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决定-陆军：步兵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四年，特种兵和公安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空军：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海军：舰艇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六年，岸上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版面：头版

陆军：步兵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四年，特种兵和公安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空军：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海军：舰艇部队的士军和兵服现役六年，岸上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新华社十九日讯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朱德委员长主持。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

新华社十九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通过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交常务委员会办理的第一百八十八号提案，对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决定如下：

一、陆军的步兵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四年；
陆军的特种兵和公安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二、空军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三、海军舰艇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六年；
岸上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七日讯 康开消息：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十六日广播，老挝爱国武装力量防空部队十三日击落美国喷气式飞机共四架。
这是电台对老挝爱国武装十三日击落美国飞机战果的补充报道。

报道说，十三日十二时十分到十七时三十分，二十四架美国喷气式战斗轰炸机轰炸川圹解放区的第七号公路时，有四架F—100型和F—105型飞机被爱国武装力量防空部队击落。
其中两架坠落在富浓地区；
一架坠落在班班西南面地区，另一架坠落在班班东北面地区。

作者：刘少奇
版面：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RW：刘少奇；
主席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解放区狂轰滥炸的直接侵略行为。
声明全文如下：

一月十三日，美国F—100和F—105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二十四架侵入老挝川圹解放区，对七号公路班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对于这件事情，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发言人已于当天公开宣布，直认不讳。
这是美国约翰逊政府明目张胆地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对老挝直接军事侵略的严重行动。

自从去年四月美国指使老挝右派发动万象军事政变以来，美帝国主义就不断派出空军，对老挝解放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武装干涉老挝内政。
与此同时，美国还一再破坏老挝三方会谈，力图阻挠十四国会议的召开。
最近一个时期，美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它对南越的侵略战争，又指使老挝右派同南越傀儡集团勾结，向老挝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联合进攻，并且出动包括F—105在内的战斗轰炸机对老挝解放区狂轰滥炸。
这一切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扩大印度支那战火的新的冒险计划。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对老挝直接侵略的行为，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对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军事冒险，否则，它必将在老挝人民和整个印度支那人民的坚决反击下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政府希望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正视当前老挝和印度支那的严重局势，认真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采取实际行动，制止美国直接武装侵略老挝和扩大同度支那战火的冒险计划，以维护日内瓦协议和这一地区的和平。

作者：钱嗣杰
版面：头版

新华社广州十九日电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前来我国休假，于今天下午乘专车从深圳到达广州。

专程从北京前来广州迎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到车站热烈欢迎宫本显治同志。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郁，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李一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曾生。
当宫本显治等日共同志走下车厢时，邓小平、康生、陶铸、刘宁一、陈郁等迎上前去，向他们亲切问好。
女青年向宫本显治同志等献了鲜花。

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李子元、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安博前往深圳迎接，并陪同宫本显治同志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十九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今晚在广州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以及他的随行人员。

今晚参加宴会的，有康生、陶铸、刘宁一、陈郁、黄永胜、李一清、林李明、曾志、曾生、李子元、赵安博。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宴会后，宫本显治由邓小平、康生、陶铸、刘宁一、陈郁等陪同，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昨天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休假。

到机场欢送的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政治局委员袴田里见、冈正芳、藏原惟人、米原昶和其他领导人。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应中共中央邀请，前来我国休假，于一月十九日到达广州。
右图是宫本显治同志由邓小平、康生、陶铸同志等陪同步出广州车站。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传真照片）RW：邓小平；
总书记

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今天打电报给寮国战斗部队最高总司令坎代·西番顿，祝贺寮国战斗部队建立十六周年。
电文如下：寮国战斗部队最高总司令坎代·西番顿同志：

欣逢寮国战斗部队建立十六周年，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战斗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第一线的寮国战斗部队全体战友，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十六年来，兄弟的寮国战斗部队，在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同老挝人民一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许多光辉的胜利。
她愈战愈强，她已经成为一支坚决维护老挝人民利益的、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现在，久经锻炼的寮国战斗部队，正在为实现自己祖国的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统一，保障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事业，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和干涉，不断地给予从地面和空中来犯的敌人以有力的回击。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你们的爱国正义斗争，热烈祝贺你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斗争中所获得的光辉胜利。
我们深信，你们的斗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祝中、老两国人民和两支革命军队之间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林彪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RW：林彪；
元帅

栏目：同新战友谈家常
版面：头版

欢迎你们，亲爱的新战友！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跨进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你们响应祖国号召，接受亲人嘱托，抱着献身祖国国防事业的崇高理想，从农村、从城市、从各个不同的岗位走上了国防战线。
对于你们的到来，我们感到无限兴奋，表示热烈欢迎！

从人民解放军创立到现在，先进的工农青年和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不断地涌进部队。
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是和广大青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革命战争、对国防建设的贡献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无数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的子弟，许多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战斗行列，为我军增添了新的血液，将使我军加快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增强保卫祖国、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力量。

亲爱的新战友们，你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页开始了。
你们将奔赴祖国国防事业中最需要的各个地方去，成为祖国天空、海洋的保卫者，边防、海防线上的哨兵，勇敢的坦克手、炮手、勤劳的炊事员和驭手……。
你们将走上祖国国防建设的各个岗位，担负起繁重艰巨、因而也是最光荣的任务。
光荣的责任落在你们肩上，人民的期望记在你们心间。
你们将怎样开始这新的一页生活呢？

亲爱的新战友们，你们已经换上崭新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你们首先就要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军队，象了解和熟悉你们的工厂、生产队和学校一样。
我们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亲手缔造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团结，亲密无间的人民军队；
是能够赴汤蹈火，完成任何任务，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的英雄军队。
近几年来，军委和林彪元帅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和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和一再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
这些都是促进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根本措施；
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这些根本的东西，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的传家宝。
亲爱的新战友们，你们加入部队，接过先辈的枪，首先就要接好这杆思想上的枪，接好毛泽东思想，接好我军的光荣传统、人民军队的传家宝。

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毛主席从井冈山起亲手奠定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发扬了这个传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了这个光荣的传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今天，我们还要继承它，发扬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是我们无产阶级军队独有的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可以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一代传一代，接过来传下去，发扬光大，就能使我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本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过去，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无数英雄，在作战中临危不惧，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到底，就是发扬了我军光荣战斗传统结出的硕果。
今天，“南京路上好八连”能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硬骨头六连”能够保持过硬作风，还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战斗英雄吴元明、舍己救人的欧阳海、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等，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开放出的新的花朵。

亲爱的新战友们，你们不是立志要向革命前辈学习，自己也决心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战士吗？
那么，首先就要学好毛主席著作，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不论你当空军战士、海军战士、铁道兵、工程兵，还是炮手、坦克手、步骑枪手……；
不论你们手中掌握的是什么武器，首先都要掌握好这个共同武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目前，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候。
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
在国际上，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更加蓬蓬勃勃。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
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四分五裂。
美帝国主义正陷入全世界人民重重包围之中。
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了。
在国内，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旗帜，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帝国主义坚持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继续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不断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积极策划扩大印度支那战争。
国内的阶级敌人，还在顽强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
我们要握紧手中枪，永远做一个彻底的国内革命派，彻底的国际革命派，打败任何敌人的进攻，担当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我们要积极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好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亲爱的新战友们！
我们从今天起，开辟这个《同新战友谈家常》专栏，目的就是为了讲传统、交传统，帮助大家从基本问题上了解和熟悉我们的军队，接好毛泽东思想的班，更好地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新战友们，你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些什么问题，也希望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讨论。

年青的新战友们！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保卫祖国的岗位无限光荣。
相信你们一定能接好毛泽东思想的班，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当好普通一兵，为争取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荣誉，在国防战线上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
让我们的青春在战斗生活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吧！

作者：曹北星梁峻英李健豪高毛毛文戎陈济
栏目：四个第一怎样才能落实

任务完成了，用什么标准衡量成绩？

是不是只是眼数、斤数、米数……？
下面几个单位的情况说明，还有比这些具体数字更为重要的标准：那就是治思想。

政治挂帅练出来的成绩 才是巩固的过硬的

某仓库党支部开支委扩大会，学习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时，大家批判了“完成任务好，什么都好，政治思想也好了”的看法。
同志们把上半年射击第一练习和下半年进行的专业训练作了对比，说明衡量工作成绩第一个标准是政治思想，离开了这一条，任务、成绩都是不能过硬的。

第一练习实弹射击，各种武器有的打了良好，有的打了优等，成绩应该说不错。
可是用“决议”一衡量，这成绩里面就有问题。
当时提的口号是“打出成绩迎接四好初评”。
许多人认为打好了就能评上，打不好什么也谈不上。
结果当时练兵情绪蛮高，打得也不错，打靶以后，这股劲头很快就松了，后来进行第二练习射击，就打了个不及格。
这件事说明没有好的思想作基础，即使一时取得了成绩，也经不起考验。

什么才算真正的成绩呢？
大家感到下半年在业务技术人员中，开展专业训练的成绩就比较扎实。
这次专业训练是从练思想开始的，当时业务人员不重视到库房里勤学苦练，只强调坐在办公室学技术。
领导上组织大家学习了《实践论》，扫除了思想障碍。
练兵中强调练一个题目，学习毛主席的一个观点，问题解决了，回过头来再运用毛主席的观点总结提高。
用这个方法，上半年业务技术人员练出的本领就过得硬，上级机关进行夜间考核，优等占百分之六十。
保管员龙锦茂经管三个库房的几百种物资，抽测十几项，他不但对答如流，而且能摸黑发出各种物资，做到无一差错。
大家说，这次专业训练是政治统率业务，思想觉悟提高了，所以苦练的劲头，持久不懈，这样得到的成绩，才真正的过硬。

曹北星

既要看数字上的成绩 更要看思想上的收获

前些时候，我们部队割马草，有两个连队事前都作了动员。
一个连在动员时，讲了骡马在实战中的作用，讲了喂养好牲口的重要，还根据毛主席《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讲清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和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积极完成任务。
另一个连动员时，只讲了割马草是上级给的任务，要坚决完成，还说“先下手为强，要是去迟了，别的连队把附近的草割光了，任务就完成不了”等等。

两个连割的马草都堆得一般高。
上级来检查，开始认为这两个连队完成任务是一样好。
后来一深入调查，发现马草的数量是一般多，可是思想上的收获却大不一样。
前一个连队认清了割马草的意义，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当大家看到全连那一大堆马草时，都感到在勤俭建军、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尽了自己一分力量，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后一个连队因为是从“先下手为强”的思想出发，割草中就有争工具、争草地的现象。
任务完成了，风格很不高。

同样是割马草，结果有同有不同，前一连队不仅马草丰收，思想作风也得到锻炼提高；
后一个连队马草也丰收了，思想作风却“减了产”。
所以，衡量完成任务好不好，不能见物不见人，既要看数字上的成绩，更要看人的思想上的收获。

团副政委 梁峻英 组织股长 李健豪

既要看任务完成怎样 还要看作风培养怎样

隆冬时节，二连和三连接受任务，要在七天之内挖出一条一千多米长的排水河，为来年生产作好准备。

三连接受任务后，指导员杨隆华提出：“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扬集体主义思想，越是艰苦困难的时候，越是培养集体主义思想的好机会。”
他们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说明挖河的意义，讲清只有发扬集体主义思想，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很好地完成挖河任务，提出的口号是：“全连一条心，成绩靠整体”。
在集体主义思想指导下，他们作到既明确分工，便于开展竞赛，又提倡主动互助，发扬团结友爱精神，班与班挑应战条件中有一条是：“看谁先完成任务，支援别班”。
第一天，一班先完成了，主动支援四班，电话班当时是第二名，班长臧良洲对全班同志说：“要向一班学习，早完成任务，早支援别人。”
连里大力宣扬了这种好作风。
开始，一排比别的排先挖完，有的战士提出早完工早回去。
领导上就对他们说：“一个排好还只有一堵墙，只有垒好四堵墙，才能盖成房子。”
战士们懂得了这个道理，都积极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主动支援别人。
因此，三连每天都是一起兴高采烈地上工，一起兴高采烈地收工。

二连却不是这样，他们为了调动部队劳动的积极性，提出的口号是：“任务分到班，谁先干完谁先回家。”
这口号看起来真有效，大家都抢着干活。
干得快的，十二点半钟就回了家，干得慢的，很晚才回来。

两个连的任务都完成了，他们紧接着接受了翻地的任务。
二连由于“谁早干完谁早回家”的思想作怪，班与班之间、同志之间很少互相帮助。
这时，党员批评领导的这种作法，削弱了集体主义，助长了个人主义。
三连就是另一种情况：干部战士都感到，在共同劳动中集体主义思想增强了，同志之间阶级感情加深了。
挖河中互相支援，全连完成任务后还主动支援兄弟连队，翻地中，相互支援更是形成了风气。

这两个连的干部回顾挖河劳动的过程，都觉得受了一次活教育。
二连干部说：“单纯为了完成任务，不抓人的思想，想不到带来了这样的后果。
今后不论执行什么任务，都要自觉地坚持政治挂帅。”
三连的干部也更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工作，哪怕是一件很具体的任务，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真正做好。

毛文戎 陈济

既要看具体任务是否完成 也要看动机和指导思想

新疆某部队七五炮连战士在讨论“任务完成好是不是就是政治思想好”时，许多同志强调提出，要看完成任务怎么样，还应当看完成任务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什么，动机和指导思想不对头，具体任务完成了，算不得政治思想好，也算不得任务完成好。
而且就是有成绩，也只是暂时的，迟早要出岔子、露馅儿。

去年要动员一批老战士转到农场去，当时连里光给大家讲去的农场生活条件如何如何好，而没有从根本上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讲清去农场建设祖国的意义。
去是去了，但有的人去了以后，思想上有波动，不大安心。
这样，怎么能算真正完成任务好呢？

讨论到这里，有的同志还坚持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好，理由是政治思想不好，就不可能完成任务。
这时，大家又用自己亲身体会作了说明。
战士高仕德说：“我上中学时，脑子里常想的是将来当专家，就在这种为个人成名的思想支配下，我很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年年成绩都是优秀。
这怎么能说明我的学习成绩好就是政治思想好呢！”
经过讨论，七五炮连战士们认识到，完成任务好和政治思想好不能划等号；
政治思想不好，在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也能暂时地完成某一项具体任务，只是这种完成任务，最终是经不起考验的。

高毛

作者：林彪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离开人民；
是党的军队，不能离开党。
我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我们要用政治指导军事，用政治指导日常工作。
政治是最根本的，政治落后，其他方面都会落后。

——林彪

栏目：编者的话

工作做完了，衡量工作好坏，主要的标志是什么？
今天，几位同志的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衡量工作做得好不好，尽管有很多方面，但主要的，第一位的，是政治思想。

为什么？
这要从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任务来理解。

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为武装集团。”
我们的军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如果离开了政治，不知道为谁当兵，不知道为谁打仗，不知道为谁革命、为谁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我军打仗，从来是靠政治，靠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
打仗靠政治；
日常完成任务、创造成绩，也是靠政治。
政治是全盘工作的基础，完成任务的结果，一定又要加强这个基础，而不是削弱这个基础。
战时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就是在平时教育和工作中培养锻炼出来的。

因此，任务完成了，不但要看数字成绩，还要看你是如何完成的，是不是依靠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完成的。

任务完成了，不但要看当时完成的情况，还要看带来的后果，是不是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

真正的完成任务好，应该是思想、任务双丰收。
而且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提高了部队的无产阶级觉悟、培养了三八作风。

林彪元帅说：“必须把各种各样的工作排队，最主要的作为基础的是思想工作。
我们要把思想工作搞好，不然，就没有巩固的基础。”
我们在执行各项任务的时候，在检查工作成绩的时候，都应当想想林彪元帅的这些话，看自己是把思想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了呢，还是把其他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了？

作者：马春德

“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这种说法的实质是离开了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
衡量成绩的第一个标准是政治。
看成绩，不能只看表面，要看这个成绩是怎样创造的，是依靠政治工作，还是靠别的什么，是加强了思想建设，还是损害了思想建设。

“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
这种错误认识，在我们部队里是存在的。
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刻广泛的讨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在分析这种思想实质之前，先谈谈我亲身经过的两件事。

一九五六年，我在教导连当连长。
组织步枪第一练习射击的时候，上级要求是：进入单炮训练之前打完，成绩要保证良好，力争优等。
经过一段练习后，我抽了十多名预习成绩较好的同志试打。
心想，这些同志如果大多数能得优等，全连总评优等就有几分希望了。
可是打的结果大部是良好，只有少数优等，甚至还有不及格的。
这一下我慌啦。
屈指一算，连星期天星期六在内，到限期只有十五天了，照此下去，肯定完不成任务。
怎么办呢？
“突击”！
于是决定：一般的军事课向后推，好天练瞄准，下雨上政治课，星期天也取消了，课余活动也让路了。
星期六，指导员说要党团员过党团生活，汇报一周来工作思想情况。
我说：“党团生活要结合中心任务，专题研究如何保证打优等。”
争了半天，最后因为我是支部书记，就按我的意见执行了。
由于不从思想工作入手，射击没有打成优等。
寻找原因时，我没找出真正的教训，反而批评班排长技术指导不细，说战士脑子不灵。
把全连的人都批评了，就是没有批评自己。

另一件事情紧接前一件。
这一年我们接收了一大批新战士。
我想，新战士这样多，管理工作是个大问题。
为了防止事故，我规定了很多制度，如：每天早操后全连集合验枪，下岗后领班员验枪，射击预习前验枪。
体育活动要以班为单位，班长不在不活动，没有保险不活动，下雨天不活动等等。
凡是可能出事的都有规定，可算得具体细致了吧？
但是思想工作不做在前头，制度也就实现不了。
仅仅一周的训练中，跳木马摔伤了三个战士，哨兵走火，驭手班的骡子跑出来咬人，接连出现了好几起事故。

当时我苦恼极了，反复思考是什么道理。
最后我想起了很早以前看过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毛主席在这里面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是啊，如果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的自觉性调动起来，工作是不是会做好些呢。
因此我和其他干部研究后，停了一天半军事课，分别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动员。
重点提出三个问题讲解：一、事故多对军队的战斗力有啥影响？
对国家财产的破坏损失有多大？
二、为什么会发生事故？
三、每一个同志对防事故有什么责任？
然后分班讨论，大家都积极发言，检查自己，提出了很好的防事故办法，还定了防事故公约。
从此体育活动时，干部不在也有人保险，有人组织。
射击预习时，干部不在有人验枪。
凡是容易出事故的活动场所，都能相互督促，检查提醒注意。
事故杜绝了。
这一件事使我得到了教育，尝到了甜头。
以后凡是别的单位发生了事故，或本连有了事故苗头，就进行一次教育。
所以在以后的五年中，我所在的连队没有发生过事故。

从这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中，我想到“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的实质就是不想抓思想工作。
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凡是有这种认识的人，他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一定会争时间，数人头，党团活动、政治教育、业余活动，甚至战士的睡眠统统都得让路。
如果有人坚持原则，提出批评，他会说：“调整一下矛盾嘛，哪一件不是党的工作？”
似乎那样做就是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用点时间去发动群众，讲讲政治，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就会妨碍完成任务。
其实，把任务摆在第一位，把思想放在第二位，才真是错误的，才真会妨碍任务的完成。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我们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组成这支军队的每一成员，必须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才能最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个任务。
我们搞训练、生产、施工，哪怕是很微小的具体工作，也都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总的任务的。
离开了这一总的任务，失去了政治方向，军事技术再好，生产、施工再好，统统都是无用的。
林彪元帅说：“我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我们要用政治指导军事，用政治指导日常工作。
政治是最根本的，政治落后，其他方面都会落后。”
第二，认为任务完成好就是政治思想好，也违背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一个连队是不是政治思想好，不能拿一两件事情作根据，要看中央军委的精神是否贯彻下去了，各种政治思想工作措施是否落实，是不是人人读毛主席著作，人人做思想工作，资产阶级思想是否被无产阶级思想压倒了，总之，要看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了。
完成任务好是衡量政治思想好的一个条件，但要看长久，不能以个别事件做依据。
凡是政治思想工作真正做到家、思想过得硬的单位，完成各项任务一定过得硬，即使是今天还不过硬，明天一定过硬。
这是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开展创造四好运动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第三，认为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好，也是思想方法片面的一种表现。
只看到完成了任务，而看不到在完成任务中的思想怎样。
有些单位任务完成了，但是思想基础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如有的就是在锦标主义、英雄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下，完成了一两项任务的。
这样完成的任务是不巩固的。
只看到做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占了一点时间，却看不到思想工作做好了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
政治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最艰苦的工作，是长期的、时时刻刻不能中断的工作，不是一个早上突击一下就能完成的。
林彪元帅说：“政治思想工作是要经常进行的，绝不是这个时期重要，另一个时期就不重要了。
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不断提高、不断加深、不断革命的过程。”
我们用林彪元帅指示的精神对照一下，那种认为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的论调是何等的片面，何等的错误。

总之，认为完成任务好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实质就是把任务摆在政治思想之上，是十分错误的，它阻碍了我们四个第一的进一步落实。
我们军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漠不关心，都有责任进行批判，同时也都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脑子里是否有那种思想，哪怕是微小的，也得要把它连根拔掉。
由于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头脑里有些错误的东西是不奇怪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具体地说，就是学好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学好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改造自己看问题的思想方法，除此再无别的办法。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指出，苏共宣告把二十六国党的会议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举行，对于片面地和毫无根据地召开这个会议的作法毫无改变，因此，日共认为没有必要根本改变它主张停止召开这个会议的立场。

他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京都举行的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集会上说这番话的。
《赤旗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这次讲话的摘要。

宫本显治说：“我们党主张停止召开苏共原订于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筹备会议，而建议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分别开会，会上将强调立即采取一致行动，以便有效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苏共这一次的公告只是说，原订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推迟到明年三月一日举行。
对于片面地和毫无根据地召开二十六国党的会议的作法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虽然苏共里逐渐有人出面说，他们重视我们党所主张的立即一致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然而，苏共毫无任何正当理由地试图片面召开这次会议，好象它是站在各兄弟党之上的党。
苏共事先没有就召开会议的程序和其它问题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充分求得意见一致，苏共正继续执行它过去的政策。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党对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本改变我们过去的立场。”
他还说：“我们再次强调，正如我们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所表明的，我们将满怀信心地斗争到底，直到实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时为止。”
RW：宫本显治；
讲话

一

现在，在我们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上，产生了两党之间四十年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复杂的局面。

众所周知，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下述事实引起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一直在走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与团结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他们违反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对我们党也一再进行非法的攻击和干涉，终于采取了令人不能容许的行动来公开支持和帮助志贺、神山一伙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正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所明确指出以及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肯定的那样，为了改善今天已经恶化的两党关系、恢复两党之间的团结，首先必须做的事情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完全停止一切破坏我们党的活动”。

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国内外一系列的问题上正遭到重大的破产和困难。
它的最清楚的一个表现是，作为这一潮流的最大支柱而一直带头推行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已被从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的领导地位上赶下了台。
自从十月十六日公布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时候起，我们就在极其密切地注视着批判和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新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对于在赫鲁晓夫领导下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于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以至犯下甚至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分裂危险的分裂主义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已经过去两个月了，直到今天苏联共产党新的领导并没有表示出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分裂主义路线、从原则上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团结问题这样一种积极态度。
特别是，没有采取任何一个积极措施以改变由于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以前对我们党进行非法的破坏活动而引起的局面。
不仅如此，正如下述的一连串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就是在苏联共产党新领导的领导之下，对我们党的公开攻击和内部干涉，仍旧以各种形式继续在进行，甚至更加猖狂地利用志贺和神山等卖党分子恶劣地对我们党进行捣乱活动。
这种活动是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行动。
就象我们党已经再三表明的那样，对于这些非法的攻击和捣乱活动决不能含含糊糊、置之不理，而将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

二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机关报《劳动报》，十月三十日以第三版整版篇幅刊载了关于日本工人斗争的专辑。
在这个专辑中，刊登了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出席了今年七月召开的总评第二十六次定期大会的维·普罗霍罗夫书记的回国报告。
令人惊异的是，普罗霍罗夫在他的题为《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力量》的报告中，借着报告总评大会开会情况的名义，而把力量完全用于谴责和攻击日本共产党，力图在苏联的工人和人民面前把我们党描绘成为一个反工人的、反人民的政党。

普罗霍罗夫首先提出春季斗争中的四·一七罢工问题，把我们党在这个斗争的开展过程中在领导上犯了错误的情况，说成好象是我们党同政府和垄断资本串通起来采取了背叛阶级的行为。
他甚至特意引用志贺和神山一伙反党分子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对我们党进行了严重的谴责，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立场“是违反日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上同日本垄断资本的立场是一致的”，还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同压迫和剥削日本工人阶级的家伙属于一个阵营”。

我们党曾经在今年的春季斗争中，围绕四·一七罢工问题，在领导上犯了重大错误。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自从政治局在七月召开的九中全会上提出文件以来，我们党进行了坦率的自我批评，同时指出了积极的前进方向，全党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努力纠正这个错误。
我们丝毫不想掩盖这一点，如果是从真心希望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进展的立场出发，进行认真的批评的话，那么不管对我们党的错误进行什么样的批评，我们都不会不听的。
普罗霍罗夫在这里进行的“批评”，是具有同这种善意批评完全不同的性质的。
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做法也是很清楚的。
他竟不顾在四·一七罢工问题所犯的错误是“我们党在实践纲领和政治报告的整个活动的前进道路上发生的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一事实，而攻击了我们党的整个政治立场。
此外，尽管政治局在九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已经发表了三个月，但是普罗霍罗夫在他的文章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总结，而且完全闭着眼睛不看这个领导上的错误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总的说来党的活动已经恢复正常，党同群众的正确联系已经重新恢复这一事实，而只是原封不动地，没有批判地重复《日本之声》一伙攻击党的论调。
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真正意图。
普罗霍罗夫只不过是站在和志贺、神山一伙相同的立场上，利用四·一七罢工问题，把它当做攻击和诬蔑我们党的材料而已。

其次，普罗霍罗夫集中谴责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一再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说什么“这伙人同要求加强和平的活动相对抗，呼吁今后也不要支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他们的行动是更加丑恶的”，“分裂主义者对各国人民的崇高的人道要求进行的谴责和攻击，是粗暴而冒渎的”。

他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谴责是对着什么人的。
但是，正如他的整篇文章所明确表明的那样，他在这里称作“各国人民的人道要求”而加以赞扬的，是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更清楚他说，就是向美国屈膝的投降主义路线。
他从这种立场出发，无条件地赞扬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分裂主义活动，说这种活动是对和平事业的重献。
这种分裂活动是，企图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强加给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破坏这个运动的统一，终于以“三县联”为中心组织了对抗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另一个集会。
普罗霍罗夫所谓“分裂主义者”和“对人道要求的冒渎”等等谴责，显然是针对着这样的人们，即拒绝追随赫鲁晓夫式的“美苏合作”路线，坚持正确的和平共处的斗争的路线，反对一切分裂倾向，维护在阻止核战争、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下把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团结起来的统一的方针。
使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获得成功的所有人们，而首先是对着我们日本共产党的。
但是，自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今天已经一年半，世界形势的发展以无数的事实证明，正是赞扬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并拼命把它强加给世界和日本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人们，才是违背阻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各国人民的人道要求”，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美国核战争政策的作用的最坏的分裂主义者。
普罗霍罗夫对我们的谴责，在这里也完全破产了。

最后，普罗霍罗夫竟把背叛了党和人民而被驱逐出党的反党分子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称作“共产党人”，详尽地介绍他们给总评大会的贺词（这个贺词甚至在总评的大会上也未宣读过），再次攻击我们党，同时颂扬志贺和铃木等人，好象说他们才是真正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的“共产党人”，是给日本工人阶级指出斗争方向的真正的领导人。
普罗霍罗夫的报告说：

“共产党人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两位国会议员，代表报纸《日本之声》同志会，向总评第二十六次大会送致了贺词。
他们在贺词中声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条约和四·一七工人罢工的方针是错误的。
……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指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条约的立场具有反人民的特点。
……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巩固自己队伍的统一，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将来不再重犯这种错误，听取工人的意见，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就最明显地暴露了普罗霍罗夫的真正意图。
普罗霍罗夫的回国报告，目的并不是要向苏联工人报告日本工人斗争的真实情况，而最大的目的在于：（1）诽谤日本共产党现任领导，说他们已经陷于难以救药的“反人民的”立场；
（2）宣传说以志贺和铃木等为中心的“日本之声同志会”是为纠正现任领导人的错误而勇敢地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集团；
（3）赞扬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他运动中出现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活动。
普罗霍罗夫给他的报告标上了《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力量》这样一个题目。
但是普罗霍罗夫究竟和谁“团结”在一起，这是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的。

难道普罗霍罗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借口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流和团结，而公然地攻击这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进而公然支持反党分子的破坏党的活动，是符合“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的吗？
完全不容置辩，这是最粗暴地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同争取日本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阶级团结的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里不能不使我们重视的是，不能认为普罗霍罗夫对我们党的攻击仅仅是普罗霍罗夫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决不是仅仅应该由《劳动报》编辑部负责的事情。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如它的章程所明确写明的那样，是处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的，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
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干部，在这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中央机关报上，从公开支持志贺和铃木一伙的反党集团的立场出发，无理地谴责和攻击我们党这一事实，仅仅这一点也已经用具体事实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丝毫不想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进行反省，并且继续策划和进行着破坏我们党的活动。

三

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对我们党所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不仅仅是普罗霍罗夫的一篇文章。

例如，在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以后的第二天的十月十八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一则题为《日本文化活动家的声明》的消息，详尽地介绍了渡边义通等人为与志贺和神山一伙相呼应而发表的攻击我们党的声明。
而且，《真理报》对于我们党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消息却只字不提。
在这以前，每当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等人发表反党声明时，《真理报》都不遗余力地详细加以介绍，并且明目张胆地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反党活动。
而这家报纸十月十八日刊登的这则消息，就是公然地向国内外表明，《真理报》编辑部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以后仍然继续采取支持反党分子的立场。

还有，“莫斯科对日本广播”，今天仍然继续把志贺和神山等人称做什么“日本的爱国者、共产主义者”、“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
“莫斯科对日本广播”不仅把被我们党开除出去的反对工人阶级的叛徒仍然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支持志贺和神山等人提出的、似乎开除自己的处分是一种无视党章的无理处分的说法，竟然完全忽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所决定、并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同意的给予这些叛徒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些事实说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所指出的下述论断是极为正确的：“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批判赫鲁晓夫，并不意味着仅仅进行这样的批判就表明了他们要从根本上消除由他们的一些行为所造成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由于这样一些问题造成的，例如他们签订了给我国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他方面带来很大困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强迫别人支持这个条约，或者对我们党进行非法的破坏活动，从而使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等等。”
就是在赫鲁晓夫解除职务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这些人也丝毫不想改变这样一种分裂主义立场：不仅没有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以便为改善日苏两党的关系并使其正常化开辟道路，相反地却公开支持志贺、神山等反党分子同我们党相对抗。

不仅如此。
最近的事态表明，这些人不只限于利用报纸和广播对我们党进行攻击，而且还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计划，有组织地援助志贺、神山等人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企图打击我们党，进而在我国的民主运动与和平运动方面，重新加紧同那些妄图破坏运动统一和团结的反共分裂主义者的勾结。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这显然是反党和卖党分子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同意和指挥下所策划的谋求“大团结”的阴谋活动。

大家都知道，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等人在十月初发表声明，要争取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即公开站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上的“新组织”打出了反党卖党分子“大团结”的旗号。
但是，由于此后不久发生的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而受到的打击，这个“大团结”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的破产，名副其实地陷于“丧失了方向”的状态。
可是，就在这种混乱一团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别洛夫同志，向志贺发出了请柬，而志贺接受邀请，要十一月四日访问了苏联。

毋须赘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是直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
这一机关邀请了志贺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希望继续同志贺、神山一伙破坏党的分子进行接触和合作。
而且，在“会见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据《日本之声》二十一期报道）的志贺回国以后，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四人，又一次联名发表“声明”，恬不知耻地自称为“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并且打算把一切反党卖党分子“都团结起来”，以“有组织地”与我们党相对抗。
从这一经过来看，无可置疑，他们的这个新阴谋活动是在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的允许下，更正确地说，是在他们的指示和援助下开始进行的。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驻日记者竟在协助增加《日本之声》的读者。
就象这样，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又一次提出了赫鲁晓夫制订的、业已破了产的以志贺和神山等人为娄罗而进行扰乱我们党的活动的计划。

其次，在和平运动与民主运动中，最近有几个方面已经重新加强了分裂倾向。
显然，这是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最近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分裂日苏友好运动的阴谋活动。
苏日协会的领导人及有关人员历来一贯在同日苏协会内部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及其它右派势力勾结的情况下，企图“改进组织”，对日苏协会内部问题横加无理干涉，进一步积极进行分裂阴谋活动。
十一月访日的苏日协会会长理事会主席涅斯捷罗夫的行动和由苏日协会个别邀请访苏的社会党代表团的归国报告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仅丝毫无意改变态度，甚至妄图进一步加强分裂阴谋活动。
现在日苏协会内的一部分分裂主义者公然开始了一种阴谋活动，要在明年二月成立一个名叫“日苏友好新团体”、与日苏协会相对抗的分裂组织。
他们在外国势力的指挥下，同外国的驻外机关密切联系，进行了这项准备工作，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在禁止原氢弹运动方面，最近，下述动向也明显起来了。
这就是，仍然要以明年二月为目标，成立一个“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国民会议”，以便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相对抗，把分裂状态固定下来。
这种分裂阴谋活动，也是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各种合作和支持下，进行策划和准备的。

很明显，对我国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这种无理干涉，是由苏联和平团体有关人员直接进行的，至少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人应该对这种事态负责。
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也是以赫鲁晓夫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继承人的姿态出现的。
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路线为了打击我们党，进行分裂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阴谋活动，公然违反了我国整个和平、民主力量的利益。

四

我们绝不能饶恕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进行的这种分裂活动。
正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所表明那样，对于旨在破坏和搅乱日本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日本共产党的一切阴谋和干涉，我们党有坚定的决心同它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且粉碎它。
而且我们再一次要求，目前仍然企图对我们党继续进行无理攻击和干涉的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立即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并且严重地警告他们，这种分裂主义的阴谋诡计必然不能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划时代的成功，首先雄辩地证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与它串通一气的志贺和神山等人所进行的搅乱党的活动，没有能够使我们党遭到任何打击，相反地，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更加得到加强，我们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影响更加扩大。

虽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志贺、神山等人提供了一切援助，但是他们所进行的搅乱党的阴谋活动，却到处遭到失败，越来越破产。
志贺和神山一伙虽然卑鄙无耻地自称为“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但是他们所能纠集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原来就与他们串通一气的反党卖党分子而已。
这个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志贺和神山反党集团是一个在日本的党和人民中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基础的、国际分裂主义的悲惨的工具。

另外，在人民进行的阻止美国核潜艇“停泊”、反对修改宪法和保卫人民生活等斗争的发展过程中，要求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等民主力量加强和发展统一行动的呼声，已经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并且对策划分裂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阴谋的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加紧进行批判。
在十二月举行的社会党大会上，同国内外修正主义潮流相勾结、支持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路线和“结构改革论”、加紧进行反共和分裂的右翼势力，已经大为后退，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即使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不顾这种现实，而把希望寄托在志贺和神山等叛徒及其他分裂主义分子身上，企图继续对我们党进行搅乱和破坏、对民主运动进行干涉，那也只会使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在日本人民群众中丧失威信，只能使他们自己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有信心坚持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原则性方针，并且斗争到底，以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付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为题，以《弗·伊·列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史片断》为副标题，发表了克·瓦尔拉莫夫和恩·斯拉米欣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我们共产党一向为自己的队伍的团结，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揭示出，必须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实际活动中的宗派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或者象列宁讽刺地称呼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为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极丰富的经验，应当成为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
党反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斗争对革命的命运、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左派共产主义”继承了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的思想和策略，对党是一个巨大危险。

对分析帝国主义本质、评价它的历史作用的反科学态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追随者们对发展国际解放运动的观点的基础。
他们简单化地对待帝国主义的矛盾，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在各国中革命不是同时成熟的客观规律的作用。
“左派”看不到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各种性质的对抗程度绞在一起，因而不能理解辩证的发展过程，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左派”的折衷主义公式是以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典型的这样一种错误预想为基础的：似乎历史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完全取决于某些政治家和党的主观愿望和想象。
“左派”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号召立即在其他国家中发动革命，而不考虑斗争的具体条件。
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使“左派”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托洛茨基的关于必须依靠“革命战争”来“推进”解放的、反帝的进程的论点。
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国际主义先锋作用就在这里。
左倾概念的毛病和致命害处在于，“左派”使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陷于消极等待或者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的状态，这是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根本矛盾的。

“左派共产党人”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也开始攻击列宁的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
“左派”所谓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主要策略口号和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公式，其目的不仅是反对缔结布列斯特条约，而且从整个来说，反对列宁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左派”断言，“一般地说，无论什么样的和平，其中包括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和平，不仅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
“左派共产党人”的首领们指望以“革命战事”的口号吸引普通党员、工人、士兵和农民。
他们叫喊不容许对帝国主义作任何让步，断然摒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硬说，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就意味着背叛国际主义事业。

“左派共产党人”曾经叫喊说，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但是，”左派”和托洛茨基的行动却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得到了好处。

“左派共产党人”说，在一个国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无产阶级，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巩固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有机的建设”，而是“对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武装起义、阶级战争”。
他们歪曲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实质，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不在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在于使他们参加革命战争，把农民阶级只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军事同盟者。

按照“左派”的逻辑，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解决经济任务是次要事情。
他们使政治脱离经济，把政治作用绝对化，他们认为，通过政治措施，即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立即把所有生产手段公有化等等，就能“施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左倾“社会主义”方案的拟订者同样是以农业生产手段立即公有化的可能性为出发点的。
而这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条件下！
按照“左派”的计划，当时农民应当被卷入把农业、手工业组织和普遍武装结合在一起的公社内。

“左派”在国内政策上的冒险方针，是同他们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左派共产党人”猛烈攻击列宁关于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思想，反对吸收旧专家和科学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左倾蛊惑宣传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出现了轻视专家的态度，反对民主集中制、一长制和经济核算等原则。
“左派”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资产阶级竞争的残余。
他们到处辱骂物质利益原则，反对按劳付酬的原则，建议改为平均分配。

弗·伊·列宁同“左派共产党人”斗争时，曾警告说，歪曲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是修正主义、也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一。
列宁指出，他们玩弄科学性，提到从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关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个片断，而“庄重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放上“跃进”一词。
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它的意思。

争取革命理论的纯洁、反对“左派共产党人”的斗争是特别艰巨的。
列宁当时谈到左倾分裂主义者在我们党内制造的最大危机，这不是偶然的。
在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论战中，“革命词句”的信徒不考虑起码的党的道德，不惜选择各种言词和政治标签，运用肆无忌惮的斗争手法。
用列宁的比喻来说，“左派共产党人”是“早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他们滚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去了，开始表现出“疯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
“左派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并不新奇的，也远非独创的意识形态。
“左派共产主义”，比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一样，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了季莫费耶夫写的一篇题为《争取民主力量的团结》的文章。

文章说，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同以前一样，“有些人企图使人相信，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

共产党人的当前总路线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生活驳斥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
文章认为，“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和十一月全会的结果被绝大多数兄弟共产党正确地看作是苏共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党力求更有力地和更顺利地贯彻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证明。”
文章说，“让我们回忆一下，近几年来，某些集团花了多少力量来贬低在帝国主义堡垒中最复杂的条件下行动的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组织所进行的困难斗争的意义。”
“但是，现实驳倒了诸如此类的论调。
完全站不住脚的正是新托洛茨基的谬论‘越坏越好’，这种谬论把劳动群众激进化的可能性只同军事或经济的激变联系起来”。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国土与人民报》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刊载丹共政治局委员伊布·内隆德谈丹麦共产党对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态度的一篇文章。

文章说，丹共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主张立即召开新的国际会议。
目的是想从一九六○年达成的共同态度出发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文章接着说：“我们始终表示，会议的任务不应该是通过对某一党进行‘谴责’。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苏共谈及这次会议的意图的所有信件中也表示了相应的观点。
因此，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看成是必然会有损于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作努力的事情，我们认为恰恰相反。”
文章列举了丹共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人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条政治思想总路线，在重大之点上是背离或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是绝大多数共产党进行工作的出发点。
对此不能有任何原则性的妥协，同时会上也不应通过任何东西来取消一九六○年共同声明中所规定的总路线”，“会议应处理为沿着行动统一的道路前进而奠定基础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各国共产党之间目前的意见和情况交换”。

文章最后说：“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欢迎走向各共产党之间积极协商的任何步骤。
因此我们也满意地欢迎召开筹备会议。”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发表题为《全民的国家》的编辑部文章，重申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纲领中的结论，认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诞生的苏联‘国家’在新的、当前的阶段，变成了全民的国家，变成了表达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
文章说，“全民国家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
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全民国家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文章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群众文化和政治觉悟的提高。
随着社会向新的更高阶段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
“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已经不是通过它的专政，而是通过它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来实现的”。
“当人民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的时候，工人阶级通过英勇的斗争和劳动所取得的领导地位，就不需要这种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了。”
文章说，“随着国家制度性质的变化，国家的任务和职能也发生着变化。
跟镇压剥削阶级、在同它们斗争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原则（工农业公有化）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相联系的职能，正在消失和消灭。
以国家的组织任务和教育任务作为中心的那些职能，正在不断加强和发展。”
“向全民国家的过渡，也引起国家的活动方法的改变”。
“它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组织群众，通过教育和说服来进行它的活动的。
虽然还保留强制，但是，它不再是阶级的强制了，因为强制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镇压整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反抗，而只是用以对付犯罪分子以及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人了。”
文章还重申苏联共产党已成了“全民的党”。
文章说，“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局势。
工人阶级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识形态。
与此相适应，党的性质也改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
文章接着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围绕苏共纲领关于“全民的国家”的论点所展开的论战。
文章说，“在这场争论中，反对全民国家的人可能看来只是不愿同习惯的公式分手的怀有教条主义情绪的人。”
“但是，实际上，在这种争论背后有着某种更大的东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的任务已经解决的阶段，还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会造成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使用这种机构来对付敌人，而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对付劳动人民，对付工人自己。”
文章说，“关于这些具体问题，那些批评苏共纲领的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歪曲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阶级关系的情况这种手法。
事情被描绘成这样：仿佛在剥削阶级消灭后，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仍然保持着。
反对什么人呢？
原来是反对刑事犯、懒汉和食客、私有制心理及其具体体现者。
但是每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一切绝不是阶级，同犯罪分子或者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情绪和心理进行的斗争，绝不能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等同起来。”
文章说.“在反对全民国家的论战中还常常碰到把领导的概念和专政的概念混为一谈的情况。
这也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手法。”
“我们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和为什么需要把一切领导同专政混为一谈，并且坚持这样一种论点：在剥削阶级本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保存着（甚至在加强）。
这是为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所特有的唯意志论、专横和目无法制进行辩解的典型手法。”
“个人迷信的维护者自然是不喜欢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全民国家和活动的。
但是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干，而是设法用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来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使它成为一面旗帜，以便在这面旗帜的掩盖下使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同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中去。”
文章说，“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坚定地走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道路，走建设共产主义、提高人民福利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
没有力量能够使我国离开这条列宁主义的道路。”

新华社十九日讯 芬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新闻》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大约一周前发表了一篇社论，带有企图挑起争吵的老调。
芬兰报纸也刊登了关于这篇社论的消息。
它引起了工人的不安，并为反共人士提供了武器。”
社论认为：“这家中国杂志的社论不仅是针对苏联的，也是针对大多数共产党的。”
社论还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不是由于同对外政策有关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同对内政策有关的原因造成的”。
它说，“苏共仍然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这也是多数共产党的立场。”
社论最后说：“芬兰共产党准备参加国际会议。
但是同时，它曾多次指出，召开这次会议决不是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而是要团结共产主义运动。
会议的筹备必须周密进行，并争取中国共产党也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从而为达成相互谅解而作出它自己的贡献。”

作者：刘世德
栏目：文化园地

看了周谷城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谬论，我们很气愤。
他关于艺术创作源泉是情感不是生活的说法，就是直接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
毛主席讲得很清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
我们创作革命文艺作品只能到人民斗争生活里去吸取原料、加工创造。
好比子弹要从矿山采取原材，从工厂造出来，再从枪膛里打出来；
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周谷城偏要说艺术源泉是什么情感，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歪曲事实的谬论。

这种观点只能把文艺引上坏路。
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我们的战士业余演出队，为什么搞得一年比一年好？
就因为听毛主席的话，坚持革命文艺方向，就因为在连队实际斗争中生根，反映部队生活，为部队不断前进服务。
各地出现的好作品都是从工农兵斗争生活中来的，所以才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如果照周谷城的观点和办法去做，那么，我们革命文艺方向就得放弃，这些革命文艺的成绩就不可能出现。
照他的说法，不要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了，不要反映工农兵实际生活了，还有什么革命文艺，如果说，那些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是要把革命英雄从文艺领域排挤掉，那么，周谷城就是要割断工农兵和文艺的联系，剥夺革命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义务和权利。

周谷城说，只要表现真实情感，就是好作品。
他说的艺术源泉是情感，就是要人相信这个荒唐的话。
文艺作品表现感情，要看是什么阶级的感情。
试问，一个反动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让他们把这种反动的真实情感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就是好作品吗？
文艺作品离开了工农兵斗争生活实际，就谈不上正确的思想内容，也谈不上有革命群众的感情。
周谷城喊叫不要人民斗争生活作艺术源泉，而要弄出真实情感作源泉，其实就是放烟幕弹，是为反动阶级思想进攻和政治复辟鸣锣开道。

我们写作当然要有情感，但是这是从革命斗争生活中产生的革命的情感。
我们对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认识和感情，都是党教育的结果，是参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结果。
我们要不断革命化，既有革命感情、又有革命思想，才能越来越好地反映工农兵生活，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我们越是深入工农兵生活，文艺内容才越正确丰富，这是正确的路。
要是死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和情感的作者，不深入工农兵，光发泄真实感情，只能出坏作品。
周谷城自己四十年前就贩卖资产阶级的货，那套情感已发挥了四十年，也没有什么新玩艺儿。

我们业余演出队这次来北京汇报演出，从战士到领导，还有文艺工作者，给了我们很大鼓励，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反映了连队斗争生活，有实际生活内容。
这次看了兄弟部队业余演出队的节目，象快板剧《一只鞋》、小话剧《烧煤问题》、诗朗诵《江河湖海把兵练》等等，我就觉得很亲切，在我们部队也有类似的新人新事。
这些作品把部队的实际生活写出来，从思想入手，达到了教育部队、鼓舞部队斗志的目的。
这些节目决不是什么离开革命斗争的什么自我情感的抒发，而是从生活来的，为工农兵服务的。
告诉周谷城，我们创作节目和看了这些节目，决不是他说的不知道“所以然”，而是很知道所以然。

我们济南部队业余演出队编过一个节目叫《毛主席看了咱的枪》，写的是毛主席看过的这支枪在部队战士们中引起的鼓舞，演出后又给了别的更多同志以鼓舞。
《俩老汉看比武》的节目是我们从帮助训练民兵切身体会中创作出来的。
我在帮助训练时，民兵同志们那种认真练武的精神，对我教育很大。
在泥地里我怕弄脏了他们的衣服，没喊卧倒，民兵们就给我提意见，要我再严格些。
我就在反映民兵比武大会的节目里写了民兵的精神面貌，尽管水平还不高，但领导和群众都支持，就因为反映了斗争实际和大家的干劲。
这次看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很感动。
象翻身藏族农奴今天唱自己的新生活、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心情，听起来挺亲切。
没有百万农奴的翻身，哪里有这样的作品？

我们要驳斥周谷城的反动观点。
我们是战士，不仅要握紧枪杆子，也要握紧笔杆干。
资产阶级要向我们的思想阵地、文艺阵地进攻，这是一千个、一万个不能容忍的。
我们决不要把什么真实情感当源泉。
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到唯一的源泉中去，锻炼自己，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反映部队生活，具有战士气魄的作品，来为兴无灭资、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DW：济南部队

作者：毛泽东
栏目：文化园地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基本的东西；
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雷子明
栏目：文化园地

编者按：

我很喜欢搞曲艺，但初到部队时以为让人笑笑就行了，写就更谈不上。
当时，战士问那些旧段子究竟表现些什么，我也回答不出来。
但在一次练习实弹射击后，全连打了个总评优秀，我也打了优秀，心里高兴得很，我们就写出了相声《参观记》，自写自演，写完了也就背熟了。
第二天给连首长看，受到首长的鼓励，又根据首长的意见，稍稍修改一下，就在星期六晚上给全连同志们演出了。
这个节目一再受到欢迎，自己想：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呢？
因为这是战士自己的生活，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
从业余创作和演出中，我体会到要写出象样子的东西来就得深入生活。
周谷城说文艺的源泉是情感，就是反对深入生活，让人们关在屋子里写作品，这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
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哪个节目不是来自生活的呀！

就拿《该谁换岗》来说吧，这完全是个真实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除夕晚上，部队马上要去看电影，这时正好轮着新战士雷河清站岗。
为了让新同志看电影，愉快地度过除夕，全班同志都抢着替他换岗。
老同志说：“我是个老兵，又是五好战士、共青团员，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班岗怎么也得该我站。”
班长说：“你们说得对，作为一个班长更应该以身作则，这班岗怎么也得该我站。”
全班战士争论不休，各有各的理由，后来实在无法解决，班长说：“好吧！
咱们都去，到那里新同志让谁换岗就谁站。”
大家同意了。
不一会就到了哨所，到那儿一看，新同志早已不在了，站岗的是一位上尉指导员。
这一下真把大家惊呆了，“连首长比咱想得还周到啊！”
这种革命部队的阶级友爱、官兵关系，这样的场面怎不叫人感动呢？
回来以后大家心里一直不能平静，有的立刻拿笔给黑板报和报社写稿。
连里演唱组的同志更是积极得很，组里几个人围在俱乐部里七嘴八舌就把这件事凑成了一个小快板剧的提纲，由韩仪和沈靖华同志连夜写出了初稿。
当时叫做《放映之前》，后来边演出边修改，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儿。
尽管还比较粗糙，但因为它是反映连队现实生活的，大家看了格外亲切，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看完演出激动地说：“部队真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我一定要学习小张（剧中人）助人为乐的风格，争当五好战士。”
还有一位老大爷深受感动地说：“部队这样好，我把儿子送到部队可放心啦！”
这个小戏之所以收到这样的效果，并非是作者的写作水平很高，玩弄了许多笔墨和花招，也并非作者并在房里突然产生了什么“情感”，一下子把它写成这样感人的，而是在我们部队生活中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并且就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生活，因此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感动人。

数来宝《射击标兵莫立荣》的创作过程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莫立荣是我们团的射击标兵，也是全军区的射击标兵，当然我们要大力宣扬啊！
但是起初好多人也写了好多节目，都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次是把他一般的事迹用软绵绵的湖北小曲唱出来，效果不好，还有人提了不少意见。
有人说：“射击标兵嘛，主要是从难从严苦练过硬本领，应该搞得有强烈的战斗气氛才是，搞个小曲半天唱一个字，软不拉机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过不多久有人就把它改写成相声，这样虽然不是软绵绵的，但闭门造车，总要出差错，靠个人的“情感”，关在房里捧着脑袋瞎想出来的东西不是不符合事实，就是挖得不深。
后来领导上给我们指出：“你要写莫立荣，就必须深入地了解莫立荣，熟悉莫立荣，必要的时候，你就要真的跟他结成一对红，和他一起苦练，这样才会发现很多可写的东西。”
的确是这样，作者李德生同志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了，有空就到莫立荣他们连队去和莫立荣或他们班里的同志三番五次地交谈，后来团里集训时他们正好在一起了，经常与他往来，就发现了很多动人的事情，都是过去材料上所没有的。
如莫立荣为了增加臂力练托砖、练单杠、为了克服击发偏左的毛病，睡在床上还用大拇指当扳机练击发要领；
晚上看不见靶，他就对着星星、月亮、灯泡进行预习，白天练瞄准，总是把绿靶子扯到秧苗里面。
总之，他一举一动都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练过硬本领，而不是单为了争特等射手，当射击标兵。
这样，作者李德生逐渐领悟到在莫立荣的行动中，贯串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练为战”的思想，他就抓住这条红线把它贯串到整个节目中去。
因此，整个节目的思想性又提高了一大步。
作者写完这个节目后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要写英雄必须先学英雄。”
从以上两个节目的创作过程足以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如果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深入生活，凭个人感情冲动或胡思乱想，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这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是周谷城之流否定不了的。

DW：武汉部队

作者：袁国腾
栏目：文化园地

周谷城说艺术创作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情感。
我们不同意这种谬论。
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如果不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生后，光靠作者所谓“真实情感”的自我表现，能坐在屋子里凭空写出反映工农兵的好作品来吗？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跟周谷城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就是生活。
拿我编写的评书《刺杀场上》来说，就是在部队轰轰烈烈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产生的。
书中的主人翁“不服输”取材于我们部队某连的五好战士刘谋昌，提起刘谋昌，全团谁都知道：他的确有一股不服输的顽强劲，他个子不高，年龄不大，刚入伍时连背枪跑步都很吃力，可是经过忆苦思甜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所以拜刺杀猛将陈先林（即书中的陈打铁）为师，带着阶级仇恨苦练硬功。
陈先林教得认真，刘谋昌练得展劲，手上的血泡磨破一次又一次，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从没被困难吓倒，并且，练对刺时还专找“棒”的干，摔倒了，爬起来连灰都不拍又杀得一股劲儿。
就这样，在陈先林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他自己的顽强钻研下，终于练出了一身过硬本领，原来团里好多拔尖的刺杀老将，也常输在他的枪下。
去年，刘谋昌光荣地被立为全团刺杀标兵。
《刺杀场上》就是根据这些素材编写出来的，而这些素材来自什么呢？
来自于生活。
当然，有了素材还需经过加工才行，自己最初写的时候也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尤其是刺杀技术性较强的地方和一些细节问题，往往就写得空空洞洞。
因为自己干的是炮兵，虽说自己也生活在步兵部队，但摸枪时间少，虽说刘谋昌和陈先林我都认识，但相互接触不多，所以写不好。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很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生活。
那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其间，自己除了向步兵同志以及懂得的人请教外，一碰到练刺杀就经常去看、去听，有时还拿着枪杆学着刺。
就这样，从取材到构思，从写作上碰到难题，到难题的解决，无不是在首长的指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所完成的。
所以我们说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
并且，生活缺乏一些都不行。
如果作者不熟悉要写的生活，能凭脑子一热就写得出来吗？
谁都不会相信。

再拿我们的演出来说吧，记得在云南大理时有位老大爷看了之后说：“小同志，你们演得扎实好，演哪样，象哪样，真正把戏演活了。”
难道是我们具备有较高的表演水平吗？
不，我们的水平确确实实很低，也没有什么表演技巧。
演得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生活在沸腾的军营，扎根在连队，我们所演出的节目就是我们部队生活中的事。
我们在舞台上塑造的每一个英雄、模范形象，就是我们部队在“四好”“五好”“三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我们周围的同志，有的是我们本团、本营，甚至本连、本班的战友，我们熟悉他们的一切，了解他们的一切，所以演得象。
而这些来自什么呢？
也是来自生活，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革命熔炉之中。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的锻炼还很不够；
演出上，节目与节目之间也存在着差距。
而这些差距又是同生活密切相连的。
经过多次演出证明：凡是观众所喜爱的节目，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感受较深的东西。
比如：我们演出队在团里忆苦教育时创作并演出的合唱《旧恨新仇记心上》，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创作并演出的《两个好战友》，在大学雷锋和好八连时创作并演出的打岔《红色管家人》，在掀起水上练兵高潮时创作并演出的诗朗诵《江河湖海把兵练》，以及在行军途中现编现演的许多小节目等，都是受到部队干部战士喜爱的。

我们革命战士从来就讨厌那些脱离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想入非非、软不溜秋的“催眠曲”。
我们喜欢的是：切合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好作品好戏，因为它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
当然，无论我们自己写作品、自己演戏，或者是看别人写的作品，看别人演的戏，也绝不是没有感情，而是非常富于感情的，但我们讲的感情是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的阶级感情。
而不是周谷城一再宣扬的什么超阶级的“真实情感”，周谷城说阶级感情太抽象、太不具体，绕来绕去就是想叫我们不分阶级、不分敌我，表现资产阶级的情感。
很显然，这不是在给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帮腔吗？

我们永远认为，事实也早已证明：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只有来自生活的好作品，才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的。
任何歪曲事实的谬论，都会遭到群众的反对。

DW：昆明部队

作者：宁春亭
栏目：文化园地

我们反对周谷城说艺术源泉不是生活是情感的观点。
生活是根子，情感是从生活来的。
要把生活比作汪洋大海，那么，艺术作品就象是做出来的鱼。
不管鱼在油锅里炸得煎得多么香，但它的来源只能是水里，而绝不会是油锅。

在学校时，我就非常向往部队生活，所以在自选作文题时便写了一次“战士的生活”。
由于实在不知道战士的生活，光凭个人的主观想象，写来写去还是学生味，空空洞洞，没有根据。
而在写“我的家史”时，就写得有内容，能够感人，因为我对家里过去受的苦、解放以后的新生活有感受，有亲身经历。
这写作上的具体教训和经验，告诉我文艺写作要从了解生活开始。

我入伍以后，由于个人有搞业余文娱活动的爱好，所以急切想反映战士生活。
我部有个程希斌，是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正确解决了高中生当步兵、又当炊事员还要背粪筐拾大粪的思想问题，我便写了山东快书《拾粪记》。
结果写了多时也没成功，总不真实，人家都说不象他本人。
这样，这个节目便放下了。

一九六三年，我连和程希斌的连队住在了一起。
我们整天一块劳动，一块训练，一块生活，我也对程希斌同志有了正确认识，看到了他的内心感情，找到了他所以思想好的根——牢记阶级仇，熟读主席书。
同时在这两年中，个人由于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经过了一定的思想改造，改变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有了一定的战士感情，对战士生活熟悉了。
个人努力的方向和程希斌同志是一样的。
后来程希斌同志入了党，参加了军区共青团代表首次会议，这样的英雄人物怎能不写呢？
所以一九六四年春天集中演出队时，只用三天便把《拾粪记》写好了。
经过演出，反映很好，俺班长说：“这回嘛！
你算把程希斌的心看透了。”
这些都说明，没有了解生活，或刚刚接触生活，是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我自己当了几年兵，对战士生活比较熟悉了，对要写的战友比较熟悉了，才能写出一点反映部队生活的文艺作品。
再写新的东西，又得进一步熟悉新的人、新的事、新的问题。
当我写《毛主席看了俺的枪》，就不仅象写程希斌一个人的变化，我要把周围的同志们和我自己一样的心情写出来。
只有写出战士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坚决为革命而战斗的决心，反映部队练兵的生活，才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
可见，文艺创作上每进一步，都离不了对生活的进一步认识。

入伍三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切艺术的源泉只能来于生活，正象鱼只能来源于水里，而绝不是油锅一样。
而且要想抓到“鱼”，必须自己先到生活中去，要写战士，自己必须有战士生活，有战士感情，下决心在实际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战士，这样写出来才真实。
不管写什么也一样，所以，砍柴的不可能光凭个人主观想象一下子成为捕鱼能手。
任何人要想成为捕鱼能手，必须到江河湖海去锻炼、去体会、去学习，才能捕到鱼。
我们要在革命部队里练好杀敌本领，也要不断地提高使用文艺武器的本领，为革命斗争服务。

DW：济南部队

作者：胡振东
栏目：文化园地

听到周谷城关于艺术源泉的谬论，心里感到很气愤，想趁此会议说上几句。
我是个战士，是个业余演出队队员，说不上什么大道理，可是通过演出队的实践活动，自己有所体会，无论是创作和演出都离不开连队生活的基础。
部队每年都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四好单位和雷锋式的五好战士。
而这些，就是我们演出队创作的素材和演出的内容。
正因为丰富的连队生活，使演出队和演唱组都飞快的发展，正因为部队的“五好”“三手”越来越多，部队的创作就越来越好。
如果照周谷城的说法，大家都闭门造车，泄发作者的个人情感，那你能写出我们部队的生活面貌来吗？
肯定是不能的。

远的不说，就拿这次扮演《烧煤问题》这一小剧中的小李一角来说，自己很有感受。
虽说现在的小李性格还塑造得不够完整，但比刚排好的时候，还是有了很大进步。
《烧煤问题》这戏如实地反映了我们勤俭建军和革命战士的精神面貌。
领导分配我参加这戏的排演，自己心里很高兴，心想一定要把小李演好。
所以排得很起劲，背词也很快，不久就把戏排好了。
自己心想，这次排戏在念词和各方面都下了一点功夫，同志们看了一定会满意。
谁知道，同志们看了之后，反映小李不可爱，不真实，说我演得过分了，把小李对节约用煤的看法从思想认识问题演成了思想意识问题。
我先是吃了一惊，感到自己花了力气，还演不好，更糟糕的是兵演兵还演不象，象话吗？
最后，领导启示我多想想生活中的连队炊事员同志对烧煤的看法和态度如何，这下我才猛省过来。
原来，在排演的时候，尽管领导同志帮助我分析角色，讲得很详细，但自己却凭主观想象，认为小李是不同意改灶，对任何改灶的意见都是反对的。
所以，当时在舞台上出现的，不是一个对本职工作热爱而对节约认识不足的新同志，从而损害了小李这个人物形象，小李就不可爱了。
打这以后，我就非常注意炊事员同志的一举一动，经常有意识地和他们接近，参加伙房洗碗、抹桌劳动，这样，我就熟悉了他们，了解了他们。
他们都是一心搞好工作，他们想的是：“同志们吃好点儿，四好就多点儿。”
谈到节约用煤问题，他们总是说：“我们灶里少烧点儿，工厂就多烧点儿。”
从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炊事员同志的崇高思想，明确了小李热爱本职工作的依据。
所以演到小李被烟熏了工作劲头仍然很高的时候，就真实得多了。
诸如此类的地方很多。
由于把小李的主要方面热爱本职工作的优点表现出来了，尽管他开始反对改灶，但同志们看到他认识进步的基础、这样看来小李也就可爱了。
由于把小李的优点表现出来了，小李最后的转变也就可信了，因为小李反对改灶仅仅是认识问题，只要认识了，就会很好地工作。
所以，最后和小王、班长一齐参加改灶，就使人信服了。
《烧煤问题》这戏受到欢迎，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首先就因为有党教育出来的终日在灶旁辛勤劳动的同志们。
没有他们的勤恳工作，就没有《烧煤问题》的创作。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关于情感的问题。
周谷城认为艺术源泉是情感，只要大家闭门造车，把个人的“痛苦和难安”写在文艺作品里，那这些文艺作品都可以成为有真实情感的好艺术品。
请问周谷城，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谁感到“痛苦和难安”？
只有被我们打倒的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之流。
照周谷城的说法，那么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都有理由利用艺术来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人民了。
我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的人民。
可以告诉周谷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不仅懂得用枪杆子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也懂得用笔杆子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艺术。
今天，我们按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做了，今后，我们还要遵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继续前进！

DW：南京部队

作者：成影
栏目：文化园地

芭蕾舞演员刘庆棠在练习跳跃刺杀动作。

（新华社稿）

成都部队歌舞团的同志在向侦察班长学习捕俘动作。

成影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