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06月03日
从宣传部参加讨论《凯歌万代》转来，黄说，王书记找过我，于是又匆匆到前院去。
王在厨房里。
到了他的办公室后，他告诉了我他想同我谈谈的几件事。
其中之一是：黄向他提出要注意同剧协的关系。
我的老毛病照例又发作了，于是举出事例，证明我是注意了同剧协的关系的。
譬如：我断然主张她在会演之前不从文化局搬回来。
回到后院，又碰见黄，因为她已经吃过午饭，我就把她请到家里来了。
于是我一面吃饭、喝酒，一面请她谈谈有关剧协问题，她谈了很多，很直爽，当然也相当尖锐。
这里且不提她所提到的情况，有的出自意测，有的在判断上主观片面，总的说她的意见对我是敲警钟；我有时说话分量太重，就是说太不尊重人了！
在讨论《许云峰》时，确有这种情形；虽然当场我曾做过自我批评。
回想起来，在重庆对《江姐》提意见，也有些过分尖锐。
我向高缨的电影剧本提意见时，说什么“买空卖空”，自然更伤感情。
不过，在对《激浪》提意见时，我倒是客气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记一笔：尽管她谈了一刻多钟，而且我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反驳。
照我的老毛病，还可能发点脾气，但我一直都轻而易举地控制着自己，没有造成不快……
这同我当时的情绪有关。
不用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教”让我受到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