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7日
因为明天将去北京，下午三人小组又要开会，十点半去宣传部看张部长。
去的目的，一是汇报这两天自己对运动的一些看法、想法；二是请示在人代会如何发言问题；三是商议组织力量批判《灯》等几篇文章的问题。
二一个问题，张部长要我到北京后同宗林同志商量解决。
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却变成对我和安旗的批评了；但我感觉得很愉快，因为他谈得中肯，而一般说又充满劝告的性质。
他对《灯》说了不少精彩意见。
后来李部长来了，也发表了不少意见。
正谈得高兴，一看表十二点了，只好告退；但在路上，从楼上去大门口的路上，我又对《曲折的道路》向吴野同志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惜未能畅所欲言，就匆匆走掉了。
下午，三人领导小组的会开得不错，大家就安旗写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我发言较多，但在话剧会问题上，有的看法相当片面。
幸而有小陈的提示、补充，最后意见也很快一致了。
问题在于他掌握的材料比我所知充分、全面，因而论断也较正确。
晚上，全机关开会，我向大家谈了三个问题：继续深入、全面地揭露领导核心存在的问题；改变机关精神面貌，即革命化问题；动员大家研究，批判李伏伽的作品。
一共只谈了二十多分钟。
于是，乘车去看安旗，向她传达了张部长的指示和我对《夏三虫》的意见。
回家后，检阅了需要带走的材料，并到“五反”办公室查对了几项材料。
十点半，李彬来，又向她作了一些必要的叮咛，就寝时已经十一点过了。
服了倍于平时的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