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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日讯 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继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到机场热烈欢迎马里贵宾。

今天，首都机场上喜气盈盈，中国和马里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建筑物上高悬欢迎马里贵宾的巨幅标语。
首都各界数千人手持花束、花环，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尊敬的马里贵宾再次光临北京。

凯塔总统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曾在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四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并进行国事访问。
今天随同凯塔总统再次来访的还有：马里共和国内政部长巴雷马·博库姆和夫人，苏丹联盟党全国政治局委员蒂迪亚尼·凯塔，新闻和游览部长马马杜·戈洛戈，苏丹联盟党全国政治局青年委员加布·迪亚瓦拉，苏丹联盟党全国政治局妇女组织委员阿乌阿·凯塔夫人，库利科罗市市长马马杜·迪亚拉，财政和贸易部长阿塔埃尔·马伊加，国民议会副议长易卜拉希马·桑戈等。
马里驻中国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也同机到达。

总统专机在热烈的掌声和锣鼓声中徐徐着陆。
当凯塔总统和夫人等步下飞机时，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夫人等迎上前去，宾主热烈握手、拥抱，亲切问候。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马里和中国国歌。
凯塔总统由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接受了首都少先队员的献花。
当凯塔总统和夫人绕场一周，同各界群众会见时，人们热烈鼓掌，挥舞彩带，不断高呼，“中国马里友好万岁！”
“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随后，凯塔总统和刘少奇主席同乘一车，凯塔总统夫人和王光美同乘一车，离开机场前往宾馆。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彭真，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先念，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和夫人朱红，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首都各方面人士。

马里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和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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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今年全国备课篮球联赛已全部结束。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六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八一”男子篮球队和去年全国亚军“八一”女子篮球队，分别获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获得男子组第二名到第五名的是：四川队、空军队、江苏队、“前卫”队。

获得女子组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上海一队、广东队、“前卫”队、新疆队、江苏队。

在联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八一”男子队发挥了快速、勇猛的风格，以十战六胜四负（败给只记分不计名次的北京体育学院一队两次、败给四川队和空军队各一次）的战绩，取得了全国冠军称号。
“八一”女子队的战绩是十一胜一负，她们打得顽强、机动、快速，在两次同去年全国冠军新疆女子队相遇时，分别以五十五比五十二和六十五比六十一取胜；
两次同实力雄厚的北京体育学院女子一队（只记分不计名次）相遇时，也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比分分别是六十一比五十八和六十比六十九。

在这次联赛中，北京部队队、南京部队队、广州部队队、沈阳部队队分别获男子组第八、第十、第十二和第十四名。

作者：孟庆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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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阿富汗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同时被接见的阿富汗贵宾还有：萨达尔·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外交部秘书长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国王新闻顾问哈利卢位·哈利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图拉·纳赛尔·齐亚，宫廷官员努尔·穆罕默德·扎克里亚，副官长穆罕默德·奥马尔中将，国王私人医生阿卜杜勒·法塔赫·纳吉姆博士。

接见时在场的有：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米斯凯尼亚和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也在场。

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前排左四）和随行的阿富汗贵宾。
图为接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作者：孟庆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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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同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一起，今晚观看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日本芭蕾舞剧《祗园祭》。

今晚一同观看演出的，还有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副总理等。

随同查希尔国王来访的其他阿富汗贵宾和随同凯塔总统来访的其他马里贵宾，也观看了演出。

当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我国领导人，同查希尔国王和凯塔总统等贵宾一起进入晚会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今天的晚会是由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办的。
日本艺术家们应邀在晚会上演出的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芭蕾舞剧，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刘主席等我国领导人，查希尔国王和凯塔总统等贵宾，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舞台，同日本艺术家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这时，乐队高奏《东京——北京》等乐曲，全场和着乐曲有节奏地鼓掌达十分钟之久。

新华社一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今晚接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副团长、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乐队指挥井町昭，导演饭田和弘，以及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座的有廖承志、张奚若、楚图南、徐平羽、陈忠经等。

日本在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也在座。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和夫人，刘主席和夫人，查希尔国王和王后，凯塔总统和夫人等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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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援引西贡消息报道：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昨天夜间攻击了西贡东北十二哩的边和空军某地，击毁、击伤二十七架美国飞机，其中包括二十架B一57型喷气式轰炸机、三架“空中袭击者”和四架直升飞机。

边和空军基地是美国和南越傀儡集团最大的军事基地和三个最大的机场之一。

据美联社报道，在这次袭击中，有三十六名美国军人被打死、打伤，两名南越伪军被打死。

消息说，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以密集的炮火”轰击这个空军基地时，“炮火瞄得非常准确，都集中在这个大型现代化机场的机库”。

美联社说，在南越战争史上，这是迄今为止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对美国军事设施发动的一次破坏性最大的攻击。”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在这次攻击之后不久承认：“有六架B一57喷气式轰炸机被击毁，八架被击伤”，“还有其他一些飞机遭到损害”，“有四名美国军事人员被打死，另外大约还有二十人受伤”。
能装载核武器的B一57喷气式轰炸机在八月五日美国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一直驻在这个机场。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这项巨大胜利，使得美国总统约翰逊非常惊慌。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正在纽约进行竞选活动的约翰逊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同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后来他决定取消了原订计划，并回到华盛顿，召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开会，研究这种局势的“一切方面”，和应付这一局势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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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十月三十一日五时零六分至十一时五十九分和十五时二十八分至二十一时十七分，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我福建省将军澳以东和崇武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三十九次严重警告。

栏目：昨日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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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致电阿领导人 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在十月三十一日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总统、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和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
电报说：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当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事件。
它为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独立以后。
勤劳勇敢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木·贝拉总统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在巩固民族独立、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本国反动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为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非洲团结、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衷心地预祝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中阿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
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发展。
中国人民和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并肩前进，共同奋斗。
中阿两国人民兄弟的伟大友谊万岁！

刘主席同查希尔国王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于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等参加了会谈。

刘主席周总理等出席阿大使招待会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亚拉，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郭沫若、林枫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亚拉大使和贺龙副总理先后讲话，祝愿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十一月一日开辟的革命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祝愿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陈毅元帅率党政代表团抵阿尔及尔 中国军事代表团同机到达

由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副团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十月三十日乘专机到达阿尔及尔。
代表团是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前往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
由杨勇上将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同机到达。

中国党政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曾涛。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有：刘少文中将；
聂凤智空军中将；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武官胡彬甫大校；
炯炎上校。

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十月二十五日乘专机离开北京时，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贺龙、薄一波、罗瑞卿等曾到机场热烈欢送。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本·贝拉，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接见了中国党政代表团。
陈毅元帅把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交给了本·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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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承蒙你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预祝苏联人民取得新的成就，并对我们表示祝贺，我们谨表示感谢。

我们并感谢你们对“上升”号宇宙飞船发射和顺利着陆的祝贺。

始终不渝地贯彻苏共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和顺利执行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苏联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预祝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

祝苏中两国共产党人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祝苏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争取和平、民主，争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巩固。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列·勃列日涅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阿·米高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新华社一日讯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十月十七日刊登了关于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十月十六日就赫鲁晓夫下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的表现，希望恢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报道全文如下：

问：对于这次赫鲁晓夫辞职，你是怎样看的？

宫本总书记答：据公布说，大体上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而辞职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采用了这种辞职做法的这件事情，包含有复杂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同苏共领导进行公开的论战，它的核心人物就是赫鲁晓夫。

我们认为，他用这种方式辞职这件事情，在以这种形式表现了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所具有的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我们本来同苏联共产党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
但是，由于最近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采取无理攻击、捣乱、把错误路线强加于人等等做法，双方关系已经恶化。
我们的主张和我们的坚定信心，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借此机会表示希望苏联共产党领导不仅要从更加根本的方面重新考虑一向对我们党的态度，而且要从更加根本的方面重新考虑对内对外的问题。

问：在我们看来，继任者是赫鲁晓夫的嫡系，今后的路线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觉得如何？

答：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不再看一看今后的情况，那是不能作出判断的。
我们现在也无法轻易地断定（苏共领导）会不会立即从根本上重新检查它过去的做法。

问：你是否认为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将会因此而后退一步？

答：这件事情至少是破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这件事情今后会以什么形式发展下去，不看一看情况是无法断定的。
是要多少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设法把当前局面应付过去，还是要以这个事件为转机，追溯到更根本性的问题来进行检查，这些问题仍然会受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其他关系的影响。

问：是不是在苏联内部发生了反对那些企图强行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人的情况？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根据的看法。
我们也不了解内部的详细情况，因此，不能断定。
但是，至少可以说，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片面地、毫无根据地企图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旨在举行国际会议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但在以后，这种做法不仅遭到几个大党的反对，而且在据认为一向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党中间，也发生了动摇，碰到了困难。
如果这样一意孤行地搞下去，那么，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很有可能象我们曾经提出警告的那样，越来越明显地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分裂的局面。
因此，对苏联共产党领导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决定怎样解决，这还很难说。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同这次这样表现出来的事情有着重要的关系。

问：对日本共产党有什么影响？

答：修正主义的错误的根源是相当深刻的，而且是广泛的，所以我们知道，问题不会简单地得到解决。
不过，至少可以说，那些背叛我们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宗派活动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一伙人，完全把他们的“前途”寄托在赫鲁晓夫身上。
不寄托在日本共产党方面，而寄托在赫鲁晓夫身上。
然而，现在赫鲁晓夫以这种方式，以同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有关系的方式辞职，这件事情说明，这些人所押的牌决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幸运的。
我们是按照那种根据真理和科学、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的原则来办事的。
我认为，对于那些以为只要追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以后就能出人头地的宗派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如果他们能够真正地重新考虑一下，站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的立场上，那是幸运的。
不过，这些人如果不再碰几次钉子，总是不愿意回头的，这是一般的情况。

问：你刚才说，这是赫鲁晓夫路线的修正主义破产。
在哪些问题上破产的？

答：公报说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得到更详细的确实的材料，因此，不能象侦探小说那样，深入地过多地谈论。
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辞职，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过去我们曾经回答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挑战，批判他们的路线的错误，进行了论战。
不过，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是他们的内部矛盾和他们的错误路线的内部矛盾的一种政治表现。

问：你认为，现在赫鲁晓夫路线的最重要的矛盾表现在哪一方面？

答：还是可以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的路线，实际上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另外在对外方面和对内方面，也都有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

问：如果要具体地指出成为破产的因素的事情，你认为是什么？

答：我还不想作这种断定。
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正式公报只是说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所以我们虽然可以作种种猜测，但是，还不能正式发表好象深入地进行了分析的意见。

问：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中苏对立、国内问题、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遭到失败的问题，而且，还有人说，在美苏核战略中同军部发生了对立。
你认为，在这些问题中，哪个问题大？

答：包括对外的各种政策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在内的问题，同对内政策，是有联系的问题。
我们直接发生关系并且碰到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同苏联共产党领导进行论战的当事者。
而且，我们正在详尽地进行反驳，指明哪些是错误的，是怎样错误的。
譬如，召开国际会议的做法有问题；
对其他共产党依然采取着大国主义态度；
还有，由于其他共产党，如象我们党，不去不加批判地盲从它，它就公开支持被我们党开除的一伙人，图谋分裂我们党。
按照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码的知识来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
对这种做法，我们公开地进行了批评。
采取这种做法，就会造成非常蛮不讲理的情况。
这样蛮不讲理不会永远行得通，总有一天会碰到更加严重的困难。
它的碰壁和破产是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现在是以领导机构的内部矛盾的形式和更迭核心领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问：你所说的领导机构的内部矛盾，能不能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内部进行了某种争夺权力的斗争？

答：不能明确地作出这样的断定。
至于说，采取了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问：能不能说产生了近似这种斗争的现象？

答：关于这一点，还不能谈什么。

问：能不能说已经有了这样的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对立状态今后将会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答：如果这样说，那也许有点过于乐观了。
一个国家的党的领导人以那种方式，已经在很长期间，正式地提出并且顽固地执行了错误的方针。
但是，我认为，已经不能再让历来的舵手掌舵这件事，将会对它的路线的前途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不能立即把这件事简单地说成是现在似乎已经解决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最困难的问题。
这是因为，一个党的领导机构的方针，是通过一个历史过程和一种体制制订的。
不会仅仅由于撤换了领导机构的核心而立即纠正过去的错误，公开地承认错误。
这是历史的动向。

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包括我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党所遇到的困难，是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然而，错误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所遇到的困难，总的来说，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走向失败的过程中的困难和破产。
虽然不能简单地说，争论问题因此已经有了眉目。
不过，可以说，这次事件表明，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归根到底，一定会在各个阶段暴露出各种矛盾，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暴露出深刻的内部矛盾。

问：有人认为，由于这次发生的事件，受到最大的打击的可能是美国。
你对国际上的影响怎样看？

答：至少我认为，美国的领导人，特别是肯尼迪、约翰逊这些人，曾经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一个容易谈判的对手，而且以为同他谈判下去，就能够在对帝国主义相当有利的情况下促进美英苏的关系。
所以，解除赫鲁晓夫职务这件事情，将会使帝国主义者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的方针和根据这个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路线，碰到一种困难。

但是，苏联共产党领导还没有表示要改变过去的整个路线。
目前只是以赫鲁晓夫辞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目前阶段，还不能说，苏联过去对美英的态度会有根本性质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坚持毫不妥协地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路线，并且坚持对当前的战争和侵略的危险具体地进行斗争的正确路线，继续进行斗争，这样做是重要的。

问：莫斯科呼吁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今后将会怎样？

答：我认为，硬要举行这个会议，也会碰到相当的困难。
可以说，已经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但是，在这个阶段，还不能断定，他们是硬要举行这个会议呢，还是重新考虑不举行，还是试图作某种改变，因为这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本身今后的态度的问题。
但是，可以明确地说，硬要举行那个会议的做法，由于这次发生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而且困难了。

问：由于强制举行会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倾向会不会越来越显著，或者会不会改变会议的性质？

答：所谓强制举行会议的做法，归根到底，就是仅仅召集在他们影响下的党的会议，在会议上采取一定的行动而已。
现在已有一个由八十一个共产党全体表示赞成的声明。
从这个声明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就是使一些党脱离开这条路线；
任意举行个会议，并且任意决定个方针，这就是公开分裂。
我们一直说，不应当那样做，应当停止举行。
如果硬要举行，对苏联共产党领导来说，局面将会变得比目前情况更加困难而且复杂。
就是说，一定会受到们强制分裂活动的谴责。

但是，我认为他们也会考虑，怎样设法应付局面，以能够保持体面的方式召开会议。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正因为赫鲁晓夫已经不能压服人，所以困难将会变得更大。

答：与其说赫鲁晓夫能够压服人，其余的人不能压服人，倒不如说局面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就是说，赫鲁晓夫不得不下台的这种情况，将会变成充满更大的矛盾和困难的情况。
因此，推行过去的路线，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现在还不能明确地断定他们会停止召开国际会议。
他们大概还会考虑各种办法。
我们的态度是，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出呼吁：应当停止举行那种会议。
我们今后仍将更加坚决地坚持这个方针。

新华社一日讯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在十月十七日刊登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就赫鲁晓夫下台发表的谈话。
《人民日报》刊登的这来消息的全文如下：

鉴于尼·谢·赫鲁晓夫辞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向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尼·谢·赫鲁晓夫辞去他所担任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对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好事，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关于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的关系问题，迪·努·艾地认为，不会由于这件事而有所变化。

新华社一日讯 雅加达消息：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局十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新闻公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二十四日在万隆人民艺术大学和“里韦博士新闻学院”发表讲演时，谈到了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

艾地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赫鲁晓夫辞去他的三项职务（即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不管其理由是什么，这一措施是明智的。
这对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件好事，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裂痕是会影响新兴力量的，这对新兴力量也是一件好事。
至于赫鲁晓夫辞职的结果会对今后有何好处，还得注视着这个事态的发展。
这除了为苏联和中国开辟了新的接近的可能性的道路之外，另一方面，还存在种种困难和障碍，因为苏联共产党还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
但是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能由代表大会修改。
明确地说，赫鲁晓夫的辞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新的和好的可能性，这对新兴力量会有良好的影响。

新华社一日讯 据波兰《人民论坛报》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十月十七日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内举行的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会见的群众集会上说：“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指出的，并在这个党的纲领中所规定了的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政策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这一政策又为前几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所全力强调。
大家知道，全会认为，应该接受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不再担负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辞呈。”
他说：“也许，对许多人来说，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变更是某种意外。
这是因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主导地位引起的。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的每一次变更在世界所有国家引起的兴趣比西方国家政府成员中经常发生的各种变化引起的兴趣更大。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说：“当然，每一个变化都有其一定的原因。
这纯粹是内部的问题。
可以设想，一系列的原因使赫鲁晓夫离开了他担负的职位，尽管他在增强苏联经济威力的事业中有许多功绩，在加强世界和平中有贡献。

“对这些原因的分量的评价只属于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的权限范围内。
赫鲁晓夫同志在去年秋天和我的谈话中就告诉我说，他在考虑辞去担负的职务的可能性。
我现在这样说，大概不会说我不善于保守秘密吧。
因此我个人听到赫鲁晓夫同志以年迈和健康恶化为理由提出辞职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意外。

“每一个党都是自主的，只有它有权对它的生活、领导工作方法以及有关它的国家的一切事务——它指导其生活并对其命运负责——作出决定和给予评价。
但是，所有的党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本原则为指南的，在自己工作中，在采取重要决定时，都应遵守集体原则。
每一个党的领导工作的集体制度，发展和其它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关系，加强共产主义队伍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这都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哥穆尔卡说：“对于波兰、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是：苏联对外政策总路线，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路线，苏共和苏联政府将能坚决把它继续下去。
我们将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合作，并加强同它的兄弟般的友好联系和联盟，我们深信，在苏共和苏联政府方面，一定不会减少这种愿望和要求，并且我们已有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证明。”
“我想借此机会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致以最好的祝愿，祝他们在自己工作中，在光荣的，同时又是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及在我们要求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共同愿望中，在争取我们共同目的的共同斗争中，取得最好的成就。”
哥穆尔卡还说：“我们两国及其领导力量——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坚决捍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的。
在我们时代里，这一必不可少的团结和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在反帝斗争、在争取保障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斗争的战线上取得成就和胜利的基本前提。

“我们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指导。
这些原则体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共同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中，它们适用于我们时代的问题。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支持一切旨在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克服其中存在的分歧的努力。

“波兰统一工人党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从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愿望出发，已经表示赞成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并将继续为此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前提是：会议的任务将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动员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步调一致的行动，为最重要的共同目的而斗争。”

新华社一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十月二十八日在华沙市科学文化宫举行的蒙古党政代表团同华沙市民会见的群众大会发表了讲话。

哥穆尔卡说：“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为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而斗争，我们两党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起，根据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把争取和平与拯救人类免于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自己首要的国际任务。
象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这一伟大的目标决定着波兰和蒙古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一路线是：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始终不渝的和平共处的愿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愿望，保证各国人民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愿望。”
哥穆尔卡说：“有效地反抗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武装干涉和各种侵略行为，这些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胜利斗争，各国人民争取进步、和平的斗争范围和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一致，取决于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一致努力和斗争。”
他说：“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于他们的行动一致，在于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同目的，争取民族自由、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团结。
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必须克服。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要求的，因为削弱这种团结一致，只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加强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和活动。
最近以来，有许多事例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点。
但是，它也加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求行动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阵线紧密团结的愿望。”
他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们渴望，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两个党意识到这一历史责任和社会主义及和平的最高利益，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和善意的步骤。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所有的争取和平、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战士都会热烈地同意和欢迎这些步骤。”
哥穆尔卡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
我愿意在这里极其满意地指出，由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规定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政策的总路线以及苏联对一切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对我们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是完全适合的。
几天前，我们党的领导人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肯定了这一点。
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兄弟的关系和有效的合作将进一步地加强。

“同样，我们也相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和苏共中央全会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中所进行的人事变动，保持了党内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
苏共中央接受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辞职请求，其原因是有根据的。”

问：关于赫鲁晓夫辞职，苏联政府最初是说“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和年迈”，不过，从以后的消息来看，情况好象多少有些不同。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土岐强答：关于可不可以按照表面上的说法来理解苏联政府的正式公报的问题，许多舆论都认为，辞职的真正原因不在于那情况。
如果说不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的关系，那么，按照常识，当然要认为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以后，莫斯科传来了这样那样的消息，但是还没有明确的宣布。
因此，不能作确切的说明。
不过，赫鲁晓夫没有出席那次决定辞职这件事情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好象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赫鲁晓夫是在所谓“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迫辞职的。
人们认为，这次赫鲁晓夫辞职，不是单纯地替换总理或第一书记的职务，而是一种和平的苦迭打，也就是“政变”。
我认为，这种看法恐怕是对的。

问：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答：看一看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在刚刚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之后发表的社论，就可以知道，这篇社论对于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等，指出了种种缺点。
但是，我们党认为，这个事件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路线已经碰壁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路线叫做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对它表示反对，并且进行着批判。
我们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苏共领导的做法，在国际上，在国内，都碰到很大的难关，遭到破产，已经到了无论如何都要更换它的最高领导人否则就干不下去的地步。

问：难关是在哪些方面碰到的？

答：在各个方面，不过，不论怎样，其中的大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这几年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不想真正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也不认真地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企图把他们的错误的修正主义做法强加给全世界的共产党。
我们党从对日本的革命负责、并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而努力的观点出发，反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做法。
然而，苏联共产党领导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做法，反而甚至对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以独立自主的观点看问题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进行了无理干涉。
他们为所欲为地干出了真正的共产党按照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码知识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例如公开地极力赞扬被我们党开除的一伙人等等。
苏联共产党领导显然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削弱它的力量的这种做法，日益丧失国际上的支持，最近在一向赞成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中间，也出现了反对这种做法的动向。

对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想要在十二月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也只有很少的一些党正式表示支持，关于会议的内容，也有种种意见提出来，事情象苏联共产党领导所希望的那样进展的可能性，已经逐渐减少。

问：人们还说，会议或许开不成。

答：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正在议论纷纷。
有的说，恐怕开不成，有的说，即使召开，大概也会改变会议的性质。
在目前，很难确切地预测将会怎样。
不过，很清楚的是，如果苏联碍于面子，坚持要在毫无正当根据的情况下片面地召开这种国际会议，那就只会使困难越来越多。

问：可是，报纸和电视台正在作出这样那样的预测，有的说，由于这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好起来，有的说，不，恐怕不会好起来。

答：我认为，所谓将会出现一些变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但是，可不可以简单地认为现在立刻会恢复到产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前的状态，却是一个疑问。
事实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中，赫鲁晓夫一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任何人都没有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单单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
因为，一个党的领导机构的方针，是根据历史的情况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制订的。
这个方针碰到严重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地步。
只是根据最高领导人已经被撤换的这一点，就认为历来的修正主义路线会很快地得到纠正，会有所改变，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认为，同中国的关系，今后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情况，有前进，也有后退，而且，可能会以相当曲折的形式发展下去。

问：其次，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国际上产生了种种反响，特别是美国，约翰逊总统重新发表了“颂扬赫鲁晓夫”的演说。
请你谈谈在国际上具有什么意义。

答：的确，美国是相当着慌的。
美国被迫不仅要重新研究对苏外交政策，而且要重新研究美国的整个世界政策。
这是因为，美国最近的世界政策，是在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为一种凭恃、同赫鲁晓夫搞好关系这一做法的基础上制订的。
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方面，也有与此相适应的东西。
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苏联的“和平共处路线”。
总之，苏联领导所说的“和平共处”，目的是要使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服从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
因此，尽管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和其他地方进行着蛮横无理的侵略战争，但是苏联连一次有效的抗议也没有提出过。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来说，在对他们有利地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苏联的“和平共处路线”曾经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但是，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来说，正因为曾经对赫鲁晓夫有所指望，对他们很方便的“懂道理”的赫鲁晓夫突然被解除职务，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约翰逊表面上虽然说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但是不能掩饰内心的不安。

问：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

答：日苏两党在历史上一直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但是，就象刚才谈到的那样，苏联共产党领导企图片面地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我们党，而且从外部对日本的民主运动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分裂活动。
这种做法，特别是自从去年夏天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变得显著起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因此，日苏两党关系今后将会怎样的问题，取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是否改变过去对我们党的大国主义态度，是否停止对我们党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
我们党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这个机会，表示希望苏联共产党领导从国际方面，从国内方面全面地重新检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问：对于不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主张而支持赫鲁晓夫的主张的志贺义雄和神山茂夫一伙人来说，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答：他们曾经把赌注押在赫鲁晓夫身上，现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他们可能是感觉到非常困惑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因此而认为要认真地努力促使志贺、神山等人从根本上重新检查他们的反党修正主义的立场，使他们立刻采取这种态度，那是轻率的看法。

事实上，志贺在中国宣布核试验以后，立即仍然表明“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态度，在当天发表谈话，对中国人民表示抗议。
从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出，上述看法是轻率的。

问：可是，日本共产党对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怎样想的？
日本共产党建议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是什么样的会议？
请谈一谈。

答：我们党的看法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变的。
现代修正主义必然要被人民所唾弃、所粉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无不胜的学说必然要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本身证明它的正确性，必然能够取得胜利。
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赢得更高度的团结，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运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然会向前发展，取得新的胜利。”
日本共产党建议举行的国际会议，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企图片面地召集的会议，也就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国际会议，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党建议举行的是“讨论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一致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地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目前进行的侵略进行斗争”的国际会议。
我们虽然认为应当就目前存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理论和原则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但是不能因此而使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斗争停歇一天。
各个党必须在正确地发展本国的斗争的同时，加强和扩大同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线。
我们党建议，首先要召开旨在统一这种具体行动的国际会议。

我们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将会成为一次为了逐步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回答全世界人民的期望、彻底追击敌人的会议。

不久以前，报纸曾经报道，比利时共产党说，“将会召开日本共产党建议的国际会议。”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所以很难谈确切的情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共产党的合理的、具体的、积极的建议，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

我们仍将进行巨大的努力，反对修正主义，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团结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的发展。

作者：《文艺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者按：

争论的焦点

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形象，能不能够在革命文艺中大放光彩？
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能不能够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我们文艺的性质和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要求工农兵的先进榜样在文艺创作中得到突出的表现。
资产阶级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总是反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或者用各种办法来贬低它，排挤它，削弱它在文艺上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斗争就越发尖锐化起来。

我们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呢，还是“写中间人物”？
这是当前存在的尖锐问题。
创造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这是无产阶级的主张，它保证我们的文学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
“写中间人物”，这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它引导我们的文学走向资产阶级的歧途。
这两种主张是不可调和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村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会议的主持人之一邵荃麟同志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他从文艺反映现实、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创作现状等方面，找出各种理由，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贬低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要求作家们大量描写所谓“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人民群众中间，正面英雄人物是少数，“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因此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

二、文艺创作要反映社会矛盾，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因此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

三、“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
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四、在文艺创作中，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
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要多写“中间人物”。

此外还有不少说法，暂不一一列举。
总之，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写中间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这就势必要把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从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上排挤下来。

文艺创作要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就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然也包括群众中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暂时居于中间状态的人物。
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这类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今后也会不断地出现。
现在的问题是：邵荃麟同志创造了一个“中间人物”的特殊概念，提出了一套“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用来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
这就是当前争论的集点。

什么是“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物呢？

按照邵荃麟同志的解释，所谓“中间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中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人，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的人，是身上有“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
据说，在人民群众中，这种“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
按照大连创作会议后几篇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的解释，有的说是“自私自利的人”，有的说是“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这就把落后人物也包括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了。
有的说，“中间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那就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了。
实际上，邵荃麟同志自己有时也把“中间人物”同落后人物、“小人物”混为一谈，并没有把界线划分清楚。

为了说明“中间人物”的概念，邵荃麟同志等还从文学作品中举出了一些“中间人物”的例子（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按照他们的举例和说明，所谓“中间人物”，原来是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

那么，把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概括为如此这般的“中间人物”，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呢？

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也有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
当群众的革命要求、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的时候，初看起来，中间状态的人物是为数不少的。
但是，这种中间状态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不确定的状态。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绝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态度迅速地发生变化，群众中间长期蕴蓄着的革命积极性，终于象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
这时候，社会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正面与反面，互相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日益鲜明，各种社会力量的阶级本质也都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
历史证明了，我国工农群众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
工人农民和士兵，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社会主义江山的擎天大柱。
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大连创作会议是着重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的。
邵荃麟同志是提倡以“现实主义”态度来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的。
那么，就农民来说，是否象邵荃麟等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反复指出：我国广大的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是上中农，他们是少数。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历程，完全证实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以贫农下中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风吹不倒，雷打不散。
所以，从广大农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看，那就决不是“两头小，中间大”；
而是农民的绝大多数，包括一些曾经有过摇摆的农民，经过暂时的徘徊观望之后，都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可是，邵荃麟同志不是这样看。
照他看来，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甚至“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
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新中国就根本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恢复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
“中间人物”这个特殊概念的反动性和荒谬性，不是昭然若揭吗？
要知道，抹杀广大农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国内外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工农群众的阶级地位，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事实上，我国工农兵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固然，广大群众的思想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先进的，有落后的，也有不少是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
在群众中间，有各种落后的东西，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需要长期的奋斗。
但是，总的看来，工农兵群众较之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总是要健康得多，总是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新事物。
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必须长期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经过不同程度的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还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是，在政治态度上，也是不同程度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试问：凭什么硬说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介乎好人坏人之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间、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
说这话的人，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
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的诽谤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社会的主人。
说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也就是无知无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群氓”，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这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可见，邵荃麟同志等所创造的“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宣扬者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群众。
他们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革命运动过程中部分群众暂时处于中间状态（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的现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现象，并且把它无限地膨胀起来，似乎不论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对待革命、对待革命思想的态度都是中间状态的。
他们把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都包纳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用来壮大“中间人物”的声势，以便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并且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
凡是热爱革命事业、革命文艺事业的人，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么人代表着时代的主流？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几个主要理由，看看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第一，借口英雄人物是少数，认为不可多写；
强调“中间人物”是大多数，主张大写而特写：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我们要问：文艺创作对于生活的反映，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呢，还是主动地、创造性的反映？
是为反映而反映呢，还是有目的、有重点的反映？
是仅仅反映生活的现象呢，还是要通过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
邵荃麟同志不是口口声声反对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吗？
可是，按照他提出的公式——英雄或非英雄在艺术描写上数量的多寡，应当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人数的多寡成正比例，岂不恰恰是一种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公式吗？

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
不努力创造群星灿烂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前面说过，把工农群众的大多数看成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是根本错误的。
当然，在广大群众中间，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还不是大多数，但也决不是极少数，而是已经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
这些人是时代的精华，人民的精华，阶级的精华。
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众的带头人，代表着广大群众的今天和明天。
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边，用热情的笔墨，为新事物开辟道路。
必须看到，在我们文艺家的笔下，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而是写得太少；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艺有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
现在应当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家们听信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不去着重描写代表时代主流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而去大写特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就不但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而且我们文艺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全面地实现了“写中间人物”的一套主张。
在我们的文学书刊上，戏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到处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满身都是“旧的东西”——“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人，那将把我们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歪曲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文艺还配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第二，说当前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要写矛盾，就要大写“中间人物”。
这个理由是臆造的，根本不能成立。

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反映当代的社会矛盾，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我们的文艺应当把这种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各种人物，影响广大群众，推动矛盾斗争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所谓写矛盾，主要是写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今天说来，主要是兴无灭资的斗争；
这就不能不着重描写矛盾的主导面，不能不着重描写站在矛盾的主导面解决矛盾、推动生活前进的英雄人物。
固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革命风暴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对于矛盾斗争的侧面描写，包括对于某些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描写；
然而，难道不是处于矛盾斗争漩涡中心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掌握着矛盾斗争的关键，反而是游离于火热斗争之外的“中间人物”更能够体现矛盾斗争的性质和方向吗？
硬说“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岂不是要抹杀矛盾斗争的主导面——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决定作用，或者转移矛盾斗争的目标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还指的是“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内心矛盾。
邵荃麟同志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同情倾注在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身上。
在他看来，这些人夹在互不相容的两条道路中间，要观望而不能长期观望，要徘徊而没有徘徊余地，好不痛苦！
他不是以批判态度、而是以同情态度看待“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
他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能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
相反，他是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世代相传的、农民身上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他竟然认为，我国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的伟大过程，不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过程，而是“痛苦的过程”或“苦难的历程”。
这样，他所说的“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就是意味着所谓“中间人物”的农民被一场革命风暴卷入社会主义浪潮时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因此，他要求作家们着重描写这些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苦难的历程”和，“阴暗心理”。
显然，这决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用极端阴暗的心理对待翻身农民和农民的翻身事业。
根据这种理论主张写出来的作品，断然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第三，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认定“中间人物”是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主张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这都是说不通的。

我们的文艺，是工农兵群众前进的号角，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是全体劳动人民文化生活上的良师益友，而不是一部分“中间人物”的专用课本。
群众中的先进与落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间状态终归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则是长期存在的。
夸大“中间人物”的数量，从而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都是经不住客观事实的检验的。
把文艺的教育作用任意割裂，似乎写先进人物就为的教育先进分子，写落后人物就为的教育落后分子，而“写中间人物”就为的教育中间分子，这不是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因此必须着重描写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
当然，正确地描写群众中不自觉、半自觉的人物的改造过程，也是需要的，凡是写得好的，也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作用。
可是，正象在实际生活中，落后的或比较落后的人们的转变和进步，往往是由于先进分子的带动、帮助和影响；
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强大教育鼓舞作用，也决不是“中间人物”的描写所能代替的。
从刘胡兰、李有国、董存瑞、朱老忠、许云峰到雷锋、梁生宝、李双双、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和大庆英雄们的动人形象，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看问题，总是抱怨群众缺乏鉴别能力。
他们看到有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及“中间人物”写得那么细致，却反而受到群众更大的欢迎，为此忿忿不平。
这说明他们多么不了解群众力争上游的感情，不了解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渴望；
对于文艺的教育作用，他们的认识又是多么肤浅和片面化啊。
社会主义文艺对于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是以正面的教育为主呢，还是以反面的或侧面的教育为主？
是单靠冷静的分析呢，还是要结合以热情的鼓舞？
是引导群众向前看呢，还是引导他们向后看？
是激励群众奋发起来呢，还是宣扬消极、动摇的情绪使得群众消沉下去？
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英雄的时代，需要英雄的形象。
人民群众多么渴望从书刊上、银幕上、舞台上看到更多更好的、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共产主义风格的光辉榜样，成为鼓舞群众兴无灭资、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
工农兵群众多么渴望文艺作品发挥更大的正面教育鼓舞作用，帮助培养青年一代，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力图把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自私自利的落后人物、浑浑噩噩的“小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主要地位；
同时抱怨写共产主义风格太多，反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
这不是排斥社会主义文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什么路子才是宽广的？

第四，说英雄人物写得多，创作的“路子就窄了”；
只有多写“中间人物”，路子才会宽广起来。
这真是奇谈怪论！

要辨别路子的宽与窄，首先要问：是什么样的路子？
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路子呢，还是资产阶级文艺的路子？
前者是无产阶级开辟的光明大道，后者是资产阶级走绝了的死胡同。
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我们的时代，英雄人物的活动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作家描写英雄人物的可能性也是无穷无尽的。
同样是大公无私，敢想敢干，同样是共产主义风格，在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具体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是千差万别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义，是文艺史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伟大主题，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一切有志之士，纵使竭毕生的精力，也是写不完、画不完、唱不完的。
至于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些动摇的人，多余的人，自私的人，渺小的人，阴暗的人，内心分裂的人，则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作家们早已写烂了的，是文学史上的陈腔滥调。
今天的作家们用新的观点来写，自然还可以写一些。
但是，作为写光明的陪衬则可，作为创作的首要任务则不可。
在今天提倡大写“中间人物”，势必要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死胡同里去。

提倡人物多样化，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英雄人物的描写居于优先的、主导的地位。
热情地歌颂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旧文艺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取消了这个特色，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新文艺本身。
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文艺只能写英雄，只能写模范，不能写其他人物。
写英雄，写模范，也要在矛盾斗争中、在各种人物的关系中表现他们，才能真实地、生动地描写出来。
但是那些口口声声念叼着“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却一味地抱怨“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文艺的老路才是“宽广”的！
围绕着人物描写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吗？

近几年来，有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于创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没有进行有力的宣传，有时还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把创作引入歧途。
同时，不少作家由于世界观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造，加之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的火热斗争，他们对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缺乏热烈的阶级感情。
这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间，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出现得很少，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因此减弱了。
作为文学团体的领导人，邵荃麟同志不是针对这个缺点，鼓励和引导作家们为创造英雄形象、提高文学的战斗力而奋斗；
反而说什么“革命性是够的”，“革命性都很强”，不要多写革命性强的英雄人物了，而要多写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中间人物”。
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不总是宣扬“中间人物”的描写“有深度”，鄙簿许多英雄人物的描写犯了“单纯化”、“简单化”、“概念化”的错误吗？
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只肯在“写中间人物”方面“锦上添花”，不肯在写英雄人物方面“雪里送炭”呢？
要写好英雄人物，就必须鼓励作家们投入群众的火热斗争，从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概括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
“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宁愿作家们安于现状，描写平凡琐碎的小事情。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凡是有利于工农兵、有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不热心，凡是不利于工农兵、不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热心呢？

反对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

邵荃麟同志肆意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话，作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根据，也是应当受到反驳的。

邵荃麟同志对于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做了极其错误的解释。
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恳切地希望和要求作家着力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描写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这种描绘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
恩格斯批评《城市姑娘》的作者把工人形象描写得过于消极，缺乏典型意义，没有正确地表现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
不难看出，恩格斯对这本小说是不满意的，他寄希望于这位女作家的另一部作品，热望她在以后的创作中着重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
这样一封充满革命精神的信，难道可以歪曲为似乎恩格斯也赞成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大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谁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工农兵，歌颂光明，要求作家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观察、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各种社会现象；
认为必须这样做，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写出适合工农兵需要的作品来。
难道这些话也可以加以歪曲，似乎毛主席也赞成着重描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恩格斯早就批评过德国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们，责备他们“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而一味地“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
这同《给哈克纳斯的信》中反对专门描写工人生活的消极方面，思想立场是一致的。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
八、九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邵荃麟同志却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为自己的错误主张作辩护，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写中间人物”这个理论主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可见，从文艺反映时代、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文艺创作现状来看，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错误解释来看，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及其主要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

必须指出：尽管这种理论主张是极端错误的，经不住驳斥的，可是它仍然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可能受到、事实上已经受到一部分作家的欢迎。
欢迎这种主张的，有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不赞成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
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敢公开说要颂扬资产阶级，要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
他们欢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实际上导致颂扬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
第二种人，由于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小资阶阶级王国。
他们看不到群众中间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物，看到的都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
他们欣赏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对先进的东西不感兴趣。
他们的精神世界太窄了，容纳不了新时代英雄的高大形象。
这种人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停留在“中间人物”的水平，当然欢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第三种人，知道写英雄人物是一条比较艰苦的路，要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上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要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结合，要积极参加工农兵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他们害怕困难，宁愿走轻便的道路，听到有人把这种旁门便道理论化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摇大摆地走下去了，自然非常高兴，认为替自己“开了路子”。
此外，有些同志长期忽视理论学习，不注意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很容易做别人的思想俘虏——不是做教条主义的俘虏，就是做修正主义的俘虏。
无论从什么角度赞成“写中间人物”的主张，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正确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已经或者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同路人。
现在应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

用“写中间人物”代替写英雄人物，势必要排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呢？
据说就是要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
如果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正确地描写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艰苦复杂的战斗历程，那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却是要通过大量的“中间人物”形象，着重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
而革命的新事物，新人物，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风貌，是没有纳入他的“现实主义深化”的范围之内的。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
邵荃麟同志把我们文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抽掉了革命性。
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更是抽掉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
沿着这样的现实主义“深化”下去，岂不是要把我们的文学拖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变种吗？

同“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相配合，邵荃麟同志还特别提倡文学创作描写“平平凡凡”的事物，提倡“从小见大”，“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把这看做是达到现实主义深度的重要途径。
如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来认识生活，当然也可以从工农群众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具有尖锐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东西，加以集中概括，写出因小及大的作品，这种作品也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抛弃了革命精神，厌倦于革命斗争，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天天关在书斋里体味着“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的奥妙，眼光势必局限于狭小的日常琐事上，那就只能写出平庸的、渺小的东西，只会以小见小，不会以小见大，哪里能够表现出大时代的壮美诗意呢？

然而，邵荃麟同志正是要用他那“现实主义深化”和“平平凡凡的现实主义”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是描写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欢迎世界的伟大精神面貌。
革命浪漫主义的灵魂，是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互相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作方法。
提出这个创作方法，为的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进一步地革命化：不仅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且对现实产生强大的革命改造的作用。
实践这个创作方法的主要前提，是文艺家思想感情的革命化。
文艺家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然会抛弃资产阶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接受无产阶级的最好的创作方法。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创作方法从来不是强加于任何人的；
但也不允许任何人对它做任意的曲解。

邵荃麟同志一方面说我们的文学革命性“够”了，革命英雄主义“多”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什么革命浪漫主义了；
可是另一方面又说，从他那“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将要“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吗？
难道革命浪漫主义不是产生在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热斗争中，成长在作家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理想中，体现在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中，而是产生在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和根本缺乏革命性的“中间人物”的描写中吗？
既然不要革命了，所谓从“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可能呢？

需要照照镜子

我们的文艺是要着重描写工农兵的先进人物呢，还是要大写所谓“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
是歌颂工农兵群众的丰功伟绩呢、还是宣扬或者“暴露”他们身上的所谓“旧的东西”？
这是文艺家的根本立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
提倡“写中间人物”，提倡“现实主义深化”、实质上就是提倡作家不去写先进人物，不去歌颂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前进；
而是提倡作家热中于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者“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斗争，是没有间断过的。
我们批判过电影《武训传》，因为它把武训这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加以歌颂。
我们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诋毁新英雄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的反动言论，批判过他们歪曲革命现实、歪曲工农兵形象的反动作品。
胡风不是起劲地宣扬过“精神奴役的创伤”、“真实的现实主义”这类反动透顶的理论吗？
胡风不是提倡过描写“最平凡的事件”、“最停滞的生活”，鼓吹过“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从一粒砂看世界”的谬论吗？
胡风不是诬蔑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张是一把“扼杀文艺”的“刀子”吗？
曾经参加过批判胡风等人的反动文艺思想的人，今天却拾起胡风等人用过的武器，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作斗争，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

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我们的反面教材。
现代修正主义者诽谤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钢骨水泥堆起来的人”，是“公式化”的产物。
他们提倡“非英雄化”，说什么无所谓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鼓吹大写“既说不上好又说不上坏的普通人”。
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是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当做时代英雄加以歌颂，就是津津有味他讲述“小人物”的不幸遭遇。
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招牌，卖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私贷，从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附庸。
“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倡导者们，难道不该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吗？

邵荃麟同志提倡大写“中间人物”，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
一九四一年，正当抗日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他的小说集《英雄》一书的《题记》中说：这个集子的“各篇里所描写的，非但找不到半个英雄，相反地，倒几乎全是一些社会上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
而“对于这些卑微的人物，我却是爱好的，好象是朋友在一起厮混得久一些，自不免有一种眷恋之情。”
可见，“非英雄化”的思想，在邵荃麟同志的脑子里不是今天才有的。

必须看到，经过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现在谁要赤裸裸地提出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反对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公开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是不大可能了。
现在一些人的办法要巧妙得多，他们表面上还说一些拥护党的文艺方针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
同时尽量宣扬一些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东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来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物争地盘；
提出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扮起来的似是而非的主张，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来迎合文艺界一部分人的落后心理，使他们逐步脱离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
因此，当前的斗争，就更带有曲折的、复杂的性质。
不能简单地对待这类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
应当认真地对待它们。
它们在文艺界是有一定市场的。

这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

近几年来，在我国政治、经济各个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得很激烈。
这个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
围绕着“写中间人物”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以及必然要展开的对这些理论主张的讨论和批判，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上的一个尖锐的反映。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第一，在我国城乡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邵荃麟同志等提出了“中间人物”的概念。
按照这个概念及其说明，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广大各阶层的人民，都是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外的；
而坚决革命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仅仅是少数人。
实际上，这是用“中间人物”这个超阶级的概念来造成混乱，模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阵容，抹杀广大群众（包括群众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革命要求。
否定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群众基础，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基础。
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
它只能起到壮大资本主义声势，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动作用。

第二，文艺创作是通过人物描写体现作家的思想立场的。
主张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就是力图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
主张“写中间人物”，这就是力图削弱与缩小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
前者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热情歌颂，用体现在英雄人物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
后者是通过对“中间人物”消极方面的同情和欣赏的笔墨，用体现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群众。
所以，在文艺创作上，排挤英雄人物，就是排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以同情和欣赏的笔墨“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歌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削弱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正象毛主席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尖锐：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家，特别是党员文艺家，是鼓舞工农兵群众同心同德，从事兴无灭资的斗争呢，还是使得群众离心离德，败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但是有些人借口英雄人物是“萌芽”，人数比例“小”，认为值不得多写；
他们动不动就把写英雄人物同“公式化”“概念化”扯在一起，以“证明”英雄人物之不可多写。
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
列宁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第四，同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任务相对立，而提倡“写中间人物”；
同描写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的要求相对立，而提倡“写平平凡凡”，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立，而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这一切都是要抽掉我们文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抽掉它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使它变成一种不革命或革命性稀薄的“中间文学”，然后沿着资产阶级的斜坡滑下去，直到变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而后已。
事实上，“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是不会停留在“写中间人物”这一步的。
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小人物”吗？
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反党的“英雄”吗？
这些人也不会停留在“写平平凡凡”这一步。
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很不平凡的、“批判”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吗？
所谓“现实主义深化”，必然要向着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深化”下去，愈陷愈深。
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
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可见，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社会上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生义革命改造的力量，竟然在我们文学团体的领导机构中间，找到了它们的代言人。
这个事实，还不够使我们十分痛心而猛醒起来吗？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我国农村形势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有些人脱离了工农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火热斗争，看不见工农群众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丧失了革命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
在他们看来，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光辉的英雄形象……这些旗帜都应当收拾起来了，而应当代之以“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旗号。
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是并不存在的。
他们宁愿把所谓“中间人物”当做他们的理想人物，实际上是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
用反面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斗，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画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
如果他们的主张实现了，势必要取消我们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
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为了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阵地，必须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清除它们的恶劣影响。

作者：《文艺报》编辑部

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等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根据大量事实材料，针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及其它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批判。
会议认为：“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主张，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相对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相对立的极其错误的理论主张；
为了消除这种理论主张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产生的不良影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应当公布有关材料，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彻底的批判。
现在，为便于文艺界的同志们和读者们参加讨论和批判，我们把邵荃麟同志有关“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要言论及其它有关材料，分别报道如下。

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年间，《文艺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评论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
这些文章侧重在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着重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而较少谈到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对这个现象多次表示不满。
十二月间，他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
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
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
又说：“当前创作的主题比较狭窄，好象都只是写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六一年三月，邵荃麟同志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论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着重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提倡“写中间人物”。
他说：“光是题材多样化，还不解决问题。
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
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催促《文艺报》的同志动笔。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
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
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
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
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
陈企霞认为不能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在批判这种观点时，却形成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忽略了中间人物；
其实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同年七月十三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歪曲地解释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作为他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理论根据。
他说：“对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的话，发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把《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耐丽的觉悟程度写得很高。
实际上，恩格斯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
至于女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宣传“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邵奎麟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极力贬低写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反复宣扬“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
他在谈到我们的文艺现状时说：“我们的创作，总的看来，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
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
他说，我们作品中的人物，“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
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
他认为，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
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
为此他发表了以下的见解：“说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萌芽的东西也是典型，如高尔基的《母亲》，这也对，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
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
“现在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是写出矛盾，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
邵荃麟同志特别了赞成创造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认为这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在作祟。
他说：“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而是必须有发展过程，应该写他的发展过程；
如果只写他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了。
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
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
在《红旗谱》中，朱老忠固然是典型，严志和同样也是典型。
现在的评论，讲《创业史》就只讲梁生宝，不讲其它，讲《红旗谱》只讲朱老忠，不讲严志和。
作家要有勇气。
有勇气也确实不大容易。
赵树理写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也有许多人责难他。
作家对此要顶风。
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
打破这些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会使我们的创作更为发展。
这一方面是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自己的见解。”
又说：“熟悉甚么就写甚么，只要立场站得稳，‘拔高’提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拔高’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脱离现实，拔出来离开泥土。
提高还是要讲的，提高无非是概括，无非是典型化，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
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
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
最进步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
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
创造性格，主要是依靠人物自己的行动、心理状态来反映他性格的矛盾。
修正主义宣扬内心生活的阴暗，把我们吓住了。
阴暗心理可以写，为阴暗而阴暗就不对了。”
又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
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
中间大，两头小，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
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同志认为，他心目中的一些“中间人物”之所以写得好，就因为作家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旧的东西”，即所谓“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
他说：“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山乡巨变》中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
在会议上，邵荃麟同志不止一次地以《赖大嫂》这个短篇小说（西戎著，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例子，说明作家在描写赖大嫂这类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
他说：“短篇碰到另一问题，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怎么办？
多少年来，有那么一个框框。
有的能解决；
有的条件不够，不能解决。
过程不可能完结，怎么办？
农民的转变刚刚开头，可是为了解决问题，转变就要写出来，否则，批评家就出来了。
比如《赖大嫂》就遇到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
特别是演戏，不解决问题，批评就来了。
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
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
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
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
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
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
又说：“有些矛盾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比如农民转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
对西戎同志的《赖大嫂》，就有人说，为什么没有转变？
这是很困难的。”
同时，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人民群众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
他说：“思想意识的改造是艰巨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旧到新，是‘苦难的历程’。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还不艰巨、痛苦？
中国的鲁迅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也是这样。
柳青《创业史》的题词是：‘创业难’。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他看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说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激动人心？
就因为把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再一次歪曲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的原意，并进而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意，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他说：“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结果被理解为环境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性格是社会主义的人。
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写出典型环境，结果演绎出不能写消极，连半自觉的小人物也不行，除了最完美的英雄人物，其余的都不算。
有人因此提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世界上只能有那么几个典型，无产阶级的典型，只能是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是非常有害的理论。
后来，看了《城市姑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小说写的是平淡而又平淡的故事。
恩格斯并不是责备作者把女工写得那么消极。
那时有那样一个女工，并不奇怪。
问题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没有一个工人同情、支持，这就不够典型了。
这是指人物与现实环境的关系问题，即要写人在一定环境中的变化，而不是说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
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
一定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不怕困难的，也有动摇的，偷东西的，违法乱纪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与环境有关系。
作家的反映，这里有主导的一面。
总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毛主席要我们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否则，就会产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造成很大的压力。”
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平平凡凡”、“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
他说：“前几年有种理论，好象平平凡凡就不够劲，这是一种偏见。
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
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
“短篇小说比长篇更难写，将一个复杂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概括，以小见大，象树干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年轮和树木的性格。
复杂与单纯的关系是：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这与单纯化不同。
鲁迅、契呵夫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平平常常与轰轰烈烈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生活基础。
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
最近几年，在成熟的作家中间，风格形成了。
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在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同时，还向作家们宣扬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用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据说，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从“现实主义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
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
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
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
《“老坚决”外传》（张庆田著，载《河北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这个作品在地方刊物上还是应该肯定，有教育作用。
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主人公名副其实，处处坚决；
另一人物王大炮更加单纯化。
短篇小说很短，只能强调人物的一点，但这个作品使人感到单纯化，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
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
“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特别称赞赵树理同志的作品。
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
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
他说：“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
会上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他的创作估计不足。
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
为什么称赞老赵？
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
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
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等刊物公开宣扬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二年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同志写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
这篇文章着重宣扬了大连创作会议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作者首先对梁三老汉等两个“中间人物”形象作了高度的评价。
他说：“梁三老汉不是先进人物，也不是落后人物。
他经过几十年个人创业的惨败，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出色地反映了处于先进与落后中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状态。”
“在他身上，作家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
作者赞扬了《沙桂英》（唐克新著，载《上海文学》一九六二年二月号）中的邵顺宝“有他自个儿的精神面貌”：既“聪明、能干、心地也算善良”，又“虚荣心重，觉悟不高”、“灵魂是多么卑琐”。
然后作者说：“这样的人物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却相当少见。”
作者指责评论界对这种人物太“淡漠”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作者认为，提倡不提倡描写“中间人物”，“这涉及到我们对艺术典型的多样性和作品的社会作用的理解”。
“文艺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性格越多样，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反映得才会越充分，其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才会更加有力。
梁三老汉、邵顺宝和严志和（《红旗谱》）、亭面糊（《山乡巨变》）、喜旺（《李双双小传》）、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这些多样的人物性格的认识意义、教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
因此，作者号召作家，要“着力”地“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多种多样的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
并且还给“中间人物”下了如下的定义：“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个定义是当时值班的本刊编辑部副主任黄秋耘同志加上的）。
从这些论点和他们所称赞的作品中的人物看来，所谓“中间人物”，主要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
同年十二月号《文艺报》，发表了黎之同志的《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一文，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五月号《文艺报》，发表了刘白羽同志的《英雄之歌》，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也有所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火花》上，发表了两篇提倡“写中间人物”的文章。
一篇是沈思同志写的《我读〈赖大嫂〉》。
这篇文章提出了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
作者说：“把现实生活中中间人们的思想、性格的庸俗，这样形象地勾勒出来，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容易滑过去的落后的、看来又是琐碎的事物，显著地闪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些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以追求钱和利为人生目的的人们，那些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人们，不是都能从赖大嫂的形象上，照见自己的身影，使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受到鞭挞么！”
另一篇是侯墨同志写的《漫谈〈赖大嫂〉》。
这篇文章认为，“写中间人物”“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把“中间人物”解释为“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
一九六三年二月号《火花》上，曾发表黎耶同志的《努力塑造新英雄人物》，一文，对这两篇文章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河北文学》和同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上，同时发表了康濯同志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两稿在个别地方略有出入），宣传了大连创作会议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
这篇文章把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同其他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比地提出问题，说：“赵树理的作品和人物总使人感到是从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并且历经时间的磨炼而总是色泽不减；
另有些作品读来倒也实在充满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但冷静地想想，却感到其中的人物似有点神华，因而慢慢便难免色泽稍衰。”
作者认为“《老牛筋》（刘澍德著，载《边疆文艺》一九五九年十月号）和《三年早知道》（马烽著，载《火花》一九五八年一月号），又显然都是农村中所谓中间人物的难得的典型。”
康濯同志认为，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烈的革命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现实主义”。
他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
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内容。
近年间我们短篇小说的巨大潮流，主要地也正是来源于现实主义。”
“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原则的追求，必须把现实主义放在主要的位置。
怕只有这样，才可能‘结合’得更好，才可能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的繁荣。”
康濯同志写道：“我这里只是想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
康濯同志写道：“所谓文学的重大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
这里我倒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
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
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
在《文艺报》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致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是严重的错误。
近几年来，我们还发表了其它一些错误文章，将陆续加以批判。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八、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