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名芮蒋仲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在某团宣讲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四级工作组，在宣讲结束后，又继续蹲下去，狠抓决议的落实工作，两个多月来取得了明显成绩。

宣讲决议结束后，工作组负责同志考虑，通过宣讲，干部战士对四个第一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但是还没有回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
大多数连队检查出的薄弱环节还没有克服，特别是后进连队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需要领导的具体帮助才能彻底解决。
可是，这时部队任务很多，四面八方都在要人。
是离开连队还是留下？
他们找毛主席著作请教。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这段话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认识到宣讲决议，只是检查总结了前一段的实践，认识到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还只做完了工作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解决问题，需要他们继续帮助连队干部把认识到的东西拿到群众中去再实践、再认识，提高坚持四个第一的自觉性。
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不走。
工作组根据任务的需要统一调整了力量，决心在连队蹲下去。

继续留在连队蹲点，抓什么？
从宣讲决议检查落实中青到，有些连队四个第一落实不够，共同性的根源是没有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因此，在继续帮助中，他们就着重抓住这一点，进行具体帮助。

军政治部副主任曹海炳在六连蹲点，他和六连干部一起研究了连队的思想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采用小整风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关于阶级的论述，还和干部一起，组织一个班讨论怎样用阶级观点处理集体和个人关系，并且总结推广了这个班的经验。
在工作组具体帮助下，这个团目前已有五个连队开始运用小整风的学习方法，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进一步增强了学习效果，推动了当前工作。
同时，他们还根据连队骨干新，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口传身带，帮助连队培养了骨干队伍。

决议宣讲后，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四个第一“转向”的苗头，他们及时抓住，进行教育，继续提高连队干部对坚持四个第一的认识，学习在各种情况下坚持四个第一不动摇的经验。

经过两个月的再实践，再认识，既教育了基层干部，又教育了领导。
工作组深深体会到，决议落实是个反复实践反复斗争的过程，在宣讲决议以后，还应继续留在连队帮助搞好落实，也使领导能够亲手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推动面上的落实。

（郝名芮、蒋仲安）

版面：头版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八二八页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今天就美国F—100、F—105战斗轰炸机侵入老挝，对川圹解放区班班地区进行狂轰滥炸事件，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戈登—沃克。
信中指出，这是美国政府侵犯老挝主权和独立，悍然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印度支那战火的又一严重罪行；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于一月二十日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

陈毅外长在信中写道，中国政府不能不指出，如果听任美国对日内瓦协议肆意破坏而不加制止，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必将发展到危险的地步。
陈毅外长表示，中国政府希望，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的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正视当前老挝和印度支那的严重局势，认真负起自己的职责，采取实际行动，制止美国直接武装侵略老挝和扩大印度支那战火的冒险计划，以维护日内瓦协议和这一地区的和平。

陈毅外长还在信中附去我国外交部一月二十日的声明。

陈毅外长的上述信件已由我国外交部分别面交苏联和英国的驻华使节。
RW：陈毅；
外交部长

作者：刘自楷/宋涛
版面：头版

会上大家参观了程芝荷驾驶的汽车，这辆车十年来跟随部队辗转南北，从福建的武夷山到西北的黄土高原，从黄河之滨到粤西十万大山，经历过南方的盛夏酷暑，也走过千里冰封地带。
行驶的公路，大都是为修建铁路而新建的临时便道，有的是崇山峻岭中的傍山险道，有的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后泥泞难行的黄土路。
但是在程芝荷的精心爱护保养下，车辆的外貌，除部分油漆脱落，由深绿色变成了古铜色外，依然处处整洁油亮，没有一点伤痕，就是车头上的四个灯都是原厂出品的。
他的车跨过了五个中修里程，经车管部门检查鉴定，还可以跑五万公里以上才需进厂中修。
车上的七条轮胎，还是一九五八年换上的，到现在已经平均行驶十二万五千多公里，超过了定额的两倍，车上的工具一件不缺，为国家节约了修车、油料、保养费一万余元。
程芝荷先后立过五次三等功、三次二等功，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职工，去年被立为铁道兵汽车驾驶员标兵。

程芝荷能够创造出这样出色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他出身贫苦，对党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反复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等文章。
越学心里越亮堂，干劲越大。
他把汽车当成为人民服务的武器，象骑兵爱护战马、战士爱护枪支一样爱护车辆。
在西北修建一条铁路时，领导上决定趁黄河冰封前抢运水泥，每天要日夜兼程行驶四五百公里。
当时程芝荷一双脚虽然冻得又红又肿，但每次一到休息地点，就钻到车底下去维护车辆。
他十年如一日，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从不把车子的毛病带上公路。

（刘自楷、宋涛）RW：程芝荷；
驾驶员

作者：马国庆刘恩营王庆昌温正盛李宗廷严顺德张士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总政治部文化部向全军推荐的《四好歌》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以后，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欢迎。
许多部队积极教唱，准备在春节以前学会。

为了使这支革命歌曲迅速地、充分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下基层去教唱和讲解歌词。
工程兵某部党委，要求团、营、连各级干部结合《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学习，和“四个第一怎样才能落实”的讨论，领会《四好歌》歌词的精神，并亲自去给部队讲解和带头学唱。

广大官兵都想尽快地学会这支歌。
不少连队把《四好歌》抄下来，贴在俱乐部和饭堂里，在饭前和熄灯前都学唱几遍。
3332部队和6994部队还利用广播来教唱。
6944部队和270医院等单位，还准备组织学唱《四好歌》的评比竞赛。

目前，《四好歌》在部队里，越唱大家越爱唱，越唱大家劲头越足。
许多同志表示，今后不但要高唱《四好歌》，还要按四好的要求，把本单位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综合马国庆、刘恩营、王庆昌、温正盛、李宗廷、严顺德、张士斌等同志来稿）

作者：马金刚萧廷方
版面：头版

3107部队炮二连排长赵福顺鼓励新战友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接好毛泽东思想的班。

马金刚、萧廷方摄

作者：张雍耿孔飞
版面：头版

编者按：

过硬

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讲的是打球，实际上是讲的活的辩证法。
从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
我想着重谈谈讲话中所表现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徐寅生在球场上，可以说充分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
他充分信任自己，多看自己的有利条件，没有自卑感，于是志气就大了，劲头就足了。
几次国际比赛，他面对强手，不气馁，不自卑，解放思想，放手打去，结果都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讲话中说，比赛时，往往是你怕对方，对方也在怕你。
一个有雄心、有经验、善于分析、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实质的运动员，在这种时候，就善于分析对方，运用战术，调动和指挥对方。
讲话中谈的这一点，很象是在讲打仗。
我们从战争中过来的人，都有这种体验：战斗中，当双方的情况还不甚明了的时候，往往也总是你怕我，我怕你的。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指战员们，正是用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首先在精神上占了上风，同时，冷静地分析敌人，想出一系列的消灭敌人的办法，为胜利开辟道路。
反之，如果首先在思想上掉下马来，你就不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就会处处从消极方面应付敌人，这样，失败就成为了可避免的了。
战斗到紧张阶段，敌我双方都有困难，这时，往往更是谁能熬得过，挺得住，最后的胜利就是谁的。
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争取胜利的坚强决心，在这里就是巨大的物质力量。

打仗是如此，打球是如此，其他各项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做工作就是解决矛盾问题，也就不免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困难。
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也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毅力，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如果一个人总是想着客观条件怎么怎么不好，主观条件又怎么怎么不好，叫这些东西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上就定然不会搞出什么突出的成绩来的。

一个革命者有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还要加上虚心好学的精神，否则就不会有所长进，练不出真正过硬的本领。
那样，任你有什么雄心壮志，也是空的。

关于好学，讲话也给了我们不少启发。
徐寅生是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可是，他还是一点一滴地向其他运动员学习。
队里别人在技术上有了什么新发展，他全知道，真是一个有心人。

虚心好学，首先就要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自己和认识别人。
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就不会有向别人学习的要求。
虚心好学，还要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这高标准就是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胜，为祖国争荣誉。
对我们带兵的人来说，这高标准就是要以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不断地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便粉碎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
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训练中一定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绝不能有丝毫的疏漏，绝不能因为有了一些成绩便沾沾自喜。

打乒乓球需要过硬本领，打仗更需要过硬本领。
这就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勤学苦练。
（张雍耿）

联想

读了徐寅生同志的讲话，觉得的确象《人民日报》的按语中所说的，“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
在这篇短文里，我只讲一点关于联想的问题。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徐寅生是个肯于和善于用脑子的人，是个很善于联想的人。
你看，他看一场电影、一场戏，都要想想同打球的任务怎样联系起来。
参观部队演习，回来坐在汽车上，就想怎样象部队同志带着阶级感情和敌情观念练兵一样，带着阶级感情和敌情观念打球。
特别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能够时刻想着如何用到自己的打球上。
他看别人打球，别人有好东西，都用心琢磨，设法把它变成自己的。
他从别人开玩笑的话中，想到自己技术上存在的缺点，提醒自己努力克服它，在比赛场上，从对手的特点，想到自己的技术，又从自己的失败中找到急需克服的弱点……。

正是由于这种生动活泼的联想，使他能够及时地总结和接受自己和群众以至对手的经验，技能迅速提高。

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用脑、联想，归根到底也就是个善于总结经验的问题。
人人都善于用脑、联想，我们的工作就会不断长进，个人就会不断进步，也就会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多作出一些贡献。

当然，用脑、联想，这也要有个基础，那就是把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那就是深入实践。
假如徐寅生没有那种全心全意为国家争光的精神，没有那样无数次的苦练和国内外比赛的实践，他就不会去想，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想，就没法作出今天这么一篇内容丰富生动、充满辩证唯物论的讲话，也就不能对毛泽东思想有那么深刻的领会。
讲话再一次启示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取得基层工作的直接经验。
骄傲自满，高高在上，将会使我们掉在时代的列车后边，是十分有害的。
（孔飞）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决议宣讲了，讨论了，检查了，认识提高了，找出了经验，找出了教训，提出了改进措施。
但是，认识提高了，还需要付诸行动；
经验教训找得对不对，针对薄弱环节提出的改进措施能不能行得通，都需要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鉴定。

宣讲决议，就是为了促进决议在连队进一步落实。
经过宣讲，干部、战士的认识提高了，这是一大收获。
但是，这还只是做完了工作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帮助连队把精神变成物质，把认识到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落实。

毛主席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工作组蹲点最好蹲一个全过程。
宣讲决议，调查研究，找出了问题，提高了认识，这还不能说就是全过程；
只有把认识到的问题再回到实践中去，并且做出了成果，改进了工作，才算是蹲完了一个全过程，蹲点的任务才算完成。
有了这个全过程的经验，也更有利于指导面上的工作，推动决议在面上落实。

当然，宣讲告一段落，人员可以作一些调整，有的人可以抽出来着手面上或其它点上的工作。
但是，留下一部分人来抓继续落实的工作，还是十分必要的。

从连队宣讲决议落实的需要来看，工作组需要留下；

从工作组蹲点取得全面经验来看，也需要留下；

一句话，还是留下的好。

作者：郑铨陈正元夏禹光卫秦晋

战士董入车，练就了一身杀敌的硬功夫。
他是特等射手，又是刺杀冠军、投弹能手，还是爆破能手和熟练的土工作业手。
在北京部队的一次考核中，他获得了五大技术全能第一名。

董入车这身高强的武艺，是带着阶级仇恨苦练出来的。

“你看到了‘敌人’没有？”
第一次打靶，董入车一心想打个“优等”，可是，偏偏只打了个良好成绩。
他心里老不大痛快，却又琢磨不透没打好的原因。
有一天，指导员于乐礼找他谈心，他便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指导员。
于指导员静静地听着，忽然问他：“你在射击预习的时候，都有些什么想法？”
董入车爽直地回答说：“当然有，我想争上游，争取优异成绩。
……”指导员又问：“你心里恨不恨？”
这一问，董入车莫名其妙了，他想，瞄靶子有什么可恨的？
于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指导员再问：“你瞄准的时候，看到了‘敌人’没有？”
董入车更加疑惑不解了，心想：靶场又不是战场，哪来的敌人？
指导员见他还不理解这话的含意，就向他解释说：“练兵，要带着阶级仇恨、带着敌情去练，不能光想争上游，争取优异成绩。
你想一想，过去阶级兄弟受了多少苦难；
再想一想，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苦难中受煎熬。
想想这些，你对敌人恨不恨？
把这种仇恨带到练兵场上去，脑子里就会有敌人，就会激起你苦练硬功夫的力量。
……”
指导员的话，使董入车受到很大启发。
他想起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当苦役，活活折磨死的情形；
想起自己从小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受尽了多少痛苦。
仇恨敌人的怒火，在他心头燃烧起来了。
再到预习场练习射击，一看见靶子，他就想起了指导员的话，想起了自己的苦难家史，瞄多久也不觉得累。
他下决心要练出一手好枪法，每一发子弹都要打中敌人。

董入车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苦练着。
同志们指出他据枪不稳，他就狠练臂力。
冬天，风沙扑面，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他却偏要找个风大的地方练习，而且不戴手套，不放帽耳。
手冻肿了，裂开一道道的口子，但他想到的不是这点苦，而是练好本领杀敌人。
他自觉地苦练，越练越有劲。

有一次实弹射击，董入车打了个九发八中，这在他的射击纪录上，己是第八十二次优等了，没想到他却把眉头皱得老高。
同志们问他为啥不高兴？
他严肃地说：“平时跑了一发子弹看来是小事，战时说不定就会放跑一个敌人！”
原来他又把打靶和实战联系起来了。
于是，这“一发子弹”又成了他苦练的起点，终于练成了一个枪响靶落的特等射手。

冲锋陷阵不能只靠一手

当董入车练出一手好枪法的时候，副连长张文忠对他说：“冲锋陷阵只靠一手不够，要多练几手，才能在二百米内过得硬。”
董入车按照领导的教育，在苦练射击的同时，注意钻研其它技术。

开始练刺杀，出枪不快，爆发力不强，副连长给他指出，主要是臂力不够。
他便从仓库里找了一根三十多斤重的铁棍，有空就练出枪。
没多久，臂力增加了，出枪也快了，但是准确性还不够，往往刺不中要害。
他就在墙上画了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圈，天天练刺准。
后来又把圆圈缩小到五厘米，练到能够在十米以外持枪跃刺，枪枪刺中。
董入车想，夏天敌人穿得单薄，使点劲就戳穿了，冬天敌人穿得厚实，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能戳穿。
于是，他便在刺杀靶上捆了三层破棉花卷，早晨刺一百下，晚上又去刺五十下，到底练成了一员刺杀虎将。

为了消灭万恶的敌人，什么不过硬，就练什么。
这种决心，在董入车练投弹中表现得也很突出。
起初，他练得胳膊又酸又疼，有点泄气了，师政治部姬副主任来他们连讲传统，讲到一九四二年的一次战斗中，这个连的副连长李白云连投五枚手榴弹，打退四十多个敌人进攻的事迹。
董入车听了很感动，决心向革命先进学习，不打“退堂鼓”。
他平时用防坦克手雷练投远，下地劳动时腰里也别着几个手榴弹，有空就投几下。
有时上山劳动，忘记带手榴弹，他就拣块石头，从山下往山上扔，从这山往那山扔。
他还向兄弟部队的投弹标兵何勤生请教，做了一个沙袋扎在手腕上，练习负重投弹。
没多久，他的投弹成绩，便远远超过了优秀标准。

董入车带着满腔的阶级仇恨，发狠练武，克服了重重困难，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他当排长了，他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应该更加努力，刻苦提高，决不辜负党和培养和希望。
因此，他除了继续苦练战术技术外，还积极钻研郭兴福教学方法，决心做到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把排里战士个个训练成武艺高强、勇猛无敌的“小老虎”。
RW：董入车；
事迹

作者：常占铎于俊仕黄瑞聪

树立哪个班当标兵？

在普及工作中，司令部人员一定要坚持四个第一，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去年五月，团里准备在炮兵中树立一批标兵。
参加炮兵考核的，有两个班成绩比较突出，一个是三炮连八班，一个是无座力炮连二班。
八班长的指挥比二班长稍好一点，技术比较过硬。
炮兵股就选定了八班为标兵班，报到了司令部。

在部务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论。
有的同志说：“八班不是四好班，说明有问题。
二班是连年的四好班，思想红，应该树立二班为标兵班。”
有的同志却说，“既然树标兵，就应该树技术好的，八班的技术好是明摆着的。”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争论，反映出我们司令部某些人员，对于训练工作究竟应该是政治第一，还是业务第一，是思想第一，还是技术第一，存在着模糊认识。
有重视业务技术、忽视政治思想的偏向。
如果以这种思想指导连队普及工作，不仅抓不出好的效果来，而且会把这种只管技术、不管思想的作风传染给连队。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对八班和二班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查。
调查结果证明，八班果然存在着问题，思想某础不牢固；
二班除班长在专业指挥上不如八班长以外，思想、作风、技术全面过硬。
于是，再次召开部务会，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领会决议的精神实质，弄清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
然后，具体分析了这两个班的全面情况。
运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练为战”的思想说明二班虽然目前技术稍差一点，但是思想和作风过硬，有了这一条，基础就牢固，技术就能够很快提高，战场上就敢于刺刀见红，打胜仗。
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树立二班为炮兵的标兵班。

二班树立为标兵以后，技术上果然很快地超过了八班，成为全师数一数二的标兵班。
这个事实，再一次教育了我们司令部的同志。

某团参谋长 常占锋

“样板”为啥变了样？

去年上半年，我参加培训的那个侦察班，经过三个月的苦练，突破了目标交会关，交会率曾达到百分之八十七，总评优秀。
参加军的比赛，取得了第一名。
后又代表军参加上级机关组织的军事表演，成绩也不错。
可是，表演结束以后，他们苦练技术的劲头，也随着下降了。
年终考核时，交会率只达到百分之三十三，原来优秀水平下降到不及格。
这使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他们的练劲不能持久，成绩巩固不住呢？
我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培训中没有坚持政治思想第一。

在培训过程中，我每次进行动员教育，总是说：这不是我们一个班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团、我们师荣誉的一件大事，要有“争第一”的决心。
左一个“争第一”，右一个“争荣誉”，可就很少讲“练为战”。
群众感到压力很大，搞不好没法交代，就硬着头皮干起来了。
为了争第一，争荣誉，毛主席著作学习也中断了半个多月，谈心活动也基本上没有了。
训练中发现一些问题，也多从技术方面找原因，想办法。
有一个战士探家刚回来，因为家务事牵挂，精力不够集中，记录分划和传达分划常出差错。
我没有针对他的现实思想进行教育，只是帮助他解决如何记得快、传得准的技术细节。
他的技术始终赶不上别人，我就认为他天资差一些，领会能力弱，反正不拉本班的成绩就行了，仍然没有从思想教育入手。

回顾往事，我深深体会到，在普及工作中，我们司令部人员下连，时时都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脑子里应该牢牢记着这一条。

某部侦察股长 于俊仕

真是脑子笨吗？

有人说：业务长嘛，顾名思义，就是管技术业务的，抓技术业务还忙不过来，再做思想工作，就会影响技术业务工作啦，果真是这样吗？
我有过切身的体会：

我当雷达业务长时，专业兵华久海一向学习成绩较差，专业考核经常是三分。
我心里想：他天资确实差一些，我应该加倍花时间辅导他学技术。
于是，一个劲儿地叫他练，我也经常帮他学专业，可是，进步还是不大。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从日常生活中和他接近，发现他讲话很有条理，脑子并不笨；
干别的工作也积极，出海执行任务，又不晕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嘛！

我和中队干部、艇长仔细研究，再找其他同志了解情况，才知道原来是他的技术底子打得不好，每次测验成绩又差，产生了自卑情绪，失掉了学好专业的信心。
摸清了他的思想底细，我就经常和他谈心，帮助他学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等文章，鼓励他用愚公移山的劲头来克服困难，象白求恩那样，使自己的技术精益求精。
毛主席著作真象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他的心窍。
他的信心增强了，技术再复杂，也能装进脑子里去了。
接着，我又具体帮助他解决技术中的难点，跟他一起出海，实地去操练。
当基地组织专业集训时，又派他去参加。
在以后的考核中，华久海的成绩节节上升，后来他两次被评为技术能手。

原雷达业务长 黄瑞聪

栏目：编后

司令部人员下连抓普及，应当怎样抓法呢？
这里发表的参谋长、侦察股长、业务长谈的体会，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单纯抓军事技术，不仅费力大、效果差，而且技术也巩固不住。
以政治带军事，以思想带技术，就不仅能把普及工作抓好，而且培养了连队干部重视做思想工作的好风气。

司令部门抓军事技术，不仅要抓，而且应该抓好。
实践一再证明：从政治着眼，从思想工作入手，军事技术就能抓好。
普及先进经验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战斗力包括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而前者又是主要的。
我们的司令部门和技术部门，在管好业务技术的同时，又要把政治思想工作管好，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军政干部一齐动手，就可以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更大威力，把业务技术搞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栏目：编后

你在练兵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敌人？

想想那些屠杀过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想想那群正在越南南方、老挝杀人放火为强盗，你就会懂得，当兵究竟为了谁，练武究竟为了啥；
你就会全身是劲，浑身是胆，勤学苦练，精益求精；
你就会不满足五环、六环，而要九环、十环，不满足一手硬功夫，而要练就一身真本事。

董入车就是这样带着阶级仇恨练兵的。
看见靶子，他就想到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眼里冒火，心里发狠，再累也要多瞄几枪。
一发子弹脱靶，他想到的也是：平时跑一发子弹，战时说不定就会放跑一个敌人。
他已经练成弹不虚发的神枪手了，但是，当他知道消灭敌人不能光靠一手技能以后，又刻苦练刺杀、练投弹、练爆破、练土工作业，……即使当了排长，仍不间断天天练。

董入车的练武事迹告诉我们：牢固树立“练为战”的思想，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热爱人，仇恨敌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度觉悟的具体表现，是苦练成功夫的动力。

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根本，就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武器，认清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阶级本性；
时刻不忘阶级苦、民族仇，不忘世界上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
思想红，才能技术精，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才能象董入车那样，把仇恨铭记心头，刻在刺刀尖上，自觉地练好杀敌本领。

作者：卢志超/王行旻/方航

本报讯 6876部队三机连深入进行拥政爱民传统教育。
全连同志热爱人民公社，关心集体经济发展，不管走到哪里，都为人民公社贡献自己的力量。

机连连党支部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经常进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教育，启发大家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关心人民公社建设。
在教育过程中，他们紧密联系实际，宣传本连的爱社爱民的先进人物事迹，使传统教育深入人心。
六年前，驻地刚刚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遇到一次大旱。
当时的指导员李廷发、副班长林德清和战士廖世全，为帮助公社整修水库，光荣牺牲。
三烈士的爱社精神感召着后来的同志们，继承和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满腔热忱支援公社建设。

近几年来，他们每到一地都和人民公社建立联系，经常和社员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鼓舞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干劲。
他们把公社的困难当做自己的难，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解决。
去年春季插秧时，驻地公社因为缺水缺肥，有三十多亩田，不能按时插秧。
连里知道了这件事，立即组织全连和社员们一起修渠筑堤，为三十亩田引来了溪水，插上了秧苗。
随后又把自己积的粪水挑来施上，使这三十亩水稻获得了好收成。

在部队行军野营期间，他们走到哪里就帮到哪里。
不久前，行军来到某地，住宿的帐篷还没有搭好，便抽出一部分力量帮助生产队拾收稻子。
连里看到生产队没有仓库，木薯没有地方放，第二天又派出会泥水活的战士，和社员一起把仓库盖好。
连队住在离村三里路的山上，也把粪便积起来，每天翻山越岭，送到生产队。
社员感动地说：“解放军住在山上，一天到晚练本领，还把肥料送上门，这样关心集体经济，真象我们社里的人。”
帮助公社建设，为群众做好事，已成为全连同志自觉的行动。
战士张长胜回家探亲，到家第二天就帮助公社修水库。
社员们说：“你路上辛苦了，要干也得休息两天。”
张长胜笑着说：“这个机会难得，为公社添块砖，再累心里也舒坦。”
战士肖清云、黄存心外出执勤，回营途中，看到几个社员围着一堆化学肥料，因为数量多，人手少，挑不了。
两个战士每人帮助挑了一担，一直送到生产队。
社员们再三向他们致谢，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为集体经济流点汗是应该的。”
（卢志超、王行旻、方航）

作者：胡明山杜经志付永利林戴庄陶元龙胡廖罗

为贫下中农办夜校

驻五指山某部队，不久前为贫下中农办起四所夜校。
驻地附近大本大队贫下中农群众求知欲望迫切，部队官兵就热情帮助他们。
有的为夜校送来课本、铅笔和灯油，有的给夜校做了桌子和板凳，教员全由部队官兵义务担任。
几天时间，四所夜校就办起来了，有一百四十二名贫下中农子弟入了学。
（胡明山）

野营不忘帮助群众

最近在山区野营训练的某部七连，千方百计为群众做好事。
他们帮助驻地生产队晒红薯干五万斤，搓玉米五千二百多斤，还帮助修猪圈、积肥料、挖菜窖。
革委会和民兵连、小学校的同志还合编了《军民骨肉亲》等十几个短小精悍的文娱节目，在军民联欢晚会上演出。

 （杜经志、付永利）\\

为烈属军属做好事

在闽南红军老根据地野营的福建安溪县公安队，邀请当年多加过革命斗争的退休老干部，介绍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坚持斗争的事迹，干部、战士很受感动，纷纷为烈属军属、贫农下中农粉刷墙壁，刷洗桌椅，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战士们还向群众宣传了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针。
（林戴庄）

参加修建沿江大堤

最近，某部参加修建安东市沿江大堤。
修堤那天，早上八点钟开工，通信营和侦察连七点钟就赶到工地，机关干部也纷纷参加。
通信营和二营负责挖掘“双道闸门”地基污泥，壕沟六七尺深，他们搭了梯子，把一担一担的污泥传上来。
虽然汗水湿透棉衣，又冷又累，但是，大家还高唱着《社会主义好》，越干越欢，一天时间就完成挖土运土三百四十多立方米。
（陶云龙）

检查纪律 征求意见

炮兵某团领导干部率领群众纪律检查小组在部队驻地认真检查了群众纪律。
检查小组为了不耽误群众搞生产，利用工余和晚上的时间，召集干部、贫下中农和民兵代表座谈，广泛征求意见。
在处理问题时，坚持维护群众利益，合理赔偿。
社员们说：“解放军办事就是认真，细小缺点也不放过。”
（胡廖罗）

作者：邓守智

“南京路上好八连”在野营训练中，和兄弟部队“运城先锋营”四连结成了“一帮一”的对手。
一个从根子上帮，一个从根子上学。
他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创四好的行列里并肩前进。

好八连指导员王经文（右）代表全连官兵把《毛泽东选集》赠送给四连。
他说：“让我们两个连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并肩携手，同创四好。”
四连八班邀请好八连八班的同志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四连炊事班访问了好八连炊事班后，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们弄清了为兵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你看，他们把烧好的开水送到训练场上。

四连学习好八连勤俭节约的精神，自制靶子和手榴弹等训练器材。

作者：曲长怀王乐真杨苏民

水兵救渔民

连云港的海面上风暴连天，大雨倾盆。
一艘四桅渔船被风浪打翻，六个落水的渔民攀着船底，处在严重的危险中。
三一舰接到抢救渔民的命令，马上启动机器，向预报的海面全连前进。

海上的风浪远远超过了舰的抗风力。
一出港，舰体摇摆近四十度，甲板上站不住人了，大家紧紧地抓住栏杆、扶手，严密地搜索着海面。

“报告指挥台，左前方发现目标！”
军舰迅速地向目标驶去，遇险的渔民听见“哒哒哒”的马达声，高兴地叫起来：“海军同志救我们来了！”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舰体摇摆上升到四十五度了。
指导员刘相椿和舰长孙文远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抛下放生圈，很难把精疲力尽的渔民拉上来。
于是，他们决定放慢速度把舰靠上去。
通风口和水密门都关闭了，舱内油烟无法排除，空气十分污浊，机电班的同志都晕船呕吐了，他们每一个人找了一个清洁桶，边呕吐边操作。
舰艇终于稳稳地靠近渔船，把渔民们一个一个地拉上了军舰。

渔民们脱险了，船却留在海里。
船上无人，船底朝天，无法带缆。
怎样才能连人带船一起救起呢？
大家要求跳进水里游冰带缆。
渔民们连忙阻止说：“人得救就行了，下海带缆太危险。”
可是水兵们说：“船是渔家的财产，我们怎能不管呢？”
老战士广金武和副班长汪存美勇敢地跳下海里，战胜迎面风浪，爬上光溜溜的船底系好缆绳。
三一舰与风浪搏斗了六个多小时，胜利回到港口。
上级机关给他们记了一次集体三等功。

（曲长怀、王乐真）

沉船再起

西北风呼呼地怒吼，寒霜染白了苏北原野。
李建公社社员朱明祥驾着渔船来到河里打鱼。
由于船只使用太久，加上几次大风的侵袭，底破船沉，水面上只露出半截桅杆。

一天早晨，野营部队来到渡口，看到这个情况，决定把沉船打捞起来。
打捞渔船的任务交给了警卫排的同志。
指挥连也派出一支“志愿打捞队”。
大家争先恐后地脱下棉衣，跳进冰冷的河水里。
北风刮，冷水泡，战士们身上都冻起了鸡皮疙瘩，但是，谁也不顾这些，一个劲地干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船拖上了岸。
船很破，同志们又去找材料、请木匠，把船修补得滴水不进。

渡口上搭乘部队的船只往来不断。
当最后一批人马过渡的时候，社员朱明祥站在新修好的渔船船头上，不断地挥手致谢。
直到部队登上对岸，他才驾着渔船乘风启航。
（杨苏民）

新华社二十日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一月六日发表题为《在修正主义滋生的欧洲，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胜利》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说，“欧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和胜利是辉煌的。”
“但是，这仅仅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
历史证明，作为资本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的欧洲和北美，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源地。”
文章在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同欧洲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所作的斗争以后说：“欧洲始终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
欧洲的例子比其他地方更好地证实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哪里有革命，也就有反革命，哪里有马克思主义，也就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
哪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抬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斗争在继续进行。
今天这场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激烈。
今天，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继承了昔日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衣钵。
作为过去的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流派的直接产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今天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最大的危险，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并继续造成巨大的损失。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于它在世界上最老和最有权威的党——列宁创建的共产党内出现，因为它损害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因为它是执政的修正主义，因此为了实现其叛变的目的，就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
文章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正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滋生的原因。
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洲就开始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策源地。
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被压迫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就发动猛烈的正面进攻，以保持和扩大它在全世界的统治。
国际资产阶级为此制订了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军事多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施加压力的计划。”
“国际资产阶级这种多方面的压力的产物，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映的修正主义。
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帮助自己的这个产物，企图破坏和摧毁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经验已经证明：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越是取得胜利，它的地位越巩固，它的力量越强大，资产阶级就越是把希望寄托于支持机会主义来从内部破坏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方法上。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越是对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敌人取得胜利，机会主义就越来越伪装和隐蔽，它越来越来取偷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即修正主义的形式。”
“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修正主义在欧洲传播的一个极其有力的支柱。
当前的修正主义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因为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一个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传播，特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并且在苏共二十大打出了它的修正主义旗号的情况下，越发严重了。”
文章说，“现代修正主义者用尽了一切手段、施尽了一切计谋来迷惑人，企图使人们相信欧洲是他们所说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堡垒’，‘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旗手’，‘革命火焰的中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最先进的前线’。
他们力图‘证明’，在其他的一切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变质了，被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取而代之了，所以人们必须普遍传播‘欧洲的救世光明’。
修正主义者利用欧洲革命传统的声望，竭力‘用肥皂来冒充奶酪’，以现代修正主义来冒充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世界上的任何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受以欧洲为大本营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毒害，扑灭其他各洲人民的革命风暴，让欧洲的共产党人去睡大觉，以便安然实现他们的罪恶勾当。”
“现在的欧洲已经变成了最猖狂的修正主义的主要堡垒。”
文章说，“修正主义者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他们的革命行动和斗争上，而是寄托在政治和外交勾结上，寄托在帝国主义首领的‘理性’和‘明智’上，寄托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寄托在资产阶级宪法和议会上，寄托在‘结构改革’和同保守反动势力的联盟上。
修正主义者在欧洲工人阶级队伍中散布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力图瓦解他们的斗志，使他们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们意志消沉。
修正主义者企图用他们的叛卖路线来把若干欧洲国家有光荣传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进行社会革命的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党，由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有组织纪律的革命先锋队变成一种松松散散、没有明确目标、没有一个政党所必须的严明纪律、可以听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野心家和投机分子随意进出的组织。
他们已经在着手修改共产党的‘性质、作用和组织结构’，不要党在争取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修正主义者借口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不仅不再揭露工人阶级的主要分裂者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而且在同社会民主党靠拢和逐步合并，他们尽了一切力量在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同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各种反动分子结成联盟。”
文章说，“欧洲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同铁托集团、社会党头领、基督教和天主教民主党头领以及一切反动势力串通一气，同时又向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以及他们自己党内和国内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健康力量发动了猖狂进攻，无保留地支持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叛卖活动，并且自己也进行了许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活动。”
文章说：“欧洲修正主义者由于奉行和从事机会主义、叛卖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和活动，因此他们要对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严重局势，特别是要对给欧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祸害和损失负全部责任。”
“西欧修正主义者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者在使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和靠拢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加快步伐走下去。”
文章在谈到欧洲修正主义者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映时说：“被绑在赫鲁晓夫的战车上的欧洲修正主义者为他们的头子的不光荣的下场深感不安。
他们同声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表示遗憾和不赞成。”
“苏联的现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老搭当——赶忙安慰各个地方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说，他们将不犹豫地、忠实地继续奉行他们的头子赫鲁晓夫的路线。”
文章说：“为自己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欧洲修正主义者，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斗争的高涨深感不安。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和扩大自己在国内的影响，修正主义者有时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些言论或作出一些姿态，表面上好象在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
但是如果审察一下他们的政策和整个活动、他们对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态度的实质，就显而易见，欧洲修正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散播各种有害的幻想，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阻挠和压制民族解放运动。”
文章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采取的态度，明显地证明了他们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背叛，证明了他们的沙文主义和他们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效劳，来镇压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不仅对于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的命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欧洲各国人民的命运和未来、对于人类的进步发展也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如果不彻底击败现代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自己的革命力量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联合起来，如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修正主义滋生的欧洲就不能从资本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
文章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否认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的必要性，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竭力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离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这一指责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和诬蔑。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认识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必须联合一切革命潮流，特别是联合我们时代的最大的两个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感到必须援助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同样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也感到必须援助和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援助和支持，是民族解放运动顺利地发展、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革命进一步深化和使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需要真正的革命的援助和支持。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其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但为向这些国家人民的解放和反帝斗争提供有效的援助和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者帮忙来扑灭和压制这一斗争。
欧洲修正主义者的路线是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无条件投降的路线，是借所谓‘和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面彻底裁军”之名而抛弃自由、独立和革命的理想的路线。
这条背叛的路线能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
因此，修正主义今天不仅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巨大危险，而且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危险。
不反对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和同盟军，不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不能取得顺利的发展和赢得胜利。”
文章在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必将来到欧洲时说：“欧洲今天滋生的修正主义不会是永久的。
过去也曾经出现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优势的时期。
这就是第二国际时期。
当时，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拍手叫好，大肆喧嚷马克思列宁主义已被埋葬，欧洲的革命已经完了。
但是资产阶级好景不常。
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政党取代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党，第三共产国际取代了背叛的第二国际，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革命洪流驱散了革命低潮。
同样，目前欧洲革命低潮的状态终将改变。
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
不论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所谓暂时的‘繁荣’还是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不论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铁托分子等人的蛊惑宣传还是背叛活动，都阻挡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文章指出：“但是，历史的经验过去和现在都表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不会自行到来。
为此，必须天天进行斗争，天天做工作。
今天，在欧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它扼杀革命热情，磨灭工人阶级和欧洲一切劳动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斗争精神，使欧洲各个共产党远离革命的道路。
因此，不对机会主义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目前的一切表现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可能使欧洲的工人运动及其先锋队——各个共产党——摆脱其影响，不可能形成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也不可能把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引向胜利。”
“欧洲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整个的革命的一生中都同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一贯要求同机会主义决裂，一贯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真正的团结而斗争。”
文章说，“这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大背叛的坚决斗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现在和将来所要求的，它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所要求的，它是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荣誉和尊严所要求的。
今天，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革命的共产党、一系列欧洲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存在本身而进行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提上日程了。”
文章说：“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尽全力要完全扑灭欧洲的革命精神，使欧洲同北美一起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堡垒，以图压制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
但是，他们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欧洲，共产国际的欧洲，英雄巴黎公社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西班牙战争和反法西斯抗战的欧洲，有着并没有衰亡、也永远不会衰亡的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和精力。
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有着巨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
始终是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日益坚决和日益有力地进行着斗争。”
“欧洲和北美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作为世界上一切共产党人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今天具有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因为他们是在现代修正主义的堡垒内部进行战斗，必须炸毁这个堡垒，必须把它化为灰烬。”
“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自己合法的和非法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党内外进行工作，来对抗修正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的势力，建立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和新党，在党内进行斗争，以维护被修正主义者践踏的原则，反对修正主义者的策略，缩小修正主义者的活动范围，揭露修正主义者的路线和目标，使修正主义者在共产党员群众中陷于孤立，并最后清除他们。”
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还在苏联当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保持的‘平静’和‘沉默’，要特别保持警惕。
苏联目前的修正主义领导，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他们有一些顾虑。
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政策和方法造成的经济困难，数十万党和国家的正确革命干部的被清除，对斯大林生平和事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卑鄙诬蔑，使苏联权威和威信扫地的向帝国主义投降和屈服的可耻的政策，损害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同美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靠拢和结盟，赫鲁晓夫集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奉行的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的疯狂攻击和采取的敌对态度，苏联目前领导顽固地邀请的赫鲁晓夫的整个修正主义和背叛路线，已引起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深刻不满，已使开始盲目行事的千百万人睁开眼睛和使他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觉悟起来，已引起了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和进行有原则性的斗争。
苏联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觉醒，正在各个战线上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的积极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的发号施令叫人听从‘指挥棒’的政策，他已在他的盟友中、各修正主义集团中引起了严重的缺口，出现了要同苏联疏通、争取较大的独立性和能更自由地靠拢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趋势，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权威和威们，而已也给苏联造成了新的经济困难。
现在，苏联现任领导正经历着一个过渡时期，要寻找出路和确定新的策略，以图避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和打击，以图使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固定不变，以图使自己的朋友即使不是保持在过去那样的直接领导之下，至少也不让这些朋友越过苏联领导行事而执行独立于苏联领导的政策。

“正是这种困难的和矛盾的处境，使得苏联现领导人设法保持‘沉默’或‘平静’状态。
表面上，他们竭力装得比他们的头目赫鲁晓夫来得有节制，造成一种他们能够改正错误的幻觉，而实际上，他们在执意继续奉行原来的赫鲁晓夫路线。”
“这种‘平静’的和‘沉默’的时期，对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有利，对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害，因为，修正主义者力图在这个时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更猛烈的进攻。
另一方面，在这种‘平静’的局面之下，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它同修正主义者的关系上一直非常活跃，并对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迫使他们作出新的让步和向帝国主义靠拢。
而苏联领导人则利用这种‘沉默’局面来重建赫鲁晓夫同帝国主义者保持的所有联系和协议。
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断绝、也从未废弃这些联系和协议。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共产党人，不能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新阴谋和新策略之骗，不能陷进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设下的‘沉默’的圈套，不能对苏联目前修正主义领导抱任何幻想，不应把这个领导同苏联、同志联革命的各族人民混为一谈，而必须始终如一地和毫不动摇地进行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性斗争。”
文章最后说：“在修正主义的策源地欧洲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斗争，它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了伟大的事业，从不吝惜这一切，他们甚至在最黑暗反动时期，在法西斯野蛮时期，也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畏惧和退缩。
现在是革命的共产党人起来反对叛变、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建立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原有的那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团结的时候了，这种团结曾使无产阶级取得无数胜利。
在世界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阵地，给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欧洲与国际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健全的肌体上的一个脓疮，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须毅然决然切除这个脓疮。
现代修正主义象过去的修正主义一样，必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可耻的破产。”

社论说：“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信，赫鲁晓夫最后终将被赶出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
这位苏联前总理及前第一书记的思想、方法直到习惯和爱好都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所应有的。”
社论说：“一切似乎表明，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健康力量已经开始向那些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鼓励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和严重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进行清算。
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对最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和苏联政府内部发生的事件不能不深深地和真诚地感到欢欣鼓舞，并表示希望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社论说：“苏联电台和电视台、《真理报》、《消息报》及塔斯社都清除了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们是进行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和在苏联经济中实行资本主义的方法和制度的背叛性宣传运动的犯罪者。
这些人也是最近苏联报纸和电台发起的卑鄙下流的反华运动的负责人。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亲密合作者，他的讲话和报告的撰稿人也受到了制裁。”
社论说：“但是，光驱逐赫鲁晓夫是不够的。
必须彻底地总结苏共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或许从斯大林逝世以来，所经历的全部道路。
苏联共产党对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巨大责任要求，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分析应该是尽可能最深刻和最客观的。
赫鲁晓夫不仅意味着‘饶舌’、‘吹牛’、‘不成熟的提议’（冒险主义）、‘紊乱的阴谋’（无原则地玩弄阴谋）和‘懒惰’；
赫鲁晓夫首先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无耻地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投降。”
社论说：“我们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拒绝与赫鲁晓夫本人有密切联系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改良主义路线。
要看出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道路’的理论的修正主义实质，并不需要具有很多马克思可宁主义的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著名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目的在于撤换和清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输入资产阶级思想私货的阴谋。”
社论最后说：“我们希望通过驱逐赫鲁晓夫，能在苏共内部开始一个全面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期，并且希望这个大党重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突击队’。”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刊物《新思想》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发表的扬·希麦克写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十月的活的遗训》的文章，继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叫嚷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文章说，“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观点和实践的严重破坏的目前时期，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观点的坚定性和它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正经历着考验。”
文章说，“最近时期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格格不入的‘自力更生’概念……这是一种想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孤立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现实企图，这破坏社会主义体系的一致，提出这种理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能不看到，在两个世界社会体系斗争的时期中，在基于科学技术革命之上的世界生产力的集中和中央化的客观趋势的条件下，无法建立狭隘的、相互孤立的国民经济。”
文章说，“虽然如此，如果中共和其它某些党的领导人还要求自力更生，并把加深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必然性解释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者‘破坏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只能认为这是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客观趋势。
他们的行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无任何共同之处。

“但是越来越清楚，中共领导人的论据决不表达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而是表达他们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和大国主义的目的。
他们的论据使人们意识中的民族主义残余复活，从而在客观上同资产阶级的宣传滑到一个立场之上，并同资产阶级的宣传一起向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进攻。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行径，与客观需要和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完全背道而驰。”
文章还说，“目前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涉及到人类和社会主义的生存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据塔斯社索非亚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在索非亚举行的保加利亚学生节庆祝大会上讲话。

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政府正在作一切努力以防止热核战争。
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政府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冒险主义。”
他说：“在保加利亚代表团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再次强调指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关系中的一切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保加利亚共产党完全支持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大会的纲领和大会所制定的路线和战略。
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最忠诚的战士。”
在这以前，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就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四周年发表了一篇社论。
社论认为，“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结论和估计”“不仅对苏共，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
社论说，“事实表明，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了，这一会议应当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作为主要目的。
绝大多数的党已经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

新华社二十日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刊物《党的生活》和《社会评论》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号发表反华文章，继续指名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当代重大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并表示支持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党的生活》十一月号发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莫尔纳尔写的题为《我们的思想工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的文章说，“中共领导人的破坏团结的做法、分裂主义的活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中的基本原则，使保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正确的方向成为首要的任务”。
“有必要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
文章诬蔑说，“中共领导人把思想争论变为自己民族主义和领导企图的工具。”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给右派和民族主义分子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分裂的方向提供了机会。
那些不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和不理解我党政策的某些同志利用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观点。”
《社会评论》十二月号发表题为《多事之年》的社论说，“今年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机构有人事变动，但是苏共的政策正如苏共中央所强调的那样，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之后仍然不变。
这在实际措施中也兑现了。”
社论鼓吹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并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去年第二十一期和二十二期合刊的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说这篇社论再次以尖刻的声调使公开的争论复活，并对兄弟党进行攻击，“重复了众所周知的假左倾的立场，不正确的观点又再次占据了地位。”
这家杂志同一期还发表题为《教条主义是怎样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规律的观点的？
》的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说，“这就是个人迷信时期以及今天在中国教条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完全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观点的真正性质和思想武器。”
文章说，“教条主义把规律看成是独立的并把它看成首要的。”
“教条主义又责备那些不是根据抽象公式，而是根据现实利益而发展的真正的运动。
他们认为，如果现实不符合‘革命的’理想，那么‘现实就比理想更坏’。
这种诡辩正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的标志。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和平斗争的成就，而认为我们所说的‘建立没有武器和没有战争的世界’是‘纯粹的空想’，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在教条的逻辑的基础上谴责那些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而不准备武装起义的共产党。”
文章攻击说，“中国的理论家在宣传战争不可避免性”。
而“今天谁大谈战争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谁就是无意地暴露了他不愿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企图。”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闭幕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七中全会上对大会讨论作了总结发言。

乌布利希在谈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时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与兄弟党的代表讨论时主张关系正常化并使他们相信有必要为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我们曾建议创造一种使得起草委员会会议有可能举行的气氛。
为此目的，我们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是必要的。”
乌布利希接着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以及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时已开始这样做了。
我们认为，在没有相互歧视的情况下，在共同的讨论中和在学术性杂志上，能够进行兄弟党之间所必需的那种实事求是的讨论。
在莫斯科会谈时，我们还指出起草委员会会议必须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同任何歧视或排除某一个党的作法联系在一起。
某些关于根本性问题的文件将共同拟定，草案和修改的建议提交给各党，使他们在起草委员会下次会议之前能够表示自己的意见。
要多次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保证客观地澄清问题以及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谅解。”
乌布利希说：“由于一系列新问题已成熟起来。
社会主义各国党和政府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有必要更经常地交流经验。”
乌布利希说：“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使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还不能说，从新的形势中已作出所有的结论。
我指的是从世界社会主义体平的发展、从遭受殖民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以及从一些人工业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出的结论。”

新华社二十日讯 意大利共产党《再生》周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评论说：“正式宣布把原订于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延期到三月间，这不能不被认为是积极的。”
评论说，这是“因为人们并不是处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致使得进行越来越显得重要的辩论成为不可能的处境中。
恰恰相反，新的各种接触和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多，在这些建议中，意共的建议并不是落在最后的……在这方面，中国报纸近几天发表的某些文章的语调，肯定是令人遗憾的。”
评论说，延期开会是为了“更好地筹备会议。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看来，更好地筹备意味着更好地进行辩论。
为此，必须加强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接触，来弄明白可以积极地进行讨论的一些问题，建立一种工作方式，使筹备委员会会议具有协商和工作的性质，这种性质一方面使会议有益，另一方面也使会议不致变成参加会议的党和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参加会议工作或会议开始时的工作的党之间产业政治歧视的一个因素。”
评论认为，“鉴于目前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的不可调和，鉴于中国最近的立场的严重性，也鉴于其他党对于相互关系可能采取的形式、工人运动在目前发展阶段中的团结，表现出意见分歧，所以我们并不抱幻想而把上述各项看成是容易的事情。”

作者：辛冶

一

一九六○年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颁布以来，我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坚决贯彻军委和林彪元帅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处处呈现着一片龙腾虎跃的蓬勃景象。
部队中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一浪高过一浪，不断涌现，一阵强似一阵，四处风传。
人民战士所从事的火热斗争，所创造的英雄诗篇，所展示的高尚理想、革命情操，几乎每天都在激励着我们。

《带兵的人》所反映的，正是我军现实的斗争，是广大官兵的革命实践。
作者在剧本中所要表现的是，必须坚决贯彻军委和林彪元帅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说服，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训练部队，创造真正过得硬的四好连队。
我们在舞台上所看到的，是连队里热气腾腾、勇往直前的生活图景，是战士们赤胆忠心干革命的英雄形象，是人民军队向非党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迈进的步伐！

二

文艺为政治服务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揭示和解决革命实践中的活的思想问题。
在艺术实践中，他就是要抓住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加以典型化。
这样才能教育人们站在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发扬什么思想，学习什么榜样，反对什么倾向，吸取什么教训，如何团结内部，如何对付敌人。

《带兵的人》在抓活的思想方面有了可喜的收获，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称赞。

剧本通过部队中两种不同带兵思想的斗争，从侧面反映了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等，在落实中的矛盾。
连长林智勇和指导员陈德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四个第一，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入手，以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的管理教育原则带兵，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训练部队。
这和二排长杨爱洪单纯争荣誉、红旗第一的锦标主义思想，对待新战士的迁就姑息的态度，正好是针锋相对的。
也和五班长李福山简单生硬的管理教育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通过看来似乎是平凡的日常训练生活，表现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
林智勇是革命事业心、革命责任感很强的一个基层干部。
他清醒地看到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时刻准备投入战斗。
他思想红，干劲足，办法多，能力强。
他是一个军事干部，又很重视作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地和指导员一起进行连队的思想建设。
他了解连队的战士，从笛声的变化能听出他们思想情绪的波动。
他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培养战士，甚至于在业余时间组织小乐队的活动中也不例外。
他要求战士们懂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尽的义务，明确对全世界三分之二还没有解放的人民应负的责任。
他认为对战士的严格要求，就是最大的爱护。
他对荣誉、红旗有正确的态度。
他讲究实效，不图虚名，要求战士带着仇恨，带着敌情练兵，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训练部队。
林智勇的革命品质、革命情操，值得我们学习。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工作进一步突出起来，把我军建设得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武装侵略，彻底粉碎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一方面，他也能给我们以启发。
这样的干部，才能带出思想红、作风好、本领高的过硬的战士来。
二排长杨爱洪的思想和作风，则同林智勇相反，四个第一在他思想上是没有落实的。
占据着他头脑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是小单位的荣誉，说得准确一点却是个人荣誉、个人得失、个人主义。
他用资产阶级的锦标主义思想对待无产阶级的比学赶帮群众运动。
这和无产阶级的为阶级争荣誉，为人民争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荣誉，为战胜帝国主义和粉碎修正主义争荣誉，为人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争荣誉是背道而驰的。
存在这样的错误思想，就必然影响军委和林彪元帅所提倡和强调的根本性的东西的落实，就不可能带出过硬的战士来。
虽然，杨爱洪这个人物在艺术表现上有点粗糙，但是，对于表达剧本的主题，对于反衬正面的形象，对于观众的教育意义，还是有作用的。

三

林彪元帅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对于部队文艺工作者迅速地、深刻地描绘人民军队伟大的进军，塑造革命战士英雄的品质，表现我们新的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关于抓创作的“三结合”、“三过硬”等一系列的指示，已经在部队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发生了显著的作用。
领导给任务，指方向，出主意。
文艺工作者听党的话，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
专业向群众学习，群众在专业指导下提高。
创作一经“三结合”，在艺术上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就能解决部队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带兵的人》的创作经过，生动他说明了“三结合”是抓创作的重要方法。
广州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冬，就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反映在党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创造四好连队的好人好事和部队的新的精神面貌。
作者在出题目后。
象战士受领战斗任务一样，很快下决心到生活中去了。
戏刚写成排出，部队看完就热情地组织了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机关干部等一系列的座谈会，对剧本提出了批评或建议。
在作品进行加工的时候，广州部队的领导同志还亲自和作者进行研究，帮助作者抓住两种带兵思想的矛盾。
加深剧本的教育意义。
作者说得：“战士打仗，要听指挥员的话，创作员搞创作，也必须紧紧地依靠党依靠领导。”
“群众是生活的创造者，又是艺术作品最好的鉴别者。”
演员们在《带兵的人》演出中的再创作，鲜明地展示了“三过硬”对艺术创作的推动作用。
在舞台上，我们所看到的热烈红火的连队生活，健康纯朴的战士气质，并不是演员们本身原来就具备的生活和气质，而是经过了辛勤的磨炼才获得的。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决按照了“三过硬”的要求来做。
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人的革命化，要求首先当好一个革命战士，象战士一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战士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跟战士一样过连队生活、练军事技术。
在整整一年的排练创作的时间内，他们按着剧中人物编队，按连队工作程序安排工作、生活和学习。
剧中的班长、指导员就是平时生活的班长、指导员。
戏里有“一对红”、老带新，平时生活中也组织了“一对红”、老带新。
戏里的指导员在平时生活中也象戏里一样关心大家的生活和思想。
他们每天和连队战士一样，坚持一小时的天天练。
所以，在舞台上才能表演出对刺和攀缘绳索的硬功夫。
有一位演员说，这“不仅演了戏，而且练了人”。
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充分他说明了“三过硬”的重要意义。

总的说来，《带兵的人》在服务于我军现实斗争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表现我军现实斗争的艺术实践上，也给了我们以有益的启发。
但是，这个戏也还有不足的地方。
剧本在批判了杨爱洪红旗第一、单纯争荣誉的锦标主义的同时，又过多地渲染了战士们单纯争红旗的情绪，对部队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面貌反映得不够准确，有些活思想还反映得不够深刻。
连长林智勇的形象还不够生动丰满，指导员陈德发的戏还不够有分量。
剧本的戏剧性、故事性稍差，结构也欠严谨。
希望作者继续加工，使这出戏能够更臻完善，好上加好，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更高的境界。

作者：辰生

五好战士周全

连长和排长

连长和班长

指导员和排长

新华社河内十九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越南南方解放军平也前线指挥部一月四日在平也附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平也战役中解放军和游击队共歼灭美——伪军二千多人。
据宣布，在被歼灭的敌人中一包括二十八名美国侵略者。
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共击毁各类军用车辆三十七辆，其中包括“M—113”式两栖装甲车团的整个分团；
击落敌机二十四架，击伤十三架。

越南南方解放军的指挥员在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大量美国飞机在平也地区降落时，只在一小时中，解放军就当场击毁敌机十四架，击伤两架。

这位指挥员在谈到平也大捷的巨大意义时说，这次战斗表明，越南南方军民进攻敌人的决心极高。
在一个小战场上就歼灭了大量敌军有生力量，这是历来消灭机械化装备的敌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在这次战役中，军民团结一致，人民积极掩护和帮助部队杀敌。
敌军的“两栖装甲车战术”和“直升飞机战术”遭到了彻底破产。

新华社河内二十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一月份上半月，西贡周围各省人民武装力量在响应人民武装力量指挥部的号召而开展的“决胜”竞赛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拔除了敌人十个据点和哨所，打死、打伤和俘虏两百多名敌人，其中有一个连和三个排伪军被全部歼灭，打死五名美国侵略者，缴获武器一百五十件。

报道说，人民武基力量在一月二日深夜和三日凌晨进攻并拔除了边和省的三安军事哨所；
袭击了龙城县城的敌人办事处；
截击了前来搬运美国侵略者尸体的一连伪军，打死打伤六十名，其中有两名美国侵略者。

在敌人保卫西贡防线的嘉定省，人民武装力量在八日深夜和九日凌晨分别袭击了平正县的六个军事据点，夷平了两个据点，完全歼灭了伪军二十五师三营的一个连和一个排。

人民武装力量在八日夜间袭击平正县新日乡时，全部俘虏了驻在这个乡的一“战斗青年”排，在土龙木省的莱眺县拔除了敌人的一个哨所，在袭击富利防区的战斗中，打死打伤和俘虏三十三名敌人，缴获武器二十一件。

报道说，在一月上半月，槟椥，美萩、鹅贡等省的军民也同西贡周围各省军民一起展开杀敌立功竞赛，拔除了敌人许多军事据点和哨所。
===== 反对帝国主义控制联合国 支持苏加诺退出联合国决定-雅加达十万人反美大示威-示威群众在美国大使面前挥动拳头，愤怒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我们要打烂你这只纸老虎！”

新华社雅加达十九日电 今天上午这里大街上举行了十万人的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控制联合国。

走在示威队伍前面的是属于各政党的七十六个印度尼西亚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携手前进，在他们之前，一个先锋高举着一面红白交辉的印度尼西亚国旗。
示威持续了三小时之久。
示威者高呼：“支持苏加诺退出联合国的决定！”
“粉碎美帝国主义！”
等口号。

他们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政府，表示七十六个群众组织完全拥护苏加诺总统退出联合国的决定，要求政府立即接管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的企业，禁止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影片进口。

备忘录还要求坚决执行基本土地法和收获分成合同法。

示威者带着许多标语牌和宣传画。
有一幅宣传画绘着敢于斗争的印度尼西亚革命人民在射击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美帝国主义者。
这个美帝国主义者狼狈不堪。

参加示威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科学家、士兵和退伍军人。

在一九四五年著名的泅水战役中负伤的残废军人阿库姆也参加了示威队伍。
阿库姆指着他的伤痕对新华社记者说：“我的左腿里还有一颗‘盟军’的子弹。
美英帝国主义一向镇压受压迫的弟兄们，一贯敌视印度尼西亚人民。
我们不能同他们象朋友一样坐在联合国里。”
示威队伍中的另一位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老战士法克图尔·哈迪对新华社记者说：“按照我的经验，联合国没有给我们任何好处。
正相反，美国人在联合国的幌子下曾经力图通过海牙圆桌会议协定来迫使印度尼西亚同荷兰殖民主义者妥协。
完全是靠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斗争，不平等的海牙协定才被废除了。”
法克图尔·哈迪握紧拳头说：“我国人民曾经在丛林中用简陋的武器打败了‘盟军’，我们是征服不了的。”
穿着工作服的青年机械工人西卡斯兰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工厂里的许多工人已经报名当志愿人员，并要求发给他们武器。
他说：“我们随时准备上前线打击侵略者。”
士兵苏塔佐对新华社记者说：印度尼西亚军人坚决拥护苏加诺总统退出联合国的决定，决心和人民并肩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示威队伍在塔姆林街雄赳赳地前进的时候遇上了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霍华德·琼斯坐的汽车。
警察叫他的汽车停下来。
示威者挥动拳头在琼斯面前愤怒地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我们要打烂你这只纸老虎！”

新华社二十日讯 法国共产党《人道报星期刊》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北京的新攻击》为题，刊载伊夫·摩罗的文章。

文章针对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他们的论战停歇一些时候以后，现在又大肆恢复了。
他们目前进行论战的形式特别虚伪，因为他们假装只攻击赫鲁晓夫，他们甚至假装认为，撤除赫鲁晓夫的苏联党和政府首脑的职务是由于他所奉行的政策。”
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列举他们所谓的‘赫鲁晓夫的罪状，的同时，主要是谴责苏联的和平政策和苏联领导人的原则性的坚定态度。”
“事实上，北京这样恢复的攻击，并不是‘反对莫斯科’，而是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共同制订的总路线。”
在这前一天，《人道报》还就《红旗》杂志社论刊载一篇题为《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新攻击》的报道。
这篇报道说：“他们再一次并不满足于拿他们的错误立场同这条路线对抗，而且还使用粗暴的诬蔑，例如把和平共处政策同‘投降’混同起来，或把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说成是‘阶级调和’。”
它说：“因此，《红旗》的文章要使人相信，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将放弃和平共处政策，并放弃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
报道还说，“幸而现实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勃列日涅夫刚刚在塔什干毫不含糊地重申了继续执行苏联的政策。”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号的美共《政治月刊》就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篇题为《两个重大事件：最初的一瞥》的社论写道：“赫鲁晓夫突然出人意外地辞职了。”
“我们深信，历史将以赫鲁晓夫在他任职期间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的成就归功于他……在这些贡献中，突出的是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使和平共处成为现实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社论说：“目前的苏联领导人已经表明，苏联在谋求和平共处方面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仍旧不变。”
社论接着谈到中国核试验说：“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原子弹试验感到不安。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试验是一个走向和平的步骤。
苏联的核力量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把保护伞，没有必要再独立发展核武库。”
社论认为：“应该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召开最高级会议讨论核武器问题的主张，虽然中国人的激烈反对部分禁试条约的态度仍旧是妨碍进一步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这种态度同以前一样必须放弃。”
社论说：“最近的这些发展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以及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恢复团结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特别令人不安。
当然，这场意识形态争端的性质和内容并未因为苏联领导的变动而改变。
勃列日涅夫的演说表明新领导在这方面的立场并未改变。
他说：‘苏联共产党将为召开一次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积极进行努力，我们深信这样一次会议能够而且应当为实现这些目的作出贡献。
’”
社论还说：“我们党已经表示过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们现在仍旧支持。
同时，必须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论战——冷静地、不加恶意谩骂地进行——，作为有可能最终恢复团结的唯一基础。”
这家刊物在同一期上还刊登了拉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起的意识形态争论，体现了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而且在我国左派内部在一些最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文章认为，“这不只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人的错误立场进行论战的问题”，“事实上，围绕着目前的争执的主要问题是正确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问题……中国党的错误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对这种矛盾的分析有毛病。”
文章写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
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争取新社会和防止核战争的一种手段。
“当前所有的其他矛盾正是在这种范围内进行活动的。
一切都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心矛盾的影响。”
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们不理解关于基本矛盾的观念。”
他们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重视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很尖锐。
“今天根据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而使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具有‘主要’矛盾的地位，而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降到第二位。”
“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按照阶级状况划分的，而是按照地理状况划分的。
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再引用的格言所说的，‘东风正在压倒西风’。
这最后导向把世界上的基本矛盾说成是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看法造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样一来，中共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设法把解放运动代替工人阶级作为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领袖”，从而“贬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这样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采取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中国的立场是“按照民族的界限分裂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把民族解放斗争孤立于这个运动之外，并且破坏被压迫国家本身的阶级斗争。”
文章还说，“中共的民族主义也表现为其他的形式”，“中共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互助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贸易，并取消援助和合作关系”执行“狭隘民族主义的经济自给自足政策”，“中国政府越来越拒绝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进行“粗暴诽谤”。

文章接着说：“中共领导还强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在今天也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概念。”
文章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一部分真理，……但是它进而夸大了这些计划，使它们同其他因素不成比例，从而作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
文章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立场实际上为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的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联盟打开了大门，这种联盟表面上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际上是主要针对苏联，硬把苏联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
文章最后写道：“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名义上是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实际上是走上了直接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他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而采取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
因此目前的国际冲突不是苏联党和中国党之间的争执，也不仅仅是就策略问题进行的一种辩论。
相反地，这是一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
文章强调：“不能沿着意识形态妥协的路线寻求这种团结。
在这方面，双方是不能合在一起的；
同机会主义妥协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
因此只有在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拒绝一切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实现重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