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1964:19640830:19640830-c-prc-aaa-001-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年谱>19640830

8月30日
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1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
关于“四清”问题,毛泽东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
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
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99),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
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
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
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当刘澜涛谈到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时,毛泽东说:
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不觉悟,自己不起来,怎么能当权。
这次一是民主革命,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民主革命,要把阶级斗争搞彻底,是地富划为地富,是农民划为农民,还有封建迷信等等。
刘澜涛还提出,过去主席著作中都是说地富占户数的百分之八、占人口的百分之十。
毛泽东说:
那时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现在百分之五不包括他们了。
他还说:
我跟少奇同志说,自1927年算起,二十二年革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五年,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时间会很长,又认识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不要紧,过去我们只有延安。
谈到计划工作时,毛泽东说:
计划工作抄苏联那一套。
基本建设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收缩,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项。
我问是不是七百项都在搞?
他们说有一些也下了马了。
这样大的事情,就是不让我们知道。
北京的消息很不灵通。
只有外交部每一个文件都请示,各个使馆的报告都可以看到;
其次是宣传部,有一本《宣教动态》;
还有解放军也是好的。
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
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
我把陈伯达塞进去(100),才搞了一点消息。
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关于经济工作,我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社会主义教育,搞了一个总司令部,少奇挂帅。
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我看你们各省也不见得那样统一。
大事必须抓紧,必须要统一,其他分散经营,不要事无大小都抓。
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
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
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
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
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
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
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
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
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说:
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
这就不对了。
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
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了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样的会很好,比如找你们谈一谈。
大会和小会结合着开,小会人少好议事,容易交换意见,比如去年的杭州会议。
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这次你们拿一天时间谈一次。
(101)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07月30日来信的复信。
复信说:
“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会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
复信重申中共中央今年07月28日给苏共中央信中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
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99) 指印发刘少奇1964年8月16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8月18日给刘少奇的复信。
(100) 指1962年11月任命陈伯达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01) 中共中央局第1书记会议在1964年9月01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8月
批示江青阅看《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
(102)毛泽东认为“此文有些道理”。
(102) 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
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
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
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
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
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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