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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见的部队同志是：出席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全国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工会议、铁道兵政工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两次击落美帝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和为京汇报演出的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全体人员。

新华社十七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今天下午接见了来北京参加一些全国性会议的人员。
他们是：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训练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两次击落美帝国主义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
来北京汇报演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全体人员；
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毛主席、刘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来北京参加一些全国性会议的人员。
图为接见时合影。

本报记者 牛嵩林摄RW：毛泽东；
主席；
接见刘少奇；
主席；
接见；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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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南京、济南、武汉、昆明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和连队演唱组的联合演出。

今晚观看演出的，还有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张鼎丞以及张奚若、刘志坚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等走上舞台，同部队业余文艺战士亲切握手，赞扬他们演出成功。
RW：周恩来；
总理；
观看演出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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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转载了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徐寅生同志的这个讲话，讲得很好，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的好作品。
讲话充满了革命精神，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贺龙元帅指出：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提出了和正确地解决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应该为谁打球？
他说得好：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坚决抛开个人得失；
其次是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作风问题，他以自己的经验说明了怎样从战略上藐视困难，从战术上重视困难；
第三，他提出运动员也要象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拚。
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和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打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

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球，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话中学到很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
我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应当认真地阅读这个讲话，联系实际地学习这个讲话，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再一次生动地说明，我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政治挂帅。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政治是最根本的，思想是最根本的。
毛泽东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农民可以多产粮食，工人可以多造机器，战士可以多消灭敌人，运动员可以创造出世界纪录。
正象徐寅生同志体会到的那样，技术要过硬，首先要思想过硬；
只学校术，不学政治，政治不挂帅，球也打不好。
我们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尽管担负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要坚决贯彻军委和林彪元帅所指示的：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四个第一，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统率军事，政治统率技术。
思想革命化了，我们就会有高昂的斗争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精湛的军事技术。
这样，就没有什么工作不可以做好，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没有什么敌人不可以战胜。
四年来的实践证明，正因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我们军队的工作，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再一次生动地说明，学习辩证唯物论，运用辩证唯物论，是做好一切工作最重要的保证。
徐寅生同志打球所以打得好，就是因为他经常想到怎样把毛主席的话用到打球上，就是因为他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论，具体分析“敌情”，不断提高技术，灵活使用战术。
我们部队的每个干部和战士，都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善于运用辩证唯物论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把条条、框框，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统统清除干净。

我们要善于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结合起来，什么强大的敌人，什么天大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但又要认真对付，不掉以轻心。
要善于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有雄心壮志，敢冲敢闯，又要会用脑子，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客观规律。
要善于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别人的长处要下工夫学到手，但又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永远不停留在一个水平。
要善于把“练”和“战”结合起来，明确“练”是为了“战”，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仗，针对“敌情”，多练几手。
要正确地对待成绩和缺点、顺利和困难，获得成绩和荣誉的时候，要重视自己的缺点，听得进批评；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多看有利条件，发扬积极因素，长自己的志气，鼓自己的信心。
总之，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从实际出发，都要一分为二，作恰当的分析，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
这样，问题才能看得准，工作才能做得好，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辩证唯物论的对立面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如果我们把辩证唯物论抛到九霄云外，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问题，做工作，就必然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
譬如：看到不利条件，就看不清有利条件；
看到自己的长处，就看不到自己的短处；
有了成绩就骄傲自满，受了挫折就灰心泄气；
抓技术就忽视政治，抓物质就放松思想。
总上，只是一点论，不是两点论，只是从主观出发，不是从客观出发，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那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犯错误，就不能把工作做好。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的演说中就说过：“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
我们全军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要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辩证唯物论，宣传辩证唯物论，运用辩证唯物论，保证我军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千条万条，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
我们干革命，就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我们一定要遵照林彪元帅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使我们的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前进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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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编者按：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同志，不久以前对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作了一次讲话。
这个讲话很好。
贺龙同志已经把它介绍给我国的全体运动员阅读和学习。

贺龙同志指出：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提出了和正确地解决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应该为谁打球？
他说得好：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坚决抛开个人得失；
其次是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作风问题，他以自己明了怎样从战略上藐视困难，从战术上重视困难；
第三，他提出运动员也要象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系到怎样打好球，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
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和国际比赛的实际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打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

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都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都必须学会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观点，去看问题，做工作，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不可能对于客观事物作恰当的分析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球。
可是，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的同志们，都学到许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个讲话。

同志们：

为了这次谈话，我心时一直很紧张，思想上也有负担，现在我是来“放火”的，反正豁出去啦。

我和同志们谈谈如何打乒乓球的问题：

我这几年是怎样打球的

咱们现在打球的条件很好，尤其是年轻运动员，从小就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是多么幸福。

我从小就爱打乒乓球，但是，过去没有现在这样好的训练条件，只好靠自己去看、去想、去闯。
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打球如果完全依靠领队、教练，也不一定能打得好。
我以前看谁的哪一手好，就去学他。
现在细想起来，我的技术全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有傅其芳的，也有杨瑞华的……。
就是现在，我还经常看，经常学别人的，谁有了什么新技术，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但是，只学校术，不学政治，政治不挂帅，球也打不好。
过去我打球没有责任心，好象有这么一条规律，只要自己感觉别扭了，就觉得不行了，这场球就算完啦。
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同美国的迈耳斯比赛。
开始我领先，但第二局时对方加强了防守，我碰上了困难，打得别扭的很，技术发挥得不好，斗志就松懈了。
杨瑞华作临场指导给我分析，但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说：“你不要讲啦，我自己知道不行了！”
当时对打球不负责任，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思想。

以后，自己慢慢懂得了为谁打球的道理，明白了运动员不应当以个人得失去考虑自己的活动，而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
从此，心里有了斗争，感到过去的思想太不好了。
怎么办？
我想只有下决心改。
当时领导上告诉我，克服这些缺点要从大处着眼，从小事情上做起，自己就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注意克服。
比如练长跑，有时看看快坚持不下去了，但一想到这是为了锻炼意志，也就又坚持下来了。

一九五九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与过去比，我打球判若两人，成绩一直上升。
好多场球都是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拿回来的，如果在过去，这些场次就不要了。
从不要到要，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有人问，你那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拼，不想输！
但这是从平时小事情上锻炼出来的。

有人问我的思想是怎么过硬的。
让我谈谈二十六届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的例子吧。
决赛的第一场，是我同日本的木村比赛，结果我输给他了。
如果在过去，第一场失利了，对以后场次影响很大。
那时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第一场输了而影响以后几场比赛时的情绪。
第一场输下来，第二场对星野，我又以零比一落后。
这时候实在困难，只要自己稍微一想到“不要了”，那就非输不可。
可是我决心要拼到底。
于是努力争取主动，加强了进攻，最后取得了胜利。
打完了以后，想起来的确有点后怕。
我就是这样不肯轻易地认输，最后也算过了“硬”。
但是，如果没有这两年的一系列的磨炼和国内比赛的磨炼，是不可能顶得住的。
有些人说平时不抓紧没有关系，到了有重要比赛时，一定会挺身而出，一定顶得下来。
我觉得，如果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平时的磨炼基础，这个“顶”就不保险。
二十五届世界锦标赛也很重要，可是到时候我就挺不出身来，坚持不下来。
这就是例子。

一九六二年访问日本，自己也没有打好，回来第一次从荣高棠副主任口里听到“过硬”这个词。
我想，过硬真是难啊！
一定要有很高很高的政治觉悟！
可是又想一想，过去也打过硬仗，也都过来了。
所以不应该害怕过硬，不要把思想过硬看得高不可攀。

二十七届世界锦标赛，我是在不利情况下同日本打的。
上午我输给了西德的阿恩特。
当时我想，晚上可能让李富荣上，也可能让我上，所以思想上没有解除武装。
后来领导上告诉我：“晚上你打。”
我说：“打吧！”
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的信任。
一个人能够鼓起最大的劲头，莫过于受到党和人民信任的时候。
从二十六届到二十七届，两年来我就一直在准备打这场球。
一九六二年访问日本，在东京团体赛中我们输了。
那以后我老想着东京的比赛，哪些地方吃了亏，一定要根据对手的特点，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而且思想要过硬。
拿起球板就想起这件事，躺在床上也想着这件事。
特别是荻村，在东京比赛时他的技术发挥得很好，比木村、三木难对付。
我决心一定要逐条逐条地破他。
从破他的发球直到破他的放高球。
因为这样每天留心，有目的地去练习，所以当领导上要我出场参加决赛时，我也有比较强的信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赛时也就比较顺利地获胜了。

一九六四年访问日本前，我的情况也不好。
到了日本，第一场对抗赛中就输给了日本横板选手，确实影响了下面比赛的劲头。
但是我想，输给横板选手那是因为准备不够，不应该影响战胜直板选手的信心。
第二场团体赛，我就坚决要上。
但同小中健比赛时，因为过去没有碰过，很怕输。
当时我可能比别人想得更多些。
我想，假如这场球输掉，从此一蹶不振，走下坡路了，很可能我以后的整个运动生命就完了。
可是自己克制了这种想法，多想的是自己的发球、推挡和怎么赢球的办法。
再说，我虽然那时情况不好，信心不足，但还是感到有不少有利的地方，一取得发球权，心里总觉得还可以胜几分，对自己的反手推挡也比较有信心。
结果二比零赢了小中健。

现在看来，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考虑国家利益，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可以长自己的志气。

谈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要靠平时努力。
我所以得到一些成绩，并不是说我的雄心壮志就高得很。
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争前三名的时候，我的心还不雄，志还不壮，我在十九比十六领先的情况下，由于只拉不敢打，输掉了；
单打又输了；
在团体赛中我又不敢见困难就上。
这次失败给自己的刺激很大，曾经有一段非常气馁，但又不死心，觉得别人可以打好球，我为什么不行。
怎么办？
既然知道这样不行，就得下决心去改，不能让自己永远不行。
我这个人从小就感觉自己打球有出息，因为打起球来很灵。
但你们有些人，自己就承认不是打球的“材料”，这样就没办法练成材。
有人说过王志良同志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可是他自己不这么认识，左搞右搞越搞越有信心，今天不是成了世界双打冠军了吗？
如果他自己也认为不是这方面的“材料”，怎么会有信心去提高，会有这样的成绩呢？

二十五届世界锦标赛回来，领队跟我讲，你的技术有相当水平，但要达到高水平还必须跨过一步。
我就一直在想着如何去跨过这一步。
从二十五届到二十六届，经过思想斗争，思想有了提高，情况就不同了，有了胆量，敢于去闯了。
二十六届同匈牙利团体比赛，重要的是打赢别尔切克，这是一只“老虎”，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了我。
上不上呢？
我想，平时思想再好，碰到事情就软，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我要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争口气，就不能什么都怕，过去已有教训，这次不能再那样了。
容国团说，人生能有几次“搏”？
现在是“搏”的时候了。
这种“搏”当然是要为了国家的荣誉去“搏”才有力量。
所以，思想过硬就是说敢于挑担子，万一输了一场，也要顶得住，要敢于冒险。

关于信心

我们谈信心，基础是什么？
是打国际比赛。
如果你平时训练或比赛，打得好一点就有了信心，打得差一些又没有信心，那是没有对手搞明确。
有些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应该有信心，因为这是为了将来而锻炼，为了将来而提高。

信心要靠平时培养，一抓住球板，就要想到自己的任务，为它作准备。
我这个人行动上有些懒，但思想上不懒，平时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都要想想如何同自己的任务联系起来。
看一场电影、一场戏，我都要想想如何同自己的任务联系起来。
参观解放军演习，回来坐在汽车上，我就联系自己想一想。
解放军是带着阶级感情练兵的，我们如何带着阶级感情打球？
那就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练球。
就应该是“身在球场，心怀祖国”，时刻想到，乒乓球虽小，但是意义却不寻常。
解放军是带着敌情观念练兵的，我也想如果我们把乒乓球都看作蒋介石的脑袋，一板一板打起来该多有力量！
我们带着“敌情”观念练兵，就是说要带着和对手比赛的观念来练球，要时时想到将来国际上的对手，练了就是为了将来比赛去用。

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也是如此，要把毛主席的话想想如何用在我们打球上。
如果嘴里讲的尽是毛主席的话，却一点不联系我们的实际，那样的人学了有什么用呢？
看别人打球也是如此，看谁的东西好，就要设法把它学过来。
你问我们优秀运动员每个人的技术特点，在我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有了什么新东西，我也知道。

当前女运动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女运动员主要技术的过硬抓得不好。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日本选手自从二十五届世界锦标赛以来，都是新手一出头就出成绩。
这是什么原因？
关键就在于主要技术过硬。
日本老手好的有用的技术他们都有，而且能过硬。
这些主要技术是一两手发球、侧身和正手攻（两条斜线）球，弧圈球、防守用放高球，掌握了这些东西就足以应付外国选手。

我们的女运动员的情况是怎样呢？

发球。
男运动员有很多好的发球技术，你们都没有很好地掌握。
你们现有的发球技术还不足以威胁外国选手。
这些好的发球技术，都是经过几年来苦心钻研总结出来的，在比赛中经得起考验的，是最有效的。
但是女运动员没有下决心去掌握它。
只是强调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学不会，干脆就不去练。
把好东西学来，学得好，我看不能算是教条。

拉攻。
男运动员拉攻战术运用很好，而女运动员的这个技术还没有过关。
拉攻是我们几年来总结出来的有效的战术。
有些人就不重视这个经验，没有下决心去练好拉攻。

推挡。
这个技术是我国快攻打法的主要武器，你们掌握得不好。
在速度上还不能占上风。
近来推挡球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女运动员却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

削球。
打横板的女运动员很少进攻，打法单调。
要攻一下球，似乎是天大的事情一样。
所以不能很好地扰乱和调动对方。

（二）女运动员的技术发展方向还不太明确。
究竟加强快速推挡为主呢，还是学习日本抢着单边进攻呢？
看法不一。

有人将各个打法分开分析，觉得我们的哪一种打法都占便宜，可就是不赢球。
我看还是坚持我们男运动员的近台快攻打法为好，虽然这样做会碰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办法。
中国运动员快攻打法多，条件比外国选手好，经常练，容易进步。

守球。
女运动员守球只讲削得低，守得稳，不讲究进攻，这样就不能扰乱对方。
整天削啊削，不知道削到什么时候才算稳！
要她练练攻球，就说“我还没有稳啦”，很少从主动进攻方面考虑。

（三）训练中“敌情”观念不强。

先谈谈什么叫基本技术？
以前男运动员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你们理解的基本技术就是打单线。
实际上，基本技术的含义很广，拉攻、拉中突击，都应该说是基本技术。
把基本技术理解为单线是不对的。

练习各种基本技术，一抓住球拍就要想到国际比赛。
你练正手对攻，虽然可以站在一个角上，打上几百下，但是你要想一想，比赛中有没有用。
如果不大有用，就得想办法用另一种方法练，要结合比赛的情况。
练攻球是这样，练其他技术也是这样。

关于“敌情”观念。
我们在练习时往往练这不管那，思想上只考虑一种情况，准备一种办法。
譬如，在练推挡侧身时，死练左半个球台，右方球根本不准备；
练削球防守时，只想到守，不想到有机会时也要争取反攻；
练推挡时，没有想到要侧身攻，只是站着不动地练；
反过来，练侧身时，又每球侧身，拚命跑，而不考虑实战情况。
有的守球，练接短球，事先有了准备，攻球的突击也不多，守球就不用后退很多，按短球也就容易跑得上。
相反，练其他技术时，突然放一个短球，守球的反应和跑动就差了。
这些都是训练中缺乏“敌情”观念。
我看到报上报道解放军“硬骨头六连”练单双杠，指导员经常在战士体力不行时，要求他们坚持最后一下，即使是只撑和拉了一半，而这一半往往是进步的开始，以后成绩的提高，就往往从这坚持一下半下开始。
拿它运用在我们练球上，就是说，当你练推挡的时候，能够随时抓住机会侧身，这种侧身往往比你在规定时间练侧身有效些。
当然，这里并不否定规定时间、规定内容的训练，因为这还是主要的。

“敌情”观念不强，在个人训练计划的练习时间中，更加严重。
有些人在帮助别人完成个人训练计划的时候，因为对方要求自己提供一种打法，一个落点，因此打起来很受限制。
有的人为了照顾对方，不敢发力打，象喂球一样，难度不大，效果也不好。
更谈不上敢打另外一个角，或者附带地练自己的东西。
有的人说，在帮别人练习的时候，自己打起来就手软。
这样，在对方计划练球的时间里自己练不到东西，一半时间也就过去了。
这里有配合问题，也有修养问题。
配合上是规定太死，互相迁就；
修养上是对方稍微配合不好，马上就显得很不高兴。
我们分析一个练习进攻的削球运动员，在人家时间内他不攻，在自己时间内最多攻上十几个球，这怎么能过得硬！
有的优秀运动员每次练习都要挥臂攻球几千次。
当然，打守球的以守为主，进攻为辅，要求不同，但是，也应该攻得多些才好。

讲到气量。
我觉得争气就应该目标明确，要为中国人争气。
有时对于别人的看法和意见，听了不舒服，经仔细想一想，人家也有正确的方面。
要正视自己的缺点，不要跟自己人赌气。
比方说，有些男运动员讲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不动脑筋，有人就赌气，打好了给你看。
好象就是为了给男运动员看看才要打好球的。
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就非争口气打败他们呢。
这样才是为国家的荣誉争气，争这样的气才算争对了。
我有的时候也听到很不舒服的话，但是仔细想一想别人讲得有道理，就觉得应该接受。
张燮林跟我开玩笑，说：“你就是那么个打法，我等着那边盯死你。”
我乍听也觉得不舒服。
然而再想一想，技术上是有缺点，是他提醒了自己。
不要为了一句话、一件小事、一场练习比赛的胜负，就整天气鼓鼓的。

（四）谈谈如何学习的问题。

现在女运动员们说要向男运动员学习，这很好。
我觉得应该多拉机会看人家打球，看到好的就去学。
中国的小孩打直板的姿势为什么看上去很舒服，因为他们看得多。
外国人打直板的姿势很别扭，就是因为没有样子可看。

有些人不敢学别人的东西，怕学不好，反而影响原来的技术。
有些人满足于现状，虽然水平不高，也觉得马马虎虎可以过得去了，就不想再学。
这是不对的。
庄则栋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也学了很多别人的东西。
为了练新技术，把原来的技术放一放，当时虽然受些影响，从长远看是有利的。
所以，学东西眼光要放远，从长远利益出发，至于有些人没有学得好，那是方法问题。

提起学习，有些人对有几样东西好象触电一样，碰不得。
一个是旋转。
一讲起旋转来人家都怕。
我们说拉球要带一点上旋，女运动员说：“那不是成了弧圈球？”
不要你拉弧圈球，只是说带点摩擦。
直拍只要不热中于搞旋转，适当加强旋转，是完全可以的。
再一个是手腕功夫。
女运动员怕练手腕功，怕变了手法。
第三个是所谓“非正规动作”。
有一次我远台接一个弧圈球，这种球要用正规的动作打很难，我就用另外一种动作，一碰就打过去了，有人说这是胡闹。
其实我怎么发力，接触球的哪个部位，他根本不知道。
这里指的非正规动作是在位置不够、步法来不及的时候，不可能用正常的动作去击球的时候，就要用另一种动作去打球，比赛和平时练习时这种球很多，如果我们什么球都只能用一种手法去打，那肯定不行。
你平时不学这些发力，掌握这些要领，到时候就打不出来。

学习别人一定要先看别人的优点。
我们的运动员，每人都有优点，都有特长，你如果看不到，那你就什么也学不到。
我国篮球运动员胡利德说，把他们篮球队十四个人每人的优点都学一点，就会学到十三点。
有人明明知道别人有好的东西，但是强调人家水平高，很难学，也就不学，讲了很多理由，归根到底还是不学。

（五）再谈谈训练和比赛中怎么动脑筋。

第一，练球进动脑筋不外乎从板形、击球点、发力、步法这些方面去研究，只要不违反基本规律就行，不要用一种手法打球。
如果你打一个加转球，就要知道应该接触球的哪个位置，要求拍子形成什么角度，才能接触到这个地方，还要知道手的哪个部位用力，等等。
打各种不同的来球，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当你用一种手法打球连续丢了几个球时，就应该换一换，试试改变拍形、接触点、发力。
当你打着了以后，就可以想想为什么打着，两种打法就有两种体会。
不然的话，老是一个动作，前一个球失误了，后一个球还是要失误的。

第二，训练中还要注意抓主要技术。
不要光练自己缺点的方面，特长反而练得少了。
主要技术要紧紧抓住不放，反复练习，不断熟练提高。
有些人为了加强防守，反而忽视了主动进攻。
有些主要技术因为在国内运用不多，就不多练，慢慢也会退步。
所以主要技术要抓住不放。

第三，训练中要善于“记”，譬如碰到上旋球，球拍上有什么感觉，碰到下旋球又是什么感觉，脑子里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以后一碰上边种球，输了，也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连球上有脏的东西，有汗，打的时候也能马上感觉出来。
另外，把对手的打法也要记在心里，对方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动作，会打出什么球来。
有了印象，下次碰到就可以预先防备，也可以向人家学习，以后自己也可以打。

第四，要学会总结好的训练方法。
自己在练习中，应当注意哪些训练方法进步快，哪些方法用处不大，好的总结再发展，不好的可以改进。
对于教练布置的内容，也要想一想是否合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以求改进提高。
有些人往往对教练布置的内容不考虑效果好环，认为都好。
这样训练的方法就会停留在原来水平上。

比赛时最重要的一条是想法子发挥自己的特点。
有些人打球，只根据对方情况打，对方正手差我就打正手，反手差我就打反手，但是更主要的还应考虑发挥自己特点。
有时候用自己的特长对付对方的特长，也可以打得通。
当特长运用不通时，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辅助战术，或者说“特短”。
同对方比赛时，自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如果总觉得自己不行，无论用特长或“特短”都不会成功。

有时候还要分析对方心理，来决定战术。
这样可以长自己的志气，鼓舞自己的信心。
比赛双方谁想得更好一些，谁就会赢球。
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当我和一个外国选手比赛时，我领先很多，但对方仍然镇静自若。
当时我想，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算啦，你别来这一套啦！”
谁不会在这个时候故作镇静呢！
这样我就赢下来啦。
又一次比赛，碰上另外一个选手，开始自己也有些紧张，但是一看对方精神面貌很差，发球时手都在哆嗦。
我想，对方比我怕得还厉害，我就觉得很镇静了。
比赛时，往往是你怕对方，对方也在怕你。
这是指思想。
再说战术上也是如此，你怕对方侧身攻，对方却怕你变线而不敢侧身。
就这样，比赛中你怕我，我怕你，怕来怕去。
一个有经验，善于分析，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实质的运动员，在这种时候就能占便宜。
我们要学会分析对方，运用战术，驾驭别人。

我谈的意见，请你们批判接受。

（原载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RW：徐寅生；
运动员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的评论说：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把无原则地向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让步和投降的路线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而不仅造成并越来越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而且给全世界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在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给我国的和平民主运动也带来了有害的影响，阻碍了它的正确的统一与发展。
赫鲁晓夫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

正因为如此，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路线，说明不仅把苏联的政府和党引导到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且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混乱和带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评论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根本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原则性立场，堕落到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样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
今天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赞成和平共处还是反对和平共处的争论，而是关于是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争论。

评论说：赫鲁晓夫说，在出现了恐怕会毁灭人类的核导弹武器的今天，维护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人类的压倒其他一切任务的“首要任务”，他以核战争的威胁为借口，企图使屈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合法化，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服从“和平共处”的任务。

评论说：所谓“核战争毁灭人类论”，实际上不仅违反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而且也违反了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主张，可以说是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论调如实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俘虏。

评论说：在核讹诈面前吓得胆战心惊的投降主义，不但无助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危险，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助长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气焰，使帝国主义得以顺利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而造成增加核战争的实际危险的结果。

评论说，赫鲁晓夫从他的“核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所得出的第一个实践上的结论是，核战争时代的“和平共处”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的积极斗争来实现，而主要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对热核战争有将毁灭人类的危险这种共同认识而进行“明智的”协商和“互相让步”来实现。
赫鲁晓夫极力攻击主张应该坚持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保卫和平这种根本立场的人是帮助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企图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的托派分子的冒险主义。

赫鲁晓夫所得出的第二个实践上的结论是，在核战争时代，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也是不可分割地同防止核战争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并借口只有避免核战争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结果使这些斗争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认为应该通过在和平共处环境下进行和平经济竞赛来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把这当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方针。

评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不是以帝国主义放弃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本质上转变为和平爱好者为前提的。
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即以破坏社会主义和压迫其他民族为目的的侵略倾向，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假如想从根本上把它消灭，那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本身。
为了在实际上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必须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奋斗争。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所谓和平共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展开斗争，制止它的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
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谓和平共处，并不是“和平的帝国主义”与和平的社会主义友好地相处的、取消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的世界秩序。
通过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来实现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核心。

而赫鲁晓夫却用提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量这个问题的办法来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这个革命核心，并把它篡改成为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投降的方针。

赫鲁晓夫的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全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要求全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但不是真正争取和平共处的道路，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强帝国主义的立场，促使它加紧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评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既不能代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能在世界人民的斗争中优先于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占“首要”的地位。

但是，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和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仍然以避免核战争是当代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为借口，企图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战胜资本主义乃是当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基本性的前提。
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立场，即：事实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并且把民族解放斗争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以内，而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背道而驰，结果仅仅把通过无原则地屈从美国来保持“美苏”间的和缓当作当代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任务。

不言而喻，这种大谈特谈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牺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论调，是同把当代看作是帝国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论调。

在今天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消除世界战争危险、进一步巩固地实现和确保和平共处的任务。
但是，如果实行赫鲁晓夫之流的维持现状的政策，那么，甚至接近这一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必须变革现状，不仅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必须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驱逐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赢得相对优势。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是一条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面前吓破了胆而陷入双重的投降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如果用这样的方针来领导全世界的人民的斗争，那么，既不可能赢得世界和平、把全世界从热核战争的威胁下真正地解放出来，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开辟出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和巩固世界的和平。

评论指出：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为“美苏合作”政策，而且，通过把美帝国主义的主流美化成为“和平共处”力量的办法，特别把和平共处的口号变成了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显然，赫鲁晓夫的“美苏维护和平”计划，赤裸裸地反映出那种只有苏联才是代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大国、而且通过大国间的磋商来决定世界形势的大国主义，以及只要确保苏联的安全那末其他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也不会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苏联中心主义，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种计划已经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用来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所应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把美帝国主义的“对苏和好”政策同把亚洲作为一个中心的核讹诈和军事侵略政策看成是本质上互相对立的善恶两个方面，并且断定负责这两个方面的“明智派”和“好战派”正在美帝国主义内部进行着“暗藏的复杂的斗争”。
赫鲁晓夫的这个假设，是他任意杜撰出来的，而且，只能暴露出，他已经完全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基本观点。

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的“对苏和好”政策，是美帝国主义旨在破坏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战略”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同赫鲁晓夫一味地认为是因为受到“好战派”的压力而进行的残暴的军事侵略和核讹诈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对苏和好”政策这件事情，只是表明：第一，美帝国主义“现实地”考虑到目前的力量对比，在当前已经改而采取了一面避免同拥有最强大的防御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核战争、一面逐一地各个击破中国以及除去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方针；
第二，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产生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这样一种情况，企图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内部演变”，并且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就象许多军事评论家论证的那样，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以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为转折点，有了巨大的改变，制订了这样的战略方针（有限局部核战略）：（一）把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当前直接的攻击目标，（二）为了防止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扩大成为对苏全面核战争，要把巨大的核攻击力量针对苏联，抑制苏联的核报复。
根据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采取“对苏和好”政策，另一方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变本加厉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行侵略政策，而且，实际上丝毫也没有放松目的在于确保对苏联的核优势的扩充核军备这个事实，也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上述情况。

如上所述，所谓一方面“对苏和好”的政策以及另一方面准备核战争、实行核威胁和侵略亚洲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统治世界计划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
象赫鲁晓夫那样，对这种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立即美化美国今天推行的“对苏和好”政策，说它是从根本上转变为和平共处政策的表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为美化躲在“对苏和好”政策后面推行着最残暴的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玩弄的整个“两手政策”。

不论赫鲁晓夫怎样进行诡辩，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他所谓要同“明智派”实行合作的“基本战略”，在客观上已经变成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并从背后支持这个“世界战略”的有力支柱；
这具“基本战略”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并且造成了最便于美帝国主义一面欺骗各国人民、一面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形势。

评论说，赫鲁晓夫根据“美苏合作”的前景，认为世界上已经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散布毫无根据的幻想，说什么在帝国主义象目前这样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企图使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人民丧失警惕性。

但是，如果正视今天的世界形势，难道能够说什么和平共处“已经成为现实，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吗？
难道赫鲁晓夫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老挝、南越、刚果等地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拒绝承认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世界各地加紧推行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这样一些危险的事实吗？
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苏联中心主义者——这种人认为只要美苏之间保持和平，世界就是和平的，如果美帝国主义实行一定的“对苏和好”政策，就立即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了和平共处政策——，只能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帝国主义针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军事侵略等活动，同世界和平大局无关，只不过是暂时和部分地“背离”和平共处而已。
但是，很明显，从这种狭隘的“苏联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而轻视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其最后结果，将会使苏联本身的和平与安全也受到威胁。

评论指出：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以前，甚至在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强有力地继续存在的形势下，也能够通过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来施加压力，解除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夺取他们用来进行战争和压迫人民的一切暴力机器，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赫鲁晓夫的这种“展望”，第一，陷于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莫斯科声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第二，无视“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问题”（列宁的话）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根本理论，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彻底废除军备、从社会生活中消灭一切战争、保障永久和平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在最后打倒帝国主义、确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才能出现。
放弃这种原则性的观点，幻想在存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废除军备、实现永久和平，必然会变成下述这样一种最极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梦想帝国主义国家在保持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会“最后地永远地”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及统治本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物质手段，“进化”为“和平的”资本主义。

评论说，把发展后进国家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为由先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款额问题，宣传把裁军节省出来的军费作为“共同援助”后进国家的财源的这种设想，完全抹煞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援助”是新殖民主义企图“用新方法和新方式保持对旧殖民地的各民族的殖民剥削”（莫斯科声明）的工具。
归根结蒂，这只能是为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进行辩护，使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脱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道路，走上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妥协的道路。

至此，任何人都会看清楚，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在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论调。
他提出的所谓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实行的废除军备和通过同帝国主义合作来援助后进国家的这套主张，归根结蒂，是以这样一种最极端的现代帝国主义“变质”论——在即将到来的“和平共处”的新世界，帝国主义将会最后地放弃战争政策，脱胎换骨地变成同新老殖民主义毫不相干的和平的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且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发生这种变化——为前提的论调，也是同他那种福音式的说教相反的、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调。

评论指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要把追随美国作为当代的首要任务，付出一切牺牲，执行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和平的敌人联合起来，确保和平”。
就象已经就它的每一个特点研究的那样，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对美帝国主义实行合作和投降的路线。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古巴危机”，以后，开始更加热心地执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与此同时，比过去更加露骨地开始强迫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各种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
而且，尤其不能容许的是，在任何人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把亚洲作为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个主要战场、把“遏制中国”政策作为“世界战略”的基础这种形势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地越来越加紧推行“反华政策”。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以前就借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无理地恶化了中苏两国间的国家关系。
而在这一时期，他们进一步加紧推行他们的“反华政策”同美英两国签订了把阻挠中国拥有核武器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对于在同美国事实上结成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对中国反复进行着军事挑衅的印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等等。
就象这样，他们竟然从背后配合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这一政策。

评论指出：赫鲁晓夫领头推进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帮了忙，同时打击了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反帝和平力量，在这个双重的意义上说，给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
从保卫和平，免受帝国主义的核战争威胁，并且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正确的和平共处的观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的任务，也是最紧急的任务。

我们党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坚决地展开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最大支柱、推进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路线的主要人物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矛盾和破产的表现，而且，已经给争取克服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所犯的对外政策上的错误，不能单纯地归结为赫鲁晓夫独断独行和他个人暂时地背离基本上正确的路线的表现，根本问题在于，企图用追随美国的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这样一种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路线本身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既然如此，那就显而易见，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课题，不是单纯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而能加以解决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课题，必须按照党中央委员会将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案”所表明的原则性的方针，进一步始终如一地、系统地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一，应当从思想和理论上，对追随美国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有原则性的不调和的斗争。
第二，应当在国际民主运动的领域，竭尽全力，按照各种不同的运动的性质，根据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迫切要求，发展统一行动，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致看法，为促进当前各国兄弟党的统一行动而奋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和实行分裂的路线。
第三，坚决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盲目追随它的我国各种反党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予以粉碎。
我们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性的态度和方针，继续发展和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把赫鲁晓夫下台变成这样一种更加积极的因素：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路线，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取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而且，这才是加强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全面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以便对确保世界和平和实现和平共处作出积极的贡献的道路。
RW：赫鲁晓夫

新华社伦敦十七日电 英共《工人日报》一月十一日发表评论说：“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周末要求推迟原定三月一日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直到主要各党商定一个日期为止。”
评论说，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说，“执委会‘认为，在主要各党没有就会议的召开和日期问题取得协议的情况下确定筹委会会议的日期是不明智的’。

“决议主张，‘由于目前情况给国际运动造成的损害，应尽速达成协议。
’

“执委会宣布：‘我们的意见一直是这样：帮助解决分歧和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应当是包括各党的。
’”
评论说，执委会认为，“这样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委会会议，只有包括目前分歧中主要有关各党的代表，才能有效地筹备一次一致同意的包括各党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执委会表示愿意参加可以帮助召开一致同意的有代表性的筹委会会议的任何磋商。”
=====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清除叛徒丹吉集团-印度共产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共产党人反对修正主义；
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
通过党的纲领；
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

新华社十六日讯 新德里消息：据印度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人民潮流》周刊报道，印度共产党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七日在加尔各答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宣布，把叛徒丹吉集团清除出印度共产党。
大会一致通过了党的纲领，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并就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等问题，通过了二十多项决议。

大会选出了由三十八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新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孙达拉雅为总书记，并选出孙达拉雅、兰那地夫、普·达·古普塔、南布迪里巴德、高普兰、乔蒂·巴苏、巴萨瓦庞尼亚、拉马穆蒂、哈·辛·苏吉特这九个人组成政治局。

大会发表的宣言说：“印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告，聚集在这里的代表就是印度共产党的真正代表，丹吉集团没有被称为印度共产党的权利。
这次代表大会有四百二十二个代表参加，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并且是由十万零四千四百二十一名党员推选出来的。
他们代表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期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
宣言说，“大多数党员已经背弃了现在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阶级调和主义和进行着有组织的破坏活动的丹吉领导集团，站到了我们这一边。
党代表大会了解，那些没有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党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属于丹吉集团的成员。”
它说，“与召开七大的同时，反对丹吉集团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的斗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宣言说，党代表大会深信，在即将展开的四、五个月的第二阶段中，将进一步证明丹吉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路线的彻底失败。

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的决议”说，“国大党将近二十年的统治，以及它不进攻外国资本的阵地和不为农民和农业工人进行土地改革而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的这种作法，已使国家的经济处于深刻的危机中。
危机最尖锐的表现是粮食危机和各种日用品价格扶摇直上。”
它说，“政府企图通过向帝国主义者寻求大规模援助、邀请外国资本与印度垄断资本勾结在私营企业投资的办法来克服国外资源危机，但是这种作法并未克服危机，而是使危机加剧了。
国家今天不但远未建立起自主经济，甚至在粮食和维持现有工业的生产力面，都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
决议说，“危机严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群众日益不满，这种不满以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表现出来。
粮食危机使得人民当中一向没有组织起来的那些阶层行动起来了。”
决议说，在最近时期，全国各地举行了示威、集会、不合作、全行业的罢工和全邦范围的罢工。
它说，“但是，执政党用镇压和笼络相结合的办法来对付群众日益发展和反对它的政策的运动。
它加紧使用不经审讯而拘留、用包铁粗棍和催泪瓦斯进行冲击、开枪射击和其它传统的镇压力法，紧急状态正在长期存在下去，它还用保卫印度法的不合宪法的规定，而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假借保卫国家的名义来镇压人民。”
决议说，“形势中的最大弱点是共产党力量薄弱。
这种薄弱是由于丹吉集团企图强制推行它的阶级合作和修正主义政策的结果。
因此，共产党不能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即有效地领导这些斗争，并向人民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
决议说，“丹吉集团既已越来越暴露和越来越孤立，共产党既已摆脱了这个集团的控制，极其沉重和紧急的责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

“代表大会号召曾经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不受沾污而英勇战斗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地投入一项紧急任务，即对反对政府反人民政策的群众行动给予有组织的领导。”
决议说，“工会运动已经深深地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淖之中。
我们未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未能动员他们来支持其他阶层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农业工人。
不树立这种觉悟，没有这种积极的支持，所有关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民主阵线的说法，就都成为空话。
必须以各种方法迅速克服这个弱点，并迅速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
决议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贫农甚至是中农以及农村工匠的贫困化，构成农村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农业工人的队伍扩大了。
农业工人是工人阶级最坚定的同盟者，不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民主阵线便无从建立。”
决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召开会议，制订出关于工会、农民协会、农业工人协会的具体方针。

决议说，“必须在党内有系统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同时，党必须警惕地防止宗派主义的表现。”
“党必须组织和鼓励学习经典著作，系统地研究我们的国家和运动的具体问题，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些问题。”
决议号召，把印度共产党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

大会通过的“关于苏共领导更迭的决议”说，“在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期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支最大的突击队伍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分裂的边缘，社会主义阵营和团结遭到了破坏。”
决议说，“代表大会希望特会采取措施来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办法是严格遵守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党在莫斯科会议上所商定的方法，以便恢复团结，这种团结是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的胜利，和确保稳定的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
印度共产党将支持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这次大会是在遭到印度政府当局粗暴镇压的情况下举行的。
就在会议前夕，西孟加拉邦政府援引“保卫印度法”，无理逮捕了印共西孟加拉邦委员会的二十七名领导人。
但是，印度政府破坏大会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大会仍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大会结束后，加尔各答市三十多万群众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盛大集会，庆祝大会的胜利。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印度政府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起，在全国突然大规模逮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人。
据报道，包括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孙达拉雅、政治局委员哈·辛·苏吉特、巴萨瓦庞尼亚、高普兰、拉马穆蒂等领导人在内，已经有大约八百人被投入监狱。

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慨，严正地谴责印度政府这种法西斯暴行，并且向被捕的印度共产党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印度政府对印度共产党的这次大逮捕，是它镇压印度广大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又一个反革命行动，是它的反动面目的进一步大暴露。

印度共产党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七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清除了叛徒丹吉集团，举起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举起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举起了维护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
这次大会，受到印度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赞扬。

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印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它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十分恐慌。

《印度时报》在加尔各答会议结束以后就不安地说，如果印共的政策“得到公众越来越大的支持的话，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

夏斯特里上台以来，继续在国内外执行尼赫鲁的早已破产了的反动政策，使印度的内政外交都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

印度政府在反华的招牌下加紧剥削人民，进行扩军备战，使印度的经济局势越来越恶化。
现在，印度全国粮荒十分严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这种情况激起了印度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
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顾“紧急状态”的限制而举行罢工、示威的事件。
喀拉拉邦的国大党邦政府，在去年九月遭到“贪污腐化和治理不善”的指责而被赶下了台，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国大党的统治十分不稳。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印度政府加紧投靠美帝国主义，乞求美“援”，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效劳，使它的所谓“不结盟”的外衣更加百孔千疮，破烂不堪；
它的反华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印度在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陷于十分孤立，就是最好的证明。

印度政府现在企图用镇压印度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办法，来应付它的统治危机。

它想借此来镇压印度人民反对它的反动政策的斗争，同时也为了防止喀拉拉邦预定于今年二月十五日举行的选举出现有利于印共的局面。

它想借此给被印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唾弃了的叛徒丹吉集团撑腰，让这个叛徒集团继续充当它破坏和瓦解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工具。

它想借此煽起新的反华浪潮，转移人民视线，讨好美帝国主义，以便领取美帝国主义的更多赏金。

印度反动派现在对于这次逮捕印共马列主义领导人的行动洋洋得意。
美帝国主义也非常欣赏。
美联社以难以掩饰的高兴，称赞夏斯特里政府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决定并“从未这么有力地”使用了它的“铁拳”。

但是，它们高兴得太早了。

印度政府大规模逮捕印度共产党人，丝毫不意味着它的“有力”。
相反，这表明了它更加腐朽，更加脆弱了。
正因为这样，它才不惜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伪装，暴露出赤裸裸的反动面目。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都是这样的：愈是腐朽，愈是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就愈要采用野蛮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人民。
中国的蒋介石，当年就曾经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他一这样做，广大的中国人民就逐渐看清了了他是个什么货色，他的灭亡的命运就无可挽回地注定了。
现在，印度政府剥下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只能使印度人民更加坚决地投入反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的斗争，推动印度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进。

印度政府的这个反动措施，也只能给丹吉集团帮倒忙。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一个是印度共产党，它受到了印度政府的横暴镇压；
一个是丹吉集团，它受到了印度政府的庇护和钟爱。
究竟谁是为印度广大人民服务的，谁是为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效劳的，不是黑白分明地摆着吗？
一切要革命的人对于这个情况都不能不好好想一想。
其结果只能使丹吉集团更加为印共党员和印度人民所唾弃，最后被抛入历史的垃圾箱。
一切支持叛徒丹吉集团的人，他们的面目也进一步暴露了。

印度政府的这个反革命行动，绝对阻挡不了印度革命前进的步伐。
印度共产党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党。
它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里领导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条艰巨、复杂、曲折的道路。
它遭到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镇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它在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作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了。
监狱、刑场从来也没有吓倒过印度共产党人。
印度反动派大肆逮捕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当然会给印度共产党带来暂时的困难。
但是，我们坚信，印度共产党人将在困难中更加磨练他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毅力，壮大自己的队伍，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去迎接伟大的斗争。

历史将会证明，那些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人，是印度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
印度的未来，是一定属于他们的，是一定属于印度人民的。

（原载十七日《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十六日讯 印度政府为了镇压国内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大规模地逮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人。
这次大逮捕是在印度共产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清除叛徒丹吉集团以后不久发生的。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逮捕了正在喀拉拉邦特里丘尔市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孙达拉雅、政治局委员哈·辛·苏吉特、巴萨瓦庞尼亚、高普兰、拉马穆蒂等领导人。
印度共产党的另两名政治局委员兰那地夫和普·达·古普塔前已被捕，目前仍在狱中。

据报道，在同一天，印度各邦当局也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大肆逮捕印度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到一月二日，被捕的共约八百人。

《印度斯坦时报》在报道这次大逮捕时说，它是“从印度独立以来联邦政府对任何政治集团所采取的最严厉的行动。”
与此同时，印度官方人士还扬言：“如果逮捕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可能取缔这个党。”
印度政府这次以突然袭击方式进行的大逮捕，是经过长期策划的。
据美联社引印度内政部长南这一月一日的谈话说，“作出这个决定以前曾对局势作了长时间的研究。”
据印度报纸透露，大逮捕发生时，美国特务头子、司法部长特别助理麦克布莱德和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派克正在印度访问，他们会见了南达等高级官员，并对印度的特务机构提出了种种建议。

印度政府这次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因，是为了镇压国内广大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印度政府对内对外执行反动政策的结果，使国内经济困难日益严重。
目前，粮荒遍及全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最近，西孟加拉地区出现了二十五万黄麻工人的总罢工。
印度共产党在去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清除了叛徒丹吉集团之后，曾号召开展反对夏斯特里政府反人民政策的群众运动。
因此，印度政府就悍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假面具，对站在人民革命斗争前列的印度共产党实行大规模的镇压。

印度政府采取这一行动的另一目的是：帮助印共叛徒丹吉集团，使它继续冒用“共产党”的名义，为印度统治集团效劳。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尼赫鲁政府曾经利用自己一手掀起的反华高潮在全国大捕印度共产党人，而丹吉集团员则乘机派出自己的心腹，紧跟着警察行动之后，篡夺了各邦的党委会。
这次，在印共“七大”清除了丹吉集团以后，夏斯特里又重施尼赫鲁的故技，对印度共产党人开刀。

印度政府为了转移人们对这次大规模政治迫害的真正意图的注意，又抄袭尼赫鲁政府时代的老办法，施放反华烟幕，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国。
印度内政部长南达在一月一日发表广播演说为印度政府野蛮的镇压行动辩解时，污蔑印度共产党“在造成国家不稳的条件方面当北京的工具”。
南达还恶毒地造谣说，印度共产党要“配合中国发动的新的进攻，通过一种钳形行动来摧毁印度的民主政府。”
印度官方人士在为这次赤裸裸的法西斯行动辩解时，也制造了不少荒唐无稽的反华谰言。

夏斯特里政府这一赤裸裸的恐怖行动，在国内十分不得人心。
连印度一些资产阶级人士和报刊也对此提出批评。

新华社十六日讯 新德里消息：被印度共产党唾弃的叛徒丹吉集团，盗用印度共产党的名义，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在孟买召开了所谓“第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代表团等参加了会议。

叛徒丹吉集团及其一小撮追随着在会议上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货色，叫嚣反华和吹捧夏斯特里政府，为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效劳。

会议在一项“关于意识形态争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决议”中，重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就一系列问题攻击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
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并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中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
决议“强调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决议把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责任硬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说什么“由于中共领导谋求推行（不同于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另一条路线，把它强加于兄弟党，造成了空前的局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处于分裂的边缘。”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决议完全按照印度政府的立场，攻击中国采取“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态度，企图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狂叫“反对中共的错误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斗争已成为我党最迫切的事了”。

在会议通过的“印度和原子弹”的一项声明里，丹吉集团只字不提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却胡说什么中国的核爆炸使美国政府得到了用原子武器武装西德的“借口”，给夏斯特里政府正在乞求的“西方核保护”，提供了“机会”。

关于印度的国内局势，会议通过了一顶冗长的“政治决议”，大谈其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夏斯特里政府的“积极方面”，说什么这个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仍然是不结盟、和平共处和反殖民主义”。
决议只谴责所谓“右翼反动派”的威胁，而且污蔑说，中国的政策对“这个右翼反动派和它们的外国合谋者有利。”
去年三月间，揭发出丹吉在一九二四年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的狱中写的自首变节信。
他在信中向英国驻印度总督保证“为国家和政府效劳”，以此作为释放他的条件。
这件事的揭发引起了印度政界的强烈反应。
为了替丹吉这种变节行为进行掩饰，丹吉集团特地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但是，由于铁证如山，这个七人“委员会”里也有两人不得不认为，调查未能证明信件是假的。
据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连丹吉集团的“议会党团领袖”希伦·慕克吉也要求丹吉辞去“主席”的职务。

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会上致词时吹捧丹吉集团“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团结着一切革命的和民主的力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显著的队伍”，并且保证要加强苏共同丹吉集团的“团结”。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代表茨尔文科夫斯基在会上疯狂地攻占中国共产党。
他叫嚷，“同中共领导的教条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动作斗争，是当代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高要求。”
丹吉集团召开这次分裂会议是策划已久的。
由于国内外形势对它不利，曾被迫三次延期。
即使如此，去年十一月初，丹吉集团为筹备这次会议而召开所谓“全国委员会会议”时，印度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一百零九名委员中，出席会议的仅有二十六人。

丹吉集团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利用印度政府发动大规模反华反共运动的机会，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个集团上台以后，狂热地推行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遭到了印共广大党员的反对。
去年三月丹吉的自首变节信被揭发后，在四月举行的印共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三十二名全国委员联名要求丹吉辞职，但遭到丹吉集团的拒绝。
三十二名委员随即宣布退出全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全党摈弃丹吉集团。
随后，印度各邦都建立了排除丹吉集团的党组织。
去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七日，印度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把丹吉集团清除出党。

作者：聂勋材
栏目：思想战线

《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总是喜欢听符合自己意见的话，而不喜欢听反对自己意见的话。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
反复思考这段话，觉得深有启发。

我由此联想到一件事情，前不久，我跟一位首长到连队蹲点。
这个连队在普及先进经验中，有一整套运用骨干的经验。
连里的同志说来有条有理，可是，首长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对他们说：在这些经验中，有错误的东西：在火器排，把运用骨干，变成迷信骨干，依靠少数人了。
骨干的经验、要领，变成了“天书”，一点变动不得，要求群众一律照着办理。
结果，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射击技术提高不快。

连队同志听后大吃一惊，说：“原来我们的先进经验里竟还有缺点，想不到！”
为什么“想不到”呢？
看起来，这个连队的同志，正是由于缺少了一种自以为非的态度。
他们对自己的经验，一直是自以为是的，从来没有想一想：自己的这些经验中，有哪些是正确的，有哪些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
正因为从没有自以为非地想过问题，所以，就“想不到”了。

对待自己的思想、工作、经验，等等，敢不敢于自以为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在实践中，自己的思想、工作、经验，等等，总是既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部分。
一切都自以为是，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必然使自己固步自封，停顿不前，以至倒退。
只有敢于自以为非，才能够听得进反对的意见，才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错误，从而也才能够有效地克服缺点错误，发扬成绩优点，不断前进。

自以为非，并不是盲目地否定一切，而是否定自己的错误的、不正确的东西。
事实上，正确的东西，正是自觉地排除了、否定了错误东西的结果。
打个比方来说，在作战中，精明的指挥员常常要拟出几个战斗方案，然后自己（有时还发动其他人员）又设想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一个个地去否定它。
就在这样反复的自以为非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方案。
所以，自以为非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是取得真正进步的必经过程。

经常地自以为非，是不是会把正确的东西也否定了呢？
我们说不会。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真理。
真理是推不倒的，而且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你要否定它也否定不了。
你越要否定它，它越鲜明，根子越牢。
你给它来上几个自以为非的反复，你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它，就能更自觉地掌握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空前伟大的事业，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工作水平，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认识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地前进。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力戒自以为是，经常地自觉地自以为非，越是有成绩、有进步的时候，越要切记这一点。

作者：吴翔
栏目：思想战线生活中的辩证法

工作的条件好，就一定能取得好的成果，条件差，就一定不能取得好的成果吗？
不一定。
我说一个关于烧煤的故事。

某伙食单位驻地附近有个洗煤厂，洗下来的煤粉，价格很便宜，大约只及普通煤价的三十分之一。
按说，这对这个单位的炊事班，是件大好事，他们烧这个洗煤厂的煤粉，一定可以节约下不少钱来改善伙食了。

可是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
以前有很长一个时期，这个单位的炊事班的同志，看到“煤贱如土”，根本不把节约用煤放在心上，他们的吹风机整天呼呼地响着。
这样一来，煤烧得特别多；
电量消耗得特别大，竟超过了全团照明和电机用的电；
吹风机损坏得也快，修理一次多则要几十元，还得外加运费；
由于吹风机火力集中，锅也常坏。
把这些算在一起，这个伙食单位直接间接花在烧煤上的钱是多少呢？
等于每人每年平均超支一个月的伙食费。
这还谈什么改善伙食！

好的条件，碰上了缺乏节的观念、不能处处精打细算、克勤克俭的人，反而变成了坏事。

另一些伙食单位，他们旁边没守着一个洗煤厂，没有便宜可讨。
可是他们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和节约煤电，想方设法取消电动吹风机，改建马蹄形回风灶。
结果，耗煤量从平均每人每天二斤半很快降到一斤以下。
电力也大大节约了。
厨具费也节余一半。

差的条件，碰上具有战备观念和勤俭建军思想的人，经过艰苦的劳动和创造，便转化为好事，取得了好的结果。

实际生活就是这样表明：好事和坏事，都不是绝对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它。
态度和方法正确，好事就会好上加好；
态度和方法不对头，好事也会搞坏，坏事更会坏上加坏。
毛主席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
上面所谈的，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欧阳如华
栏目：思想战线

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在工作工、事业上取得了某种成就，这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种趋向，一是继续前进，争取更大成就；
一是就此停顿下来，不再前进，甚至向后倒退。
是继续前进还是停顿、后退，关键在于是否看到自己还有缺点，还存在薄弱环节。

被誉为“空中神炮手”的空军某部大队长鲍寿根，有一套精湛的飞行和空中射击技术，每次比赛都打败了自己的“敌手”。
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总是反复寻找自己战术技术上的缺点。
每次比赛之前，他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战术技术告诉对方，希望对方能够针对自己的战术技术“打败”自己。
有一次，他果然吃了“败仗”。
“战斗”结束以后，他感激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比取得“胜利”还要兴奋。
因为他从自己的失败中，找到了存在的缺点和薄弱环节。
由此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战术技术又提高了一步。

鲍寿根同志懂得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这个辩证法的道理。
他懂得人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技术的进步永远也不会有到顶的时候；
他看到了自己的优点，也看到了自己的缺点，用克服缺点加强优点的办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

缺点同成绩一样，都是客观存在。
它并不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承认而消失。
相反，越是不承认它、掩盖它，它就越会发展、扩大。
只有认识缺点，正视缺点，才能鞭策自己，用不断革命的精神去推动工作，使工作不断前进。

成绩和缺点、胜利和失败，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并不是平衡而无主次的。
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相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
（《矛盾论》）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通常情况下，成绩总是主要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
缺点总是次要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

但是，不论缺点或大或小，它的存在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
只有克服存在的缺点，才能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因此，我们任何时候，做任何工作，无论成绩多大，都应该强调重视缺点。
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了胜仗找缺点”，红九连的班长王玉文说：“受一次表扬找一次薄弱环节”，其道理就在这里。

成绩很大，却强调缺点，会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我以为，在肯定成绩，足够估计成绩的基础上，强调缺点，使群众正视缺点，认识到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不仅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相反，只会加强群众的责任感，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去年年终许多单位四好评比的结果证明，凡是前年的四好连队去年没有评上四好的，都不是因为强调缺点、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的缘故；
相反，倒是满足于已得成绩、忽视缺点的结果。

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着它的反面转化。
成绩可以转化为缺点，缺点可以转化为成绩，胜利可以转化为失败，失败可以转化为胜利。
“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现缺点，正视缺点，正是使缺点转化为成绩的首要条件。

成绩和缺点、胜利和失败的互相转化，是不断出现、贯串于工作的全部过程中的。
有时，经过我们的主观努力，克服了缺点，缺点转化为成绩；
如果我们骄傲自满，放松努力，成绩又会转化为缺点，原先的缺点又会重新出现。
因此，抓缺点和薄弱环节，也要贯串工作的始终，不能时而抓，时而不抓。

认识缺点，正视缺点，是继续前进的起点；
骄傲自满，放松缺点，就是退步的开始。
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道理。

作者：张国星
栏目：思想战线

在实际生活中，坏事是可以转化为好事的，但这种转化又是要有一定条件的。
坏事和好事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
在我们称为的好事中，常有坏的因素；
在我们称为的坏事中，也常有好的因素。
这些因素就是好事和坏事相互转化的根据。
因此，不论是好事或坏事，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有两种可能性的：坏事，可能变为好事，也可能变为更大的坏事；
好事，可能变为坏事，也可能变为更大的好事。
在这里，决定的东西，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总是有成绩、进步的一面，也有缺点、错误的一面，前者是好事，后者是坏事。
根据上面说的道理，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扩大成绩，纠正错误；
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有些同志在工作上出了问题，受到批评，不是用积极的态度虚心检查，认真接受教训，而是拿“坏事可以变好事”作为挡箭牌，仿佛坏事可以自动地转化为好事似的，这是极其错误的态度。
毛主席告诉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
这就是说，只有从失败中真正吸取了教训，才能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不吸取教训，不接受批评，是绝不能使事情转化的。

那么，在具体工作中，变坏事为好事，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必须有勇气承认坏事。
一个人干革命工作，想永远不出一点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出了问题之后怎样对待它。
勇于承认缺点错误是改正缺点错误的开始，连承认都不敢，想转变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弄清坏事的性质，找出产生坏事的原因。
问题的性质和根源弄不清，便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也就难以接受教训，避免重蹈复辙，因而也就谈不到有效地促使转化的实现。

第三，要找出克服的具体办法，并付诸实践。
承认坏事，找出根源，分清性质，这些毕竟还只是给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还并没有变为现实。
检讨再好，分析再深刻，把它束之高阁，也是没有用的。
只有经过实践，并且是反复实践，才能真正纠正缺点错误，变坏事为好事。

栏目：思想战线报刊文摘

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什么叫“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呢？
上海《解放日报》在一月十二日的第四版上，发表了一鸣同志一篇文章，解答了这个问题。
文章摘要如下：

必然和自由，是两个哲学概念。
前者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后者是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我们知道，无论自然界或社会的各种事物的发展，都是按照它固有的客观规律进行的。
这种客观规律，当它没有被人们认识以前，是自发地发生作用的；
这时，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也就是“不自由”的。
这时，人们处于“必然王国”。
但当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能够有意识地运用它来为自己改造世界的斗争服务时，人们就开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
可见，自由不是可以离开客观规律为所欲为，而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愈多愈深刻，能更好地运用它来改造世界，也就愈自由。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最初，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许多事物的规律性都不了解，因而就不得不受自然界和社会的奴役。
只是经过了长期的社会实践，才逐渐摆脱了这种被奴役的地位。
例如，在自然界方面，人们起初不了解水的特性，只能眼看着洪水泛滥；
但随着社会生产斗争的发展，人们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一步比一步深刻地认识了水的特性，不但懂得用筑堤、疏导等办法制止洪水的泛滥，而且懂得了利用水力来灌溉、航行和发电，从而变水害为水利。
在社会生活中，当人们还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时，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虽然也不断展开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却始终没有摆脱旧社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镣铐。
到了近代大工业出现，产生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用以武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从此，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在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这是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为自己服务，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两个实例。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客观世界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也在不断深入。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在产生，又要继续去解决。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就得不断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不断地变必然为自由。

以社会斗争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将继续存在，阶级斗争规律仍会在各个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需要我们在斗争的实践中去继续认识它们，掌握它们，以便更好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已取得的成绩的确不少。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短短十五年间，在征服自然界方面的进展更为迅速。
但这决不是说对自然界的规律已经完全掌握无遗了。
有许多事物、许多课题，对我们来说还知之不多，甚至是一无所知。
有些事物，现在看来已经认识它了，过些时候又会发现现在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要重新去认识。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在我们面前，有着无数个必然的王国。
我们的进步，就是建立在逐步地去“攻克”那无穷无尽的必然王国、不断地变必然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不论我们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客观必然性，我们都没有丝毫理由可以骄傲自满、故步自封。
相反，需要的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需要的是鼓起更大的干劲，向前迈进。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虽然永远不会完结，但一切客观规律又都是可以认识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也不应当有任何畏难或悲观的想法。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斗争过程。
人们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斗争，经常应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做一段工作，总结一段经验，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同时展开正确和错误的斗争，这样就能使我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正确和丰富，就能使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摆脱盲目性，提高自觉性，获得更多的自由，也就能更好地运用客观规律来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服务。

作者：余文樵
栏目：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笔记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后进连队转变为先进的根本原因，在连队内部

“一帮一”活动，固然强调帮，但归根结底要靠自己认真学；
要有学好的决心，要有赶上先进的信心和行动。
如果没有这一条，帮的再主动，再费力气，也是帮不进去的。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①一年来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哪个连队积极虚心地学，哪个连队进步就快。
某部防化连跟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好连队的通信连结成对子，在学习中做到三不变：对方干部有了调动，学习态度不变；
自己工作忙、干部少的时候，学习态度不变；
自己赶上了对方的时候，认真学习对方的态度仍不变。
防化连刚和通信连挂上钩，通信连的几个主要干部就调动了，新任职的干部资历比较浅，而防化连的马指导员已有七年的职龄。
在这种情况下，防化连的干部认为通信连基础牢，作风硬，接班人培养得好，干部调动，好经验好作风能传下来。
他们决心认真学。
由于他们能够这样虚心地学，在去年四好初评时，就第一次评上了四好，并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连队。

有两种情绪，常常影响着向先进连队虚心学习。

一种是不服气，不虚心，自己落后了却不承认落后。
认为自己比先进连队“并不差多少”。
这些同志往往不是全面地看自己，也不是全面地看人家，而是以自己之长，比别人之短。
某部九连，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以来，一直没有评上过四好，可是不愿向同属一个营党委领导、住在他们楼前上先进连队八连学习，认为“八连没啥可学的”。
后来他们和八连进行比较，正面比，反面比，比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党支部领导等根本性的建设都不如八连，这才认识到学八连是自己跃入先进行列的“阶梯”，于是鼓起了革命干劲，虚心认真学八连。

另一种情绪是缺乏信心。
认为“自己落后了，赶不上先进了”，“自己基础太差，再学也象沙滩上盖楼房，还是要塌的”。
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没有认识到后进是可以转化为先进的。
毛主席说：“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②“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③只要正视落后，分析原因，吸取教训，虚心学习，后进就可以转化为先进。

后进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既然在连队内部，那么连队内部这种转化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党支部的领导等这些根本东西。
学先进，其它方面固然要学，但是主要应学些连队建设的根本。
后进连队和先进连队有许多差别，归根到底是差在政治思想工作上，差在党支部领导上。
抓住了这些，就是抓住了连队建设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④连队建设中，四个第一落实得好，党支部领导坚强，其它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如果丢开学根本东西，帮学活动再多，也是难以有良好效果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上级（尤其是营团）的领导以及先进连队的帮助，对后进连队的转变，起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并不是说外因不重要。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
并不排除。”
⑤后进连队要转变为先进连队，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但营团领导和先进连队的帮助，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先进连队的示范和帮助这些外因，对后进连队的进步有直接的重大的促进作用。
事实证明，先进连队帮得积极热心，就能加速后进连队的转化。
先进的八连在帮助九连的过程中，能够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主动送经，对九连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去年春天，八连正忙于第二次精度射击预习，而九连又很快要进行第三次实弹射击了。
八连干部想：自己虽然十分需要教练员，但九连已迫近打靶，更需要教练员的辅导，便决定派人帮助九连。
连长童锦章，不顾自己有病，带领十二名优秀教练员和技术骨干，到九连讲经验传技术。
结果，九连的第三次实弹射击，象八连一样，取得了优等成绩。
去年夏季，八连执行训练任务，距九连五、六百里地，仍处处想着九连，把自己的实弹射击经验写信告诉九连，还派了两名特等射手到九连当面传经，结果九连第一次射击，又获得优等成绩。

先进帮后进，常常有三怕：怕带来麻烦，怕落个埋怨，怕拖垮自己。
这些思想阻碍了帮的主动性。
有这种思想的连队，最根本一条就是要树立今天共创四好就是为明天并肩战斗争取胜利的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才能帮得积极热心。

帮的要积极热心，竭尽全力，但也不能包办代替，而是要调动后进连队的内在力量。
在帮的过程中，主要是把自己的经验向兄弟连队领导干部和骨干介绍，帮助他们领会经验的精神实质，通过他们去具体落实。
这样，先进连队的经验，才能在后进连队扎根、开花、结果。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互帮互学，学的要永不自满，帮的要有革命风格，不断地把帮学活动推向新的阶段

先进连队是否样样工作都先进？
后进连队是否样样工作都落后？
不是的。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不论是先进连队还是后进连队，都存在着先进和后进、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点、顺利和困难等等矛盾。
先进连队优点和积极因素要多一些，但是一定有薄弱环节；
后进连队缺点和薄弱环节多一些，但是一定有积极因素。
所以在帮学活动中，为了共同提高，帮的不能单纯地帮，学的不能单纯地学，而要互帮互学，取长补短。

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随着“一帮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原有的缺点和错误不断克服，原有先进和后进的矛盾不断解决，后进连队在某些方面会超过先进连队，先进连队在某些方面会落后于后进连队。
帮学双方都要正视先进和后进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现实，并且要正确对待这一现实。

有些后进连队赶上先进连队的时候，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起来，认为“先进连队就这两下子，我们都学过来了”。
这样就不能兢兢业业，继续学习。
上面介绍的防化连在去年初评中评上了四好，而帮助防化连进步的通信连由于出了事故，没有评上四好。
这时，防化连党支部对自己和通信连都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通信连是三年的四好连，底子厚，缺点是次要的；
本连虽然初评为四好，但是基础还差。
他们和通信连进行了全面比较，找出了新的薄弱环节。
他们认为必须向通信连学到底。
这是正确的态度。

当后进连队超过先进连队时，先进连队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欢迎后来者居上。
因为这正是帮后进要达到的目的，符合矛盾发展的规律。
另一方面也要用一分为二看自己看人家，看到自己的薄弱环节，看到人家的长处，积极努力，把自己传给别人、别人又有了发展的经验又学回来，使自己在帮的过程中好上加好。

在四好初评和四好总评后，有的对子容易产生松劲情绪，认为“一帮一”活动已经“到了头”，再要开展活动，也得过一个时期再进行。
也有的对子产生“拆对”思想，尤其是双双评上四好的对子。
这时，学的方面认为“学到顶了，再没有什么可学了。”
帮的方面认为“已经尽到了责任，得重开锣鼓了”。
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帮学活动是没有止境的。
毛主席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⑥“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⑦帮学到一个阶段后，原来的先进和后进的矛盾解决了，在更高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
初评或总评中，双双评上了四好，帮学活动保不过是到了一个段落，并没有“到头”，我们对“一帮一”活动规律性的认识也没有完结。
帮学活动应该继续下去，永不停止；
我们对“一帮一”活动规律的认识，也应深化，永远不会完结。

注：本文引用的毛主席的话，①②④⑤⑥均见《矛盾论》，③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⑦见《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