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
阅马建猷(11)01月03日来信。
信中说：
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一件事是：
1958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
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
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
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
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
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件事是：
1959年0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04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
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
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
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
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
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
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毛泽东批示：
“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
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
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
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11) 马建猷，农业科学家。
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