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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来信。
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会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

我们在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的信中指出：“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你们已经“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
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
我们在信中还向你们说明利害，指出你们召开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并且诚恳地劝告你们悬崖勒马。

你们在七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完全不理会我们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的信。
对于最近许多兄弟党反对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的呼声，你们也一律当作耳边风。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们所指定的二十六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再无商量之余地。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赶紧向你们呈报代表团的名单，并且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去莫斯科报到，不得有误。

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

这样，你们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的来信，为了欺骗舆论，说了许多花言巧语。
你们说，你们要召开国际会议，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团结，而不是为了搞分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起码应当在有关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的所有问题上，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
但是你们现在彻底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根本不考虑兄弟党反对匆忙开会的意见，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都要开会。
这哪里有一丝一毫要团结的影子呢？
这不是明明白白要搞分裂吗？

你们说，你们要召开国际会议，是为了“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
这更是骗人的鬼话。
兄弟党共同的东西是有的，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你们早就把这些共同的东西撇在一边，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你们现在不仅丝毫没有表示要放弃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执意要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国际会议，那么，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
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线脱身出来。
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白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略，反而助纣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
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你们还使用了种种威胁的手段，来恫吓我们和其他兄弟党。
你们所仗恃的，无非是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变节者和叛徒，放肆地对兄弟党进行颠复和破坏活动。
你们这样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过去已经作得够多了。
你们越是这样作，就越是走向你们自己愿望的反面。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是你们颠复不了、破坏不了的。
它们只会在同你们的斗争中更加坚强和壮大起来。
而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径，只能进一步暴露你们背叛革命的真面目。
“蚍蜉撼树谈何易”，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加上修正主义者，总共也不过是将要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一小撮人。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
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我们决不受你们花言巧语的欺骗，决不向你们的威胁恫吓屈服，决不能当你们的分裂勾当的同谋者，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
如果我们去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就等于使你们的非法活动合法化，就等于承认你们有权撕毁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就等于承认你们是老子党。
我们对原则负责，对历史负责，当然绝对不会这样作。

我们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苏共中央信件中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你们片面决定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员会，明年年中召开国际会议，你们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决心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把反对你们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
你们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在这个紧迫的时刻，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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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由柯沙瑞·罗加·潘迪率领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毛主席同尼泊尔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代表团团员有：特里钱特拉学院植物学教授巴特博士，特里普文大学政治系主任马拉教授，特里钱特拉学院动物学讲师厄普瑞蒂，教育学院教授普拉德汉博士，梵文学院及特里普文大学梵文讲师米什拉博士，作家克伊拉腊，学院院长艾得希卡里，教育家普拉萨德。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秀峰、刘子载。

尼泊尔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巴斯尼亚特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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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已经把六月十五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发给了所有的兄弟党。
在那封信里，阐述了有关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主要问题的立场，并且提出了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的具体建议。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
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

苏共中央认为，兄弟党的这种立场再一次证明它们非常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再一次证明它们意识到了当前局势赋予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点：四年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分歧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严重了。
思想分歧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公开冲突就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所有这一切，对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非常不利，危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会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打算利用共产党人队伍中的不和。
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加紧活动，力图加强自己的阵地，对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展开进攻，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剧战争威胁。

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的党对于事态的这种发展都不能无动于衷。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们共产党人去解决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单独地去解决涉及整个运动的利益和命运的各种问题。
在这里需要所有兄弟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同地集体努力。
各国兄弟党正是由于得出这种结论，才坚持主张组织新的国际会谈，认为它是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立场的经过考验的方法。

大家知道，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关于召集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问题已经足够详细地和全面地讨论过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集国际会议的工作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已经看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一九六○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即由下述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美国、叙利亚、苏联、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

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开始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

如果起草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能在全体成员参加下投入工作，那无疑是符合共同的愿望的。
但是，我们认为，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经验，起草委员会将准备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的主要文件的草案。
委员会可以讨论与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起草委员会应该把它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提议发给所有的兄弟党。

苏共中央表示相信，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复杂的局势，现在仍然有一切理由使起草委员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委员会完成必要的筹备工作以后，应该在它所规定的期限内召开国际会议。

关于会议的目的和前景，苏共中央已经在六月十五日的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想再一次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
这样的话，可以取得的将不是加强团结，而只是进一步分离。
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

苏共中央认为，每一个兄弟党都可以坦率地和认真地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决议时得到考虑，并且听取其他党的意见。

看来，前几次会议的决议，即规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将成为新的会议开始工作的起点。
而且，新的会议在确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同时，可以对所走过的阶段进行总结，交流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集体地分析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以来四年中所发生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来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我们认为，这就是新的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

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样，完全清楚地了解，在存在尖锐分歧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是件困难而又复杂的事情。
不论所有一贯主张团结的人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制造了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试图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会议的参加者承担义务考虑所有兄弟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

我们希望，所有兄弟党都将以应有的注意来研究这些建议，利用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来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并且对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
参加过一九六○年会议的所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
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则在于制定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苏共中央相信上述建议是符合世界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的，是符合加强现时代一切进步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利益的，相信这些建议反映了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意志，期望已经拟定的各项措施将及时得到实行，并且取得成功。

为了使我们能够让所有兄弟党都了解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请你们把你们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代表团成员通知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福建、广东、浙江、山东、广西等海防边境线上许多地区的民兵，经过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游行示威，斗志昂扬，常备不懈，积极开展了练武活动，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保卫海防。

在福建前线的厦门，成千上万的民兵，在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
认识到守好海防，打击当面敌人的战争挑衅和骚扰活动，也是对越南人民抗击侵略的有力支持。
民兵们在对敌斗争观念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练武活动。
许多工厂、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的民兵，近二十天来，经常起早带晚，迎风冒雨，苦练杀敌本领。
一向劳武结合好的造船厂民兵营，在提前完成修船任务的同时，每天坚持练习瞄准和投弹，又涌现出一批新的投弹能手和优秀射手。
厦门罐头厂包装车间的民兵，经过勤学苦练，实弹射击总评成绩获得“优秀”。
全市二十多所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民兵，从八月上旬起，分批到陆海空军的四好连队，学习优良作风和军事技术。
厦门大学暑假期间留校的学生民兵，到前沿连队野营时，一到连队就和战士们同操课、同守海防。
有的还同战士一起冒着风雨练刺杀和投弹，一起擦拭武器，学习各种武器的构造、性能和保养方法。
各中学民兵在军事野营中，分别学习了急行军、武装登山、武装泅渡、射击、刺杀、投弹、航海通信等多种军事技术。

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战斗中屡建功勋的广东沿海民兵，经过勤学苦练，战斗威力进一步提高。
他们在练武活动中，始终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敌人可能从哪里来，他们就在哪里练；
有什么武器，他们就学什么武器。
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战斗中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惠来县神泉基干民兵连，经常把民兵带到敌人可能偷渡的海边，学习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
为了从难从严，他们还不断选择炎阳烈日到沙滩上练卧倒，利用风雨之夜进行反偷渡登陆战术演习。
番禺县万倾沙公社某民兵连，经常结合出海生产练习划船，抢登舢板和海上追击。
他们每天上哨位和到海边执勤，往返要经过一条较宽的河，但他们宁愿不坐船，常常借机练习泅渡。
在练武活动中，各级民兵干部在和广大民兵同操练的同时，积极学习指挥作战的本领。
惠来、电白、宝安等沿海县份的县委书记，曾经在指挥全歼美蒋武装匪特作战中，打过漂亮仗。
现在他们又在利用空隙时间，学军事技术，提高指挥能力。

在山东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民兵们也斗志昂扬地投入了练兵活动。
过去深遭美军蹂躏的青岛民兵，决心练好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支援越南兄弟。
青岛港务局数十只轮船上的民兵，正在海上执行任务，他们积极利用空隙时间，在船上举行紧急集合，练习海上射击，有的还进行了武装泅渡。
青岛市水产公司“一五九”号轮船上的基干民兵，在海军部队的帮助下，日夜苦练操炮技术，许多民兵在实弹射击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山东海洋学院水产捕捞系的民兵乘船出海野营，中途碰上五级大风，他们毫无畏惧，战胜风浪之后，把船开至崂山，又举行了登山演习。
烟台机床附件厂的一千多民兵在练武中提出“死靶要当活靶打，目标就是敌人”的口号，狠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广大民兵经过勤学苦练，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地处海防线上的浙江省平阳县广大民兵，最近纷纷举行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
当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消息传来以后，广大民兵带着对美国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又开展了练武活动。
沿海的五个公社的民兵，在一次深夜联合演习中，全体民兵以旺盛的战斗意志，在黑夜中演习搜索追击的动作。
去年在大渔湾歼灭美蒋武装特务战斗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赤溪公社民兵连，在演习中，翻山越岭，奔走三十多里，始终勇敢顽强。
许多公社民兵连在就地、分散、小型的练武活动中，有的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
有的在生产空隙举行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的实弹射击。
去年在大渔湾歼灭美蒋武装特务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隔头大队民兵连长苏旺巢，带领民兵坚持在劳动中练武，使全连民兵军事素质和作战本领迅速提高。

与越南人民有深厚友情的广西睦南关附近的民兵，从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来，一直怀着极大的愤怒，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积极利用生产空隙，苦练军事技术。
许多民兵组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根据实战的要求，安排了作战、联络、后勤等方面的工作，并作了具体分工，一旦有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岗位和战斗任务。
同时，广大民兵还积极协助党组织向人民群众进行战备教育，加强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
卡凤乡民兵在一个狂风细雨的傍晚，还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事后检查，这天晚上无论在家里煮饭的，刚赶牛回村的，和正在开会读报的民兵，都全部出齐，作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目前，这里的民兵，无论是刮风下雨，酷暑炎夏，或者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都加紧了巡逻放哨的活动，十分警惕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的动静。

栏目：短评

海边防民兵经过反对美国侵犯越南的示威，斗志更加昂扬，展开了大规模练武活动。
这个消息，读了令人鼓舞。

海边防民兵一面生产，一面练武，表现了保卫祖国的坚强战斗意志，表现了“站在家门口，眼看全世界”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不但要当国内的革命派，而且要当国际的革命派。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决不会改变。
现在，它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恶行动，受到世界人民的一致声讨。
它不得不装出一副罢手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在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活动。
我们早就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它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
无论它玩弄什么鬼把戏，我们都不能放松半点警惕，一定要密切注视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给予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

有备无患，无备必有患。
海边防民兵起早贪晚，迎风冒雨，苦练行军爬山、武装泅渡、射击投弹等等军事技术和小分队战术。
敌人可能从哪里来，就在哪里练，有什么武器，就练什么武器。
我们就是要这样常备不懈，时刻准备着。

海边防民兵们积极练武的精神，对部队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我们应当学习他们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常备不懈的战斗精神，苦练杀敌本领，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并且尽可能地帮助民兵搞好训练，使全国亿万民兵队伍锻炼成钢铁的天罗地网，锻炼成人民解放军坚强有力的后盾。
正如一九五八年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庄严宣告的那样：“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
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新华社西安二十九日电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西安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各族代表一百九十九人。
他们是小学、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语文教师，还有农民、职工、解放军，以及担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
其中有藏族、维吾尔族、黎族、苗族、僮族、佤族、土族、撒拉族等十二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十八人。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说，几年来，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在“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社会上能讲、能听普通话的人显著增加了；
方言区已经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教师用普通话进行教学；
并培养了一批骨干，训练了一批师资；
在上海、陕西、广东、福建、黑龙江和山西万荣、河北河间、湖北襄樊、浙江宁波等地，还进行了推广普通话和拼音字母教学的各种试验，取得了不少经验。

吴玉章在总结了这些成绩以后说，推广普通话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尤其不能适应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势的需要。
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必须经常坚持，不能放松。
学校教学普通话必须解决师资问题。
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需要大力进行宣传，使学普通话，说普通话，成为社会风尚。
出版和广播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有力武器，要经常在报纸、刊物和电台上宣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代表作了各种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活动。
他们用普通话表演了快板、朗诵、讲故事、对口词、短剧等节目一百二十三个。
小学生表演的一些节目，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发音清楚。
这证明小学生最容易学好普通话，小学校应当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
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代表的表演，大半是朗诵。
这反映了朗诵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有很大好处。
语文教师的报告和表演表明，他们为了提高青少年普通话和语文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各种教学试验。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山东济南无影山小学等，九年来坚持用普通话教学，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因而提高了语文教学的质量。
在交流这些经验时，许多代表都认为学校的语文教师是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力量。

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经过。
陕西省宝鸡县甘峪公社农民代表杨发茂过去是文盲，通过注音识字摘掉了文盲帽子，担任了农民业余学校的教师。
山西万荣县农民代表王秋菊，在大会上用普通话讲述自己怎样从文盲变成了拖拉机手。
这说明汉语拼音字母是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很好武器。

近几年来，许多省、市教育部门在社会上结合着各行各业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推广普通话，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上海市代表介绍了在商业中心黄浦区推广普通话的经验。
西安市在商业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服务员、博物馆和展览会的解说员、交通民警中开展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这次大会上，十二个兄弟民族的十八名代表也表演了普通话节目，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时间很短，多数代表只学了一两年，但现在已经能够登台表演了。
这些表演受到人们热烈欢迎。

观摩会最后分别给参加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的代表发了奖状。
这次观摩会是由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

本报讯 某团通信连针对部队的活思想，反复组织战士学习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有关论述，部队战备观念强，作风过得硬，军事训练切合实战要求，使连队的一切工作立足于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上。

通信连党支部认为，常备不懈的思想，不是一两次战备学习就能牢固树立的，必须抓住形势任务变化的每一时机，反复进行。
他们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作为连队形势教育的基本课。
针对美帝国主义“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箭”，使用反革命两手的阴谋，他们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用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指示，组织战士大摆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罪行。
战士们列举了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美帝国主义到处设置军事基地的大量事实，一致感到，越摆心越明，越摆眼越亮。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永远不会改变。
美帝国主义高唱“和平”，正是为了麻痹世界人民的斗争意志。
人民战士任何时候也不能对敌人抱幻想。
当我军粉碎了美蒋匪帮企图窜犯大陆的阴谋，打下一架又一架U一2间谍飞机，歼灭了一股又一股美蒋武装特务以后，某些战士认为“美蒋匪帮再也不敢惹我们了”，他们就针对这种思想，又多次组织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大摆当前敌情，讲解美帝侵华历史，使战士们进一步认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帝国主义这个逻辑至死也不会改变，进一步增强了战备观念。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有的战士思想上又松懈下来。
一天夜晚，上级情报哨发出敌机窜入某地的信号，通信连哨长没有及时报告。
党支部又再次组织学习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有关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
毛主席说：“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
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毛主席的话对战士教育很深。
使大家深刻懂得“有备无患，无备有患”的道理。
大家说，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从来都是突然袭击的。
希特勒法西斯进攻苏联是这样，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也是这样。
“兵可千日不用，战不可一日不备”。
我们是指挥员的耳朵，不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就要使人民和国家受到严重损失。
从此，官兵不论形势紧张或缓和，也不论进行生产或训练，都具有高度的战斗警惕性，再没有发生过漏报敌情的事故。

最近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他们又再次组织战士学习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战士们说，越南人民军能够给突然袭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有着高度的战斗装备。
官兵们决心向越南战友学习，让常备不懈的思想在心里扎根。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按照战时需要来做。
电台、电池、单机、线拐，都有专人分管，并按站队次序放在一条线上。
睡觉时，战士们都自动地将牙具、碗筷放进挎包，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为了使战备观念落实到提高战斗本领、培养过硬作风上面，他们还经常组织战士学习毛主席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论述，教育部队在平时要做压倒困难的好汉，在战时要当有我无敌的英雄。
一次战术演习结束后，战士们又累又饿，团首长叫他们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再架野营驻地的线路。
是今天架，还是明天架？
打仗时候能够不架通线路吗？
这时，连的领导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联想起进军西南，部队连续作战，电话兵连续架线的情景，深切感到毛主席指示的重要，就立即向部队作了动员。
战士们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象战时一样，不怕疲劳，连续作业，哪里有部队，电话就要通到哪里！”
全连干部战士象作战一样，连夜架通了线路。
（宣传科）

作者：聂雷

栏目：短评

推广普通话，不是一件小事情。
它是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新风气。
推广普通话对于我军作战、训练和各项工作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不会讲普通话，学习很吃力，进步受影响；
学会了普通话，学习进步快，练兵情绪高。

最近举行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再次强调了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必须经常坚持，不能放松。
要求社会各界，大力进行推广普通话的宣传，使学普通话，说普通话，成为社会风尚。
这次会议提出的有关要求，部队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执行。

几年来，部队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部队的成员不断在变换。
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各地、各民族的新战士，不会讲普通话。
在老战士和干部中也还有一些同志讲不好普通话。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推广普通话，当作长期的工作，经常反复地进行。
一九五六年二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入伍一年之内，各级军事学校学员入学一年之内，都应该学会使用普通话。
各部队要重视这个指示，认真采取有效的办法，使它得到落实。

推广普通话的办法多得很，不少部队已经取得了经验。
例如，有的结合文化教育，采用“见物识字”等办法在新战士中推广普通话；
有的结合读报、听广播和军政学习来推广普通话；
有的结合革委会的各种娱乐活动推广普通话。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也交流了许多先进经验。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把这些好经验好办法认真吸收过来，使部队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作者：字修国

本报讯 7632部队通信连，架线千里，遵守纪律，处处为群众做好事。

他们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房东背柴、舂米、修理家具。
在架线时尽量不从田里通过。
每逢换新杆，总是先把老杆拔掉，在原来的地方挖坑埋杆，不另占农地。
今年在东山架线时，线路要经过一段芭蕉林，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他们修改了线路，得到当地公社的好评。

通信连和地方机关、邮电部门也处得很好。
地方机关不管什么时间打来电话，他们总是认真接转；
维修线路时，看到地方的线路坏了，也要顺便帮助修好；
地方机关的单机坏了，他们便派人登门修理。
邮电局的同志们说：“解放军的风格就是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每逢在哪里固定住下来，他们便主动帮助公社发展生产。
天旱了，便和群众一起抗旱；
雨多水涨了，便和群众一起抗洪排水。
两年来，先后支援公社九百多个劳动日。

通信连在执行任务中，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援。
有时线路发生故障，地方邮电人员自动帮助排除；
电线杆被山洪冲倒了，群众自动帮助扶起埋好；
有时电线杆被风吹断了，群众主动帮助砍好杆子，放在路旁，甚至跑几十里路前来报告。
遇到这些事，通信连的同志总是再三道谢。
群众却说：“有啥可谢的。
你们经常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谢你们哩！”
（字修国）

作者：方焯辉侯晴步

本报讯 昆明某部汽车三连，沿途开展“三不走”活动，得到旅馆饭店服务人员的好评。

这个连在驻地时一向重视群众工作，可是车队一外出，有些同志觉得：“住店、吃饭都给钱，服务员伺候我是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群众工作可做了。”
党支部认为这种想法很不对，于是及时向大家指出：战士和服务人员的关系，是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志式的关系，不能抱着“我掏钱，你就得伺候我”的态度；
说明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汽车队跑的地方多，做群众工作的机会更多；
号召大家走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时时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一次出车，共产党员张志久走进一家饭店，看到饭桌上碗筷很乱，立即帮助洗碗、收筷子；
第二天一早，副指导员申培章首先迭好被子，又帮助服务员收拾其他旅客的床铺。
党支部抓住了这些事，及时宣传教育，并根据以后的发展情况，把行车途中的群众工作归纳为“三不走”，即：住旅馆，不迭好被子不走；
吃完饭，不抹净桌子不走；
出发前，不向服务员道谢不走。

从此，不论集体外出或单独出车，人人都遵守“三不走”的要求。
今年春节前夕，连长丁忠海带领车队到达某地，立即领着大家擦桌子、扫地，整顿环境卫生；
有一天住进地方招待所，听说所里烧柴有困难，大家立即出动打回一些柴禾。
所里的一位转业军人激动地说：“看到你们发扬咱们部队的老传统，我心里真高兴啊！”
“三不走”活动，扩大了我军的声誉。
沿途旅馆饭店的服务人员热爱三连同志们，每当车队到来，总是热情接待。
有一次，战士杨应金的汽车中途抛了锚，五里路以外的清华洞饭店，就派人给他送被子，送饭菜。
地方司机看到部队的车子坏了，也主动帮助修理。
这些事，使战士受到鼓舞和教育。
他们说，“做好群众工作，既有利于军民团结，又有利于任务完成。
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以走遍天下’。”
目前，“三不走”活动，已在汽车部队中普遍展开。
（方焯辉、侯晴步）

作者：永学

作者：刘琼远明
栏目：天南海北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跃出海面的朝阳把雷州半岛抹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在一排排茂密的椰子林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的欢笑声。
……原来是陆军某部领导机关派来了一位摄影师给空军战士照相。

摄影师胡启林热情地接受着战士们各式各样的要求。
有的要用小桥作背景，有的喜欢天上的白云。
“咔”，快门一闪，一对战士又摄入了镜头。
这是李明安和李祥安。
照完相，他们对摄影师叙说他俩今天结成“一对红”的对子，能不能在照片上印上“一对红”三个字。
摄影师高兴地满口答应说：“行，一定办到。”
接着，他又提高嗓门问道：“还有‘一对红’没有？”
“有！”
机械员陈代友和粟庭俊手拉手从人群中挤出来。
又是一阵愉快的笑声。
（刘琼）

远明插图

作者：田春声
栏目：天南海北

白手办学校可真不容易呀！
他们除了指定文书王玉孔担任教员以外，还腾出一间房子，凑了几张桌子和一些凳子，抽出一块训练用的黑板，布置了一个课堂，并收集了一些部队文化课本作教材。
这样，小岛上第一所小学就开办起来了。

从一九六○年起，四年来，六个学生风雨无阻，坚持学习。
学生顾秉传接受能力差，王玉孔就把着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字，帮助他赶上了队。
连队党支部经常了解教学情况，及时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前些天，第一届毕业生经过考试，成绩优良。
他们毕业后都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和读报员。
在毕业典礼上，五十多岁的冯大爷兴奋地说：“俺家祖辈三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俺孩子能读上书，都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
（田春声）

作者：冯东书
栏目：虚心向地方学习

记者最近路过山西襄垣县马家东岭公社白堰底大队时，这里的社员要求记者写篇稿报道今年几次到这里蹲点的县长赵芝悦。

赵芝悦从去年调到这个县以后，先选择了一个先进大队——九庄公社冀家岭大队，作为他调查研究的基点。
今年，他又加选了一个后进队——马家东岭公社白堰底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第二个基点，计划通过办好这个大队，取得办好集体经济的经验。
今年他到这个大队六次，共约两个多月时间。
他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这里的干部和社员。

这个大队过去种地不很讲究，小麦返青了就不再追肥，可是今年赵芝悦却把这个习惯给改变过来了。
开始，赵芝悦讲了追肥的许多好处，劝干部、社员给小麦追肥。
可是，这里的人因为没有这个习惯，不太想干。
第二天一大早，赵芝悦便自己首先担粪下地。
这下人们议论开了：“赵县长给咱担粪追肥图啥，不是为我们好吗？”
“走，咱们也去干！”
于是，都跟上来了。
这一天早上，社员们有担六担的，有担七担的，但担得最多的还是赵芝悦，他担了八担。

赵芝悦带头担粪给小麦追肥，已使人们感动了，可在担粪中间又发生了一件更感动人的事。
赵芝悦担着空粪罐往回走，走着走着，他放下粪罐蹲下了。
原来他看见一堆牛粪，正往茅粪罐里拾呢。
白堰底过去积肥不好，赵芝悦这一举动，是一个无声的动员，深深地印在干部、社员的心里。

白堰底今年在荒地种了四十亩豆子，要不是赵芝悦来，这些豆子不一定种得这么及时。
种豆之前，这里连着下了两天雨，第三天虽然晴了，地里烂得进不去人。
赵芝悦在村里串的时候，发现有些荒坡可以上去人，便向大队干部要豆种。
大队干部很奇怪，问他：“这个天气，你要豆种干啥？”
他说：“荒坡地能进入，我给你们散些豆，不能多收，也可少收，总可给牲口增加点饲料嘛！”
干部们当然不好意思让他一个人去，都跟上了。
社员们也跟上了。
就这样，利用雨后不能下地的时间，一气种了四十亩。

六月份下了一阵大冰雹，冰雹大的象核桃，地上积了两寸厚，冰雹刚一停，人们急得就往地里跑，这时候赵芝悦已经拖着两条泥腿，从山梁上回来了。
他发现白堰底这次受灾很重，小麦打坏了，豆子叶打光，玉米叶打成了头发丝，地成了蜂窝。
这时，赵芝悦对大家说：“不怕，咱们共同想办法补救。”
说着，他就带头担粪追肥救苗。
县里运来了支援灾区的化肥，他又带头去扛。
第三天他又和大家去割运被打坏了的麦子。
这种麦很青很重，社员不让他担，他坚持要担。
后来又和大家一起在地里间了两天谷苗。
当时，社员心疼地对他说：“看！
把你累成个什么样子了！”
他笑笑说：“你们经得住，我也经得住。”
这个大队的会记崔培文说：“我过去很懒，又是会计，不下地人家也不说，去年只干五个多劳动日。
可是从赵县长来了以后，可坐不住了，不下地不好意思了。”
今年，他在赵芝悦影响下，已经作了一百多个劳动日。

赵芝悦非常关心群众生活。
他每次来，都先到一些贫农社员家去串门，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
老贫农马富喜是个饲养员，一贯热爱集体，先公后己，今年因为尽顾了忙集体的事，别人家自留地种下了，他的自留地还没刨。
赵芝悦知道了，就悄悄给他刨了，感动得老汉一个劲地说：“我以后一定把集体的牲口喂得更好。”
有一天，大家到庙后去锄地，赵芝悦扛着锄还担着副水桶，大家很奇怪，锄地要水桶干什么？
原来，他是准备趁下工时，给他住的烈属家捎着担水。
这家烈属有母子二人，儿子有点懒散，经常不担水，惹得母亲很生气。
现在儿子看到县长给他妈担水，脸羞得没处放了。
就这样，他渐渐地转变了，母子关系也改善了。

白堰底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和赵芝悦相当亲。
赵芝悦在这里是吃派饭，他到哪家吃饭，哪家就成了小会场，老汉们都愿趁吃饭的空儿和他谈谈心。
这样，赵芝悦的耳目就多了，连白堰底周围的情况也都了解到。
同时，赵芝悦也增加了许多出谋献策的人。
使他顺利地帮助这里的干部改进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

事情真巧，记者在下面转了一圈来到长治市的时候，晋东南地区各县的一些负责人正在中共晋东南地委开会，会上正在交流赵芝悦深入蹲点和通过点指导面的经验。
有些人知道赵芝悦在白堰底的情况以后，也很受感动。
有人感慨地说：“看来一个好的作风是一个先决条件，不然根扎不到群众心里去，蹲点是白蹲，点面结合更是一句空话。”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新西兰《人民之声》周报八月十九日在第一版以《新西兰共产党说过早召开会议将会引起分裂而不能促进团结》为标题，刊登了由新共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发表的全国书记处声明。

声明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的最近的信（日期为七月三十日），决不能改变新西兰共产党对过早召开世界会议的态度。
我们的意见是明确的，我们最近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阐明了这一点。”
声明就苏共正在着手召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十二月开会以便为在一九六五年年中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作准备一事指出，“许多党，有大党也有小党，包括代表社会主义世界阵营大多数人民的那些党，都在这个阶段表示反对。”
声明说：“反对的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召集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规定继续举行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谈；
没有建议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会谈，没有象去年九月一致同意的那样要继续举行我们的党和苏共之间的双边会谈。
相反，却要举行一九六○年在远远不同的情况下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它是以地理上的代表性为基础的——的会议，来拟订世界会议的草案。”
声明说，“当人们了解到在一九六○年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代表了大洋洲——他们自己的党和我们的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立场是多么荒谬。
当时我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观点。
但是今天有很大的分歧。
但是，在这次召请中，却要求他们和我们照一九六○年那样行事。”
声明说，“鉴于其他重要的预备性讨论还没有举行，如果以为这样的委员会会议不会遭到失败，而能就任何草案达成协议，那就纯粹是空想。
一个多数草案将被提到世界会议上去，这就将在实际上为我们的运动的正式世界性分裂准备了基础——我国资产阶级报纸都在这样兴高采烈地预言。”
声明强调说：“我们仍然认为，以多数党要求召开会议为借口强行召开会议，而不首先贯彻一九六○年八十一党声明中规定的关于处理各党领导机构之间发生的争论的程序，是不能容许的，这使八十一党声明变成一张废纸。
现在要是说，象苏共的信所说的那样——无意‘把任何人逐出教门’，那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他们已经多次说过，他们拥有绝对的多数——所以人人必须同意这一点：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已经点了人数。
在这种时候，就不可能进行客观的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了。”
声明说，“全国书记处愿意着重指出：它继续反对召开象已经建议的那种会议。
它重申，这将是一次分裂会议，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先锋报》八月号以《不忙召开国际会议》为标题，刊登了一篇文章，谴责赫鲁晓夫等在结束分裂的口号下扩大裂口，并且制造公开的分裂。
文章指出，匆忙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必然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不是消除分裂；
现在必须把辩论继续进行到底，没有解决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文章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证明了这条根本的真理，对无产阶级力量来说，要想以最少的损失最迅速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因素是团结。
革命运动的需要，要求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局面。

“不幸的是：在结束分裂的口号下，赫鲁晓夫和其他少数领导人的行动却是为了扩大裂口并且制造公开的分裂。
他们公开谈论‘要采取集体措施’。”
文章指出：“这是在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发生的；
同时也是在要求苏联和中国两党之间以及其他兄弟党之间继续举行会谈的越来越壮大的运动面前发生的。”
文章强调说：“团结和原则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是不能设想的。
不是从以正确的共产主义精神来确定根本原则这一基本愿望出发，而是从计算人数、试验和断定是否是最有利的时机来把那些站在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人赶出去这一点出发，匆忙召开国际会议，那就必然要加剧国际运动的分裂，而不是消除分裂。”
文章指出，“事实上，率先破坏八十一个党的决定的那些人，首先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公诸于世（这使帝国主义者大为高兴）的那些人，正是现在叫嚷要结束辩论、并且再次急于拉下百叶窗的那些人。

“但是事实是，要想再次拉下百叶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要了结这件事，现在必须把辩论继续进行到底，没有解决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文章强调说：“只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和解决问题，才能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别的途径是没有的。
归根到底，谁有资格开除谁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各个平等的党组成的，它们自愿地聚集在一起来讨论共同的问题；
找出实现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更严密的组织机构。
它没有赋予任何一个组织以采取纪律措施的权力。
它把大家联合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目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确认，只有一致通过的事情才是所有各党应予遵守的。

“因此，关于坚持‘集体措施’并且对那些对根本问题的解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威胁的一切言论，都不是为了实现团结，而是要彻底分裂。”
文章最后说：“为了有原则的团结，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意这样的意见：匆忙召开世界会议——谈论规定一个时限——今年或者明年——是不符合团结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苏联党和中国党应当举行双边会谈以寻求意见一致的共同点。
其他的党之间也应当进行双边会谈。
本着八十一个党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精神，真正的团结是能够实现的。”

新华社三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不久前获得一九六四年二十单位少年足球赛前五名的五个少年足球队的全体人员，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在一起合影。

被接见的这五个少年足球队是：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队、吉林延吉第二中学队、天津第五十四中学队、上海淮海中学队和北京第六十一中学队。

接见时在场的有：杨秀峰、李达，荣高棠、林礪儒、杨海波、马约翰、张青季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接见以前，梅县东山中学队同延吉第二中学队进行了一场表演赛，结果梅县东山中学队以三比一获胜。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于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这期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这期杂志就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报道员的报道：《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这篇报道包括三部分：一、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二、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三、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报道指出，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报道指出，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通过在高级党校讲课，通过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写文章等活动，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员，从杨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到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
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制定的。
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

报道指出，面对着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
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
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前夕和会议进行期间，各国科学家纷纷向记者发表谈话，盛赞这次讨论会的巨大成果。
许多科学家根据他们的亲身体会指出，这次讨论会是四大洲各国科学事业大发展的新起点，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先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语言，对这次讨论会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国际知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指出，北京科学讨论会是创造新科学的起点。
它提出了科学上的尖端问题，交流了经验，对各国科学家都有好处，将更有利于发展新科学。
对此我是满怀信心的。
东非科学院代表团团长、乌干达生物学教授瓦萨沃博士认为，这次讨论会第一次使具有共同遭遇的国家的科学家聚会一堂，讨论共同面临的问题，它将对新独立国家今后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墨西哥著名肿瘤学家蒙塔尼奥指出，北京科学讨论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象这样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世界上是无双的。

许多科学家在谈话中都指出，北京科学讨论会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四大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事业，必将作出重要贡献。
朝鲜代表团团长、哲学家郑镇石说，这次讨论会是在四大洲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举行的，是在新独立国家建立自主经济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举行的，它必将进一步促进四大洲科学家和人民的战斗团结。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尔及尔大学理学院院长图里说，一切黑暗势力都企图阻挠新生力量的发展，有这样多国家的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对一切黑暗势力的响亮回答。

在谈话中，许多科学家还列举事实，热烈赞扬这次讨论会在学术上表现出来的丰富内容和高度水平。
尼日利亚著名数学家契克·奥比博士指出，这次讨论会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不少论文是具有国际第一流水平的。
那些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科学上是非常落后的论调，是异常荒谬的。

对于这次科学讨论会所发扬的平等协商精神和自由讨论的学术民主精神，以及各国科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真诚合作，许多科学家都倍加赞扬。
越南农业部农业科学院院长裴辉答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讨论会所以开得这样成功，是由于会上充满了友好、团结和协作的气氛，人人都对这次会议具有一种责任感。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医学博士萨马洛说，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一个平等、友好、协商的会议，也是一个有活力的、进步的会议。
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哲学家胡安·莫拉指出，所有的科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都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地发表意见。
四大洲科学家在会上结成和发展了的友谊，是各国人民增强相互了解的最好桥梁之一。

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各国科学家还纷纷表示，希望象这样的多科性国际科学讨论会能够再度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八月二十九日十时五十五分至十五时四十八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湄州岛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一十五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三十日讯 八月三十日七时零五分至十二时十一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将军澳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一十六次严重警告。

作者：王子瑾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九日电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继断手再植手术成功以后，又为一个工人成功地接活了一只断臂，使肢体再植的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创伤外科专家孟继懋二十八日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中国创伤外科的进展》的论文时，谈到这个病例，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重视。

这次接活的断臂，从肩关节下约三寸的地方全部断离。
它的特点是：创伤面积大，伤口部位的骨头断裂，肌肉、神经、血管被撕裂，伤势比去年一月间接活的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王存柏的断手更为严重。
但是，经过医生、护理人员认真和熟练的抢救，并且运用经过改进的方法施行手术，病人的伤口愈合迅速，没有发生感染，特别是没有发生断肢再植后常见的肿胀现象，为断肢再植手术积累了可贵的新经验。

现在，病人的断臂接好后已经九个月。
再植的断臂可以挥动伸屈，上举能摸到自己的头部，下垂可以负重一公斤的物件。
接好的神经也已生长到肘关节下四寸附近，胳膊上有了感觉。
医院正继续为他作理疗和按摩，促进臂功能的恢复。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上海吴泾化工厂工人曹兴龙由于违反操作规程开车检修，头部胸部负伤，左臂被马达轴完全绞断，神志昏迷。
他受伤后约一小时，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救。

病人到达医院以后，五分钟内便送进手术室。
施行抢救手术的是以前进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的陈中伟、钱允庆、鲍约瑟和王琰等医师，护理人员大部分也是为王存柏接手的原班人马。

医生们根据成功地再植断手的经验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这次手术中不仅把臂上的主要血管——肱动脉和肱静脉接通。
还接通了两根静脉。
使血液回流更为通畅，这是手术后没有发生肿胀的主要原因。
在接三根静脉时，医生采用了吸取王存柏断手再植经验而新制的钛合金套管，套接起来比过去更为迅速、稳当；
对口径较粗（约四毫米）的肱动脉采取了缝接法。
在接合的这四根血管中，有一根动脉和一根静脉被严重撕裂，缺了一段，医生就用病人腿部的静脉移植接上。

这次断臂再植手术，只进行了五个小时。
次日晚上，医生又为病人的头颅左侧受伤处进行了手术。

由于伤口撕裂损伤比较严重，有二十厘米长的神经被拖在外面，不宜于在当时作第一期修复手术。
神经的缝接工作是在今年一月七日和五月七日施行第二期、第三期手术时进行的。
在手术中，除了一般缝接外，还采用了神经移植的办法来弥补神经缺损。
现在，缝接修复的两根神经生长得都很好。
在第三期手术时，医生还作了肌肉转移手术，保证病人接上胳膊的肘部可以屈伸自如。

在救治曹兴龙的过程中，又一次体现了上海医务界大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
上海著名的神经、创伤、泌尿、骨科、内科的专家和医师，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会诊，积极为抢救曹兴龙的生命和保住他的胳臂献计献策。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史玉泉不仅多次参加会诊，还指导了全部抢治头颅的手术，他从晚上十一时到深夜二时，一直站在无影灯下。
在为病人修复神经时，上海伤科研究所骨科专家过邦辅也亲自在手术台前进行指导。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自从去年首次成功地施行断手再植手术以后，以不断革命的精神积极开展了肢体再植的科学研究。
这个医院专门成立了肢体创伤研究小组，陈中伟、钱允庆等医生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小血管吻合实验，并进一步研究了手术后肢体肿胀的原因和防止措施。

曹兴龙的断臂接好后已经九个月。
现在，再植的断臂可以挥动，上举可以摸到自己的头部，下垂可以负重一公斤的物件。
图为陈中伟（左）、钱允庆（右）医师在检查曹兴龙再植断臂的伸屈功能。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

作者：陈唯实
栏目：思想战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当前国内外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力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宣传关于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使它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一切阶级敌人、做好各项工作的锐利武器。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

正是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以及用“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这个企图的实质。

党的路线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二”，绝不是“合二而一”
哲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任何哲学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争论一定要落实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来，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也一定要反映到哲学思想上来。
这次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争论，实质上也是有关怎样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争论。

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合二而一”论者，大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是“合二而一”，鼓吹“合二而一”对实际工作有多么大的意义。
果真是这样吗？
不。
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绝不是“合二而一”。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首先，看看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①

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
这就是说，它的根据是分析矛盾，是“一分为二”。
只有这样规定出来的路线，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才是无产阶级坚定的彻底的革命的路线。

相反，如果按照“合二而一”的“理论”，“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②。
现代修正主义者丢掉了唯物辩证法，丢掉了阶级分析法，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等等，都是“合二而一”了，他们提出的什么“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一系列的谬论，实际上不过是对外实行投降主义、对内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别名。

很清楚，我们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从第一条到第二十五条，自始至终贯串着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他自始至终在反对着“合二而一”论。
其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③。
现代修正主义者必然和正在受到“一分为二”这个辩证规律的惩罚，最终必将为历史所抛弃。

再从国内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看。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分为二”的，它还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正是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我党规定了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制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堵死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切渠道，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党对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国农村虽然实现了公社化，但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最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
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的很长很长的时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存在着农民两极分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种对农村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就是党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依据。
我们在农村究竟依靠谁呢？
也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阶级分析。
就拿中农这个阶层来说，也是“一分为二”，划分为下中农、上中农。
下中农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上中农是我们团结的力量。
“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④

既然“合二而一”论者认为矛盾双方只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那么这种联系就是无条件的，是排斥斗争的。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必然是只讲阶级调和，不讲阶级斗争，必然归结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试问，这样的“理论”怎么能成为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呢？
按照这个“理论”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革命性呢？
这不正是党和毛主席历来所坚决反对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吗？

再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来看。
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成为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表现。
“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⑤就是在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的思想上，也是两种思想经常在斗争着，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
它是客观世界“一分为二”的反映。
党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都是根据“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如果不是根据“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根据“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那就只能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根本取消了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就等于把思想阵地让给资产阶级，把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交给资产阶级，让修正主义思想自由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开门让路。
这种思想工作上的“合二而一”不是别的，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提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最后从我们军队的建设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
因为有敌我矛盾存在，国内还有阶级，国外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这也是根据“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阶级斗争形势具体分析的结论。
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
毛主席说：“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
⑥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取消了矛盾，取消了斗争，那还要加强国防、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干什么呢？
为了使我军更加革命化，林彪同志运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揭示了政治工作领域的四个关系，也就是四个矛盾，提出了四个第一来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由此，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跃上了一个新阶段。
实践证明，只有我们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林彪同志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我们的军队才能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就会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

总之，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始终以“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矛盾斗争论和阶级斗争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时时刻刻地防止和反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矛盾融合论和阶级调和论）。
所以说“合二而一”根本不是也绝不能成为我党制定路线、政策的哲学基础，而只能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工具。

“合二而一”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这是一场极其严肃的斗争。

毛主席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一切事物都存在相互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最科学的表述。
也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者一致的最科学的表述。
无产阶级是按照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客观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也就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客观世界是“一分为二”的，认识它要“一分为二”，改造它也要“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也就必然成为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方法论。

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什么货色呢？
他只讲什么统一、联系，什么“不可分离”，避而不讲矛盾，不讲矛盾转化，不讲对立面的斗争。
他把联系硬说成只是对立面的调和、融合和永久的共处，把统一看成是没有任何斗争的一块铁板，这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的联系，是完全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同“一分为二”针锋相对的。

杨献珍同志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而硬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
这是露骨地反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他说什么客观事物的矛盾不是固有的，而是硬把它分出来的；
没有矛盾，才是客观事物的本性。
这种奇谈怪论使我们想起了德波林。
德波林否认矛盾的普遍性，错误地认为事物一开始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后来才有了矛盾。
杨献珍同志的意思不是也说，事物本性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是人为的吗？
其实质就是否认矛盾。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人看事，必然会得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
比如用这种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本不需要划分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
用这种观点来看农村，就不要将贫农和下中农划为依靠力量了，就不要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复辟了。
用这个观点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分了。
用这个观点来看帝国主义阵营，就不是四分五裂，而是铁板一块了。
用这个观点来看思想工作，就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分了，思想工作也就可以取消了。
谁若是一反此道而行，那就是“人为的”，“硬把它分开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
很清楚，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才真正是“人为的”，“违反事物本性的”，是道道地地的主观唯心主义。

杨献珍同志还说：“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这又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事物是“合二而一”的，也就是没有矛盾和矛盾的斗争；
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就是人在观察事物时才产生矛盾和矛盾的斗争。
这样一来，矛盾和矛盾斗争都成为主观人为的了，“一分为二”也是主观人为的了。
比如说，本来中农是“合二而一”的，是主观分析出来的“上中农”和“下中农”。
本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合二而一”的，是主观分析出来的阶级斗争。
本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合二而一”的，是主观分析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杨献珍同志通过这种手法，把“一分为二”这个科学的方法论歪曲成为没有任何客观基础的主观的方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用他的“合二而一”的方法取而代之。
因为，实际上杨献珍同志的方法论也是而且只能是“合二而一”的。
杨献珍同志说：“学习辩证法，就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
这样，他就不但把“合二而一”当作世界观，也当作方法论了。
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也就是融合矛盾的本事。
用在社会问题上，就是阶级调和的本事，用在思想工作上，就是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的本事。
这根本不象杨献珍同志说的那样：“这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而恰恰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

归结起来，杨献珍同志硬要用自己主观杜撰出来的“合二而一”论来代替“一分为二”这一客观规律，根本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也就必然否认阶级斗争，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哲学，绝不是什么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的问题，而是系统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修正，所以必须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这里再提一下，过去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唯心主义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正当苏联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全线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着手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一个大转变的前夕，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的斗争都很激烈的时候，德波林学派从孟什维克的立场出发，大肆兜售唯心主义，妄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
他们错误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政治。
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使理论和实践脱离，不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即使研究，也是肆意进行歪曲，同时也脱离了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
因而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滚到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去。

第二，完全拒绝、甚至公开歪曲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

第三，他们贬低列宁，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

第四，修正和歪曲唯物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普遍性，陷入了阶级调和论。

第五，德波林派在方法论的运用方面，实质上表现为方法论和世界观，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离。

总之，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是德波林派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在哲学方面的路线，复活第二国际的最有害的教条主义传统——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政治。
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线进攻、对消灭富农政策的激烈抵抗的反映。
是资产阶级在哲学战线上的代言人，是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分子的思想作掩护。

同志们，杨献珍同志大谈“合二而一”论，不也正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反华，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更加深入，阶级斗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出台的吗？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哲学，不也正是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歪曲无产阶级哲学的党性原则吗？
不是也要贬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进而修正和歪曲唯物辩证法吗？
请看，德波林的货色，在杨献珍同志那里也是各色俱全。
这样，“合二而一”必然就成为当前新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大“杂烩”。
这就是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哲学的阶级性、党派性。

这场反对“合二而一”论的斗争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性、现实性的斗争，它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实际上这也是哲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哲学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革命路线，一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以及有关“矛盾、阶级、阶级斗争”、“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是无产阶级哲学的党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典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哲学，其中尤以立场问题为最重要。
立场问题也就是党性问题，同时也是世界观问题。
只有具有坚强的党性的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真正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
所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通过这次讨论，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定将更加光辉灿烂，更加发挥它对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注：①②均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③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④⑤均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

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作者：步英
栏目：思想战线

某团修械所的同志，到七连去巡回检修武器，战士们反映：上月修理的冲锋枪，有的开始打得很准，过些日子就打不准了。
经过当场试打，确实如此。
可是原因在什么地方？
一时说不上来。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修械所长孔垂仁同志带着修理兵在七连蹲了下来，同干部、战士研究，并且亲自到班排和教练场上细心观察，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原来冲锋枪的准星尖是用螺扣旋连的，战士们擦枪时用布条来回拉，把准星尖拉松了，这就影响到射击精度。
原因找到了，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用小毛刷擦准星，是防止准星松动的好办法，于是利用回收弹壳和马尾鬃做了一些小毛刷给七连。
他们还想到，这个问题，不仅冲锋枪有，其它枪也有；
不光七连有，全团都有，于是就给全团各种活动准星的枪支都配了一个刷子。
以后的实践证明，用小毛刷刷准星，射击精度果然提高了。

表面上看起来，修械所同志们所做的是些平凡的小事情，采取的办法也很简单；
可是它却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谁都知道，射击的时候，如果准星有了毛病，哪怕是很小的毛病，也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如果射击不准确，作战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战士们辛辛苦苦地练了很长时间，射击成绩却不好，他们的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
这样一追究，一个怎么样擦枪的小问题变成了关系到训练成绩好坏和作战胜负的大问题了。
修械所的同志能够由小见大，抓住小题目作大文章，这种精神是值得人们赞扬的。

修械所的同志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思想，把工作做上了门，做到了家，本来战士的枪坏了，你不去找他，他也会找上门来请你修理的。
但是，修械所的同志们十分厌弃这种“姜太公钓鱼”的工作态度。
他们清楚地懂得，战士手中的武器，能不能打得响，打得准，同自己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打好打坏，自己都有一份。
为此，他们成年累月，翻山越岭，坚持检查修理武器。
去年一年，就巡回修理十三次，预防修理四次，及时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

象这个修械所的同志们那样老在下面跑，忙得过来吗？
有的同志就这样说：“光门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有工夫下去？”
修械所的同志们的体会却不是这样。
他们感到，在上面忙，不是下不去的原因，而恰好是不下去的结果。
试想，类似七连那样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并且在全团范围内加以解决，而是拖下去，大批的枪有了毛病，让战士们找上门来修理，那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修械所的同志们，善于抓住“小题目”作“大文章”，还由于他们的方法对头。
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到实际中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他们听到战士的反映之后，不是指手划脚，扬长而去。
而是蹲了下来，不仅同干部、战士研究，而且亲自到班排和教练场上细心观察，寻根究底，直到把答案找出来。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调查研究和亲自动手解决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同那种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做法相比，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它说明，对于任何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有从头到尾，把握整个过程，才能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可能把问题解决好。
修械所同志们的做法可以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些所谓“老大难”的问题，并不一定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
而是由于不下去，或者下去了而缺乏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因此，新问题变成了老问题，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这时还不下决心去解决，自然也就成了难解决的问题了。
===== 蹲点和总结推广经验-——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的一点体会

作者：齐纬
栏目：思想战线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这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各样的正确认识，都经历着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反复的深化。
我们经常使用的蹲点实验——总结经验——推广经验的方法，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更加细致。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蹲点试验就是一种实践的方法。
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干部，深入基层单位，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使客观的现实的东西，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取得感性知识，然后才可能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
通过蹲点试验，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取得直接经验，并以此来指导工作，这是实施正确领导必要的条件。

上级机关的指示、其他单位的经验、自己过去的经验是否可以代替当前的直接经验呢？
不能。
当然，上级机关的指示，不是凭空来的，它来自调查研究，来自群众的实践，它概括了带普遍性的东西，提示了带普遍性的规律；
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蹲点试验，没有自己的亲身感受，就很难了解这种从丰富、具体、生动的实践中得出来的带普遍性的结论，就很可能抽象地、片面地理解这些结论，生搬硬套，以致在工作中发生偏差。
对待其他单位的经验，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自己的直接经验，也很难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人家的经验，使它适合于自己单位的情况。
至于自己有过的某些经验，当然是可贵的，它对于理解新的直接经验，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时间向前推移了，环境变了，条件变了，如果不继续取得新的直接经验，不对自己原来的经验加以充实、修改，仍然墨守陈规，搬用老的一套，就不可能做好工作。
由此看来，直接经验是不可缺少的，直接经验是接受间接经验的基础。
间接经验越是带普遍性和概括性，越是需要以直接经验去理解和接受它。
因此，取得直接经验的蹲点试验，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势在必行的。
如果你不下去蹲点，不掌握直接经验，那么，你在领导工作上就减少了甚至失掉了发言权。

听汇报、看文件是否可以代替亲身的调查研究？
也不能。
听汇报、看文件特别是听那些来自直接经验的汇报，看那些亲自直接经验的文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况，因而是必要的。
但是，听汇报、看文件只能了解一般的情况，而不能较深地了解事物的全貌。
只有深入下去，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找出事物的规律。
第一手材料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是有根有据、有血有肉、生动具体的东西。
只有深入下去，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发现在上面机关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在上面机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追根求源，查明原委，引出事物的规律，引出正确的思想来。

在蹲点试验中，从一步步了解情况、逐步积累大量的丰富的感性认识材料，到总结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就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感性认识、感觉、印象的东西，只能反映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部分，只有经过思想上的加工，对于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使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部分。
我们蹲点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到总结经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事物的固有规律。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而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事是常有的。
这就进一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经验总结好，找出事物的固有规律？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要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作指导，要吃透上头的精神。

推广经验就是把蹲点试验取得的直接经验加以介绍，放到广大的群众实践中去，检验经验是否正确，然后加以修改、充实；
同时通过典型示范，宣传介绍以及说服教育，使群众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来接受这些经验的成果，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经验的推广并不意味着实践的终结，它是实践的继续，是再实践的过程。
领导干部或领导机关的干部，对于自己蹲过点的典型单位的经验是直接经验，而对于其他单位反映出来的经验则是间接经验，他们对于蹲过点的单位的情况是熟悉的，而对于其他单位的情况就不熟悉了。
因此，在推广经验的过程中，还需要继续了解情况，继续掌握新的经验。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对于典型单位的经验，就不是直接经验，而是间接经验，并不那么亲切、熟悉，领导干部或领导机关的干部，需要和基层干部一道，参加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点的情况和面的情况结合起来，使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党的任务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

实验、总结、推广，再实验、再总结、再推广的过程，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这一著作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所作的深刻、简洁、生动的概括，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途径，是指导我们做好蹲点实验、总结经验、推广经验的锐利武器，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就无往而不胜利。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见《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