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06月10日
这两天同艾芜也谈了不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我们解放前的创作活动？因为近两年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使我们感觉这样做很有必要。
我深有感慨地向他说：“解放初我说话，写文章总爱说，重新做起！
现在看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因为当时没有对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对自己的创作活动进行过认真的检查。”
我们还对一两位老前辈就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一些30年代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由于解放后已是暮年，社会职务和活动又多，以致无法深入生活，在创作上几乎都搁笔了！
幸而都写了不少指导性的文章……
我们还谈到翔鹤，而且同样对两篇作品进行了分析，最后把问题集中在一个党员如何正确对待所谓委屈，对待犯过错误和受过所谓委屈的所谓老朋友的问题上。
也牵涉到过去错误地认为《广陵散》写得不错，鼓励过他，而我之鼓励他，又多半出于对他近几年来他的消沉的同情，产生了温情主义。
综合我们两三天来的谈话，作为教训，有两点我觉得很重要：力求在工作中和其他方面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不要有任何个人要求，哪怕是几句赞扬的话都不要希望；不要为专业所蔽，对任何问题，包括文艺问题，都应该首先从革命，从阶级斗争来观察。
我们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千万不能“越老越稀里糊涂”，特别需要头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