《赤旗报》说，在机场上，日本工人常常在佩带手枪的美国兵的监督下，被迫装货。
有的时候，他们被当作维修人员带到西贡去。
日本工人被迫在西贡做毫无安全保障的危险工作。

美帝大力扶植日本充当侵略亚洲的马前卒
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复活威胁亚洲和平
佐藤政府竟在日本投降二十周年大肆宣传军国主义煽动复仇主义
据新华社19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
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加紧复活，再次威胁亚洲和平。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一贯违反“波茨坦公告”和一系列国际协议，从各个方面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羽毛日益丰满，日本已经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和兵工厂。
美国在1950年指使吉田内阁成立了七万五千人的“警察后备队”，以后又改称为“自卫队”。
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军队。
经过两个五年扩军计划，人数增加了三倍半多。
目前日本已经拥有一支兵力二十七万人、舰艇约十二万二千吨、飞机约一千一百架的陆海空军。
而且，以师为单位的火力比战前提高了四倍，机动能力增加了七倍。
日本在扩军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储备大量军队骨干，“自卫队”实际上是一支军事干部队伍，它的军官和军士在总兵力中所占比重，已 由战前的百分之二十点二增加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十二，估计明年将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日本“自卫队”队员在战时都可以成为日本军队的各级指挥人员。
在“自卫队”的军官中，法西斯旧军人占相当大的比重：
其中中将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二；
少将占百分之八十点七；
上校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
中校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九；
少校占百分之四十八；
尉官占百分之四左右。
日本当局还积极准备核武装。
据日本报刊透露，从明年开始的第3个五年扩军计划，将着重研究陆、海、空三军的核武装问题。
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的军火工业迅速地恢复起来。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后台老板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再次成为日本军火工业的核心。
据《赤旗报》最近揭露，在朝鲜战争期间恢复起来的日本军火生产，十多年来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现在，日本军火工业不仅向日本军队提供大部分军火，并且还向美国军队及其在亚洲各地的傀儡军队提供一部分军火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中，日本向侵越美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其中包括百分之九十的凝固汽油弹。
日本还向泰国军队销售了步枪。
最近又向菲律宾出售制造美式枪支的军需工厂的装备和材料。
日本垄断资本从建立雄厚的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出发，自1961年开始了“十年经济计划”。
这项计划首先是进一步奠定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计划规定，到1970年日本的工业产量将达战前的九倍多；
钢产量将达战前的十倍；
重工业、化学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将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三；
作为“战略性产业”的机械工业，在制造工业中的比重将从1959年的百分之三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
发展军事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费，将从1960年的一千亿日元（三百六10日元折合一美元）增加到四千亿日元。
为了从思想上给复活军国主义准备条件，美日反动派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露骨地向日本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毒素。
日本政府向全国中小学校颁发了“道德教育指导教材”，对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外务大臣（外交部长）椎名悦三郎甚至亲自执笔编写《童话和政治》，来美化日本帝国主义。
椎名写道：
“日本自明治以来，为了保卫亚洲，保持日本的独立，免遭那样强大的西欧帝国主义的吞噬，就经营台湾，合并朝鲜，在满洲（中国的东北）实现了五族共和的理想，如果说这种作法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么，这是光荣的帝国主义”。
近年来，日本大量上映歌颂旧日本军队的影片，公开美化日本军国主义。
美国并不满足于它在日本拥有二百多个军事基地、把日本变成它侵略亚洲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兵工厂，而且已经做了安排，准备要日本派兵出国充当炮灰，为它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服务。
1960年美国政府同岸信介内阁签订日美“安全条约”，便是美国要在侵略战争中使用日本军队的重要步骤。
这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日本要继续扩军，担当起日美共同作战的任务。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狂妄声称，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滨海边区”。
今年春天在日本国会上揭露出来的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人的“三矢作战计划”，就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具体化。
它明确规定，履行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的“国策”，日本要“加强它的力量”；
美国可以向日本运进核武器和“为了保卫日本而使用核武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核威胁”；
当美国同中国和朝鲜作战时，日本将同美军合作，日本三军的备战和作战行动“受驻日美军指挥”；
日本可以根据需要向海外出兵，日军的作战范围除朝鲜北部以外，还可以包括中国的东北等地区。
佐藤荣作上台后，加快了履行日美“安全条约”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步伐。
佐藤内阁同意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和能载运核弹的B52型战略轰炸机使用九州的板付机场，使日本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核基地。
它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实际上在拼凑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东北亚军事联盟。
它对内加紧反动统治，阴谋修改宪法，第1次启用旧军人松野赖三任“防卫厅”长官。
松野上台后立即声言要继续研究“三矢作战计划”，把原订1966年结束的第2个五年扩军计划提前到今年度内完成，并把预定从1967年开始的第3个五年扩军计划，提前从明年度开始执行。
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势力，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充当侵略亚洲的马前卒。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则企图在美国支持下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然而，战后的国际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在过去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朝鲜、中国、越南的国土上，已经建立起坚如磐石、不容侵犯的社会主义强国；
日本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日本人民波澜壮阔的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和反对美日反动派战争政策的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巨大力量；
东南亚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运动蓬勃发展。
日本统治者目前在国内国外的处境是十分孤立的，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企图，必将遭到比它的前辈更加可耻的失败。
据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利用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事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煽动复仇主义情绪。
日本政府15日上午在东京召开了所谓“全国战死者追悼会”，由天皇和皇后担任主祭人，邀请了许多死掉了的战犯的家属参加。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14日就举行这个集会向报界发表谈话时，说什么“政府亲自主持仪式的目的是，对于那些当国家危急之际，为献身祖国事业而战死的人，表示缅怀和感谢的诚意”。
同时，日本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都吵吵嚷嚷地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二十年前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并没有失败等等。
出版社还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书籍。
一些杂志出版了“纪念特刊”，把战犯近卫文麿（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编者）、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首相——编者）等人的照片、遗书都作为珍贵的东西来发表。
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发表了一些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回忆录。

越南荣市和永灵区军民击落美机两架
据新华社河内18日电
据此间今天下午公布，越南义安省荣市和永灵区军民17日击落美国飞机两架，击伤两架。
据第4军区报告，荣市军民在美国飞机入侵时，立即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击落美国A—4型喷气式飞机一架，击伤两架。
在永灵区，美国飞机还来不及轰炸、扫射，就遭到当地军民猛烈还击，当场击落美国AD—6型飞机一架。
这样，自去年08月05日以来，在越南北方击落的美国飞机总数已增加到四百七十四架。

越外交部谴责南朝鲜增派一万五千伪军参加侵越战争
越朝人民将加强团结反对美帝冒险行动
新华社河内1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朝鲜傀儡政权增派一万五千名战斗部队到越南南方直接参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声明说，南朝鲜傀儡政权这次增派一个师的军队到越南南方，更加暴露了朴正熙集团甘愿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背叛南朝鲜人民利益的卖国嘴脸。
声明指出，朴正熙集团的上述严重行动，是继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规模增派美国战斗部队到越南南方之后采取的。
这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正竭力开动它和各仆从国的战争机器，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推向极其危险的地步，并把这场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阴谋。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冒险行动，是对越南人民、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明目张胆的挑衅，极其粗暴地违反了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这种冒险行动，更加激起越南和朝鲜两国人民的高度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为反对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而斗争。
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世界舆论强烈谴责和控诉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上述的危险行动，坚决要求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战争行动。
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团长何文楼大校17日强烈抗议朴正熙集团增派一万五千名南朝鲜伪军到南越去的决定。
何文楼大校在给越南国际委员会的紧急信中强调说：
“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伪政权极其严重的又一次侵略行动，它严重地侵犯越南的独立和主权，是对越南和朝鲜人民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不能容许的挑战。”
“把南朝鲜战斗师派到南越去的行动，进一步证明美国政府、南越伪当局和南朝鲜伪当局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这是日内瓦协议第19条严格禁止的。”
他还说：
“傀儡们采取的援救美帝国主义的行动，决不能使美帝国主义从南越的失败泥淖中摆脱出来。”

出席禁止核弹世界大会后
又有七国朋友应邀到我国访问
新华社19日讯
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11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又有七个国家的朋友应邀访问中国，于日前乘飞机到达北京。
这些外国朋友是：
锡兰的沙菲，喀麦隆的马利—保罗，尼日利亚的奥科洛，塞内加尔的提迪安·巴依迪·黎，阿根廷的劳尔·帕霍尼，新西兰的布莱克洛克、克鲁克、理查兹、德维特，澳大利亚的威廉·莫罗、莫罗小姐、伊格尔斯夫人。
各国朋友是分别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中拉友协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

参加禁止核弹世界大会后
刘宁一率我代表团回京
新华社19日讯
由刘宁一和南汉宸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11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今天凌晨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区棠亮、康永和、郭建、吴茂荪、郑森禹、杨骥、王传斌、萧方洲、侯桐、彭炎、胡启立、伍绍祖、王晓云、萧向前等。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其他日本朋友，也到机场迎接。

08月1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由赞比亚共和国农业部长、议员伊利贾·穆登达（前左三）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庆祝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
北京木材厂职工举行联欢会
据新华社19日讯
北京木材厂职工今晚举行联欢会，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一起热烈庆祝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和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由中罗友好协会秘书长朱明等陪同来到会场时，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工厂党委书记周林会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贝特勒斯库在会上讲了话。
罗马尼亚客人向工厂赠送了礼品。
宾主在会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晚会结束的时候，乔治乌大使对工厂组织这样的晚会庆祝罗马尼亚解放日表示感谢，他还祝工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彭副委员长接见澳大利亚客人
据新华社1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今晚接见澳大利亚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出席第11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维克多·詹姆斯牧师，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人民日报》代表团抵罗马尼亚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日电
由副总编辑王揖率领的中国《人民日报》代表团，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布加勒斯特。
代表团是应罗马尼亚《火花报》的邀请，前来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罗马尼亚《火花报》副总编辑尼·科尔布等的欢迎。

我全总主席和劳动部长
宴请印度尼西亚劳工事务部长
新华社19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今晚联合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劳工事务部部长、亚非工人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苏托莫·马托普拉多托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宴会上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宾主共同为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不断发展、为正在筹备中的亚非工人会议的胜利召开而干杯。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全总书记处书记康永和，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以及劳动部、全总各部门和北京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彭思明、宋仲元、唐章、赵世枢等。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巴伦以及印度尼西亚在京和平人士威利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据新华社19日讯
印度尼西亚劳工事务部长、亚非工人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苏托莫·马托普拉多托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一行五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刘宁一和马文瑞以及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康永和，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北京市总工会主席彭思明和首都各界一千多人，到机场欢迎。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查禾多，也到机场迎接。

我友好代表团在朝鲜参观访问
新华社平壤18日电
由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在元山参加了朝鲜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后，在朝鲜文化相朴雄杰陪同下，于16日和17日在咸兴市参观了龙城机械厂、“二·八”维尼龙工厂、咸镜南道咸州郡红星合作农场，于18日回到平壤。
代表团到咸镜南道咸州郡红星合作农场访问时，陪同的还有咸镜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润道、朝鲜劳动党咸镜南道委员会副委员长洪基保等。

我外交学会会长设宴
欢迎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
苏米亚洛主席谴责美帝侵略强调刚果（利）人民将战斗到底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洛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张奚若在讲话中首先向英雄的刚果（利）人民致敬。
他说，刚果（利）人民是热爱自由、坚决反帝的人民。
他们高举卢蒙巴的旗帜，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获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他说，现在，美帝国主义还在加紧勾结老殖民主义，利用傀儡冲伯，顽固地与刚果（利）人民为敌。
但是，刚果（利）爱国力量已经英勇地站起来，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武装斗争。
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刚果（利）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我们相信，胜利必将属于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的刚果（利）人民。
张奚若说，这次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苏米亚洛主席来访我国，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战斗友谊，并对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伟大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苏米亚洛在讲话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刚果（利）的侵略，他说，尽管美帝国主义攻下了斯坦利维尔，刚果（利）人民仍然继续斗争，直到把敌人埋葬在我们的国土上。
苏米亚洛说，刚果（利）人民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器，这就是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
他谈到了刚果（利）人民不分年龄大小，从十二岁到老人，都参加了驱逐敌人的斗争。
苏米亚洛说，在刚果（利）所进行的战争是为整个非洲而战。
因为刚果是非洲的心脏，美帝国主义想首先拿下刚果，然后就可占领整个非洲。
苏米亚洛感谢中国人民给予刚果（利）人民的支持。
他说，刚果（利）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炳南、萧向荣、丁西林、宦乡、连贯、曾一凡、吴学谦、钱李仁、朱子奇、勇龙桂、乐松生等。
（附图片）
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洛（前左）率领的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08月19日到达北京，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等以及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李雪峰副委员长举行告别招待会
我人大代表团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领导人
据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雪峰，18日晚在这里举行告别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副议长苏巴米亚、鲁克曼和穆萨林，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最高评议院副主席苏约诺·哈迪诺托，国务部长黄自达，联络部长鲁曼比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议员和知名人士。
李雪峰副委员长在招待会上讲了话，他对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
“你们丰富多采的、充满政治热情的庆祝活动，生动地显示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爱国主义精神。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亲自听到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苏加诺总统阁下的重要讲话。
总统阁下总结了过去二十年印度尼西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并且指出当前的斗争任务和今后的前进目标。
总统阁下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高举国内团结、亚非团结和新兴力量团结的旗帜，高举自力更生，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
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在这个‘方向盘’的指引下，赢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说，我们两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援一切革命人民的斗争中，是亲密的战友。
我们两国人民在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严峻的考验的，是任何反动势力都破坏不了的。
阿鲁季议长接着致答词。
他代表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和一亿零五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转达对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
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应当继续发展他们的友好合作，以爱国和英勇的精神完成他们本国的革命，从地球上消灭他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据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由李雪峰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16日同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的协商委员会和各小组委员会的领导人举行了亲切的会见。
会见由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主持。
参加会见的还有国会联络部长鲁曼比、副议长穆萨林和夏胡。
代表团团长李雪峰应邀在这次会见中讲了话，他赞扬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不畏强暴，敢于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为促进亚非团结反帝和加强新兴力量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雪峰副委员长在谈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时指出，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正义斗争，是当前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正义斗争的一个焦点。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的、民族压迫的战争。
它已经陷入困境，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越南人民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越南人民越战越强。
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英勇斗争的越南人民的。
李雪峰副委员长说，当前的整个国际形势，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我们坚决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赢得世界和平。
李雪峰副委员长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李雪峰副委员长随后同主人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会见结束时，阿鲁季议长发表讲话说，这次心连心的会见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李雪峰的讲话，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国会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桥梁。
他还说：
“这次会见将成为一次给我们留下愉快的回忆的会见。
这不仅将永远载入合作国会的史册，而且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议员们的心里。”

李雪峰副委员长电谢阿鲁季议长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雪峰今天在离开雅加达回国的时候打电报给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对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电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贵国访问期间，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接待，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各界朋友特别是阁下的亲切关怀。
在即将离开印度尼西亚国土的时候，我以我们代表团的名义向阁下、并且通过你向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是真诚合作的好朋友，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亲密战友。
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合作，是战胜共同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让我们两国议会为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欢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
文化部等单位举行晚会
据新华社19日讯
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非友好协会，今晚举行晚会，欢迎赞比亚共和国农业部长、议员伊利贾·穆登达，和由他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晚会上演出了反映刚果（利）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赤道战鼓》。

罗伯特·威廉说美国黑人深信毛主席声明指出的真理
美国黑人斗争正沿着真正革命道路逐步高涨
洛杉矶黑人不顾镇压诱骗继续坚持抗暴斗争
新华社哈瓦那18日电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今天在这里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席卷洛杉矶市和美国其他种族主义堡垒的抗暴火焰，向全世界充分证明：
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沿着真正革命的道路逐步高涨。”
他说，“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正在认识到，我们的命运同全世界反帝力量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他说：
“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必须同全世界的力量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坚决同实行种族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说，“被压迫人民坚决抗暴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世界人民解放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美国黑人的斗争，作为世界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战胜的。”
罗伯特·威廉说：
“我们深信毛泽东主席声明中指出的真理：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他呼吁全世界的自由战士和兄弟强烈谴责美国种族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并对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新华社19日讯
洛杉矶消息：
洛杉矶黑人不顾军警的疯狂镇压，昨天仍在继续坚持抗暴斗争。
据报道，在这个空前激烈的抗暴斗争进入第8天的时候，数十名黑人在瓦茨区一座黑色穆斯林教堂里开枪袭击前来进攻他们的一百多名法西斯军警。
军警封锁了邻近的四条街道，他们向黑人发射了几百发子弹，并投掷了催泪弹，接着还逮捕了在教堂内外的五十二名黑人。
但是当警察把黑人押上警车时，黑人狙击手又袭击了警察。
在瓦茨区的其他地方，昨天也继续不时听到狙击手的枪声。
在洛杉矶以南一百多里的圣地亚哥，黑人们也在继续斗争。
一些黑人开枪袭击种族主义军警，其中六名黑人被捕。
在过去三天的抗暴斗争中，圣地亚哥已经有约八十名黑人被逮捕。
黑人们的顽强斗争精神使约翰逊政府十分忧虑和惶恐。
昨天，法西斯军警仍然继续对洛杉矶的瓦茨区实行军事占领。
在这个黑人聚居区，荷枪实弹的军警继续到处布防，警车开来开去，直升飞机则在上空盘旋。
除了对黑色穆斯林教堂的黑人和其他地方的黑人狙击手进行武装镇压以外，法西斯军警还开枪打伤一名企图越过他们设下的路障的黑人。
与此同时，约翰逊政府还企图用一些欺骗性的措施来软化黑人的斗志。
美国总统约翰逊昨天已经派遣商务部副部长柯林斯到洛杉矶。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柯林斯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缓和”所谓“种族紧张局势”。
包括“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主席马丁·路德·金牧师在内的一些黑人组织的右翼领导人也先后来到洛杉矶帮助种族主义者劝说黑人停止抗暴斗争。
金牧师在昨天到达后大肆散布他的实际上要黑人俯首贴耳任由种族主义者宰割的“非暴力斗争”哲学，并且宣布他要到监狱去劝说被捕的黑人战士停止抗暴斗争。
金牧师还跑到瓦茨区去召开群众集会。
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公然要黑人对种族主义者不要抱“憎恨态度”。
金牧师这一套谬论，当场遭到了许多黑人的驳斥。
一个黑人喊道：
“我们不需要同金谈话”。
六个黑人青年向金牧师提出的一连串质问，完全淹没了后者的说教。
一个黑人妇女在会上控诉法西斯军警迫害无辜居民的暴行说，“昨天我把我的十一岁和十三岁的女儿留在家里。
但是等我回家一看，我的女儿都吓得在那里发抖。
她们说，满满一车的警察到我家来，拔出他们的枪，一边威胁着说‘我们要敲掉你们的头’，一边把她们赶进屋子里。”
另一个妇女谴责种族歧视制度说：
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人民都是处于（社会）最下层和不能享有正当权利的。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她说，“由于种族歧视，我们的男人都抬不起头来当真正的男子汉，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工作。”
一个黑人少年在发言中指出了黑人学生被歧视的情况。
他强调说：
在黑人处境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除了奋起进行反抗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这一个原来被安排来要黑人屈服的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黑人控诉和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的大会。

肯尼亚两位新闻工作者到京
新华社19日讯
肯尼亚“泛非出版社”总编辑加西吉拉和编委兼《尼安萨时报》总编辑奥布拉，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谭震林副总理接见日本客人
据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今晚接见日本农村工会全国联合会副委员长平野庄司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农村工会全国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贺龙副总理接见缅甸排球队
缅排球队在京进行首次友谊赛
据新华社19日讯
缅甸友好访华男子排球队今晚在北京体育馆同北京男子排球队进行访华首次友谊比赛。
结果，北京队以三比○获胜。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首都四千多人观看了今晚的比赛。
在比赛前，贺龙副总理接见了缅甸友好访华男子排球队领队、缅甸体委秘书长波木关幸和运动员。
缅甸友好访华男子排球队21日晚上还将在北京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郭沫若接见并宴请哈拉将军
新华社1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墨西哥社会名流埃里维尔托·哈拉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尼古拉斯·德尔卡多·桑托华尔上校。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后，郭沫若副委员长设宴招待哈拉将军和桑托华尔上校。
接见时在座并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郑森禹和中拉友协总干事任映仑等。

阿鲁季议长设午宴招待我人大代表团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昨天中午在这里举行午宴，招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李雪峰副委员长和由他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全体团员。
出席午宴的有合作国会副议长苏巴米亚、鲁克曼和穆萨林，联络部长鲁曼比和合作国会的一些议员。
宴会上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气氛。
宾主们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战友情谊和合作的加强频频干杯。

陈毅副总理拜会坦桑尼亚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18日晚上在这里拜会了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商业和合作部长巴布。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两国代表团是来这里参加印度尼西亚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

陈毅副总理拜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今天上午在这里拜会了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读中国近代史札记
林增平
从一般规律来说，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没有本质的不同：
“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
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
①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原因在于他们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
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这个软弱性，还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如果把西方资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比较一下，那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怎样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是不难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少著作里论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时都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
在这个市民等级中，许多的行会小老板和独立小手工业者，由于雇佣劳动剥削的扩大而转化为早期的资本家。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大批的西方商人、高利贷者、冒险家远涉重洋，到处屠戮殖民地的居民，抢劫财物，从事海盗性的商业战争，积累起大量的充满血腥气息的财富。
与此同时，基于市场迅速扩大的需求，产业革命陆续在西方各国兴起，机器工业逐步地代替了手工工场。
这样，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近代资产阶级逐渐形成。
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
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3等级；
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
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②
据此，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概言之有如下两点：
（一）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二）在中世纪时期，资产阶级随着自身的发展，就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步扩大了政治势力，取得了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却与此不同。
虽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在明清之际的某些城市居民中也产生了少许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
可是，正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沿着一般的规律缓慢发展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侵入了中国，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结合起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把上述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截断了。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摧残下，中国原有那些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业，除了少数独特的或属于工艺性质的如陶瓷、丝绸等获得发展，以及如制茶、缫丝等因出口激增而有所扩大以外，大量的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冶铁业、染料业等，就先后陷入废弃零落的境地。
这样，从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居民中孕育起来的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绝大部分没有繁衍孳长而形成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然而，一方面是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备遭摧折，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获得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时，谁能够出来投资于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呢？
过去那些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化消逝。
于是，一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多少有所联系的商人
（主要是买办），少数接受了某些西方影响的地主和官僚就取而代之，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例如，根据对一八九五——1910年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十九家棉纺织厂的创办人进行考查，其中买办富商约四人，官僚富绅约十三人，身份不明者三人③。
这个统计虽未必精确，而且大多数既是买办商人，又是官僚地主，即所谓亦官亦商，官商身份并无截然界限，但举一反三，未尝不可以从这里看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来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由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那末自从他们呱呱坠地到逐渐成长，就始终不能摆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联系。
特别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不久的那段时期，由于本身基础的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不能不主要仰赖这种联系去求得发展。
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间，中国民族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托足于官办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也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困和缓慢。
因此，从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之间有如下显著差别：
（一）中国资产阶级不象西方那样从市民等级里发育繁衍起来，而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
（二）他们也不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早在中世纪时期就作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存在，并日益取得了独立的特权地位。
从诞生之时起，他们就始终保持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但也一直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同它们的联系。
正是这样两点差别，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突出的软弱性。
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他们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前几年，有的同志在论述明清之际的“市民运动”时，曾经把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公式来套用，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所谓“市民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杜撰了一部阀阅显赫的宗谱。
持这种论调的同志宣称，由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市民这个等级就不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里起着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思想意识领域里也明显地盖上了自身的钤记。
至迟，从这个等级里发育起来的近代资产阶级，到清代雍正年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就形成了。
正因为这样，这个市民等级就不仅领导和影响了明末农民起义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系列斗争，而且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从而直接导向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就不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在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而是象西方那样，上承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有着长达三个世纪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阶级。
这不但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且会引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连串谬误看法。
①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至二十七页。
③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924页。

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戴逸
中国大多数近代工业不是由旧式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的。
但是，旧式手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内在根据。
两者之间的联系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加工工业；
二、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资财、技术和经验等条件，如航运业、采矿业；
三、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极少联系，但手工业的雕谢、破产成为机器工业发生的前提，如棉纺织业。
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但不能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
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近代工业的第1位原因。
中国旧式的手工业同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近代机器工业有没有联系？
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打算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离开资本主义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当时的手工业并不具备立即跨入机器生产的充足条件。
甚至在以后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
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又不是完全同原有的手工业无关的。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
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
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
那末，近代机器工业同原有的手工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的交错作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1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加工工业。
这种情况是少数。
在某些行业中，原来的手工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鸦片战争以后又接受了外力的刺激，如缫丝。
一方面缫丝机器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丝的出口需要迅速增长，这就为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使手工缫丝领先跨入机器生产的阶段。
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的简村设立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
此后，新式缫丝工厂在南海、顺德等地迅速生长。
1882年南海有机器缫丝厂十一家，一九○一年顺德有机器缫丝厂二百家。
尽管这些缫丝厂规模很小，但生长之快，数量之多，犹如雨后春笋。
为什么在南海和顺德这片地区内很快冒出这样多的小型机器缫丝厂呢？
原因在于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产丝地区，原来就有很多缫丝、织丝的手工业。
据一个外国人一八三三年的记载，南海佛山镇附近受雇织丝的男女童工就有一万七千人①。
可见这个地区缫丝织丝业具有相当发达的基础，那些小型机器缫丝厂正是在原来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没有原来的基础，也就不会有日后机器缫丝厂的蓬勃生长，这是原来的手工业同近代机器工业直接联系的一个例子。
机器缫丝工业的出现是原来手工缫丝业的一个发展，同时又是对原来手工缫丝业的一个否定。
机器缫丝的劳动生产率比手工缫丝提高大约十倍，它的产品称“厂丝”，比起手工生产的“七里丝”有很多优点。
因此机器缫丝出现之后，手工缫丝就进入了衰微的过程。
从广州一地丝的出口数量来说，一八八二——1883年度，共出口丝九千五百五十六担，其中七里丝占百分之八十七，厂丝和仿厂丝占百分之十三；
到一八九四——1895年度，丝的出口总数达二万零三百三十八担，七里丝下降到只占百分之十，而厂丝和仿厂丝已占百分之九十。
这是新工业从旧工业中发生并在否定旧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
新的机器工业从旧的手工业脱胎而出，当然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旧的痕迹。
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机器设备简单，它同手工工场是很相似的。
如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顺德的三十五家机器缫丝厂来看，合计只有资金一百零五万元，平均每厂资金只有三万元；
而雇工却有一万七千三百人，平均每厂四百九十四人。
这就是说，每投资六十元就要雇佣一个工人，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是非常低的。
每个工厂只有极少极简单的机器设备，许多重要的操作过程仍是使用着手工劳动。
广东缫丝业所以能够从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是因为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
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
如果没有以前手工缫丝业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以后一大批小型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
而且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的丝、茶，丝的出口数量连年激增，帝国主义也需要缫丝这一类加工工业为自己的掠夺性贸易服务。
如果没有国外市场这个条件，那也就不会有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
这样，当内在的基础和外在的条件都已具备时，缫丝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飞跃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
个别首先采用机器的手工业主大大提高了自己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而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
这就使得其他的资本家也不能不陆续地采用机器生产。
马克思说，“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业其他的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劳动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了”②。
资本家的活动是处在价值法则和竞争法则的支配下的。
一旦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成熟，资本主义的客观法则便会强制地发挥作用，推动着从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飞跃过程。
封建社会末期遗留下来的旧式手工业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大多破产了，只有象缫丝一类少数的幸存者较早地跨入了机器生产阶段。
机器缫丝业纵然有一度繁荣，但它一开始就依赖于外国市场，生丝的贸易操纵在侵略者手里，抬勒丝价，予取予求，生丝的缫制也就不能不寄人篱下，成为侵略者的附庸。
它的发展前途上有着层出不穷的障碍，不可能有长足的进展。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丝织业崛起竞争，中国的机器缫丝业受到严重的打击。
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广东机器缫丝业，仍然停滞在陈旧落后的小型工业阶段。
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也是有的。
如浙江宁波的通久轧花厂，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成了机器轧花厂。
又如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只是一个小型的炉冶坊，大约在甲午战争前后，该厂的资本家周仲萱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扩充，采用了蒸汽机和现代翻砂技术，逐渐使它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工厂。
不过，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等等。
第2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旧式手工业直接向机器工业转化的道路是很狭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末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旧式手工业的内在基础比较薄弱；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转化遇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大力量的阻挠。
外国资本的竞争、排挤和并吞，反动政府的禁令干涉和苛捐杂税，各式各样的外部阻力处处压抑着新工业的发生和发展。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单位所碰到的外部阻力的大小并不一样。
某些手工业虽然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碰到的外部阻力很大，因此旧的手工业不能向机器工业直接转化，而发生了迂回曲折的过渡。
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手工业同机器工业之间联系的第2种情况，可以用航运和采矿作为例子。
中国沿海的航运事业在很早就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鸦片战争以前，“沙”、“卫”、“宁”、“南”各个船帮③拥有十多万船工和大量的船只、资金。
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旧船帮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新式的轮船公司。
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阻力很大，英商怡和、太古和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老早就垄断了中国的沿海航运，不允许中国商人插足其间。
连得到清政府大力扶植的轮船招商局也无法同外资竞争，更不用说一般的商人了。
在航运业中所碰到的外部阻力远比广东缫丝业中要大得多，因此旧式船帮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旧式船帮虽然没有完成转化，但它同新式轮船公司并不是绝无联系的。
上海和广东的商人，包括沙船商在内，很早也有购置轮船、向新式航运业转变的意图和尝试，但是他们不敢用中国商人的名义，而是借用了外国洋行的招牌。
李鸿章说：
“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国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近来华商附搭洋轮，亦有殷实沙户（指沙船帮商人）在内”④。
象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徐润等都有轮船往来于上海、香港和日本。
七十年代初，轮船招商局成立，李鸿章就把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商人拉到自己的身边。
唐廷枢和徐润都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招商局的发起人之一朱其昂就是一个出身于沙船帮的人物。
李鸿章说：
“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⑤。
通过朱其昂的关系，招商局所招的股金中即有一部分沙船帮的投资。
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下，旧式沙船帮根本不可能直接向新式轮船公司转化，他们必须找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大官僚作为靠山，这就形成了中国早期航运业史上“官督商办”、“中外合办”等等畸形状况。
采矿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的旧式采矿本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旧式采矿直接转化为新式采矿的事例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
封建官绅说什么用机器开采矿藏会破坏“风水地脉”，他们尤其害怕用机器采矿，使大量矿工聚集在一起，容易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反抗。
如果三三两两的采矿者用土法进行小规模的采掘，地主阶级还可以勉强容忍；
如果集股鸠资，用机器进行大规模采掘，地主阶级就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
郭嵩焘说：
“凡矿户自治其私，亦皆习而安之。
一闻有集股开办，万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倾之而后已。”
⑥在这样强大的阻力面前，一般小矿主当然不敢也不能采用新式采矿机器，旧式矿场也就难于向新式矿场转化。
所以早期的机器采矿绝大多数是用清政府和大官僚的名义开设的。
由清政府和大官僚开设的新矿场虽然不是从旧式矿场直接转化而来，但是旧矿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新矿场准备了条件。
一、提供了矿址。
采矿必须有勘探先行，查明矿藏的地点、质量和丰度。
当中国开始用机器采矿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什么勘探的准备。
很多矿场主要是利用了旧的矿址，在旧矿井的附近，甚至就在旧矿井的基础上，使用机器采掘。
例如，福州船政局的用煤最初取给于台湾的小煤窑，后来船政局感到由自己直接用机器来采煤，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索性吞并了许多小煤窑，投资购买机器，建立了中国第1个新式的大型煤矿——台湾基隆煤矿。
另一个著名的新式大型煤矿——直隶开平煤矿，它是由李鸿章、唐廷枢等创设的，也同小煤窑有密切的关系。
开平、唐山一带的小煤窑原来就很多。
“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⑦。
在官僚和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这些旧矿井都变成了开平煤矿的产业。
开平的部分矿井就是利用旧井开凿的。
其他很多新式矿场也同上述情形相类似。
二、提供了技术和经验。
新式矿场虽然在某些工序上采用了机器，但在其他更多方面却继承了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
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式矿场资本很小，不可能购买大批机器全面采用新技术，而雇用旧矿场中技术熟练的矿工，却只须付给很低的工资。
早期的新式矿场实际上只有一些用来排泄矿中积水的抽水机器（因为排水问题是旧式矿业所解决不了的技术难关），在其他工序上宁肯接受土技术土经验，采用手工的操作，却不肯用高昂的代价去购买洋机器，聘请洋矿师。
对矿业资本家来说，不管是洋技术还是土技术，最重要的是有利可图。
有时候土法开采比机器开采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惜倒退一步，改用土法开采⑧。
可见新式矿场并不是把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一下子都抛弃了，而是在对旧技术旧经验的否定和继承之中发展了自己。
三、提供了资金。
新式矿场开办时，资金短缺。
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
如山东峄县煤矿开设的时候，“望族绅耆，殷实行户，亦皆入资搭股”⑨，这里所说的“殷实行户”大概包括当地的小煤窑主在内。
又如热河的三山银矿原是一个土法采掘的旧矿场，后来被洋务派官僚并吞，改为机器开采。
旧矿主所有的矿井、山场、房屋和木柴，折合白银一万两，作为旧矿主对于新矿的投资。
由此可见，在航运和采矿业中，旧的企业虽然没有或很少直接跃升到新式企业，但是旧企业在很多方面为新企业准备了条件，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
第3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很少有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是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的。
早期工业中的纺织、炼钢、火柴、铁路等属于第3种情况，它们同旧式手工业之间没有或很少联系。
其中象火柴和铁路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新出现的行业，这些原来就是缺门的行业当然只能从头开始。
另外象纺织和炼钢业，也是这样。
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棉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炼钢作坊也陈旧落后，这些手工业的基础很薄弱，比起经历了产业革命而大大发展了的外国纺织厂、炼钢厂相去不啻天壤。
一般手工业主不可能一步登天，把简陋的作坊、工场转变成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的大纺织厂和大钢铁厂。
恰恰相反，由于这些小手工业和外国的大纺织厂、大钢铁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推销于同一个市场，外国的机制商品很快就排挤了中国的手工制造品。
因此，这些小手工业所面临的不是什么进一步向大工业转化的问题，而是在外国竞争下滞销、破产、改组、歇业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小手工业的滞销、破产、改组和歇业却又成为在这个行业中采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
拿棉纺织业为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棉纺织业是一个最广大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农耕和纺纱、织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固而停滞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妨碍着纺织业的分工、独立和进步。
鸦片战争以后，廉价的外国纱布大量输入中国，手工纺织受到致命的打击。
先是手工纺纱业被挤垮，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放弃纺纱，反而购买洋纱来织布，以后是手工织布业也遇到了危机，农民和手工业者又不得不放弃织布，购买洋布做衣服。
在外国资本的侵略下，耕、纺和织这三者强固地结合着的经济体系逐步地分离了。
这个分离过程带来了亿万人民的贫困、饥饿和死亡，是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却又使纺织业突破了自给体系的壁垒而取得了商品生产的性质。
当一向自纺自织者不得不购买棉纱来织布或购买棉布做衣服时，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
中国的第1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纺织手工业仍然同近代纺织工业存在着内在联系。
不过，近代纺织工厂不是从原来的纺织手工业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是以纺织手工业的破产和改组作为前提而发生、发展的。
总之，观察鸦片战争以后经济的变迁状况，可以辨认出中国旧式手工业的去脉和近代工业的来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暴风飙，它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
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完全阻塞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
中国近代工业有很少数是从旧式手工业直接转化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凭借旧式手工业所提供的一些条件而建立的，还有一大部分是在旧式手工业破产的废墟上从头开始的。
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以及在外国侵略下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近代工业的第1位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处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既唤起了对近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又提供了近代工业滋生的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中国社会自身变动发展这个内部的原因，那末外国的机器技术即使再先进些，也不可能被接受，近代的工业也就不会产生。
①《中国文库》第2卷，第7号，第三○五至三○六页。
②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336页。
③“沙船”航行于东北、河北和江苏之间，此外航行至东南亚的船只亦泛称“沙船”；
“卫船”航行于江苏、山东各口岸；
“宁船”、“南船”航行于长江以南的各海口。
④《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局折》；
《朋僚函稿》卷十二，《复何筱宋制军》。
⑤《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复何筱宋制军》。
⑥郭嵩焘：
《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⑦唐廷枢：
《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⑧热河三山银矿，本来用机器开采，雇工五百余人，后来由徐润接办，改用土法，雇工三千人，所得利润超过机器开采时。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6页。
⑨朱采：
《清芬阁集》卷八，《禀丁宫保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

佛教起源问题的研究
《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发表了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一文。
作者在分析佛教形成时期的印度经济、政治和思想情况的基础上，对佛教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势力已经遍布整个北印度。
印度土著居民被迫南迁或东撤，留住原地的一部分人沦为奴隶或接近奴隶的阶层。
当时，北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已相当发达。
由于生产的发展，分工的扩大，阶级分化日益加剧。
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
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为种姓制度。
种姓有四：
婆罗门（祭司、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罗（工匠等）。
婆罗门和刹帝利都是奴隶主。
吠舍是不断分化的阶级。
首陀罗实际上是种族奴隶。
种姓制度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产物。
作者认为，佛教兴起时期印度存在两大思想体系，一是婆罗门，一是沙门。
婆罗门派是征服者雅利安人的思想，主张膜拜神灵，祭祀祈福，基调乐观。
沙门派是被征服者印度土著居民的思想，相信轮回业报，宣扬苦行解脱，基调悲观。
这两种思想体系针锋相对，实质上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
在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作者进而探索了佛教的起源问题。
他说，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也相信业报、轮回，充满了彻底的悲观主义。
这是继承沙门的传统，而不是继承婆罗门的传统。
这一看法可以从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证。
从民族关系看，释迦牟尼的宗教活动地区，是在印度土著居民聚居而被婆罗门种姓鄙视的印度东方。
释迦牟尼身为太子，怎么会悲观到要出家？
怎么会了解群众的宗教需要？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民族压迫。
释迦牟尼的悲观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比较普遍的情绪，因而，他的学说有着广泛流传的基础。
从阶级关系看，佛教反对婆罗门，对首陀罗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它的最可靠的基础是吠舍。
吠舍不断发生阶级分化，农民、牧人、商人都属于这个种姓。
至于从纯粹的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与其说佛教同奴隶接近，不如说它同奴隶主更为接近。
此外，从佛陀本人曾拜苦行沙门为师，从佛陀最初的大弟子多出身于沙门等方面，也可以证明佛教继承了沙门的传统。

天津发现战国建筑遗迹
历来认为天津地区成陆较晚，但近年来在天津地区已陆续发现战国到汉代的遗址四十余处，部分遗址的年代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
新近在天津郊区又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并首次发现了一处战国建筑遗迹。
这些发现证明，天津地区不仅远在战国前即已成陆，而且至战国时期已有密集的居民点。
这处古代遗址是今春天津市北仓砖瓦厂在天津北郊发现的。
它位于引河北岸、京津公路以东，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
文化层压在一点五米的黄土层下，厚三十厘米到一米不等。
一共清理出七个灰坑，还发现了战国建筑遗迹一处。
遗迹分门道和住室两部。
门道长一点二五米，宽一点二八米，入室处有对称的柱洞两个。
住室略呈椭圆形，长二点二六米，宽一点七八米，靠后壁亦有柱洞两个。
室内堆积有草木灰、烧土和陶器等遗物。
遗址共出土陶、铜、铁、骨、牙、蚌和炭精等器物七十余件。
从出土文物的特征来看，遗址的年代属战国晚期到汉代初期。

我国科学界举行座谈会
讨论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文章
《红旗》杂志今年第6期刊载了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希望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重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并见本报05月31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上海、江苏和广州等地的科学工作者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就如何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认真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坂田等人在基本粒子理论研究上做出优异成绩，这与他们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就必须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特别优越的条件，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各个座谈会的内容很丰富。
有的同志介绍了自己在工作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体会。
有的同志检查并批判了科学研究回避哲学的倾向，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
有的同志还分析了本门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许多科学工作者以各门科学中的具体事例，论证了《红旗》编者按语中所提出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等论断。
许多同志揭发了种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对本门科学发展的阻碍。
有的同志回顾了本门科学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了自然科学家认真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有的同志批判了国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的错误言论。
有的同志还对坂田、武谷等人所提出的“三阶段论”作了初步评价。

把敌人挤出去
周士第
1942年，是晋绥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
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
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
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里都极为重视。
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间，日寇即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三十余次，历时总计近四百天。
敌人在频繁“扫荡”的同时，又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
在此期间，蒋介石暗中与日寇勾结，发动了第2次反共高潮。
驻在宜川县秋林镇的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下，晋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
接敌区的地主、富农，有的公开投敌，跑进敌人据点；
有的或明或暗替敌人“维持”。
中农阶层，也发生了动摇：
“维持”吧，负担不起；
不“维持”吧，鬼子破坏，地里的庄稼收不回来，没法生活。
只有贫雇农仍坚决对敌斗争。
根据地的面积日渐缩小。
最严重的时候，靠晋中平川的八分区，只剩下十七个村子。
敌人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本来就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
人民衣食不得温饱，部队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和敌人的破坏，不但使晋绥的军民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威胁。
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深深知道晋绥战略地位的重要，因此也曾做了许多努力，来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忙于解决最迫切的衣、食问题，因而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注意不够，反击无力。
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敌人却仍在疯狂地向我进攻、“蚕食”。
于是，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蚕食”，改变这严重局面，便成了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中心议题。
1942年10月，林枫同志从延安回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
“这下可有办法了。
我向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地区的情况后，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
听过林枫同志的传达，我们都异常兴奋。
历史上的无数事实，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复杂的事物中抓住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并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
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并坚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讨论。
干部会正在筹备中，主席又于10月30日给我们发来了电报。
指示我们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
主席教导我们：
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11月04日，分局于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
主席的指示和关怀，对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是极大的鼓舞。
因此会议一开始就非常热烈、活跃。
此时的晋西北，虽是朔风呼啸，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象一盆火一样温暖着所有到会人的心。
大家一致认为：
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
这个“挤”字大有文章。
有的人为了深刻地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
经过仔细的琢磨、推敲，有的人说：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
有的说：
“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
有人说：
“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
岚县的破击战就是很好的证明。
08月19日，全县群众来了个总动员，一夜功夫就破路、割电线八十多里，拆除十三个村子的围墙，毁敌碉堡三个、桥梁四座，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架设静乐通岚县的电话线。”
大家一致认为：
我们越研究，越了解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就能迅速转变。
同志们越谈越兴奋，越谈心里越亮堂。
有时谈得忘了吃饭，通信员再三催促也不肯散；
有时一直谈到深夜，仍不肯入寝。
会议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晋绥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反复研究讨论拟出许多挤敌人的具体办法之后，分局发出了对敌斗争指示。
指示中指出：
“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
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
武装工作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与建立；
除原有的武工队以外，主力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
队长、政委须选派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
指示中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规定。
在军事上主要是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
挤掉敌人据点的方法：
第1、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
第2、相机乘虚袭占之；
第3、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
第4、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占之。
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摧毁“维持会”和肃清汉奸特务等等。
指示中并且特别强调，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大家都满怀信心地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和分局的决定，回到了工作岗位。
各地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中央的“九一”指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各地委书记兼任了军分区政治委员或者司令员；
各游击区和接近游击区的县委，也与在该地区活动的主力团（支队），实行了一元化领导。
环境比较困难的区，有的以区委的名义，也有的以区公所或者武装工作队的名义，统一领导该区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
这就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
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各地委、分区、军区直属部队，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之后，便组织了几十个精干的武装工作队，不动声色地进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始挤敌人。
他们有时分散，有时集中；
有时单独活动，有时配合主力行动，大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打埋伏、摸哨兵、袭据点、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鬼子整得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宁。
12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返延安路经晋绥。
少奇同志在晋绥了解到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和晋绥地区的情况后，特地召开了干部会，对晋绥工作作了很重要的指示。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
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也“挤”不好。
同样，群众工作搞不好，政权工作、党的工作、部队工作亦然。
少奇同志详细指示了晋绥地区今后发动群众的任务之后，又介绍了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
少奇同志的指示，不但使我们对发动群众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加深了我们对主席指示的领会，直接地推动了“挤敌人”这一斗争的开展。
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是从群众的对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
因此，当这一方针又回到群众中的时候，不但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而且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在执行主席这一方针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智慧，真是令人感动。
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可以听到“走！
挤敌人去”的呼唤声；
都可以看到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
“挤敌人”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
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着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很多胜利。
在八分区，群众为了断绝芝兰敌人的水源，先在井里放上死猫死狗。
可是，敌人把死猫死狗打捞出来之后，还是照样打水吃。
一位老大爷献计说：
“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看他再怎么吃。”
群众一听这办法好，立刻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了头，妇女剪了辫子。
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以后，任凭鬼子怎样打捞，也打捞不净。
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再加上我武工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
六分区的忻县，有个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我根据地比较凸出的大据点。
自从提出“把敌人挤出去”后，附近群众想了许多办法挤敌人，敌人仍不肯撤走。
1944年，敌人据点附近一个村子的群众，便提出了把家搬到根据地，不“维持”敌人。
其他村子的群众也响应：
“对，搬，都搬，叫鬼子喝西北风，看他怎么办。”
领导上估计到群众一搬走，敌人就会滚蛋，那时群众仍可回来，便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于是在统一安排下，主力部队和武工队、民兵，包围着敌人的炮楼，根据地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一夜之间，便帮助蒲阁寨周围十几里以内的群众，全搬到根据地，连个盆盆罐罐也没有留下。
群众搬走了，蒲阁寨只剩下敌人孤零零的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象几座孤坟。
敌人被围在炮楼里，吃不上，喝不上，一露头就尝到我们的冷枪，吓得连撒尿都不敢下炮楼。
最后，敌人实在没办法，派了四百多人，才将那些孤魂野鬼接出了炮楼。
可是在他们回忻县的路上，又遭到我们的地雷杀伤，伏兵截击，结果，死伤的比接回去的还多。
挤敌人的生动事例是说不尽的。
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的创造更是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胜利一个紧接一个，捷报频传，真是大快人心。
到1943年，挤掉了敌人据点五十多个，摧毁了八百多个伪村政权，建立了五百多个抗日村政权，争取了一百多个伪村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派，改变了一千多个村庄的形势，严重地打击了敌人。
日寇为配合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所谓“反挤”，1943年09月01日，以两个旅团和大量的伪军，向我晋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
在反“扫荡”的后期，我们抓住敌八十五大队深入我兴县腹地和疲劳的弱点，分析了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又运用毛主席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集中了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方山、临县等地的民兵配合下，将敌层层包围，激战数昼夜，10月10日，将其歼灭在甄家庄附近。
后来又挤掉了敌人据点九十三个，收复村庄三千一百零八个。
特别是八分区，“挤”的更为出色。
胜利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象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主席并特别告诫我们，在每一处打胜仗以后，要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报复。
主席的指示与关怀，更使全体党政军民信心倍增，对敌斗争更加进一步的发展。
晋绥抗日根据地挤敌人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海上歼灭战
——击沉美制蒋帮猎潜舰“剑门”“章江”号组画
黄树德　张征众　贾德信羊争　薛翊汉　艾民有
旧恨新仇
决不让它跑掉
打得狠，打得准
齐奏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