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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东京消息：《赤旗报》在二十日全文刊登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五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在复信的前面刊有如下的按语：

苏联共产党杂志《党的生活》在最近一期上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件。
它的内容又通过塔斯社、莫斯科广播电台等发表出来，并由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广播电台加以报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既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信件，那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公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五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复信全文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

七月十四日收到了你们七月十一日的来信。

对于你们在这封信中对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第一封信以后经过了一年，才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但是，在这期间由于有地方选举和众议院选举，而且，野坂主席和宫本总书记不能去莫斯科，因此，两党会谈的时间有所延迟，这只要看一看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们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表示希望你们以某种方式派代表团到日本来。
你们曾经表示在原则上赞成派自己的代表团到日本来，但又表示担心日本政府是否会准许入境。
因此，我们才派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而竟然故意指责我们，说我们过了一年还没有派代表去。

你们说，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时，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你们在同我们的来往信件中，表示特别重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建议讨论包括这个条约在内的双方关心的问题。
事前完全没有商定要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
所以，我们党代表团主要是根据下述任务到莫斯科去的：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以两党之间直接发生的问题为中心，同你们进行协商。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非但没有拒绝讨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问题，反而联系到国际民主运动的问题，表明了我们党对一系列共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这从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我们党不但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反而是在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个共同斗争，这是你们很了解的。

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我们党建议，尽管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意见分歧，仍然应当为了执行一致同意的共同任务团结起来发展共同斗争，这个任务是根据当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而确定的。
这就对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而且，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在六月二十日发表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宫本总书记七月九日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即使不能最后地解决关于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也有可能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争取共产党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前的行动统一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国核潜艇怀着侵略的阴谋，带着污染海水的危险，到各国的港口乱闯。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赞成全面禁止核武器。
而且，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理所当然地热烈地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对于我们党的这些建议，你们也是很了解的。

我们党代表团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全面地发表意见，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没有给予这样的任务。
从上述通过我们同你们的来往信件而举行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认为，首先从两党间直接发生的问题开始讨论，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是切合实际的。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在会谈开始和会谈结束时，难道不是曾经表示过，这次会谈是第一次会谈，以后还准备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吗？
你们不也曾表示赞成我们党代表团的这个意见吗？

只能认为，你们所谓我们党代表团“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周围”这种说法，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的蓄意对我们党进行的诬蔑。

你们还指责说，我们党代表团拒绝签署联合公报。
但是，我们党代表团所以没有赞成起草联合公报，是因为，就象他们在莫斯科对你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如实地宣布会谈的内容，那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宣布和会谈内容相反的情况，那就等于欺骗我们党的党员和日本的劳动人民。
而且，你们企图把同会谈内容完全无关的联合公报草案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党代表团没有赞成发表联合公报。
指责我们党没有赞成同你们党发表联合公报，是毫无道理的。

你们说：“在莫斯科两党会谈以后，日本共产党变本加厉地攻击了苏联共产党。”
但是，正是你们，早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在《真理报》发表的茹科夫文章中，就公开攻击了我们党，接着，又变本加厉地进行了公开的、无原则的攻击。

当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你们便秘密地进行活动，同志贺义雄等人加强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联系，鼓励和帮助他们反党。
现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当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公然践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宣布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真理报》便立即表示全面支持这伙叛徒。
而且，你们故意不让读者和听众知道那些表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开除他们出党的决议和决定。
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我们党的国会议员团公然进行了中伤。
我们党对此加以驳斥，是我们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平等的政党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这些昭然若揭的事实表明，在两党会谈以后，正是你们，对我们党开始进行了最露骨的难以宽恕的直接的干涉。
这件事情证明，在莫斯科会谈时，我们党代表团曾经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周围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你们说，我们没有向我们党的党员和受我们党影响的团体介绍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
然而，我们广泛地发表了你们的重要文件，包括同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不一致的文件在内。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与此相反，正是你们，在很久以前就不让苏联的党员和人民知道我们党的重要的决议和声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们所要求的，归根到底，就是要我们单方面地公布你们的文件，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你们的立场和观点。
但是，你们无权向我们党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党作为一个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独立自主的政党，坚决拒绝你们这种无理的无原则的要求。

你们指责我们党说，我们曾要“科学社”向它的分店“发出了销毁苏联文件的指示”。
我们党中央没有向“科学社”发出那样的指示。
而且，我们党也不会过问“科学社”的营业方面的事务措施。
不管怎样，你们甚至把“科学社”这样一个日本公司的业务措施方面的“情报”也收集起来，并且用来攻击我们党，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对头的。
如果我们党联系到全苏国际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指责我们说，苏共四月十八日的信件已经发出三个月，然而我们还没有作出答复。
我们党代表团是在四月三十日回国的。
我们党的领导方面当然要等代表团回国，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且要等因病疗养的宫本总书记回国，充分研究以后，答复你们。
但是，在承担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任务，非常忙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是专心研究怎样答复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信件。
而且，你们的信件内容广泛地谈到了理论问题，因此，准备答复当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现在，我们正在为答复你们的信件进行着准备工作。
你们片面地断定我们不会提出答复而指责我们党，这完全是武断的态度。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讨论你们的信件。
我们要问，这究竟是根据什么人的情报而作出这种断定的呢？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管怎样，我们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的内部问题，不是你们所应该过问的。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你们已经决定发表你们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的来信。

正象你们也知道的那样，双方曾经互相商定，不公布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内容。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来说，会谈的内容还包括有不应该公布的问题。
你们违反这个协议和国际惯例，竟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你们关于日苏两党会谈内容的信件，其目的何在？
只能认为，这是为了向在美日反动势力的掩护下攻击我们党并破坏日本革命运动的志贺——铃木一伙及其他反党分子提供中伤我们党的材料，为了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

你们甚至在这封来信中又把自己说成似乎是一贯捍卫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努力的，但是，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进行坦率的同志式的讨论以后，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声明。
从那以后不到一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违反莫斯科声明，开始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正是你们吗？
非常明显，难道不正是因此而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令人担忧的局面的最重大的开端吗？

开始公开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真理报》发表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开始指名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而且，你们还通知我们说，你们要单方面地发表给我们党的不公开的文件。

单从这些事实来看，也可以知道，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最大责任，在于你们。
你们说我们党离开了莫斯科会议一致作出的决定。
但是，离开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正是你们。
不对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进行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攻击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无论假借什么样的口实，最后只会进一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六月二十日发表了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提出了旨在根据原则加强团结的积极建议。

我们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莫斯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关系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今后仍将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争取实现真正的团结。
同时，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容许对我们党进行无理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哪个党的。

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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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阿联驻中国大使伊马姆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赛福鼎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伊马姆大使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共祝中国和阿联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日益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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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日打电报给肯尼亚总理肯雅塔，对他在伦敦遭受暴徒袭击表示诚挚的慰问，并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作者：郝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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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今天下午接见了再次击落美制蒋匪U一2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出席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党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九○六部队党代表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层分散单位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人员，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县工会主席训练班全体学员。

接见时合影。

本报记者 郝建国摄\\

作者：孟庆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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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彭真、谭震林、康生，今晚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等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并同他们一起照了象。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作者：沈澄新华明高启禄

编者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自然红”的，天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没有的。
只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煅炼，才能实现思想红。

李成春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
解放后翻了身，以后就一直上学读书。
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东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工作。

象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李成春对于前途曾有过不少的向往。
他曾立志要当一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
后来报上发表了邢燕子在农村创家立业的模范事迹，他又觉得农村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广阔天地；
看到表哥戴着海军帽的照片，他的心又飞向蔚蓝色的海洋。

“深造”？
还是改造？

一九六二年七月李成春入伍了。
他以为，中外古今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都参加过军队，也许这次参军就是自己做大人物的起点吧！
可是，来到部队，首长却号召他们“当好普通一兵”。
他想：“为什么首长不号召我们做伟大的战士？”
可是又想，古人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想到这里，觉得吃三年苦也好，不吃点苦，哪能做大人物呢？

新战士集训结束了。
在去连队的途中，副指导员王希曾对他们说：“我们青年学生到了连队，要注意很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李成春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想：难道我还需要改造吗？
自己的家庭出身是雇农，是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教育出来的；
而且在学校一直是优秀生，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
想到这些，他自语道：“不，在思想上，我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深造的问题。”
李成春分配到八班，论文化，全班数他高。
指导员号召新战士向老战士学习，李成春就没有想到向老战士学习什么。

有一次，班里开会，有的同志批评班长以身作则不够，李成春也发了言。
他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平等待人，如果凌驾于群众之上，那里非常错误的。”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自以为定会给班长以及全班同志极大的教育。
不料同志们的反应却很冷淡。
班长又恼火、又不好意思地说：“李成春同志，你说得好严重哇！”
会后，有的同志说：“有人把马列主义装在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
李成春同工农出身的老战士的关系有些疏远了，他心中很苦恼，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时，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李啊！
知识青年，好学上进，工作热情，接受新事物快，这些都是长处。
可是，如果忽视思想改造的话，就会把自己的长处当成包袱，阻碍自己进步。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得和自己思想挂钩啊！”
指导员的话，把李成春打动了。
于是，他带着自己心中苦恼的问题，学习了《青年运动的方向》。
文章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
他想：“是呀！
自己不正是把马列主义挂在嘴上吗？”
他开始感到，自己的确需要改造了。

自觉改造思想

李成春开始警惕起来了，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尽量注意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
人家打扑克，他挤进去；
人家啦呱，他也凑几句。
但尽管这样，关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又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毛主席著作。
当他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了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一段话时，发现自己过去想得太简单了。
他认识到光有结合的愿望是不行的，结合不结合，决不仅仅是个言语方式问题，而是能不能在实践中从思想感情上真正实现工农化的问题。

步子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迈开了。

当时，部队正在山区执行战备生产任务，他便从劳动锻炼做起。
锄地时，他紧紧跟在班长赵年修后边，一步也不肯拉下。
李成春没有戴草帽，只穿了一件背心，皮肤被晒红了，膀子被玉米叶划得横一杠竖一杠的。
班长把自己的草帽和长袖衬衣脱下来递给他，李成春却毫不在意地说：“我在学校里读书，少晒了太阳，现在应该补上！”
在劳动中，李成春逐渐和老战士们靠拢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改变了自己对工农出身的老战士的看法。
有一次，他和梁丑孩一起去锄地，边干边谈。
梁丑孩谈到自己的家史，谈到父亲给地主扛长工，自己从小没吃没喝；
谈到了解放后家里生活改善，住上新房，安上明亮的玻璃窗；
最后表示要坚决保卫胜利果实，争当五好战士、神枪手。
听着，听着，李成春呆住了。
过去他认为象梁丑孩这样的战士，没文化，傻呼呼的，只知道埋头劳动，没有远大理想。
现在他才发现：梁丑孩才是真有伟大理想哩！

所有这些，使他深刻体会到，不进行劳动实践，就不会知道劳动的伟大；
不和工农群众结合，就不会知道工农的伟大，同时也就不会感到“知识分子”的空虚。
于是，他又进一步学习了《实践论》，提高了改造、锻炼的自觉性。
他特地准备了一本“实践日记”，经常用毛主席的话，对照检查自己的行动。

一点一滴地“改”
在阶级教育中，指导员叫李成春给受苦最深的温昌儿画家史连环画。
他画着画着，不由得掉下眼泪来。
战友们的苦，勾起他原来在脑子里已经淡薄了的苦难家史。
李成春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和愤怒，在忆苦会上，他带头高呼：为亲人报仇！
为阶级兄弟报仇！
战友们握紧了拳头，也齐声跟着他喊，李成春亲切地感到自己的声音真正同大家融合在一起了。

就在这个期间，排长给他念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觉得字字珠玑，句句动心，好象毛主席就是专门给自己说的。
他进一步懂得了工农出身的战士为什么那样易于接受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崇高的理想；
他懂得了为什么当兵，懂得了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到底，才是真正的远大理想。
他下定决心，去掉一切个人打算，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雷锋同志为榜样，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造，一点一滴地实行革命化。

一次，部队在野营训练中，连续行军二百五十里，同志们脱下沾满泥浆和汗水的衣服就睡着了，李成春也感到很疲乏。
可是，毛主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涌现在他的脑海；
雷锋也好象在一旁对他说：“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顿时，他忘却了疲劳，抖起精神，把同志们的衣服悄悄地收集起来，一件一件洗干净了。

又一次，二十多天的连绵阴雨，使部队在山上临时搭起的伙房漏湿了，一个炊事员也病倒了，排长和同志们都很着急。
这时，李成春又想起了毛主席关于拣重担子挑的教导。
他踩着泥泞道路，拄着棍子往伙房挑水；
水缸挑满了，他又帮炊事员去做饭……。
忙了两个多小时才把饭做好。
当同志们端起热腾腾的米饭时，李成春感到心里比什么都甜。

一次、一次、又一次，李成春就这样默默地做着这些过去不愿做的“小事”，也就是从这些“小事”中，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真知。

不久前，李成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他深深懂得，革命道路是漫长的，自我改造的道路是曲折的，自己现在只能算是在革命征途中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朱卓贤胡耿于启河粟瑞华

本报讯 昆明部队在野营期间积极开展游泳、泅渡训练。
不少部队在有战术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全副武装渡过激流滚滚的江河。

在训练过程中，昆明部队的首长陈康中将、崔建功少将，曾几次深入现场，和连队指战员一起熟悉江河特点，掌握水性规律，摸索游泳、泅渡训练的组织领导经验。
去年，他们还率领一个示范分队和有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集训队，到澜沧江进行试验。

云贵高原，河流、湖泊多，水势、流速变化异常，为部队水上训练提供了良好条件。
为了争取时间，今年入夏以来，许多部队就开赴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沿岸，进行水上练兵。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后，部队学习泅渡的情绪极高，大家遵照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教导，决心掌握强渡江河的硬本领。
某团一个加强步兵营，还学习了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金沙江的英雄事迹。
战士们在河岸的石岩上写下豪言壮语：“人民战士英雄汉，江宽水急无阻拦，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战胜艰辛不畏难。”
在干部和党员团员的带头下，掀起了水上练兵热潮。
从营长到战士，从步兵分队到特业分队，都迅速地掌握了游泳技能，一声令下，人马枪炮，都能按照实战要求，在几百米宽的江面上，迎着汹涌的激流，强渡过去。
（栗瑞华）

本报讯 空军某部从适应作战、训练的需要出发，长期坚持开展游泳活动，增强了飞行员体质，培养了指战员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这个部队一直把游泳活动当作每年夏秋两季体育锻炼的主要项目。
几年来，他们转移过几次场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练习游泳。
没有游泳池，就组织飞行员到河里、水库去游。
有时，他们还专门组织大家到风大浪高的江河里去锻炼勇敢顽强的作风。

几年来由于开展游泳活动，飞行员的体质有了显著增强。
一些原来空中耐力不好、抗负荷能力低的飞行员，经过游泳锻炼，抗负荷能力、飞行耐力和高空耐力普遍有了提高。
过去，有的同志飞一两次空战、特技等课目，就感到劳累，现在飞两三次也没有不良反应。
此外，飞行员疾病也减少了，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作战、训练任务的完成。

开展游泳活动，还培养了飞行员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部队领导干部经常根据作战、训练的需要，在游泳时组织飞行员进行水上“编队”和比赛快速使用救生器材等活动。
为了提高飞行员的搜索能力，他们又组织飞行员在水中捉“迷藏”。

飞行员们体会到游泳的好处，都自觉坚持锻炼，游泳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意志更加坚强。
不久前，在五级大风的情况下，他们横渡一条千米宽的大江，飞行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不管风吹浪打，直向对岸游去。
结果，除二人因中途抽筋没有达到终点外，其余人员以平均二十九分三十七秒的速度到达对岸。
（朱卓贤、胡耿）

昆明部队某团二连战士们利用就便器材，在怒江激流里练习武装泅渡。
于启河摄

作者：丁文俊

夏秋两季雨水较多，河溪水位上涨，外出人员、马匹、车辆涉水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因此，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事故。

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生事故的原因，多是由于单人过河、洗澡、游泳、涉水时，不顾水深流急；
不识水性或者通过险桥、陡坡时麻痹大意而造成的。
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在管理教育工作上，应注意如下事项：

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严格管理，特别是担负生产、施工的部队，由于驻地分散、周围多山多水，更应加强管理教育工作。
注意有组织地进行游泳训练，要选择好场地，事先查明河床水深、流速等情况，严格作好防险保安准备，编好组，指定专人带队。
对于初学游泳和尚不熟练的同志，应由有经验或者技术熟练者进行指导帮助。
对零星人员和单独外出人员应禁止到江河或水库洗澡。

徒涉江河时，应选择在水浅、流缓的地方。
遇到河水上涨时，不要勉强徒涉，水流过急时，应由水性较好的进行试涉。
通过桥梁、涵洞、陡坡等危险地区时，要认真仔细勘察，以防止发生意外。

作者：阎玉峰

怎样才能搞好游泳训练，我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抓好活思想，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鼓起群众战胜困难的勇气，是搞好游泳训练的首要关键。
因此，训练前，领导上一定要摸清每个人思想、技术、体质的底，然后结合部队任务和实战要求，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每个同志都明确游泳训练的实战意义。
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学习游泳的积极性。

靠河流、湖泊、池塘、水库、海边的部队，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自己动手修建一些简单实用的游泳训练场。
选设场地时，要注意水源清洁，流速缓慢，水底平坦，无杂草，无礁石，无烂泥，并尽可能地避开漩涡、暗礁和船只停泊处。
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置一些标杆或浮标，划出深浅区域，适当准备一些简便的教练器材和救护器材。
驻地自然条件较差的部队，可以利用外出野营的机会，逢“水”练功。
总之，应尽可能做到因地因任务制宜地去利用自然条件和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保证安全，可以以排为单位，编成若干个游泳小组，每组编入一名思想、技术都较好的骨干当组长。
同时，在全连，应该把游泳技术较拔尖的同志抽出来，组成一个技术指导小组，并对他们进行几天集训，提高他们的示范、指导和救护能力。
使他们在训练中起到“小教员”的作用，让大家在训练中，有“样”可学，有“师”可问。

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掌握先易后难。
通常的作法是：先求漂浮，后求姿势，先浅水后深水，先速度后耐力，先近水后远水，先徒手泅渡后着装泅渡，先轻装泅渡后全副武装泅渡。
在物质上，应该准备必要的救护器材。
经验缺乏的单位，还应该先搞个试点，取得经验再指导全盘。

作者：郭家富侯生伏罗衍涛

本报讯 6710部队高炮一连从对空作战的实际出发，以快为主，苦练射击技术。
最近，在一次射击表演中，比上级规定时间提前六秒钟完成战斗任务。
经过检查，完全符合操作规程，获得参观者的一致赞扬。

“每一秒钟都要对祖国负责”，这是高炮一连练兵的指导思想。
他们在担负作战任务中，深刻地体会到，高炮部队的战斗是以秒来计算的。
因此，必须刻苦练“快”的作风。

为了加快一秒钟，炮手、侦察兵、测手和电话员们，不论在白天还是黑夜，坚持苦练快速就位动作，一直练到黑夜和白天战斗一样过硬。
指挥仪测手，过去遇到一等战备，都是爬上指挥仪。
现在，他们进一步树立了练为战的思想，从与敌人抢时间出发，把过去的“爬”上指挥仪改为“跃”上指挥仪。
指挥仪太高，他们就垫上一层石头天天练跳跃。
雨天，为了使武器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不能在外面练，他们就把桌子当指挥仪，在室内练。
他们说：“步兵侦察员能飞檐走壁，我们只要有决心，一定能够跃上指挥仪”。
现在，每当警报一响，全班战士就象一群猛虎，纵身跃上指挥仪，就位动作比过去快了两秒半钟。

以快攻快是高炮部队歼灭敌机的有效手段。
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连就开展了群众性的“千里眼”红旗竞赛活动。
战士们把天空的飞鸟当作捕捉的“猎物”，还设置了各种突然出现的“敌情”，练习快动作捕捉目标。
侦察班是全连的“眼睛”，他们常常利用乘汽车的机会，对前方的电线杆、独立树等小目标进行观察，摸索目标由远而近的形状和颜色的变化规律。

现在，一连的侦察兵用望远镜捕捉目标，成为全部队“捕得远”的标兵单位；
测高机手、指挥仪测手和炮手们的精度和协同动作都完全符合实战要求。
连续两年来，他们的实弹射击都是优等。
他们的先进经验，已开始在全部队推广。
（郭家富、侯生伏、罗衍涛）

本报讯 6571部队修械所一班，练出了一手夜间分解结合武器的硬本领。
他们在夜间无照明的条件下，能很快把一百多个零件，按五种轻武器分成五堆，并且很快结合起来。
有的零件形体相似，有的只有火柴棒那么大，要在夜间无照明条件下辨别出来，确实相当困难。
修械所领导上就告诉他们用比较的方法，找出各种零件的特点，正确予以区别。
经过他们不断练习，终于掌握了在夜间无照明条件下辨别轻武器零件的本领。

作者：张文源

作者：欧阳凯袁作陈阵后政宣

万箱物资无霉捐

823仓库的同志们热爱国家财产，几年来，他们经手过几十万箱、数千种药品器材，一直没有发生过期失效和发霉现象。

这个仓库担负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保管、收发、检修等任务。
他们保管的东西，有的怕冷怕热，有的怕潮怕湿，有的怕光怕震，有的有效期远，有的有效期近，管理很不容易，而库房的设备又是比较差的。
但是，仓库的全体同志，发扬了主人翁的精神，精心照顾着国家的物资。
库房里冷了就赶忙加温，热了就赶忙降温，湿了就赶忙除潮，平时勤倒垛、勤整理，每个库房都经常保持着干干净净，空气流通，各种药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温度、湿度恰到好处。

他们每周、每月都要取些药品来看看有无异样。
在一个闷热多雨的夏天，他们把三十多种容易变质的药品样品放在外边观察，逐日把温度、温度和药品变化的情况记载下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试验，终于掌握了它的变化规律，改进了防止药物发霉变质的方法。
有的中药夏天容易返潮生虫，他们经过试验自制了防潮箱，把药材密封保存。

夏天空气温度大，也是各种精密仪器较难保管的季节。
他们经过多次试验，采用在密封容器内放矽胶吸潮的方法保管显微镜镜片，用石蜡泡浸法，保养细小的金属器具。
由于全库人民的精心保管，使各种物资一直处于良好状态。
（欧阳凯）

废旧水壶现青春

在767仓库里，长期积压着大量废旧军用水壶，可是每年国家又要花费很大的一笔钱，制造新的水壶发给部队，能不能把废旧水壶修理好，为国家省下这笔开支呢？

去年，朱柏贵修理小组接受了修理水壶的任务。
可是他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工具，困难很多。
朱柏贵心想：把废旧水壶修理好了，既能节约大量财富，又能保证战士的需要，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克服。
他跑遍全城，四处求教，经过几次试制，制成了一套撬平工具，水壶有坑有洼，可以用它一个一个地撬平。
这样，虽然能够解决问题，但费力又费时。
工人周景山、刘树华又出了一些点子，壶身上的坑洼用手压机绷鼓，小的坑洼再用撬平工具橇，这样修理的速度就快多了。
废水壶上有一层旧漆，新漆喷上去，斑斑剥剥不好看。
怎样去掉旧漆呢？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用洗衣机洗壶面，用电动刷子刷壶嘴，把壶洗得雪白，这样再喷上漆，就和新的一样了。
旧水壶中有不少漏水的，他们又经过多次试验，用铝粉焊漏眼，获得成功。

几个月来，好几万个废水壶，经过他们的巧手，都恢复了青春。
目前，他们正在为全军各修理单位赶制修理水壶的全套工具。
（袁作）

点滴油料都珍惜

青藏线上格尔木站油库的同志们，非常珍惜油料，他们说：“油料是现代机械装备的血液，机械离了它就开不动，爱惜油料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援边防建设。”
在露天的油场上，他们保管着大量的桶装油料。
夏天温度高，油桶容易漏油，保管员们不怕累不怕晒，每今逐桶检查两三遍；
雨雪过后，及时清扫积水积雪，保持油桶和场地的干燥、清洁。
油料入库发现有漏桶，及时倒装到好桶里，出库时根据路程远近，把好桶运往边防，差点的桶运往近处，凡漏桶一律不装运。
由于他们精心保管，有效地防止了油料漏损、变质的现象。

唐古拉山上，山高天寒，运回库的每个机油桶里几乎都留有残油。
保管员贾连富想法把残油一点一滴倒出来，不几天就倒出来六七斤。
领导上表扬他爱惜油料的行动，并发动大家都来参加这项节约活动。
人多办法广，倒油的方法也不断改进，他们把油桶放在太阳下曝晒，使机油变稀流在一起，然后用油枪逐个抽取。
日积月累，三年来从空桶里倒出各种油料达七万八千多斤。

油库的同志们自己动手，把收集起来的大量废机油等油料进行更生，发给部队继续使用。
为掌握更生技术，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先后经过二十八次的试验，终于摸索出一套高原更生油料的土办法，两年来更生油料一百一十多吨，为国家节的了五万多元开支。
（后政宣）

3037部队修理连充电班长段幼文，近一年半来，利用休息时间，从废电瓶里收回了价值四千多元的铅和耐酸胶。
图为他利用废旧材料装配新电瓶。
陈阵摄

《赤旗报》按语：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东京消息：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二十二日在头版发表了日共中央在日苏两党会谈以前给苏共中央的三封复信和这家报纸的按语。
这些复信是日共中央在去年三月六日、十月二十二日和今年一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你们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一）我们为了根据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两党的兄弟般的联系，对于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就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进行协商的建议感到高兴，并原则上赞成你们的建议。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间，举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
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
我们还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们考虑到我们党所面临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作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们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问题，向你们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复。

（二）正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七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党认为，在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最重要的是解决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问题。

我们衷心希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尽早地举行会谈，使这个会谈在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同志式地解决争论问题方面，取得根本性的成就。

另外，还收到了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的活动家到苏联参观和休养的来信。
感谢你们的关怀。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将在地方选举以后把具体计划通知你们。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十二日的来信。
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以后，决定提出如下的答复。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所表示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继续加强和发展同我们党的传统的兄弟般的关系的这一愿望。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再次表明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的愿望。

我们曾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答复说，原则上赞成你们表示想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讨论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建议。
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我们在那封信中，考虑到地方选举和预定今年秋天举行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关于派我们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时间，另行决定。
但是，你们在这次来信中却写道，似乎我们曾经表示要在今年内派代表团。
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误解。
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就象在今年五月举行的六中全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在大选之后，必须进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可能出国旅行。
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们党的情况来说，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你们的来信联系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对我们党的政治局声明和《赤旗报》社论表示遗憾。
我们认为，在两党会谈时，就这个问题充分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不过，我们想暂且简单地说明我们党的立场。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的国内问题。
这个条约，不仅由苏、美、英三国商谈并且签订，而且还要求其它国家的政府参加。
因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这个条约，并在上面签字的态度。
而且，在日本的国会会议上，这个条约也成为讨论的对象。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从我们党逃跑出去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正在散布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看法，并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测验的工具”，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裂。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从支持世界的真正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表明独立自主的看法，是我们党的责任，也是我们党的义务。

我们党承认，在核试验的物理方面的损害这一点来说，当然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但同时，我们党反对那种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看待的错误观点。
我们党从这个立场出发，一贯坚决地反对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社会党、背叛和逃出我们党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在前年苏联政府恢复核试验以后大肆展开的所谓“抗议苏联核试验”的运动。

我们和日本人民都希望核试验对大气层的污染有所减少。
但是，日本人民的根本希望是不再重演广岛和长崎的悲剧。

我们党的纲领反映出日本人民的要求说：“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
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
……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们党一贯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试验。
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宣言也说：“所有核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缔结禁止核试验的协议。”
另外，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也要求一切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缔结一个永远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地下和水下的一切核试验的条约。
因为，只有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才能在限制发展核武器和阻止准备核战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立场出发，虽然理解那些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会减少放射性尘埃对大气层的污染而支持这个条约的人们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能支持事实上没有从根本上限制美帝国主义发展核武器和准备核战争的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日反动势力正在策划让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并且把可以装载氢弹的F一105D型飞机运入日本，把日本作为基地，加紧准备在亚洲进行核战争。
对于我国的这种现实，我们不能不加以正视，也不能不独立自主地决定对这个周围的态度。

我们在这儿还想谈一谈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有关问题。
你们也知道，尽管在这届大会的国际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仍然全体一致通过了以当前一致的任务为依据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
我们在考虑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对世界大会的这一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世界大会刚刚结束，茹科夫同志就访问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野坂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茹科夫同志关于我们党代表团在大会上的活动的谈话，并且提议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茹科夫同志也表示赞成这一建议。

但是，茹科夫同志回国后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这次世界大会的文章，公然指责了我们党。
我们根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从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维持兄弟党的团结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我们党殷切地希望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因此，我们希望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而且我们还希望在各兄弟党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举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致以兄弟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并研究了你们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
我们单就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答复你们。

我们对于你们说准备在日本当局准许访问的情况下派你们的同志到日本来这件事，表示欢迎。

日本政府虽然曾经拒绝批准兄弟党的代表入境参加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在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曾经准许你们的代表入境，而且最近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许了包括你们的同志在内的苏联的各种代表团入境。
但是，过去日本政府也曾经拖延批准你们的同志访问日本，或者没有准许特定的同志入境。
因此，由于象我们在上次信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在目前我们也不可能派遣以野坂同志和宫本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
可是，我们还在研究派遣由其他同志组成的代表团的可能性。

你们的来信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以所有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文件为指导的。

但是，据我们判断，在两次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所有文件的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可以为肯定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供根据的词句。
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
因为，美国政府早在一九五八年便提出要签订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我们同你们一起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坚决反对核炸弹和其他同样装置的一切试验”（《告世界人民书》），即要求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武器试验。
而且，你们也在长时期内正当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说美国政府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建议是欺骗和平力量的建议。

你们为了给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义提供根据，还强调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这个条约。
但是，如果要谈论国家的数目，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达样的情况：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是附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的是，为什么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对于我们针对我国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潮流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测验的工具”来分裂和平运动的活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说什么只要我们日本共产党赞成这个条约，问题就会解决。
但是，我们确信，把支持这个条约作为今天和平运动的前提的做法本身，就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这个条约之所以会被各种潮流利用来作为“测验的工具”，这同它本身的性质难以肯定这一点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党已经在七中全会决议和一系列的文章中表明了我们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这里不再重述。

另外，你们的来信还说，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并没有指责我们党。
但是，茹科夫同志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必须注意到，不考虑日本社会中广大群众的意见，而试图否定……缔结莫斯科条约的肯定性意义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也是唯中国代表团之命是从的。”
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这儿所说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出席了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

在世界大会结束以后，茹科夫同志访问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我们党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指责。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同志对他说，我们党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并且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野坂同志还说，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意见分歧，也愿意在以后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时进行讨论。
尽管如此，茹科夫同志却丝毫没有谈到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的积极意义，而公然指责了“一些日本共产党员”。
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和熟悉日本的和平运动的情况的人们，根据前后文意判断，认为“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参加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围绕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参加讨论，退出大会，举行了只有他们参加的少数人的分裂集会。
尽管如此，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所有外国代表和日本绝大多数的代表维护了大会的统一，并且一致通过了决议。
前面也已经谈到，我们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这给国际民主运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党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代表团会谈中，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同你们讨论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双方所关心的问题。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栏目：简明新闻

越南人民军足球队在上海比赛获胜

越南人民军足球队二十三日同上海足球队进行访问上海的第一场友谊比赛，结果客队以三比二获胜。

这是客队在我国已经进行的五场友谊比赛中的第一次胜利。

客队踢得快速、勇猛，他们积极抢截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多次获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古巴外交部长抗议美国的军事挑衅

古巴外交部长罗亚二十二日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交的一份照会中，抗议驻扎在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不断对古巴哨所进行挑衅。

照会说，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事件负责。
尽管古巴在外交照会中对这些挑衅进行了多次公开的谴责，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来防止重犯这些事件，反而无耻抵赖，在实际上鼓励进行这些挑衅和侵略的人继续进行这些活动。

南越槟椥省人民举行反美大示威

南越槟椥省各阶层人员、宗教信徒和伪军士兵家属二万二千多人，七月十三日进入槟椥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高呼“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演出去！”
“泰勒滚回去！”
等口号。

巴、土、伊三国决定在中央条约组织之外建立合作

中央条约组织的三个成员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二十一日决定在这个侵略性军事条约组织之外建立地区性合作。

这是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土耳其总统古尔塞勒和伊朗国王巴列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两天会议之后作出的决定。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苏联塔斯社七月十八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今年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给日共中央的两封信。
苏共中央在这两封信中，配合美日反动派、日本社会党右翼领导和反党修正主义分子最近对日共的进攻，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

苏共中央在七月十一日的信中首先攻击日共离开它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信件说，“苏共中央由于对日共领导越来越公开地离开一致同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感到不安，所以早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就曾向日共中央建议举行两个兄弟党之间的谈判，以便制止苏共和日共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是，只是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
日共代表团回避坦率的交谈，拒绝讨论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共同斗争和在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上行动的一致路线的问题。
在会谈结束后，日共代表团拒绝同苏共签订任何联合公报。”
信件污蔑日共领导人在收到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后，“不仅没有表示寻求改善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途径的愿望，相反地，却走上了进一步加剧同苏共的关系的道路，采取了同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决裂的方针”。

苏共中央在信件中粗暴地干涉日共内部事务，竟然攻击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登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说什么这是“反苏”，指责日共中央委员会和日共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致日共中央的信，说什么“苏共中央不能同意把它的这封给日共中央同志们的信，对他们专横地隐瞒起来”。

这封信最后专横地说：“在日共领导一方面加紧攻击苏共，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消除同苏共的公开分歧，回避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同志式的建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们的信件的目前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经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并通知你们，我们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信和这一封信。”
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长达两万余字的信，首先自我粉饰地硬说苏共“过去和现在都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和困难”，“一贯力求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即使是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小的损失的最小误会与摩擦”。

信件接着对日共进行一系列的攻击，指责日本共产党报刊最近两年来转载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件和文章的正当作法，说什么这些文件和文章“敌视苏共和苏联人民”，说什么日共报刊转载它们就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就“是怀有某种别的动机”。
信件攻击日共报刊“推迟发表苏共的文件”，指责日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采取行政措施，禁止苏联书籍在日本发行”。
并“把党的分歧引伸到苏联社会团体和日本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去”。

苏共中央的信接着攻击日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二月建议讨论两党共同的问题的信“长期沉默”，在今年三月间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时又“拒绝”同苏共代表团“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拒绝签署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

苏共中央的信硬说，“近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开始公然背离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日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

信件攻击日本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是对美英苏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所持的正确立场。
信件说，“在莫斯科会谈中，日共代表团硬说莫斯科条约‘违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兄弟党所通过的文件。
但是，这是不正确的，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是恰恰相反。”
信件乘机攻击了中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他们准备牺牲所有这些人，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
他们使用各种各样挖空心思的论据来掩盖条约的主要实质和丑化它。
遗憾的是，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会谈时也同他们站在一个行列里”。

信件说，日共对莫斯科条约的反对立场“是日共领导人士朝着拒绝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的方向的总的转变所决定的”；
“日共同志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
“这意味着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
“苏共中央希望你们权衡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通过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一切后果。”
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的信还攻击了日共代表最近时期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坚持团结反帝、反对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
信件说，“最近，日本同志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旨在分裂有威信的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
信件威胁说，“如果日共某些领导人今后继续遵循目前的方针，把那些在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理解上同党还不完全一致的人民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切断开来，如果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同意党的纲领论点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那么，他们就将冒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危险”，“这只会给你们带来最不良的后果”。

这封信最后诡称苏共希望“逐步地克服分歧”，威胁日共要“冷静地考虑苏共和日共之间关系恶化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并且挑拨地说，“你们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迟早会认清：日共领导同志企图赖以建立自己‘新方针’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

作者：辰生
栏目：铁蹄下的台湾

青年就业难似上青天

在美蒋黑暗统治下的台湾，青年失学失业现象极其严重，这种情况就连蒋介石集团也掩盖不住。
据蒋帮内政部劳工司负责人在五月十六日透露的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说：“台湾约有二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七十多万人不是失学，便是失业。”
统计还透露，目前台湾就业人口比率一年年降低，现在就业人数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据《台湾新生报》载称，台湾“青年们目前最大的苦闷，是出路困难”。
青年们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好比在台北市挤公共汽车一样，“挤，等；
等，挤！
越等越挤，越挤越等！
“这家报纸还说，有些青年想“投身工商行业”，但是“台湾工商业不景气，它所能吸引的就业人口，很有限”。
至于想到蒋帮机关工作，那更是粥少僧多。

《台湾大华晚报》五月九日报道，台湾银行最近曾不公开地招考五名电话接线生，此事吸引了大批女学生，有一百二十六人争先恐后互相“竞争”。
报纸说，如果公开招考，竞争者将会超过二千人以上。

另据台湾《民族晚报》载称，台北市公路局招考随车女服务员一百名，第一天报名参加考试的就有五百多人，应考条件非常苛刻，要审查什么外表、仪态、风度，审查合格后，始得参加考试。

侥幸得到工作的人，也随时都有丧失饭碗的危险。
台湾的一些机构公开规定，女职员必须是未婚的。
台北市公路局把已婚的女职工全部解雇掉。
台湾铁路局由于规定夫妇同在该局的要解雇女方，逼得三十多个妇女和丈夫离婚。
据五月十一日的台湾《征信新闻报》透露，台北市公路局新近又规定年满二十七岁的女售票员均得退职。
不少随车女售票员，为了维持生活，怕丢掉工作，到三十多岁仍不敢结婚，然而当局又以种种新的理由，来借故辞退她们。

美国侵略者飞车闯祸

最近，台湾又连续发生美国侵略者撞死撞伤中国人民的惨剧。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北市附近的草山，七月十五日一个侵台美国人员驾驶小轿车肆意奔驰，将三轮车工人萧文卿连人带车撞翻，接着又将行人陈石靠撞倒，两人都受重伤。
六月三十日，侵台美国人员包脱驾驶小轿车将中国少女赖红枣压死。
不久以前，两个侵台美国人员驾车兜风，把台湾石油公司职员叶延年的妻子压死后，竟开车“扬长而去

另据报道，在台中市，七月一日还有一个侵台美军人员驾吉普车乱闯，连续压死两人，压伤一人。

台湾报纸透露，由于美国侵略者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这些惨剧发生后，蒋匪帮都不敢过问。
辰生插图

辰 生插图

作者：邵华泽
栏目：思想战线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不是概念上的争论，也不是枝节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争论。
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
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①真理愈辩愈明。
我们坚信，通过这一场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一定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会更加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运用，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我们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会有重要的意义。
我抱着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提出以下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

“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
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
又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
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
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
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
（见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王中、郭佩衡《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以下凡引述杨献珍同志的论点均见此文。）从这些话看来，杨献珍同志是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说成是一个意思，都是对立的统一。

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真的是一个意思吗？
否！
这两个概念不仅不是一个意思，而且正是针锋相对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分为二”，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的、科学的表述。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②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
③这都是说的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分为二，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统一，又斗争。
所谓统一，指的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方面硬拉在一起；
矛盾的两个方面，不仅互相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由量变到质变，使旧的统一解体，让位于新的统一，在新的统一中仍然是两个对立面，仍然是一分为二。
所谓斗争，指的是矛盾的两方面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斗争着的。
矛盾双方所以能够联系着，共处于统一体中，又发生互相转化，都是因为矛盾双方展开斗争的缘故。
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又统一，又斗争，旧的统一分解了，新的统一又产生，又有斗争，这样不断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所以，一分为二，是客观事物固有的本质，是决定事物的生命的、活生生的东西。

而“合二而一”呢？
它只是说把两个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
这种联系和结合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所固有的内在的东西，而是两个东西的凑合；
这种联系和结合不是斗争的联系和结合，而是排斥斗争的；
因而这种联系和结合，就只能是铁板一块，是僵死的、凝固的，是不能转化、不能发展的。

很明显，“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是唯物辩证法，后者是形而上学，怎么样也不能说成是一个意思。
可是，杨献珍同志却偏偏硬要说成是“一个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揭穿了说，杨献珍同志不过是企图用这种手法来以“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以形而上学来代替唯物辩证法。

杨献珍同志企图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
我们不妨分析杨献珍同志自己的一些论点，看看他是采用怎样的诡辩手法以“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

第一，杨献珍同志说，“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把这些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一分为二”不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客观事物的本性是“合二而一”的，只是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只是方法，“合二而一”才是事物的规律。
这里杨献珍同志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分开了，不是一个意思了。
这并不是杨献珍同志由于疏忽而产生的自相矛盾，相反，正是他企图用“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一个重要手法。

我们都知道，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的分水岭。
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④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
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⑤这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事实就正是这样表明的。
“一分为二”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我们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越普遍、越彻底，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的活动就越有成效；
而一旦违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就要出岔子，问题就看不准，工作就做不好。

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样，杨献珍同志就公开地把“合二而一”放到了根本的、决定的地位，否认了“一分为二”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而以“合二而一”来代替了。
虽然他在表面上述保留了“一分为二”是方法的说法，其实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
既然“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那末，这个“一分为二”的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主观自生的东西吗？
这样，“一分为二”的方法不正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吗？
不正是需要用“合二而一”的方法来代替“一分为二”的方法，才符合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使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吗？
这里很适用“釜底抽薪”这样一句老话，把“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的客观基础抽掉，并把这个基础换为“合二而一”，所谓“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成了空话，成了没有根据的东西了。

第二，杨献珍同志反复地说：“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
在这里，杨献珍同志更进了一步，所谓“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哪，“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哪，等等，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本意：既然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那么，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也只能是“合二而一”的，也只能是采取“合二而一”的方法。
本文前面引述的杨献珍同志的一些论点中所表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一致，原来不过是一种假象。
他仍然是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不过他坚持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是“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他在这里是进一步把“合二而一”的方法代替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呢？

首先，学习辩证法，学习对立统一规律的目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就是要学会观察和分析矛盾，通过斗争，促使矛盾转化，解决矛盾。
而杨献珍同志却说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杨献珍同志所讲的这种本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和分析矛盾的方法，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它是反辩证法的“合二而一”的方法。
辩证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可以承认联系，不同点在于，承认什么样的联系，是对立的联系，斗争的联系呢，还是死板的联系，排除斗争的联系呢？
形而上学承认后者而否定前看，唯物辩证法则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
杨献珍同志只要人们学会联系，根本不提斗争，他的这种“联系”，不是“合二而一”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其次，唯物辩证法所指的联系，还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⑥毛泽东同志还着重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
⑦杨献珍同志又正是抛弃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他根本不提须要去做革命的转化工作，只是说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就行了，这不正是“合二而一”的方法吗？
只讲联系，不讲斗争，这正是“合二而一”的方法的另一个根本特点。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杨献珍同志既然已经排除了对立面的斗争，那么，他否认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为，不去进行斗争，就不可能有量变，也不可能有质变，所谓促进事物的发展、转化，又从何谈起呢？

综上所说，可见杨献珍同志所以硬要把“合二而一”说成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
杨献珍同志的意思，正在于企图偷梁换柱，达到否定“一分为二”，用“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目的。

“合二而一”必然导致阶级调和

“合二而一”是违反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的，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和方法。
它的核心就是矛盾调和。
如果硬要用“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那是极其有害的，其最大的恶果就是导致阶级调和。
这一点在艾恒武、林青山二同志《“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那篇文章中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艾、林二同志就是把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的观点和方法，引伸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去的。
他们认为：“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
“我们执行它的时候，也必须遵照辩证法的方法，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
这正是清清楚楚的阶级调和论，正是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的必然结果。

党的任何一项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世界，推动历史的发展。
而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
矛盾能否解决，促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事物能否不断地向前发展，核心的问题在于通过矛盾双方的斗争。
当然，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性质的矛盾，但这只是说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决没有什么可以调和和不可调和的区别；
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都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⑧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
因此，作为反映客观实际并指导革命实践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绝不能建立在矛盾调和、“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对立面的斗争的基础上，通过斗争，达到统一，达到转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我党一贯的方针是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仅在战场上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在会议桌子上，仍是针锋相对的斗争。
敌人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
不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怎么可以设想，能够把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呢？

拿中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来说，这本身就是斗争的结果，没有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斗争，统一战线既不能建立，也不能保持。
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在于不讲斗争，只讲“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二而一”。

再拿我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说，这是一项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只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才能使真理发展。
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没有批评与反批评，没有辩论，只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就行了，那就抹煞了这一方针的阶级实质，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就以艾、林二同志所举的先进和后进的矛盾来说，也是充满着斗争的。
帮和学的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
如果没有斗争，只是把先进和后进两个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后进绝不可能转化为先进。

特别要指出，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分为二”的，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因此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要通过斗争，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我们的革命事业。

由此看来，绝不能离开斗争性来谈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而按照艾、林二同志所讲的“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是阶级调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正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所坚决反对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也许杨献珍同志会说，我并没有讲不要进行斗争！
可事实是，不仅杨献珍同志和艾、林二同志都是企图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的，而且从杨献珍同志关于学习辩证法，学习对立统一规律的目的的言论中，也是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阶级调和论的实质来的。
杨献珍同志说：“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
这些话同艾、林二同志“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的话，难道不正是一脉相通的吗？

总起来说，杨献珍同志用“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用形而上学来代替唯物辩证法，就必然要导致阶级调和。
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因而，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注：①③均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三页

②⑧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四

○七页、四○八页

④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九五九

年北京版第三十三页

⑤⑥⑦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三一八页、

三一八页、三一六页

作者：谌荣舜
栏目：思想战线

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讨论，是从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
但是，从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王中、郭佩衡两同志所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来看，早在艾、林两同志提出以“合二而一”代替对立统一规律以前，杨献珍同志就在对高级党校学员讲课中系统地提出了这种反辩证法的矛盾调和论的观点。
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杨献珍等同志的错误观点，只就讨论中提到的是否可以把“合二而一”当作矛盾的统一性来理解的问题，谈一点意见。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事物和思维的根本规律，“一分为二”是这个根本规律完全正确而通俗的表述。
它主要说明一切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相互排斥的两个对立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既相互斗争，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并且由于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从根本上来说，对立统一规律就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这样一种规律。
因此，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矛盾统一性，总是与斗争性密切联系的。
因为矛盾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斗争，事物就不能发展，矛盾双方就不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论》），这是我们研究矛盾统一性应掌握的一个根本观点。

把“合二而一”说成是矛盾的统一性，是否符合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的观点呢？
为了弄清问题的实质，让我们还是从杨献珍同志的观点谈起，看看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统一性”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现有材料来看，杨献珍同志不仅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是“合二而一”，而且赋予了“统一性”以特殊含义，他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
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
“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
“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而硬要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
这说明杨献珍同志所讲的“统一”，只是指矛盾的双方不可分离地联系，根本没有讲到这种统一的条件——斗争，更没有讲到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试问，这同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矛盾的统一性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有没有离开矛盾斗争的对立面的统一呢？
没有。
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是不可分割的。
任何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都是以斗争性为基础的。
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它们的共处经常不是在平衡状态下的共处；
即使有平衡状态，一般地也总是以一方为主导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不通过斗争是不能建立起来的；
即使通过斗争建立起来了，由于对立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必然使旧的平衡遭到破坏，因此又要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在一定条件下建立起新的平衡来。
所以，统一、平衡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
例如，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除了我国国内外的特殊条件（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等）外，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绝不是象杨献珍等同志所说，是什么离开矛盾斗争的对立面的“结合”——“合二而一”。
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这样明确地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四○页）

矛盾的统一性不但包含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共处于统一体中，而且包含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相互转化。
毛泽东同志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
（《矛盾论》）而杨献珍和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在谈到对立面的“结合”时，恰恰抛弃了这个更重要的东西。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事物在量变过程中表现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共处于统一体中，而且由于斗争，必然使量变转化为质变，即旧的矛盾统一体破裂，转化为新的矛盾统一体。
否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也就必然否认事物的质的变化，否认对旧事物进行根本变革。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做转化工作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矛盾论》）因此，抛弃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也就是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陷于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泥坑。

有些同志似乎看到了“合二而一”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却又想方设法企图证明“合二而一”并没有否认对立面转化。
例如，有人说：“对立物的相互转化，说明事物的发展也是合二而一的。
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革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的，但却走到相反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中来。
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中分裂出去，但也走到对立的队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中去。
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这样，不但是旧事物的分裂、分解，而且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是合二而一。”
这些话是站不住脚的。
它如果是指的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那是对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曲解，因为这是旧的矛盾统一体的分解，新的矛盾统一体的产生，根本不是什么“合二而一”。
如果这是指的新统一体的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那除了曲解之外，不过是杨献珍同志所说的对立面的“联系”的复述，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老实说，由于“合二而-”排斥对立面的斗争，就必然抛弃对立面的转化。
无论怎样加以粉饰、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之所以相互转化，旧的统一体的破裂，新的统一体的产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矛盾的斗争，而且在新的统一体内部也绝不是“合二而一”。
仍然是充满着矛盾斗争的。
没有斗争，就没有对立面的转化，新的矛盾统一体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革命斗争的结果；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后，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无产阶级只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文化上彻底地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并且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影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无矛盾论”、“无冲突论”、“无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是荒谬的。
至于修正主义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队伍中分裂出去，走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这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发展的结果。
而且，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各种反动派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矛盾斗争还是有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很尖锐的。
总之，在客观事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合二而一”，不存在没有矛盾斗争的对立面转化，不存在没有矛盾斗争的“统一性”。

认为“合二而一”就是“矛盾统一性”的同志会说，我们在说明“合二而一”就是“矛盾统一性”的时候，并没有否认矛盾斗争呀！
的确，在他们的文章里，可以找到某些矛盾斗争的词句，但是，在他们那里，不是离开矛盾斗争抽象地谈论对立面的“统一”，就是把统一性和斗争性等同起来。
例如，有人说：“统一和对立是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的。
假定这里就的“对立”是矛盾斗争的话，那就是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决定”的，但是，这就在实质上抹煞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
因为既然统一和斗争是“相互决定”，那不就是说，统一性和斗争性要么都是绝对的，要么都是相对的吗？
既然统一性可以“决定”斗争性，可以使矛盾双方斗争，也可以使矛盾双方不斗争，那不就是统一性变成了“绝对”的吗？
那事物还有什么发展可言？
既然统一性可以“决定”斗争性，可以使矛盾双方不斗争，那不就在实质上陷入了矛盾调和说吗？
因此，按照他们的理由，说“合二而一”不是矛盾的调和或融合、是不攻自破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统一性，都是在矛盾斗争中的统一，任何抹煞矛盾斗争的“统一”，离开斗争性来抽象地谈论对立面的“统一”或“联系”，实质上都是矛盾调和论的翻版。

总之，“合二而一”绝不是矛盾的统一性。
它抹煞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而也就抹煞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的东西，抹煞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这就必然从根本上否认矛盾，否认事物的发展，陷入形而上学和矛盾调和论。
由此可见，仅就矛盾统一性问题来看，就可说明，杨献珍等同志所讲的“合二而一”，不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极端错误的。

栏目：思想战线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近一周来，进一步热烈展开。
《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专刊继十七日之后，在十九日又发表了三篇文章：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哈的尔和约里达西合写的《不同意用“合二而一”来曲解对立统一规律》、姚永抗的《不能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姚伯茂的《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光明日报》在十八日和二十日，《大公报》和《北京日报》在十九日，《文汇报》在十九日、二十二日，都以整版的篇幅，转载和发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
《工人日报》在二十一日转载了哈的尔等的文章。
此外，《哲学研究》第四期和《新建设》七月号也都登载了议论文章。

丁常春：《辩证法，还是调和论？
》（载《北京日报》七月十九日） 文章通过对矛盾同一性的两方面的意义的分析，着重指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所持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坚持“合二而一”，必然导致矛盾调和论。
作者说，“谁要是在阶级斗争中，只看到统一，而看不到斗争，谁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阶级调和论之中！”
叶立煊：《“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载《文汇报》七月十九日） 文章着重指出：“合二而一”同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实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作者认为，从姚永抗六月十二日的文章和潘庆斌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合二而一”与辩证法的同一性至少有三点区别：第一，“合二而一”是没有矛盾转化的同一性；
第二，“合二而一”是没有条件的同一性；
第三，“合二而一”是不包含矛盾斗争性的同一性。
方克立、霍伟光发表在二十二日《文汇报》上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一文中指出：“合二而一”论的理论就在于：“一、在说明事物的矛盾时，不能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观点；
二、在说明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时，陷入了外因论；
三、在说明事物发展的过程问题时，陷入了倒退论和循环论；
四、在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时，陷入了绝对同一论。”
作者认为：“‘合二而一’论的种种理论错误，归根结蒂就是由于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从而陷入了矛盾调和论。”
作者最后指出：“把党在不同的革命和建设阶段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统统说成是根据‘合二而一’的原则制定出来的，这是既不符合事实、又是和我们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的。”
姚永抗：《不能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 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一分为二”抓住了辩证法最根本的特征；
二、“合二而一”与“合而为一”很难分清；
三、“一分为二”是客观辩证法也是主观辩证法。
文章中说：“‘合二而一’我曾经是把它当作矛盾的同一性来理解的。”
“至于‘合二而一’本身的概念，和每一个其他概念一样，都应该有确定的含义，现在的分歧只是各人的理解不同。
我把‘合二而一’当作矛盾的同一性，只是根据方以智的《东西均》和侯外庐、杨献珍等同志的解释，没有直接找到经典著作的根据。”
作者还说：“如果‘合二而一’不能当作矛盾同一性理解，我立即放弃自己的看法。”
姚伯茂：《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文章说：“究竟如何理解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他认为：“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可以将矛盾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矛盾，对立面双方以斗争性为主，……都必须通过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解决”，“第二种类型的矛盾，则以同一性为主。
……并不需要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进行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
他认为：艾恒武、林青山是“误认为把对立的方面结合起来、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合二而一’，是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全部理论依据”，而项晴、沙人“在批评艾、林两同志的片面性观点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另一个片面。
他们认为党的方针、政策全部应该建立在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基础上，而丝毫不能建立在把对立面结合起来、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合二而一’的基础上”。
姚伯茂还说：“项、沙两同志认为，主张用将对立的方面结合起来，‘合二而一’的方法，来解决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也是矛盾调和论或者矛盾融合论，这也是错误的。”
文章在最后说：“矛盾就是既对立又同一，我们必须从同一中把握对立，坚持‘一分为二’；
又必须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学会‘合二而一’。
片面夸大某一方面，抹煞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