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中央公布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不容苏共对日共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
谴责苏共支持叛徒志贺—铃木进行反党活动破坏日本革命运动
指责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并开始公开攻击日共
新华社23日讯
东京消息：
《赤旗报》在20日全文刊登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5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在复信的前面刊有如下的按语：
苏联共产党杂志《党的生活》在最近一期上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04月18日和07月11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件。
它的内容又通过塔斯社、莫斯科广播电台等发表出来，并由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广播电台加以报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既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信件，那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公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5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复信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
07月14日收到了你们07月11日的来信。
对于你们在这封信中对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第1封信以后经过了一年，才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但是，在这期间由于有地方选举和众议院选举，而且，野坂主席和宫本总书记不能去莫斯科，因此，两党会谈的时间有所延迟，这只要看一看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们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表示希望你们以某种方式派代表团到日本来。
你们曾经表示在原则上赞成派自己的代表团到日本来，但又表示担心日本政府是否会准许入境。
因此，我们才派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而竟然故意指责我们，说我们过了一年还没有派代表去。
你们说，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时，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你们在同我们的来往信件中，表示特别重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建议讨论包括这个条约在内的双方关心的问题。
事前完全没有商定要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
所以，我们党代表团主要是根据下述任务到莫斯科去的：
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以两党之间直接发生的问题为中心，同你们进行协商。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非但没有拒绝讨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问题，反而联系到国际民主运动的问题，表明了我们党对一系列共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这从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我们党不但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反而是在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个共同斗争，这是你们很了解的。
在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我们党建议，尽管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意见分歧，仍然应当为了执行一致同意的共同任务团结起来发展共同斗争，这个任务是根据当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而确定的。
这就对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而且，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在06月20日发表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宫本总书记07月09日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即使不能最后地解决关于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也有可能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争取共产党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前的行动统一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国核潜艇怀着侵略的阴谋，带着污染海水的危险，到各国的港口乱闯。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赞成全面禁止核武器。
而且，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理所当然地热烈地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对于我们党的这些建议，你们也是很了解的。
我们党代表团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全面地发表意见，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没有给予这样的任务。
从上述通过我们同你们的来往信件而举行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认为，首先从两党间直接发生的问题开始讨论，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是切合实际的。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在会谈开始和会谈结束时，难道不是曾经表示过，这次会谈是第1次会谈，以后还准备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吗？
你们不也曾表示赞成我们党代表团的这个意见吗？
只能认为，你们所谓我们党代表团“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的蓄意对我们党进行的诬蔑。
你们还指责说，我们党代表团拒绝签署联合公报。
但是，我们党代表团所以没有赞成起草联合公报，是因为，就象他们在莫斯科对你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如实地宣布会谈的内容，那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宣布和会谈内容相反的情况，那就等于欺骗我们党的党员和日本的劳动人民。
而且，你们企图把同会谈内容完全无关的联合公报草案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党代表团没有赞成发表联合公报。
指责我们党没有赞成同你们党发表联合公报，是毫无道理的。
你们说：
“在莫斯科两党会谈以后，日本共产党变本加厉地攻击了苏联共产党。”
但是，正是你们，早在1963年08月在《真理报》发表的茹科夫文章中，就公开攻击了我们党，接着，又变本加厉地进行了公开的、无原则的攻击。
当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你们便秘密地进行活动，同志贺义雄等人加强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联系，鼓励和帮助他们反党。
现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当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公然践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宣布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真理报》便立即表示全面支持这伙叛徒。
而且，你们故意不让读者和听众知道那些表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开除他们出党的决议和决定。
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我们党的国会议员团公然进行了中伤。
我们党对此加以驳斥，是我们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平等的政党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这些昭然若揭的事实表明，在两党会谈以后，正是你们，对我们党开始进行了最露骨的难以宽恕的直接的干涉。
这件事情证明，在莫斯科会谈时，我们党代表团曾经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问题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你们说，我们没有向我们党的党员和受我们党影响的团体介绍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
然而，我们广泛地发表了你们的重要文件，包括同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不一致的文件在内。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与此相反，正是你们，在很久以前就不让苏联的党员和人民知道我们党的重要的决议和声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们所要求的，归根到底，就是要我们单方面地公布你们的文件，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你们的立场和观点。
但是，你们无权向我们党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党作为一个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独立自主的政党，坚决拒绝你们这种无理的无原则的要求。
你们指责我们党说，我们曾要“科学社”向它的分店“发出了销毁苏联文件的指示”。
我们党中央没有向“科学社”发出那样的指示。
而且，我们党也不会过问“科学社”的营业方面的事务措施。
不管怎样，你们甚至把“科学社”这样一个日本公司的业务措施方面的“情报”也收集起来，并且用来攻击我们党，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对头的。
如果我们党联系到全苏国际图书公司处理日本的文件的情况指责你们，那你们会怎样说呢？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指责我们说，苏共04月18日的信件已经发出三个月，然而我们还没有作出答复。
我们党代表团是在04月30日回国的。
我们党的领导方面当然要等代表团回国，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且要等因病疗养的宫本总书记回国，充分研究以后，答复你们。
但是，在承担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任务，非常忙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是专心研究怎样答复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信件。
而且，你们的信件内容广泛地谈到了理论问题，因此，准备答复当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现在，我们正在为答复你们的信件进行着准备工作。
你们片面地断定我们不会提出答复而指责我们党，这完全是武断的态度。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讨论你们的信件。
我们要问，这究竟是根据什么人的情报而作出这种断定的呢？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管怎样，我们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的内部问题，不是你们所应该过问的。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你们已经决定发表你们04月18日和07月11日的来信。
正象你们也知道的那样，双方曾经互相商定，不公布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内容。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来说，会谈的内容还包括有不应该公布的问题。
你们违反这个协议和国际惯例，竟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你们关于日苏两党会谈内容的信件，其目的何在？
只能认为，这是为了向在美日反动势力的掩护下攻击我们党并破坏日本革命运动的志贺—铃木一伙及其他反党分子提供中伤我们党的材料，为了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
你们甚至在这封来信中又把自己说成似乎是一贯捍卫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努力的，但是，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进行坦率的同志式的讨论以后，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声明。
从那以后不到一年，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上，违反莫斯科声明，开始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正是你们吗？
非常明显，难道不正是因此而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令人担忧的局面的最重大的开端吗？
开始公开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去年08月25日，在《真理报》发表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开始指名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而且，你们还通知我们说，你们要单方面地发表给我们党的不公开的文件。
单从这些事实来看，也可以知道，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最大责任，在于你们。
你们说我们党离开了莫斯科会议一致作出的决定。
但是，离开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正是你们。
不对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进行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攻击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无论假借什么样的口实，最后只会进一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06月20日发表了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提出了旨在根据原则加强团结的积极建议。
我们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莫斯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今后仍将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争取实现真正的团结。
同时，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容许对我们党进行无理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哪个党的。
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7月15日

日共中央公布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不容苏共对日共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
谴责苏共支持叛徒志贺—铃木进行反党活动破坏日本革命运动
指责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并开始公开攻击日共
新华社23日讯
东京消息：
《赤旗报》在20日全文刊登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5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在复信的前面刊有如下的按语：
苏联共产党杂志《党的生活》在最近一期上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04月18日和07月11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件。
它的内容又通过塔斯社、莫斯科广播电台等发表出来，并由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广播电台加以报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既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信件，那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公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5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复信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
07月14日收到了你们07月11日的来信。
对于你们在这封信中对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第1封信以后经过了一年，才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但是，在这期间由于有地方选举和众议院选举，而且，野坂主席和宫本总书记不能去莫斯科，因此，两党会谈的时间有所延迟，这只要看一看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们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表示希望你们以某种方式派代表团到日本来。
你们曾经表示在原则上赞成派自己的代表团到日本来，但又表示担心日本政府是否会准许入境。
因此，我们才派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而竟然故意指责我们，说我们过了一年还没有派代表去。
你们说，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时，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你们在同我们的来往信件中，表示特别重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建议讨论包括这个条约在内的双方关心的问题。
事前完全没有商定要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
所以，我们党代表团主要是根据下述任务到莫斯科去的：
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以两党之间直接发生的问题为中心，同你们进行协商。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非但没有拒绝讨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问题，反而联系到国际民主运动的问题，表明了我们党对一系列共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这从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我们党不但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反而是在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个共同斗争，这是你们很了解的。
在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我们党建议，尽管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意见分歧，仍然应当为了执行一致同意的共同任务团结起来发展共同斗争，这个任务是根据当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而确定的。
这就对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而且，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在06月20日发表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宫本总书记07月09日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即使不能最后地解决关于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也有可能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争取共产党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前的行动统一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反对美国核潜艇怀着侵略的阴谋，带着污染海水的危险，到各国的港口乱闯。
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不论是哪一个人，都应当赞成全面禁止核武器。
而且，只要是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理所当然地热烈地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对于我们党的这些建议，你们也是很了解的。
我们党代表团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全面地发表意见，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没有给予这样的任务。
从上述通过我们同你们的来往信件而举行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认为，首先从两党间直接发生的问题开始讨论，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是切合实际的。
而且，我们党代表团在会谈开始和会谈结束时，难道不是曾经表示过，这次会谈是第1次会谈，以后还准备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吗？
你们不也曾表示赞成我们党代表团的这个意见吗？
只能认为，你们所谓我们党代表团“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的蓄意对我们党进行的诬蔑。
你们还指责说，我们党代表团拒绝签署联合公报。
但是，我们党代表团所以没有赞成起草联合公报，是因为，就象他们在莫斯科对你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如实地宣布会谈的内容，那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宣布和会谈内容相反的情况，那就等于欺骗我们党的党员和日本的劳动人民。
而且，你们企图把同会谈内容完全无关的联合公报草案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党代表团没有赞成发表联合公报。
指责我们党没有赞成同你们党发表联合公报，是毫无道理的。
你们说：
“在莫斯科两党会谈以后，日本共产党变本加厉地攻击了苏联共产党。”
但是，正是你们，早在1963年08月在《真理报》发表的茹科夫文章中，就公开攻击了我们党，接着，又变本加厉地进行了公开的、无原则的攻击。
当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你们便秘密地进行活动，同志贺义雄等人加强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联系，鼓励和帮助他们反党。
现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当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公然践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宣布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真理报》便立即表示全面支持这伙叛徒。
而且，你们故意不让读者和听众知道那些表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开除他们出党的决议和决定。
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我们党的国会议员团公然进行了中伤。
我们党对此加以驳斥，是我们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平等的政党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这些昭然若揭的事实表明，在两党会谈以后，正是你们，对我们党开始进行了最露骨的难以宽恕的直接的干涉。
这件事情证明，在莫斯科会谈时，我们党代表团曾经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问题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你们说，我们没有向我们党的党员和受我们党影响的团体介绍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
然而，我们广泛地发表了你们的重要文件，包括同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不一致的文件在内。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与此相反，正是你们，在很久以前就不让苏联的党员和人民知道我们党的重要的决议和声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们所要求的，归根到底，就是要我们单方面地公布你们的文件，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你们的立场和观点。
但是，你们无权向我们党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党作为一个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独立自主的政党，坚决拒绝你们这种无理的无原则的要求。
你们指责我们党说，我们曾要“科学社”向它的分店“发出了销毁苏联文件的指示”。
我们党中央没有向“科学社”发出那样的指示。
而且，我们党也不会过问“科学社”的营业方面的事务措施。
不管怎样，你们甚至把“科学社”这样一个日本公司的业务措施方面的“情报”也收集起来，并且用来攻击我们党，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对头的。
如果我们党联系到全苏国际图书公司处理日本的文件的情况指责你们，那你们会怎样说呢？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指责我们说，苏共04月18日的信件已经发出三个月，然而我们还没有作出答复。
我们党代表团是在04月30日回国的。
我们党的领导方面当然要等代表团回国，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且要等因病疗养的宫本总书记回国，充分研究以后，答复你们。
但是，在承担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任务，非常忙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是专心研究怎样答复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信件。
而且，你们的信件内容广泛地谈到了理论问题，因此，准备答复当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现在，我们正在为答复你们的信件进行着准备工作。
你们片面地断定我们不会提出答复而指责我们党，这完全是武断的态度。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讨论你们的信件。
我们要问，这究竟是根据什么人的情报而作出这种断定的呢？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管怎样，我们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的内部问题，不是你们所应该过问的。
你们在这封来信中说，你们已经决定发表你们04月18日和07月11日的来信。
正象你们也知道的那样，双方曾经互相商定，不公布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内容。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来说，会谈的内容还包括有不应该公布的问题。
你们违反这个协议和国际惯例，竟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你们关于日苏两党会谈内容的信件，其目的何在？
只能认为，这是为了向在美日反动势力的掩护下攻击我们党并破坏日本革命运动的志贺—铃木一伙及其他反党分子提供中伤我们党的材料，为了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
你们甚至在这封来信中又把自己说成似乎是一贯捍卫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努力的，但是，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进行坦率的同志式的讨论以后，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声明。
从那以后不到一年，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上，违反莫斯科声明，开始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正是你们吗？
非常明显，难道不正是因此而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令人担忧的局面的最重大的开端吗？
开始公开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去年08月25日，在《真理报》发表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开始指名攻击我们党的也是你们。
而且，你们还通知我们说，你们要单方面地发表给我们党的不公开的文件。
单从这些事实来看，也可以知道，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最大责任，在于你们。
你们说我们党离开了莫斯科会议一致作出的决定。
但是，离开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正是你们。
不对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进行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攻击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无论假借什么样的口实，最后只会进一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06月20日发表了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提出了旨在根据原则加强团结的积极建议。
我们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莫斯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今后仍将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争取实现真正的团结。
同时，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容许对我们党进行无理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哪个党的。
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7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再次击落U—2飞机的空军部队和三会议代表人员及全总训练班学员
新华社23日讯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今天下午接见了再次击落美制蒋匪U—2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出席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党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九○六部队党代表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层分散单位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人员，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县工会主席训练班全体学员。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再次击落美制蒋匪U—2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和三个会议代表人员及全总训练班学员。
图为接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毛泽东主席同其他领导人观看京剧《芦荡火种》
新华社23日讯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彭真、谭震林、康生，今晚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等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并同他们一起照了像。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
（附图片）
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个个似铁如钢
——记守卫在东北林区的一支公安小分队
董文
在东北林区，一座拔海两千多米的高山上，驻守着公安部队的一支小分队。
他们年复一年地在这茫茫的林海里巡逻放哨，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贡献着力量。
这支小分队是在几年前一个夏天进入山区的。
起初，战士们一到这郁郁苍苍的林海，一切都感到新鲜，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可是过了几天有的人就有了高山反应，头晕呕吐，吃不下饭。
夏天的绵绵阴雨，淋得帐篷内外到处是水。
战士们白天坐立不得，晚间不能很好入睡。
巡逻的时候，还常常迷失方向或者遇到毒蛇猛兽。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党支部一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作，一面带领大家参观访问，进行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这里，曾经歼灭过美蒋空投武装特务，教导员罗洪烈领着大家去看现场，详细介绍歼灭敌人的经过。
这里，曾经是日寇惨杀中国人民的地方，党支部委员杨占林带领大家去看昔日的“杀人场”，激发战士们保卫祖国的决心。
这里，还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战斗过的地方，党支部副书记朴龙俊在带领大家巡逻时，把大家带到一棵大松树旁；
看树上刻的十个大字：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然后又领着大家爬到山上，指着一块刻有“共产党与世同存，抗联与山河共存”的大岩石说：
“你们看，抗联战士的决心有多么大！
他们在吃草根、宿山林，爬冰卧雪的极端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人冲锋陷阵，英勇搏斗。
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在茫茫林海里，战士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练思想、练胆量、练体力、练技术的活动，有空就熟悉周围环境，到林区识别方向，掌握在高山密林中执行勤务的本领。
不久，上级派来两个高中毕业的新战士，许多人提议用爬犁下山去接。
教导员罗洪烈说：
“对每个新上山的战士都应该热情接待，但是他们是从城市来的青年学生，最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让他们走一走，不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吗？”
他派了一个干部下山去接他们。
途中，这个干部边走边向两个新战士介绍老战士在执勤中的英雄事迹和艰苦奋斗的事例。
两个战士走累了，这个干部又鼓励他们勇敢地战胜困难，并对他们说：
“一个革命战士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只要你不怕困难，困难就会向你低头！”
这两个战士在这个干部的激励下，上山以后，积极向老战士学习，刻苦锻炼自己。
另一次，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干部崔龙燮带着上山不久的战士全学松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巡逻。
沿途到处是高山陡坡。
通过一个艰险的“风口”时，全学松抬头一看，两座大山中间只有一条狭道，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悬崖，底下是波浪滚滚的大河，猛烈的暴风卷着飞雪，在狭道上翻滚咆哮。
他看着看着，不觉打了一个寒战。
崔龙燮看出了全学松的心情，就给他讲抗日联军在这里消灭日寇的故事。
全学松胆子壮了起来，坚定地表示：
“革命前辈能走的路我一定能走。”
他迎着狂风，爬过狭道，攀上了高山，顺利地完成了巡逻任务。
有一个干部刚从外地调来，外出巡逻时，由于雪深沟多，树木交错，六里地走了六个小时。
教导员罗洪烈说：
“要是遇有情况，这样的速度怎么行？”
他把这个干部带到原来巡逻的地方，一边讲一边示范，使他练出了在森林中快速行进的本领。
班长俞春柱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教导员罗洪烈又带这个班长到森林里巡逻，教他识别方向。
经过这样严格的锻炼，战士们个个如钢似铁，执行任务时意志坚定，勇敢顽强，胆大心细，技术过硬。
冬天，山沟和洼地常常被大雪铺平，一不小心，就要陷进雪坑。
战士们不管风里雪里，白天黑夜，照常巡逻放哨，有时遇到大雪坡，他们象“滚雪球”那样；
滚过一道又一道。
四05月开始冰消雪融，地面上雪没化尽，雪底下却哗哗淌水，在这样的雪地走路，常常是走几步摔一跤，战士们宁肯摔得象泥人，也从不停止前进。
夏天，路虽然比冬天好走，但是常常一天几场雨，战士们经常是穿着湿淋淋的衣服，翻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
去年06月，教导员罗洪烈带着几个战士到一个地方巡逻。
当时阴雨连绵。
第1天晚上，他们开始住在一个石洞里，后来洞里灌满了水，他们就移到一个山崖下面露营。
夜间气温降到零度，战士们冻得睡不好，就背靠背熬过通宵。
这样，他们在山林里连续巡逻了七个昼夜。
战士们也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起初，他们住帐篷和地窝棚。
在冰雪地上搭帐篷和地窝棚，生起炉子来，几尺厚的冰融化了，到处流水，叫人坐立不得。
架锅做饭，生起火来，融化的雪水就流进灶坑，再加上空气稀薄，有时一锅饭要做三四个小时。
到了夏天，帐篷里非常潮湿，蚊子不断往里钻。
战士们说：
我们要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在高山上安家立业。
他们利用巡逻放哨的空隙，采来旧木料，剥来桦树皮，修起了两所房子；
除掉门前的杂树乱草，搬掉碎石烂土，修起了操场。
战士们还在从来没人开垦过的树林间，开出十六亩耕地，第1年试种，除马铃薯外一无所获，第2年继续试种，收成仍然不好。
战士们并不灰心，继续试种，第3年终于获得了成功。
如今，这些保卫祖国的战士，都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热爱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家园。
班长俞春柱已经超期服役几年了，至今仍然一再申请留在山上。
干部朴龙俊接到调动的命令后，还跟大家一块上山执行了七天七夜的搜山任务；
临走时，他恋恋不舍地到各个点去向同志们告别，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最近，在公安部队召开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这支小分队受到了奖励，荣立集体二等功。
（附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战士同傣族儿童在一起。
周子幽摄（解放军画报供稿）

人工心肺机成批生产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现在已经开始成批生产。
这种人工心肺机经过三十多个城市的八十多个医疗单位使用，证明效果良好。
不久以前，上海胸科医院借助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为一个病人进行了主动脉瘤切除及人造血管全弓移植术。
手术历时五小时，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小时五十三分。
在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之内，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代行病人的心肺功能，进行血液体外循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病人在四十五天之后就出了院。
上海胸科医院已经先后在五十多个病例中使用了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一般体外循环一小时多，也有二小时左右的。
（据新华社讯）

侵台美国人员驾车乱闯连续撞死撞伤我国同胞
新华社22日讯
台北消息：
最近，台湾又连续发生美国侵略者撞死撞伤中国人民的惨剧。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北市附近的草山，07月15日一个侵台美国人员驾驶小轿车肆意奔驰，将三轮车工人萧文卿连人带车撞翻，接着又将行人陈石靠撞倒，两人都受重伤。
06月30日，侵台美国人员包脱驾驶小轿车将中国少女赖红枣压死。
不久以前，两个侵台美国人员驾车兜风，把台湾石油公司职员叶延年的妻子压死后，竟开车“扬长而去”。
另据报道，在台中市，07月01日还有一个侵台美军人员驾吉普车乱闯，连续压死两人，压伤一人。
台湾报纸透露，由于美国侵略者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这些惨剧发生后，蒋匪帮都不敢过问。

吉林制成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
一种能同时进行收割、脱谷、集草的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在吉林省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
这种定名为“东风”的谷物联合收割机，由两万一千三百多个部件和零件组成，重量为六吨半。
它只需一人操纵，适于收割小麦、大麦、荞麦和水稻。
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一般每小时能收割四十亩左右。

周总理电慰肯雅塔总理
对他在伦敦遭受暴徒袭击表示诚挚慰问，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
新华社2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0日打电报给肯尼亚总理肯雅塔，对他在伦敦遭受暴徒袭击表示诚挚的慰问，并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喀什
这座新疆历史名城，屹立在我国的最西部。
解放前是座非常破烂的城市，现在新式楼房一座接一座。
过去连一架现代机器也难找到，现在有了十多个现代化工业企业。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下面，有一座维吾尔人民聚居的古老边城——喀什。
这座新疆历史上的名城，今天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我国的最西部。
喀什市的全称叫喀什噶尔，市内绝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人。
市内四条新兴的大街两旁，雕有维吾尔族传统图案的新式楼房一座接一座，在成排的绿杨垂柳掩映下，显得分外美丽。
大街上，身着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男女熙来攘往。
入夜，全城电灯光发出耀眼的光辉。
然而，解放前的喀什却是一座非常破烂的城市，全城是一色的低矮土泥房。
那时，市内三分之一左右的居民没有房屋，他们冬天睡坑（维吾尔人烤饼用的土坑），夏天露宿街头。
解放后，这里新建的房屋面积就相当于刚解放时原有建筑面积的一点三倍。
最能反映喀什变化的莫过于城市的工业建设了。
解放前连一架现代机器也难找到的喀什古城，现在有了面粉、农业机械、纺织、拖拉机修配等十多个现代工业企业，工人已达四千三百多人，其中有一千五百多维吾尔族工人。
这里每年生产的农业机械、水泥、棉布等产品，供应新疆南部地区维吾尔农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
喀什农业机械厂每年生产上万件新式农具供应农村，现在喀什地区的广大农村中已经普遍使用新式犁耕地。
提起现代工业的兴建，人们都无限感激党的关怀和国内各地工厂的支援。
有着三万纱锭，一千二百多台织布机的喀什纺织厂，在建设期间，从机器设备到技术人员，都得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援。
这个厂从1958年建厂到现在，已在各地工厂帮助下培养了八百多名维吾尔族纺织工人。
饮用了千百年涝坝水的喀什人民，现在吃上清洁的自来水了。
解放前，由于涝坝很长时间才能换上一次水，坝内泥水混杂，昏黄发臭，居民引用后，经常发生痢疾、伤寒等流行疾病。
去年年底，国家拨款帮助兴建的自来水工程已全部建成。
那时候，当自来水龙头喷出第一股泉涌般的流水时，喀什人民欢欣若狂，许多人激动得用双手捧着水说：
这是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的水啊。
素有南疆文化中心之称的喀什，解放前只有数量很少的小学和一所设备简陋的初级师范学校，广大维吾尔人民的子女不能入学读书。
现在，喀什市有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和四十六所中小学校，在校学生比1949年增加三倍多。
　（据新华社讯）

新疆小麦丰收
新疆今年冬、春小麦都获得增产。
实际产量大都超过原来估计的产量。
占自治区全年粮食产量一半还多的小麦增产，为争取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
今年新疆小麦获得好收成，主要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各民族社员生产热情越来越高的结果。
在夺取今年夏粮丰收的斗争中，各地涌现了许多团结互助的动人事例。
06月下旬，策勒县的奴尔、恰哈公社小麦病虫害严重，和田专区有关部门紧急调拨农药前往支援。
当时和田城外玉龙哈什河洪水猛涨，汽车不能过河，必须把农药背过河去再装车倒运。
农药多，便桥窄，背运费工费时。
这天正值和田集市天，消息一传开，远近前来赶集的维吾尔族社员，就象是自己队的小麦遭受虫害似的，有五百多人赶去参加背药，很快就将三十四吨农药背过河，使这些农药及时运到遭受虫害的公社。

江西头茬烟收成好
江西今年烟草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多。
十三个集中产烟县头茬烟都获得了好收成。
种烟面积占全省烟草种植面积百分之七十的赣南地区比去年增产二成。

滩羊增产
我国著名的裘皮用羊——宁夏滩羊今年羊羔又获得增产。
到06月底，全自治区的滩羊数量比去年同期净增百分之九点六。
滩羊集中产地盐池县羊只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英勇顽强坚持对敌斗争　百倍警惕保卫祖国建设
公安部队表扬先进单位和优秀人物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最近召开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表扬了海防、边防等各个战线上坚持对敌斗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单位和优秀人物。
会上公安部队领导上分别给予四十四个先进单位和五十八个优秀人物以荣誉称号和记功等奖励。
这些先进单位和优秀人物分布在祖国各地各个战斗岗位上，有些还成年累月生活在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的边疆、高山、草原、森林、沙漠地区。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冒着严寒酷暑，克服重重困难，警惕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战斗在国防前哨
国防部命名的“红色前哨连”，十二年如01日，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驻守我国东南前哨。
在和敌人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挑衅活动和破坏阴谋，顶住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侵袭，经受了各种考验，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出色地完成了对敌斗争任务。
公安部队命名的福建前线某部“海防线上英雄哨所”，距蒋匪军盘踞的金门岛只有一水之隔。
他们以海防为家，以艰苦为荣，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高度的警惕性。
共产党员洪光琴闻听枪声，当机立断，带领部队十五分钟跑了五里路，赶到出事地点，打击敌人。
在一次反偷袭的战斗中，班长叶中央在民兵的配合下，英勇顽强，与敌人搏斗，一个人杀伤敌人三名。
多少年来，这个哨所在兄弟部队和当地民兵的配合下，无数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偷袭、派遣、偷渡等活动，保卫了海防的安全。
坚守“后方的前线”
在守护铁道桥梁的部队里，荣获公安部队授予的“守护铁道标兵连”称号的某部第5连，十五年来，以点为家，长备不懈，保证了铁道桥梁隧道的安全。
这个连队分散在长达二百五十多里的铁路沿线，驻地十分偏僻，上岗在桥头，下岗进碉堡。
但是，战士把自己的岗位看成是“后方的前线”，要“站桥头，望全球”，“枪在手，仇在心，时刻不忘有敌人”。
大家总是百倍警惕，枕戈而待。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掌握气候变化的特点，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
春天风大，气候干燥，容易发生火灾，他们积极教育铁路员工和过往群众注意防火。
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季，他们针对行人过桥紧扣帽耳、哨兵衣着也较笨重的特点，采取勤补路、垫道，勤检查和加固防险栏杆等措施，防止了摔伤、轧伤等事故。
在保证守卫目标安全的同时，他们还经常护送老幼安全过桥。
另一支部队的四连一排，长期负责随火车守护物资。
他们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也不管是白天黑夜，始终守护在装货的列车顶上。
因车速很快，春秋都得穿着皮大衣，有时还冻得发抖。
夏天太阳象火一样，物资和篷布烤得滚烫，他们常常热得头晕脑胀。
到了冬天，他们在车顶上常常冻得手脚麻木。
这一切困难没有动摇战士们完成任务的决心，三年来，他们行程六十七万九千多公里，每次都保证了人和物资的安全。
在守卫工厂、仓库等的部队里，荣获公安部队授予的“警卫战线红旗连”称号的某部警通连，三年来，除警卫固定目标外，执行临时任务三千二百多次，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他们在巡逻放哨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活动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情况，战士们都能站得稳、看得清，经受住考验。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守卫某仓库的某部第1连的战士们，十多年来在首尾相隔二十多里的执勤点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熟悉着地形地物、一草一木，观察着飞禽走兽活动的特点，任何狡猾的敌人都没有逃过他们锐利的眼睛，先后查获了九个破坏分子，保证了守护目标的安全。
被公安部队授予“思想好作风硬的红旗县队”称号的某县队，长年驻守在拔海三千七百多米的高山上。
山上积雪不化，山下阴雨绵绵，寒风刺骨，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十二年执勤中安全无事故，战斗中英勇顽强，军事训练中连续七年总评优秀。
获得公安部队荣誉称号和记功等奖励的先进单位还有：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浙江总队建德县队；
守卫在首都天安门前的北京总队某部第5连和被誉为马口灭火英雄中队的广东总队韶关支队四中队等。
在优秀人物中，有查获过许多名美蒋特务的模范检查员李梓惠，模范政治指导员杨家军，优秀的连长李祥，优秀的公安战士阿布都满金和英勇杀敌的战士李日银等。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汉、回、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彝、黎等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三十九人。
他们一致表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努力学习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更好地完成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阿联驻华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总理出席，伊马姆大使和李先念副总理讲话共祝中阿人民友好关系日益增进
李先念副总理指出，已经胜利闭幕的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是非洲团结反帝事业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中国愿同阿联和其它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贯彻第1次亚非会议精神，为维护雅加达会议的决议，准备开好第2次亚非会议而共同努力。
新华社23日讯
阿联驻中国大使伊马姆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赛福鼎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伊马姆大使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共祝中国和阿联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日益增进。
伊马姆大使指出，阿联和中国并肩反对并肃清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已经胜利闭幕的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是非洲团结反帝事业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他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阿联和其它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准备开好第2次亚非会议而共同努力。
李先念副总理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坚决支持刚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伊马姆大使在讲话中介绍了阿联在经济、文教、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
大使说，国内建设并没有妨碍我们注意到使阿拉伯人意志统一起来；
以谅解、合作和友好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继续对建立纯正的阿拉伯统一作出贡献。
阿联对阿拉伯统一、非洲统一、亚非团结、中立和不结盟都作出了努力。
伊马姆大使说，今年在阿拉伯中国关系史上是极大的转折点，因为这种关系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光辉。
今年阿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两国的共同合作已经包括了一切国际问题。
它们并肩地反对并肃清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和政府全面地、显著地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傀儡以色列，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阿拉伯南部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支持并尊重中立、不结盟、非洲统一和亚非团结。
在这一点上，我们两国为明年召开第2届亚非首脑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共同贡献。
大使说，我们阿拉伯人不会放弃我们同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友谊，并且不会动摇支持它的正义事业，支持它主张恢复被剥夺的中国土地和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祝贺阿联国庆，并且赞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的显著成就。
他指出，阿联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阿联政府和人民在加强阿拉伯团结、非洲团结和亚非团结的事业中，不断作出了新的贡献。
他说，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进行侵略、颠覆、干涉和控制的活动。
他说，在阿拉伯地区，美帝国主义正在进一步勾结以色列，侵犯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
他说，中国人民始终站在阿拉伯各国人民一边，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
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要求恢复合法权利、重返自己家园的正义斗争。
我们坚决支持亚丁和南也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武装斗争。
我们坚决支持纳赛尔总统要求帝国主义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一切军事基地的严正立场。
李先念副总理说，新老殖民主义者正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积极策划一个反革命的新阴谋。
它们一面积极进行军事部署，镇压刚果人民；
一面打着“全国和解”的旗号，力图瓦解刚果爱国力量。
但是，接受了血的教训的刚果人民是吓不倒也骗不了的。
中国人民同非洲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刚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我们深信，高举卢蒙巴旗帜的刚果人民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赢得最后的胜利。
李先念副总理祝贺说，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已经胜利闭幕。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非洲团结反帝事业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李先念副总理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是亚非团结的基础。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亚非团结，把冷战引入第2次亚非会议，使它脱离团结反帝的正确轨道，都是不能得逞的。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阿联和其它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贯彻第1次亚非会议精神，为维护雅加达会议的决议，准备开好第2次亚非会议而共同努力。
他最后说，中国人民和阿联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让我们为不断增进中阿两国的友谊而共同努力，携手前进。
伊马姆大使和李先念副总理讲话之后，乐队分别奏中国和阿联两国国歌。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政府各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面向京剧现代戏　做文艺战线好后勤
北京剧装道具行业积极生产现代服装道具
新华社23日讯
过去主要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生产服装和用具的北京剧装道具行业，现在正积极为演京剧现代戏服务，做好文艺战线上的后勤兵。
北京刺绣剧装厂今年第2季度就生产了近两千套现代戏服装，原来生产戏靴的车间还生产了演现代戏需要的马靴、草鞋、便鞋等。
北京盔头戏具生产合作社生产的假发（头套）由过去月产二百多个增加到一千多个，还为各剧团生产了假手枪、假卡宾枪等道具。
北京民族乐器厂也根据京剧现代戏唱腔的需要制作了大月琴、竹胡、大二胡等经过改革的乐器。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北京剧装道具行业举办了展览会，在京参加观摩演出的各地京剧工作人员五千多人进行了参观，并提了许多意见。
北京剧装道具行业由生产古代服装道具转到生产现代服装道具，在技术上有不少困难。
如生产传统戏的服装经验多，有一定规格。
旦角穿什么，老生穿什么，式样固定，生产现代戏的服装没有经验，规格、式样也比较复杂。
如革命军队的服装，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式样都有差别。
从道具来说，过去一套茶具哪个戏都能用，现在要求根据剧情的不同有所变化；
过去只十八般兵器，现在新式武器品种式样很多。
现代戏的服装道具要求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有舞台艺术效果，适合舞台动作。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工人们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向剧团管理服装道具的工作人员、导演、演员请教，到百货商店、工艺美术服务部、服装研究所等单位去了解各种服装的式样和花色图案，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去搜集资料。
北京剧装道具行业开始面临为京剧现代戏服务的新的任务时，有些人觉得生产现代戏的服装产值低，看不上眼。
企业党组织就向职工进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教育，使大家明确了积极支持现代戏演出的重大政治意义。
同时，各单位还派人到首都的各个剧团和许多省市访问调查用户情况，征求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当好文艺战线的后勤兵。

日共中央发表给苏共中央的三封复信
痛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三国条约的种种谬论
新华社23日讯
东京消息：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22日在头版发表了日共中央在日苏两党会谈以前给苏共中央的三封复信和这家报纸的按语。
这些复信是日共中央在去年03月06日、10月22日和今年01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按语和复信全文如下：
《赤旗报》按语：
在举行日苏两党会谈之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封复信。
由于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4月18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所以日本共产党在19日发表了07月15日的党中央复信。
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07月15日的复信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的两封信，尽是对日本共产党的一连串的毫无根据的指责。
日本共产党准备对此进行必要的答辩，现在先发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去年03月06日、10月22日和今年01月10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以驳斥苏联共产党关于直到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时为止的经过情形所提出的无理指责。
1963年03月06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你们1963年02月22日的来信。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一）我们为了根据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两党的兄弟般的联系，对于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就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进行协商的建议感到高兴，并原则上赞成你们的建议。
我国将在03月下旬到04月底的期间，举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
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
我们还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9次党代表大会。
我们考虑到我们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作完04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们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问题，向你们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复。
（二）正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02月27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党认为，在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最重要的是解决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问题。
我们衷心希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尽早地举行会谈，使这个会谈在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同志式地解决争论问题方面，取得根本性的成就。
另外，还收到了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的活动家到苏联参观和休养的来信。
感谢你们的关怀。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将在地方选举以后把具体计划通知你们。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03月06日
1963年10月22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12日的来信。
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以后，决定提出如下的答复。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所表示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继续加强和发展同我们党的传统的兄弟般的关系的这一愿望。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再次表明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的愿望。
我们曾经在1963年03月06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答复说，原则上赞成你们表示想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讨论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建议。
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我们在那封信中，考虑到地方选举和预定今年秋天举行的第9次党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关于派我们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时间，另行决定。
但是，你们在这次来信中却写道，似乎我们曾经表示要在今年内派代表团。
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误解。
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9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就象在今年05月举行的六中全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在大选之后，必须进行第9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06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可能出国旅行。
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到：
在上述情况下，从我们党的情况来说，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你们的来信联系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对我们党的政治局声明和《赤旗报》社论表示遗憾。
我们认为，在两党会谈时，就这个问题充分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不过，我们想暂且简单地说明我们党的立场。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的国内问题。
这个条约，不仅由苏、美、英三国商谈并且签订，而且还要求其它国家的政府参加。
因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这个条约，并在上面签字的态度。
而且，在日本的国会会议上，这个条约也成为讨论的对象。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从我们党逃跑出去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正在散布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看法，并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测验的工具”，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裂。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从支持世界的真正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表明独立自主的看法，是我们党的责任，也是我们党的义务。
我们党承认，在核试验的物理方面的损害这一点来说，当然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但同时，我们党反对那种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看待的错误观点。
我们党从这个立场出发，一贯坚决地反对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社会党、背叛和逃出我们党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在前年苏联政府恢复核试验以后大肆展开的所谓“抗议苏联核试验”的运动。
我们和日本人民都希望核试验对大气层的污染有所减少。
但是，日本人民的根本希望是不再重演广岛和长崎的悲剧。
我们党的纲领反映出日本人民的要求说：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
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们党一贯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试验。
去年的第8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宣言也说：
“所有核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缔结禁止核试验的协议。”
另外，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也要求一切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缔结一个永远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地下和水下的一切核试验的条约。
因为，只有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才能在限制发展核武器和阻止准备核战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立场出发，虽然理解那些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会减少放射性尘埃对大气层的污染而支持这个条约的人们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能支持事实上没有从根本上限制美帝国主义发展核武器和准备核战争的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日反动势力正在策划让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并且把可以装载氢弹的F—105D型飞机运入日本，把日本作为基地，加紧准备在亚洲进行核战争。
对于我国的这种现实，我们不能不加以正视，也不能不独立自主地决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我们在这儿还想谈一谈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有关问题。
你们也知道，尽管在这届大会的国际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仍然全体一致通过了以当前一致的任务为依据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
我们在考虑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对世界大会的这一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世界大会刚刚结束，茹科夫同志就访问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野坂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茹科夫同志关于我们党代表团在大会上的活动的谈话，并且提议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茹科夫同志也表示赞成这一建议。
但是，茹科夫同志回国后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这次世界大会的文章，公然指责了我们党。
我们根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从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维持兄弟党的团结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我们党殷切地希望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因此，我们希望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
而且我们还希望在各兄弟党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举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致以兄弟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10月22日
1964年01月10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并研究了你们11月26日的来信。
我们单就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答复你们。
我们对于你们说准备在日本当局准许访问的情况下派你们的同志到日本来这件事，表示欢迎。
日本政府虽然曾经拒绝批准兄弟党的代表入境参加我们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但是，在召开第7次代表大会时，曾经准许你们的代表入境，而且最近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许了包括你们的同志在内的苏联的各种代表团入境。
但是，过去日本政府也曾经拖延批准你们的同志访问日本，或者没有准许特定的同志入境。
因此，由于象我们在上次信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在目前我们也不可能派遣以野坂同志和宫本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
可是，我们还在研究派遣由其他同志组成的代表团的可能性。
你们的来信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以所有兄弟党在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文件为指导的。
但是，据我们判断，在两次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所有文件的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可以为肯定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供根据的词句。
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
因为，美国政府早在1958年便提出要签订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我们同你们一起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坚决反对核炸弹和其他同样装置的一切试验”（《告世界人民书》），即要求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武器试验。
而且，你们也在长时期内正当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说美国政府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建议是欺骗和平力量的建议。
你们为了给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义提供根据，还强调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这个条约。
但是，如果要谈论国家的数目，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是附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的是，为什么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对于我们针对我国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潮流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测验的工具”来分裂和平运动的活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说什么只要我们日本共产党赞成这个条约，问题就会解决。
但是，我们确信，把支持这个条约作为今天和平运动的前提的做法本身，就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这个条约之所以会被各种潮流利用来作为“测验的工具”，这同它本身的性质难以肯定这一点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党已经在七中全会决议和一系列的文章中表明了我们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这里不再重述。
另外，你们的来信还说，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并没有指责我们党。
但是，茹科夫同志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必须注意到，不考虑日本社会中广大群众的意见，而试图否定……缔结莫斯科条约的肯定性意义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也是唯中国代表团之命是从的。”
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这儿所说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出席了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
在世界大会结束以后，茹科夫同志访问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我们党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指责。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同志对他说，我们党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并且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野坂同志还说，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意见分歧，也愿意在以后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时进行讨论。
尽管如此，茹科夫同志却丝毫没有谈到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的积极意义，而公然指责了“一些日本共产党员”。
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和熟悉日本的和平运动的情况的人们，根据前后文意判断，认为“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参加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围绕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参加讨论，退出大会，举行了只有他们参加的少数人的分裂集会。
尽管如此，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所有外国代表和日本绝大多数的代表维护了大会的统一，并且一致通过了决议。
前面也已经谈到，我们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这给国际民主运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党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代表团会谈中，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同你们讨论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双方所关心的问题。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1月10日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配合美日反动派
对日本共产党发动公开的攻击
新华社23日讯
苏联塔斯社07月18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今年04月18日和07月11日给日共中央的两封信。
苏共中央在这两封信中，配合美日反动派、日本社会党右翼领导和反党修正主义分子最近对日共的进攻，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
苏共中央在07月11日的信中首先攻击日共离开它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信件说，“苏共中央由于对日共领导越来越公开地离开一致同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感到不安，所以早在1963年02月就曾向日共中央建议举行两个兄弟党之间的谈判，以便制止苏共和日共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是，只是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
日共代表团回避坦率的交谈，拒绝讨论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共同斗争和在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上行动的一致路线的问题。
在会谈结束后，日共代表团拒绝同苏共签订任何联合公报。”
信件污蔑日共领导人在收到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后，“不仅没有表示寻求改善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途径的愿望，相反地，却走上了进一步加剧同苏共的关系的道路，采取了同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决裂的方针”。
信件粗暴地干涉日共内部事务，竟然攻击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登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说什么这是“反苏”，指责日共中央委员会和日共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苏共中央04月18日给日共中央的信，说什么“苏共中央不能同意把它的这封给日共中央同志们的信，对他们专横地隐瞒起来”。
这封信最后专横地说：
“在日共领导一方面加紧攻击苏共，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消除同苏共的公开分歧，回避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同志式的建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们的信件的目前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经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并通知你们，我们决定公布1964年04月18日给日共中央的信和这一封信。”
苏共中央04月18日给日共中央的长达两万余字的信首先自我粉饰地硬说苏共“过去和现在都作出坚持不渝的努力来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和困难”，“一贯特别关心使我们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结成统一阵线进行活动和具有一个共同的、一致商定的路线。
它一贯力求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即使是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小的损失的最小误会与摩擦”。
信件接着对日共进行一系列的攻击，指责日本共产党报刊最近两年来转载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件和文章的正当作法，说什么这些文件和文章“敌视苏共和苏联人民”，“企图破坏兄弟党团结”，说什么日共报刊转载它们就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怀有某种别的动机”。
苏共的信件说：
“日共领导曾在1962年批准日共中央新闻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就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发行专刊。
这本杂志刊登了霍查诽谤苏共和苏联政策的言论。
从那时以来，转载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被驱逐出兄弟党的个人的类似材料就成了经常的事情”。
“在日共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的前夕，即今年02月22日，《赤旗报》转载了中国报刊敌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在日共报刊上还转载了企图破坏兄弟党团结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比如，《世界政治资料》（1963年10月）刊登了分裂主义的“巴西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澳大利亚的变节者希尔的信件（第183期）、锡兰分裂主义者、被比利时共产党开除的格里巴派别集团的材料。”
“你们党的领导同志企图用下面的借口来为发表这种材料解释，说什么他们是想‘使党员能够客观地了解分歧’。
我们认为，问题完全不在这里。
日共中央不能不看到，在这些材料中没有一点点真理，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
这就是说，日共领导人使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量诽谤涌现在日本共产党报刊上，是怀有某种别的动机。
“这里谈不上任何客观性，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日共的报纸上一贯不提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
有时偶尔发表苏共文件，那也是拖得很迟，而且删节得很厉害，往往是故意加以歪曲。
“我们只谈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1963年06月14日的信件发表后，《赤旗报》立即就刊登了。
而苏共中央1963年07月14日的公开信，该报只是在两个半月之后即1963年09月27日才刊登，而且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删节，在意义上加以粗暴地歪曲。”
“我们认为，日共党报转载反苏诽谤性文章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信件攻击说：
“日共某些领导人不只是别有用心地转载中国的和其他人的反苏材料，最近还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共的人。
自从日共中央政治局1963年08月03日发表声明怀疑苏联政府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图的正确性和真诚性以来，日共领导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
信件说，“日共领导人采取行政措施，禁止苏联书籍在日本发行，这也引起我们严重忧虑。”
“日共中央委员很清楚，日苏协会最近实际上停止了散发从苏联寄去的苏联出版物、图片和其他材料。”
信件攻击“日共领导要把党的分歧引伸到苏联社会团体和日本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去”。
信件歪曲说：
“日共领导最近采取的所有这些行动和其他行动非常清楚地说明，日共领导采取了背离党以前作出的决议的新的方针。
这种方针显然指望引起日本共产党员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执行的政策的不信任和敌视，破坏传统的友好关系，使日共和苏共发生争吵。”
苏共中央的信接着攻击日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02月建议讨论两党共同的问题的信“长期沉默”。
它接着又歪曲说：
“在1964年03月02日至11日，两个代表团举行了五次长时间的会谈。
苏共代表团从一开始以及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建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
但是你们的代表团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日共代表团不是坦率地讨论原则性问题，而是把全部努力用于不顾事实地指责苏共‘干涉日共的事务’。”
“日共代表团断然拒绝签署关于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
信件说：
“在我们两党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日共中央的代表头一次说，他们同苏共‘没有一致’。
同时，他们不只是说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存在着分歧，而是说，根本没有一致。
这是难以相信的。”
苏共中央的信还攻击日本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和立场。
信件硬说，“近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开始公然背离体现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
“日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
信件攻击日本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是对美英苏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所持的正确立场。
信件说，“在莫斯科会谈中，日共代表团硬说莫斯科条约‘违背’1957年和1960年兄弟党所通过的文件。
但是，这是不正确的，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是恰恰相反。”
信件乘机攻击了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值得深感遗憾的是，还有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指的是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他们准备牺牲所有这些人，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
他们使用各种各样挖空心思的论据来掩盖条约的主要实质和丑化它。
遗憾的是，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会谈时也同他们站在一个行列里。”
信件说，日共领导对莫斯科条约的反对立场“是日共领导人士朝着拒绝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的方向的总的转变所决定的。”
“日共的某些宣传家惯用的论据是，似乎和平共处政策是出于相信‘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
这个早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喜爱的‘论据’，现在也转到日共正式文件和日共刊物上来了”。
“日共同志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这就是把这一政策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包括争取社会进步，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切其他形式对立起来”。
“这意味着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
信件威胁说：
“苏共中央希望你们权衡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通过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一切后果。”
苏共中央04月18日的信还攻击了日共代表最近时期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坚持团结反帝、反对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
信件说，“最近，日本同志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旨在分裂有威信的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
信件威胁说，“我们愿意同志式地告诉日共中央委员们：
如果日共某些领导人今后继续遵循目前的方针，把那些在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理解上同党还不完全一致的人同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切断开来，如果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同意党的纲领论点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那么，他们就将冒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危险。
我们深感不安的是，你们代表团在苏共中央举行会谈时提出的策略——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和莫斯科条约等等——正在提高到日共领导的正式政策的水平，这只会给你们带来最不良的后果。”
苏共信件说，“现在，当在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中，正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样，出现了严重分歧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
今后怎么办？
是让分歧加深呢，还是相反，使分歧逐步地克服，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巩固苏共和日共之间的兄弟友谊？
我们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唯一正确的是第2条道路，并希望，在冷静地考虑苏共和日共之间关系恶化的一切可能的后果之后，你们也将走上这条道路”。
信件又攻击中共说：
“中共领导人对苏共方面表现的诚意的回答是，故意地使分歧越来越尖锐，对苏共，对苏联政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不断进行新的攻击。
“中共领导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拒绝共同制定的并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中确定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被迫公开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立场，并且反击他们的分裂活动。
“为此，苏共中央发表了自己02月全会旨在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中共领导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
信件在诡称“大多数兄弟党已经赞同苏共中央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发生的困难的行动”之后，又极尽挑拨地说：
“我们想再次有力地、坦率地强调指出，日共某些领导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首先会使日本共产党人自己遭到严重困难。
你们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迟早会认清：
日共领导同志企图赖以建立自己‘新方针’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治路线则是同国内的客观条件及其进步力量的任务背道而驰的。
抱着这种观念、奉行这种政治路线，就意味着使光荣的日本工人阶级已取得的不小成果受到打击，破坏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日本人民在其争取本国的伟大前途的顽强斗争中所如此迫切需要的。”
信件无理地要求日共停止刊登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并滥施威胁。
信件说：
“我们呼吁你们停止散发反苏材料，停止在日本共产党刊物上刊登这种材料。
迄今我们还没有对日共的机关刊物的宣传活动的这一方面公开作评价，但是不能滥用我们的克制。
虽然《赤旗报》系统地刊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来源的有意歪曲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材料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可是，我们的报刊由于关怀加强同兄弟的日共的关系，对你们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的这些不友好行为没有说一句批评话。
但是，我们不能无止境地容忍日本共产党刊物连月地刊登来自北京和地拉那的诽谤苏共和苏联的材料。”

一批外宾回国
△以阮造为首的越南林业考察团于07日离京赴上海、杭州访问后回国。
△阿根廷议员代表团于08日离京回国。
△朝鲜男子射击队于09日离京回国。
△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部分团员在团长范洪居中校率领下于10日离京回国。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编委安德烈·格拉希于11日离京回国。
△由西迪克·达乌德率领的巴基斯坦贸易代表团于14日离广州回国。
△澳大利亚妇女代表团在团长凯瑟琳·威廉斯夫人率领下，于15日离京赴外地访问后回国。
△印度尼西亚国家男女羽毛球队于15日离广州回国。
△肯尼亚客人奥布鲁·奥金加·奥廷加于19日离京赴上海访问后回国。

中国印度尼西亚射箭友谊赛结束
据新华社23日讯
中国男女射箭队同印度尼西亚男女射箭队的首次友谊比赛，今天在北京结束。
在女子团体赛中，中国队以三○九三环的成绩（计三人的成绩）获得冠军；
印度尼西亚的总分是二二九○环。
在男子团体赛中，印度尼西亚队获得冠军，总分是二八二七环（计三人的成绩）；
中国队的总分是二七六五环。

亚太和联秘书处电唁德钦哥都迈逝世
新华社23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处今天打电报给全缅和平委员会，对缅甸和平人士德钦哥都迈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恳的慰问。

亚非国家舆论欢呼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成就
非洲人民必须相互支援争取民族解放
加强团结就能挫败帝国主义一切阴谋
新华社开罗22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今天报道，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就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胜利闭幕向报界发表谈话，强调非洲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本·贝拉说，非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应该对解放运动给予足够的援助。
本·贝拉表示阿尔及利亚支持斗争中的非洲人民。
他说：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会议将履行它所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对目前正为非洲的幸福而战斗的解放运动的责任。”
奥博特说，第1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为非洲统一奠定了基础，而第2次会议为实现统一采取了坚定的步骤。
奥博特说：
非洲决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基地。
奥博特谈到不许冲伯参加会议的时候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包括冲伯在内杀害了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
“帝国主义总是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的时候留下它们的代理人的。”
他还说，非洲人民的事情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处理。
新华社开罗22日电
阿联报纸今天欢呼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胜利结束。
《消息报》发表的社论说，在会议召开之前，殖民主义者大肆发动宣传攻势，对会议的效能表示怀疑，“可是会议发表了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关于反对殖民主义、关于支持解放运动的一致通过的决议。
非洲决心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来进行认真的工作。
这证明，存心不良的人和殖民主义者所发动的这种宣传攻势只是一种同现实毫不相干的梦想。”
《消息报》最后说：
“非洲大陆将实现争取自由和安全的目标。”
《埃及新闻报》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非洲的自由和统一”。
报纸强调说：
“要争取统一成为现实，自由当然是必需的先决条件。”
《埃及新闻报》在谈到非洲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时强调说：
“联合起来的非洲用不着害怕外部的敌人，它依靠人民的能力和自己的资源，能够集中力量来缔造未来。”
新华社阿尔及尔22日电
阿尔及利亚报纸今天纷纷发表社论，祝贺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非洲统一的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人民报》在社论中指出：
“非洲的斗争每天都获得新的胜利。
每当殖民主义试图损害非洲统一时，它就碰到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这就是非洲各国的力量。”
社论重申，推翻了殖民主义统治的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将始终站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各国这一边。
法文的《人民报》在社论中强调指出：
“整个非洲今天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证明，我们争取非洲统一的组织将挫败帝国主义企图破坏非洲群众的革命运动的阴谋。”
《共和阿尔及尔报》的社论写道：
“各国人民正期待着采取更坚决、更决定性的行动来使非洲彻底摆脱新老殖民主义，因为十分明显：
非洲的统一只有当整个大陆永远从一切形式的外国压迫下解脱出来时才能实现。”
据新华社仰光22日电缅甸《人民报》今天刊载文章，热烈祝贺昨天在开罗胜利闭幕的第2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文章号召非洲人民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整个非洲大陆完全独立的斗争。
文章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文章还要求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亚非舆论声援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
决不能对美国扩大侵略战争漠然置之
越《人民报》纪念关于老挝问题日内瓦协议签订二周年谴责美国武装侵略老挝
据新华社22日讯
日本、巴基斯坦、阿联、几内亚、马里等国家的群众团体和报刊舆论，继续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南越、老挝、柬埔寨的侵略和干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在日本京都府，日本共产党和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学者、文化界领导人、宗教界人士等约两千人，20日晚举行集会并通过决议，抗议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半岛进行侵略，支持南越和老挝人民的斗争。
与会者还在京都闹市区举行了示威游行。
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最近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美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行动，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
据巴基斯坦《晨报》21日报道，巴基斯坦的作家、艺术家、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六十九人，20日向美国驻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总领事递交一份抗议书，谴责美国政府正在扩大印度支那的战争，威胁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和平。
抗议书说，美国应该停止对爱好和平的越南南方人民所进行的残酷战争，承认当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开罗《金字塔报》21日指出，美国应对违反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负责。
这家报纸还用一个专栏刊登了支持南越人民爱国武装斗争的文章。
《金字塔报》强调说：
“南越人民甚至在他们赶走了法国占领军之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
因为美国正在以阻挠履行日内瓦协议的方式来干涉南越。”
几内亚全国工人联合会最近发表公报，“谴责帝国主义对南越的武装侵略，并要求它从南越撤出全部武器和战争物资。”
公报说，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极其严重地破坏了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这是对越南人民的独立和主权的粗暴侵犯。
几内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20日也发表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干涉老挝、南越和柬埔寨的内政，抗议对东南亚人民权利的侵犯。
文章要求全面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
马里全国工人联合会21日发表声明说：
马里全国工人联合会庄严要求：
第1，充分尊重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第2，立即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3，帝国主义从南越撤出军队和战争物资；
第4，让南越人民享有自己解决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
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企图把侵略战争扩大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恶阴谋，是任何关心世界和平的人和组织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据新华社河内23日电越南《人民报》今天发表一篇纪念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二周年的社论，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干涉、侵略和战争活动。
社论指出，虽然美国被迫签订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但是在过去两年中它却不断地破坏这一协议，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路线和老挝三方面民族团结政府。
自从1964年04月19日由美国及其走狗在万象制造政变以来，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推行对老挝的干涉、侵略和战争活动。
目前以富马亲王为首的万象政府，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一个工具。
社论说，美帝国主义在老挝所进行的活动，也同在越南南方和柬埔寨所进行的活动一样，表明它顽固地要在印度支那推行侵略和战争阴谋，反对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人民。
老挝人民也同越南南方和柬埔寨人民一样，决不屈服，决心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社论强调指出，解决老挝问题的正确途径，是严正履行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协议，尊重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让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古巴外长强烈抗议美国军事挑衅
并拒绝美国抵赖打死古巴哨兵罪责的照会
新华社哈瓦那22日电
古巴外交部长罗亚今天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交的一份照会中，抗议驻扎在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不断对古巴哨所进行挑衅。
照会说，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事件负责。
尽管古巴在外交照会中对这些挑衅进行了多次公开的谴责，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来防止重犯这些事件，反而无耻抵赖，在实际上鼓励进行这些挑衅和侵略的人继续进行这些活动。
照会指出，自从04月23日古巴向吴丹送出一份照会之日起到现在，驻在关塔那摩的美国军队总共进行了八百五十一次挑衅。
06月09日和06月25日美国军队向古巴哨所进行射击，打伤了两名古巴士兵。
07月19日美国军队又开枪打死了古巴士兵拉蒙·洛佩斯。
在这以后不久，又发生了新的挑衅事件。
照会最后指出，美国政府军队对古巴士兵进行这种罪恶的挑衅和侵略，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局势。
新华社哈瓦那22日电
古巴外交部今天晚上发表新闻公报说，“由于美国国务院的照会对卑鄙的杀害古巴士兵拉蒙·洛佩斯的事件提出的无耻的说法，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博士代表革命政府拒绝了这个照会。”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在照会中无耻地抵赖驻关塔那摩的美军打死古巴哨兵的事实，并胡说什么古巴是为了宣传目的故意惹起这一事件的。
古巴外交部的新闻公报说，已经把美国国务院的照会退给在古巴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士大使。

巴土伊三国首脑会谈后发表公报
决定在中央条约组织之外建立合作
新华社23日讯
伊斯坦布尔消息：
中央条约组织的三个成员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21日决定在这个侵略性军事条约组织之外建立地区性合作。
这是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土耳其总统古尔塞勒和伊朗国王巴列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两天会议之后作出的决定。
三国首脑在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他们批准了早些时候三国外长会议关于增进三国间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并决定为此而建立一个部长级理事会、一个地区性计划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
联合公报还宣布了三国首脑在原则上达成的十项协议。
这些协议包括：
缔结贸易协定，改进这个地区的空中运输和加强合作，互相提供技术援助等。

开罗举行大会庆祝阿联国庆节
新华社开罗22日电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的群众今天晚上举行阿联国庆节庆祝大会。
出席庆祝大会的有阿联总统纳赛尔和高级军政官员。
一部分参加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非洲国家首脑，以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和约旦的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阿联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主持。
纳赛尔总统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帝国主义者企图分裂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以便控制我们，但是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有非洲国家首脑出席的大会是我们之间团结的象征”。
纳赛尔指出，有人说，帝国主义者由于拥有武装和核武器，所以是非洲最强大的势力。
但是，过去几年非洲发生的情况说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比帝国主义者更为强大。
纳赛尔表示，阿联支持斗争中的非洲各国人民。
他表示支持也门反对英国侵略的革命，支持利比亚人民为争取撤除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而进行的斗争。
纳赛尔总统还回顾了阿联人民在革命以来的十二年中，在巩固独立、反对帝国主义阴谋和侵略以及建设事业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
一些国家的首脑应邀在会上讲了话。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指出，非洲各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通过非洲各国之间的合作，他们才能够得到安全和实现物质繁荣。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谈到刚刚在开罗闭幕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时说：
“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巨大斗争，它把阿联同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联结在一起。
开罗会议加强了这种联合的基础。”
杜尔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他说：
阿拉伯各国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切谅解，有助于使进步运动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说，阿尔及利亚革命反对外国特权、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
他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联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站在一起。
肯尼亚总理肯雅塔说：
“非洲人民决心摆脱帝国主义和欧洲人的统治。
这是非洲的伟大革命。”
他还强调指出了加强政治独立的必要性。

我体委招待印度尼西亚客人
据新华社22日讯
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今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射箭、体操体育代表团全体人员。
黄中和印度尼西亚射箭、体操体育代表团团长巴库·阿拉姆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射箭、体操体育代表团全体人员是在18日和21日分批乘飞机由广州来北京的。

我妇女代表团到达雅加达
新华社雅加达23日电
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黄甘英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雅加达。
代表团是应邀前来参加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大会第10届会议的。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大会领导人穆迪迪约夫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代表团。
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和他的夫人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18日讯
应邀参加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大会第10届会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黄甘英率领下，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雅加达。

我对外文协招待比利时客人
据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以霍马尔·德菲林特为首的比利时教师代表团。
招待会上充满了热烈的友好气氛。
楚图南会长、德菲林特团长和代表团秘书斯蒂芬纳·斯特吕仑兹先后讲话，共祝代表团的来访将进一步增进中比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教师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北京的比利时专家，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我艺术团结束在欧访问后载誉回国
据新华社22日讯
海牙消息：
中国艺术团在欧洲进行了近六个月的访问演出之后，已于20日和21日离开海牙，载誉回国。
中国艺术团从07月06日到15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共演出十场，18日又在海牙举行了这次访问的告别演出。
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受到了观众和舆论的热烈赞扬。
荷兰是中国艺术团这次在欧洲访问的第6个国家。
在这以前，艺术团还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意大利和比利时，前后共演出一百一十七场，观众达二十万以上。

日共领导人接见我救济总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21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18日接见了正在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代表团团长彭炎和全体团员，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
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斋库治、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和中央委员青柳盛雄。

站起来，战斗！
本报评论员
美国纽约黑人的抗暴斗争浪潮在继续发展。
哈莱姆区的黑人群众再接再厉进行示威，并同反动警察展开英勇的搏斗，布鲁克林区的黑人群众也起而声援。
这一场新兴起的斗争，显示了美国黑人的日益觉醒。
事情是由于纽约哈莱姆区警察无故枪杀黑人少年引起的。
黑人群众举行示威抗议反动警察的暴行，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纽约统治当局竟对示威群众施行血腥镇压，打死打伤二百多名黑人，并逮捕了大批示威群众。
纽约当局制造的血案，再一次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法西斯面目。
纽约哈莱姆区的血案是在美国总统约翰逊刚刚签署“民权法案”不久之后发生的，这就无情地揭穿了这个所谓“民权法案”完全是一个骗局。
“民权法案”向美国黑人许下了许许多多动听的诺言，约翰逊一再把它吹嘘为什么“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庄严法律”，要黑人们相信美国统治当局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个“法案”将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给他们带来自由、正义和平等。
但是，“民权法案”的墨迹未干，就发生了警察奉命屠杀黑人的暴行，黑人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试问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其他的公民权利呢？
纽约警察对黑人的血腥镇压，显然并不是美国个别地方当局的越轨行动，而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政策。
这从约翰逊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位美国总统21日发表声明，不仅对纽约反动警察的暴行丝毫未加责难，反而诬蔑黑人的正义斗争是“滋长混乱”，并且还威吓黑人群众，说什么“暴力和无法无天的行为不能也决不应该得到宽容。”
据白宫发言人透露，约翰逊政府将派军队协助地方当局“维持秩序”。
这表明约翰逊同纽约市屠杀黑人的刽子手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美国统治集团一心想用反革命的两手来扑灭美国的黑人运动。
他们一方面拿“民权法案”一类的骗人把戏来欺骗黑人群众，企图麻痹他们的斗志；
另一方面，则以暴力手段镇压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这就注定了他们欺骗的一手必不可免地要被他们镇压的一手所揭破，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断地教育美国黑人群众，促使他们起来斗争。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他还说过：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
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
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这一真理对于美国黑人的革命运动，也是完全适用的。
纽约市黑人的英勇斗争表明，美国越来越多的黑人群众，在接受了无数血的教训以后，已懂得了要取得真正的解放，不能跪着乞求，必须站起来战斗。
在反革命的暴力镇压面前，一定要用革命的暴力去对付它。
这也就是说，美国黑人群众不仅日益敢于斗争，而且日益善于斗争。
美国黑人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斗争必将更广泛、更剧烈地发展起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美国反动统治当局不管是欺骗也好，镇压也好，都阻止不了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运动胜利前进。

缅甸和平人士德钦哥都迈逝世
郭沫若和我和大致电表示哀悼
新华社仰光23日电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国内和平委员会主席、著名作家德钦哥都迈，今晨病逝，享年八十九岁。
他一生致力于国际和国内的和平事业。
新华社23日讯
郭沫若今天打电报给缅甸和平人士德钦哥都迈的家属，对德钦哥都迈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德钦哥都迈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今天打电报给全缅和平委员会，对缅甸和平人士德钦哥都迈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电报说，德钦哥都迈先生生前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积极的努力。
电报中还向德钦哥都迈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美国在美洲外长会议上策划反古新阴谋
腊斯克公然带头提出干涉古巴措施
墨智乌等国代表反对制裁古巴的立场使美国不安
新华社23日讯
华盛顿消息：
在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22日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带头提出蛮横干涉古巴的一套方案，并且粗暴地对与会的拉丁美洲国家代表施加压力。
腊斯克在发言中一开始就威胁与会国，特别是那些仍然同古巴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要它们屈从美国进一步干涉和孤立古巴的阴谋。
腊斯克鼓吹美洲国家要在反对古巴方面“完全团结一致”，并且气势汹汹地要求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极其清楚地”表明他们反对古巴的立场。
腊斯克还教训拉丁美洲国家：
按照美国的意旨“采取集体行动”来对付古巴应该是它们的“首要义务”。
腊斯克表示支持委内瑞拉对古巴提出的所谓古巴向委内瑞拉游击队提供武器的诬控，并且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古巴对其他美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和“输出革命”。
腊斯克悍然表示，美国颠覆古巴革命政府的企图“仍然没有改变”。
他还重申了美国不同古巴进行谈判的立场。
腊斯克要求会议采取进一步干涉古巴的三种类型的措施：
第1、按照里约热内卢条约对古巴实行“制裁”；
第2、对古巴发出“清楚的警告”，威胁以倾“地区安全体系的充分压力”，作为“一支威慑力量”来对付古巴；
第3、要求美洲各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同古巴贸易方面采取适当步骤。”
尽管腊斯克自己在发言中没有提到美国所要求的对古巴实行“制裁”的具体内容，但是，一项由以美国代表为首的美洲国家组织委员会的建议为蓝本的“制裁”古巴方案已经在第1天的会议上由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三国代表团出面提出。
这项实际上是美国制造的决议草案要求会议“谴责”古巴对委内瑞拉的“侵略”和“干涉”，并主张与会国家对古巴实行“强制性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包括：
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
停止它们同古巴之间的海空运输。
在22日的会议上附和腊斯克的发言的是巴拉圭、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亲美军事独裁政权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外交部长。
他们跟着腊斯克叫嚷对古巴实行“制裁”。
但是，据西方通讯社透露，尽管美国咄咄逼人地在会上和幕后对反对美国强制“制裁”古巴的方案和对它有保留的拉丁美洲国家施加了粗暴的压力，会上仍然存在着抵制这个既企图干涉古巴、而在实际上先干涉了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方案的一股顽强的力量。
合众国际社22日的一则消息说，墨西哥、智利、乌拉圭等国“形成了反对制裁力量的核心”。
《纽约时报》记者塔德·苏耳克21日在一则关于会议的报道中就曾经表示担心，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制裁”方案的反对“构成使半球在古巴问题上发生在政治上使人难堪的分裂的威胁”。

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和真正中立力量联合声明
抗议美帝及其仆从进攻解放区
新华社23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最高指挥部和真正中立力量指挥部22日发表联合声明，严重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进攻川圹省富科特山地区，并准备向其它解放区发动进攻。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最近调动了沙湾拿吉集团的六个团的兵力进攻富科特山地区和准备进攻沙拉富昆、旧卡真和芒卡西。
这些位于第7号公路和十三号公路上的地区，都是老挝爱国战线党和中立力量控制的解放区。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和真正中立力量向国内外舆论控诉美帝国主义和沙湾拿吉集团的这种新的挑衅行动，坚决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和蚕食，并从上述地区撤走。
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无视我们的严重抗议，仍然顽固地继续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它们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完全责任；
勾结和怂恿它们进行上述进攻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声明驳斥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叫嚷所谓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和真正中立力量正准备进攻川圹西南的芒绥的谰言。
声明说，这种诬蔑正是为了掩盖它们上述对解放区的进攻。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编者按：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是学术界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本报摘要转载的戚本禹同志的这篇文章（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意见。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0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
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
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
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
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
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
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
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
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先生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
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没有。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
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
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残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
李秀成也不例外。
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误英雄”、“误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
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
“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
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
（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②。
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
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
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
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
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③“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④。
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
“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
⑤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
“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
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
何人而肯辈（背）井？
（离）宗，？
（离）亲别友，去戚？
（离）乡？”
“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⑥。
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己“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
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
“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
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
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
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要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
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
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
“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
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李秀成在自述里说：
“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
⑧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
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
李秀成自己说：
“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
⑨不是表“功”是什么！
⑩
表“功”的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
老奸巨滑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终于向反动派递交了降表。
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
。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
。
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气节”，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
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
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
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毛主席说：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
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
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
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
“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
“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
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
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
。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
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
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
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
“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
。
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
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
“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
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
“我的罪大极了，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
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
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1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2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
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
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
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
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
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3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
“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
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
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
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
（顺）德从之定也”。
“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
“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
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
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
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pǐ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
“查糼（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
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
“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
？
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
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
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
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
“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
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
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
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
这条件就是：
彻底投降，不再革命。
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
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
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
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是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
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
。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
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
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
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
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
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
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
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
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
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
“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
？
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
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
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
“穽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至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账。
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
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
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
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
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
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等。
罗尔纲先生也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
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
。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
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
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
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
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
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
吗！
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称颂清朝，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
这说明他们的叛变思想早就成熟了。
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
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秋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
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
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
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
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
“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
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
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
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
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
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
“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
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
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
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
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
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
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
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
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
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
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
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
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英王陈玉成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
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
那末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
他在反动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
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遵王赖文光在南京城破以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
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
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
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
“士众灭兮，名已隤”，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
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
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军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到的听王陈炳文，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虽然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
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他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
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
所谓“天命”、“天数”、“明良”、“明主”、“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
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
但是“忠王府”的遗址，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
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
？
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
“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
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
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那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邦（帮）百姓，两欲分用。
被邦（彼帮）百姓云：
‘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如（余）外别无。
尔必拾获此头目。
’……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
？
此日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
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
“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
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披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
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尚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
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
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和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
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
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
李秀成呢？
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①各见《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以下简称《补校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五十一、五十二、一二二页。
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②《校补本》，第28、四十三、五十一、一○八页。
③《校补本》，第6页。
④《校补本》，第19、二十九、五十一页。
⑤《校补本》，第33页。
⑥《校补本》，第29、四十七页。
⑦《校补本》，第19、四十四、九十三页。
⑧《校补本》，第106页。
⑨《校补本》，第56页。
⑩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
“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
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
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
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4页。
？
《校补本》，第一一九、一二一页。
？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81页。
？
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
但是，这条材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0页。
？
《校补本》，第119页。
？
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一一三至一一八页。
？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下简称《笺证》四版，第35、六十四页。
？
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
“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面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
（《笺证》四版，第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
？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六，《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
？
《笺证》四版，第63页。
？
《校补本》，第84页。
？
《校补本·前言》；
《笺证》四版，第39页。
？
姚济：
《小沧桑记》卷下。
？
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
《校补本》，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一个光辉的榜样
——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范长江
韬奋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形象仍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
他死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自己在长期的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又得了严重脑癌，痛苦不堪。
他在临终的遗嘱上没有一点悲观的情绪，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充满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无限的信任和爱戴。
他这时已经不止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了。
韬奋死时才五十岁，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不过七十岁，还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在新中国，很多七十岁的人还继续工作。
不过这二十年的变化之大，新中国诞生和发展之快，世界形势发展之快，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韬奋遗嘱所希望的目标是“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在许多方面已大大地超过了。
人民群众力量之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威力之大，不是亲自参加过这二十年斗争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韬奋之所以感动人，也是不断推动他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他自己所常说的“人民大众的立场”。
也就是毛主席对他的评语：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由于这一个基本精神，他才能经常关心人民大众，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吸取人民大众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韬奋所从事的政治斗争和新闻出版等项活动中，那样不辞艰苦，那样不怕麻烦，而乐此不倦，甘之如饴的真实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养，总是容易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主观片面的毛病。
这就使自己容易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我们这一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彻底反帝反封建是比较容易的，要彻底反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较要困难得多，而这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完成的任务。
韬奋在民主革命阶段已注意到不断自我改造，这是十分可贵的。
正由于他有鲜明的立场，能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利益，以革命的利益为利益，所以他能嫉恶如仇和从善如流。
他对于敌人从来不存幻想，绝不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分一杯羹，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事业。
在他所经营的生活书店已遍于全国的时候，在国民党看来，正是要挟他的一个武器。
他当然热爱他和同事们所辛苦经营的事业，但是他更爱真理。
为了真理，不惜牺牲他的事业。
这些事业没有成为阻碍他前进的包袱。
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大众方面的意见，却是从善如流，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自大等毛病。
他诚恳，谦虚，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和许许多多人合作共事而融洽无间。
韬奋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他在中国抗日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用他的笔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处于比那时更加伟大的时代，应当有更多更好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做出更加光辉的贡献。
1964年07月23日

两种“推”
魏桥
家住杭州卖鱼桥边，每天都可以在桥上看到这样的事：
有人拉着沉重的车辆，过桥时屈着背，蹬着脚，吃力异常，这时，几个行人一拥而上，相助一臂，车辆迅疾地推过桥去。
行人和拉车者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大可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可是路人从不袖手旁观；
助人一臂，过得桥去，既不通名报姓，又即各奔西东，岂不白费了力气，与己何益。
可是，路人从不考虑、计较这些，而乐于相助。
是什么原因使陌生的路人伸出了助人之手呢？
因为在新社会里，劳动人民之间，尽管素昧平生，却有着共同的理想；
虽则萍水相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
这种共同的理想和利益，使得人们站得高，看得远，把别人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做到一人有事，大家相助，一处遇难，众人相帮。
正因为这样，人们之间就能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推动着时代的车轮迅猛前进。
从这种推，又使我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另一种“推”。
他在三十年前《推》的一文中写道：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那时，有种高等华人“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
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现在我住在桥边每天遇到的“推”和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不能不遇到的“推”是多么不同呀！
这两种不同的推，反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不同的精神面貌。

公社和电
西中扬
这村庄，沉睡过多少年头？
任凭那，风雨袭击，雷电呼喊。
这地方，经历过多少变迁？
永远是，忙碌的白天，漆黑的夜晚。
一盏油灯，刚才点燃，
又忙熄灭，为的是节省下几个铜钱；
一轮明月，才上东山，刚照场院，
草堆旁便蜷伏下疲惫的青年。
黑暗，笼罩着整个岁月，
愚昧，蒙蔽着人们双眼。
天有多宽？
路有多远？
祖祖辈辈，谁曾走出这二亩沙田！
今夜，我登上公社大楼，
满眼里星云灿烂！
电线，连结起千家万户，
灯光，把人们心头点燃！
银幕上，出现了五湖四海。
扬声器，播送着地北天南。
收音机，高唱着革命战歌。
电话里，传送着北京语言。
排灌站，滋润着千亩土地。
拖拉机，吸引了满院青年。
试验室，温暖了公社的种子。
俱乐部，照亮了劳动者双眼。
电，把吃人的旱魔打入冷宫。
电，把凶恶的洪水锁进深山。
电，武装了千千万万革命农民。
电，摧毁了许许多多陈旧信念。
啊，这股电流从何而来，
祖国的首都，我们的电站！
啊，这股电流向何而去，
共产主义，我们的明天。

王明珠
任大心
远看一片绿，
近看树成林，
钻进树趟子，
半里才见村。
这是马村的一首歌谣，是说马村树多的情景的。
马村怎么会有这许多树呢？
这得说说种树人王明珠。
王明珠今年七十二岁，他一辈子喜爱树木。
过去，他家的小院里、院子周围，栽满了槐树、榆树、桃树、杏树。
一到春天，树就给他家搭起了凉棚。
可是，在勾子军占着的时候，马村这一带的树也遭了一次大难：
勾子军说，路两旁和据点附近有树挡眼可能掩藏解放军。
他们架着机枪，立逼着人们把大树小树一律砍掉。
砍下来的树堆在村边上，围成一道围墙，他们说这能挡住解放军。
砍王明珠家树的那一天，这个一辈子喜爱树木的老人，却象没事人一样，看见家里人哭，他还说：
“哭什么，你们不会把眼睁得大大的，看着狗日的还能反几时！”
果然，不久，解放军十二团来打马村的勾子军。
不过一顿饭时，就把勾子军拾掇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挤在武家地主的东大院里。
从解放军刚一进村，王明珠就学着战士们的样子，弯着腰，跟在战士们后头帮着喊话：
“勾子军们，你们跑不了了，快缴枪吧，缴枪不杀，不的话，可没你们的好下场！”
解放军的营长发现了这个老汉，就跟他说，部队要爬房打东大院的勾子军，问他敢不敢给领路扛梯子。
他说：
“同志，不用问，跟我走吧！”
他扛起梯子，嗖嗖飞跑。
到了地方，战士们上房，他扶梯子。
等战士们都上去了，打响了，喊开了话，他又帮着喊话。
忽然他身边炸了一颗手榴弹，他觉得腿上有个东西一碰，他知道是挂了花，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他在后方医院养了半个多月，回来的时候，看见人们正在平勾子军挖下的战壕，他就到西边马西村扫了些榆树钱，还到县城的学堂里揪了些洋槐籽，埋在战壕里。
这些树籽有的当年就出了芽，三二年就长成了一人多高的小树。
以后，政府号召植树造林，那时马村接受了植树三千棵的任务。
村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还说全村的后生娃娃都归他指挥。
可是那些后生娃娃都贪玩爱热闹。
他就一边喝呼他们，一边哄着他们，还给他们唱秧歌。
他还跟后生娃娃们比赛：
除去大家伙种的三千棵之外，他自己又单另种了三千棵。
这样马村就双倍完成了任务，而且全部成活。
为这，县里发给他“植树造林模范”的奖状。
从这，他种树的劲头更大了，一年到头，不管干什么，总是扛着铁锹，腰里掖把斧子，看见有空地方，就挖个坑，点上树籽，或埋上树栽子。
他找树栽子的办法很有意思，马村不是没树栽子了吗，他就到西山脚下的那几个村子去转悠，见到人就说：
“我是马村的王明珠，我来给你们修理树，一不吃饭，二不要钱，就为要几根树栽子。”
人家看见他这么热心，又这么大年纪了，就自己爬上树去，砍下树栽子来送给他。
这样天长日久，王明珠就出名了，三里五庄的人都说：
“马村有个王明珠，那人种树有瘾。”
不错，王明珠种树是有瘾。
有一次，他到县里开植树造林模范大会，农林水利局的老张正讲话，叫人们见缝插针，大搞植树造林。
他听着听着，忽然跑到台上说：
“老张，俺村东边不是有条灌渠吗，两边埝上，可是种树的好地方。
要种上树，又造林又能护埝。”
老张使劲一拍桌子说：
“好老明，你这个主意好。
这样吧，这个任务交给你，你给咱把树种好，算你一大汗马功劳。”
从打这，他每天顶着星星起来，种一阵子树再跟人们一块下地；
中午再也不歇晌了，吃完饭，一推饭碗扛上铁锹就走。
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他一共栽活了一万六千多棵树，还到灌渠两岸各村去宣传，帮助另外三个村子也都在渠埝上栽上了树。
到了合作化时期，他听干部们讲了合作化的章程、办法，还听说他要是入了社，也可以象饲养员专管喂牲口一样，专管种树看树。
他就说：
“好，我入社！”
这一来真是如鱼入水，如鸟投林，社里选他当了林木水利股副股长，专管种树看树。
他一头扎在树林里，再也不出来了。
下雨，披一个布袋片，下雪，披一件老羊皮。
谁家的放羊娃娃要是赶着羊走到树跟前，老远他就喊：
“离远点，离远点，咱这树还小，羊吃了树尖树就死。”
拾柴的孩子，他更不让到树跟前去。
他说：
“要烧树枝，到社里去领，我砍下来的树枝，都交到社里，这是咱大伙的东西，家家有份。”
人们看见他这么大公无私，忠心耿耿，就都帮着他看树，谁也不折一枝一杈，还嘱咐自家的孩子不许去糟害。
就这样，几年间，树可就大见出息了：
粗的有两三手，细的也有暖瓶粗了。
远看，一片郁郁葱葱，云蒸雾罩，近看，灌渠上整日不见日影，映的渠水更加碧绿澄清。
这里简直成了马村的一景。
可是，不好，这一天老头子出了事故：
这天，他砍着树，出了一身汗，忽然来了急雨，被雨激了一下。
又加上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一脚没站稳滑到埝下摔了一跤。
回到家，他就觉得心里闹腾得慌。
第2天就大烧大热，一连病了二十多天。
多亏公社医院的副院长每天三趟两趟地来看他，紧着打针吃药，这才慢慢见好了。
这时，儿子劝他：
“你这么大年纪了，整天还爬树登高，要有个好歹，图个什么？
往后可不要干了，咱家也不缺那几个工分。”
王明珠正吃饭，他把碗一墩说：
“‘不缺那几个工分’，你现在能挺着腰板说这话了，解放前你怎么不说？
你说你这是什么思想？
我老汉要为人民服务，你后生家倒拉后腿！”
老头子刚能下炕，他就拄根棍子找老支书、大队长和县委工作组老秦，商量种果木树的事。
干部们都支持他的计划，老秦还答应负责向县里交涉树苗。
不几天，树苗运来了，一大卡车，有柿子、核桃、苹果、葡萄、枣树、花椒等等一共两万多棵。
于是他们商量好第2天就开始种。
老支书说：
“老明哥，群众听说你要在村西坡上种果木树，人人赞成，大家都要求参加一块种。”
大队长也说，这回种树，他要把“兵权”交给王明珠，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由他指挥支派。
王明珠没推辞，他当晚跟孙子借了个哨子，第2天黑早他就起来，一路吹着集合哨子到了集合地点——戏台跟前。
一看，人早到齐了。
老头子爬上戏台又讲了话，还唱了一段自编的秧歌。
然后队伍就出发了。
他走在队伍前头，扛着铁锹，还挑着一副水桶。
老支书拉着他的扁担说：
“老明哥，你刚好，今天你不要动手，光支派支派指导指导就行了。”
他说：
“老伙计，这回不卖卖老，还等待何时呀！”
说着，他夺过扁担，又跑到队伍前头去了。
马村一共有一千七八百个男女整半劳力，真是人多好干活，两万多棵树，不到四天就栽完了。
这一来，村西坡上可大变了样，那里有四道梁八道沟。
过去，梁上沟下，除去荒草还是荒草。
可是现在，荒草不见了，而突然挺立起来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小果树。
到了深秋初冬时分，小果树的枝条都是红色的，它们映得整个坡上终日象缭绕着一片红光。
大概是它们即使到了无花无叶的时候，也要以枝条的红色来显示自己的生命力，来显示王明珠和马村人的干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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