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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今天由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次北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一百零一人。

今天，人民大会堂充满了热烈欢腾的气氛。
清晨，七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就陆续进入会场。
他们带着全市各族各界人民的嘱托，怀着光荣、兴奋的心情准备进行庄严的选举。
上午九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了北京市应选的一百零一名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
这个名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市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协商联合提出的，并经过各代表小组的充分酝酿和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选举自己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北京市和全国人民的光荣和幸福。
他们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
在今天的大会上，执行主席再一次征求了全体代表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意见，全场掌声雷动，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投票开始了，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次把选票投进了票箱。
他们代表着亿万人民的意愿，选举最敬爱的领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些投票的代表中，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改变生产面貌的工人阶级代表，有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贫农，有跟随毛主席翻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商店售货员，也有上山下乡或者到工厂、矿山、商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青年，有创办街道生产事业的妇女积极分子。
代表中还有科学家、教授、演员，以及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代表。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宣布选举结果，毛泽东主席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样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时，全场立刻爆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次当选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比一九五八年选出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增加了两倍多，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工农业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还有科学家、大学教授、小学教师、京剧演员和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代表。
在全体代表中妇女代表也占相当的比例。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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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四页

作者：林剑邵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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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从不够团结变成亲密团结的帮学“对子”。
他们诚恳地帮，热情地学，一个连续三年评上四好，今年又有很大提高；
一个从来没有评上四好，今年初评为先进单位。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一直没有评上四好的重炮连和连续三年评上四好的无座力炮连，这两个连队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以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树立了谦虚谨慎、互帮互学的良好风气，大大发扬了处处从整体着眼、从未来战斗着眼的集体主义精神，学的帮的都有明显成绩，今年初评时两个连队都被评为先进的单位。
两个连队的指导员说，“一帮一”的确是创四好的新动力新措施，今年如果不开展这个活动，我们的思想不会提高得这么快，重炮连就不会这么快地“翻身”，无座力炮连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提高。

从处处不顺眼到勉强结对子

重炮连和无座力炮连原本是一个连。
无座力炮连是在一九五一年由重炮连的一个排扩充成立起来的。
一九五八年以来，两个连队就住在一起。
人们说他们有几同：同住一栋房，同走一个门，同用一个操场，同在一个炮营，同是一个领导，同业同行；
伙房的灶门对灶门，生产地的地垅靠地垅。
处处都“同”，可就是一条不行——心不够同。
两个连队长年住在一起，却有一度闹不团结

一九六一年第一次搞四好初评，无座力炮连被评为四好。
在评的时候，重炮连连长老不表态，直到最后才勉强地说：“行啊，就评四好吧！”
当时，重炮连的干部并不认为他们和无座力炮连有多少差距，无座力炮连这个四好，不过是老和尚的帽子——平铺沓沓。
无座力炮连的干部觉得，明明是你们重炮连的工作落后，还摆出个老大的样子，不肯虚心向先进学习。
你不服气我，我觉得比你强，这样，不团结的根苗就潜伏下来了。
两个连队干部的情绪不对，也影响了战士。
战士碰在一起，常常说些刺人的话。
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因为借工具、分东西，两个连队又引起了不少不愉快。

无座力炮连的指导员李广庆认为重炮连的战士思想差，怕自己连的人受影响，于是，和几个干部研究。
结果借冬防为名，在走廊中间垒起一道墙，一个走廊劈成两截，一栋房子切成两块。
这样一来，两家的关系就更不正常了。

重炮连和无座力炮连的关系不好，团里是知道的，炮兵股曾三次召集两个连队的干部开过交心会。
由于只是就事论事，双方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结果你提多少条意见，我也跟多少条，开一次会，又结一次疙瘩。

去年四好总评，重炮连又没评上四好。
连队干部心里有些着急，他们说：“已经落后了三年，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感到形势逼人。
有了“翻身”愿望，重炮连就想找个先进连队学学。

今年，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重炮连和无座力炮连都没有想到他们会结成一对。
重炮连和通信连挂了钩，无座力炮连也不想和重炮连结对，“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这期间，团的首长三番五次地启发诱导他们两个连队结“对子”，做了许多穿针引线的工作。
两个连队的干部不好意思再执扭下去，答应了下来，但是心里没有真正挂起钩来。

集体主义精神冲破了思想上的“墙”
重炮连的干部想：不管怎么样，既然和无座力炮连挂了钩，就要挂好。
但是有很大的顾虑：怕无座力炮连不诚心帮。
重炮连指导员刘君重硬着头皮上了无座力炮连的门，请李广庆谈谈培养思想骨干的经验；
李广庆心里嘀咕：你们是真心学还是假心学？
因此，帮助不是那么积极主动。
这两个连队结成“对子”以后，并没有多少实际活动。
因为两家在思想上有一道“墙”。
他们真正消除隔阂，从思想上结对，是四月中旬的事。

四月中旬，无座力炮连指导员李广庆参加了沈阳部队四好连队代表会议。
会议期间，他听了许多代表介绍了先进经验，受到很大的启发。
使他思想引起更大震动的是首长讲到“一帮一”“一对红”的重大意义：“平时共同创造四好，战时并肩消灭敌人！”
这句话刺到了李广庆的心里，引起了他的不安和回忆。
他想起了战争年代。
一九四九年，在安庆渡江作战的时候，某团三营营部被敌人包围了，另一个团的二连主动发起三次冲锋，打退了敌人，替兄弟部队解了围。

兄弟部队之间是骨肉相联的战友啊！
他又想到近几年和重炮连的不正常关系，这样下去，战时怎么能互相支援并肩杀敌呢！
两个连的关系不好究竟怨谁？
兄弟连队工作进步不快，不仅不伸过手去拉一把，反而厌烦人家；
上级再三诱导和重炮连结“对子”，心里不愿意，重炮连主动找上门来，还敷衍推脱。
集体主义的思想哪里去了呢？
这能算一个过硬的四好连吗？
这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党呢？
李广庆越想越沉重越痛心，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稳，提起笔来就给重炮连的干部写信，首先检讨自己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两个连队长年不团结主要由自己负责；
又传达了部队首长报告的精神，说明“一帮一”的重要意义。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用了一个中午一个晚上，写了满满的四大张纸。

开完了会，李广庆感到光写信还不够，非和重炮连的同志见见面不可。
于是，在返回部队的时候，他专程来到重炮连（今年他们两个连分散两处执行生产任务）。
他要求开个干部会，谈谈四好代表会议的精神。
会上，李广庆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他又在军人大会上向重炮连的战士作了检讨。
他说：“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的关系不好，主要怨我们思想上有毛病。
今后搞‘一帮一’，要互相取长补短，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进步。”
重炮连的干部战士听了很受感动。

李广庆在重炮连住了两天。
他想：自己的思想通了，重炮连没有顾虑了，如果自己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思想跟不上来，疙瘩还是解不开。
他一回到连里，就召开支委扩大会，学文件务虚，然后，他带头检查。
大家学习了文件提高了认识，也都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连长赵清泉说：“过去一只眼睛看重炮连，认为人家落后，现在看来，自己也不先进。”
经过检查，大家统一了认识：坚决帮好重炮连，诚心诚意帮好重炮连。
接着又开了军人大会，干部们又在全连战士面前检讨了自己的缺点，要求大家一条心一股劲搞好与重炮连的关系。

集体主义精神，阶级兄弟感情，共同提高战斗力的愿望，把重炮连和无座力炮连在思想上垒起的“墙”冲垮了。

一片团结气氛，互让互学互帮

通过这些活动以后，重炮连和无座力炮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上到下，出现了一片动人的团结互助的新气象。

两个连虽然分散在两处生产，原驻地每连还都留下三个战士看家，另外各有一个班在驻地附近搞连队的生产。
对于这两个班的工作，两个连的领导都很关心。
无座力炮连指导员到菜地了解情况时，总要找重炮连二班的班长谈话，交代一些工作方法。
重炮连的干部来了，也总是先看看无座力炮连的菜地。
刘君重指导员在团里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把两个班召集到一起一块传达会议精神。

去年担任生产的两个班为了住房、吃饭、吃水闹过些别扭。
今年到菜地生产的两个班，与去年成了鲜明对照。
重炮连的二班是先到的，原来的房子拆掉了，无座力炮连六班后到，二班马上把房子让出一部分给六班住。
重炮连一排长娄渊波一面叫二班给六班做饭，一面自己带着战士帮助六班盘锅。
无座力炮连六班听说二班没有带牲口吃的干草，就想把自己带的分一半给二班。
后来一想：二班的牲口活儿重，自己的活儿轻，就把带的全部干草都给了二班，自己割青草喂牲口。
六班长高海亭看到二班的活忙不过来，就对本班的同志说：“重炮连的蔬菜生产搞不好，也就是我们连的损失。”
第二天就带着六班战士支援二班。
这两个班还结成了“对子”，互帮互学，简直看不出是两个连队的。

今年初评，重炮连二班被评为四好，无座力炮连六班没评上。
二班长鼓励他们说：“不要松劲，我们所以初评上四好，还不是因为开展‘一帮一，有了你们的帮助，以后我们互相帮助，下半年来个一对红！”
两个连留在营房里的六名战士，也成了亲密的战友，自动地结成了“一对红”。
无座力炮连饲养员杜来发是个五好战士，重炮连饲养员只万林原来不安心做喂猪工作，他在杜来发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工作积极起来，安心做饲养员工作了。

至于他们走廊上垒的那道墙，两个连队已经计划好：今年生产结束回到营房之后，准备开个庆祝丰收的联欢晚会，然后来个拆墙仪式，把从前不团结的痕迹消除得干干净净。

抓根本热心帮学，两个连都有提高

在这种团结友爱的气氛中，两个连的帮学活动顺利有效地开展起来了。

重炮连过去工作落后，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没有一批思想工作骨干。

“从培养骨干入手！”
重炮连非常需要学这个，无座力炮连正好准备帮这个。
无座力炮连在生产任务很紧张的情况下，抽出四班长白发文、八班长依鄂发两名最好的骨干，花了三天时间，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到重炮连作了介绍。
重炮连根据无座力炮连的经验，首先把骨干队伍建立起来，刘君重指导员又带着十九名骨干到无座力炮连取经。
一来一往，具体帮学。
重炮连的骨干工作能力有了提高。
例如，战士张兴德在班长陈世祯的指导下，帮助战士任玉杰由后进变为先进。
他把帮助任玉杰的经验总结为四步：一是交心漫谈，苦根串连；
二是你学我长，我补你短；
三是团结批评，原则在先；
四是互帮互学，你追我赶。
这两个战士初评都成了五好。
班长陈世祯又给他俩提出了新的要求：共创五好，永远向前。

在初步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重炮连又派连长到无座力炮连进一步学习提高骨干工作能力的经验。
无座力炮连的经验是：一条叫：“小总结”—一支部帮助每个骨干随时总结各自一两手成功或失败的小经验；
一条叫“大汇合”一支部把大家的小经验归纳起来，提高一步，成为比较全面完整的经验。
重炮连感到这个办法很好，支部经过研究，干部分了工，到各班具体帮助骨干总结经验。
他们总结了小经验，又在骨干会议上，综合分析这些小经验，最后归纳出骨干做好工作的八条共同经验。

开展“一帮一”四个月来，重炮连已经取得明显效果，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最突出的一条是四个第一比较落实了。
重炮连现在骨干能力加强了，威信也高了，二十个骨干，十九个被初评为五好。
全连有七个后进战士，已经有四个初评为五好，两个接近五好，另一个也有很大的进步。
一些过去被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
一些过去不容易发现的问题苗头，现在不仅能发现，而且随时就解决了。

无座力炮连在“一帮一”活动中同样也有很大的提高。
自从和重炮连结成“对子”以后，促使他们更加重视总结经验。
他们发动全连骨干“小总结”，然后连里“大汇合”，先后三次总结了做思想工作的经验。
通过总结，好坏分明，正误分清，工作就更自觉了。
而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提高是：思想上加强了集体主义观念，不仅自己连队创四好，还要帮助兄弟连队创四好，共同提高战斗力，这是“一帮一”的最大的威力！

（林剑、邵一海）

作者：谢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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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前线某部指挥连在“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在思想互助基础上开展技术互助。
图为一班（四好班）班长朱子林帮助二班班长林庆美现地备课。

谢添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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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赞扬刚果（布）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镇压刚果（利）人民。

据新华社十三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热烈欢迎非洲工会运动的老战士——刚果（布）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刚果（布）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布坎布·儒利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和我国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和布坎布·儒利昂先后在会上讲话。

廖承志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向正在英勇斗争的刚果（布）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说，刚果（布）人民群众掀起的强大的反美示威活动，充分显示了刚果（布）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强决心和昂扬斗志。

廖承志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最近悍然派遣飞机和军事人员去镇压刚果（利）人民，走上了直接武装干涉刚果（利）的道路。
他还谴责美帝国主义正在策划“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谋，力图把一些非洲国家拉下水，扩大对刚果（利）的侵略和干涉，并且利用冲伯对拒绝支持美国侵略政策的刚果（布）、布隆迪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发动无耻的挑衅。
他说，全世界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谋得逞，也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把刚果（利）变成第二个南越。

他强调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施展什么阴谋诡计，觉醒了的、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刚果（利）人民，是压不倒的，也是骗不了的。
他们一定会沿着已经选择好的道路向前胜利前进。
他们一定能够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赢得真正的独立。

廖承志最后说，在今后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和刚果（布）人民、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相互支持，并肩前进。

布坎布·儒利昂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
他介绍了刚果（布）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并且谴责美帝国主义一再策划干涉刚果（布）的阴谋。
他说，最近美国又策划了一个反对刚果革命的阴谋，说是运来成箱的钻石，而箱子里装的是自动武器和军火。
我们已经揭露了这个土匪式的野蛮行动。

他强调说，美国大使曾蛊惑人心地提出对从利奥波德维尔赶出来的人给以援助。
我们的政府虽然穷，但它拒绝了这种所谓美援。
它宁愿穷而自由，不愿因接受援助而受制于外来的纪律。

布坎布·儒利昂说，帝国主义者表里不一致。
他们自称是民主的化身，而他们假装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他们侈谈和平，但实际上他们保持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到处挑起殖民战争。
他们闭眼不看一个有六亿五千多万人口的人民，这是伪善，这是缺乏常识。

他最后强调说，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他们腐朽的时代是不会自行灭亡的。
我们必须摧毁它，必须迫使它退让。
在这样一个斗争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消灭共同的敌人——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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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三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主席赛义夫·巴卡里和由他率领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成员：阿里·阿卜杜拉，巴拉米亚，杜齐·姆奔巴，穆罕默德·哈蒂布。
刘少奇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胡耀邦、孙铁青、钱大卫、李纯。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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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以后，在相互关系上和连队工作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显示了“一帮一”的巨大威力。
这种威力，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帮学活动和帮学效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想上。
这两个连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开展“一帮一”活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培养和提高部队良好的思想作风的过程。

“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是一项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活动。
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这一活动的本身，就是对部队的一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我们的广大连队，相互之间是密切团结的，这是我们取得战斗胜利和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
关系不够密切的，只是极少数。
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可以进一步密切连队之间、干部之间、战士之间的关系，更加提高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自觉性，培养和提高部队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

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现在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过去为什么又曾经一度闹不团结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
他们把眼光局限在本连这样一个很小的天地里。
他们没有把兄弟连队获得的成就看成是自己的成就，把兄弟连队遇到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
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到：革命的事业，向来就是集体的事业。
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号召使他们思想开了窍：“战士与战士之间，连队与连队之间，在平时不能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到战时怎能并肩战斗呢”！
“平时共创四好，战时并肩战斗”。
有了这个思想，他们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一切的隔阂和顾虑都消除了。
集体主义的思想、共同事业的责任感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两个曾经不够团结的连队，变成了亲密的“对子”。
这件事实的本身，不就是“一帮一”活动的一项重大成效吗？

对于“一帮一”活动在这方面所发挥出来的思想威力，有些同志看到了，也有一些同志还没有看到。
因此，他们在组织领导“一帮一”活动的具体做法上，也各有不同。
有些连队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可以结成“对子”，但由于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他们就没有结对，有的领导也顾虑他们勉强结对搞不好帮学活动，而没有让他们结对。
这样，有的连队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更加密切的就没有能够密切起来。
某团领导上的做法与此相反。
他们明知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团结不够密切，也认识到这两个连队要结成亲密的“对子”有一定困难，但他们没有回避这种困难，而是耐心地启发诱导，穿针引线，使他们结成“对子”，并决心通过“一帮一”活动首先搞好这两个连队的团结。
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是成功的。

这样两个兄弟连队，从不够团结到亲密团结，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
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较长时间以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解决了，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从此消除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能在将来执行战斗任务时更好地密切配合，主动支援，争取共同的胜利。

开展“一帮一”活动，不仅对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这样关系原来不够好的单位，可以起到加强团结的作用，对于其他一切连队，也有同样的作用。
关系原来一般的连队，会变得亲密起来，关系原来较好的连队，会变得更好。
更深远的意义是：“一帮一”活动培养与提高了部队关心兄弟单位、关心整体利益、处处从全局着眼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
这是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一环。

无座力炮连和重炮连的事实说明了，开展“一帮一”活动，对于先进连队和后进连队，还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就先进连队来说，首先是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责任心，使他们更正确地处理与后进连队的关系。

先进连队如何正确处理与后进连队的关系，是谦虚谨慎，还是骄傲自满；
是热情帮助，还是不负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也是衡量这个连队的思想作风是否真正过硬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点，有些先进连队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
他们与后进连队的关系处理得不是那么好。
他们对待后进连队的态度，还不完全是从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未来战争的胜利考虑问题，明明看到了兄弟连队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不但不去热心帮助，反而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走上了“独木桥”。
严格地说，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连队就不够先进。
正如无座力炮连连长后来认识到的：事实上自己也并不先进，而是落后了。

在开展“一帮一”活动的过程中，无座力炮连的同志们认识提高了，主动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对重炮连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
他们关心重炮连的工作象关心自己连队一样，不遗余力地进行帮助。
有时甚至首先想到兄弟连队，然后才想到自己。
无座力炮连在思想作风上的这些转变，就是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向更加先进的水平迈出了一大步。
同时，为了帮好重炮连，也促进了无座力炮连更好地研究和总结自己的工作，在热心帮助兄弟连队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前进的步伐。

对于后进连队，“一帮一”活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三年没有评上四好的重炮连，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改变了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他们过去所以长期比较落后，也是因为他们不够谦虚谨慎，明明自己工作中有问题，却不虚心向先进连队学习。
“一帮一”活动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克服了故步自封的思想，提高了虚心向兄弟连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增强了建设好连队的责任心。
对于后进连队来说，这种思想作风上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改进连队各项工作的先决条件。

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是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新动力、新措施，是培养部队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发扬谦虚谨慎、相互学习的优良作风，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有效方法。
各级领导要把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作为部队的一项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认真地抓起来，抓到底，抓出结果来。
不仅是要抓具体的帮学活动和帮学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抓好帮学中的活思想，从思想上提高部队。
抓好了这一条，就是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重大成果，也是进一步搞好各种帮学活动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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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三日讯 九月十二日二十一时二十三分至二十三时十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崇武以东地区领海。
十三日一时零分至十二时二十二分美国军舰两艘，侵入我福建省南日岛、东山岛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二十次严重警告。

只要苏共中央不停止对兄弟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不进行严正的自我批评，它就没有资格谈论国际共运的统一和团结问题；
苏共中央践踏马列主义和攻击其他兄弟党的做法必将遭到失败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二十六日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复信中表示，日共要坚决粉碎苏共中央对日共进行的一切无理干涉和捣乱的阴谋，并且要在今后进一步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原则问题同苏共进行讨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发展而奋斗。

复信还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苏共中央所说的希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话的虚伪性，并且指出，苏共中央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兄弟党进行粗暴干涉和攻击，是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状态的最大原因。

复信强调说，只要苏共中央不停止对兄弟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不进行严正的自我批评，它“就没有资格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问题”。

复信还指出：苏共中央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其他兄弟党的做法必将遭到失败。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九月二日全文登载了日共中央这封答复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信件的复信。
复信全文共约十二万日文字（中文译文约九万字），分为七个部分：（一）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
（二）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以前的经过和会谈内容的问题；
（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任务问题；
（四）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
（五）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和平、战争与革命问题；
（六）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问题；
（七）日共和苏共两党今后的关系问题。

日共中央的复信指出：苏共中央不遵守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自去年以来，对日共再三发动公开的攻击。
因此，日共中央也不能不公布它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的攻击。
复信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当然必须由你们来负。”
复信说：“如果你们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诉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们希望你们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们党的这封对你们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复信的第一部分指出：“日苏两党间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第一，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单方面地挑起了公开论战，并且要求我们党在这场论战中毫无批判地追随你们；
第二，你们对于我们党的这种不接受你们的无理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的态度沉不住气了，因而反复进行了对我们党的指名攻击、无理干涉内部事务和捣乱等等。”
复信驳斥了苏共中央无理指责日共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公开论战的文件的方法。
复信说：“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文件的介绍问题所作的指责，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党只发表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和支持它的观点的兄弟党领导方面的文件，而不要发表因受到你们攻击而进行反驳的其他兄弟党领导方面的一切文件，你们自己首先违反莫斯科声明，攻击一系列的兄弟党，挑起公开论战，同时还要求其他兄弟党只发表公开论战的一方的文件，这种做法，就是要求其他兄弟党毫无批判地追随你们走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道路，这也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毫不相容的大国主义态度。
为了使这种无理要求‘合理化’，你们断言，反驳了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里面‘没有一点点真理’，这些文件‘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
你们甚至还说，日本共产党的报刊转载这样的文件——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反苏诽谤性文章’——是‘直接违背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根据这种断定和说法，能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一切言行，总之都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公开指责和攻击其他兄弟党不算是违背斯科声明，而其他兄弟党加以反驳就是蹂躏莫斯科声明；
就连我们党的报刊转载其他兄弟党回答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指责的文件，也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这就是说，只要同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场、观点不一致，就是‘没有一点点真理’，就是违背莫斯科声明。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
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状态的最大原因，正是你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以及从这种思想出发明目张胆地发动的、对兄弟党的粗暴干涉和攻击。”
复信说，“你们一面甚至要求我们党‘停止’转载那些反驳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可是自己却又对我们党公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诬蔑性的指责。
你们的这种做法，完全不顾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独立平等的权利这件事，为自己要求特权地位。”
复信指出：“在苏联，如所周知，除了象公布过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种极少的例外情况之外，只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和同意这种观点的兄弟党的观点。
而且，你们甚至在引用论战对方的观点的时候，也几乎总是歪曲对方的论点。
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就是从两党举行会议的时候来看，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经不登载日本共产党的决议和声明了。
我们党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章，才真正是长期被你们‘一贯不理睬’。
不仅如此，你们不是甚至阻挠旅居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员阅读我们党机关报《赤旗报》，有时还扣押登载了使你们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报纸吗？
最近你们不是禁止通过书店供应一般读者的《赤旗报》进口吗？
你们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报纸，而是对兄弟党的报纸，采取了这种做法。”
复信揭露，自从去年七月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中央对日共的无理攻击和干涉，就特别激烈了。

复信说：“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事件上，你们同那些为了攻击我们党，分裂并破坏群众运动而进行活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互相提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破坏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统一。”
它说，“你们还直接地对我们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干涉和扰乱活动。”
“当一九六三年日苏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苏联方面的同志们特别对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做工作，尽管他们知道按照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办事是党员的义务，却竭力想从日本共产党员那里引出违反党的方针的‘个人意见’，也就是引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见。
一旦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你们竟然使用威胁的语调说：‘如果你们采取那种态度，那么日苏协会就会分裂，而日本共产党也会分裂’。

“还有，派到日本来的《消息报》特派记者契霍宁曾煽动我们党的党员说，‘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
契霍宁同志的这种煽动也罢，对日苏协会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威胁也罢，如果这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公开的破坏活动，又是什么呢？
受到这些煽动和威胁的同志们，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当然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干涉及引诱。
但是，并不因为你们的野心未能得逞，你们的具体执行这种煽动和威胁的人以及背后指使这样做的人就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

“另外，自从你们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变得剧烈以来，苏联大使馆就开始了对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及工会、民主团体、甚至对党员个人和活动家等，大量地不加区分地寄送指责其他兄弟党的文件。
这种行为，根本没有把我们党的方针放在眼里，是想搞乱我们党的团结的、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的非法干涉，甚至是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带进我国的工会运动及民主运动中的无原则的行动。
还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出席了自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这一段时期中，在若干大学及地方上，以背叛我们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修正主义者等为中心的反党分子所组织的集会，并且就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问题作了讲演。
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反党分子以攻击日本共产党、使党脱离群众为目的而组织的集会上演讲，这就等于是支援了他们的破坏我党的活动。

“不仅如此，你们甚至开始阴谋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组织违反党的方针的反党小集团。
你们于三月，一方面在莫斯科参加日苏两党会谈，一方面却通过苏联大使馆为了在东京促进反党小集团活动，加强了和志贺等人的联系，这一切早已是隐瞒不了的事实了。

“你们党的这种做法，是最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向我们党进行的无理攻击，是对我们党的内部问题进行的令人不能容许的干涉，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复信的第二部分驳斥了苏共中央来信中就今年三月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向日共发动的无理攻击。
它在逐点反驳了来信中一些歪曲事实的说法以后指出：“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茹科夫同志公然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的问题、苏联大使馆人员和特派记者等人对我们党的破坏活动，以及其他一系列干涉我们党内部事务的事实，都是蹂躏莫斯科声明所规定向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
我们还可以指出后来你们进行的极其明显而已不能宽恕的活动，你们明目张胆地支持破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公然进行破坏日本共产党的活动的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
你们难道能够说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吗？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和你们会谈的时候，你们秘密地加紧进行早在这以前就开始的同志贺等人的联系，并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党活动。
这件事证明，我们党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妥当的。

“我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牵涉到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的具体问题。

“关于国际民主运动问题，我们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显然也是原则问题。”
复信说：“你们在改善两党关系问题上采取的不诚实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你们对我们党代表团在三月会谈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你们蹂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的原则而对我们党内部事务进行了一系列干涉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上。
如果真心愿意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回避的迫切的原则问题。
但是，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你们在两党会谈中支吾其词，回避坦率地按照原则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你们的代表团还强词夺理地说，在日本的苏联大使馆馆员有进行外交活动的自由，并且摆出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说，各兄弟党有义务经常帮助苏联的各种组织大量散发苏联的文件。
你们的代表团甚至说，给分裂主义者的‘和平大会’贺电是根据列宁关于必须参加‘即使是属于反动性质的团体’的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的指示，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你们牵强附会地狡辩说，这是根据莫斯科声明，强调共产党要和社会党实行团结，最后甚至突然板起面孔来说什么茹科夫同志的文章中关于‘一些日本共产党员’的立场的提法倒是太客气了。
就是这样，你们的代表团根本不想承认你们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拿这些事情当做问题，只不过是搜集一些最小的、微不足道的‘插曲’，来说些‘抱怨话’而已。

“然而，在两党会谈中，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指出的你们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既不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也决不是偶然的事件。
因为，我们另外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关于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
例如，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要求《赤旗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告诉他，我们党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有些什么意见分歧，并且嘱咐他绝对不要把这事报告我们党的领导人。
以为在我们党的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实在是可笑的推测。
但是，重要的是，你们想勾引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进行背叛我们党的间谍活动，搜集便于你们离间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情报。

“当然，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没有听从这个无理要求，他把事实报告了我们党的领导人。
后来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决不能忽视的、昭然若揭的破坏党的行为，向你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可是，你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对错误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怒气冲冲地向《赤旗报》特派记者说‘不是曾经嘱咐你保密吗！
’这一切经过情形都表明，这个事件决不是那个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早在当时，你们就存心要扰乱我们的党。”
复信说，“正象你们在这封来信中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把我们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而加以指责的那样，当你们对同你们意见不一致的兄弟党进行指责和攻击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你们经常是以那个兄弟党盲目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为借口的。
你们始终一贯采用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归根到底，同诬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共宣传家们散布的论调，如出一辙。

“我们党并不是一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而是一个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立场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也是根据同样的立场加以处理的。
但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决不是象所谓调和主义、中立主义和折衷主义那样的曖昧的立场。
我们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对于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的人，一定要加以批判，明辨是非，这是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采取的态度。
只要是同样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忠实于真理的党，那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当然就会一致。
本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该是一致的。
不言而喻，这和完全赞成某个特定的党或者完全反对某个特定的党的错误的盲从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你们把一直坚持这种立场的我们党，说成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党，乃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同时也表明，你们从蜕化的立场出发，已经不能客观地分析事态。”
复信随着在以后四部分中分别就四个理论问题驳斥苏共中央的攻击。

第三部分谈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任务问题，驳斥苏共中央所谓日共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轻视了“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作用”。

复信引证了日本共产纲领和七中全会决议关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并且指出：“如果你们是说，在分析国际形势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面的时候，必须经常列入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数字，而凡是没有指出这种数字的对形势的分析，都必须加以指责，说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那么就必须说，这是一种眼光过于狭隘的想法。
在这里反映出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把既是世界革命的保垒、又是世界最主要的革命力量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单纯地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阵营所达到的物质生产力的高度。”
复信说：“所谓‘社会主义的范例的吸引力’，并不是只在于按人口平均每人的生产力或者物质生活水平的高度。
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首先是这样一些因素的集合体——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剥削阶级，依靠人民的力量，正在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这种巨大的革命经验；
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干涉、侵略和反革命活动，一贯捍卫了革命事业的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一贯支持和援助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站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前列的、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世界性作用；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得到人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成就；
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越性；
等等。
……在今天，尽管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美国和西欧各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对全世界劳动人民仍然产生了革命影响，其根据就在于此。
如果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陷于经济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所实现的物资生产力的问题，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吸引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是薄弱的，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的最大前提是在经济竞赛方面取得胜利，在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每人产量方面赶过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在实际上就会贬低、或者片面地认识、或者过低估计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所应发挥的意义和作用。”
复信驳斥了苏共中央所谓日共不但低估了社会主义体系、而且把它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日共的基本方针的任意歪曲。

复信说：“迄今，我们对于那种稍稍低估世界主要革命力量之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作用的倾向，一直进行了斗争，而且，今后仍将继续进行斗争。
不过，我们说要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的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某个国家为了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而采取的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或者硬要社会主义阵营与整个和平民主力量接受这种政策的偏向，可以不进行批判。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国家出现的这种偏向放任不管，就等于在实践方面贬低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复信说：“你们这样违背事实而且不合逻辑地无端寻衅的原因在于，你们自己低估现阶段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企图利用所谓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样一个借口来攻击那些重视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复信说，苏共中央经常指责那些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国主义力量最紧张地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的人们。
这种指责只是暴露出，“你们已经陷于那种无可救药的‘欧洲中心主义’。
……这种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
难道你们是说，莫斯科声明所说‘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论点意味着，只有苏联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等地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才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和‘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者’吗？
就象近几十年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被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所领导，那么，非但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者’。
即使是一个经济落后、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中间建立了领导权，那么，不仅能够在这个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中的一支最革命的部队，对整个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
如果你们忘记了历史的这个经验教训，而且形式地抽象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基本群众集中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才应该掌握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那就必须指出，这种想法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
复信的第四部分谈到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

复信说：“在你们提出来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辩解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说法夹缠在一起。”
“第一种说法，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很自然的第一步，企图无条件地使那项条约正当化。
另一种说法，却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即使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不是正确解决核试验问题的办法，可是，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变了，它已经转化成为人们应当予以支持的东西；
这种说法，企图以形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理由，来使那项条约正当化。
这两种说法，在性质和观点上都是完全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你们满不在乎地把这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一起端出来这件事本身，说明你们为了使自己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当化’并且加以赞美，是不择手段的，是在信手拈来地拼凑论据的。”
复信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苏联政府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复信说，苏共中央认为，对于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美国帝国主义采取核备战政策和核威胁政策这种实际的威胁，而要自己发展并且拥有供防御用的核武器的努力，可以用一切恶毒的词句加以谩骂。
归根到底，这只能起一种作用，即：“认为只有保持以美、苏为轴心的核垄断体制，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目前这种美、苏妥协，才是防止核战争的可靠的保证；
阻止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加强防御力量的措施；
助长美国帝国主义永远保有核武器的野心，使它容易进行核威胁。”
复信强调说：“围绕核武器问题的斗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是防止核战争和消除核战争的危机；
问题现在是作为尖锐地对立的两条道路的较量和斗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就沿着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道路前进，朝着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和核战争危险这个方向迈进；
要么就被引进部分禁止核试验这条欺骗性的道路，朝着以防止放射性污染为借口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这个方向后退。”
日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复信说，苏共中央犯了核武器万能论的错误。
“你们认为目前的帝国主义者已经失掉了推行‘实力政策’即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基础，从物质基础说来已经很自然地不得不采取和平共处政策了；
并且表明你们认为事实上帝国主义的好战、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本性已经改变了。
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观点清楚地说明，你们已经非常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复信说，苏共中央把目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问题简化为核战争，并且极端低估了美帝国主义的地下核试验问题。
复信说，苏共中央硬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这种说法也陷于毫无根据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

复信在第五部分说：苏共中央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同时又无视世界的现实的观点出发，对日共关于和平共处的态度肆意进行攻击。
这种攻击完全是不正确的、毫无根据的。

复信说，“我们党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来没有对它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批评和攻击，而一贯地给予积极的支持。
……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因而，同那种对和平共处进行修正主义的歪曲的行为进行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可推卸的职责。
只要不否定莫斯科声明的上述观点，就不能够对我们为了维护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免遭修正主义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指责，或者以此为理由，诬蔑我们好象拒绝和平共处政策似的。
这种诬蔑，只能证明你们所说的什么美帝国主义失掉了侵略政策的物质基础，什么美帝国主义已经同意和平共处的那种和平共处政策本身，有着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
复信还列举事实批判了苏共中央企图使人民群众的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
复信指出，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事例。

复信指出：“说什么现在正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为使谈判易于进行，硬要民族解放斗争放松攻势，或者要求别人不要进行揭露美帝国主义，或者说什么外交方针已经改变，因而和平运动的方针也要同外交方针配合，这种做法将会使局面变得一团糟。
这无非是完全放任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只想实现美苏‘合作’的方针。
就这样，使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从属于、或者归并于以‘美苏合作’为目的的外交谈判，这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复信指出，“归根结底，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把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现状，硬说成是‘和平共处’而加以承认，这不过表明你们不同帝国主义进行本质的、积极的斗争，并且还美化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企图以追随帝国主义并与它实行妥协的办法来极力维持你们那种娓娓动听的‘和平共处’的现状的政策。
这种‘和平共处’政策是错误的。
很明显，它在国际形势的现实情况下和世界人民火热的斗争中必将迅速遭到破产。

“最近，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事态的发展，非常具体地证实了你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已经接受‘和平共处’的这种对现状的认识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了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
复信说：“在美帝国主义公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的这种危险的局面面前，你们不但不立即进行应有的反击，相反地你们却帮助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为它的侵略罪行合法化，你们这种行为客观上起了帮凶的作用。
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你们‘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并认为通过加强美苏之间的‘信任感’就能够保持和平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
事实雄辩地证明，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只是起到进一步纵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与侵略政策、有利于它猖獗活动的作用。”
复信还痛斥苏共中央诬蔑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中似乎有人“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
复信说：“你们就是这样进行诬蔑，竟然把在日本——它已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推行核战争政策的最大的策源地——站在日本人民的前列，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战斗的兄弟党，说成是热核战争的挑衅者。”
“我们党自从一九二二年成立以来，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野蛮镇压下，一贯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斗争，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尽管如此，我们党仍然始终高举反战和平的旗帜。
……对于这样的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战斗队伍加以指责，说是什么热核战争提倡者，这种说法就连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势力也没有想出来。
……这同共产党人对待讨论的风格相去太远了。
我们把这种情况同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对照起来，就更加感到遗憾。”
复信在第六部分驳斥了苏共中央诽谤日共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搞“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

复信说：“有这样一种共产党人：他们虽然用文字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及同这种行径进行斗争的意义写入自己的党纲，但是放弃在世界和平运动和各种国际民主运动中以及在国内的各种民主运动中揭露美帝国主义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坚持同这种政策进行斗争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拚命地阻挠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并且最后到处宣扬什么美帝国主义改而奉行了‘和平共处’政策，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共产党人已经滚到同莫斯科声明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并且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协议的方针’。
而且，国际民主运动最近发生不团结和混乱的另一个大原因就在于：这条要避免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并不是由中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是由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员的手塞进国际民主运动中来的；
他们这样做，是企图使许多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迄今一直坚持的、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立场，并且向后倒退。
这是清清楚楚的事实。
只能认为，你们指责我们党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这是你们要掩盖你们也负有重大责任的上述态度的实质的手法。”
“实际上，尤其是在去年七月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你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所搞的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常轨。
你们策划阴谋活动，硬要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几乎所有的国际民主组织接受采取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行动的、特定向政治立场，也就是我们在这封复信中指出的那种错误的政治立场；
并且使这些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变得起来越困难。”
复信还列举事实揭露苏共领导人分裂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行径。

复信的第七部分谈到了日共和苏共两党今后的关系问题。

复信引用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的信件的结尾部分说：“苏共方面基于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今后仍准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建立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日共中央的复信说：“很明显，看一看你们的全部行径，就知道你们的这番话是非常虚伪的。
你们在说过这些话以后四个月间的行径表明，你们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要加强同日本共产党的团结和合作，而象废纸一样地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明目张胆地践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竭尽全力支援被我们党开除了的一小撮卑鄙无耻的叛徒，公然开始对我们党进行不能容忍的破坏活动。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断定，你们采取单方面地公布四月十八日信和七月十一日来信这种反常的行动的意图，就是同志贺等人破坏我们党的活动相呼应，在国际方面援助他们，使我们党陷于混乱，动摇党员和人民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信任，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破坏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威信。
你们现在已经陷入了为了打击我们党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你们的这种行径同你们所说的加强两党之间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那些话，是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认为，你们的行径是完全没有可以辩解的余地的，只要你们不立即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并且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来进行严正的自我批评，你们就没有资格来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问题。”
复信说：“你们为了攻击和打击日本共产党而要利用社会党和其他势力，并且同反共分裂主义者实行‘合作’的这项卑鄙的计划，在三月间举行的两党会谈中受到批评以后，你们竟然搬出了莫斯科声明中号召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的词句，企图使它‘正当化’。
但是，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诡辩，也决不能使你们卑鄙的分裂行径合理化，你们的这种行径为了攻击兄弟党而同这个国家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同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几乎是完全没有前例的。”
复信说：“而且，我们不得不特别重视的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是这样一种行径，即：一个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那些在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依靠暴力进行的独裁统治日夜进行着激烈斗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公开进行中伤、攻击和干涉内部事务。
而且，你们是利用我国政权还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这个情况来攻击我们党的。
例如，你们明知大部分的宣传机器是处于同美帝国主义保持着从属性同盟关系的日本垄断资本控制下这个事实，却单方面地公布你们指责和攻击我们党的信件，并且接见记者，发表声明，向他们提供用来进行反共宣传的新武器。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我们党决不害怕这种攻击。
我们确信，你们的这种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道理的做法必然遭到失败。
你们越是热中于搞这种阴谋活动，你们的这种错误态度，就必然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革命群众更加严厉的批评。”
“我们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这个观点出发，呼吁你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不再去进行任何硬要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接受错误观点的工作，立即停止对我们党进行的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并且由两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恢复和加强两党之间的坚强团结。”
复信最后说：“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实地遵循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各项革命原则，为国际共产主义取得真正的团结和发展而奋斗，同时，我们将一面坚决粉碎对我们党进行的一切无理的干涉和捣乱的阴谋，一面在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今后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以便在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也实现真正的团结，并且发展日苏两国人民在反帝和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友谊和团结。”

作者：孙世恺傅军

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我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全体代表一致选举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表达了首都人民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的无限信任和衷心爱戴，也体现了举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衷心愿望。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人民大会堂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参加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七百多名代表，代表首都七百多万人民行使光荣而神圣的民主权利，以无比激动的心情选举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大会开幕那天起，代表们就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今天这个幸福的时刻，按照各族各界人民的委托，亲手选举中国人民最好的引路人。
当各小组酝酿和讨论北京市应选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时，从一个小组会场到又一个小组会场，到处都充满着人们对党和伟大领袖的无限信任和热爱。

十五年前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到会讲了话。
他号召首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十五年后的今天，首都人民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古老的北京的面貌，打好一个现代化工业的初步根基，实现了由消费城市到生产城市的历史性转变。
郊区农业生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连年增产，现在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代表们在讨论中互相倾吐着内心的喜悦，从北京的变化谈到自己的成长，讨论着跟党和敬爱的领袖密不可分的骨肉关系。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毛泽东号”机车的司机长蔡连兴，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选举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投了毛主席的票。
当时，他和伙伴们向党提出了庄严的保证，永远把革命的红旗越举越高。
他们没有辜负毛泽东这个伟大光荣的名字，今年，他们获得了铁道部授予“坚持不断革命，永当开路先锋”的奖旗。
蔡连兴情不自禁地对坐在他身边的工人出身工程师倪志福说，我们的包车组从十八年前命名那天起，毛泽东思想就一直鼓舞着我们前进。
不久前登上世界科学讲坛、在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论文的倪志福，听到这句话更加激动。
他说，我们工人阶级永远爱戴自己的伟大领袖，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投入伟大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敢于克服困难，敢于攀登新的高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们选举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前夕，敬爱的毛主席曾经到芦沟桥人民公社岳各庄生产大队那里视察，无微不至地关心菜田生产和农民生活。
从那天起，乡亲们更是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接着毛主席的指示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按国家计划种植蔬菜，更好地为首都服务。
这些年来，这个大队的生产连年上升。
这次，岳各庄大队妇女队长赵桂香又来开会，乡亲们再三嘱咐她：“请你代表我们选咱们最好的当家人毛主席！”
老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刘光金十二岁进石景山发电厂，在锅炉旁干了近三十年，一九六○年被提升为工程师后，仍然坚持参加体力劳动。
当他谈到选举毛主席、刘主席等领导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他谈起在厂里曾两次会见刘少奇主席。
他坚决地表示：“我们要永远按照毛主席、刘主席的教导，坚持到锅炉旁参加体力劳动，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会场上热烈沸腾。
各界各族的代表们纷纷发言，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无限爱戴。
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刘绍文、罗亦经、刘月生、贾若瑜和陈伯禄，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个个心情万分激动。
他们感到能亲手投票选举毛主席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仅是自己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的光荣。
他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培养出来的，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党和人民，永远以毛主席军事思想武装部队，把井冈山的革命传统，在部队里一代一代传下去，使我们的部队永远不愧为毛主席领导出来的英雄队伍。

代表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
庄严的投票选举开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把选票投入票箱。
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跟着投了票。
在投票的代表行列中，四季青人民公社副主任、田村生产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福海脸上堆起了重迭的笑纹。
他用那只激动得发颤的粗壮大手紧紧捏着选票。
这位祖祖辈辈老贫农投完票，抬头凝望着主席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象。

胸前挂着北京石油学院应届毕业生纪念章的苗族青年欧昌明两手捧着选票，眼睛紧盯着“毛泽东”三个字。
八年前前他从祖国西南的贵州省来到北京学习，现在已大学毕业了，没想到今天能亲手来投毛主席的票。
他说：“我这个从小就给地主放牛的苗族孩子，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今天。”
几年前，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见到毛主席，还一起照了相。
一九五九年，他带着和毛主席一起照相的象片回到家乡时，乡亲们都争着看，还对他说：“你可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啊！
他老人家是我们苗家的救命恩人呀！”
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朝鲜族学生朴爱顺，今天特别穿上黄色上衣和红色裙子，来参加投票。
投完票后，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激动地当场以“难忘的时刻”为题写下了一页日记：“我从昨天晚上就翻来复去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等待着天亮到人民大会堂来选举您，毛主席，我感到这是多么幸福呀！”
“在这难忘的时刻，我下定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青春。”
投完票后，几个青年走出会场相互倾吐投票时的心情。
他们都谈到毛主席著作给了自己的力量，表示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到劳动第一线去，到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去锻炼自己，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立志做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当总监票人庄严地宣布当选代表的第一个名字：“毛泽东以七百一十七票全票当选！”
这时，春雷般的掌声席卷全场。
代表又用长时间的鼓掌热烈庆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样以全票当选。
这个激动心弦的喜讯，通过广播电台，很快遍了首都各个角落，传向祖国各地工厂、矿山和富饶的田野，传向守卫在边防、海防前线的解放军英雄连队的阵地上……。

文章指出谁要想到全盘否定斯大林，谁要想从历史的石碑上抹掉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而遗臭万年

新华社十二日讯 《红旗》杂志增刊第二号已于九月十二日出版。
这一号增刊登载了郑言实的《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一文。
这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进行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文章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击败后，一定还会出现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这个科学论断。”
“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在列宁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可耻地破产了。
列宁主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终结。
在列宁病重的时候，托洛茨基等人就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过一次反列宁主义的进攻。
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猖獗地活动起来，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既然先后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就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处心积虑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企图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瓦解苏维埃政权。

“面临着这些叛徒的挑战，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挺身而起，团结一切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担当了起来。

“正是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一九二四年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同布哈林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正是斯大林，帮助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清除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在各国的流毒，并且进一步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恶劣影响。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所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继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之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论战。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作了锐利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阐发。
斯大林的著作，尽管对某些问题的阐述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或者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的不朽文献，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财富。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保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俄国建设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继续前进。

“斯大林为了苏联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这是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谁要想全盘否定斯大林，谁要想从历史的石碑上抹掉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而遗臭万年。”
文章分十个部分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斗争，这十个部分是：一、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二、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四、为粉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
五、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到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
六、农业集体化是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七、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八、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九、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十、结束语。

新华社河内十一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报道，胡志明主席最近接见了在越南访问的日本笔会副会长松冈洋子，并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

胡志明主席在谈到当前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形势时说，越南南方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斗争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年之久。
南方人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从小的胜利到大的胜利。
现在已建立起强大的解放军，并解放了南方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半人口。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有五十万军队，有数万美国顾问和数以百计的飞机、军舰和大炮，但是他们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深深地陷入了无底洞。

胡志明主席说，越南南方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
越南南方的爱国斗争，同时也是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发动强大进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

美帝国主义把越南南方看作是它进行镇压别国人民的“特种战争”的试验场。
正因为如此，我们南方同胞进行爱国斗争的目的是要解放自己，并且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人民反对好战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作出贡献。

胡志明主席在谈到越南重新统一的问题时说，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我们南方同胞的爱国斗争虽然还有困难，但一定会胜利，越南南方必将获得解放，我们争取祖国重新和平统一的斗争必将胜利。

在回答关于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时，胡志明主席说，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常常发生分歧和斗争，但是结果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胜利，革命不断发展。
我们深信，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仍有困难，但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坚定态度，始终保卫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

据新华社巴黎十二日电 中国防痨协会代表团十一日在这里发表声明，抗议国际防痨联合会理事会在美帝国主义分子操纵和把持下拒绝取消关于接纳蒋介石集团的所谓防痨组织为会员的非法决议。
声明宣布在国际防痨联合会未改变自己的错误决定以前，中国防痨协会退出这一组织。

国际防痨联合会年会九月七日到十二日在巴黎举行。
在十日举行的联合会理事会会议上，中国防痨协会代表团团长王希孟发言。
他严正指出，联合会一九六三年在罗马举行的理事会上通过的关于接纳蒋介石集团所谓防痨组织为会员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它只能服务于美国敌视中国人民、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的阴谋，从而使这一国际组织堕入美国的圈套，损害了它自己的声誉和作用。

中国代表团强调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国在任何国际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局面，因此中国防痨协会代表团要求理事会立即撤销理事会一九六三年罗马会议在美国及其追随着操纵把持下通过的关于接纳蒋介石集团的所谓防痨组织为会员的非法决议。

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受到会各国代表的注意倾听。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玉石接着发言，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
但是在美国代表及其追随着的暗中操纵下，理事会主持人不让会议参加者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就匆忙宣布进行表决，并且不接受中国防痨协会代表团提出的就这一问题单独进行表决的合理要求，而是采取一种奇特的议事方式：要求会议参加者就罗马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一揽子地进行表决。

尽管会议主持人采取了这样的不民主和不合理的态度，只有极微弱的多数支持维持罗马会议的各项决议。
不少国家的代表投了弃权票，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投反对票，不少国家的代表在同中国代表谈话中表示了他们的公正立场。

为了抗议国际防痨联合会理事会的错误决定，中国防痨协会代表团退出了会场，并在十一日发表了书面声明。

据新华社十三日讯 一九六四年十单位自行车锦标赛的赛车场比赛部分，今天在北京自行车赛车场开始举行。
今天的比赛虽然是在阵阵小雨中进行的，但是六项比赛仍然有两项打破了全国纪录。
六个项目的冠军，分别由解放军队（四项）和北京队（两项）夺得。

在上午的女子一千米（行进出发）比赛中，二十一岁的解放军选手房桂荣赢得了冠军，并且以一分十六秒四的成绩打破了福建选手李玉凤保持的一分十六秒九的全国纪录。

北京清华大学二十二岁的学生张立华今天打破了另一项——男子二百米（行进出发）比赛的全国纪录。
他的成绩是十一秒七，比福建选手陈万枝保持的全国纪录快了零点一秒。

张立华今天还获得了男子一公里（原地出发）比赛的冠军，成绩为一分十五秒，接近了一分十四秒的全国纪录。

今天的男子四公里团体赛（原地出发）争夺得很激烈，结果由王增均、孙世海、史骏、郭增周四人组成的解放军队以五分十二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解放军队今天获得的另外两项冠军是：女子二百米（行进出发）——刁桂兰，成绩十二秒二；
女子三公里（原地出发）——赵建萍，成绩四分三十五秒八。

新华社十三日讯 参加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军事三项锦标赛的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队一行十三人，在领队波佩斯库·伊昂少校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队到达机场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少庭大校、江海大校以及解放军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
解放军运动员向客人献了鲜花。

先期到达北京的朝鲜人民军代表队领队金春泽上校、副领队金镇龙上校，越南人民军代表队领队阮作战上尉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代表队领队塞伊特·福奇少校，也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罗马尼亚驻华武官索列斯库上校和夫人。

栏目：简明新闻

几内亚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几中友好条约签订四周年

几内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邦古拉·莫莫十三日晚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几内亚中国友好条约签订四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莫莫临时代办和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先后讲话，共祝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中越签订民用航空运输议定书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代表团应越南民用航空局的邀请，九月五日到十二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就中越航线有关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越两国民航局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商谈，并于十二日签订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越南民用航空局关于航空运输的议定书。

越南城市人民积极进行军事训练

越南北方工人和城市人民响应胡志明主席提出的“一手拿锤，一手拿枪”的号召，积极进行军事训练，以随时准备战斗，保卫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南越十五万人为受害者送葬

西贡和嘉定市十五万人于九月六日汇集一处，为最近在游行示威中惨遭美国——阮庆集团杀害的工人阮文七和学生范文和两人送葬。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报道，葬礼充满了反对美——阮集团的愤怒气氛。

日近两万人集会反对美核潜艇进泊

大阪市和岐阜市近两万人十一日晚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美国核潜艇进泊日本港口，反对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柬埔寨青年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

大约二百名柬埔寨青年十二日在美国驻柬埔塞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美国政府屠杀柬埔寨人民，并阴谋推翻柬埔寨政府。

新华社十三日讯 西贡消息：最近被阮庆革除军政职务的南越伪政权前内务部长林文发今天清晨在西贡发动了新的军事政变，宣布要把阮庆“从军队和目前不合法政府中驱逐出去。”
并成立“救国军民会议”来“领导国家”。

这是去年以来在南越发生的第三次政变。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今天清晨，由林文发所率领的四个营军队，沿着四号公路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开进了西贡，并占领了阮庆办公处和邮电交通中心。

今天中午林文发以“救国军民会议”发言人的名义在西贡广播电台宣读了“告全国同胞书”，宣布“接受美国和其它盟国的援助”实行“反共、反中立”政策。
政变集团今天下午还发表了第一号公报，公布反共反人民的“五点纲领”。

据报道，这次政变得到现任伪第四军军长杨文德，伪第七师装甲部队司令巴上校等人的支持。

当西贡发生政变时，阮庆正在大叻。
今天下午，他通过电台发表了“告全体同胞书”，宣称林文发等为“叛徒”，表示强烈谴责他们的“反民族行为”。

据新华社十三日讯 檀香山消息：美国驻南越“大使”泰勒今天离开檀香山返回西贡。
他是在美国侵略南越面临失败，傀儡政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匆匆赶回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约翰逊急谋对策后来到檀香山的。

泰勒在行前拒绝对新闻记者就西贡十三日的军事政变发表评论。

新华社昆明十三日电 流窜在云南省境外的蒋军残部士兵杨绍贤、尹保柱、余在茂、杜米五等四人，因不愿继续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卖命，于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向我云南边防部队投诚。
他们带回步枪四支、子弹一百八十一发和手榴弹一枚。

杨绍贤等回到祖国后，我云南边防部队和当地政府按照国防部的规定，给他们发了奖金，表彰他们的爱国行动。

王瑞坤同志治丧委员会

作者：刘敦纯郭仁朱位法陈礼朱荣林张汝鹤吴寿磐

本报讯 某部榴炮一连是个中间连队，在营团领导的帮助下，打掉了以“稳”自居的包袱。
积极创造四好连队，已有明显的进步。

近几年来，榴炮一连的同志总觉得自己单位发展得很“稳健”。
他们认为，执行什么任务，能按要求完成，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也没出过什么严重偏差，连队平平稳稳地发展就不错了。
有了这种思想，他们看不上别人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认为虽然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因此心安理得。
部队开展“一帮一”活动的时候，本营的二连和连续三年四好的三连结成对子，一个虚心帮，一个诚心学，工作热气腾腾。
可是并没有引起一连应有的注意。

随着活动的发展，二连三连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这种形势下，一连同志有些心动，纷纷议论：二连三连“一帮一”真够劲，咱们再按兵不动准得掉队，得来个思想革命！
这时，程新元教导员来到了一连，跟干部和骨干交谈，启发他们丢掉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包袱，积极学习兄弟连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更快地把连队建设好。
接着，团政治处让一连干部参加了结对连队的经验交流会。
人家互帮互学的许多生动事迹教育了一连干部。
连长感慨地说：“走出自己连队的小天地，才晓得天外有天。
如今我们哪能‘稳’得住，睡得安呢！”
一连同志卸掉思想包袱，开始虚心学习兄弟连队。

于是，他们登门求教。
指导员、连长三次到三连取经，学习加强骨干队伍的经验，使骨干活动能力大大增强。
副指导员两次去三连学习团支部领导“一对红”的经验，使本连“一对红”活动很快地开展起来。
有时还请兄弟连队的同志来传经。
这样就促进了连队工作的进步。

指导员张忠德在回顾他们这段经历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过去一直认为连队发展很“稳”，说穿了，这个“稳”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中游思想。
这个思想不打掉，落后是必然的。
（朱位法、陈礼、朱荣林、张汝鹤、吴寿磐）

本报讯 在“一帮一”活动中，3186部队党委利用抓先进、后进两头的成果，引导处在中间状态的八连，积极学先进，赶先进。

今年年初，八连看到师、团领导常往先进、后进连队跑，忙着指导他们的“一帮一”活动，就觉得自己“没有人管”、“坐冷板凳”。
有一次，团里组织各连干部学习总政治部关于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指示，大家说“一帮一”是创四好的新动力，八连干部却认为“一帮一”是先进、后进连队的事，还是等上级抓好了两头再来带我们吧。
“等”的思想，使他们创四好的劲头松了下来。
当时，部队党委也有人主张把中间连队“放一放”，认为集中精力抓好了两头，中间连队也就会自然发展上来。

针对“等”的思想和“自然发展”的认识，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抓两头、带中间的论述，认识到了抓两头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带中间”就失去了以个别指导一般的意义，抓两头、带中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党委分工由常委张健兵（副政委）重点指导中间连队的帮学活动，解决“等”的思想。
引导中间连队向先进连队学习。

一天，八连连长陈品一和指导员张梦祥到团开会，路过一支分散执勤的小分队驻地，发现人家作风紧张。
热情谦虚，胜过自己的连队。
后来打听，这原是团里一个后进连队的战士。
这件事震动了他俩，使他们感到后进连队正在赶上自己，超过自己，再等是不行的了。
这时候，张副政委带领工作组来到八连蹲点，大量宣传了先进连队五连和后进连队四连结对子后，五连好上加好和四连进步很快的情况，还多次向八连介绍了五连和四连开展“一帮一”活动的经验，使八连领导进一步发觉“等”的思想使自己落后了。
接着，工作组和八连同志一起重温了毛主席关于防止骄傲自满、克服故步自封的教导，使大家深刻认识到“等”就是故步自封思想的反映。
指导员张梦祥说得好：“四好只能‘争’，不能‘等’。”
于是他们积极向先进连队学习。
连续两年四好的七五炮连作风紧张。
八连便组织骨干去参观，以七五炮连为榜样，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加强了部队作风建设。
本营机枪连由于狠抓了“一对红”，改变了连队的面貌，初评跃入先进行列。
指导员亲自到机枪连取经，使本连“一对红”活动开展起来。
目前，这个连队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刘敦纯、郭仁）

作者：纪平
栏目：下连手记

我们在部队访问的时候，和连队的干部战士搞熟了，谈起话来，他们经常称道这个部队的后勤机关，向我们讲述了好些动人的事情，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

这个部队的后勤处，原来工作也并不出色，也不过是“夏发单，冬发棉，到了月头就发钱，来了任务往下传”，大部分时间都是蹲在机关里。
今年年初，他们学习了兄弟部队后勤处送货上门的先进经验，作风来了一个大转变，主动把各种物资送往连队。
一至四月，下送的物资共重十万七千多斤，从大米、面粉，到零星的调料，品种共达十九种之多。
不仅送东西，而且传技术，传作风、向连队宣传勤俭节约的思想，介绍保养器材和安全用电的知识。
这样一来，不知减少了连队的多少麻烦。

一个部队，这么多人，住得又比较分散，吃的、穿的、用的，都送上门去，困难当然不少，如劳力不足，缺乏包装器材等等。
这些困难曾经被少数人当作不赞成“送货上门”的理由。
但更多的同志认为，学人先学志。
我们有我们的困难，兄弟部队也有兄弟部队的困难。
他们能克服，我们为什么不能克服。
我们首先要学习他们那种不怕困难、勇于革新的志气。
这样一来，决心大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也就一个个想出来了。
半年过去了，开始被一些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做到了，不行的事情行了，干部、战士都一致认为新方法比老规矩好。
这启发了人们，等人上门、按单发货的老规矩是可以打破的，旧作风是可以改变的。
问题是能不能处处为连队设想，有没有为连队服务的坚强责任感，这是改变机关作风的关键所在。
有了这一条，一些看来难以办到的事情，经过努力，也可以逐渐办到。
这并非是不承认困难，提倡大家勉强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按科学办事，有困难就得承认，如毛主席所说，不能来一个“不承认主义”。
但是，承认困难，目的是经过斗争去克服困难。
试想，这个部队后勤处的领导，如果在年初看到了变革作风中的一些困难，听到少数同志信心不足的言论，就望而生畏，短了自己的志气，哪会有今天这样的改革，哪来今天这样的成绩。

后勤处作风上的这个转变，下仅方便了连队，省却了连队的许多麻烦，而且也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好处。
据部队的领导同志介绍：过去后勤处领发物资手续繁杂，比如领粮要先领粮票，开支拨单，再到车油股要车，然后才能把粮装好。
因此，一些远的单位领粮时，天不亮就得坐火车赶到后勤处去等。
这样后勤的干部，被困在办公室里，忙得拔不出腿来。
逢到月底，更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人满之患。
现在把工作的基点安到连队去，能在连队办的事，就不到机关办，连队方便，机关的忙乱问题得到了解决；
由于了解情况，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

更重要的是，后勤处的这种做法，培养和锻炼了战时需要的作风。
打起仗来，不能叫前线的部队到后勤部门来领东西，一切都得往前送，有时候连饭也得做好了送上去。
那时困难将会更多。
如果后勤部门在平时不养成这种“送货上门”的作风，到了战时就过不了硬。
所以，不能把它看作可有可无、可改可不改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大事情，是后勤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

后勤处的这种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
不仅适用于后勤机关，也适用于其他一切领导机关。
尽管由于机关的性质不同，工作方法上也各有不同，有些机关不一定存在“送货上门”的问题。
但是，一切机关都要为连队设想，一切机关干部都要有为连队服务的坚强责任感，一切机关平时的工作都要养成战时的作风。
这一点是共同的。
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都应该明确地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都应该象这个部队的后勤处那样，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栏目：短评

两个中间状态连队奋起赶连队，很有启发意义。

榴炮一连以“稳”自居，满足于平平稳稳地过日子，完成任务就心满意足。
但是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以来，他们深深感到“走出自己连队的小天地，才晓得天外有天”。
所谓走出小天地，就是看看全国全军的整个形势，就是和四好连队的要求比，就是和后进迅速转变为先进的连队比。
总之，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就感到“稳”不下去，从而激发起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

中间状态的连队怎样才能赶上去？
是等待上级来抓，还是主要靠自己？
八连的经验是主要靠自己。
当然，上级的帮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单纯地等待。
等待是一种消极情绪，是松劲的表现。
四好只能争，不能等。
只有丢掉中游思想和等待情绪，积极主动地朝前赶，才能迅速改变工作上的中间状态。

一连和八连的经验，说明了各级领导在“一帮一”活动中，切不可只抓两头忘了中间。
认为“抓好了两头，中间连队就会自然发展上来”，这种看法是不合乎客观作，才能取得预想的成果。
八连的同志过去抱着“等”的思想，固然不对，但是领导上对中间连队“放一放”、“慢慢来”的作法，对他们也有过不好的影响。
现在这两个单位的领导都已经看到抓中间的重要，他们在抓先进和后进的同时，注意了抓中间，用抓两头的成果去促中间，引导他们学先进，赶先进，这样就一定会把中间连队带动起来。
这一点，对于还没有意识到要重视抓中间连队的领导同志来说，也应该有所启发。

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上，驻着一个为当地党政机关称赞、深受群众爱戴的连队。
这就是江西公安总队某团一连。
这个连不仅在执勤上没有发生任何责任事故，而且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严守群众纪律，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好连队，并被评为江西公安总队拥政爱民的标兵单位。

支援农业 奋勇抢险

每当抢种抢收的农忙季节，一连总是抽出人力到任务最大、困难最多的地方去支援。
去年八月，庐山云中公社峰泉大队，由于人手少、忙不过来，眼看土豆就要烂在地里。
一连马上抽出四十多人去抢收，两天紧张劳动，收藏土豆五万多斤。
威家公社柏阳大队的稻子熟了，收获的劳力不足，一连出动七十多人，披星起床，戴月归营，又连续突击抢收三天。
为了防洪抗旱，他们还帮助这个公社修了一座水库。
公社把这座水库定名为“军民合作水库”。

当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一连更是挺身而出，奋勇上阵。
去年一月，一连根据上级指示，由指导员率领七十多名同志，昼夜兼程，赶至三百里远的南昌市郊鲤鱼洲，抢救防洪大堤。
为了在雨季前完成抢修任务，他们早出晚归，经过艰苦的劳动，提前九天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赣江洪水成灾，上游冲下来的竹排和木材，把南昌八一大桥的桥孔堵住了，大桥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
在这紧急时刻，一连又奔赴抗洪前线。
当时暴雨瓢泼而下，洪涛汹涌，战士们腰系粗绳，奋身跳入洪水中，排除堵塞桥孔的竹木。
水急浪涌，呛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们都全然不顾，夜以继日地与洪水搏斗七天七夜，保卫了大桥的安全。
为此，他们受到防汛指挥部的奖励。

夜入深山除虎害

去年七月，庐山出现了两只老虎，先后吃掉十四口猪，咬死咬伤奶牛和牛犊三头。
为了消灭老虎，为民除害，连里挑选了七名射击技术好的同志，由连长李祥、副指导员李蔚端带领，组成了打虎队。
经过二十个晚上的伏击，终于在七月二十日午夜，打死了第一只老虎。
他们毫不松懈，继续搜索第二只老虎。
八月二十日下午，老虎吃了一头牛，一连就利用老虎吃剩下的东西，布下迷阵。
那天雷鸣电闪，雨雾茫茫。
打虎队的同志趴在伏击圈外，严阵以待，直到深夜。
忽然草木沙沙地响，老虎来了。
连长告诉大家一定要沉住气。
老虎进入伏击圈，正在想吃牛肉的时候，二排长柏玉泽突然把手电光射到老虎身上。
同志们立刻借着电光，连射三枪，老虎倒下了。
第二天，太阳刚冒红，男女老少川流不息来到连部问候同志，观看老虎。
到这里游览的外国朋友也翘起大拇指点头称赞。

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

一连时时刻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借了群众的柴刀打柴，用完后总是磨得锋利以后送回去；
借用水桶，还的时候总是替群众把水缸挑满了。
损坏了东西，主动道歉，买新的赔偿。
有一次，一连到粮食局抬米，战士万初华不慎将一家商店的玻璃碰破了一个角，他马上就拿出两元钱赔偿。
服务员不肯收，说，“这块玻璃早就坏了，怎能叫你赔呢？”
但万初华还是把钱交给服务员了。
几天以后，连里接到商店的一封信和两元钱。
信上说，“你们警卫连的同志，真是纪律严明。”
两年来，上级机关多次在一连驻区进行纪律检查，从来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现象。
庐山卫生学校校长说，“一连和我们只有一路之隔，同志们很有教养，我们经常拿一连遵守纪律的模范事迹来教育学生。”
一连的群众工作做得这样好，寻根溯源，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干部和战士头脑。
他们经常学习《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有力地提高了部队依靠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公安部队政治部群众工作部）

作者：吴新华叶影清汪建安摄

4897部队军需科改变作风，使司务长少跑机关，有更多时间搞好食堂工作

本报讯 4897部队直属后勤队军需科，采取发放物资、报账、修理和解决问题“四上门”的办法，方便连队，保证司务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在连队，抓好创造五好食堂的工作。

四好运动开展以来，军需科就把帮助连队创造五好食堂当做工作重点，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许多工作在连队却落不到实处，五好食堂比率上升不快。
什么原因呢？
他们听到许多连队干部反映：经常见不到司务长的面，哪能搞好食堂。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科长贺恒昌带着一些助理员来到连队。
他们和司务长一起算：到底司务长有多少事要在外边办，需要几天往外跑。
算来算去，不料却算到自己头上。
报账（好几种）、领钱、领粮秣、送生活统计、领发服装、厨具修理补充、购买统筹的副食品……，每月要来机关办理的项目就有十七个（有的项目属其他部门）。
近的连队来一趟得两个小时，远的连队来一趟在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有时还要召集一些会议、布置总结工作，司务长在连队工作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这笔账使大家吓了一跳，不由得说：难怪许多工作落实不了。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科长贺恒昌首先组织大家重温《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等文章，然后联系实际检查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大家谈到过去认为军需工作就是管吃管穿、领领发发、开“门市部”是完全正常的情况；
现在看来这样高高在上的机关化作风，是不符合一个革命的后勤机关的要求的；
过去认为工作不落实主要是连队司务长工作水平不高，执行指示不坚决，现在才发现矛盾的主要方面却在自己身上。
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深入连队，改变作风。

首先，确定下连办公制度。
他们每月到连队四次，把需要报的账目，要填的表格，要办理的各种手续都带下来。
司务长们只需把要办的事情准备好，就可安心地去搞自己的工作。
司务长王荣文在一次办公中办完六件事，他高兴地说，“过去这些事起码要往机关跑四五次，现在在连队花半小时就办完了，工作时间充裕了，我不去伙房还到哪里去呢！”
军需科负责发放的物资很多，过去都要司务长来领，现在他们一律都是送上门。
如发放夏冬服装，他们事先协助连队按所需尺寸规号造好清单，被服一来，就按清单直接送到连队，几天时间就发完了。
军需科所属修理组，也改变了等人上门的情况，主动上门修理。

军需科这样做的结果，司务长一般都做到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连队工作。
连队干部反映：过去司务长是满天飞，现在是扎扎实实在家干工作，创造五好食堂更有信心了。
今年上半年初评时，五好食堂比去年同期增多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吴新华、叶影清）

6038部队后勤协理员柳聚庆（左），每逢假日就推着这辆“义务货郎车”到连队去，把日用品送到战士手里。

汪建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